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的一日》征文那段往事，今天回忆起来真是五味俱全，最大的感慨是，这件事如果放在今天，多半是做不成的。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庆幸自己的勇气和选择——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记录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横断面


　　老高按：疫情期间，蛰居在家，与各方友人的联络反而分外活跃。朋友发来一篇与我有点关系的回忆录，讲述1987年我们一帮朋友一起促成《新中国的一日》一书出版的经过，读来很有兴味！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据称是发表在新浪博客上的，但是朋友告诉我，此文不久就被“和谐”了。
　　这篇回忆，印证了许多史实。征得作者同意，转载于下。


　　“新中国的一日”大型征文活动幕前幕后

　　张景岩

　　很多年过去了，我時时回忆起1987年，我们组织“新中国的一日”大型征文活动的那段往事。
　　事情要从1986年的冬天说起。当时，我是团中央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处长，林樾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当教师。10月份，我母亲住进了辽河油田医院，不久查出是胰腺癌。12月，我和林樾去探望和服侍母亲。在伺候病榻之余，林樾向我谈起一本《中国的一日》，是1936年以茅盾为首发起的一次全国征文的文集。我们对这个做法都很感兴趣——选出一个没有任何特殊性的平常日子(当年选的是5月21日)，全国征文，从而记下整个国家的横断面——这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50年前茅盾征文的时候，人民生活很苦，文化很低，国家也残破不堪。今天，一切都改变了，如果再搞一次同样的全国征文，记下共和国的新面貌，两相对照，那该是多有意义的事啊。
　　我们为这样一个想法激动着。在母亲病情稍微有些稳定时，我们回到了北京，从北京图书馆借出了原书，对照《中国的一日》，我们草拟了一个方案，包括举行新的“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的意义、方法、征文集的编排体例等等。我们希望，能够选定1987年的5月21日，也进行这样的一次征文活动。
　　1987年春节的正月初五，母亲走完了她的人生道路，离开了我们。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我又回到北京。家里没有牵挂了，我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项艰难的工作。
　　尽管文革已经结束10年了，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好比早春2月，乍暖还寒。“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风头正紧，党内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已被开除党籍，全国批判。胡耀邦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已被元老们以中顾委的名义召开“民主生活会”批判，逼迫辞职，其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代理。习惯了在政治运动中明哲保身的中国人个个心有余悸。而我们征文的宗旨则是希望所有的应征者都说实话，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些闯红灯的味道。但是为了半个世纪的对比，我们不愿意放弃“1987年5月21日”这个时间节点。征文活动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能有多少人参与，能有多少人支持？我们心里也不是很有底。但是我们坚信一点：能使我们如此为之激动的主题，也一定能感动大多数国人。
　　我们想，为了显得中性一些，使更多的中国人参与，我们征文的题目可以叫“华夏一日”。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当时有个刚成立不久的出版社叫华夏出版社，请他们出版《华夏一日》，不是很合适吗？我们找到华夏出版社的总编辑唐枢，和他谈了我们的设想，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想法，愿意出版征文集。   
  我们深知，以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把发起征文活动的设想跟关系不错的朋友商谈，其间有些朋友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愿参与，甚至有些亲人也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做这样的事情太不靠谱，嘲笑我们政治上不成熟。但，到底还是有志同道合者，有愿意担点风险吃点辛苦和我们一起把这个梦想变为现实的朋友，于是我们组成了一个编委会。编委会的成员是：田间，团中央研究室干部（现在美国）；高伐林，原团中央宣传部干部，当时已调到铁道文工团当创作员（现也在美国）；苏林，林樾的插队朋友，《农民日报》记者；张桦，是田间和高伐林的同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罗玉生，原团中央研究室干部，当时任青旅总社办公室主任；陆康勤，团中央统战部干部；袁晓华，团中央宣传部干部；马越，刚毕业不久的一位从事个体经营的学艺术的女生；后来由华夏出版社派来的责任编辑赵小燕也参加了我们的编委会。林樾作为编委会的灵魂人物，我们推举她担任编委会的副主编。
 　但是主编的位子是一定要由德高望重、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来坐，这样才能使编委会有公信力、影响力。
　　巴金老是我们的首选，因为他的地位和声望都堪与51年前的主编茅盾比肩。巴金老是中国当代的文坛巨匠，当时的作协主席，刚刚出版了五本《随想录》，提倡讲实话，反思文革，他的作品和人格魅力为世人所敬重。为此林樾专程去上海，辗转找到了他的女儿，征得他女儿的同意，遂到他家里请他出山。巴金老听了我们的设想，很赞赏，但他说对外已经宣布封笔了，身体又不好，一天看不了多少字的东西，如果要他做主编，他是一定要亲自看稿子的。所以他不能出任主编之职。但他表示，如果需要，他会尽力帮助我们促成此事的。林樾当时想请他作序，无奈八字还没有一撇，便没敢提出来。
　　费孝通先生也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他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丰富，在世界上都享有声望。他当时住在民族学院，我们到他家里请他。听我们谈过想法之后，他也婉言拒绝。他谈了很多，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说，时间好比财产，你们年轻人有许多“存款”，而我们现在的“存款”已经不多了，输不起了。我不是一个人，我的行动要对民盟这个团体负责。30年前（指反右运动）我们差一点输光了，再经不起那样的闪失。我们明白他是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心存疑惧。我们不能勉强，也放弃了请他出山的想法。
　　回京后，我们还通过一些关系请华夏出版社的上级领导挑头，但他的态度很明确：No。
　　时间已进入3月份了，还没有找到主编，我们心急如焚。这时候有朋友介绍我们去找青云机器厂的党委书记刘昭，请他帮忙联系“大人物”。刘昭是当年61人叛徒集团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建议我们去找当时一起关在草岚子监狱的刘尊棋先生，说刘老是毛选中提到过的三个采访延安的记者之一，现在是《中国日报》的总编辑，中国记协副主席。刘昭说，这个人的名望是够的，又很热心于这样的事业。刘尊棋是何许人？以我们的年龄对他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在我们懂事的时候他已经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关于刘老的传奇人生我们是后来慢慢知道的。刘老是政协常委。我们去找他的时候正是两会期间，他在远望楼住。在他的房间里，他的夫人何昕阿姨随侍在侧。我们谈了征文的设想和请他出任主编的请求。刘老问了几个问题，如如何发动和组织，要编出一本什么样的书等等。看着我们满腔的热情和迫切的请求，他略加思考，当即答应了！刘老那时已76 岁，我们说稿子不用他看，具体事不用他管，他只要出个名义。他摇摇头说，事情我还要尽量干一些，稿子我也要看一些，不能只挂名。果然，他说到做到，后来征文和出书的过程中，刘老起了重要的作用。
有了刘老的介绍和影响，我们组建了阵容强大的顾问团。刘老拟定名单，亲自打电话联系，我们登门拜访，落实人选。我们的顾问团网罗了主要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如，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主席费孝通（有刘老做主编，费孝通也同意做顾问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副主席钱伟长，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常务副主席孙承佩，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医学家、农工民主党副主席沈其震，全国政协委员、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全国政协常委王光美等。

 
　　关于征文集的名称，刘老主张用“新中国的一日”。这既含有当年《中国的一日》的新版的意味，又鲜明地突出了“新中国”。确定了书名之后，我们又想锦上添花，请名人来题写书名。请谁呢？我们想到了我们的顾问、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我们找到六部口他的家里，他慨然应允为我们题写了书名。
　　编委会认为，为了能真实反映方方面面的生活和思想，所谓“抚历史于须臾，摄时代于一瞬”（征文宗旨语），秉承当年茅盾先生主编的《中国的一日》的做法，尽量做到“这里是什么都有的”。除了普遍征文以外，还需要特别约稿，如一些特殊行业、监狱犯人、流浪者、保姆等，以保证文章涵盖面广泛。像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这些特殊人物，也希望能约到，因为他们是那个特殊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们历经辛苦，终于约到了方励之、刘宾雁的稿子，但是出版社却明确表示不能刊登。我们找了许多人，包括请邓朴方通融。最后，作为妥协的结果是，方励之的稿子不能上，刘宾雁的可以登。这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经过了许多世事，熟知了今天出版界的种种禁区，就知道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约了一些特殊人物的稿件，如原全国妇联宣教部长、著名妇女活动家、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50年前她就在茅盾《中国的一日》上刊登过征文，这回我们几次登门拜访，年届九十的她又写了文章。
　　解决了征文的组织、发动方面的关键问题，剩下的琐细困难也不少。发起征文的并非任何实体单位，而是只有虚名的“编委会”。既然不是哪一家单位主办，就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方便条件，比如：编委会没有办公场所，群众来稿说是寄到出版社，但出版社并不负责收这些稿子，所有收集、分类整理、阅改、编辑的事都是编委做。办法总比困难多。想来想去我们想到了在东四邮局申请一个编号邮箱，所有的来信和稿件都可以分到这个邮箱。每天由马越负责去把成包成捆的稿件背回来分送到其他编委的手里。编委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抽业余时间看稿编稿，间或聚到某人府上议事。
　　搞这么大型的活动，在报上刊登征文启事、开新闻发布会、写信回函、出差约稿……动一动都需要钱。那时我们个人的收入每月只有几十元钱，掏腰包都掏不出。我们到处去募集资金，今天叫做“拉赞助”。这在诚信缺失的今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一年，居然，以我们的动议、以我们的诚意，还是感动了一些朋友，我们先后得到了以下单位的捐款资助：北人机器厂，北京起动机厂，兰州炼油厂，大庆乳品厂，深圳文康实业公司，广州针织五厂，埃索石油公司，英文《中国妇女》……他们多的3000元，少的500元。我们一共筹集了20000元，交给出版社，作为出版补贴和活动费用。
　　征文活动能否搞起来，媒体宣传很重要。我们决计要在征文发动前开一个像样的新闻发布会。刘老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亲自联系全国记协的新闻发布厅，并请了记协书记、人民日报领导到场，而我们则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关系找媒体朋友帮忙。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解放军报……几乎所有的中央媒体，我们都邀请到了记者出席。那个新闻发布会，我们没有给记者朋友一分钱车马费，只买了点瓜果饮料之类的放在桌子上。而记者朋友们也完全是被这样一个主题征文活动所打动，新闻发布会后，所有的中央媒体以及全国各地方报纸共计80多家都刊登了这一消息，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播出了这一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节目就此作了专访……一个影响全国的活动就这样搞起来了。

　　新闻发布会主席台。主席台从左至右：林樾，唐枢，刘尊棋。

　　新闻发布会后编委会有关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唐枢，于友，刘尊棋，孙中华（华夏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张景岩；后排左起：苏林、×××、马越、袁晓华、张桦、林樾、高伐林、罗玉生、陆康勤。
 
　　征文活动反响之热烈、规模和声势之大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许多当时的知名人物和后来知名的人物，都写来了征文稿。我们可以在这里列出一长串名人的名字：夏衍、沈兹九、冯亦代、杨沫、周国平、聂卫平、朔望、梁漱溟、陈昊苏、沈醉、宋希濂、净慧、杜宪、周而复、孙敬修、费孝通、叶永烈、王映霞、徐四民、郑筱萸……
　　征文来自四面八方，要对征文及作者情况进行统计整理。怎么办？当时我们办公室刚刚配备了电脑——8086——只有20兆的汉卡，没有内存。只有长扁粗方四种字型，中文系统是最原始的ccdos。我就用这机器录入收到的应征文章的篇名、作者姓名、性别、省份、单位、住址、职业等资料。为了便于统计，我自学了dbasiⅡ的编程知识，自己编写了分类、统计、汇总等程序。全部数据都利用业余时间输了进去，统计出来。
征文总共收到了一万三千多份来稿。为当年《中国的一日》写过稿子、这次又应征写了稿子来的就有30多位。来稿者从6岁稚童到百岁老人，从祖国心脏到南北边陲都有。我们按地区、职业分布，兼顾到民族、男女、年龄等因素，初选了2300多篇稿件，请刘老定夺。刘老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不顾天气炎热工作繁多，亲自看了绝大部分选定稿，有些稿件还经刘老亲笔修改。
　　《新中国的一日》最终收入了460多篇稿件。刘老亲自写了前言。书的体例设计上，我们收集了当日的重要新闻，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体育、外交、教育、科技，还有各地电视节目，天气情况等等，还收集了当日的一些活动照片。尽管我们尽力压缩，还是编成了两大本，1291页，70多万字。书出版后，我们又同所有的作者联系，把样书给他们寄去。前后历时两年，这件事情才算功德圆满地完成。

　　随着征文活动的进行，我们经常要有各种事情去向刘老请教或商量。我们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我们越加敬重和爱戴刘老。可以说，没有刘老就没有这次活动和这套书。征文结束时，我们十几个编委齐聚在他家里会餐。每人做了一个菜拿来，何昕阿姨炒了热菜。大家吃得兴高采烈，刘老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他总是谦逊、平和，我们没有看他发过脾气。
　　在和刘老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对刘老的了解也在不断加深，知道了他的许多近似传奇的经历。他三十年代初任塔斯社记者，英文很好。随后即参加了左联和中共。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当时，这个监狱关押了许多判了刑的政治犯，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都先后被关在这里。他们直到1936年抗战前夕，才按中央决定出狱，就是文革中被指为“61人叛徒集团”的著名冤案。30年代初，国民党把草岚子监狱宣传成“模范监狱”。1933年，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及鲁迅、胡适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胡适等受宋庆龄委托去视察监狱。刘尊棋用英语向杨杏佛反映了狱内国民党虐待犯人的情形。杨杏佛认为刘是个人才，特向宋庆龄作了反映。按宋庆龄的指示，杨杏佛请当时张学良的秘书王卓然出面保释刘尊棋。刘尊棋因此出狱，但他并不知道监狱当局捏造了退党启事登在报上。出狱以后，刘尊棋继续从事新闻工作，逐渐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1939年，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刘尊棋以中央社记者的名义，会同当时的《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采访记录后来发表在许多媒体上，传递了共产党的声音，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谈话题为“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后来收入了毛选二卷。抗战后期起，刘尊棋担任了美国在中国建立的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在独立报道新闻、传播正义的声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后，他担任了国家新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在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外宾时做过英文翻译。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刘尊棋被诬陷为历史上投敌叛变的反革命分子，到北大荒劳改。后回到湖南老家继续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刘尊棋又被揪斗，并作为要犯寄押在湖南监狱。1975年，曾任国务院参事的王卓然老人在临死之前，特地向儿子留下遗言，写下亲笔证词，为当年保释刘尊棋作证。刘尊祺因此出狱，在一所农校的图书馆改造。此时他妻子早已离婚，四个孩子也基本上没有联系。他茕茕孑立，老病一身，处于绝望之中。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老干部纷纷被平反。已恢复工作的胡乔木提出复查刘尊棋的问题，解脱他出来工作。当时一是要创办全英文的《中国日报》，一是要翻译出版英国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都需要有擅长英文的领导同志。刘尊棋的问题经查全属不实。于是，他被任命为《中国日报》总编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方主编（外方主编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刘尊棋年近古稀，慨然受命。以自己卓越的工作，在暮年中放出了异彩。不久，他又与何昕阿姨组成了新的家庭。

 
　　关于《新中国的一日》那段往事今天回忆起来真是五味俱全，最大的感慨是，这件事如果在今天，多半是做不成的。
　　主观上，我们那时年轻、有理想，想干事，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如果是今天，我们都更“成熟”了，但也顾虑更多干劲更差了。整个征文过程中，别说有那么多的困难要克服，恐怕在第一道门槛前我们就很可能停下来，放弃了。
　　客观上，那时的信誉环境比今天要强很多。试想，我们当时能请到那么多大人物作顾问，又约来那么多知名人物的稿子，这在今天就难度很大了。今天的高官居所门禁森严，岂是陌生人想进就进得了的？两会驻地更是重重戒严，一般人断不能进，更不要说见面了。从今天的角度看，没有任何正规单位发起组织的活动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怎能把成千上万男女老少的参与热情调动起来？没有金钱，冒着风险，单靠理想和道义，怎能把编委、顾问们联系起来，人们之间怎能有那么多真诚和互信？现在的人们，做官比做事看得重，要在确保做官安全的前提下做事。他们怎会被几个“来历不清”的年轻人说服？刘宾雁这样的稿子谁敢负责批准？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庆幸自己的勇气和选择——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记录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横断面。我们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征文集的价值将越加显现出来。
　　（此文为我与林樾共同回忆写作。2010-5-15）

　　（“新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是我编辑生涯中的一段经历，对于年轻的图书策划编辑来说，从寻找选题、确定选题，到实现选题，都不无参考价值——2019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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