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對中國非市場競爭的對策，正在大大加強。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經貿合作，正從比較優勢、市場分工的市場競爭原則，轉變為安全至上、以價值觀趨同來重新建立貿易關係圈。中國因執政黨與世界普世價值觀的衝突，正在逐漸被擠出世界經濟貿易圈


　　老高按：一直有“中國的經濟讓人看不懂”的說法。我這種外行自然是看不懂，儘管朋友中有學經濟的、懂金融的、搞企業的……屢屢對我從ABC講起，但“朽木不可雕，爛泥難糊牆”。不過奇怪的是，固然我的智商是中等偏下，看許多聰明人講起來頭頭是道，實際上卻也似乎雲裡霧裡，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已。前段看到這樣一個帖子，不由得會心一笑。

　　今天讀到中國一位企業家陳天庸在幾天前法國的演講稿，我想起來去年曾讀過他的《我為什麼離開中國》，印象很好，這篇演講稿，他講的也很實在、很通俗，適合給我這種外行做普及性啟蒙。觀點是否正確，盡可見仁見智，但他的態度毫無網紅和名嘴的賣弄，“有實事求是之心，無譁眾取寵之意”，推薦給大家分享。


　　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一個企業經營者角度的觀察

　　陳天庸，民主中國

　　（2020年9月18日在法國人文中心全球研究院與師生交流內容）

　　（原編輯說明：中國經濟在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後進入一個“新常態”放緩時期，需要進行重大的結構和發展模式的調整。然而近來，因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導致的國內與世界經濟的下滑，諸種因素疊加，使得中國的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國內外專家有不同的看法，我們這裡刊登企業家陳天庸先生日前在法國人文之家“全球研究院”所做的一個講座的整理文稿，從一個企業經營者的角度談及了他的看法，有很多獨特的視角與信息，相信對讀者，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了解認識中國的真實經濟狀況，預測中國經濟的未來都會很有所幫助）。
 
　　主要觀點
　　1.小微企業形成產業鏈，才是中國製造的核心優勢。
　　產業鏈是個生態，相對高效穩定，但如果外遷後，基本無法原地重建。
　　2.真正損害中國製造國際競爭優勢的內因：
　　除了2008年起國企擴張擠占民企生存空間，導致中國經濟效率下降外，國內有三項政策為害最烈：1.）長期以來對沿海地區工業用地供應嚴格控制。2.）2017年至2019年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拆違。3.）2016年開始的環保風暴。這是一個政權對自己國家經濟的自殘蠢舉。
　　（目前這些政策已部分糾偏，但民營企業元氣已傷，只要政府管控經濟的思路不變，經濟恢復很難。自2016年到2020年底，全國將增加二億失業人員。）
　　外因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中方應對失措前倨後恭。如日歐跟進，中國製造業將喪失競爭優勢。
　　3.中國經濟的虛與實：
　　中小微民企產值瞞報，大的民企虛報多報，國企資產水份最多。
　　4.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
　　取決於內外兩方面。中國政府在經濟管理方面有一定靈活性，中國內部以上影響中國小企業生存發展的土地控制、拆違、環保風暴政策已在調整，但企業綜合受到的政府干預與稅收負擔很難減輕，因為政府控制一切的治國理政的總體思路沒有調整。
　　中國外部的經濟形勢在惡化。港版國安法加劇了外資、外需轉移趨勢，預計2020年中國經濟比上年至少萎縮15％以上。少了外貿收入，國民購買力只會更差，內循環是回到老路。
　　繼續擴大公共投資只會加速消耗中國經濟實力。
　　中國只有政治改良，經濟才能維持與發展。
　　5.對民企少管少干預少折騰就是最好的政策。
　　真正實行縣域自治，經濟必能增長。

　　演講正文

　　謝謝各位！我首先要說明二點：
　　一是中國是個與整個歐洲差不多大的國家，目前中國有34個省級行政區，包括23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2個特別行政區），人口多的省，超過一億人。中國東部沿與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與歐洲與非洲的差距差不多大。中國西部地區一直靠中國東部地區的稅收轉移支付來維持。據說中國中央政府每年要向新疆轉移支付4000億人民幣。沒有東部上繳中央政府的稅收，中國政府就無法實現有效管理。因此我這裡說的中國經濟，主要是指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
　　二是我講的數據，主要根據我本人與中國溫州及上海企業經營者交往中了解到的情況，我本人所作的大概估計，並沒有具體的調查統計，因此不是嚴謹準確的統計數據。但我本人相信，我的估計可能更接近真實情況。我講四個方面：
 
　　一、中國小微企業，才是中國製造業的真正競爭優勢
 
　　中國中低端民用商品製造業的低成本優勢，在正常市場競爭情況下很難被世界其他國家超越，這方面的中國製造業韌性很強。這種優勢其他國家靠市場競爭很難取勝。
　　中國製造業成本優勢主要來源於兩方面：
　　1.規模效應。
　　2.集群效應。
　　第一個規模效應容易理解，中國是有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一些生活日用消費品，不論窮人富人都是離不開的，在中國國內就有很大的市場，企業可以通過規模化生產攤薄成本。
　　如在我家鄉中國溫州，製造打火機的工廠，前幾年一個打火機零售才賣一元，利潤不到人民幣一角錢，還要由不同生產環節的很多企業分配，每家打火機配件企業從一個打火機零部件上掙的利潤不到一分錢，但靠巨大的銷量，仍然能夠生存，中國溫州生產的打火機已占據了全球絕大部分市場。
　　中國溫州及福建石獅等幾個服裝生產區域，僅專門做童裝的企業，一年產值從幾百萬元到上億元，至少上千家。中國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一個攤位一年批發量幾千萬元的很普遍，義烏市政府官方公布說2019年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一年交易量4500億元，實際交易額可能更高。因為很多中國企業在義烏小商品市場設一個攤位，只為展示樣品，獲取訂單，從生產、銷售發貨都沒有通過義烏，真實交易額是很難統計的。
　　有規模就有效益，這是中國製造業的優勢之一。  
　　第二個優勢是集群效應。即一個村鎮通常只生產一種產品，但在村鎮範圍內具備製造該產品的完整配套產業鏈，各個零部件生產企業之間的物流距離僅幾百米到幾千米之內，象是在一個大工廠內生產，協作效率高，綜合成本低。  
　　中國沿海地區至少有幾百個至上千個各自生產不同產品的專業集群鄉鎮。我的家鄉溫州就曾經有專門做皮鞋、女式服裝、童裝、襪子、箱包、羊毛衫、打火機、不鏽鋼器件、水龍頭、閥門、水泵、低壓電器等幾十個專業村鎮。  
　　集群形成原因：  
　　這是由於中國沿海地區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在毛統治下窮怕了，但通過華僑等渠道，民眾知道正常社會美好生活是怎麼回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每個人都有強烈的發財欲望。而中國沿海地區人口稠密，住房密集，我站在自己家門口，就可以看清楚鄰居家在幹什麼，民眾互相溝通學習仿效，極為方便，於是往往一個鄰居學會生產一樣產品，鄰裡間就有很多人跟着學，每戶只學做一樣配件，很容易學會。鄰裡間溝通便捷，因此每個集群對市場信息反映都很靈敏，互相都是老熟人，信任度高，合作成本低，一村一鎮很快就形成一個產品的完整產業鏈。
　　特點：
　　1.產銷緊密結合。對市場需求反映極為靈敏。
　　2.這種獨立家庭間的分工協作模式，每個人都為自己打工，比勞動僱傭關係積極性高。
　　3.家庭作坊式生產，綜合成本低。生產工作場所通常就在自己家後院搭建的工棚內，前店後廠，不需要上下班路上的通勤時間，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以上，雇幾個工人，就住在自家的地下室與閣樓上，綜合成本極低。
　　一旦形成產業集群，很難被替代。
　　這種專業村鎮集群生產特別適合產品種類繁多、需求變化快的生活日用小商品。只要中國能以專業鄉鎮集群模式生產的產品，其他國家的同類企業在成本上就很難競爭過中國企業。
　　比如溫州一個叫梅頭的鎮（現在叫海城），專業生產水龍頭，往往是一個有能力的人獲得一個大的產品訂單，當天鄰居們就形成分工，你負責做模具，我供應金屬材料，他負責加工，等等，通常當天晚上就有人出發到全國各地採購加工所屬的原材料。因為這種小作坊分工協作模式的綜合競爭力，導致二十多年來，意大利的同類水龍頭製造企業就大多關停，現在溫州海城製造的水龍頭，占了中國的三分之一，而中國的水龍頭，占了全球中低端市場份額的一半以上。
　　大企業流水線生產只需要廉價而守紀律的工人，可以在全球任何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設廠，容易外遷。專業村鎮集群協作方式生產的小商品產業鏈，涉及千家萬戶，整體外遷很難。這是中國製造競爭力最強的部分，韌性最強。中國一些擁有了馳名商標品牌的大企業，政府給予很多土地建工廠，在銀行貸款等方面給了更多優惠待遇，但最後往往還是將建成的廠房出租給小規模民營生產企業，並將部分甚至全部的生產加工分包給小企業。一些小企業再將生產分包給家庭小作坊。這種協作配套對製造業極為重要，十多年前就有一些中國企業搬遷到越南等國家，但往往遇到配套協作上的困難。
　　中國工資低廉的工人難以到西方國家工作，但西方國家資本可流動到中國，於是三十多年來，全世界民用小商品的生產幾乎都轉移到了中國，世界對中國形成了依賴。這個優勢本來是很難被取代的，如果沒有非自由市場因素干預，中低端製造業方面，其他國家是很難從中國搶走生意的。
　　中國企業在小商品的生產上已沒有技術障礙，產品質量問題通常還是成本問題，增加一點投入就能解決，中國企業已有能力生產價廉物美的日用小商品。許多世界名牌產品，現在都是中國生產的。
　　中國1992年至2008年之前的十幾年中，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率很可能高於官方公布的8％到9％，有些年份可能高達12％，甚至更高。
　　2008年起中國政府以擴大公共投資的方式刺激經濟，當時的大部分基礎設施建設是促進經濟效率提高的。但很多“鐵公基”建設業務，與重化、能源與通訊等業務都由國企壟斷，客觀上使國企擠占了更多社會資源，在另一方面導致整體經濟發展速度下降——國企的效率永遠不如民營企業。
　　中國民企多屬於自發發展，而中國政府對民營企業的其他一系列管理措施，嚴重扼殺了中國經濟活力。自2012年起，由於一系列綜合原因，中國經濟有效增長速度開始下降。
 
　　二、中國製造業優勢，已經因為二個非市場競爭因素，而受到嚴重削弱
 
　　產業鏈是一個生態系統，因各種機緣巧合的因素形成後，效率很高，比較穩定，單個企業離開這個生態系統，效率必大受影響。但如果生態受到破壞，導致產業外遷，要重建產業鏈，極為困難。中國沿海地區很多專業村鎮的產業鏈，因如下因素，已經受到嚴重削弱：
　　1.中國政府多年來違反市場經濟規律的粗暴管理。
　　2.自2018年起美國政府對從中國進口產品提高關稅。這也不符合自由市場競爭的原則（當然美國的要求是對等與平衡，根本問題可能還在於中國對外經濟政策，沒有全部兌現加入WTO時的承諾）。

　　關於1.來自中國政府違反市場經濟規律的粗暴管理，有很多方面，其中影響最大的因素有三個：
　　1）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工業用地嚴格限制。
　　2）大規模拆違。
　　3）環保風暴。

　　解釋：1）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工業用地嚴格限制。
　　中國國土很大，但不允許土地私有，所有工業用地都必須由政府安排。
　　就全國範圍來說，中國不缺乏工業用地，中國內地有很多地方政府圈地建設的工業區，土地長期荒着。
　　但中國沿海工業生產效率最高的地區，如浙江溫州、福建晉江、廣東珠三角、滬江浙相鄰處的長三角，工業用地的供應受到中央政府嚴格控制，極為緊缺。
　　溫州永嘉縣、瑞安市等土地，一畝工業用地最高曾經可賣到四百萬元，遠遠高於歐美國家。導致許多小企業無法擴大生產規模，失去了發展的機會。
　　有些企業被迫向中國內地遷移，但通常由於內地產業配套不齊全、信息與物流成本高、缺乏熟練工人、地方政府干預太多等原因，企業喪失了市場競爭力。
　　也有些企業外遷到了越南、柬埔寨等國家。
　　中國中央政府本意是通過對沿海工業用地的控制，促使部分沿海企業搬到內地去，使中國產業布局在地域上“更為合理”，這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思維，市場競爭遵循成本最優化的規律，此舉嚴重扼制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勢頭。沿海一畝地年工業產值通常超過農業產值百倍，一畝工業用地市場價格高於一畝地農業種植年收益千倍，按市場規律，應該將工業用地指標向更高產出的地區傾斜。更合理的是放開政府對土地的嚴格控制。

　　2）大規模拆違。
　　中國政府對民營小微企業的態度，隨着地方經濟發展而越來越歧視嫌棄。因為民營小微企業通常納稅少，雇用很多外地農民工，增加了當地政府社會治安管理與其他社會服務的壓力。其中最傷害民營小企業的，是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拆除違章建築。
　　這個政策肇始，似是廣東省於2008年在廣東珠三角推行的“騰籠換鳥”政策。
　　“騰籠換鳥”是地方政府在土地資源的使用受到中央嚴格限制的情況下，為了騰出工業用地，引進產值更高污染更少的企業，以各種手段逼走以民營小企業為主的企業，其主要手段就是拆除企業違章建築，與以環保不合格為理由的罰款與責令停產。
　　這是用公權力的手去調控經濟的計劃經濟手段，其初衷根本不可能實現。
　　因為被驅趕的“鳥”（民營小微企業）沒有能力獨家建立完整的產業鏈，最需要留在經濟發達地區，以方便獲得產業鏈的配套，減少物流成本，提高生產效率，許多民營小微企業離開經濟發達地區就無法生存。
　　經濟發迖地區的大企業，也需要有眾多小企業的協作配套服務，才能降低成本。騰籠換鳥政策破壞了產業鏈完整，破壞了經濟生態環境，以權力之手替代市場調節，嚴重破壞中國社會生產力。普遍的後果是，“鳥”被折騰死了，“籠”一直空着。
　　這政策在2012年中央新班子主政後，在全國範圍被仿效，並且與以拆違為手段驅趕“低端人口”，以控制特大城市發展的政策疊加，產生了更大危害。
　　強行拆除違章建築，一直是中國政府強行徵用土地、減少徵地補償的手段之一。
　　中國全國範圍內擴大化的大規模拆違運動，應是自2017年開始。
　　中國所謂違章建築的情況，主要有四種：
　　一是企業在自己的土地上增蓋一些配套房屋，如果按政府的規定報批，周期很長，因為通常要報十幾個左右的政府部門審批，跑一年到二年都完成不了，而且通常會與某個政府部門的規定衝突（因為民營小微企業很難得到政府更多工業用地，只能在狹小的現有土地上增蓋廠房，通常不符合關於土地建築密度與間距等要求），無法獲得審批，為解決廠房緊缺，只好擅自建房。
　　二是在村民集體土地上蓋的房屋。中國法律規定只有本村村民經批准才可以使用本村集體土地。但現實中大量存在村集體土地建房賣給本村之外企業與個人的情況，即“小產權房”，當地政府一般不干預，因為對發展地方經濟有利。但多年後為了完成上級政府下達的拆違指標，或者為了驅趕外來人口，就認定屬於違建，隨時可“拆違”。
　　三是地方政府未獲得中央政府批準的用地指標，允許企業先建房，後申領用地指標。到後來地方政府受到上頭壓力或後任官員翻臉不認帳了，就作為違章建築拆除。
　　四是農村在自己宅基地與承包地上搭建的臨時建築。用於工業小作坊生產，或提供“農家樂”之類的服務。當地政府開始通常是默許甚至鼓勵的，因為發展經濟，也有利於政府官員尋租。但為完成上級政府拆違指標，只能強行拆除。
　　2017年開始在全國範圍推行的拆違，首先從北京與上海開始，真正目的是驅趕低端人口，落實中國政府控制特大城市發展的政策一一中國政府對民眾大量聚集，一直本能地心懷恐懼，尤其是對貧窮群體，總是不斷地將他們驅趕回農村。在江胡時代，對經濟方面的社會管控相對寬鬆，2012年新班子上任後，對社會所有領域的管控都大為加強，運動式一刀切的做法成為常態，落實到經濟領域的拆違，從北京上海推廣到全國各地，與地方政府的“騰籠換鳥”動機疊加，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如同一直在刮颱風，民營小微企業受損尤其嚴重。
　　自2017年到2019年的三年中，按各地政府公布的數據統計，全國拆除違章建築的面積，超過100億平方米。直接經濟損失應在十萬億元以上（以重置成本估計）。這數字或有虛報的成份，但對中國民營小微企業的打擊，確是極為沉重的。
　　官員平時對企業不斷尋租刁難索取“摘桃子”，通常還能留下一些剩餘，拆違則是連根拔起，很多小微企業與家庭作坊被斬草除根。拆違使中國民間地下經濟生存的空間大為縮小，民眾實際生存更為艱難，也使中國製造的整體成本大為上升。這是一個政權對自己國家經濟的自殘蠢舉。
　　【節選部分政府網上公開的數據：
　　上海市城管執法局稱，僅2017年上海拆違面積超過5000萬平米。山東濟南市政府公布，自2017年到2019年三年間拆違面積超過一億平方米。浙江台州政府公布，自2013年以來，當地累計拆除各類違法建築2.06億平方米，尚有存量違建總建築面積3927萬平方米還將予拆除。浙江省平陽縣公布，其於2018年拆違349.43萬平方米——中國有2847個這樣的縣級區劃。】

　　3）環保風暴的破壞
　　2016年從中國環渤海灣地區開始的“環保風暴”，並在當年很快蔓延到全國範圍，也給了中國民營小企業致命的打擊。
　　據公開報道，2016年環渤海地區被關停的企業有17萬家。全國範圍內被關停的小企業估計超過100萬家。被限制生產、責令停工整改的，則涉及全國範圍內的絕大部分企業。僅說2016年那一年，我所知道的幾百家民營企業，大部分受到環保部門的處罰，很多企業被強制停業幾天到幾個月。全國直接損失無法計算，估計應在幾萬億元人民幣以上。因為關停與限產導致生產能力減少，間接損失更大。
　　中國“環保風暴”起因是中國公眾對嚴重霧霾天氣的危害意見越來越強烈，2015年一部紀錄片《穹頂之下》引起公眾對空氣質量的普遍關注，政府治理污染當然很有必要，但中國政府的做法簡單粗暴，走兩個極端：此前習慣性隱瞞空氣污染數據，否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公布的北京空氣污染指數。到後來空氣污染嚴重到無法隱瞞了，於是政府在還沒有查清空氣污染原因的情況下，以習慣性的“運動”方式，下令全國範圍嚴查企業污染排放情況，大規模關停企業——實際被關停的，都是民營小企業。因為他們被認為是對政府的稅收貢獻較少，最沒有價值。又沒有抵抗的能力。
　　柴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引發社會對空氣質量的關注，是好事，但如果沒有自由的言論氛圍，一個與官方不同的聲音一旦流行，也會成為“唯一的聲音”，那就可能遮蔽了對真相的進一步探討，並因公權力的莽撞而產生意想不到的危害。
　　中國政府這些行動，惡化了中國經濟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民營小微企業的生存環境，提高了企業綜合成本，損害了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2013年開始，中國經濟雖然在數據上仍然是增長的，但整體的國際競爭力在下降，部分製造產業轉移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墨西哥等國家。
　　2013年以來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在8％以上，年年保8，但實際上應該達不到。2019年的經濟增長率，我估計是0，甚至已經是負值。
　　目前面對新冠病毒疫情帶來的經濟停滯倒退，中國政府已大為放寬環保方面的管理，儘管部分地區拆違仍然在繼續，但隨着中國經濟惡化，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拆違政策已經停止。但中國民營小企業已經元氣大傷，而且今後中國政府只要仍然保持對經濟的強勢控制，公權力不受制約，一個城管局長可以讓全市更新店招牌，一個鄉書記鎮長可以隨時帶上百城管上門對一家企業進行“整治”，甚至責令停產整頓，中國企業受到的政府各種壓力刁難仍然不會減少。地方政府財政越困難，幹部越會利用權力刁難企業，撈取好處。

　　2.自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美國大幅提高中國出口到美國產品的關稅，中國政府前倨後恭，應對失措，導致中國製造出口蒙受巨大壓力。如果歐盟與日本也跟進，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將會喪失。
　　通常中國小商品製造企業的淨利潤不到10％，其中還包括了出口退稅的收入。如果進口國的關稅普遍提高10％，製造商就沒有利潤了。
　　現在美國將中國產品關稅普遍提高到25％，其中增加的成本是由買方、中間的經銷商與製造方分擔的，這是由於需方一時未找到替代供應方。陸續會有成本更低的第三國取而代之的。如制裁持續下去，必重創中國製造業。
 
　　三、中國經濟統計數字的虛與實
 
　　首先要說明，中國並沒有一個小企業的明確標準，我也沒有看到專門對民營小企業經濟數據的統計，我這裡說的小企業，主要指用工在幾十個人以內的小微企業（在中國，習慣上幾百工人的企業就可算中型企業了），這裡說的數字，只是我個人的大概估計。

　　1.總體上，中國民營小微企業實際經濟總量，大於官方統計數據（在生活日用品的行業，在1990年代至2010年之前，家庭作坊式的民營小企業，少報的產值可能與上報統計數據相差一倍。但這恰恰是中國經濟的真正實力所在。
　　這個情況以溫州為例：我曾經於1980年代至2000年代，在溫州擔任過審理民商案件的法官與律師，與企業接觸較多，我所知道的浙江民營小企業，普遍的只上報實際產值的一半甚至更少。因為小企業與政府打交道的每一環節，幾乎都需要送紅包、請吃飯，灰色開支費用很大，如果產值全部如實上報，就沒有錢可賺，甚至會虧損。而且稅務部門有任務，每年的稅收比上年只能增加不能減少，所以負責查稅的稅務專管員，拿了紅包後，也會主動授意民營小企業不要多報，為下一年度的數據增加留下餘地。尤其是中國沿海地區做生活日用品出口的民營小企業，比如出口一個貨櫃的服裝，實際價值50萬人民幣，實際報關數據通常是30萬元甚至更少。所以中國民用生活用品如服裝、塑料製品等義烏小商品市場出口的產品，實際出口數量大於統計數據。中國的民用小商品的外貿數據，在出口國與進口國，實際上都是被低估的。小商品出口被低估的數量，有可能達到30％甚至更多。中國製造的民用小商品大部分通過海外華人批發到零售，大多用人民幣結算。這也是人民幣實際上的國際化。
　　中國官方數據說2019年中國出口總額為人民幣17.23萬億元，其中紡織服裝等7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3.31萬億元，占比為19％，我個人認為，這個比例是被低估的，而機電產品類的數據是被高估的，因為涉及很普遍的騙取政府出口退稅。
　　而這個被低估的中國民營小微企業的產值，正是中國經濟的韌性所在。否則很難想像，以中國政府的高稅收與地方政府濫收費，中國官員普遍的尋租腐敗，中國民企如何能夠生存下去。
　　中國沿海民間地下經濟占統計數據的比重，無法準確統計，但在2015年前占比是很高的。未被官方統計的民間經濟活動，叫地下經濟，這在全世界都存在。尤其是製造民用小商品的小企業多的地方。我自2019年2月初到歐洲馬耳他居住，一年半中多次到意大利旅遊與參加商務活動，我觀察到意大利的地下經濟也很活躍，我看到一個統計數據，說2018年歐洲意大利人平均年收入為33560美元，而丹麥人為60140美元，相差近一倍。但我觀察到的意大利人生活水平並不比丹麥人相差那麼大，我估計意大利的民間地下經濟遠比丹麥的多，這從歐元現金在意大利被大量使用，也可窺一斑。在稅賦重、吏治敗壞的國家，地下經濟的比重都較高。
　　在2012年底新班子主政後，中國民間地下經濟占社會經濟總量的占比逐年降低。2013年之後的一系列折騰，對民營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地下經濟受創尤其嚴重。
　　李總理在減少企業負擔方面做過一些實事，如取消出口商品的商檢，取消公司的工商年檢，變公司成立審比制為登記制，註冊資本可分期到位，取消了房屋建設的消防部門前置審批等。但在對民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最為重要的土地供應、拆違、環保風暴行動中，及今年的新冠疫情的信息公開方面，沒有起到正面作用。港版國安法也在他任總理時出台，導致了全球對中國的抵制，這對中國經濟是災難性的。

　　2.中國民營大企業的產值與盈利數據通常多報，以便讓其財務報表的數據更漂亮，可以藉此獲得更多貸款與政府優惠待遇，包括低成本獲得更多工業用地，稅收優惠，各種補貼扶植獎勵資金，管理上的寬鬆與特權等。有些民營上市公司虛報業績情況更為嚴重。我知道有家上市的民營企業，把十幾個車間之間不同加工環節的半成品流轉，變成銷售關係，名義產值就大幅上升了。企業盈利靠副業，如套用銀行資金放高利貸，投資房地產。

　　3.中國國營經濟產出總量被嚴重高估。中國國企占用了中國約75％的銀行貸款，與大量的土地等資源，實際總產出為負值。
　　如一家經營金屬材料的國企，一年的銷售額名義上達上百億，其實完全是虛假的，通過金屬提貨單的流轉大幅提高經營銷售額，其實是為了使報表好看，便於向銀行貸款，轉貸牟利。
　　中國的高速公路基本是國營的，有朋友告知我，他知道的一條高速公路，計劃造價160多億人民幣，後來造價增加到200多億，工期也延長了三年。其中有地質複雜等因素，更多的是腐敗，一層層分包、分贓，一條高速公路帳面資產價值200多億，實際價值可能只有100多億。而且中國很多高速公路建成後，收益不夠支付維護成本，這個成本包括養人的費用，大批高薪冗員，人浮於事。另外是養路的成本，道路維護也都是壟斷經營或關聯企業經營，成本高，效果差。
　　因此，中國的國企產值、國有資產數據，一是水份嚴重，如帳面價值四百億，真正價值二百億就不錯了。而且這些資產的管理與運營的成本高，名義上盈利，實際上大部分是虧損的，如果破產清算，多數還不夠還銀行貸款與支付員工的工資與遣散安置費用。
　　比如中國的糧庫，在上級來人檢查之前，常發生火災，不管原來帳面上有多少糧食，火災過後什麼都沒有了。
　　再比如中國高鐵，目前總投資額已超過六萬億，還計劃每年增加投資8000億以上，資產額基本就是負債額，帳面盈利只夠付貸款利息，其實是整體虧損，而且長期趨勢基本沒有可能盈利，高鐵雖然提供了出行便利，但高鐵不能運載重噸位貨物，運行管理成本高，高鐵超前大規模投資是基於中國經濟今後仍將長期高速發展這個預期。現在中國經濟已經下滑，中國高鐵將成為全民長期的負擔。
　　從企業效益的角度來說，一家長期虧損且扭虧無望的公司，不管帳面資產是多少，整體上價值是負值。
　　中國國企整體上不創造財富，更沒有國際競爭力，但壟斷了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靠壟斷吸血，我說中國國企其實是另一個收稅機構，中國國企不可能成為供養中國退休人員的收益來源。國企不可能成為國民的生活保障，本身還需要全民來長期供養。
　　【附：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不含金融企業）資產總額210.4萬億元，負債總額135.0萬億元，國有資本權益總額58.7萬億元。
　　2018年，全國國有金融企業資產總額264.3萬億元，負債總額237.8萬億元，形成國有資產17.2萬億元。
　　2018年，全國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總額33.5萬億元，負債總額9.9萬億元，淨資產23.6萬億元。】
　　插敘一個我的觀點：一個流行的謬誤，認為中國經濟製造業占GDP比重高達40％以上，而美國製造業占GDP比重只有11％，服務業占比81％.（2019年度數據），因此中國經濟比較“實”，美國經濟比較“虛”。即認為中國經濟實力更強。
　　其實現代經濟的構成，知識經濟越來越重要，發達的社會服務業也包括給高端製造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如研發、設計、檢測、培訓等，都是。同時生活性服務業給人們提供了更多閒暇，有閒暇人們才能有時間從事知識經濟的創造。只要是經濟自由的國家，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比重高低，市場會自發調節。所謂虛實是產業層次不同，“虛”的國家更多屬高端產業，比中低端製造業的“實”更具長遠競爭優勢。
　　但美國等國稱準備將製造業回遷，既要“虛”，也要“實”，既要高端，也要低端，這實際上是非市場化的行為，不符合市場經濟的比較優勢、分工合作原則，是準軍事對峙下的非市場行為，對雙方都是一場消耗戰。長遠來說不可持續。
　　從中國遷出的產業，一定會轉而遷移到印度、越南、印尼、墨西哥、巴西等國家，美國仍然只能在高科技與高端製造業領域維持優勢。
　　但對中國來說，中國的製造業一旦遷移到了其他同質國家，產業鏈在其他國家重組後，再回遷中國，基本無望。
 
　　四、中國經濟發展趨勢
 
　　取決於內外兩方面。中國政府在經濟管理方面有一定靈活性，中國內部以上影響中國小企業生存發展的土地控制、拆違、環保風暴政策已在調整，但企業綜合受到的政府干預與稅收負擔很難減輕，因為政府控制一切的治國理政的總體思路沒有調整。
　　中國外部的經濟形勢在惡化。
　　三十多年來中國享受了世界自由貿易的最多好處，中國人幾千年來第一回能吃飽飯了。中國政府應努力維護世界公平貿易規則，維持中國製造業的國際份額，留住中國民眾的就業機會。但遺憾的是中國政府沒有完整履行加入WTO時的承諾，還炫耀武力威脅世界和平與自由秩序，這是很愚蠢的。
　　港版國安法出台後，現在中國政治與經濟全面惡化的趨勢已經難以挽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中國202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6.8％，二季度中國經濟同比增長3.2％。不可能是真實的數據。我估計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比上年下降50％，因為大部分地區都封城，停止生產與營業了。第二季度起有恢復，但絕對不可能比上年同期有增長，2020年全年中國經濟增長率至少下降15％以上，甚至更多。自2016年到2020年底，中國增加的失業人數實際數估計會超過二億。
　　我在2019年2月初寫的《我為什麼離開中國》一文中，已經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作了預判，基本應驗，新冠疫情與中國現任領導班子的一系列政策，還使中國經濟惡化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了。中國國內，我以上說的中國政府一些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粗暴管理，已在部分地調整，但中國政府對經濟的計劃經濟思維，沒有根本性轉變，在另外一些方面還加強了（沒收安邦保險、重提公私合營等）。
　　而外國對中國的非市場競爭的做法，正在大大加強。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經貿合作，正從比較優勢、市場分工的市場競爭原則，轉變為安全至上、以價值觀趨同來重新建立貿易關係圈。中國因執政黨與世界普世價值觀的衝突，正在逐漸被擠出世界經濟貿易圈。
　　如果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中國政府對人權與私有財產的保護狀況沒有改善，中國政府不接受憲政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中國民營企業經營者就沒有安全感，中國與民主國家的衝突將不斷激化，會導致中國與發達國家經濟脫鈎，中國被踢出世界貿易體系，回到自給自足的狀態。
　　中國政府近來已號召民眾準備經濟“內循環”，但經濟“內循環”，外貿少了，國民的收入就會減少，消費能力只會比現在更差，因為有購買力的需求才是真實需求。
　　中國政府仍然在以擴大公共投資來維持經濟發展速度，但大多數是無效益的投資，只會加速消耗中國經濟實力。現有情況下，中國經濟下滑無法避免。
　　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我真切地希望中國變得更好。為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為中國的憲政民主發展努力，中國只有政治改良，經濟才能維持與發展。
　　而中國的政治改良與經濟發展，符合中國人的利益也符合與世界發達國家的長遠利益。
　　我就說這些，說得不當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五、問答

　　問：中國有輿論重提公私合營，會實行嗎？
　　我看實行不了。好的民企不願意，差的民企公家不要。（對好企業施加各種壓力然後強買或沒收，將差的企業包裝成好企業通過勾兌賣給公家的除外。正常市場經濟下不會有公私合營的。）
　　問：中國政府在民企設黨支部，你認為對企業有影響嗎？
　　答：我看沒實際影響。民企也不會在乎。民企機制決定黨支部不可能起作用。這些事已喊了很多年，基本只是形式，為政績玩的一些文字遊戲。對民企真正有影響的不是這些虛的東西，正如對民營經濟的前後兩個36條，沒起什云：面作用，當然也沒什麼壞作用。國外內一些學者習慣從書面政策上去判斷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其實真正影響經濟的，是一些政府強制干預企業經營的實際措施，甚至包括一些獎勵與優惠措施，都可能誤導企業，扭曲市場，整體上影響企業，損害經濟。對民營企業最大的幫助是少管少限制少干預，最大的危害是斷電拉閘封門拆房這類強暴行為。
　　要徹底改善企業經營環境，只須一招：縣以下官員由當地民眾選擇，經濟一定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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