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处于1972年以来最低点的中美关系，极有可能继续“自由落体”。回顾美国大选历史，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外交政策对选民投票决定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即使川普输掉2020年选举，也会赢得视中国为美国最大威胁这场战役


　　老高按：美国政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教授发表长文归纳说：大变局最明显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遭受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二是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使得两党选民在一系列重大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党派鸿沟；三是百年未有的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而中国的崛起加剧了这场危机。
　　谢韬教授认为：上述三个因素势必给2020年总统选举带来影响，也会使中国崛起被认为对美国国家认同构成严峻威胁，使得中国成为这次选举的关键议题之一，导致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谢教授的文章比较长，文中汇集了多方面的统计数据，比较客观全面，转发于此供大家参考。作者是中共体制内人士，文章发表于中国的媒体，可以想象，不可能不受到多方牵制。但正如网友和读者所了解的，我的一贯观点是：不能无视作者及其文章主观客观上的局限，但是也不因噎废食，否则，我们的食谱就太单一了！当然，我也尊重那些抱定“汉贼不两立”信念，断定“中共媒体刊载的文字必定有大外宣动机和目的”，从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朋友们。我提醒在先，读还是不读，请您自便。
　　今天（9月29日）晚上9点至10点半，美国2020年大选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将在我昨天博客按语中提到的位于俄亥俄的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举行。两党竞逐渐入白热化高潮，天佑美国！


　　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与2020年大选

　　谢韬，《现代国际关系》202008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当今美国政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深刻认识这个大变局，才能准确解读2020年总统选举，进而对今后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作出预判。这个百年大变局是诸多国际国内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产物，并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这个宏观视角，聚焦2020年大选这个微观事件。

　　1、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疫情

　　2020年1月底暴发的新冠病毒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3月初开始迅速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并迫使80多个国家关闭边境，美国迅速成为感染最严重的国家。面对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大多数州从3月份开始限制公开场合聚集，包括现场投票。为此，各州也相继出台了新的选举规定，允许和鼓励邮寄投票。有统计显示，本次大选将有76％的选民使用邮寄投票。然而，邮寄投票存在诸多潜在隐患，包括选票被寄丢甚至被篡改或顶替等舞弊行为。美国历史上不乏选举舞弊的指控，其中较为著名的事例就是芝加哥市市长被指控在1960年总统选举中帮助肯尼迪赢得伊利诺伊州。
　　特朗普在多个场合表示，邮寄投票必然导致选举舞弊并予以强烈反对。他宣称，2020年选举“在我看来将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次选举，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在7月30日发出的一条推特中，特朗普宣称全民邮寄投票将使得这次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准确和最具欺骗性的选举”，并试探性地建议“推迟选举，直到人们能够适当、安心地、安全地投票”。为了表示特朗普的担忧和指责并非空穴来风，白宫网站还转发了一家智库编写的近20年来美国各级选举中的舞弊案例的报告。也有不少分析指出，总的来说邮寄投票中的舞弊行为非常少，并且多年来各州已采取了诸多措施以防止舞弊，因此特朗普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此外，邮寄投票还可能影响选民的投票率和两党的支持率。在美国无论是邮寄投票还是现场投票，即使是合格选民也必须现场注册后才能投票，并且注册的程序和要求比较繁琐，让很多合格选民望而生畏，从而导致投票率相对较低。有学者以1972年大选为例，分析了选民注册的难易程度对投票率的影响，发现如果其他州都仿效注册最容易的州，那么当年大选的投票率会增加9个百分点。选举日在美国不是公共假日，因此现场投票意味着选民要么上班前或者下班后去投票，要么请假去投票。一张选票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相比之下，在去往投票站的路上出车祸或者因为请假而让雇主不高兴的概率则要高得多。换言之，投票本身是一项低成本和低收益的行为，因此投票成本（如注册要求）的些微变化可能对投票率产生显著影响。
　　新冠疫情暴发前，只有少数州允许在线注册和邮寄投票。随着疫情席卷全美，且新增感染病例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州允许并鼓励在线注册和邮寄投票，选民不用亲自去注册中心或投票站，从而显著降低了投票成本，可显著提高投票率。此外，少数族裔选民（大多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注册率和投票率都显著低于白人选民，而前者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票仓。因此，在线注册和邮寄投票被认为会显著提升民主党选民的注册率和投票率，这恐怕也是特朗普坚决反对邮寄投票的最重要原因。不过最新的一项权威研究表明，邮寄投票对投票率和两党支持率都没有显著影响。
　　邮寄投票还可能对投票行为产生其他影响。选举日现场投票意味着，直到投票前的最后一刻，候选人都可以通过各种竞选活动影响选民。相比之下，邮寄投票让选民在选举日的前几周就可以投票，使最后几周竞选活动的效果大打折扣。这恐怕也是特朗普要求与拜登的三场辩论中的一场提前到9月4日之前的最重要考量。
　　新冠病毒疫情不仅给投票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特朗普取消了部分原定于在佛罗里达举办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而拜登则决定不参加在密尔沃基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而是在家里通过网络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虽然现代传播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让候选人可以随时、便捷、精准地向选民发送各种信息或者与选民在线交流，然而面对面的竞选活动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和动员选民投票。相比其他方式，面对面组织和动员选民更加有效，尤其是竞选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介绍候选人并鼓动选民投票支持。此外，现场竞选活动，尤其是大规模集会，不仅给候选人造势，也给支持者打气，现场的热烈气氛通过媒体传播可以动员更多的支持者。这就是为什么两党的党代会近万人参加并且持续几天，其关键作用就是提升候选人的人气并动员广大选民。
　　除了微观层面的投票行为和竞选活动，新冠疫情也可能影响宏观层面的选举结果，这主要原因是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各州政府从3月底开始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病毒扩散，包括颁布居家令、实施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公共场所、部分停工停产等。这些防疫措施让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共有520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保险，其中4月份的失业率达到14.7％，创下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大降幅（相比之下2019年第四季度增长了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6月份对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测分别为－8.0％和－6.1％。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尽管当前美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政府领导力（21％）、新冠病毒（20％）、种族关系（19％），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民众对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失业率、工资水平、生活成本等）的关注度稳步增加，已经从1月份的10％上升到6月份的19％。
　　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选举年宏观经济表现越好，在任总统所属政党的候选人获胜几率越大，反之则失败几率越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2年老布什竞选连任，尽管当时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但国内经济低迷导致他最终输给了比尔·克林顿。有两位美国政治学者构建了一个预测模型，这个模型只有两个变量，即选举年第一、二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速和在任总统在7月份盖洛普民调中的支持率，该模型准确预测了1948年以来的18次总统大选中的15次大选结果。按照这个模型，假定特朗普7月的平均支持率是40％，且假定2020年前两个季度GNP平均增长率为0.4％，那么他的普选得票率也只有0.468。即使考虑到共和党在选举人团的天然优势，这个比例也不足以让他连任。不过，任何统计模型都有误差，并且该模型排除了一些其他重要因素，尤其是新冠疫情对个体投票行为的影响，因此其预测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2、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

　　如果在美国学者、记者或分析人士中进行一个调查，让他们用一个词描述当前美国社会，这个词多半就是“分裂”（divided）;如果用一个词描述当今美国政治，这个词多半就是“极化”（polarized）。“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并非特朗普政府一手造成的，只不过特朗普四年任期火上浇油，让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达到了百年未有的程度。
　　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当前美国正处于百年未有的贫富悬殊。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显示，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在1810年占全国总收入的26％左右，并在1910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约45％），此后明显下降，但在2010年仍高居35％左右。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的富人占2018年全国总收入的52％，而60％的中下层美国人仅占全国总收入的25.5％。美国2018年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为0.49，与1910年的0.51几乎持平，并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这表明美国的贫富悬殊再次进入了危险区。民调数据表明，大多数美国人也意识到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并表示深切担忧。在2015年的一次调查中，61％的受访者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65％的受访者支持立刻采取措施应对贫富悬殊。2011年暴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普通美国人对长期以来的贫富悬殊极端不满的表现。
　　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身份政治。无论是19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平权运动、政治正确、性取向平等，还是2013兴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可以说都属于身份政治。在美国的主流话语中，身份政治是指少数群体——基于种族、族群、宗教、性取向等因素——为争取自我尊严及被主流群体公平对待而发起的抗争。5月25日，明尼苏达州安纳波利斯的一名黑人遭白人警察滥用暴力死亡，由此引发了席卷全美并持续至今的反种族歧视大规模骚乱，这就是非洲裔身份政治的表现。然而，此次抗议引发了一场在全美范围内拆除涉嫌种族主义的历史人物雕像运动，在一些极端抗议人士的压力下，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雕像也被迫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口移走，而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也被迫将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从学院名称中移除。
　　这种对美国历史的清算必然导致美国社会更加分裂。欧洲裔白人也同样有身份政治的诉求，紧随“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后出现了“白人的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运动。在他们看来，以民主党为大本营的自由派多年来过于关注少数族裔的权益，而忽略了白人群体的权益，如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是对白人的逆向歧视，政治正确限制了白人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多元文化主义让“盎格鲁—新教”文化和价值观日渐式微。白人的身份政治不仅加强了白人的内部团结，并且导致白人选民的种族憎恨显著增加。而特朗普在2016年意外获胜，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反移民立场吸引了大批焦虑的白人选民。
　　在贫富悬殊和身份政治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分裂，美国也因此被称为美利坚分众国（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政治极化，或者说，社会分裂在政治上表现为极化。在美国两党制下，政治极化表现为两党党内高度同质化，两党之间高度异质化，即党内日趋团结，而两党日趋对立。国会两党的内部团结通常用两个指标来测量，第一个是“党派团结投票”（partyunity vote），即在某次记名投票时两党多数议员的立场相反，这个指标在众议院尤为突出。在2017年所有记名投票中，两党多数议员立场相反的投票高达76％，创下了1956年以来的最高点。第二个指标是每个议员的“党派团结指数”（partyunity score），即所有记名投票中单个议员的立场与其所属政党大多数议员立场相同的比例。众议院两党议员的平均“党派团结指数”在2014～2017年期间每年都超过了90％，2019年民主党议员的“党派团结指数”高达95％，这两个数字都创下了1956年以来的最高点。参议院两党的“党派团结指数”在2017年均超过90％，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共和党的“团结指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97％。
　　相较于党内团结，两党之间的差距更难测量。有几位学者基于记名投票计算出每位议员在每届国会的意识形态分值，该分值一般在－1到1之间，分值越大则越保守，反之则越自由，并由此得出两党议员的意识形态平均值，而这两个平均值的绝对差就是两党的意识形态差值。他们的数据显示，19世纪末期众议院两党意识形态差值接近0.84，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峰，此后一直回落，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内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约0.52），然而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又持续上升，并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超过历史最高点，在2016年达到了创纪录新高（约0.88）。参议院的情况与众议院极其相似，也是在19世纪末达到第一个高峰后稳步下降，然后从1960年代末开始稳步上升，不过直到2018年才超过历史最高值。
　　不仅仅是政治精英，普通选民也高度极化。两党支持者的相互好感度显著降低。2019年9月的调查显示，在有明确党派认同的受访者中，79％的民主党人对共和党人的感情温度属于“冰冷”，而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的相应比例为83％，与2016年12月份的调查结果相比，分别增加了23％和25％。该调查还显示，77％的共和党人和72％的民主党人认为“两党不仅在政策上没有共识，在基本事实上也没有共识”。同时，普通选民的意识形态一致性显著增强。1994年的调查显示，在有关政治价值的10个问题上，49％的受访者在一半问题上持保守观点，在另一半问题上持自由派观点然而到了2017年，这个比例已经锐减到32％。1994年的调查还显示，中位共和党人（medianＲepublican）比70％的民主党人更保守，而中位民主党人（medianDemocrat）比64％的共和党人更自由，而2017年的调查中这两个比例已经激增到97％和95％。这两组数据有力地说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具有高度一致性，其必然后果就是民主党成为自由派的大本营，而共和党成为保守派的大本营。保守的民主党人和自由的共和党人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
　　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意味着，两党选民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党派鸿沟”。这一点从特朗普的支持率就可以窥豹一斑。从就任至今，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基本上在40％左右小幅度波动，既没有“蜜月期”（新任总统就职后支持率短暂升高），也没有“噩梦期”（因丑闻导致支持率急剧下降），这也间接说明两党选民对他的感知（无论是负面还是正面）极其稳定。美国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还存在明显的党派分野。盖洛普的数据显示，在特朗普第二年任期内（从2018年1月到2019年1月），民主党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只有8％，而共和党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则高达87％，党派差距为79％，创下了盖洛普1945年以来总统支持率的党派差距的记录。盖洛普2020年7月调查数据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高达91％，而在民主党人中只有4％，党派差距高达87％。
　　在美国经济走势和新冠疫情等可能影响投票决定的重要议题上，两党选民也存在不可逾越的党派鸿沟。前文已经提到，新冠病毒疫情重创美国经济，但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6月一次调查显示，高达49％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经济状况“优秀”或“良好”，而只有9％的民主党如此认为。在疫情防控上，皮尤研究中心4月底一次调查显示，82％的民主党人认为新冠病毒是对美国人口的重大威胁，但只有43％的共和党人持有相同观点。此外，认为“针对新冠病毒的测试还不够”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分别为82％和31％。两家媒体机构在3月、5月和7月进行了三次调查，它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认可特朗普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的共和党人分别为88％、90％、79％，而民主党人的比例分别为25％、14％、4％。在7月的调查中，71％的共和党人表示信任特朗普有关新冠病毒的言论，但只有6％的民主党人持相同观点。
　　巨大的党派鸿沟意味着，两党都拥有坚定可靠的基本盘，各自的选民在投票时受短期因素影响而“叛变”的几率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由于两党在重要政策议题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因此即使政治参与度不高的选民或者独立选民，也能够充分感知到两党的差异。换言之，政治极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选民必须在两党之间选边站，结果是摇摆选民越来越少。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普选得票差异将非常小。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中仅仅比特朗普多了280多万张选票，是2000年大选（戈尔比小布什多了50多万张）以来差异最小的。因此，两党候选人在2020年大选中的普选得票差距也可能在200万左右。
　　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选民往往通过党派认同这个过滤器选择性地感知和认知外部世界。具体来说，特朗普支持者往往只看到特朗普的优点和拜登的缺点，而拜登的支持者往往只看到拜登的优点和特朗普的缺点，而这些优点和缺点经常是想象的。强烈的党派认同可能导致“反智主义”盛行，即对那些与自己的观点或偏好（如支持特朗普）相悖的事实予以否认或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强烈的党派认同还可能导致选民拒绝对其支持的候选人问责，这一点对寻求连任的总统尤其重要。
　　总之，在社会严重分裂和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基本盘在投票时将展示出高度的党派忠诚，这就意味着决定大选结果的将是少数几个摇摆州的极少数摇摆选民。

　　3、百年未有的国家认同危机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重要特质，其核心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当今美国的国家认同可以从种族、政治和全球三个维度来分析，各个维度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白人至上、民主至上和美国至上。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国家认同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受到严峻挑战，美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国家认同危机。
　　由于最先定居北美的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白人至上的国家。白人至上首先体现在数量上，即白人占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然而《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导致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急剧增加。据美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7月的数据，拉丁裔（其中大量为非法移民）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7.8％，超过了非洲裔（13.4％），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群。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拉丁裔在2060年将占美国总人口的29％，而欧洲裔白人将下降到43.6％，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最大的少数群体（minority－majority）。毫无疑问，随着自身人口日益减少，白人的威胁感知也相应增加。
　　除了人口结构变化，前文提到的少数族裔的身份政治也是导致白人的威胁感知显著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引爆白人认同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总统，而白人认同危机爆发的标志则是“茶党运动”。表面上，茶党高举保守主义的大旗，要求缩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际上，他们的矛头直指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威胁到了他们眼中“真正的美国人”:白人、说英语、出生在美国、信仰基督教。在他们看来，奥巴马只满足说英语这一个条件。另有大量研究表明，奥巴马的当选让“种族憎恨”成为影响白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对奥巴马本人的认知、对其政绩的评价、在医改问题上的政策倾向、国会选举中的投票倾向等。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不但没有让美国迎来“后种族”时代，反而让美国进入了“最种族”（mostracial）的时代。可以说，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反奥巴马和反移民的立场正好回应了白人的身份焦虑，从而赢得了大多数白人的选票并顺利入主白宫。
　　美国国家认同的政治维度是民主至上。美国是当今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从第一批殖民者抵达北美大陆开始，民主就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传统，并在《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三个历史性文件中得到了充分阐释。可以说，民主是美国的政治基因，是美国人虔诚信仰的“世俗宗教”。不仅如此，美国的政治精英还坚信民主具有“普世性”，因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广民主，而苏联的解体迎来了所谓“历史的终结”。
　　但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民主正在经历显著衰败。首先，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普通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他们的政治效能感以及他们感知到的政府回应性，都处于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其次，美国人对民主的自豪感显著降低。2017年2月中旬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3％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感到“极其骄傲”。在2017年10月初的一项调查中，16％的美国人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感到“非常骄傲”，而这个比例在1996年是27％。第三，尽管民主的核心是普通美国人通过手中的选票当家作主，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普通美国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富人的政策偏好对公共政策有着显著影响。第四，民主不仅仅是政治自由，还包括社会平等，尤其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而前文已经提到，当今美国正面临百年未有的贫富悬殊。总之，美国民主正在经历19世纪末以来最严重的衰败，也因此被称为新的“镀金时代”。
　　美国国家认同的最后一个维度是全球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美国全球霸权的开始。美国发起并主导的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了战后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石。与前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对峙让美国成为所谓“自由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并且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扮演着领袖角色。无论是约瑟夫·奈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化》，还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所著的《永不道歉：美国的伟大》，抑或是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伟大”，都反映了美国的全球霸权情结。可以说，不是世界第一的美国就不成其为美国；全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重要特质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实力正在经历相对衰落。以经济领域为例，各种预测显示，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还有预测数据表明，到2050年经济总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将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并且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在军事领域，中国的军费开支只有美国的1/3左右，但是两国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此外，民调数据则显示，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美国人对美国全球霸权的信心正在减少。皮尤和盖洛普的数据显示，2002年有3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国家独立处理自己的事情”，这个比例此后直线上升，在2013年到达了创纪录的52％。2003年有67％的美国人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感到满意，而2017年只有32％的人感到满意。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就普通美国人的感知来说，美国的全球霸权正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国家认同的三个维度同时面临危机，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最重要的是，在很多美国官员、分析人士和学者眼中，迅速崛起的中国同时在这三个维度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因此他们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中美在种族层面存在根本性差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前主任斯金纳甚至将中美冲突界定为“文明的冲突”和“人种的竞争”。中美的社会制度也存在着根本区别，而且就在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功的同时，美国却经历了明显衰败，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势必加剧一些美国政治精英的危机感。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有为，但在一些美国政治精英眼中，积极有为的措施却是挑战和削弱美国全球霸权的“证据”。充分表明了这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高度威胁感知。
　　可以说，四年前特朗普之所以当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竞选策略回应了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反移民是维护白人至上，反建制是让美国民主重新焕发活力，“让美国重新伟大”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只不过四年前特朗普团队还没有就中国是否为美国国家认同的最大威胁达成共识。然而从贸易战开始，特朗普团队逐渐形成共识，宣称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全社会威胁”，而美国必须采取“全社会”和“全政府”的方式进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
　　从2020年初开始，寻求连任的特朗普似乎就已经下定决心把“中国牌”作为其获得连任的重要筹码。疫情暴发后，他先是就病毒名称展开“口水战”，然后不停指责在疫情信息上的不透明。他在5月底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限制部分中国赴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签证，给人文交流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在港台问题上多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进入7月份以来，特朗普政府变本加厉，先是单方面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馆，然后是在8月初签署行政命令，对微信和抖音背后的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打压。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司法部部长巴尔及国务卿蓬佩奥先后发表了针对中国的专题讲话，俨然是为在美国国内发起一场舆论攻势。
　　总之，在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大背景下，寻求连任的特朗普似乎认为渲染中国威胁论是最好的竞选主题之一。这意味着已经处于1972年以来最低点的中美关系极有可能继续“自由落体”。不过回顾美国总统选举历史，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外交政策对选民投票决定的影响也非常有限。然而即使他输掉2020选举这场战争，也会赢得把中国妖魔化为美国最大威胁这场战役，从而让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不可能回到从前。

　　结语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在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展开的。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疫情、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及百年未有的美国国家认同危机势必给本次选举带来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本次选举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邮寄投票虽可能导致各种舞弊行为，但只要预防措施得当，总体来说是非常安全的。然而，特朗普多次宣称邮寄投票将导致大规模选举舞弊，并以此为由拒绝给美国邮政总局增加专项拨款以处理邮寄选票。这就意味着无论谁在11月份的选举中获胜，输者（尤其是特朗普）都可能以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而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提起法律诉讼。如果如此，2020年的选举就可能重蹈2000年选举的覆辙，选举结果迟迟不能公布，最后可能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决定，从而严重削弱选举结果及当选总统的合法性。
　　在社会严重分裂和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的基本盘极有可能展示出超乎寻常的党派忠诚从而使得少数关键州的少数选民决定本次总统选举结果。更重要的是，如果任何一方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或通过司法程序挑战选举结果，那么双方支持者极有可能因此陷入政治对抗，进而引发大规模抗议甚至暴乱，美国由此陷入政治动荡。事实上，早在2007年就有学者指出，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已经让美国处于第二次内战的边缘。
　　最后，中国崛起被认为对美国国家认同构成了全方位的严峻威胁，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将成为这次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由于新冠疫情应对不力以及宏观经济严重衰退，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寻求连任的特朗普政府尤其具有吸引力。有鉴于此，中美关系极有可能继续恶化，并且无论谁当选也不可能短期内完全逆转当前趋势。美国政治的百年大变局让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时代的主题将不再是合作共赢，而是战略对抗。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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