憲政民主下劃分左右的標準，是對待平等的態度；極權政體下劃分左右的標準，是對待極權的態度。劃分標準不同，左右的意義和陣營的性質自然也不一樣，中國的左派不等於西方的左派，中國的右派也不等於西方的右派。字面相同，內涵大異

　　老高按：向諸位推薦這篇長文。作者張千帆，中國著名憲法學家，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文長2.4萬字，我覺得文章不必這麼長，但是重量級學者，重量級話題，長就長一點吧，不喜長文的讀者就請留步。
　　張教授在文中多次告誡，對美國情況不了解的中國大陸學者，不要“入戲”過深；而我們萬維的多數博客和讀者，是在北美尤其是美國生活、工作的，我們自然有必要涉入更深。
　　張教授文中的一番話，是我們在討論美國的兩黨爭執、討論中美關係時要銘記的：
　　美國的生命力正是源自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禁止國教、言論與新聞自由，源自除了和平表達之外幾乎不設底線的信息交流和觀點碰撞。美國憲法牢牢抓住這一條政治自然法，使之兩個世紀立於不敗之地。


　　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

　　張千帆，中美印象　2020年10月03日


　　編輯說明：近年來，中國知識界面臨新的分化，這已是一個顯見的事實。而在如何看待2016年當選的美國川普總統問題上，不僅左右派意見相左，即便是自由派內部也是紛爭不斷。怎樣看待這些現象，釐清中國大變動時代的政治與思想光譜，作者在文中進行了一番梳理，特別指出中國自由派在左右劃分與政治判斷上的一些重要的錯位現象。這顯然是與中國思想知識界因各種信息、知識涉取上受到的限制有關，或許也與一些體驗的單相性或情感投射與偏好等因素有關。總之，這是一個一直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很好解決的大問題。這種現象顯然也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獨有，世界範圍內我們也可觀察到這種現象在不同國度的思想與知識界那裡或多或少地都存在，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知識社會學、認識論現象。就中國來講，本網站刊登此文，希望能夠引發中國思想學術界的思考，有助於此方面某些問題的澄清，這當然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思想認知上的問題，某種意義上講，它也多半會關繫到中國未來的政治選擇。

　　中國自由派正在分裂。隨着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計時，這種分裂愈演愈烈。
　　差不多二十年前，以2003年“非典”期間發生的孫志剛事件為標誌，國內大V們藉助互聯網的發展聲名鵲起。那個年代，國內眾多自由派圈子各做各事、殊途同歸，目標和思路看似是相當一致的：維權人士致力於通過個案消除公權濫用和社會不公，乙肝攜帶者抱團爭取平等待遇，“家庭教會”如野火春風越做越大，“獨立候選人”如雨後春筍在各地積極參選……但沒過十年，當這些活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打壓之後，自由派陣營內部開始不斷發生分化。短短一二十年，中國自由派已經歷多次撕裂。先是改良派與革命派、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道揚鑣，主要表現在激進派“打橫炮”，指責改良派販賣“虛假希望”。後來曾發生女權主義者爆料國內公知界的“潛規則”，某些公知則指責女權運動配合政府打壓公民社會。最近的動向是自由派當中信奉“保守主義”的人群指責“白左”的“政治正確”，自由派之間的分歧從國內事務轉向對國外尤其是美國政治的不同立場。
　　部分由於國內政治氣氛的日漸沉悶，越來越多的國人把關注焦點轉向國外，特別是美國，而美國政治的左右極化加劇了國內自由派的分裂。川普當選之後，反川派和“川粉”變得水火不容。部分基督徒和推動宗教自由的人士開始頌揚“福音派的勝利”，保守主義學者則大力推薦《美國秩序的根基》並強調美國立憲的基督教基礎。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後，美國各地抗議風起雲湧，其中也發生了一些打砸搶行為，引起了許多華人的反感，本已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迅速情緒升溫，Black Lives Matter被貶譯為“黑命貴”，支持種族平等的正常言論被斥為“白左”的“政治正確”……
　　自由力量的分裂當然是極權喜聞樂見的。社會的一盤散沙既是長期極權統治的結果，也是極權得以繼續維持的條件。對於當代中國，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因為中國開始從極權中走出來不過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而絕大多數時候雖然在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信息，但是國民們並沒有政治實踐的機會。沒有實踐，許多想法不過是耳邊風，以為自己知道，其實並沒有切身體會。人的思想是在不同立場、觀念和利益的碰撞中才逐步紮根的。種族主義者只有在遭到受歧視者回懟的時候，才會意識到自己的種族觀對他人乃至對自己都是有害的；主張政教不分的人只有在自己遭到政權壓迫或被壓迫者的回擊時，才會認識到政教分離才能保證社會和平；只有當“獨立候選人”競選成功並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人民才能看到選舉民主和議會政治給自己帶來的好處，而不是只知道嘲笑“橡皮圖章”……當人民沒有機會自由實踐並相互糾偏的時候，許多道理爭辯不清，他們會停留於喋喋不休、愈吵愈烈的口水戰，無法就某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並形成契約性承諾，共同對抗極權。極權得以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打右派，左派鼓掌；打左派，右派歡呼。它打誰都能獲得社會支持，自己則得以凌駕於所有人之上而永不倒。
　　解決這個難題的最好辦法是在威權式微、管制鬆弛的轉型國家允許相對自由的政治實踐，讓人民慢慢適應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目前本國的政治實踐可遇不可求，關注國外政治發展也算退而求其次。雖然對美國政治事件的關注造成自由派分裂，但壞事也可以變好事；提前暴露出國民在擁抱自由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可以防微杜漸、防患未然、減少內耗，為今後轉型機會到來之際少走彎路、少栽跟頭做好思想準備。關鍵在於我們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不要在概念不明了、事實沒弄清的情況下貿然做出判斷，否則水只會越攪越渾。自由派在判斷國內問題時，立場大都一致；畢竟生於斯、長於斯，我們是經歷了本國歷史和現實的“過來人”，對本國問題的實質不會有太大認知偏差。但在判斷歐美的人和事，卻常常打得不可開交，可見這個問題在國人判斷外國政治的時候是比較嚴重的。
　　這也正常，因為沒有在國外長期生活或全面閱讀的經歷，多數人對國外的了解限於網絡或微信等途徑傳到國內的中文介紹，而這些資料及其閱讀本身可能帶有高度選擇性，形成了“定製信息”現象。譬如國內許多自由派是撒切爾和里根經濟學的擁躉，但是他們真正知道多少保守主義經濟學及其社會後果？恐怕許多人原來就從保守主義立場出發，閱讀的都是對保守主義說好話的文章，對批判性的文章則視而不見或簡單歸為fake news。但同樣這個人如果在歐美長年生活過，對保守主義經濟政策的效果有切身體會，就未必會像他這樣認同保守主義。因此，國人對國外政治的立場很多時候是以一廂情願的想象代替知情判斷。
　　這種情形在國內、國際“左”“右”對接的時候尤其常見，也更為嚴重。由於中國過去長期奉行極左，反“左”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此“左”非彼“左”，中國的極左和西方的所謂“白左”根本不是一個概念。“左”、“右”本來就是複雜而混亂的標籤，弄不好會張冠李戴甚至化友為敵，讓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失去一半國際盟友。遺憾的是，國內一些自由派恰恰犯了這個錯誤，誤以為凡是比自己“左”的都是極左，造成反“左”的“擴大化”，並在指責“政治正確”的同時，似乎非要把自己放到一個“政治不正確”的立場上——反對種族平等、反對“一人一票”、宣傳特定宗教的正確偉大……這種傾向當然是危險的——如果為了反“左”而把自己變成極右，那麼“自由派”就得打引號了。在造成認知混亂的另一端，有些西方的左派誤以為自己和國內的“新左”是一路，不小心也會滑入極左的圈套。
　　於是，中西之間的“左”、“右”對接變成了一場跨洋誤會。這場誤會不僅會讓我們失去反極權的同盟軍，而且已經產生了自由派內部的價值觀混亂，甚至可能改變“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如果中國式“自由主義”反對平等、反對“一人一票”、反對政教分離和世俗國家、基於宗教理由至少反對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張某種特定信仰成為國家正統，那它還剩下什麼呢？

　　一、上下左右——兩套坐標的錯位

　　我們知道，左右之分起源於1789年法國革命。當時，坐在三級議會右邊的是支持舊體制的保皇派，坐在左邊的則是雅各賓派等“第三等級”代表。左翼的主要訴求是反對君主制，支持大革命、共和制和世俗化。法國革命的本質是作為社會底層的“第三等級”推翻王權、第一（僧侶）和第二（貴族）等級等特權階層的左翼政治革命，左翼政治的目標在於實現社會平等、推翻一切形式的等級壓迫。由於左翼目標是反既得利益，往往不可能通過體制內的手段實現，因而在策略上傾向於激進，容易鋌而走險、主張暴力革命。右翼則顯得相對保守，主張維持現有體制，至多通過漸進改良修補體制的不足。
　　到19世紀，左翼分化出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極端派別。二者的目標其實大同小異，都要求建立一個無階級、無差別、無國家、無壓迫的大同社會，只不過馬克思尤其是列寧主義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和一切權力高度集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這一目標。馬克思主義曾是歐洲左翼的主導思想，但是到19世紀後期，德國的伯恩斯坦等社會民主黨人告別革命、轉向改良，主張通過議會選舉政治維護廣大工人的權利。同時期的美國則主要受潘恩等平民主義學說影響，出現了工會主義、進步主義、“社會自由主義”等不同的左翼派別，認為只要通過財富再分配即可實現社會平等。
　　經過20世紀兩次大戰之後，蘇聯、東歐和中國先後建立了馬列主義政權，歐美國家則進入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福利國家時代，其基本特徵是憲政民主＋國家干預＋收入再分配。到1970年代，後現代主義又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左翼派別，其主旨和法國大革命時期一致，都是反對某個意義的等級壓迫、實現更廣泛的平等：世俗主義反對教會等級的當代殘餘，女權主義要推翻男權壓迫，同性戀挑戰傳統婚姻法對他們的歧視，動物保護主義要維護動物不受人類虐待的權利，環保主義則強調人類對地球和大自然的共同所有權……當然，這些國家也存在個別反體制左派，譬如英國的托洛茨基派繼續宣揚武力奪權，美國的環保恐怖主義用暴力傷害人身或破壞財產來實現環保訴求，但是他們的存在完全被邊緣化了。
　　經過二戰之後的意識形態調整，歐美主流左派政治早已完全融入了憲政民主框架。左翼主流徹底放棄了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左右之爭還原了法國革命早期議會政治的本來面目，變成在自由言論＋選舉政治下理性說服多數選民支持各自立場的政策之爭。也只有在憲政民主框架下，談論“左”、“右”才有意義，不同立場才能通過言論自由充分表現自己，並通過選舉民主將政治訴求轉變為法律政策。左右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不同，但共享一部社會契約並承諾共同遵守政治自然法則，其要素有：（1）維護思想、信仰、言論、新聞、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反對基於性別、種族、地域等因素的歧視；（2）對議會和行政首腦實行普遍、平等、自由、秘密的周期性選舉；（3）實行司法獨立、行政中立，後者包括公務員、警察、軍隊。左右之爭變成求同存異的和平競爭，各自利益、立場、觀點不同，卻共享社會契約通過憲法所體現的基本權利和制度。
　　在憲政轉型失敗的國家，所謂的“左”、“右”則變成有異無同、水火不容，非要通過暴力鬥爭乃至內戰決一雌雄；勝利者不僅樹立一黨專政和個人崇拜，而且形成“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極權政體。1917年，蘇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極權國家。和右翼相比，左派更容易走向極左並墮入極權，而且左翼極權比右翼更為徹底。這是因為極左（至少名義上）追求社會大同，比極右更加烏托邦，尤其是財富均等與“生產資料”國有化，而這樣的理想通過和平改良無法實現，只有通過暴力建立高壓政權才能強制實施；理想和現實差距越大，極權越徹底。這在我的長文《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討論。而極權一旦建立之後，極權理想很快就不重要，意識形態鬥爭蛻變為獨裁者個人的權力鬥爭；不論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是毛澤東的“文革”，都清楚體現了這一特點。雖然極左口號天天喊，但當真的人越來越少。事實上，極權政體為了現實統治需要必須進行有限妥協，官方政策和宣傳都得向中間務實立場靠攏；政府不僅整治右派，而且也經常打壓仍然保持極左理想的左派。這在“文革”後期乃至中國今天都是常見現象。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納粹究竟是極左還是極右？他們當然通常被歸為極右，因為他們的鮮明特徵是反共、反猶、反民主，執政期間確實對德國共產党進行了嚴酷鎮壓，但納粹的正式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1919年之前，它就是簡單的“德國工人黨”；之後加入了“社會主義”成分，主要是為了吸引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成員。雖然納粹統治期間國有化了某些工業，但是完全不像共產黨那樣將公有制當作終極目標。因此，納粹的“社會主義”成分確實不多；事實上，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平等理念。對於納粹來說，階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德國人，德意志工人和資本家同樣值得讚美。希特勒等納粹領袖本身也明確否認自己是左或右，而是“左右開弓”，同時狠批左翼共產主義和右翼資本主義，而要在二者之間走出個人服從集體、經濟服從政治的第三條路。老納粹是保皇派，被迫遜位的威廉二世一度支持納粹黨；新一代納粹則更致力於推翻魏瑪共和，建立極權政體。
　　事實上，納粹內部存在左右兩個派系。保守派代表戈林敦促希特勒與企業界和好，激進派戈培爾則反對猶太人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強調納粹的無產階級底色。1929年大蕭條之後，黨內保守派勢力大增，希特勒即多次接見工業巨頭，要求他們幫國家渡過難關。企業界為了防止社民黨或共產黨上台，也積極配合納粹。到1933年上台，納粹已獲得鋼鐵、煤炭、化工、保險等支柱產業的堅定支持。希特勒要求黨衛軍暴力清除黨內左派勢力，但是黨衛軍領袖羅姆有自己的反資小算盤，結果很快被希特勒清除。希特勒本人曾因為反猶而反對資本主義，但同樣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平等，認為不平等和等級制對民族更有利。他數次讚美斯大林，主要也是因為後者清除了托洛茨基等猶太蘇共領袖。總的來說，納粹意識形態的基調是種族主義、英雄崇拜和極權國家，因而屬於極右。但是如納粹領袖公開表示，左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極權國家推行德意志種族至上、民族主義並消滅猶太人。
　　因此，一旦“左”變成極左或“右”變成極右並成功建立極權，那麼原先左右的橫向立場分歧即轉化為支持和反對極權的縱向制度之爭。中國廣義上的“右派”或“自由派”有激進、保守之分，但不論什麼派別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反對極權國家。實際上，自由派的主流支持民主與平等，為社會大眾和弱勢群體說話，因而未必都能被歸為當代西方意義的“右派”。這是因為西方定義左右的標準和中國不同，和國家無關；競選投票之後，國家既可以由左派掌權，也可以由右派掌權。民國時期，雖然國民黨也實行一黨專制，但是因為內憂外患，政治統治的權力集中程度是高度不徹底的，社會仍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因而那個時候的左派是真左，支持共產革命的是極左。等到共產革命成功，極權國家穩固確立，中國的左右則是相對於國家政權而言。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引來知識分子對政權潮水般的批評，次年統統被打成“右派”，而實際上他們和右派立場未必有什麼關係。“右派”的意思是這個政權本來是左的，所以批評政權就成了“右”。當然，政權追求的許多政策本身為左，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反之則自然為右，如包產到戶。但在一個左翼極權國家定義左右的根本標準是對待政權的態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無論是毛澤東的既反“右”也反“左”（“左傾機會主義”），還是鄧小平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都體現了極權統治無所謂左右。
　　因此，當代中國的左右就是這麼來的：國家先在那裡，成了左右的參照系；反對國家極權、要求自由民主的就是“右派”，支持極權國家的就是“左派”。當然，中國的“左派”也是一個複雜的譜系；思維仍然停留於“文革”時代的“毛左”認為偏離毛主義的鄧式改革是“極右”復辟，體制內的“左派”則多為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擁護國家主義和一黨專政，服從體制並期望從中獲得個人利益最大化，但並不認同平均主義或公有制，除非能給個人帶來好處，因而顯然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左派。我在2012年發表的《中國式自由與民主的提前對決與殊途同歸》一文中把中國左派分為六種，其中也有一種類似於西方左派，嘗試通過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憲法權利實現左翼理念，而當局很可能把他們歸為“右派”；其餘幾種則都是極權主義的吹鼓手，在此且不展開。
　　總之，憲政民主下劃分左右的標準是對待平等的態度，極權政體下劃分左右的標準則是對待極權的態度。劃分標準不同，左右的意義和陣營的性質自然也不一樣，中國的左派不等於西方的左派，右派也不等於西方的右派。我一直在提醒注意“此岸”與“彼岸”之分：我們仍然生活在極權陰影下的此岸，他們則生活在憲政民主的彼岸。彼岸有真正的左和右——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左右都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爭取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此岸則首先無所謂什麼左右，極權就是“正確”的標杆，凡是不正確的都是“錯誤”；“左派”主流附和極權，“右派”則反其道而行之，而已。國內老一輩學者如郭道暉、謝韜、高放等主張“真正的社會主義”，其實屬於西方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左派，但是這裡的當局會把他們納入“右派”陣營。由此也可見，“西左”完全可以和中國的“右派”同屬一個陣營，共同反對極權國家。

　　二、西左是極左嗎？

　　然而，在簡單化的極權思維長期影響下，中國不少右派卻混淆了西左和極左。極權之“極”不僅意味着極端，而且也意味着極簡——好像什麼事情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而且無問東西。中國的左就是西方的左，中國的右就是西方的右，所以中國右派理所當然就要和西方右派站在一起，把自己自動歸屬於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陣營，好像只有歐美右派是盟友，西方左派則和國內極左一樣是自己的對頭。近年來，國內右派對“白左”和“政治正確”的口誅筆伐不斷升溫，不少右派對“白左”的鄙視程度甚至超過了他們對中國極左的鄙視。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因為自己是 “學院派”，我認識的歐美人士大都也是學院派，而歐美學院派普遍偏左，因而大都是所謂“白左”，中國問題專家也不例外。過去數十年，孔傑榮、黎安友、林培瑞這些響亮的名字一直和呼籲中國的人權與法治、批判極權體制的文字聯繫在一起，而他們都是“白左”，一個體現就是他們都對川普的右翼政治十分反感。我認識的歐美學者人都很好，也都發自內心地喜歡中國，對中國人十分友善。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國，有時候犯糊塗，會不會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覺得中國體制也不錯？這樣的人其實很少，至少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法律學者中我沒有遇到。孔傑榮幫助陳光誠在美國落腳，黎安友編輯出版了《天安門文件》，林培瑞親自陪同方勵之夫婦去美領館避難……這些人都長年進不了中國，能“左”到哪裡去？即便中國研究領域之外的學者對中國事態的性質可能有那麼一點誤解，那也是很容易向他們解釋清楚的。至少，他們所有人都對八九事件立場鮮明，並真誠希望中國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豈能和國內的極左等同視之？
　　至於西方學院派對右翼政治的批評，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最好還是抱着中立旁觀的姿態為好。我在美國學習生活了15年，但從來認為自己是一個外國人。現在已回國20年，對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更為生疏，更不敢輕易下判斷。我的朋友中有民主黨，也有共和黨；偶爾談起政治，說實話，我認為兩邊都有些道理。國內許多自由派把民主黨當成共產黨，讓我很詫異。我們可以看一下，民主黨內最左的桑德斯是什麼立場。他自稱“民主社會主義”，所以被很多人認為要在美國搞中國式“社會主義”。但是他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桑德斯的國內政策主張勞工權利、車間民主、普遍單一醫療保險、大學免費、“綠色新政”——為解決氣候變化創造就業機會，對外政策則主張裁軍、更多通過外交政治而非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爭議、國際經濟貿易更多考慮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他在一次訪談中解釋了自己定義的“社會主義”：
　　我並不相信政府應該接管街上的超市或擁有生產資料，但我相信為美國製造財富的中產和工作家庭值得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他們的收入應該上升而非下降。我信任在美國繁榮、投資、增長並創造就業的私有企業，而不信任那些在美國關門大吉而跑到國外通過剝削低薪勞工增加利潤的公司。（1）
　　簡言之，桑德斯就是一個“北歐模式”的擁躉，北歐搞的就是他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確實比美國“左”，但顯然既不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不是蘇聯或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據說他的“社會主義”在美國大學生中間有許多粉絲，這真的很可怕嗎？這裡的關鍵詞不是什麼“主義”，而是“國家”、“專政”。我們要問的關鍵問題不是社會是否平等或窮人有多少福利，而是國家做什麼、怎麼做？國家是否尊重言論自由和財產權等基本權利？有沒有“真普選”？司法是否獨立？……只要不通過國家用“專政”手段強制實行，什麼主義都不可怕。
　　有一次，北大請挪威大學的法學院院長講座。我對北歐模式很好奇，想問出一個究竟，看看其中到底有什麼“秘方”。但問來問去，最後得到的印象仍然是平淡無奇——挪威就是一個類似德國的憲政民主國家，只不過社會福利和富人繳稅更高一些，在新聞自由、選舉民主和法治方面比美國做得更好一些，而已。國內許多自由派迷信美國，以為美國什麼都是世界最好——它顯然不是。你去看一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比較值得信賴的年度調查就知道，美國不僅人均收入並非最高，而且在上述制度指標上也一直落後於歐洲“白左”國家，“北歐模式”則長期高居榜首。當然，你可以質疑高稅收、高福利模式是否可持續，甚至是否可能滑向某種“國家社會主義”，但這些都是論證很複雜、答案不確定的問題。你顯然不能把“北歐模式”或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共產劃等號，好像哪天桑德斯上台就是美國末日似的。
　　總之，作為一個既沒有自由也沒有福利的外國人，你替他們着什麼急呢？為什麼一定要站在非對即錯的立場上，為某一邊無條件站台？其實，假如我是在大學教書的美國人，我也大概率地會加入左派陣營。這是因為美國相比歐洲偏右，往往體現為自由過多、平等不足。這次疫情擴大迅猛，甚至今天仍看不到明顯的下降趨勢，即體現了自由過度導致的問題。許多美國人不願意放棄一點無足輕重的自由，譬如戴口罩，結果必然要付出極大代價。疫情期間發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則體現了平等不足，警察中間因為種族主義而過度執法的現象並不鮮見。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追求公平正義、批評公權濫用是一個學者的天職。這和我在中國的角色是完全一致的——批評中國人權和法治倒退、主張思想與言論自由、主張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反對形形色色的歧視、呼籲保障失地農民和被拆遷戶的財產權……在美國，這些主張往往會被歸為“左”，但是在中國，它們就是典型的“右”。
　　因此，我們有什麼必要以中國的“右”去反西方的“左”呢？不要忘記，我們要反的是本國的極權，而不是美國的左或右。在任何憲政民主國家，左右的主流都是反極權的，都是我們的朋友。如果我們反他們當中的左或右，不但很可能得罪並失去其中一半的反極權力量，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反成了極權陣營中的一員——極權的對立面是憲政民主，反對憲政民主中的一翼，無論左右，豈不是很容易走到憲政民主的對立面嗎？

　　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已經發生的真實危險。弗洛伊德事件發酵出華人圈裡相當普遍的種族主義情緒，即說明納粹式極權主義病毒並沒有離我們遠去，甚至有的“自由派”也未能倖免。很多華人把此次事件催生的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貶譯為“黑命貴”，而他們反對這場運動的理由在憲法甚至邏輯上都是不成立的。很多人反對是因為他們認為All Lives Matter，而不只是黑人生命重要。這個立場本身沒問題，但用它來反對BLM就搞笑了——事實上，它和BLM是同一個立場；之所以有人主張BLM，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黑人生命遭到輕視，所以才強調要尊重黑人生命，而不是反對尊重其他人的生命。一場運動當然要重點突出，沒有必要以包羅萬象、一貫正確的“宇宙真理”面孔出現。很多人把BLM等同於這場運動中出現的一些暴力行為，但任何遊行集會都有可能伴隨暴力，過去一年的香港街頭抗爭也出現過暴力，但顯然不能把暴力和遊行集會劃等號，否則就陷入了兩難：不是採取“雙重標準”，就是採取極權邏輯，像大陸公安那樣70年來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拒絕批准任何集會。正確的態度顯然是譴責暴力，但是支持和平的言論與集會自由，而不是以種種藉口拒絕承認自己不喜歡的觀點也有表達自由，否則就成了極權邏輯的擁抱者。

　　許多華人對這場運動的態度部分源自其種族歧視意識，部分也因為他們對川普政府的無條件認可，而川普本人及其高官對這場運動的許多表態是不合適的。譬如川普本人屢次指責BLM是“叛國行為”（treason），簡直是總統版的“朕即國家”。司法部長巴爾則在Fox電視台節目上稱，Antifa藏身和平示威者中間，以第一修正案為護身符，“綁架”運動並策動暴力，卻沒有展示任何確鑿證據證明BLM出現的暴力就是Antifa策動的。（2） 他還說BLM就是民主黨的政治陰謀，目的是把川普搞下台。在民主國家，這有什麼錯嗎？哪一次運動不是帶着特定的政治目的？至於巴爾說民主黨“放棄傳統價值”，把政治奪權當作“世俗宗教”、“是對宗教的替代”，則更是離譜。司法部長這樣講只能表明自己不稱職，連第一修正案的基本常識都沒有。作為司法部長，他唯一該問的問題是BLM運動本身是否存在暴力？有暴力就抓人，沒暴力就容忍，就這麼簡單，和什麼“宗教”、“傳統價值、“政治目的”扯不上半點關係。事實上，他根本不應該在Fox這樣右翼傾向如此明顯的平台上發表言論。也許川普可以，因為他畢竟是政治人，儘管這樣做也有失風度；司法部長更應該體現政治中立，不能讓政治利益壓倒自己的憲法原則，而這恰恰是川普政府最大的問題所在：左右分歧本來很正常，但是左右的共同底線是維護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世俗國家、行政中立等政治自然法則，這一屆政府卻常常公開不尊重這些原則。
　　因此，我們一定要拋棄一種觀念：“左”就是錯，“右”就是對——在中國，這是對的，因為“右”就是反極權；但是在一般意義上，這是不對的。在憲政民主體制，左和右都是正常的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無所謂誰“對”誰“錯”。只要認同並踐行前面提到的社會契約中的政治自然法則，即屬於憲政民主體制；反之，則屬於威權乃至極權政體。極權國家違背了所有的政治自然法，這是每一個在那裡生活過的人都十分熟悉的現象。我們不能用極權國家的左右去對接憲政民主的左右。憲政民主的本質正是讓不同立場和訴求通過言論自由表達出來，通過選舉政治占領國家權力舞台。

　　三、評價左右的坐標系

　　我們也不能把任何人的立場當作自己的參照系，以為反“左”就是天然正確。我注意到一種認知錯覺，姑且稱之為矯枉過正或“反作用力”：我們在反對什麼的時候，好像在推着它而自己受到反作用力，不知不覺往相反方向滑動，還停不下來，一直滑到和它相對的另一個極端。我們一開始反極左，譬如平均主義，反着反着，自己不知不覺跑到極右陣營里去了。下面會看到，矯枉過正似乎是各國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在憲政民主國家，仍然會有不少人不滿現狀。這本來是進步社會特徵，先有不滿才會有不斷的進化和改良。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不滿可以自由表達，再通過選舉和立法實現改良。在專制國家，改良之路被堵死，致使激進情緒蔓延。對極左不滿延伸為逢左必反，連帶憲政國家的正常左派立場也反，而且把他們混同為極左，從而把自己變成極右。反作用力造成的極端判斷意味着判斷者的定力不夠，缺乏自己的獨立判斷標準。我們不應該以任何人或事作為自己的標準，再去衡量其他人或事，而是要以自己的原則為衡量標準，以此衡量任何人或事。只有以自己的原則為“定點”，這樣才能有定力。
　　我們的“定點”就是憲政民主、社會契約、政治自然法，這是衡量任何其他人和事的標準。我們反對平均主義，但是不能變成反平等、縱容種族歧視；我們支持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能變成只是某個教派的“自由”，或對特定教派掌握國家政權欣欣然，否則其它宗教就不可能有自由了；我們反對“民粹”，但是不能藉此反民主、反普選、反“一人一票”……事實上，所謂“民粹”，就是貌似“民主”而實際上違背某些政治自然法則的口號或做法，譬如越過政黨和傳統媒體，通過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隻言片語和大眾選民建立直接聯繫，這種做法和“元首獨裁”何其相似？這也是為什麼我假如作為美國人投票的話，很可能不會把票投給川普，因為他從上台伊始就敵視一個新聞自由國家的新聞機構。
　　國內許多自由派之所以支持川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強硬姿態。我也基本認同這一看法，國際和國內事務應該一分為二。中國自由派很可能會“投票”給他，這是從我們的角度考慮問題。最近的美國態度急趨強硬究竟是川普團隊國際戰略的真實流露，還是利用疫情之後的美國社會情緒來扭轉選情逆勢的應急之舉，只有等到11月大選之後才能揭曉。但我同意，川普上任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不再停留於外交辭令，而是落實到貿易制裁等“實錘”。這顯然比各種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權對話”、“法治對話”實在，但是要把川普當作中國自由民主的“救星”，那肯定是期望過高了。中國因為改良無路、革命無門，國內沒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極權，自由派陷入普遍焦灼，存在把美國當“救世主”的心態。
　　問題在於，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是本國的救世主，除非雙方存在直接而穩定的利益對抗。尤其是民主政權肯定會首先關注國內民生，而不是拿着自己老百姓的錢到處“撒幣”或充當國際“共運領袖”，因而從來不會把別國的問題作為重點首選。川普的好處是有商人的實在，明確提出“美國優先”；無論個人還是國家，唯有在利益面前才比較真誠。然而，利益也是隨時可變的。中美利益是否存在長期不可調和的衝突，並非先驗決定的問題，而是取決於雙方策略互動；如果雙方認知的利益關係發生變化，那麼川普政府的對華策略也會相應變化。更何況如果中美關係長期惡化，那麼美國的對華戰略也將是長期穩定的，沒有必要把我們對美國的期望寄托在某一個黨派甚至某一個人身上。事實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正在和川普“比狠”，似乎誰對華更“狠”，誰就能贏得更多選票。當然，兩個人上台之後實際對華政策如何，都只有上台一段時候之後才能確知。總之，美中關係取決於兩國對核心利益的認知，民主共和兩黨對此並不存在系統性差異；民主黨綏靖、共和黨強硬只是華人“川粉”的想象，實際情形顯然並非如此簡單。
　　對於歐美國內政治，我總的態度是沒有必要投入太深。畢竟，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既沒有足夠的利益關切，也不夠知情，因而沒有什麼資格評判別人的左右、得失、對錯。無論誰在台上，我一般會尊重民主政治的選擇結果，除非他的言行明顯觸犯了“天條”——違背了政治自然法。畢竟，這個人得了那麼多選票，尊重選舉結果就是尊重多數民意。在一個言論自由、信息相對充分的社會，有什麼理由不信任多數人的選擇？在一個言論不自由的環境下，國人經常只能靠一些花邊新聞了解美國政治，難道他們對美國政治的判斷比多數美國人更值得信任嗎？當然，選民也會犯錯，但是必須有明顯證據表明他們確實做出了錯誤選擇，而且這種錯誤是大面積、系統性的，足以使一個錯誤的人選贏得大選。選舉體制本身也會發生扭曲，不一定每次都能保證多數人支持的候選人當選，譬如因為美國的選舉院制度的“勝者通吃”，川普在2016年的總體選票就不如希拉里，但是畢竟差得不多。即便某次選舉選錯了人，也沒有必要替人家着急，因為在一個成熟的憲政民主體制下，壞人做壞事並不那麼容易。更何況過幾年還有再次選擇的機會，大不了把他選下台甚至提前彈劾掉。總之，我們要相信憲政民主的選舉結果和自我糾錯能力，不要輕易在自己知道不多的事情上替他人做判斷。
　　對於憲政民主體制下產生的政策，也應當採取同樣態度。事實上，理性選民選的不是人，而是人所代表的政策；一個理性的“川粉”可以喜歡川普本人，但是之所以喜歡他，主要是因為喜歡他在競選的時候承諾兌現的政策——如果就是喜歡他這個人，對他代表的政策滿不在乎，那就不“理性”了。二戰後，美國尤其是歐洲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社會福利政策，許多帶有“保守主義”傾向的中國自由派對此憤憤然，認為這就是吃“大鍋飯”、養懶漢的“社會主義”制度。福利制度固然有它的問題，民主政治也可能會出現系統性偏差，但是國內保守主義對西方政治和經濟的認知基本上停留於哈耶克的學說，恐怕遠不足以對當代民主社會出現的問題提出有價值的批判，因為我們的判斷無非是出於對計劃經濟的憎恨，但人家的經濟制度顯然不是簡單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換言之，我們知道的這點道理，人家一定也早已知道。他們有那麼多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法律學者參與政府決策，也都能自由發表和出版自己的言論，為什麼都沒有採用哈耶克的建議呢？我們反對極左政策，問題是人家的政策並非極左，而只是有點左，而且這麼多年來，經過這麼多屆不同的政府，他們對左、右的利弊早已有比較精細的權衡。對此只了解一點皮毛的我們為什麼對自己的隔空判斷那麼自信呢？
　　在自由民主社會，各種利國利民的學說都有機會成為自由表達＋選舉政治成為國家政策。如果你一直懷才不遇，也可能是社會對你不公，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你的方案本身不靠譜。既然這麼多年、這麼多國家都沒有將哈耶克的學說作為治國之道，我只能說，他已經有過機會，但是很遺憾，他的學說並沒有被主流經濟學家和政治人認為是可行的經濟政策。至於為什麼，你可能需要至少讀一個經濟學博士才能知道原委。當然，他的學說對於批判和反思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的戰後主流經濟模式仍有價值並值得尊重，就和甚至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價值一樣，但他們的擁躉必然只是小眾。至於國內為何相當多的自由派將哈耶克學說奉為圭臬，可能是選擇性引進和閱讀範圍有限的緣故。如果是這樣，那是危險的。我們的父輩、祖輩曾經只讀馬克思（絕大多數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只讀了那個“宣言”），所以只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結果眾所周知。以今天的物質和信息條件，我們不能這麼自我設限。如果你至少從斯密到凱恩斯都通讀一遍，最好能聽課、做筆記、閱讀關於他們的評論文章，最後仍然認為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的學說最有道理，那我認可你的這個判斷是負責任的。而要經過這麼一圈，我說要讀個經濟史博士並不誇張。如果沒有經過相當廣泛的閱讀和比較，只是出於某種想象就確信某個學說為“真理”，那麼這種“確信”很可能只是對錯誤的偏執。
　　總之，我們的坐標系是憲政民主體制，而不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場。我們不能出於某種原因，用憲政民主體制下某些人（譬如總統）的立場為參照系，去衡量這個體制下的其他人及其立場。這種在“參照系錯位”之下產生的評價必然是偏頗的，尤其在美國兩黨政治本身已發生極化的情形下。如果我們以川普的立場為參照系，他又是保守派陣營中的最右翼，那麼這麼看左派立場必然是極端激進的，甚至和共產極左立場差別不大。如果我們錯誤地認為民主黨和共產黨沒有差別，那麼我們也會錯誤地定位自己，就好比我們和極左本來差十萬里，和西左本來也就差二十里，但是如果我們用十萬里的尺子去量西左，就把我們自己放到十萬里之外的極右立場上了——反民主、反平等、支持宗教干預政治。真正的自由派必須回歸憲政民主的原點，而在那裡，西方的左右離我們都不太遠。

　　四、右派認知錯誤是如何發生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那麼多的國內右派對“白左”如此不齒，對“白左”的鄙視程度似乎甚至超過了對國內極左？除了上面所說的認知簡單化和不同參照系下左右對接錯位之外，是否也有功利化思維的因素？罵政府顯然有風險，和極左互懟多少也有點風險，或覺得不值，弄不好刪帖、封號。罵罵八竿子打不着的“白左”，過過嘴癮，則一點風險沒有。網管看自由派內部互撕，也樂得讓你們繼續撕裂下去。當然，國內的事情沒法說，說說美國政治也算是一種歷練，問題是要把對象找對，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廉價發泄。
　　但在更深層次上，我認為自由派的認知錯誤是極權體制下的“逆向洗腦”造成的。極權宣傳機器每天都在傳播大量弱化智力能力的洗腦言論並屏蔽對立的觀點和信息，確實將多數國民變得政治判斷上變得智力弱化不堪，既沒有基本事實作為合理判斷的依據，也沒有任何理性論辯的邏輯和習慣。極權體制正面洗腦的結果是產生一大批頭腦短路的愚民和別有用心的“五毛”，他們不知道或不在乎這個國家曾經出現過瘋狂的領袖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饑荒、“文革”等無與倫比的人為災難。即便你把連篇累牘的事實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也會拒絕面對。絕大多數人出於恐懼、懶惰或愚昧，甘願被極權宣傳機器洗腦，放棄思考、樂得“裝睡”，充分體現了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
　　面對這樣一個弱智而極端的龐大人群，天天被令人生厭的洗腦包圍着，某些壓抑憤懣的自由派找不到理性辯論的適當對象，也無從培養自己的理性辯論習慣，因而反極權的思辨模式也變得極簡化了。他們大都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反體制，但是對憲政民主尤其是國外的政治實踐並沒有太多認識。事實上，他們受極權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己的思維模式也非常簡單，就是和“階級鬥爭”類似的簡單善惡觀，敵友之間界線分明，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朋友的“敵人”也是自己的敵人……極權體制下形成的這套極簡化思維在國內是夠用的，因為反極權總是不會錯的，但簡單移植到國外就不夠用了。六十年代，法國左派很欣賞極權中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還親自在大街小巷發“紅寶書”。他們的邏輯就是對蘇聯很失望，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正在和蘇聯唱對台戲，所以自然就成了左派的“朋友”。其實，他們除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之外，對紅色中國幾乎一無所知。今天的中國自由派不能再犯同樣性質的低級錯誤。歐美左右之爭的是非顯然不像極權—反極權那麼截然分明，雙方各有道理，也都有可能走過頭。任何一方都沒有資格以一貫正確自居，那樣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然而，長期生活在極權國家的人很容易染上極權的習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對自己立場的正確性過於自信。平時不存在自由平等的辯論機會，而基本自由的缺失並不妨礙每個人都把自己想象為一貫正確的上帝——在政教合一國家，自己是上帝的代表；在無神論國家，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和“上帝”打起來，你是正義的話我就成了邪惡，自然是不會留有寬容餘地的，正常的觀點辯論很容易上升為愈演愈烈的人身攻擊。左右之間水火不容、極化撕裂，根源是各自把自己神聖化，把對方妖魔化——不是弱智就是魔鬼附體。這種話語形態在自由派之間也是相當常見的，可見許多自由派也沒有養成真正的寬容習慣。經常把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句話，但誓死捍衛你的言論自由”掛在嘴上，其實只是體現了革命公知式的輕浮——既然你已經堅信他的每一句話都是錯的，他的言論自由還值得你“捍衛”嗎？這種話聽上去就是顯得你“大人有大量”，可以“寬容”別人的胡說八道。這種“寬容”本身就是自以為是的傲慢。
　　如胡適所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真正的寬容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憲政民主的邏輯起點是人的判斷力基本平等，因而政府並不比普通人更“正確”，因而不得對人民灌輸“正確”價值觀，其行為必須接受合憲性與合法性檢驗……但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人民內部、左右之間——不論你我是誰、持什麼立場，任何人都不是上帝，都會犯錯誤，所以我們都得有這個自知之明：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當然自認為是正確的，但我得承認，你也有可能是正確的，因而雙方都要為平和辯論留出空間。也許我們可以有十足的自信不遺餘力地批判極權體制，但是這種姿態對接到憲政民主體制下的左右論爭就不合適了。許多自由派似乎不能適應坐標系的轉換，到了西方場景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對待左右立場，不能為不同立場保留應有的寬容空間。
　　除了思維極簡和過度自信之外，極權國家養成的另一個習慣是喜歡誇張和走極端。任何體制都會有問題。傳統禮教當然有問題，於是就有人概括為“禮教吃人”，進而全盤反傳統；資本主義私有制也不可否認存在着剝削和貧富差距，所以就有人鼓動暴力革命＋公有制，甚至在沒有資本主義的國家鼓動實現社會主義。很不幸，近代的極端主義列車都被中國趕上了，一直把我們帶到左翼極權。現在，我們是不是也要延續同樣的習慣，因為福利國家有問題就要在一個幾乎完全沒有福利的國家實行“自由放任主義”呢？“自由放任”貌似很“自由”，但它的背景思維可以是斯賓塞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之所以完全不管經濟，是要讓經濟競爭變成一場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叢林鬥爭，趁早把那些弱者從物理上淘汰掉。這樣的民族才能變得更加強大。既然民族強大是目標，國家在有所不為的時候是否也可有所為呢——譬如對人種進行優生試驗？正如無政府主義很容易走向左翼極權一樣，“放任自由”離極右也只有一步之遙。同樣可怕的是左有問題就極右、右有問題就極左的思維習慣。它不只會讓我們在經濟政策上走偏，而且會讓我們在反對平均主義的時候走向歧視、反對無神論的時候忘記政教合一的危險、從反對“多數人暴政”變成反對“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我們反對一個方向上的過度，卻用力過度而走向了相反的極端。
　　不幸的是，社交媒體的發展和信息來源的多元化不僅未能通過不同觀點的碰撞有效質疑和制衡極端言論，反而通過一個個小圈子的“定製信息”使極端觀點抱團取暖、提振自信。事實上，不僅中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比較政治學大家戴蒙德教授在《美國政治極化的原因》一文中，將“定製信息”作為美國政治極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原先美國選民的主要信息來源是三大電視台，雖然政治觀點不同，但事實基本上只有一個版本。1949-87年，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實施“公平主義”（fairness doctrine）規則，要求廣播公司執照的持有者以誠實、公平與平衡的方式介紹有爭議的話題。但1987年裡根執政期間，FCC取消了這一政策；2011年，在《聯邦法規》中刪除了實施“公平主義”的行政規則。隨着聯邦政策的變化，美國媒體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化，偏離了政治中立的職業規訓，尤其是出現了大量政治右翼“脫口秀”。加上網絡時代的信息來源更加多元，政治事實也出現了多個版本，不同意識形態光譜的選民可以“各取所需”，左右變成了彼此陌生、不可交流的兩種動物，沒有共同語言和認知共識。左派只看CNN，右派只看Fox News；挺川派和反川派各自根據自己願意接受的政治認知，漸行漸遠、日趨極端。某種意義上，新聞自由的進步反而成了倒退——退回到現代媒體出現的早期，民主共和兩黨都有自己的報紙，《紐約時報》這些老報都曾經做過“黨報”。後來隨着媒體商業化，逐步脫離政治依附，變成獨立報紙。現在，部分媒體又帶上越來越濃厚的政治色彩，對美國選民的政治極化推波助瀾。
　　相比美國，中國官媒當然都歷來“姓黨”，但是2000年以來，新媒體的發展一度為中國新聞自由化帶來一點希望。我原來十分樂觀，現在也依然支持社交媒體的自由化，但是發現也不能過度樂觀。博客、微博被封殺後，微信成為信息和觀點傳播的替代工具，而微信群基本上是價值觀相近的同道群，同質化程度很高。不恭維地說，微信群里的各種假消息橫行無忌，尤其是許多關於國外的消息很難核實，因而極容易以訛傳訛。一個在右派微信群廣為流傳的帖子稱：“川普一任的白宮工作人員比奧巴馬任期少140人。如服務於美國第一夫人的工作人員就減少了39人。梅拉妮婭只用了5名工作人員，而米歇爾則用了44人。”最後的結論是，“川普做了很好的表率，真是全美人的一個好榜樣”。
　　由於這則信息經常被用來證明“白左”的“虛偽”和川普的“偉大”，我專門上網核實了相關說法。川普上台，總統任命的高官人數確實顯著減少。但是一方面，政府未必越小越好，譬如左派普遍指責川普對該任命的官員不任命——部分可能因為他作為一個“政治素人”對體制內人員不夠熟悉，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不想要太多職業官僚束縛自己的手腳，致使必要的聯邦職能不能正常履行。白宮工作人員也有所減少，但其中某些是職能部門。譬如2014年，非洲爆發埃博拉病毒之後，奧巴馬在白宮國安委之下設立全球傳染病防疫應對中心，2018年被川普解散，致使總統身邊沒有對全球瘟疫、網絡攻擊和恐怖主義等問題向他直接匯報的專職官員。另一方面，白宮規模和預算雖然有所減小，但幅度很有限。2019年，白宮有領薪的工作人員418人，比奧巴馬任期少36人。梅拉妮婭有工作人員11人，米歇爾有24人——確實差了一倍多，但並不像帖子說得那麼誇張（還有帖子說梅拉妮婭只用了1人）。奧巴馬執政的白宮平均年度花銷差不多是4300萬美元，川普執政頭兩年平均不到4000萬美元，但2019年也達到4200萬美元——是省一點，但數量極其有限，而且裁撤了核心部門人員，不一定能把活干好。（3）
　　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則假消息讓許多中國右派都認同帖子最後的結論：總統是“全美人的好榜樣”。這樣的認識和“毛左”的“偉大領袖是全國人民的好榜樣”有多大差別呢？由此也可見，“右”不等於正確。事實上，極右的思維模式和極左高度相似。要避免這種低級錯誤，只有把屬於事實的還給事實，不能只撿自己喜歡的新聞看，對自己不喜歡的事實採取“選擇性失明”。如此，不同的微信圈子只會形成一個一個封閉、偏執、極端、意淫、彼此不能對話的群體。今天在言論相對自由的環境下竟然產生這樣的結果，就太匪夷所思了。但美國兩黨政治的極化現象告訴我們，這不是不可能的，長期在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更需要警惕。
　　最近，拜登確定了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之後，另一則右派群里傳得很歡的帖子說賀是如何的“左”，其中一條是說她在任加州檢察官期間決定，價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盜行為一律不追究。2014年，賀錦麗任加州司法部長的時候，加州確實公投通過了一個第47號提案（加州比較愛公投），把價值950美元一下的偷盜及其它一些非暴力犯罪從“重罪”（felony）變成“輕罪”（misdemeanor），因而不是不追究，而是不用坐牢。這項改革的目的是把警力和司法資源集中在更嚴重的暴力犯罪，並減輕一直人滿為患的加州監獄的壓力。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是很有限、很寶貴的資源，因而這類改革是任何法治國家都必須作出的權衡。如今實施了五六年，這項改革是否達到了這些目的，以及是否助長了小偷小摸，完全可以用數據說話。如果得不償失，大不了加州選民把它廢了就完了；現在第47號法案還沒有廢，至少表明它的危害不如帖子說得那麼可怕。事實上，賀錦麗本人並沒有對第47號提案公開表態。在民主國家，不論再大的官都沒有能耐決定某一個法案的生死，有什麼理由把這個賬算到她頭上呢？只要搜一下賀錦麗的維基百科，就可大致了解她的政治立場，為什麼要輕信這些張冠李戴的謠言呢？中國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被政府定性的“謠言”確實常常是“遙遠的預言”，但是在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或對於中國政府沒有動機限制的言論（如賀錦麗的政治外貌），也動輒信謠傳謠，那就令人悲哀了。

　　五、“白左”與“政治正確”

　　如果說中國右派誤以為只有西方右派是朋友、西方左派是對手，那麼西方某些左派也犯了性質同樣的錯誤：誤以為中國左派是他們的朋友。結果是太平洋兩岸發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右“拉手”：“左派”和左派握手，“右派”和右派握手，其實他們根本不是一回事！兩種誤解相互激勵：你瞧，“白左”就是極權的盟友，所以中國的右派只能和西方保守主義結盟嘛！
　　這當然是誤解，“白左”不是極權主義。西方左派雖然起源於馬克思主義，但是至少二戰之後即不僅拋棄了暴力革命主張，而且也拋棄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激進社會主義學說，轉而接受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司法獨立、選舉民主等憲政基本原則，而只是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追求社會正義、財富再分配等平等主義主張。因此，西方左翼早已融入到憲政民主體系之中，甚至可以說是憲政民主陣營的主力——民主當然是人越多越好，而左翼代表的主要是為數眾多的社會底層。當然，我們不需要認同他們某些具體主張，但自由主義的要義就是“雙百方針”：只要在憲政民主的底線之內，任何主張都有發表和傳播的自由；至於究竟什麼是香花、什麼是毒草，由選民自己甄別。這就是憲政民主體制的基本邏輯，其“底線”差不多就是不得鼓動暴力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1950年代，德國憲政法院曾兩次取締政黨——一次是極右的納粹黨，一次是極左的共產黨，理由都是極權主義政黨的黨綱、組織結構和活動目的都是暴力推翻德國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這個底線之上，“白左”也好、“西馬”也好，都是憲政民主陣營內的盟友。
　　當然，西左也有西左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某些西左因為不了解中國情況，可能誤以為中國左派和自己是一回事，都追求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固然，中國左派也都把均富掛在嘴上，但是西左忽視了中國“左派”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在2017年訪問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時候，一位印度裔美國社會學者問我，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國內有沒有“安全問題”？我在錯愕之餘告訴她，汪暉是全國政協委員，這個身份的人是絕對不會有任何“安全問題”的。即便要問什麼“安全問題”，那要問的也是秦暉，而不是汪暉。可是，那裡好像沒有人知道秦暉，卻有許多人知道汪暉，後者儼然成了中國知識界的代表，還不止一次和哈貝馬斯一起獲獎。這也怪自由派“走出去”做得不夠。你看，國家資助的所謂“中華外譯項目”就對外推廣了多少垃圾文字？自由派學者一般沒有這種資源，出於各種原因在外知名度不夠，這是事實。但這種狀態和西左不了解也許不屑了解中國知識界現狀乃至政體本質也有關係。
　　其次，歐洲左派學者當中有些人不只是一般的不了解中國現實，或是為了吃中國研究這碗飯而被迫沉默或說中國的好話，而是他們對極權體制真的有好感或有期待。也許他們混淆了民間文化和政治制度，把對中國文化的愛投射成對中國制度的愛；也許他們有某種夢想在歐洲實現不了，希望並誤以為它能在“中國模式”中得到實現。2015年夏天，我在“後馬大本營”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參加研討，做了“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的報告，能明顯感覺到某些參會者的不悅。不悅什麼呢？人都是有盲區的。德國深受納粹之害，但好像共產禍害要小一點，至少沒有發生大屠殺或大饑荒，但這就能成為對極左理想心懷憧憬的理由嗎？我曾經問柏林高研院一位生長在東德的美國學者，納粹德國和共產東德哪個為害更烈？他明確說是納粹。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視共產極權在蘇聯、中國等絕大多數依附馬列的國家造成的毀滅性災難。罄竹難書的史料和觸目驚心的現實放在那裡，難道還不夠嗎？真有必要繼續留戀馬克思嗎？這些極左當然不能代表歐洲左派的全部，但是或已足夠讓中國自由派對“白左”心生厭惡。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普遍厭惡列寧，卻有不少人喜歡馬克思，好像在共產國家造成的災難都是列寧式國家革命的錯，馬克思只是被綁架了，甚至仍然有人把他奉為社會正義乃至人類自由的思想偶像。2018年，馬克思200周年生日，他的故鄉特里爾還接受了來自中國的銅像。我寫了《從馬克思到列寧》，分析他和列寧的關係，結論是他和列寧其實是互相依存、難分難捨的；沒有列寧按他的理想（至少以他的名義）建構的極權政體，馬克思這個名字會和歐文、聖西門、傅立葉這些人一起靜靜地躺在圖書館裡。雖然“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說得很好聽，但是從他的無政府主義（消滅國家、消滅階級）烏托邦理想中，開拓不出任何自由國家學說。
　　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歐洲左派從馬克思主義脫胎而來，卻未曾換骨。雖然經歷了戰後的適應和調整，後馬克思主義仍然奉馬為圭臬，只是修修補補，去掉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因素。然而，如果把這些東西以及公有制、計劃經濟等內容抽掉，馬克思主義到底還剩下多少獨特的思想貢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批判可被認為是其對政治經濟學的獨特貢獻，但是由於它自身的內在局限，批判之後提不出建設性的國家理論。“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立場正確，但是不僅在汗牛充棟的西方人文學說中並無超越之處，而且也和馬克思自己的經濟決定論基調背道而馳。戰後歐洲左派的困境在於，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似乎沒有找到替代性思想資源。事實上，既已融入憲政民主的文明主流，歐洲左派尤其是左翼學院派需要和馬克思主義做一個了斷，至少和其極權政體主張徹底公開決裂。如果仍然和它們保持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那麼左翼就不可能和憲政民主融合得很好，因為馬克思的基調是反自由民主、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這樣，歐洲左派自然就會和中國“左派”拉拉扯扯，而不可能和自由派融洽合作。
　　相比之下，美國左派（民主黨）的意識形態總體上更為溫和，基本主張是社會正義與平等。這些主張不僅本身就是憲政民主理念的一部分（如反歧視），而且也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才能實現。既然如此，美國左派和中國“右派”（自由派）本來應該是天然聯盟，而對中國憲政民主事業表示支持的也多為美國左派。二者之間的分歧不在於制度認同，而更多體現於經濟和社會政策。左派更注重物質平等，這是從羅斯福“新政”一直延續至今的民主黨立場。往好處說，民主黨比較“實在”——沒有基本的物質平等，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機會平等？如果一個人吃不飽飯、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給他政治權利、言論自由的意義是否就會大打折扣？基本福利不只是人的物質生存保障，也是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的基礎。但往壞處說，福利主義瞧不起人，把人當成是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只能靠國家供養的弱者；老幼病殘也許需要國家救助，普通正常人為何不能自食其力？過度福利必然養懶漢，對於人的成長來說有害無益，而且容易造成政府權力的膨脹和濫用，讓整個國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
　　在國際關繫上，左派雖然在維護自由、人權與法治的立場上“政治正確”，但由於比較看重實際利益，不敢得罪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因而往往停留於“口炮”，很少來真格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中國自由派喜歡川普的原因，共和黨說得不多，但似乎更加守信、更講原則。不過，這並不是絕對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最近去世，離總統大選僅一個月時間，川普卻急着馬上提名新的大法官候選人，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則躍躍欲試，準備極速核準保守派候選人；相比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去世，奧巴馬提名自由派候選人作為繼任，卻遭到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杯葛，其理由正是離當年大選“太近了”，而實際上當時離大選還有八九個月的時間。共和黨前後矛盾的行為顯然是極不講原則的，只能損害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和政治中立。
　　不論如何，具體政策分歧不應被界定為“敵我矛盾”。實際上，美國不論哪個黨上台，對華政策是穩定連續的，並沒有體現出兩黨有什麼系統性差異。共和民主兩黨本身雖然競選時相互攻訐，但平時仍然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我們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好像一定要站在某一邊和另一邊勢同水火？無論是與民主黨為敵還是共和黨為敵，走得太過都是與憲政民主為敵。歐美左派當中確有極左，但是他們不足以代表整個左翼。如果左派當中有人誤解了中國或忘記了列寧式極權之痛，那麼用中國事實把道理講清楚就行了；如果他們繼續對極權政體執迷不悟，那麼就不是屬於憲政民主陣營里的人，但這樣的人畢竟只是極少數。
　　最後，西方左右之爭本身也有變得越來越極端和彼此不寬容的趨勢。經過長期的權利鬥爭，西左已經形成一套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是指一個社會形成的絕大多數人不容違背的政治信條，在美國特別體現在種族平等問題上。它不僅意味着國家行為不得實行種族歧視，而且私人也不得流露出涉嫌歧視的言行。只要稍微偏離“政治正確”，輕則面臨口誅筆伐的巨大社會壓力，重則停職審查甚至丟失職位。這固然相當大程度上是源自對美國歷史上對黑人傷害巨深的蓄奴制的反思， 也體現了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上的巨大進步。從弗洛伊德事件來看，美國社會乃至政府的種族歧視仍然沒有消失，這種“政治正確”仍有必要存在，因為它體現的是反歧視的政治自然法則。但任何一種原則或規訓在實施過程中都有可能矯枉過正，產生英國憲法學家戴西所說的“公共意見的獨裁”。這個度確實不好把握，譬如明目張胆的種族侮辱或仇恨言論顯然不應被容忍，但是如何對待涉及種族的事實，如犯罪率、教育程度、領救濟人數和單親家庭的比例？是不是某些對黑人不利的事實也不讓說？是不是凡是遇到種族問題的發言都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要承擔嚴重後果？這樣下去沒完沒了，而對於實質性解決美國種族問題並無益處。就和政府壓制言論不對一樣，社會壓制言論也是不對的。儘管某些言論是多數人不認同的，讓它們說出來還是比窩起來、藏起來好。說了不對，當面懟他就是了；不讓他說，不代表他就沒有那種想法，實際上反而剝奪了通過自由言論糾正某些偏見的機會。言論自由本來是憲政民主國家的第一原則，但是即便美國也難免會在某些“敏感問題”上滑向不寬容。
　　中國有些自由派反對“政治正確”，但不關心“政治正確”的來由，同樣也會矯枉過正，連帶把“政治正確”當中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則給反掉了。政治本來無所謂“正確”，不同觀點見仁見智，“政治正確”未必“正確”，但是“政治正確”的信條一般起源於某個政治自然法則，譬如關於種族問題的“政治正確”是來自種族平等（反歧視）。你可以不同意“糾偏行動”，反對給予黑人任何特權待遇，這個問題是見仁見智的，但是不能在反對“政治正確”的時候站到了種族主義的立場上。政治可以“不正確”，但是原則不能不正確，否則我們就成野蠻人了。因此，無論在主張還是反對“政治正確”，我們都要明了自己的底線是什麼，哪些可以反、哪些不能反；如果為反而反、意氣用事，很容易讓自己失去應有的底線。
　　無論是中國右派還是美國左派，都要牢記霍姆斯大法官的警世恆言：言論自由所保護的不是我們喜歡的言論，而正是我們憎惡和鄙視的言論。這句話的邏輯依據不是伏爾泰，而是休謨：人是理性動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不是上帝，別人不是白痴。這是為什麼我不認可“白左”這樣帶有羞辱性的稱呼，因為這表明我們把自己不喜歡的人當作白痴。尤其是那麼多的人（約半數選民）認可在自由民主體制下長期形成的一套政策，隔着太平洋、信息和討論受到各種屏蔽的我們有什麼理由那麼傲慢呢？這種姿態和獨裁政體對人民的蔑視不是一個邏輯嗎？如果你認為一個被數十萬或更多的選票選上台的政客（如某個選區的眾議員）錯得離譜，那麼離譜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你的信息和據此作出的判斷。多數人的意見可以受到質疑，但這顯然不是說少數人的判斷反而成了一貫正確。

　　六、遠離極端、回歸中道

　　總之，分裂並不可怕，“步調一致”也不是自由派的底色，但是左派右派變成水火不容的決裂就成問題了。左右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極”，這一“極”就成極權了。左右都是如此，極權意義上的極左或極右才是我們要反對的。中國經歷了左翼極權，所以自由派對極左深惡痛絕，但極右也是要搞獨裁的，而且在當今中國的自由派陣營，反民主、種族主義和政教合一等極右翼言論還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自由派不能不有所戒懼警惕。反左過度，會把自己變成極右，繞了一圈，又變回到自己本來要反對的那個東西——極權主義。某些“自由派”誤以為右就是對、左就是錯，其實是自己的極權思維沒有肅清的表現。經過極左洗腦之後，國民尤其容易接受極右的再洗腦，因為二者的極權思維方式高度一致，都是非左即右、非對即錯、黑白分明的單極化世界觀，都自認為只有一個一貫正確的意識形態，總是要抓住一個“真理”或“啟示”，而且還總以為真理和啟示就在自己手裡，凡是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觀點就是謬誤甚至邪惡。
　　無論左右，中國自由派都要回歸憲政中道。在本質上，憲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為憲政民主的基礎是社會契約，也就是每一個理性人都能同意的一套基本約定。既然是每個理性人都能同意，社會契約是不可能走極端的，因為不同人的利益、觀點、信仰註定是不同乃至相互衝突的；利益、觀點、信仰不同的人要對同一部社會契約達成合意，這部社會契約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寬容，由此衍生出一套政治自然法，並通過某種憲政民主機製得以實施。國家必須寬容一切思想和言論，不能定於“一尊”，因為根本不存在一種絕對“正確”的左或右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必然是多元的、個人的、見仁見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確答案”，因而任何正當建立的國家都不得強加任何正統思想或信仰，否則就是極權國家。無論是極左政權禁止右派言論，還是極右政權禁止左派言論，都是一丘之貉。我們不僅不能允許國家壓制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更不能試圖通過國家去壓制別人的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而且我們自己也要養成尊重不同信仰和立場的習慣。
　　在今天的中美爭端中，自由派支持美國，既不是因為它是美國，也不是為了支持美國的左或右、共和或民主，更不是為了支持某一個特定政治或宗教傾向的總統，而是因為我們支持美國所代表的憲政民主體制。從疫情應對不力到弗洛伊德事件表明，美國的憲政體制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實上，美國的兩黨政治極化表明它的一部分社會契約可能正在瓦解，甚或從未穩固形成。批評美國並不是“反美”，而是為了讓它的憲政體制變得更好，就和批評中國不是“反中”一樣；否則，我們的思維方式就和極權體制一樣了。美國的生命力正是源自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禁止國教、言論與新聞自由，源自除了和平表達之外幾乎不設底線的信息交流和觀點碰撞。美國憲法牢牢抓住這一條政治自然法，使之兩個世紀立於不敗之地。
　　我們在此岸觀看彼岸的歐美左右互斗，可以心潮澎湃，可以拍案而起，甚至可以下注賭一把，但切勿太入戲。其實，極權國家無左右；左右本身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下才有意義，極權國家的圍觀者是沒有什麼資格評判的。在一個既沒有福利也沒有自由的國家，為了別人多一點自由還是多一點福利而吵得不可開交，既得罪人，也讓別人看笑話。
　　無論此岸彼岸、左派右派，全世界的自由派應該是一個君子俱樂部、正派人的共同體。何謂“君子”？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為“小人”呢？君子有底線，小人無底線；“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底線是什麼？底線意味着我們只能在屬於自己的疆域內行使自由，但不能越界、不能過度，否則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犧牲別人自由的基礎上；政治獨裁要剝奪別人的選票，種族主義要歧視弱勢族群，政教合一要通過國家把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別人——凡此種種，都是小人之舉。在中國，自由派是一個被流氓欺壓的人群。我們要做一個正派人，不要沾染流氓的習氣，去欺負比我們更弱的人。
　　在極權國家的極端土地上生活，自由派不能迷失自己，不能以別人的左右來定義自己的方位，既不能因為某國是世俗極權，所以就主張特定的宗教政治，也不能簡單把國內的反左投射到西方的反左，把自己變成種族平等和“一人一票”的敵人。我們要有自己的方位，把它牢牢錨定於政治自然法，對憲政民主體制下的一切觀點立場採取最大程度的寬容。只有這樣，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才能形成最大多數的聯盟。

　　注釋：

　　1, Foran, Clare, How Bernie Sanders Explains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 Atlantic, 20 November 2015.
　　2, Jaclyn Peiser, ‘Their tactics are fascistic’: Barr slams Black Lives Matter, accuses the left of ‘tearing down the syste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2020/08/10/barr-fox-antifa-blm/.
　　3, Adam Andrzejewski, Trump’s Leaner White House 2020 Payroll Saved Taxpayers $23.5 Million Since 2017, Forbes, 30 June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adamandrzejewski/2020/06/30/ trump-further-honed-the-white-house-2020-payroll-and-saved-us-taxpayers-235-million-since-2017/#265937b83b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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