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這樣對數億家庭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政治運動，必要性是什麼？土改的革命對象根據什麼標準確定？中國為什麼不能和平土改，一定要搞暴力土改？土改真促進了生產力嗎？農民真正翻了身嗎？近30年對數以千萬計地富及後代制訂歧視制度，不是傷天害理嗎？


　　老高按：前年（2019年）在紐約參加土改國際研討會，數十位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台灣、澳門和歐洲的學者參加，還有不少學者沒能出席，書面提交了論文。後來研討會的上下兩卷論文集、洋洋近百萬言的《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由宋永毅主編，他邀我當執行編輯，奮鬥了幾個月，在香港田園書屋出版。
　　身為編輯，職責所在，每一篇論文，我都讀了不止一遍，不斷湧起這樣的想法，這些由富有責任感和專業水準的學者們付出心血寫出的論文，這些文章反映的史實和史識，都應該讓更多的讀者知曉、尤其是讓年輕一代、兩代的讀者思考。但由於遭逢海外中文書刊市場的崩盤，論文來不及交由大眾媒體來轉載、推廣，實在是非常可惜！
　　同時我也感覺，論文集中大多數文章是適合專業領域人士閱讀和討論的，切入口甚小，探討的問題很深，拿到大眾媒體，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說明，恐怕效果不一定好。因為對於“土改”，受中共強行灌輸和文藝作品薰陶，國人執念太深，就在前幾天還有人對我說：“土改的正義性和必要性無可置疑”，讓我瞠目結舌；後來他又加了一句話：“至少在當時”。
　　要讓多數人反思這一重大事件，需要更為普及性的文章。
　　正巧就讀到了楊奎松教授在文集《談往閱今》一書中的《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似乎適合這個要求。
　　這篇文章，看來是2012年初之前某次演講文字整理稿，是應北師大的一個學生社團邀請所作的報告。報告很長，有三萬多字，我只好分成兩篇，今天先發一半。小標題都是我加上的。
　　楊奎松教授的報告，在我看來，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典範。顧忌到中共嚴酷鉗制言論的政治環境，不可能完全敞開心扉，暢所欲言，卻儘可能地講出了他認為重要的話，展現了很高的語言藝術。其甘苦，其隱衷，其深意，都是“黃鶴樓上看翻船”“站着說話不腰疼”的局外人難以體會的，他們只會指責“為什麼不直搗要害，為什麼不明說這是共產黨的罪惡、毛澤東就是禍首元兇”……讓人哭笑不得。
　　楊奎松的用意，並不是給莘莘學子灌輸某個自己認為正確的觀念，而是引導他們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一些基本問題：
　　▲土改這樣的對數億家庭的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政治運動，必要性是什麼？——換句話說，傳統中國的土地制度情況如何，有什麼樣的危害？對於中國走向富強、現代化，是否構成了阻礙，必須加以摧毀？
　　▲土改運動的對象，究竟是根據什麼標準確定的？有沒有標準？
　　▲中國為什麼不能實行和平土改，一定要搞暴力土改？許多國家，還有台灣，也都搞過土改，為什麼都沒像中國大陸這樣血腥？
　　▲如何判斷土改運動的成敗——是否促進了生產力？是否讓農民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有了提高？推動中國進步的作用體現在哪裡？
　　▲土改將中國數以千萬計的地主、富農及其下一代、下兩代打成賤民，將近三十年從制度上加以壓制、打擊，有什麼必要性與合理性可言？
　　將楊奎松的文章看完，請再思考上述幾個問題：您對土改，是否仍然覺得天經地義？再有人輕描淡寫地說：“土改是中共所犯的歷史錯誤”，就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他了：錯！土改是極大的罪行！


　　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上）

　　楊奎松，傳知行，本文收入楊《談往閱今》，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主持人：楊奎松老師畢業於人民大學，歷任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中國人民大學講師、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以及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楊奎松老師的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對外關係史、中蘇關係史、國共關係史以及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楊老師堪稱是中國黨史界的泰斗，楊老師主要的著作有《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等等。對於楊老師很多人都很了解，我這兒也就不再贅述了，現在讓我們有請楊老師為我們做“中共土地改革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的講座，大家歡迎！
　　
　　楊奎松：聽剛才這位同學介紹，我都成“泰斗”了。“泰斗”是形容某個方面很老很權威的人。跟在座的同學們比，我確實是最老的了，但“泰斗”就談不上了。
　　
　　今天到這裡來先要講一個事情，就是剛才同學介紹我經歷的時候沒有講到，我跟大家應該說也是校友，因為我最早進大學進的就是北京師範大學。那個時候人民大學沒有復校，它是在北京師範大學招的生，發的所有各種入學的證件、校徽等等，都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只不過，我們離開北師大後，我這大概是頭一次回到北師大來。前面也有學生會的同學請過，但因為時間不湊巧，沒有過來。這一次知道再被邀請，知道你們是一個學生組織，我很痛快就答應了，就是想來和同學們像講課那樣比較隨便地聊一下。我也沒有專門準備PPT，沒有準備做比較正式的講演，本來只是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點研究心得，討論一些問題。因此，今天這個會場確實搞的太大了，實在像做報告的樣子了。
　　你們這個學生團體叫“農民之子”，我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想來和你們討論討論中共歷史上是怎麼解決農民問題的，和它對後來有着怎樣的影響。老實說，我研究農民問題非常非常少，我主要研究共產黨的歷史，雖然說也離不開農民，因為過去的共產黨就是農民的黨，但我畢竟不是直接針對農民問題來研究的，因此談農民問題的資格還不夠。

　　土改是中共動員農民投身革命的手段

　　我研究農民問題是最近幾年的事，是為了研究好中共的建國史而不得不用些功夫來做具體研究的。因為要研究中共建國的歷史，就要涉及到土改，為了研究土改，必須要直接研究一些農村的問題。但是我的研究和同學們的研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剛才我聽底下的老師、同學在介紹，你們很多工作是直接深入到現實社會的農村當中去，直接做農民的工作，做相應的農民調查。我到今天為止，沒有做過真正意義上的農村調查，基本上是看檔案，看文獻，看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各種當年的日記、筆記等等，通過這些歷史史料來了解中國舊的農村和中共的土改大概是什麼樣的。　　
　　當然，我雖然對今天的農民沒有做過直接的調查和訪談，但對許多從農村中出來的人還是有過很多接觸和交流的。並且，我過去也一度下過農村，對文革時中國個別地區的農村還有一些印象。我的印象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就是我在中學的時候，在北京的郊區下鄉勞動，前前後後大概有一兩個月的時間，主要都是利用暑假下去的。當年順義有個村子叫孫各莊，我們那時跟孫各莊的農民有過一段很密切的關係，我們就住在農民家裡，和農民一塊兒生活，一塊兒勞動，每天下田的時候也很累。還有一次就是在幹校，因為我隨父親去過五七幹校，幹校附近都是農村，那個時候我們也去過附近農村看過，目睹過農村的一些情況，雖然都不是很直接的了解。
　　
　　這是一個渠道，另一個渠道就是通過我的父母。我的父母不是農民，但是我父母的父母，就是他們的上一輩卻是和農村有聯繫的。事實上我們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凡是我們這輩人的爺爺那輩，或者我們這一輩人爺爺輩再上一輩，即太祖那一輩，絕大部分都是從農村出來的，或者就是農村的。這是因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發生得很晚，包括後來發達起來的中國的企業家、中國的商人、中國的金融家，他們許多都跟農村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與此相聯繫，在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產業中的工人人數，也一直很少。有，也往往和農村脫不開關係。在研究中共黨史的時候，就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號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說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但它裡面其實長期以來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工人，除了早年在完全在城裡工作的一個短時期外，其他時候90％以上都是由農民，或者農民出身的小知識分子組成的。這也很清楚地能夠反映出中國社會的發達程度，和中國社會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的特點。
　　因為這種特點，中共革命在城裡沒有成功的可能，它只能到鄉下去，並且只能依靠農民來作自己的生力軍。而要把農民動員起來投身革命，首先就要給農民好處，這也是中共一直主張要搞土地改革，要在農村搞平均分配土地，以解決無地少地農民生活、生產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共進城之前兩度土改都後果嚴重

　　在中共1949年進城之前，大規模地搞過兩度土改，一度是在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的前半期，直接就叫“土地革命”。這個土地革命搞得很厲害。因為1927年和國民黨的關係破裂了，共產黨認定城市的人，即城市裡的民族資產階級，甚至是小資產階級，都是不革命，甚或反革命的了，革命的力量只剩下工人、農民了，因此再不需要顧忌任何可以聯合的對象了。結果，它一度對稍有些錢財的人，燒殺得很厲害。當然，也因為這樣做得太極端了，用毛的話，就是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最後失敗了。
　　另一度是在抗戰結束後。在抗戰期間中共是嚴格執行統一戰線政策，聯合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包括開明地主階級的，抗戰結束後這一政策一段時間也沒有發生改變。但是因為各根據地在抗戰結束前夕紛紛進行了反奸清算鬥爭，鼓勵農民通過清算的辦法變相奪取地主土地，因而造成了大批根據地農民要求變更土地關係的熱潮。這種情況出來後，繼續執行聯合開明地主政策的中共中央就陷於被動了。中共中央1944年剛通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明確認定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在農民要求土地時採取了壓制農民的右傾政策。現在這一新的形勢自然就給中共中央出了一個難題：是不理，還是鼓勵農民的土地要求呢？沒有誰願意重蹈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覆轍，因此，深恐成為群眾運動尾巴的中共各級領導人不得不順應形勢，開始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問題。
　　但這個時候的中共中央畢竟還是重視統一戰線關係的，因而其內部討論最多的一個問題，還是土改會不會對統一戰線造成嚴重衝擊，即它會不會對與農村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城市工商業者造成傷害？之所以會提到這個問題，就是因為城市的工商業者很大一部分人都在農村購有土地或資產，而農村中的許多地主，也在城裡經營工商業，兩者之間的界限很難劃清楚。他們多方討論和徵求意見，最後才下了決心。但即便如此，一搞土改，馬上就出了問題，亂打亂殺，最後又不得不回過頭來進行糾偏。這個問題我後面還要具體講，這裡不細說。我提出這個問題，只是要說明，中共中央即使想要給農民好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它有很多問題需要考慮，農村中階級關係的實際狀況，農村和城市關係的問題，現實力量對比的情況，都受到中國社會發達程度的限制，都對中共制定他的政策是有影響的。

　　什麼樣的人才是地主？

　　我個人對農村問題的最直接感受來自於文化大革命。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即1966年夏天，運動直接衝擊到城市中的家家戶戶。我們家被衝擊到的，首先就是我的姥姥（用北方話叫姥姥，我們用成都話是叫婆婆）。我的婆婆只因為曾經是四川三台縣一不在村地主的老婆，在文革初期就被紅衛兵和派出所勒令遣送回鄉了。當時我們大院裡許多家裡的老人都被遣送回原籍了。但我外公早就去世了，婆婆幾乎從來沒有在鄉下住過，鄉下財產和房屋早就被分了，也沒有任何親戚，她被送回去後沒有人照顧和關心，當時還不滿70歲的婆婆孤苦零仃一個人被安置在一間茅草房內，又趕上四川的冬天寒冷難耐，不久就凍病而死了。那個時候我和妹妹都還小，並不懂事，但後來越來越多地了解到婆婆的遭遇後，這件事對我的思想影響還是蠻大的。因為我從小就是婆婆帶大的，我一直覺得婆婆和其他多數有教養的中國傳統婦女一樣，善良、慈祥，與世無爭，勤儉耐勞。我真是不明白，就因為她過去嫁給了一個有土地的人家，就要受如此嚴酷的懲罰嗎？
　　很多年之後，因為歲數逐漸大了，我才開始逐漸地接觸到這方面的話題，開始有機會向我的父母了解家族的情況。這種交流使我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問：地主都像我們書裡寫得那麼壞嗎？為什麼我婆婆一點也不壞呢？為什麼在我父母的眼裡，他們的父母或上一輩，即使是地主也都不壞呢？後來再看毛澤東、劉少奇，包括後來鄧小平女兒等等談自己地主富農家庭的回憶，發現他們多半也都對自己的父輩或祖輩沒有惡感，而且都直言不諱地認為他們都是勤勞致富的。
　　由這一點也引發了我的另一個疑問：究竟什麼樣的人是地主？我開始學中共黨史的時候就注意到一個情況，即中共對地主的標準，或對地主鬥爭的標準一直是在變的。比如，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以後，那個時候已經決定要剝奪地主的土地了，但當時確定的鬥爭對象，還是以500畝作標準，500畝以上的算是大地主，500畝以下的，算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一般不動，土地革命主要是要針對大地主進行革命的。這是當時的一個政策，這個政策後來被推翻了，後來認為這個政策太右傾了，因為客觀上在中國南方許多地方根本就找不到500畝以上的大地主。規定以500畝為限，革命就沒有對象了，貧苦農民也分不到土地了。因此，為了動員農民起來革命，中小地主也要斗，也要剝奪才行。但就是中小地主，也要有個標準啊，可是在中共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幾乎從來就沒有就何為地主制定出一個科學的標準出來。更多的時候只是看你擁有多少土地，不管你家人口多少；或只要你有出租土地的行為，就可以定你為剝削，因而定你為地主。比較具體的合理一些的標準，還是到1950年夏天，就是中共建國後才定出來的。
　　這些問題一直很困擾我，但因為我的研究工作一直沒有機會直接觸及農村研究，所以也就一直沒有條件在這方面用力。直到前幾年，我開始做中共建國史研究，我才真正有機會在這方面下功夫做一些研究。

　　析產制使中國土地兼併問題並不嚴重

　　為了了解中共建國前後進行土改的情況，我在全國跑了好多檔案館，查閱了大量的檔案資料，也和一些當地的研究者或親歷者進行過交流或交談。這些研究進一步強化了我原有的印象，即中共革命期間的土改政策一直處在一種時松時緊、反覆波動和搖擺的狀態，因為這種不確定性，也導致中共在蘇維埃革命期間土改搞了一次又一次，一個地方兩三年時間竟會像烙餅一樣，反覆搞上個三四次，或四五次。土地分了又分，階級劃了再劃，地主、富農打了又打，且要查來查去，敵人越劃越多。
　　這種亂打亂鬥的情況直到抗戰期間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中共也因此在抗戰期間獲得了空前的大發展，贏得了廣泛的歡迎。可是，當日本這個強大的敵人不在了之後，全力面對國民黨的情況下，中共的土地政策再度發生了嚴重的搖擺。像我上面提到的，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受到各根據地農民要求土地的風潮的衝擊，被迫出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開始準備搞土改，但它在這一被稱為“五四指示”的文件中，還是依照八年多來的統戰政策，對地主做了一個區分，明確提出中小地主和開明士紳的土地不要去動，提出對干屬、軍屬、烈屬、抗屬等地富家庭要給予照顧，留的土地要多於人均土地的一倍至幾倍，從而形成了所謂“一條原則九條照顧”的土改方針，規定主要鬥爭和剝奪的對象只是那些漢奸或反動地主。但很快，激進的土改政策又占了上風，在1947年春天開始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激烈鬥爭中，不僅劃階級標準不清，而且亂打亂殺極其嚴重，幾個月時間就造成了25萬人被殺。這一作法1948年被糾正了，但建國後又一度回潮，再度導致全國許多省份出現亂打亂殺的情況。新一波打殺造成了怎樣的後果呢？後來毛澤東有過一個說法，他說中國有3600萬地主，其中有400萬地主是壞的，因此在土改中殺了100萬，關了100萬，管制了200萬。但實際上，整個土改以後，地主、富農連同其家屬基本上都被管制了，管制的對象甚至還不止於地、富。看新華社1953年的內參，有的地方只是因為幹部能一手遮天，以至有的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管制起來了。所以，即使考慮到像我婆婆那樣建國初就離開了當地的人不在少數，當年被管制的農村人口之多，恐怕也是200萬的幾倍吧。這樣一種作法對中國整個農村社會所造成的衝擊究竟會有多大，今天還沒有人研究過。問題是，這些人真的都該受這樣的處理嗎？
　　還是以我自己的家庭做例子。我父親的家庭成份很好，他是工人家庭出身，因為我的爺爺是個工人。但是，我爺爺之所以當了工人，卻純粹是一種偶然。換言之，我爺爺當年其實也可以去做地主，因為我的祖爺爺就是地主。我爺爺是長子，如果按西方的長子繼承的傳統，我爺爺肯定就成了地主了。可是在中國實行的是析產制，祖爺爺家裡有幾個兒子，兒子們成家之後，就一人一份，把祖爺爺的土地財產平分了。我爺爺也只分得了其中不多的一部分。如果他繼續留在農村，像其他幾個兄弟那樣，他解放後自然也就會被定成為地主成份了。可是因為我爺爺一向不會經營，算不過賬來，靠土地很難養活一家人，因此他就把土地變賣了，進城經親戚介紹，老老實實地做了一名工人。結果反而歪打正着，成了紅五類。而留在農村的他的幾個兄弟，雖然也只有不多的十幾二十畝地，卻因為有部分出租，就被定成了地主。我爺爺這一家，因為在城裡，又是工人出身，子女日後的前途也都不錯，但他的幾個留在農村被定為地主的兄弟，不僅自己被管制，家人子女也都受到嚴重影響，找不到好的工作，甚至連升學和外出讀書的機會也得不到。
　　中國的這種析產制，對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影響極大。我的祖爺爺他們家族是明末清初整個從江西遷進四川來的，當年因戰亂和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殺人太多，四川許多地方的人都殺光了，大量土地空置出來，所以他們當年重慶附近一個叫李家灣的地方占了很多地，早先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宗氏，也算是一方較大的地主。但是，因為析產制的原因，一代一代分家分下來，一個個大家庭被拆散成了中等的家庭，然後又一個個地被拆散成了小家庭。因為每一代都有析產的問題，故一個大家族往往富不過幾代，就散掉了。正是由於中國存在着這樣一種非常獨特的財產繼承和分配製度，導致中國廣大的農村里，除了世代當官的以外，其實很難產生大地主。再加上中國大多數農耕地區，人多地少，凡有經營能力的農民往往會從事多種經營，這就更進一步造成了中國許多地區，尤其是南方各地，小地主眾多，而且貧富階層間互相流動頻繁的情況。中共許多領導人在回憶錄中都認為自己的父輩或祖輩成為地主、富農，是靠勤勞致富的，原因也就在此。
　　這種貧富之間，或城鄉之間的流動，不僅與析產制有關，也與不少傳統農村中存在的比較好的鄰里關係，或主佃關係有關。我在四川做調查的時候就聽到不少這方面的故事。其中有一位教授跟我講的一個情況非常有意思。成都附近有一個有名的國民黨將領，自抗戰前就一直在外面，從讀軍校，到後來帶軍隊打仗，他家裡的地都租給了幾個佃戶來耕種。抗戰之後，他的家屬也遷到外面去了。因為這幾個佃戶一直很用心地耕種他的土地，他又不準備再回農村去住，於是戰後他就把這些地全都分給了這幾個佃戶。他最後跟着國民黨撤到台灣去了。但後來他吃驚地發現，那幾個佃戶都被打成地主了，每個人的命運都很糟糕，有的早早就被槍斃了。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十分懊悔，他說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好心做件成全佃農的好事，卻把他們推進了苦難的深淵。為什麼這幾個佃戶竟會變成地主？就是因為建國后土改的時候有一條規定，凡出租土地超過三年者，都要定地主。這幾個佃農得到的土地數量較多，應該都有出租或請人耕種的部分吧。總之，他們得到土地的時候是1946年，到1949年底成都解放時，他們擁有土地恰好超過三年，也就被定成地主了。
　　關於這種稀奇古怪的事情，我有許許多多的例子。農村中定階級成份究竟有多少道理好講，或有多少合理性存在，很多情況下都說不清楚，實在太碰運氣了。這不能不讓我對當年的土改方法，特別是當年土改政策過於簡單僵化這一點，產生很大的疑問。

　　《暴風驟雨》：紀錄片戳穿了小說

　　幾年前，我看到了一個紀錄片，片名叫《暴風驟雨》，與周立波那本講土改的著名小說的書名一模一樣。這個片子也正是為了紀念周立波的那本小說去拍的。但拍攝人員在深入周立波當年工作的黑龍江尚志縣元寶鎮元寶村，採訪周立波小說中的那些原型時，卻意外地發現，農民們眼裡的許多情況，都與周立波描寫的情況，有極大的出入。當然，他們是帶着上面的任務來拍片子的，因此，他們最後剪成了兩部片子。一部片子是為了應付上面的要求，供紀念用的，講的都是正面的，另一部則是把整個對該村農民、地主和當年工作隊員採訪，比較如實地記錄下來，剪出了另一部不對外公映的紀錄片，也叫《暴風驟雨》。我拿到這個片子以後看了，也給同學們放了，它給了我一個非常深的感觸，也回答了我的一些疑問。
　　《暴風驟雨》這部紀錄片就是把關於元寶村當年土改鬥爭的真人真事展現出來，講這些事情的有土改工作隊員，村裡的幹部，當年的貧農、僱農，也有當年被鬥爭的地主。這些人都是跟周立波一塊兒工作過的，周立波當年就是土改工作隊員。如果同學們有人熟悉老電影，應該知道有一個過去總是演正面英雄形象的演員，叫于洋，他也是那時在該村工作過的土改工作隊員。我們從片子裡可以看出，站在土改工作隊員的角度，即使今天回憶當年的情況時，還是能夠感受到他們當年的熱情的。因為他們那時候都非常年輕，都是20出頭或者20歲左右的小伙子，他們至今對那段經歷有很強烈的印象，認為自己當年做了很多該做的工作。但是，即使是他們，今天回過頭來，也一樣會覺得當年有些事情做得過火了，實際的情況確實與小說中描寫的有很大不同。
　　如果我們看那些農民談當年的情況，聽農民自己講當年那些事情，和土改工作隊員的感受和看法，就更加不同了。他們就會告訴你，《暴風驟雨》裡的張三、李四其實都是被典型化了的，現實生活中沒有那些事兒。比如，小說里村里最壞的地主，那個韓老六，其實根本就不是什麼地主。他不過是識兩個字，因而在抗戰期間做過維持會的會長。你要說他做了什麼惡，村民們也講不出來。大家只是說這個韓老六本身既沒有土地，也談不上有什麼剝削，他充其量只是一個二地主，也就是幫助把當年住在城裡的地主的土地轉租給村里一些比較窮的人，也沒有什麼收入。他也一樣下田幹活兒，他的老婆在村里是小學教師，教教音樂什麼的，每天回家也是一樣要做工賺錢貼補家用。農民們說，韓老六家當年非常窮，只有三間小土房，跟今天村里最窮的人放雜物用的最破的房子比，都不能比。
　　從這些農民講的當年村子裡的情況可知，該村也有地主，但是他們也都下田勞動，吃的穿的都很差。幾家地主最主要的特徵就是愛攢錢，有點像周扒皮，特別摳門，特別會算計，拼命地攢錢，每一分錢都要攢起來，幹什麼？就是為了買地。省吃儉用，一分錢掰作兩半花。一塊豆腐當時賣一分錢，偶爾能吃上一次，還是一頓飯一家人只吃半塊，吃肉根本談不上。所以，在他們眼裡，除了地多些外，實在看不出地主有什麼特別之處。
　　相比而言，中共的不少領導人回憶到他們自己的地主父親時，講的情況也很相似。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劉少奇、薛暮橋、張秀山等眾多出身不好的領導人的回憶錄，看他們是如何講自己父輩當年靠節儉、勤勞成家立業的，那些創業的地主，一樣是攢倆錢就買地置產，和元寶村的地主沒什麼兩樣。

　　相當多的地主確實是勤勞致富

　　有意思的是這個村子的黨支部書記，一個老貧農，他在對記者講改革開放後該村經濟發展的情況時，講到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他說，改革開放以後，現在農村整個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也都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也發展了。但是，村里那些農業生產大戶，全部都是當年被斗的那些地主、富農的後代。過去那些貧農，包括一些中農，都沒有發起來。他的看法是，那些貧農、中農本質上還是太本分了，缺少經營的頭腦，還是那些過去成份不好的人家的子女，骨子裡就有很強的經營的本能，所以只要讓他們放開手干，他們很容易就發家了。
　　這種情況從一個側面也印證了我另一個疑問，這個疑問是與另一個問題是聯繫着的。這就是，在研究國共關係的時候，我研究到了台灣的問題，特別注意到了台灣的土改。台灣在1950年代也進行了土地改革，它也把地主的土地大量轉移到了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的手中，基本上滿足了農村中窮人，即佃農、僱農的土地需求，並且使農民組織了起來。台灣土改和大陸土改唯一不同之處，就是它採取的是孫中山設想的辦法，即先搞二五減租，然後由政府向地主出資贖買他們手上的土地。只不過，政府用於贖買地主土地的資本，相當一部分其實是政府從日本人手裡接收過來的各種工商企業的債券或股票。這樣，一方面，政府強制性地把地主的土地買到手，然後分配給農民，使農民獲得了土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失去了土地的地主，獲得了城裡商業、工業各種各樣股票或債券，相當一部分離開了農村，轉入到工商業經營當中來，提升了工商業的競爭力，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我們今天看到的台灣大的工商業資本家，如辜家、蔡家等，當年就是從土地經營轉移過來的台灣大地主。因此，台灣土改給人最大的啟示，就是它既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農民的土地需求，又保護了過去農村中多數具有較強經營能力的精英分子，讓他們的聰明才智在城市的工商業當中獲得了自由發展的空間。
　　從我剛才講到的情況，相信大家會注意到，中國農村的情況相當複雜。很多看起來很富裕的階層，無論管他叫地主也好，叫富農也好，他們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確實是靠勤勞致富的。我們從訪談和當年的調查報告當中也可以看到，舊中國的不少農村，階級分化的現象確實不很明顯，一些地方的地主、富農，他們和自己僱傭的長工、短工，或自己的佃農，往往關係還不錯。像周扒皮那樣的地主，有，但也分地方、分人，不能一概而論。因為，無論是想要收成好，還是想要少麻煩，雇主們通常都是要和被雇的農民搞好關係。有些台灣學者也跟我講過他們當年在大陸農村中看到的和體驗到的一些經歷，他們講他們的父母，不僅要照顧好鄰里鄉親、同宗同姓，就連佃戶結婚，家裡都要出錢、出人，幫他辦婚事。尤其是在南方農村，許多村子都有公田、學田、義田之類的族產，專門是用來幫助鰥寡弱小，特別是用於扶助窮苦人家的子弟上學的。明清中國農村中農民子弟中靠讀書求取功名者所以人數很多，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經濟來源，也正是這種制度使中國一些傳統農村裡頭的貧富不均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

　　關於惡霸地主的宣傳如何理解？

　　如果我上面說到情況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建國後關於地主惡霸罪行的種種宣傳，又當如何理解呢？也就是說，像過去被寫入課本或被典型化了的四大惡霸地主——黃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劉文彩，是不是真的呢？好多年來，自從有了網絡世界以後，就有許多網友對黃世仁、周扒皮、劉文彩這幾個有名有姓，或有原型的所謂“惡霸地主”，進行了人肉搜索式的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原先政治宣傳中提到的許多罪名。尤其是過去被指稱為中國惡霸地主的典型人物，四川大地主劉文彩，和劉文彩盤剝農民罪惡再現的“收租院”，包括劉文彩的孫子和四川的學者，都寫了專書，對過去宣傳中造假的情況，進行了揭露和辯正。很顯然，過去為了政治宣傳的目的刻意造假的事實的揭露，使今天的人對過去農村問題的看法，變得更加混亂和對立了。
　　注意到這樣一些情況，我對農村和土地問題的考察只能更加謹慎小心了。因為很明顯，這是一個有很大爭議的問題。簡單地支持或肯定任何一種看法，都可能是不準確的。我因此閱讀了大量土改的材料和當事人的回憶文章。我注意到，在土地如此廣袤和人口如此眾多的龐大中國，任何一種情況都不難找到支持它的證據。因為，既使不是從宣傳材料，而是從當年許多窮苦出身的“紅小鬼”的回憶，以及一些土改工作隊員寫的報告和日記當中，我們也一樣能夠發現，不少地方確有橫行一方、罪行累累的黃世仁或南霸天，每個地方都有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受苦之人。記得有一位參加了1952年廣東省土改工作隊的日本青年回國後寫了一本小冊子，專門記載了他在廣東某鄉參加土改運動時的所見所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記述的他所在的那個鄉里一些地主的惡行，不僅證據充足，而且個別惡霸地主的所作所為，與他熟悉的日本著名黑社會勢力沒什麼兩樣。
　　
　　類似的情況不一而足，這裡不多講。除了中國太大，人太多，有好人有壞人不足為奇外，有些歷史情況還是可以有所分析的。比如，早年湖北的共產黨人給上級的關於湖北農村情況的各種信件和報告，就分析過這方面的問題。他們分析了湖北一些地區地主與農民關係的大致情況，得出印象說，從武漢周邊到鄂豫皖山區，農民與地主關係的狀況至少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在靠近武漢周邊的地區，這些地方的地主通常都不在農村中住，而且他們主要經營的也不是土地，而是在武漢城裡經營工商業或者做別的事情，農村的土地或放給佃農。或丟給二地主去經營。所以他們跟農民之間沒有直接的衝突，也沒有什麼仇恨關係。
　　第二種就是離城市相對較遠，但是處在水網地區，主要種植水稻的農產區，這裡的地主主要靠經營農副業產品生活。他們往往占地較多，但是他們也多住在縣城裡，一樣不大直接與農民發生關係。尤其是他們經營的範圍較廣，故對糧食所得也不是看得十分重，他們與農民的關係通常也不上那麼緊張。
　　第三種則是靠近鄂豫皖山區，土地貧瘠，收穫少，地主也比較小，他們自身的生活非常困難，又想維持自己的家庭生活，又想攢錢再買更多的土地，或還要送自己的孩子去城裡念書等等，總之有各種各樣的經濟需求，卻缺少賺錢的途徑。故這些地方的地主對農民通常比較刻薄，雙方的關係往往比較緊張。
　　儘管這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分析，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地主跟農民的關係，包括他自身的狀況，都是非常複雜的。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經濟條件、不同的周邊交通環境，都會對地主的經營、對地主與農民關係產生重要的影響。不是所有地主都一定是惡霸、壞蛋，與農民關係高度緊張；也不是所有地主都是良善之人，知書達理，但不同的生存環境、社會環境，還是會對地主與農民關係造成影響的。

　　中國人口那麼多，可耕地那麼少，能有多少大地主？

　　其實地主如此，貧苦農民也未必沒有類似的情況。1990年代有位導演拍過一部片子，講的是湖北某地的一個僱農，因為地主常年在城裡經營商業，信任他，讓他住在家裡幫着應付和管理家裡的大小事宜。結果，這個僱農沒有操守，竟越俎代庖，成了這個農村地主家庭中事實上的主人，把地主的小老婆也給霸占了。這個片子後來好像沒有讓公映，但這樣的故事卻是有原型的。
　　我一直講，中國太大了，中國的農村太不一樣了，東北的情況和廣東的情況，西北的情況和華東的情況相差得非常非常大。我的學生做過個別地方農村歷史狀況的調查，比如江南經濟很發達的無錫，它農村裡的情況，如土地占有方式、租佃方式、農民和地主關係狀況等，即使在這同一個縣裡，也會因為所處區域不同，比如靠近縣城周邊，和以農產品為主的地區，和以經濟作物為主的地區等等，就會很不一樣。因為多種經營的存在，你要準確定義何為剝削，有時都非常困難。你把這個地方定地主的標準，挪到同縣的另一個地方去，就可能行不通。一個縣尚且如此，又何況全中國呢？
　　各國土改，主要都是針對大地主去的，因為這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必需。中國有沒有大地主，當然有，但中國人口那麼多，可耕地那麼少，能有多少大地主？這也是早年中共的政策一直是說要打大地主，後來不得不轉而對大小地主一律消滅的一個原因。但是，中共打地主，不僅是要解決農民缺地少地問題，還包含着消滅剝削壓迫之惡的道德斥求，這就涉及到地主與農民關係的問題，究竟好還是不好，是大地主更惡，還是中小地主更惡的問題。但真的具體到地主與農民的關係問題，就同樣變得比較複雜了。
　　比如，我們在土改的各種文獻當中可以很容易地發現，一般農民多數情況下往往對大地主的印象會較好，因為大地主或者不直接和他們發生關係，或者因為有其他收入，收租較輕。而且，特別是在抗戰開始以後，中共因為要搞統一戰線，就遇到一個麻煩，許多地方的大地主，或者是開明士紳，或者是地方大軍閥，大資本家，大官僚，他們跟工商業、知識界、政界、軍界的聯繫更為密切。你要去打擊他們，他們必定會站到國民黨一邊去；你不去打擊他們，又不符合自己的政策規定。一直到中共建國後，都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如陝西省某大地主，被揭發歷史上有強姦及血債等惡行，當地農會強烈要求將其押回鄉公審懲處，但他擁護新政權，是省知名統戰對象，任有公職，故西北局上報中央提議保護，中共中央亦只能批准同意。
　　相對而言，如湖北共產黨人早年的報告所說，倒是生存條件較差的小地主與農民的關係更容易緊張些。但即使是中小地主，情況也很複雜，因為南北方的差異也很大，通常我們看到的南方中小地主與農民的關係比較緊張，為惡者也多些。中南部地區，包括西北地區，中小地主就相對中性一點，因為宗族等關係，地主與農民間相互依賴的程度有時還較高。而北方許多地方，從東北，到山東，都會發現中小地主有不少與農民關係很融洽，很多中小地主自己就下地，每到農忙，都習慣於和長短工、僱工等在一個炕頭吃飯，而且是吃好的，自己家裡的女人則上不了桌，也吃不到好的。不僅如此，無論在哪裡，中小地主中投身革命的也相對較多，這多半是因為他們所受政府的壓迫更直接，破產的威脅也最大的緣故。
　　這方面的情況，從中國古代農民運動史中也可以有所了解。比如多數比較富裕的農民，包括一些小地主，通常在村里都是最能幹的，多少認一點字，甚至了解一些法理方面的東西，知道一些應付官場的方法。一旦碰上什麼事情，通常都要由他們來出頭，由他們出面與方方面面打交道。在那個時候，佃農、僱農等等只與地主發生關係，政府徵稅征不到他們頭上，政府徵稅都是針對地主的，因此中小地主與政府的關係比較容易對立。同時，因為政府動輒徵兵、征勞役等，直接衝着農民去，常常會嚴重影響到中小地主乃至整個宗族的利益。地主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他們在這種時候往往會和農民站在一起，出面來做農民的保護人。過去所謂“官逼民反”，包括不少農民起義，並不是農民衝着地主去的，就像《水滸傳》書中所描寫的，其實主要是地主和農民受不了當官的欺壓盤剝，共同起來揭旗造反的。了解到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就更會看出，在中國，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實在是異常複雜。

　　富農問題純粹是人為製造出來的

　　還有一個純粹是人為製造出來的複雜問題，就是同樣被作為中共土改鬥爭和剝奪對象的富農問題。根據我了解到的相關材料，可以斷定，關於“富農”這樣一個階級的概念，過去在中國是沒有的。它是中共從蘇聯引入的一個概念。過去中國只有地主、佃農、自耕農、半自耕農、僱農等等概念，這都是從生產資料占有或生產方式上來劃分的。富農算什麼？只是因為他們與同村人比，比地主窮一點，比其他農民富一點？其實，把俄國富農的概念移植到中國來，尤其是不分地區普遍套用，是極為荒謬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指的俄國的所謂“富農”，其實也主要是講一種生產方式，即是指在俄國農村中那些家裡有比較多的勞動力，包括有相當數量的馬、牛、騾子等勞動工具，生產的產品大量拿到市場上去交易，既不靠地租生活，也不是停留在自給自足的田間勞動上的農民。換句話來說，布爾什維克認為他們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俄國農村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因為他們是靠市場交易致富的。也因為他們掌握了農村中大量產品的交易權和定價權，俄國革命後，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與一心想要完全壟斷整個糧食供給體系的蘇維埃政府，形成了一種緊張關係，甚至是對抗的關係，變成了蘇維埃的敵人。
　　具體說來，蘇維埃俄國的根基是在城市中，因此，其政權的穩固必須要靠征糧來保證。但要向農民去徵購糧食，就必須要給農民一個好的價格，農民才會願意賣給你。蘇維埃政府的財政狀況又沒有辦法給農民一個好的價格，它就只好通過武裝征糧隊按照政府一紙命令去強力徵收。這就激起了農民的反抗，越是富裕的農民，反抗也就越是激烈。這樣，蘇維埃政府就給這一部分農民戴了一個帽子，不僅將他們定性為富農，而且將這一概念政治化、妖魔化。最後，蘇聯政府乾脆通過農業集體化的辦法，把大批富農的財產給剝奪了，甚至把他們遷走，或集中到一個偏遠的地方去，或乾脆一家一家地押送到邊疆地區去，以和整個集體農莊分割開來。這是因為它害怕他們思想反動，害怕他們的能力會使他們在農民當中繼續保持較強的影響力，對抗政府。
　　中國有沒有蘇聯那樣的富農階層？這首先要看中國有沒有俄國那樣資本主義化的農村和農村市場。
　　我們知道，除了極少數沿海地區以外，舊中國的大部分農村都非常落後，由於受限於生產工具及其耕畜缺乏，加上土地面積太小，糧食產量很低，自給自足和給政府交糧都不夠，故幾乎不存在規模化的糧食交易活動。在中國大多數農村當中，農民之間的交易，多半只是各種日用品、副食和雜貨的零星的交易，農民多半是自己家裡生產一些小的副食品或土特產，包括編織、榨油、磨漿之類的，拿到集市上去賣，賺一點零用錢，從小商人和貨販子手裡換回一些日常必備的鹽或火柴之類的東西。所謂農村集市，只是農民交換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場所，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一種自然經濟條件下的交易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市場經濟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繫。
　　然而，當我們當年把富農概念引入進來，並且也學着蘇聯那樣把它政治化、妖魔化之後，這種與資本主義毫無關係的農民維持其生活的生產、交易和經營的方式，就莫名其妙地變成資本主義的了，從而使很多有餘錢剩米可以做一點小買賣貼補家用，或僱工幫忙的農民，變成了共產黨的敵人。而這裡面傷害最大的，就是把很多地方的有餘力、會經營的農民，定成了富農。而這批農民多半恰恰是中國農村里正處在上升階段的勞苦農民，他們不過是從過去的佃農、自耕農或半自耕農，或者是說從貧農、中農地位在向上升中的一批農民。他們有餘力，通過出賣一些副產品去攢到一點小錢，一點點地積累，或者送自己的子女去上學，或者千方百計地去買地。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會變成地主，但很多人一旦分家後，後代多半又會變成中農，甚至是貧農。剝奪他們，並且把他們當成自己在農村中的敵人，至少在中國是沒有多少道理的。嚴格地說，把中國農村中多數最有生產能力的農民定為富農，並剝奪壓制他們，不僅傷害了很多完全不應傷害的普通農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中國農村中的生產力發展。

　　國民黨在台灣為什麼能順利土改？

　　注意到上面的情況，我們就會了解，為什麼國民黨到台灣也搞土改，但卻不搞鬥爭土改，而要搞和平土改。這是因為孫中山國民黨始終堅持認為，中國還處在一個發展的起步階段，還沒有發生嚴重的階級分化現象。因此，他一直不贊成共產黨在中國發動階級鬥爭，和通過階級鬥爭來改造中國的主張。孫中山是堅決反對階級鬥爭的，他對中國階級狀況的看法有句名言，叫“中國只有大貧和小貧之分”，也就是大家都窮，只是窮的程度有不同罷了，不存在當年西方那種貧富懸殊和階級對立的情況。所以他堅決反對用分化、對立的辦法，在社會當中製造矛盾、衝突和鬥爭，用一部分人反對一部分人，造成社會分裂，來最終達成一個革命的勝利。
　　孫中山的看法是否正確呢？今天來看，部分正確，部分不正確。中國小農經濟的特徵明顯，許多地方階級分化不那麼突出，這應該是一個事實。但這不等於說整個中國沒有階級分化，沒有貧富懸殊問題的存在，否則也就不會有共產黨革命的成功。有人說共產黨在農村的革命是製造出來的，這話對也不對。假如農村沒有很窮的人和很富的人的分別，沒有貧富不均，特別是欺壓盤剝的現實，共產黨就是再有本事，農民革命也是製造不出來的。製造出來了，也一定會失敗。
　　在1949年以前，孫中山的主張在中國大陸完全沒有實行和實現的可能，為什麼？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社會確實存在着貧富的差別。國民黨代表的是這個社會的富裕階層，共產黨代表的是這個社會的貧苦階層。孫中山一直想要在政治革命的同時，一併通過贖買的辦法解決土地問題，“平均地權”。他的想法很好，既解決了土地占有不均，一旦工業化發展起來，地價大幅上升，階級分化，社會對立衝突的危險；也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並為政府積累了大量的發展工業化的資本，有很強的前瞻性。但是，一方面，國民黨沒有條件搞土改，最重要的是因為戰亂，國民黨統治的20多年裡幾乎從來就沒有安生過，不是跟共產黨打，就是跟自己人打，要不然就是跟日本人打。打來打去，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省區是真正意義上能夠完整地實行土地改革的。另一方面，就是孫中山沒有看到近代以來，由於戰亂、分裂和經濟破產等等原因，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正在發生着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分化現象，農村越來越窮，城市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多，而國民黨的或依附於國民黨的權勢集團卻越來越貪腐、奢侈。繼續堅持孫中山平均地權主張的國民黨內改革力量，雖有心推動土改，卻因為國民黨在農村中的政權基礎和依靠力量，就是反對土改的地主士紳階層。國民黨沒有在基層建立自己的政權，他的政權基本上建立在縣以上，縣以下多數控制在地方士紳的手裡，所以地方士紳的情況直接決定了國民黨的農村政策傾向。它要依靠鄉村裡的士紳階層幫助它收稅、徵兵、征糧，包括解決整個城市生活各種各樣的供給需求，自然不能傷害這些人。因為整個社會基礎建立在農村富裕階層的基礎上，所以他在大陸就只能幫這些富裕階層說話。既然要幫助富裕階層說話，當然就不能去搞平均地權，就連減租減息都很難推行。
　　國民黨在台灣為什麼能夠順利地實行土改，並取得成功？一是因為包括國民黨理論家在內的國民黨人一直沒有放棄土改的主張，因此他們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並在設計方案；二是國民黨依靠軍隊在台灣新建立的威權統治和台灣本土的地主士紳階層全無利益牽扯，有強制力且無須顧及台灣富裕階層的感受和態度；三是國民黨在台灣接收了大批日本公私企業，同時還從大陸帶去了一定數量的黃金，這些都極大地便利了國民黨人運用他們的贖買政策。由此可知，國民黨在台灣能夠成就土改奇蹟，嚴格說來並不是孫中山的辦法起了怎樣的作用，而是因為國民黨到台灣之後有了實行土改的一切有利條件。要證明這一點，只要看一下美國占領下幾乎同時在日本推行的大致相同的土改就清楚了。美國人顯然不是按照孫中山的主張行事的，它能在日本成功推行土改，一是它相信必須要搞土改來摧毀傳統日本社會中保守的地主勢力；二是它有一個與日本農村社會全無利益關係的威權統治；二是它有一定的財力支撐。這和台灣土改成功的條件非常相似。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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