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中國的一日》徵文那段往事，今天回憶起來真是五味俱全，最大的感慨是，這件事如果放在今天，多半是做不成的。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慶幸自己的勇氣和選擇——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記錄了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橫斷面


　　老高按：疫情期間，蟄居在家，與各方友人的聯絡反而分外活躍。朋友發來一篇與我有點關係的回憶錄，講述1987年我們一幫朋友一起促成《新中國的一日》一書出版的經過，讀來很有興味！真是“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據稱是發表在新浪博客上的，但是朋友告訴我，此文不久就被“和諧”了。
　　這篇回憶，印證了許多史實。徵得作者同意，轉載於下。


　　“新中國的一日”大型徵文活動幕前幕後

　　張景岩

　　很多年過去了，我時時回憶起1987年，我們組織“新中國的一日”大型徵文活動的那段往事。
　　事情要從1986年的冬天說起。當時，我是團中央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處長，林樾在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當教師。10月份，我母親住進了遼河油田醫院，不久查出是胰腺癌。12月，我和林樾去探望和服侍母親。在伺候病榻之餘，林樾向我談起一本《中國的一日》，是1936年以茅盾為首發起的一次全國徵文的文集。我們對這個做法都很感興趣——選出一個沒有任何特殊性的平常日子(當年選的是5月21日)，全國徵文，從而記下整個國家的橫斷面——這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的事情。50年前茅盾徵文的時候，人民生活很苦，文化很低，國家也殘破不堪。今天，一切都改變了，如果再搞一次同樣的全國徵文，記下共和國的新面貌，兩相對照，那該是多有意義的事啊。
　　我們為這樣一個想法激動着。在母親病情稍微有些穩定時，我們回到了北京，從北京圖書館借出了原書，對照《中國的一日》，我們草擬了一個方案，包括舉行新的“中國的一日”徵文活動的意義、方法、徵文集的編排體例等等。我們希望，能夠選定1987年的5月21日，也進行這樣的一次徵文活動。
　　1987年春節的正月初五，母親走完了她的人生道路，離開了我們。處理完母親的後事，我又回到北京。家裡沒有牽掛了，我們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這項艱難的工作。
　　儘管文革已經結束10年了，但當時的政治氣候好比早春2月，乍暖還寒。“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風頭正緊，黨內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已被開除黨籍，全國批判。胡耀邦被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已被元老們以中顧委的名義召開“民主生活會”批判，逼迫辭職，其總書記職務由趙紫陽代理。習慣了在政治運動中明哲保身的中國人個個心有餘悸。而我們徵文的宗旨則是希望所有的應徵者都說實話，這在某種程度上有些闖紅燈的味道。但是為了半個世紀的對比，我們不願意放棄“1987年5月21日”這個時間節點。徵文活動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能有多少人參與，能有多少人支持？我們心裡也不是很有底。但是我們堅信一點：能使我們如此為之激動的主題，也一定能感動大多數國人。
　　我們想，為了顯得中性一些，使更多的中國人參與，我們徵文的題目可以叫“華夏一日”。這樣還有一個好處，當時有個剛成立不久的出版社叫華夏出版社，請他們出版《華夏一日》，不是很合適嗎？我們找到華夏出版社的總編輯唐樞，和他談了我們的設想，他很高興地接受了我們的想法，願意出版徵文集。   
  我們深知，以我們兩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把發起徵文活動的設想跟關係不錯的朋友商談，其間有些朋友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不願參與，甚至有些親人也認為在這樣的形勢下做這樣的事情太不靠譜，嘲笑我們政治上不成熟。但，到底還是有志同道合者，有願意擔點風險吃點辛苦和我們一起把這個夢想變為現實的朋友，於是我們組成了一個編委會。編委會的成員是：田間，團中央研究室幹部（現在美國）；高伐林，原團中央宣傳部幹部，當時已調到鐵道文工團當創作員（現也在美國）；蘇林，林樾的插隊朋友，《農民日報》記者；張樺，是田間和高伐林的同學，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師；羅玉生，原團中央研究室幹部，當時任青旅總社辦公室主任；陸康勤，團中央統戰部幹部；袁曉華，團中央宣傳部幹部；馬越，剛畢業不久的一位從事個體經營的學藝術的女生；後來由華夏出版社派來的責任編輯趙小燕也參加了我們的編委會。林樾作為編委會的靈魂人物，我們推舉她擔任編委會的副主編。
 　但是主編的位子是一定要由德高望重、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大人物來坐，這樣才能使編委會有公信力、影響力。
　　巴金老是我們的首選，因為他的地位和聲望都堪與51年前的主編茅盾比肩。巴金老是中國當代的文壇巨匠，當時的作協主席，剛剛出版了五本《隨想錄》，提倡講實話，反思文革，他的作品和人格魅力為世人所敬重。為此林樾專程去上海，輾轉找到了他的女兒，徵得他女兒的同意，遂到他家裡請他出山。巴金老聽了我們的設想，很讚賞，但他說對外已經宣布封筆了，身體又不好，一天看不了多少字的東西，如果要他做主編，他是一定要親自看稿子的。所以他不能出任主編之職。但他表示，如果需要，他會盡力幫助我們促成此事的。林樾當時想請他作序，無奈八字還沒有一撇，便沒敢提出來。
　　費孝通先生也是我們心目中的理想人選。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後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他的社會學研究成果豐富，在世界上都享有聲望。他當時住在民族學院，我們到他家裡請他。聽我們談過想法之後，他也婉言拒絕。他談了很多，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他說，時間好比財產，你們年輕人有許多“存款”，而我們現在的“存款”已經不多了，輸不起了。我不是一個人，我的行動要對民盟這個團體負責。30年前（指反右運動）我們差一點輸光了，再經不起那樣的閃失。我們明白他是對當前的政治形勢心存疑懼。我們不能勉強，也放棄了請他出山的想法。
　　回京後，我們還通過一些關係請華夏出版社的上級領導挑頭，但他的態度很明確：No。
　　時間已進入3月份了，還沒有找到主編，我們心急如焚。這時候有朋友介紹我們去找青雲機器廠的黨委書記劉昭，請他幫忙聯繫“大人物”。劉昭是當年61人叛徒集團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他建議我們去找當時一起關在草嵐子監獄的劉尊棋先生，說劉老是毛選中提到過的三個採訪延安的記者之一，現在是《中國日報》的總編輯，中國記協副主席。劉昭說，這個人的名望是夠的，又很熱心於這樣的事業。劉尊棋是何許人？以我們的年齡對他一無所知。後來才知道在我們懂事的時候他已經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關於劉老的傳奇人生我們是後來慢慢知道的。劉老是政協常委。我們去找他的時候正是兩會期間，他在遠望樓住。在他的房間裡，他的夫人何昕阿姨隨侍在側。我們談了徵文的設想和請他出任主編的請求。劉老問了幾個問題，如如何發動和組織，要編出一本什麼樣的書等等。看着我們滿腔的熱情和迫切的請求，他略加思考，當即答應了！劉老那時已76 歲，我們說稿子不用他看，具體事不用他管，他只要出個名義。他搖搖頭說，事情我還要儘量干一些，稿子我也要看一些，不能只掛名。果然，他說到做到，後來徵文和出書的過程中，劉老起了重要的作用。
有了劉老的介紹和影響，我們組建了陣容強大的顧問團。劉老擬定名單，親自打電話聯繫，我們登門拜訪，落實人選。我們的顧問團網羅了主要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如，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主席費孝通（有劉老做主編，費孝通也同意做顧問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副主席錢偉長，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常務副主席孫承佩，全國政協常委、著名醫學家、農工民主黨副主席沈其震，全國政協委員、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謝文清，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陶大鏞，全國政協常委王光美等。

 
　　關於徵文集的名稱，劉老主張用“新中國的一日”。這既含有當年《中國的一日》的新版的意味，又鮮明地突出了“新中國”。確定了書名之後，我們又想錦上添花，請名人來題寫書名。請誰呢？我們想到了我們的顧問、著名書法家趙朴初先生。我們找到六部口他的家裡，他慨然應允為我們題寫了書名。
　　編委會認為，為了能真實反映方方面面的生活和思想，所謂“撫歷史於須臾，攝時代於一瞬”（徵文宗旨語），秉承當年茅盾先生主編的《中國的一日》的做法，儘量做到“這裡是什麼都有的”。除了普遍徵文以外，還需要特別約稿，如一些特殊行業、監獄犯人、流浪者、保姆等，以保證文章涵蓋面廣泛。像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這些特殊人物，也希望能約到，因為他們是那個特殊時期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們歷經辛苦，終於約到了方勵之、劉賓雁的稿子，但是出版社卻明確表示不能刊登。我們找了許多人，包括請鄧朴方通融。最後，作為妥協的結果是，方勵之的稿子不能上，劉賓雁的可以登。這在今天看來已經是了不起的成績。經過了許多世事，熟知了今天出版界的種種禁區，就知道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還約了一些特殊人物的稿件，如原全國婦聯宣教部長、著名婦女活動家、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胡愈之的夫人沈茲九，50年前她就在茅盾《中國的一日》上刊登過徵文，這回我們幾次登門拜訪，年屆九十的她又寫了文章。
　　解決了徵文的組織、發動方面的關鍵問題，剩下的瑣細困難也不少。發起徵文的並非任何實體單位，而是只有虛名的“編委會”。既然不是哪一家單位主辦，就沒有任何可資利用的方便條件，比如：編委會沒有辦公場所，群眾來稿說是寄到出版社，但出版社並不負責收這些稿子，所有收集、分類整理、閱改、編輯的事都是編委做。辦法總比困難多。想來想去我們想到了在東四郵局申請一個編號郵箱，所有的來信和稿件都可以分到這個郵箱。每天由馬越負責去把成包成捆的稿件背回來分送到其他編委的手裡。編委們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他們抽業餘時間看稿編稿，間或聚到某人府上議事。
　　搞這麼大型的活動，在報上刊登徵文啟事、開新聞發布會、寫信回函、出差約稿……動一動都需要錢。那時我們個人的收入每月只有幾十元錢，掏腰包都掏不出。我們到處去募集資金，今天叫做“拉贊助”。這在誠信缺失的今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一年，居然，以我們的動議、以我們的誠意，還是感動了一些朋友，我們先後得到了以下單位的捐款資助：北人機器廠，北京起動機廠，蘭州煉油廠，大慶乳品廠，深圳文康實業公司，廣州針織五廠，埃索石油公司，英文《中國婦女》……他們多的3000元，少的500元。我們一共籌集了20000元，交給出版社，作為出版補貼和活動費用。
　　徵文活動能否搞起來，媒體宣傳很重要。我們決計要在徵文發動前開一個像樣的新聞發布會。劉老作為中華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親自聯繫全國記協的新聞發布廳，並請了記協書記、人民日報領導到場，而我們則使出渾身解數，通過各種關係找媒體朋友幫忙。新華社、中新社、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中國婦女報、農民日報、解放軍報……幾乎所有的中央媒體，我們都邀請到了記者出席。那個新聞發布會，我們沒有給記者朋友一分錢車馬費，只買了點瓜果飲料之類的放在桌子上。而記者朋友們也完全是被這樣一個主題徵文活動所打動，新聞發布會後，所有的中央媒體以及全國各地方報紙共計80多家都刊登了這一消息，中央電視台也在當晚播出了這一消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午間半小時節目就此作了專訪……一個影響全國的活動就這樣搞起來了。

　　新聞發布會主席台。主席台從左至右：林樾，唐樞，劉尊棋。

　　新聞發布會後編委會有關人員合影。
　　前排左起：唐樞，於友，劉尊棋，孫中華（華夏出版社總編室主任），張景岩；後排左起：蘇林、×××、馬越、袁曉華、張樺、林樾、高伐林、羅玉生、陸康勤。
 
　　徵文活動反響之熱烈、規模和聲勢之大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許多當時的知名人物和後來知名的人物，都寫來了徵文稿。我們可以在這裡列出一長串名人的名字：夏衍、沈茲九、馮亦代、楊沫、周國平、聶衛平、朔望、梁漱溟、陳昊蘇、沈醉、宋希濂、淨慧、杜憲、周而復、孫敬修、費孝通、葉永烈、王映霞、徐四民、鄭筱萸……
　　徵文來自四面八方，要對徵文及作者情況進行統計整理。怎麼辦？當時我們辦公室剛剛配備了電腦——8086——只有20兆的漢卡，沒有內存。只有長扁粗方四種字型，中文系統是最原始的ccdos。我就用這機器錄入收到的應徵文章的篇名、作者姓名、性別、省份、單位、住址、職業等資料。為了便於統計，我自學了dbasiⅡ的編程知識，自己編寫了分類、統計、匯總等程序。全部數據都利用業餘時間輸了進去，統計出來。
徵文總共收到了一萬三千多份來稿。為當年《中國的一日》寫過稿子、這次又應徵寫了稿子來的就有30多位。來稿者從6歲稚童到百歲老人，從祖國心臟到南北邊陲都有。我們按地區、職業分布，兼顧到民族、男女、年齡等因素，初選了2300多篇稿件，請劉老定奪。劉老不顧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不顧天氣炎熱工作繁多，親自看了絕大部分選定稿，有些稿件還經劉老親筆修改。
　　《新中國的一日》最終收入了460多篇稿件。劉老親自寫了前言。書的體例設計上，我們收集了當日的重要新聞，包括經濟、政治、軍事、體育、外交、教育、科技，還有各地電視節目，天氣情況等等，還收集了當日的一些活動照片。儘管我們盡力壓縮，還是編成了兩大本，1291頁，70多萬字。書出版後，我們又同所有的作者聯繫，把樣書給他們寄去。前後歷時兩年，這件事情才算功德圓滿地完成。

　　隨着徵文活動的進行，我們經常要有各種事情去向劉老請教或商量。我們相處的像一家人一樣。我們越加敬重和愛戴劉老。可以說，沒有劉老就沒有這次活動和這套書。徵文結束時，我們十幾個編委齊聚在他家裡會餐。每人做了一個菜拿來，何昕阿姨炒了熱菜。大家吃得興高采烈，劉老也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笑眯眯地看着我們吃。他總是謙遜、平和，我們沒有看他發過脾氣。
　　在和劉老相處的過程中，我們對劉老的了解也在不斷加深，知道了他的許多近似傳奇的經歷。他三十年代初任塔斯社記者，英文很好。隨後即參加了左聯和中共。後來，他被國民黨逮捕，關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當時，這個監獄關押了許多判了刑的政治犯，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都先後被關在這裡。他們直到1936年抗戰前夕，才按中央決定出獄，就是文革中被指為“61人叛徒集團”的著名冤案。30年代初，國民黨把草嵐子監獄宣傳成“模範監獄”。1933年，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及魯迅、胡適等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楊杏佛、胡適等受宋慶齡委託去視察監獄。劉尊棋用英語向楊杏佛反映了獄內國民黨虐待犯人的情形。楊杏佛認為劉是個人才，特向宋慶齡作了反映。按宋慶齡的指示，楊杏佛請當時張學良的秘書王卓然出面保釋劉尊棋。劉尊棋因此出獄，但他並不知道監獄當局捏造了退黨啟事登在報上。出獄以後，劉尊棋繼續從事新聞工作，逐漸成為新聞界的知名人物。1939年，在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劉尊棋以中央社記者的名義，會同當時的《掃蕩報》記者耿堅白、《新民報》記者張西洛，來到延安，採訪了毛澤東。採訪記錄後來發表在許多媒體上，傳遞了共產黨的聲音，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的談話題為“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後來收入了毛選二卷。抗戰後期起，劉尊棋擔任了美國在中國建立的美國新聞處中文部主任。在獨立報道新聞、傳播正義的聲音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放後，他擔任了國家新聞署國際新聞局副局長。在毛澤東、劉少奇等接見外賓時做過英文翻譯。1956年，在肅反運動中，劉尊棋被誣陷為歷史上投敵叛變的反革命分子，到北大荒勞改。後回到湖南老家繼續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劉尊棋又被揪斗，並作為要犯寄押在湖南監獄。1975年，曾任國務院參事的王卓然老人在臨死之前，特地向兒子留下遺言，寫下親筆證詞，為當年保釋劉尊棋作證。劉尊祺因此出獄，在一所農校的圖書館改造。此時他妻子早已離婚，四個孩子也基本上沒有聯繫。他煢煢孑立，老病一身，處於絕望之中。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老幹部紛紛被平反。已恢復工作的胡喬木提出複查劉尊棋的問題，解脫他出來工作。當時一是要創辦全英文的《中國日報》，一是要翻譯出版英國的《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都需要有擅長英文的領導同志。劉尊棋的問題經查全屬不實。於是，他被任命為《中國日報》總編輯、《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方主編（外方主編是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劉尊棋年近古稀，慨然受命。以自己卓越的工作，在暮年中放出了異彩。不久，他又與何昕阿姨組成了新的家庭。

 
　　關於《新中國的一日》那段往事今天回憶起來真是五味俱全，最大的感慨是，這件事如果在今天，多半是做不成的。
　　主觀上，我們那時年輕、有理想，想幹事，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如果是今天，我們都更“成熟”了，但也顧慮更多幹勁更差了。整個徵文過程中，別說有那麼多的困難要克服，恐怕在第一道門檻前我們就很可能停下來，放棄了。
　　客觀上，那時的信譽環境比今天要強很多。試想，我們當時能請到那麼多大人物作顧問，又約來那麼多知名人物的稿子，這在今天就難度很大了。今天的高官居所門禁森嚴，豈是陌生人想進就進得了的？兩會駐地更是重重戒嚴，一般人斷不能進，更不要說見面了。從今天的角度看，沒有任何正規單位發起組織的活動怎麼能有那麼大的號召力？怎能把成千上萬男女老少的參與熱情調動起來？沒有金錢，冒着風險，單靠理想和道義，怎能把編委、顧問們聯繫起來，人們之間怎能有那麼多真誠和互信？現在的人們，做官比做事看得重，要在確保做官安全的前提下做事。他們怎會被幾個“來歷不清”的年輕人說服？劉賓雁這樣的稿子誰敢負責批准？
　　今天，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慶幸自己的勇氣和選擇——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記錄了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橫斷面。我們堅信，隨着時間的推移，這本徵文集的價值將越加顯現出來。
　　（此文為我與林樾共同回憶寫作。2010-5-15）

　　（“新中國的一日”徵文活動是我編輯生涯中的一段經歷，對於年輕的圖書策劃編輯來說，從尋找選題、確定選題，到實現選題，都不無參考價值——2019年注）


　　近期圖文：

　　一葉而知秋：讀《世界總有兩種面孔》有感　　
　　讓偉人活在大時代，讓凡人活在小時代　　
　　華人自由派學者談博爾頓眼中的川普對華政策　　
　　有時恰恰需要通過寓言才能理解現實　　
　　勝利者不肯寫歷史，失敗者樂於寫歷史　　
　　從“往下笨”發展到“擋不住的淺薄”　　
　　你看到了總統背後那個影響世界的美國嗎　　
　　像金魚一樣的七秒記憶　　
　　“美軍細菌戰”的中朝受害者為何沒索賠　　
　　中國歷史上冤案平均多久能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