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教授转述高尔泰先生的警世通言：我只担心一种可能，出现一个用人工智能加基因工程武装起来的全球政府，把人类锁进一个没有自由的给定命运。那将比灭绝更加可怕。要说对未来世界有什么期待，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全球政府


　　老高按：这个周末，几对夫妇聚会，有一位朋友谈起中国“美团制”下的骑手们——送货员、送餐员承受的大数据日益沉重的压迫：企业经营者、管理者用电脑对送货、送餐路线进行科学分析，在时间上越卡越紧。譬如说吧：要求在20分钟送达某个地点，超时就要扣分。如果某位聪明能干的送货员找到了捷径，18分钟送达了，那么这就会列入大数据，从而“改进”此后对送货员、送餐员的时间要求，此后就改为须在18分钟送达这个地点了，超时就要扣分！
　　总之，骑手们，限时更短！动作更快！精神更紧张！
　　这让我想起半个世纪前读中学时学过的“福特制”“泰勒制”下的流水线——那时的资本家运用科学管理手段，通过实验确定每一道工序的最优解，根据最熟练工人的标准制定劳动定额，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效率。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就是形象化的注解。
　　“美团制”，延续和发展了“福特制”和“泰勒制”，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监控劳动者的每一个劳动细节，将劳动过程分解成等单、取餐、送达等环节，并将每一个环节逐步压缩，使之达到极限。与之配套的还有严格的等级晋升和严厉的罚款制度等等，让每个骑手都困在算法的系统里，不断自己鞭打自己，冒死送餐，一旦出意外还几乎得全部自己扛。
　　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曾经介绍，北大一位博士2018年跑了半年外卖来研究外卖公司管理制度，写出报告《“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详细揭露了平台压榨劳动者的套路。
　　根据《人物》杂志调查，从2016年到2019年，美团平台三次加速：三公里送餐时限由1小时变成了45分钟，又缩短到38分钟；根据相关统计显示，2019年中国外卖全行业订单时间比三年前缩短了十分钟，美团领先平均时间12分钟。
　　外卖骑手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中国所有现代工厂都不同程度存在类似现象。这个时候，读到孙立平教授的文章《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从高尔泰先生的警世通言出发，从经济延展到政治和社会，发出警号，更是发人深思：资本的扩张本性值得警惕，但得到技术的强大助力，与权力相结合，可能产生的前景更让人惊悚。


　　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立平观察，孙立平社会观察


　　1、人老了，看问题时有优势有劣势。劣势是，对新的事情缺乏敏感，甚至有时会囿于过去形成的成见；优势是，看问题有纵深，积累的知识和人生阅历可以增厚对事物的认识。这是我在介绍高尔泰先生最近的一次对话录《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之前，想先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2、高尔泰，著名美学家、画家、作家，旅美学者。1935年生于江苏省高淳县。想来，高先生今年已经是87岁高龄。于我而言，高先生无疑是老师的辈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高先生曾领思想风气之先，而我们那时还是年轻的学子。不曾想，在他耄耋之年，又能听到他振聋发聩的声音。

　　3、转载高先生这次对谈的媒体，把他的担心和预感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我担心出现一种全球政府，把人类锁进没有自由的给定命运。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只担心一种可能，出现一个用人工智能加基因工程武装起来的全球政府，把人类锁进一个没有自由的给定命运。那将比灭绝更加可怕。要说对未来世界有什么期待，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全球政府。
　　是否会是由一个全球政府来完成这个使命，当然还可以探讨，但他担心的那种给定的命运，却似乎正在途中。

　　4、高先生的这种预感始于这次瘟疫大流行，以及美国大选中“取消文化”压倒一切的勃兴。他说，这两件事情，似乎预示着某种地球秩序的范式转移，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五月花号”、《独立宣言》、林肯、杰斐逊这些人，纵然带着某些历史的堕性，毕竟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里程碑。取消这些里程碑，也就是取消自由人权的前奏。

　　5、他说，在这样一个时代，资本改变了在历史上的角色与作用。几个富可敌国的国际资本，在争夺全球化红利的斗争中和不同制度的国家政权勾结，拓展市场的同时也推销有利于他们共同赚钱的开发计划、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以致通向自由之路，曲曲折折变成了通向奴役之路。这必然地会引起自由主义的抗争。胜负取决于实力，亦即钱多钱少，而不是道义。

　　6、访谈者问高先生：对于未来世界，有许多悲观预言。您是一个悲观者？还是一个乐观者？您对于未来世界有什么期待？高先生回答：历史无序，不可预料。我只担心一种可能，出现一个用人工智能加基因工程武装起来的全球政府，把人类锁进一个没有自由的给定命运。那将比灭绝更加可怕。要说对未来世界有什么期待，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全球政府。

　　7、高先生出生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他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跌宕起伏的历史。在历史的脉络中，他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敏感，或者说形成了他的不祥之感。现在新的情况是，技术这个因素势不可挡地加入了进来，而过去我们往往只是从制度与文化的角度看问题。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从三件事情认识数字时代》。在这篇文章中，我结合当时发生的三件事情，表达了大体类似的担忧。

　　8、第一件事是润肺之死所呈现的数码时代的劳动与生存状况（润肺——这是一个拼多多女职工沿用多年的昵称，2020年12月29日凌晨一点半下班途中晕倒，抢救无效去世，年仅22岁。——老高注）。在此前的时代，特别是在传统社会中，管理者也会努力让员工的潜能发挥到最大的限度。但那时候，没有相应的技术，管理方法也处于比较粗疏的状态，被管理者还有或大或小的空间。后来，到了科学管理的时代，卓别林的时代，管理的方法与技术看起来是科学了，留下的空隙也比原来小了，但实际上还会有一些空隙存在。而在数码时代，一切可能的空隙都被填满。这展示了在工作的场景中无死角无空隙控制的形成。

　　9、第二件事是美国大选所展示的数码时代的政治。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所谓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依据过去的现实，我们对互联网时代曾经的想象是，互联网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将会使得对信息的垄断越来越不可能，隐瞒真相将越来越不可能。但人们没有想象到的是，替代信息垄断出现的，并不是真相本身，而是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在整个大选期间，可以感受到，各种谣言铺天盖地而来。人们辨不清事实与真相是什么，甚至不愿意相信事实与真相，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同时，在数码技术的推动下，一种信息茧房的现象出现了。在信息精准投喂中，人们不断自我强化，不断强化自己的幻想。同时，人们也就变得越来越偏执，越来越极端。

　　10、第三件事是抗疫所表现出的对隐私的掌握与控制。这次疫情给了数字技术一个急速扩展的舞台。在疫情之中，我们经常面临着一种选择，要隐私还是要健康？通过手机对个人的行踪进行追踪，涉及不涉及隐私？涉及。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为抗疫所需要。健康码涉及不涉及隐私？涉及。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抗疫所需要。于是，隐私闪退，监控上位。这是一种无法选择的选择。于是，人们就看到，以权力和市场为双重动力的对隐私的侵犯，不但进展神速，而且甚至达到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程度。

　　11、从目前的情况看，热爱自由、看重隐私的人们，竭力做出出于本能的反抗，但这些反抗太微弱了，在病毒的攻击之下，不得不节节败退。赫拉利（以色列学者，《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等书的作者。——老高注）曾经设想，我们应当利用新技术，赋予公民权力，而不是建立一种强大的监控体系。然而，思路是温馨的，现实却是冷酷的。建立在人们放弃隐私和自由前提下的监控，正在显示出空前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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