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斯特事件的发展是群众“自觉”，让人感到可怕的力量：他们不仅是教条的接受者，而且还是自觉维护者；不仅是受害者，而且极有可能会成为有力的加害者。如果要追究历史责任，他们可以轻松地将一切推给历史、推给“错误的政治路线”


　　老高按：知识分子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大范围低头、大尺度转向（不仅是行动上“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归顺新政权，更是思想上皈依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在北洋、在蒋时代、在日本侵华占领区都一直保持了独立性、保持了中国传统崇尚的“气节”的学者文人，何以在中共建政之后不堪一击，丢盔卸甲，甚至如后人所讥评的，“竞相献媚”？这一直是个难解之谜，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和杰出人物、为他们树碑立传的人们伤透了脑筋。
　　对于大众来讲，把他们作为谴责、哂笑的对象，一言以蔽之“文人无节”很容易；直接归罪于专制者和专制制度的暴虐专横，也非常省事（也是事实）；但是史家还是要更深地探索他们复杂的内心，力图还他们以公平的评价。
　　最近读到、看到好几篇文章，例如老教授卞毓方剖析郭沫若的长文《沧桑诗魂》，值得关心知识分子命运的读者关注。今天我选了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所写的《巴金与法斯特事件》，放在下面供各位参考。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现在的读者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大名。但在我的青葱岁月，读了不止一部他的作品。尽管五十年代后期因他退出美国共产党，中共断然将这个“叛徒”打入另册，但是毕竟他是边缘人物，中共当时要斗、要批的人，从赫鲁晓夫到肯尼迪，成群结队，顾不上为法斯特多花版面和笔墨，所以一些图书馆还能找到他的书，我当时就在我父母工作的医院的图书馆借到法斯特的《最后的边疆》等长篇小说，都是竖版，有的还是繁体字。


　　巴金与法斯特事件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民间历史”，原载《南方文坛》


　　1986年下半年，风烛残年的巴金抱病完成四十万字的《随想录》，如释重负。从1927年从事文学创作到1986年，算来他从事文学活动已有六十年。当年年底，上海文艺出版社为纪念他的文学生涯六十年，决定出版《巴金六十年文选》，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放到巴金面前。在文坛上闯荡六十年，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出版这样一本书，作为纪念和总结，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这都是备感欣慰的一件事情。然而，巴金的心情却很沉重，1986年12月5日，他提笔给该书的编者之一、他的弟弟李济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以《给李济生的信（代跋）》为题收入书中。在信中，他首先表示不愿意出版这样一本书，甚至认为：“为了这个，我准备再到油锅里经受一次煎熬，接受读者严肃的批判。”怎么会如此严肃和沉痛？他要“在这里讲一件事，讲一篇文章，那就是《法斯特的悲剧》”，他希望此文和随后发表的“检讨复信”能够收入书中。事隔多年，一位写下千万言的老作家对他的一篇小文章耿耿于怀，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 法斯特，何许人也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今天知道他的人恐怕越来越少，市面上也几乎找不到他的书。好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有他的词条：
　　法斯特.H（Howard Fast 1914—）美国作家。1914年11月11日生于纽约一个犹太工人家庭，曾做过伐木工人、工厂运货员和图书馆服务员。1942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45年作为战地记者去欧洲采访。1949年曾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3年获得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5年11月开始担任《工人日报》的专栏作家。他于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两个溪谷》。1937年小说《孩子们》问世后，才有了一些声誉。他的长篇小说有《最后的边疆》（1941）、《没有被征服的人》（1942）、《公民潘恩》（1943）、《自由之路》（1944）、《美国人》（1946）、《斯巴达克思》（1952）、《萨柯和樊塞蒂的受难》（1953）等，这些作品描写历史上美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反映了美国进步人士的斗争。其中以历史小说较为成功。
　　1957年2月，他通过《纽约时报》公开宣布脱离美共。他的《赤裸裸的上帝》（1957）一书，叙述了他参加美共的“复杂心理”和“幻想”的破灭，对苏共与美共进行了抨击。近年来著有长篇小说三部曲《移民》（1977）、《第二代》（1978）和《权势》（1979）等。（欧阳基）
　　法斯特于2003年3月12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的家中去世。一周后，《中华读书报》曾刊出短讯，其中提到：“1953年，法斯特获得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但4年后苏军入侵匈牙利，法斯特公开撰文批评，并退出美共以示抗议。”“尽管退出了美国共产党，但法斯特的左翼思想和信仰终生未改。1990年，他在其回忆录《赤化》（Being Red）中写道：‘我在党内看到了野心、狭隘和仇恨，也看到了爱与奉献，以及非凡的勇气和诚实，还有我所知道的一些最高贵的人。’”

　　以上两则介绍基本上将法斯特的个人经历、思想转变和创作情况交代清楚了。需要补充的信息还有：今天提到美国作家，人们所见的是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塞林格、索尔·贝娄等人，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想到法斯特，可是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上半期，法斯特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和出版却远胜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大作家，就当时在中国的影响而言，他也要超过同时代很多美国作家。对于作家而言，作品才是硬通货，看法斯特作品的中译本种类和数量，便可以直观地了解他在中国的影响。据我的粗略统计，那一时期，他被译介过来的作品至少有如下这些：

　　《公民潘恩》（傅又信译，吕叔湘校，世界知识社，1949）
　　《自由之路》（范之龙译，文化工作社，1950）
　　《最后的边疆》（蔡慧、陈松雪、李文俊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
　　《文学与现实》（树生、芳信译，文艺翻译出版社，1952）
　　《美国人》（《法斯特选集》之二，许汝祉译，文化工作社，1952）
　　《美国的皮克斯基尔》（黄星圻、郭开兰译，光明书局，1953）
　　《斯巴达克思》（《法斯特选集》之四，叶维之、施咸荣译，文化工作社，1953）
　　《奴隶起义》（即《斯巴达克思》）（《法斯特选集》，叶维之、施咸荣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3）
　　《自由之路》（《法斯特选集》，范之龙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没有被征服的人》（蔡慧、李文俊、陈松雪译，平明出版社，1953）
　　《都会一角》（徐汝椿、陈良廷译，平明出版社，1953）
　　《孩子》（徐汝椿、陈良廷译，平明出版社，1954）
　　《海盗与将军》（徐汝椿、陈良廷译，平明出版社，1954）
　　《光明列车》（余上沅译，泥土社，1954）
　　《公民汤姆·潘恩》（徐汝椿、陈良廷译，平明出版社，1954）
　　《知识分子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方应旸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
　　《孕育在自由中》（蔡慧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
　　《萨柯和樊塞蒂的受难》（冯亦代、杜维中译，作家出版社，1956）
　　《赛拉斯·丁伯曼》（竹衍译，作家出版社，1957）

　　另外，《译文》杂志1954年9月号曾刊载法斯特的小说《傻瑞典佬》（李文俊译），并配有苏联罗曼诺娃写的作家研究《霍华德·法斯特》（何如译）。
　　几家出版社在当时集中出版法斯特作品（其中平明出版社的主持人是巴金）并非偶然，从世界大势而言，二战后冷战开始，法斯特等左派作家以维护世界和平为旗帜，站在劳工一面，抗议美国政府所作所为，这当然受到苏、中等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欢迎。从中国的形势而言，朝鲜战争加剧国内反美宣传，法斯特是现成的从“敌人”的心脏中杀出来的作家，他的重要作品在短时间内几乎都有中译本，由此成为热门作家倒也理所当然。后来，时势大变，时隔多年，1980年代法斯特的作品又出现在中国，大略情况如下：

　　《移民》（邝启漳、彭嘉树译，漓江出版社，1981）
　　《第二代》（彭嘉树译，漓江出版社，1986）
　　《生根》（邝启漳译，漓江出版社，1986）
　　《斯巴达克斯》（叶维之、施咸荣译，外国通俗文库，漓江出版社，1988）
　　《好莱坞巨子麦克斯》（王汉梁译，外国通俗历史小说丛书，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银色帝国的梦》（吴越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蓓娜》（张慧倩译，南海出版公司，1991）

　　漓江出版社出版法斯特的“移民三部曲”（《移民》《第二代》《生根》），从封面装帧上看，我们即可明白，这个时代翻译和出版法斯特已经不是奔着这个作家的艺术和思想去的，而是仅凭小说的内容，法斯特无意中又赶上中国出版的一个浪潮：通俗文学热。其他几部书的出版也佐证了这一点，它们被收入“外国通俗文库”“外国通俗历史小说丛书”这类丛书中。而进入1990年代后，法斯特很快便在中国图书市场上销声匿迹，近年来，出版社曾大量重印过去的老译本，美国文学的翻译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介绍美国历史、文化的各类读物也多如牛毛，未见他的书新译或重印。
　　上述介绍中，曾说1953年法斯特获得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这是法斯特的成就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认的一个标志，也是较有影响的一件事情。中国的《世界知识》1954年第2期，在“一九五三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之二”的标题下，发表翻译家李文俊的文章《霍华德·法斯特》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法斯特的人生经历、主要作品和社会斗争。作者评价：“法斯特的小说都是建立在进步力量争取人类的尊严、自由和进步这样一个主题上的。他的书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并且说：“全世界都知道法斯特是人民的美国的象征，他的作品在很多国家都有译本，受到了各国广大群众的很大的欢迎。”总之，法斯特是作为一个正面形象被宣传的。

　　由李文俊来写这篇文章，也不是偶然，他曾与两位同学合译过法斯特的两部小说，其中一部《没有被征服的》还是在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他们的翻译，是自发的，而不是有人组织的，看来法斯特的小说在那个时代颇受欢迎。不仅在中国，在西方，法斯特当时影响也很大。聂鲁达1950年6月所写的《献给法斯特》一诗，开头便满怀激情地写道：“我向被囚禁的霍华德·法斯特致辞。/我拥抱你，同志！敬礼！——我说，——/我底弟兄！”诗中充满这样的赞美的词句：

　　今天，霍华德·法斯特走进了牢狱。
　　他底书对于我们像是熊熊的火焰
　　真实地反映出整个美利坚底生活。
　　他描写黑人英雄，
　　队长和那些道路，
　　贫苦的人们和城市。
　　今天，他走进牢狱，和他同在一起的
　　还有十二位同样著名的人士。
　　我曾经在西班牙看见的深厚的积雪
　　正降临在他底头上；在他底周围，环绕着同样的阴霾、黑夜与鲜血。

　　在美国本土，在左翼人士和工运人士中，法斯特也是一面旗帜。鲍勃·迪伦的女友、艺术家苏西·罗托洛，父母都是美共的党员，属于红色家庭的“红尿布婴儿”，在十五六岁时，她的阅读中，法斯特的书曾占有一席之地，法斯特转向后的观点也带领着她们反思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那种白色恐怖的气氛下，“红尿布婴儿”如我是不合适提出对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疑问的，因为一种“受围心态”正紧揪着我们的父母。当左派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退党后，他旋即被谴责为叛徒和机会主义者。霍华德写过反映古罗马奴隶起义的小说《斯巴达克斯》，它后来被翻拍成好莱坞电影，由柯克·道格拉斯主演，而我爱读的儿童书《托尼和美妙的门》也是他写的。当时居然有左派认为，霍华德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了，因为他已不再信仰斯大林主义。这真是太荒谬了。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对父母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二 “一个可耻的叛徒”

　　谈论法斯特，无法绕开1957年他撰文批评苏联并退出美国共产党的“叛变”行为，这一举动，在当年，遭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猛烈批判。1957年9月16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有个讲话，后来整理、补充成文，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此文有为前一阶段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做结论、定调子的意味。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评估，周扬说：“最近一两年来国际国内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不平常的事件。”谈到国际形势时，他举了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法斯特的“叛变”：

　　国内外的反动派总是要寻找一切机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每当共产党内纠正错误、整顿作风、进行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反动派便以为他们进攻的时机到来了。帝国主义者利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这个反动浪潮的高峰，就是匈牙利事件。如何对待匈牙利事件，成了测量一个人是否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真正的革命家的重要标准。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个严重关头表现了他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忠诚和坚定，他们是经得起风险的。但是也有不少的人经不起考验。他们在思想上发生了混乱，政治上动摇了，其中少数的人公开叛变。这种现象在西方进步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中表现得很突出。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就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他在叛党声明中诉说“我毕生建立起来的信仰完全粉碎了”。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叛徒的忏悔口吻。显然，他粉碎了的只是披在他身上的一层薄薄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真正信仰；他的灵魂深处浸透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腐朽思想。这样的人退出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可耻的叛徒”，这是中国文艺界领导人当时对法斯特的定性，在此文的后面，他还将法斯特的问题与“大右派”冯雪峰的问题联系起来，放在一起讨论：“无论是外国的法斯特，或是我国的冯雪峰，都把艺术的真实性和政治的正确性对立起来，似乎一个作家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立场，就不可能在艺术上保持真实了。法斯特叛党以后就宣布他今后再‘不能按照“正确”的来写作’。他要求在政治上犯错误的权利。冯雪峰也劝告作家不要首先考虑政治上正确或错误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后，经历和参与过当年外交风云的资中筠在回忆录谈起此时的国际背景，也提到法斯特，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法斯特“叛变”的大背景：“苏联出兵匈牙利，引起国际一片反对声。左派内部发生分裂，不少西方共产党员退党，其中著名的如美共知名作家法斯特等。”“1956年以后‘冷战’双方攻守之势开始易位。大批左倾的西方知识分子从失望到幻灭，有的退出，有的转到反面。著名美国作家法斯特宣布退出美共就是标志之一。”⑩由此可见，法斯特的“叛变”绝不是孤立事件，同时，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那么，中国和苏联展开对他的猛烈批判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周扬发表他的讲话之前，1957年8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1957年第19号已经发表诗人邹荻帆的文章《法斯特叛党了》。邹荻帆的这篇文章，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谴责法斯特的叛变行为、“反党立场”，邹荻帆驳斥了法斯特很多具体的观点，最后以“永别了，法斯特先生”与法斯特划清界限：“法斯特的事件，擦亮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位‘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他把党的扩大党内民主，看成无政府主义的民主，疯狂地攻击党的组织。他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进行反党活动。他在波匈事件发生时，帝国主义者掀起了反共、反人民的浪潮，他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的庄严使命，而是退出战斗的行列，发表反党的声明。他的劳动的产品，实际上作为向党进攻的资本。”杂文家徐懋庸也撰文，引用鲁迅对左翼作家的告诫讽刺法斯特：“在资本主义包围仍然存在，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派遣特务，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去进行颠覆活动的现在，他幻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就应该放弃镇压，废除死刑，对一切人讲自由和人道，根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实在太浪漫谛克了。”
　　转过年，对法斯特系统的批判密集又升级，不过，内容和语言都大同小异，无非是谴责和讨伐，也包括一些咒骂。在主要刊物上，有这样的一些文章刊出：石稜中《法斯特决定的是自己的末路》，文中认为：“关于法斯特：作为一个写过‘美国的毕克斯基尔’的人，我对他曾经有过敬意；但是当法斯特成为一个无耻的叛徒时，我对他有的只能是憎恶。”《译文》1958年5月号刊载苏联作家鲍理斯·伊萨柯夫《法斯特的两次自白》（译自苏联《外国文学》1958年第2期），文中说：“法斯特断言，促使他退出党的原因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和苏联国内法制的遭受破坏。我们是把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看作社会主义制度富有生气和力量的明证的；我们不怕谈到自己的即或是最严重的错误，为的是以后不让我们或别人重犯；……”并预言法斯特：“那些指挥着反苏宣传的人们很快就会对他失去新奇之感。到那时候，他就将被所有的人遗忘。”译文编辑部还编印《法斯特叛党言行批判》一书（内部资料，1957年12月印），供大家批判用。
　　《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1958年12月25日出版）上有朱虹《从法斯特的小说看法斯特的本来面目》一文，文中分析了“法斯特思想上走上了一条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到今天公开向社会主义开火的道路”，认为：“我们正要在许多地方把法斯特的作品跟法斯特本人，连人带书，一脚踢开。”朱虹后来回忆：“1953年分到研究所时我才20岁，只会英文，中文不好很自卑。我到了研究所，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美国的进步作家霍华德·法斯特。我写了一篇报告，从写作上批判法斯特怎么次。当时卞先生说，你这篇文章没法发表。别人都吹捧，你说得一钱不值。我说那就不发表。没想到三年之后，法斯特发表声明退党，卞先生高兴了，就拿了我的破稿子对编辑说，我的学生三年前就批判这个作家。当时我在乡下参加劳动锻炼，卞先生就按编辑的要求，自己动手增加了政治批判的内容，后来发表了。人们开玩笑，说我是‘三年早知道’。”很显然，政治风向决定学者的观点和立场，这不是幽默故事。

　　三 “呸！叛徒法斯特”

　　《文艺报》1958年第8期（1958年4月26日出版）上刊发一组批判法斯特的文章，从作者名头看，算是重头文章。周扬点名法斯特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在《文艺报》1958年第5期，后续刊出的批判文章显然是精心组织的，这是对周扬讲话精神的具体贯彻。这组文章有一个醒目的通栏大标题：呸！叛徒法斯特。标题下面有编者按，控诉法斯特“罪行”，又讲了为什么要“呸”他，语言充满战斗性：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956年帝国主义者利用社会主义阵营某些暂时的困难和缺点，掀起了一阵反苏反共的逆流。法斯特没有起来捍卫工人阶级事业，却被吓得丧魂落魄，投到敌人方面去了。从此，他自绝于工人阶级，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和一切叛徒一样，他扯下了自己的身上那一层薄薄的马克思主义外衣，接二连三地向敌人发表声明，肆无忌惮地辱骂共产党，辱骂社会主义，辱骂苏联，充当了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工人阶级内部的一小撮动摇分子，终于叛变出去，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霍华德·法斯特这个名字，现在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各国工人阶级同声唾弃他：“呸！叛徒法斯特！”
　　……
　　我国知识界的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展开。……看了法斯特这个反面例子，有助于他们进一步认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从而坚定他们摆脱这些思想束缚的决心。

　　这个专辑共有六篇文章，中国作家（诗人）的三篇，作者分别是巴金、曹禺、袁水拍；翻译文章两篇：苏联《文学报》上格里巴乔夫《法斯特是修正主义的讴歌者》、美国工人作家菲力普·包诺斯基《临阵脱逃》；后面还附一篇林文编写的综述《法斯特叛党经过及各国进步文学界对他的批判》。当期《文艺报》正文只有四十三个页面，这组文章占了十六个页面，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三篇中国作家的文章，作者排序是：巴金、曹禺、袁水拍，大概是根据三个人的文坛地位和资历排列的，三个人都是当时影响力很大的作家，除此之外，他们都拥有显赫的头衔和社会职务，如此一个外国作家，法斯特虽然谈不上是“一枝独秀”，却也是被另眼相看的。
　　巴金在《法斯特的悲剧》一文中，认为法斯特的“叛党”“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悲剧”，原因是他心中有个“伟大的自己”，从而不能把感情完全溶化在群众的感情里面，以致走向反动。他还按照时文的经典作法，对美国的民主进行批判。在批判的同时，巴金还有不少“惋惜”，他说：“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个诚实的作家。自然他以后还可能写出更多的作品，但是他不会写出像过去那样激动人心的诚实的作品了。这的确是值得惋惜的。”通篇读来，巴金上纲上线的批判，不过是这样的话：“他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的感情完全溶化在群众的感情里面，在集体的解放中去追求个人的自由。他不能够放弃个人的特殊的地位。他过分地重视自己，突出自己，甚至为他自己设下一个自我陶醉、自我扩张、自我宣传的罗网。”——这些话也不是他自己在反右运动中批判知识分子常用这些套话。在这些套话中，巴金还是埋伏了一点点自己的想法，他把法斯特当作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惋惜他“精神上的自杀”：

　　我并不怀疑法斯特过去的诚实，我也不认为法斯特最初发出他那“痛苦的哭声”时就有坏的动机。他过去为他的思想和言行吃过苦，受过迫害，坐过牢，受过抵制，后来也在国外得到很高的荣誉和全世界千万读者的敬爱。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但是他怎么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毁掉了自己十几年艰苦忘我的劳动所造成的一切，而且一点也不顾惜呢！……可是到了去年十一月他就在新著《赤裸裸的上帝》中写下他最大的诽谤：“共产党是一个监狱”，为美国的“民主”生活作公开地宣传了。这简直是精神上的自杀！

　　正是这种惋惜，使巴金在文章最后还劝法斯特“回头是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曹禺没有像巴金那样文绉绉地讲“悲剧”，他紧扣题义，文章的题目是《斥叛徒法斯特》，义正词严地来了三条：“第一，法斯特不是他自封的那样‘神明’，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因他的背叛就停止了波澜壮阔的发展”；“第二，是个脓疮就该挖掉，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就不如放在光天化日下让大家瞧瞧”；“第三，法斯特的叛党，告诉我们，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共产党员最大的敌人”。同样，曹禺也对“美国民主”也进行无情的批判，以揭穿法斯特的谎言。对于法斯特，他不抱幻想，而是斥之为像法斯特这样的人“永远不能明了我们文艺阵营里钢铁一般的团结和高度的民主，正如蛆虫不能理解阳光下还有干净的世界。”袁水拍的文章《11年前的往事》，则将时间拉回11年前，将法斯特与受美国政府迫害的“好莱坞十君子”对比，写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怎么“坚持战斗”的，“但是，一边是庄严的战斗，一边是荒淫和无耻的勾当。曾经假冒为善、窃取进步群众对他的信任的法斯特，竟然背叛了真理，背叛了组织。这个无耻的家伙……”“疾风知劲草，有投机变节的墙头草，也有高洁坚贞的兰草。我们唾弃前者。我们尊敬后者……”
　　翻开他们那一辈作家的文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几乎都写过这种文章，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事件、社会动向都需要他们站出来表态。曹禺1958年9月初版的《迎春集》里就收了不少，看题目就明白了：《在幸福的祖国的天空下》《原子弹下的日本妇女》《埃及，我们定要支援你》《胡风，你的主子是谁？》《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袁水拍1959年3月初版的《文艺札记》里也有：《为社会主义纪元的四十诞辰而欢呼》《徐懋庸肆意歪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慌了手脚的蒋帮宣传员们》《阶级教育的生动的一课》《反对冯雪峰的文艺路线》《反对法西斯的血腥的民族歧视政策》。不用列举，巴金的这类文章并不少，还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大凡当时活跃一点的作家，恐怕都写过，在他们这不仅是写作，也是政治任务。毫无疑问，这样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些“正确”的套话集合，倘若有价值的话，它们的价值不是从“文学”，而是从“宣传”上来论定的。做宣传，作家自然是上佳人选，或者说，文学的社会作用便是这样被长久地误解。然而，在当时能够承担这样光荣的政治任务的，必然是得到信任之人。作家本人没有理由也不会拒绝这种“光荣”。谈到这篇《法斯特的悲剧》，巴金后来说：“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为完成任务，他“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摩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

　　四 单纯，天真，多余的希冀

　　在以往，或者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表态性质的批判文字发表后，作者就算完成任务，接下来还要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谁知这一次却节外生枝，问题出在巴金那篇文章上：文章发表后，《文艺报》接连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对巴金的观点提出质疑。－－我相信《文艺报》编者的政治素质，他们能把巴金的文章登出来，而且排在三人中的第一位，虽然不足以证明，他们特别欣赏巴金的观点，也说明他们认为巴金的文章是没有问题的，至少他们没有看出问题来。然而，在那个年代，读者的“觉悟”要比编者高，关键是读者代表着“人民群众”，这就不可怠慢更不能忽视。
　　对于读者和读者意见的重视，是经过各种运动，特别是反右之后，走向“大跃进”时代，各个刊物要调整的主要方向。《文艺报》时任主编张光年说：“既然我们的耳目不周，力量不够，就应当向读者寻求支援，吸引广大读者参加我们的工作。……创作也好，评论也好，对新作品的鼓励也好，对反动思想的批判也好，读者都是我们强有力的后援。经过反右派斗争，我们的读者也受到锻炼，一支强大的文艺后备军已经形成了，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正确地运用这个力量。”1958年3月13日，首都14个文艺刊物负责人集会讨论文艺刊物大跃进规划时，“《文艺报》张光年说：《文艺报》的中心工作是：一面浇花，一面锄草：浇花要勤，锄草要透。我们的浇花工作做得特别不够，今后准备调配力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文艺报》准备从三个方面来建立文学评论队伍：一、和《人民日报》联合组织一些评论家多讨论、评介作品；二、逐步加强和扩大现有青年评论员的队伍；三、向读者开门，吸引读者来参加讨论作品，从中发现新生力量。”这些都体现了要加强“读者”在文艺作品评论中发言权的倾向。
　　说到做到，当期《文艺报》便开设“读者讨论会”栏目，文艺报编辑部有《向读者提出三点要求》作为开栏话，在开栏语中，编辑部检讨以往“前怕狼，后怕虎，保守思想”，“大跃进，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其中的一条，就是使我们认识到这种不敢向读者开门的思想，真是危险得很；再这样下去，就会完全脱离群众，读者就会不理我们了。”这一期“读者讨论会”的主题，是对于《再批判》一组文章的意见，接下来有：“关于文风问题的讨论”（第7期）、对于话剧《红色风暴》和《二七风暴》的讨论（第8期）、对影片《护士日记》和小说《浮沉》的意见（第9期）、“欢呼新事物，发扬创造性”的讨论（第10期），到第11期就是“对《法斯特的悲剧》一文的意见”。这一期的《文艺报》（1958年第11期，1958年6月11日出版）头题是社论《插红旗，放百花》，这篇社论主要是探讨“阵地”在谁手中的问题，强调“必须插遍无产阶级的红旗，才能大放社会主义的香花”，因此，要“拔白旗，插红旗”。
　　《文艺报》“读者讨论会”栏目中，以“对《法斯特的悲剧》一文的意见”中刊出的“读者意见”时，“拔白旗”运动中的“巴金作品讨论”尚未开始，这反而更加证明《文艺报》读者的敏锐。这一期《文艺报》刊出三篇读者意见和《巴金同志来信》。北京师大卫生科化验员那铁林和护士孙建华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我们的看法与巴金先生不同”：法斯特的叛变是否值得惋惜？怎样看到法斯特的过去？法斯特为什么要叛变？由此，“我们要问巴金先生这是什么立场，什么情感？”河南省工人疗养院的读者邙栖霞很简短，却又特别有力量，她上来就问：“像法斯特这些背叛人民的敌人还会忽然良心发现而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会吗？”接着是义正词严的判决：“历史证明：叛徒的命运，或者是死于人民的铁掌之下，得到了正义的惩罚；或者是被葬送在其一心孝敬的主子之手。这就是生活的铁则，也就是叛徒法斯特之流的悲惨下场。”最后，告诫巴金：他希望法斯特“回头是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是“多余的希冀和毋须有的惋惜之辞”。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谢介龙在《〈法斯特的悲剧〉一文错误－－写给巴金同志的一封信》认为巴金的文章有“不少错误”，诸如，替法斯特惋惜，认为他有才华和“诚实”，劝法斯特“回头是岸”。他质问：

　　我们真不相信您会是这样的在政治上单纯和天真！法斯特的叛党和叛人民已经不是什么“错误”的问题了，而是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了。……卑鄙和下流到了极点的叛徒法斯特，这个为资产阶级老爷先生们所豢养和宠爱的叭儿狗，正得意洋洋地躺在他们的裤脚下，舔着他们的皮靴，疯狂地吠着“反苏”“反共”的谰言。因此，您最后向法斯特“大声提醒”，祈祷他“魂兮归来”！我认为这大可不必，叛徒法斯特已经没有灵魂了，他的灵魂上了“西天”，这种“招魂”可以休矣！

　　这位读者还毫不客气地说：“当我读完后，发觉您的文章，远不及曹禺同志和袁水拍同志的文章那样带劲。是您的写作技巧不高明吗？比曹禺同志和袁水拍同志差吗？都不是的，而是您文章的思想内容的问题。”谈到“思想内容”，恐怕是那个时代中令作家瑟瑟发抖的一个问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仔细比较一下，巴金的文章的确是“思想认识不深刻”，巴金是把法斯特当作一个“人”来分析他是怎样误入歧途，而“叛徒”在当时的语境中则是十恶不赦的名称，他没有权利享受理解和惋惜。巴金的文章战斗性不强，言辞间的惋惜之情，又有替法斯特开脱的感觉。更危险的是他居然认为法斯特过去是一个诚实的作家……
　　巴金的问题是在文章中流露出对法斯特某种好感：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推出过数本法斯特的作品，这足以看出巴金对法斯特作品的认同。在法斯特的小说中有一部《萨柯与樊塞蒂的受难》，更加深了巴金对法斯特的好感。熟悉巴金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萨柯与樊塞蒂二人对于巴金思想发展的意义。1927年，当美国的地方法院要判处他们死刑时，年轻的巴金在巴黎参与了世界性的营救行动，这件事激发了巴金内心的热血激情，他的小说处女作《灭亡》的创作即与此有关。此后，巴金一直关注此事，他翻译了樊塞蒂的自传，还以此事为背景写过《我的眼泪》《电椅》等纪实性的小说，并把樊塞蒂称为“吾师”。法斯特的小说为这二人申冤，一定会在巴金心中唤起共同的感情。1953年11月5日巴金在朝鲜战地日记中还曾留下“晚看法斯特小说很受感动”的记录，虽然不能确定是哪一部小说令巴金“很受感动”，但是，他对法斯特的好感以至惋惜，显然都不是没有缘由的。所以在文章中有这样的语句：

　　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尔德、萨柯与樊塞蒂都是些诚实的人。……两个意大利工人萨柯与樊塞蒂死于美国民主招牌掩护下合法的谋杀。他们正是依靠着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援助，才能够在死囚牢中支持了七年，最后勇敢地死在电椅上。这些人一生所走的道路跟法斯特今天所走的路是不同的，而且是相反的。

　　这种好感哪怕仅仅是一点点，还是逃不过读者的火眼金睛，以致批评他“在政治上单纯和天真”。事已至此，编者不敢怠慢，否则下次就轮到有人质问编者的立场哪去了。于是，当年的第11期《文艺报》上，编者选发三封读者来信，还有巴金致编者的一封短信。巴金在信中说：

编辑同志：
　　来信收到。七篇文章已经读过，现在全部寄还，谢谢你们。读者们的意见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写那篇文章时，翻了一下材料，多少受了点阿普塞卡的文章和波列伏依给法斯特的信的影响。但是他们的东西是在去年上半年写成的。时间差了那么久。而且我希望法斯特“回头”，劝他不要继续走更反动的路，要他改过自新，我只着眼在一个作家的堕落，却忽略了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叛党的重大事件。所以读者们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此致
敬礼
　　巴金　1958年5月19日

　　“读者的意见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只着眼在一个作家的堕落，却忽略了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叛党的重大事件。所以读者们的批评是有理由的。”二十八年后，巴金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态：“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
　　“读者来信”是特定语境下办刊的一个非常微妙的手段，正如“发动群众”在政治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这里的“读者”，可见又不可见，是单数又是复数，是办刊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来选择和舍弃的。但是，它的效果和力量却又无比强大，特别是强调群众为主体的前提下，读者意见有着不容置疑、不可讨论的强大作用。吊诡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非专业性的——如质疑巴金文章的几位读者，没有见一个人提到法斯特的具体作品，尽管法斯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是那么多。从文字中能够看出，他们对法斯特的了解仅仅限于读过《文艺报》上面的那组批判文章，其中谢介龙坦承：“我对法斯特不了解”——文学艺术等问题都是具有专业基础和积累的，然而以非专业性对专业能够无往而不胜，他们手中的法宝是政治正确、立场坚定、方向明确。不同于署名的辩论文章（当然，这样的文章也可以组织和操控），“读者来信”也有具体署名，但是写信者经常有着非常明确的阶层和群体意识，他们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某一阶层在发言，编者选择也正是如此。古斯塔夫·勒庞在对大众心理时认为“群体”有这样几个很鲜明的特征：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自觉的个性消失，易为暗示者操控，极端轻信。“读者来信”在那个时代的语境就具有这样的作用和破坏力，固然，听取和重视读者的声音没有错误，但是，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手段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文学艺术等专业问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建设性的，特别是这种方式最后演化成某种极端，变成“大字报”的时候，它的破坏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有的学者曾反思大字报在“文革”中的作用，他认为：“制造舆论，扩大声势；矛头向上，煽动造反；壮己声势，压制对手；断章取义，派斗利器；罗织罪名，组织围攻；揭发阴私，侮辱人格；传播流言，助长错误；泄露机密，损害国家。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已演变为大批判、大揪斗、大体罚。这些都是极其粗暴的破坏民主、践踏民主的行为，而却冠以‘大民主’的称号，实在是极大的讽刺。”他还引用了邓小平对此的评价：“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事实也如此，巴金心里不服，也不敢申辩，只有“下跪求饶”。

　　五 “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

　　即便“下跪求饶”也不能“平安无事”，革命群众还要“痛打落水狗”。6月11日，徐景贤在《文汇报》上发表《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再次商榷》，文章认为：“现在巴金同志却在文章里抽象地谈论法斯特过去的‘诚实’，赞美他的作品，歌颂他的战斗史，而不从阶级观点去分析法斯特一贯以来在思想上、立场上的局限性，指明他的世界观的缺陷，其结果是会造成读者对法斯特的模糊认识的。”《文艺报》刊发读者意见，那是因为前文发表在该刊上，有此回应尚属正常吧，此事与《文汇报》原本无关，《文汇报》竟然刊文批评，这说明事情的影响在扩大，已经演变成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了。徐景贤后来成为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人称“徐老三”，意思是他乃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把手。巴金在《随想录》中控诉“文革”，是对历史的反思，并不追究个人恩怨，批评某事很少提到具体哪一个人的名字，可是他却提到“……徐某某禁止我写作的十年”，并认为：“这一伙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是四十年代的督学所望尘莫及的。”可见，徐景贤对他伤害之深。
　　三天之后，6月14日的《文汇报》上又发表余定的《巴金同志捏造了一个错误的口号》，一年前的旧账又翻了出来。在1957年作协会上，巴金曾“讲到上海人艺参加全国话剧会演的节目没有得到好评，我说对于剧本的艺术的估价应当交给群众去考验，不要有少数领导同志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由此巴金说了句“文艺应当交还给人民”，这就是那个所谓的“错误口号”，余定认为：“从那口号里我们便可以明了……巴金同志认为现在的文艺不为人民所有，而是为党所有的。”“所谓‘把文艺还给人民’……一句话，就是要求党不要来过问文艺，要求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和监督。”一个具体场合中的发言被推定到这样的抽象原则和政治立场上，批评者的这种文风和逻辑颇具时代特色。从网上，我查到，余定是余仁凯的笔名，他还有一个笔名是凯枫，江苏宜兴人，1931年出生。1950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宣传部干事、中央团校华东分校教研室研究员、新文艺出版社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曾编选过《胡也频选集》等。他的这篇文章不知道是奉命而作，还是自己拍案而起，虽然是断章取义、强词夺理，可是，上纲上线到这个地步，被批评者已经毫无讨论、说理和反驳的余地了，巴金已被吓得惊慌失措。“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假思索就拿起了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为保全自己舍弃尊严，这种趋利避害的心理，恐怕是人之本能。试想一下，巴金当时如果选择反抗的话，又是什么结果？他的反驳文章可能根本发表不出来，如果侥幸发表出来，只能成为下一轮被攻击的靶子，事情因此会越闹越大，身败名裂，经过反胡风、反右等运动后，这样的例子不难找，巴金和很多人一定很熟悉这种结果，才不得不选择检讨、屈服。

　　巴金给《文汇报》的这封信比《文艺报》的短简要长多了，它已是一份检讨书了。巴金不光检讨这一件事情，而是彻底否定以前所有的独立思考行为：“解放以来我写过不少的文章，也说过不少错误的话。”“甚至在大鸣大放以前我也发表过一些错误的言论，……（我）自以为是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一点狭隘的见闻或经验出发，为了顾全面子甚至强不知以为知，这早已脱离了政治，丧失了立场了。”巴金坦诚地谈到自己的困惑：“反对旧的，我自以为还懂得一点，在我过去的作品里，我多少也作过这一类的工作；建设新的，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经过几次学习我大致也懂得一点，但是碰到实际的问题或具体的作品时，我就把握不住了。”那些“思想”，不是以自己生活中认识总结出来的，而是别人灌输到脑子里去，再到具体实践中当然是不甚了了。在以往，巴金没有弄明白，有些事情，不需要他去“把握”什么，也不需要他“思考”什么，他只要当一个忠实的传声筒听命于人就行了。经历了“法斯特事件”，他才得到“教育”：“我一直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所以我一直认为思想领导、政治领导是必需的。”“我今后能不能做出一些好事，还要看自己改造得好不好。”“我耳边老是有一个声音说：‘加紧改造’这是自己心里话，我决心改造自己。”
　　巴金不是凭空担心，反“右”惊魂甫定，他一定预感到什么。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就是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的《斥叛徒法斯特》（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版）一书，该书《出版说明》中说：“一年来，我国人民热烈地投入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粉碎了国内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时也丝毫没有忽视国际上一切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活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听到法斯特叛党的消息，立刻就投入了战斗……现在我们从这些刊物里选了曹禺同志等的六篇文章，辑成专册，以便广大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个叛徒的反动本质，并从法斯特叛党事件吸取教训，进一步认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该书收曹禺、袁水拍文，以及苏联鲍里斯·伊萨柯夫《法斯特的两次自由》、格里巴乔夫《法斯特是修正主义的讴歌者》，美国菲力浦·包诺斯基《临阵逃脱》，林文《法斯特叛党经过及各国进步文学界对他的批判》等文。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发表在《文艺报》上，曹、袁二文，两篇译文和综述均收，唯独不收巴金的文章，这岂不是更加坐实巴金的文章有问题吗？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巴金的心理压力。事实证明他的预感完全正确，四个月后，长达一年的“巴金作品讨论”气势汹汹地揭幕了。打头的是姚文元的《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国青年》1958年第19期），接下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中文系等都成立了“巴金创作研究小组”，一篇篇文章正在推出，报刊上发表的这些名为“讨论”的文章，题目都是这样的：他们到底欣赏巴金作品的一些什么，巴金在《灭亡》里鼓吹了什么东西，我们从巴金的《家》里得到了什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经风历雨，一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他的思想和内心变化中，让他有“致命一击”之感的转折点，就是法斯特事件。后来他回忆：

　　我的朋友中作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经不少了。据说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五八年几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姚文元一伙人揪住不放，在三个刊物里讨论了整整三个月。我内心相当紧张，看不清楚当前的形势，从鸣放突然“转化”为“反右”，仿佛给我当头一棒，打得我头昏眼花，浑身打战。五八年因为一篇批评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动地写过两次检查。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辑《巴金选集》。责任编辑看了全稿，还希望我写一篇表态的“前言”“后记”。我不想写，却又不能不写。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法斯特的悲剧》记忆犹新。我战战兢兢，仿佛大祸就要临头，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责的文字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怨气在字里行间流露。

　　从此之后，巴金变得更加谨慎，从而更进一步地丧失“自我”。法斯特事件把巴金逼进了死角：光“揣摩别人的意思”已经不行了，不但要完全贯彻别人的意思，连语言形式都不容许是你自己的。多年后，他写道：“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多少年了，转了那么大一圈，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巴金又转了回去，他再一次确认：法斯特是一位作家。这是黑色幽默，还是一把辛酸泪？在他晚年的著作《随想录》中有就很多关于当年的反思，他说：“倘使有人问我错误在哪里，我也讲不清楚。……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他还强调：“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法斯特事件虽然不是像胡风冤案、反右运动那样牵涉很多人、影响面特别广，然而，它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反右运动是自上而下引起的，上面号召，下面响应，甚至有不少人还是被动地响应。可是，法斯特事件后来的发展是群众的“自觉”，读者的“觉悟”和“敏感”成功地维护了他们接受的教育和观念。在他们的自觉维护中，让人感到一种可怕的力量：他们已经不仅是某些教条的接受者，而且还是自觉维护者；他们不仅是受害者，而且极有可能会成为有力的加害者。不仅在当时，就是历史烟云消散之后，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受害人和加害者，如果要追究历史责任，他们可以轻松地将一切推给历史、推给“错误的政治路线”，个人充其量就是一个个“随大流者”而已。法不责众，每个人良心上也没有债务，这才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回过头来，再看这三位批判者的命运：巴金起初是批判者，很快就成了被批判者，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一面积极表现，一面也无法阻挡走向深渊的命运。袁水拍，批判法斯特，只是他在这之前和之后工作的一个环节，这样的文章，他写得多了。他后来在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位置上赶上“文革”，很快被打入另册；然而，在“文革”后期，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对于诗人而言，这是交了“好运”吗？非也，很快，“文革”结束，他又因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被审查，袁鹰说：“而当冬尽春来，国家和个人都步入光明坦途时，他已被病魔缠绕，力不从心。那几年，他的思想情绪中，希冀和欢愉、沮丧和愧悔兼而有之。仿佛一株曾是绿叶葱茏的大树，被雷霆和害虫侵蚀了枝干，几乎濒于凋残。虽然重睹春光，满心想尽力重绽新蕾，但已身心交瘁，不复有当年的豪气和锐气了。”他的老部下曾有这样的描述和评价：
　　青年水拍才高笔健、意气风发，及壮又身居高位，他的勤恳忠诚当然成就了很多业绩；然而世路并不平坦，一旦错误路线占了上风，一个不善独立思考、不敢顶风抗压的“老实人”，不栽跟斗、不陷泥淖，几乎是不可能的。十年动乱末期水拍的“荣升”文化部副部长导致新一轮悲剧也就势所必然。海外的朋友谓：“卿本佳人，奈何从贼！”是惋惜、是责备，更是深知其人的体谅。
　　曹禺的后半生都在努力，要写出一部像《雷雨》《日出》那样的杰作来，然而，终究未能如愿。他一边忙忙碌碌，似乎乐此不疲，一边又在焦虑、自责，他在一则日记中曾写下这样的话：

　　十时许到巴金家。巴老说：“现在一个作家要给自己下结论的时候到了。写点东西，留给后代人看。”“写了登不出，放几年也无所谓。”
　　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无思想，随风倒，上面说什么，便说什么，而且顺着嘴乱讲。不知真理在何处。
　　一定要独立思索，不能随风倒，那是卑鄙的、恶劣的行为。

　　对于以往自己批判过的朋友，他也表示过歉意：“对于他（指吴祖光——引者），我要多说几句。我是对不起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时，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这些，我真是愧对这些老朋友了。现在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让人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在“文革”中，我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这段话中，有一句话特别沉痛：“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让人痛心的历史教训。”但愿所有的历史教训，永远归于历史。

　　2019年12月21日凌晨—2020年5月5日夜改旧文；6月21日凌晨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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