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这样对数亿家庭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必要性是什么？土改的革命对象根据什么标准确定？中国为什么不能和平土改，一定要搞暴力土改？土改真促进了生产力吗？农民真正翻了身吗？近30年对数以千万计地富及后代制订歧视制度，不是伤天害理吗？


　　老高按：前年（2019年）在纽约参加土改国际研讨会，数十位中国大陆、美国、日本、台湾、澳门和欧洲的学者参加，还有不少学者没能出席，书面提交了论文。后来研讨会的上下两卷论文集、洋洋近百万言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由宋永毅主编，他邀我当执行编辑，奋斗了几个月，在香港田园书屋出版。
　　身为编辑，职责所在，每一篇论文，我都读了不止一遍，不断涌起这样的想法，这些由富有责任感和专业水准的学者们付出心血写出的论文，这些文章反映的史实和史识，都应该让更多的读者知晓、尤其是让年轻一代、两代的读者思考。但由于遭逢海外中文书刊市场的崩盘，论文来不及交由大众媒体来转载、推广，实在是非常可惜！
　　同时我也感觉，论文集中大多数文章是适合专业领域人士阅读和讨论的，切入口甚小，探讨的问题很深，拿到大众媒体，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说明，恐怕效果不一定好。因为对于“土改”，受中共强行灌输和文艺作品熏陶，国人执念太深，就在前几天还有人对我说：“土改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无可置疑”，让我瞠目结舌；后来他又加了一句话：“至少在当时”。
　　要让多数人反思这一重大事件，需要更为普及性的文章。
　　正巧就读到了杨奎松教授在文集《谈往阅今》一书中的《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似乎适合这个要求。
　　这篇文章，看来是2012年初之前某次演讲文字整理稿，是应北师大的一个学生社团邀请所作的报告。报告很长，有三万多字，我只好分成两篇，今天先发一半。小标题都是我加上的。
　　杨奎松教授的报告，在我看来，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典范。顾忌到中共严酷钳制言论的政治环境，不可能完全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却尽可能地讲出了他认为重要的话，展现了很高的语言艺术。其甘苦，其隐衷，其深意，都是“黄鹤楼上看翻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局外人难以体会的，他们只会指责“为什么不直捣要害，为什么不明说这是共产党的罪恶、毛泽东就是祸首元凶”……让人哭笑不得。
　　杨奎松的用意，并不是给莘莘学子灌输某个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而是引导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些基本问题：
　　▲土改这样的对数亿家庭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必要性是什么？——换句话说，传统中国的土地制度情况如何，有什么样的危害？对于中国走向富强、现代化，是否构成了阻碍，必须加以摧毁？
　　▲土改运动的对象，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的？有没有标准？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和平土改，一定要搞暴力土改？许多国家，还有台湾，也都搞过土改，为什么都没像中国大陆这样血腥？
　　▲如何判断土改运动的成败——是否促进了生产力？是否让农民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有了提高？推动中国进步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土改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及其下一代、下两代打成贱民，将近三十年从制度上加以压制、打击，有什么必要性与合理性可言？
　　将杨奎松的文章看完，请再思考上述几个问题：您对土改，是否仍然觉得天经地义？再有人轻描淡写地说：“土改是中共所犯的历史错误”，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了：错！土改是极大的罪行！


　　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上）

　　杨奎松，传知行，本文收入杨《谈往阅今》，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主持人：杨奎松老师毕业于人民大学，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老师的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杨老师堪称是中国党史界的泰斗，杨老师主要的著作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等等。对于杨老师很多人都很了解，我这儿也就不再赘述了，现在让我们有请杨老师为我们做“中共土地改革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讲座，大家欢迎！
　　
　　杨奎松：听刚才这位同学介绍，我都成“泰斗”了。“泰斗”是形容某个方面很老很权威的人。跟在座的同学们比，我确实是最老的了，但“泰斗”就谈不上了。
　　
　　今天到这里来先要讲一个事情，就是刚才同学介绍我经历的时候没有讲到，我跟大家应该说也是校友，因为我最早进大学进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那个时候人民大学没有复校，它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招的生，发的所有各种入学的证件、校徽等等，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只不过，我们离开北师大后，我这大概是头一次回到北师大来。前面也有学生会的同学请过，但因为时间不凑巧，没有过来。这一次知道再被邀请，知道你们是一个学生组织，我很痛快就答应了，就是想来和同学们像讲课那样比较随便地聊一下。我也没有专门准备PPT，没有准备做比较正式的讲演，本来只是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点研究心得，讨论一些问题。因此，今天这个会场确实搞的太大了，实在像做报告的样子了。
　　你们这个学生团体叫“农民之子”，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想来和你们讨论讨论中共历史上是怎么解决农民问题的，和它对后来有着怎样的影响。老实说，我研究农民问题非常非常少，我主要研究共产党的历史，虽然说也离不开农民，因为过去的共产党就是农民的党，但我毕竟不是直接针对农民问题来研究的，因此谈农民问题的资格还不够。

　　土改是中共动员农民投身革命的手段

　　我研究农民问题是最近几年的事，是为了研究好中共的建国史而不得不用些功夫来做具体研究的。因为要研究中共建国的历史，就要涉及到土改，为了研究土改，必须要直接研究一些农村的问题。但是我的研究和同学们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刚才我听底下的老师、同学在介绍，你们很多工作是直接深入到现实社会的农村当中去，直接做农民的工作，做相应的农民调查。我到今天为止，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村调查，基本上是看档案，看文献，看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当年的日记、笔记等等，通过这些历史史料来了解中国旧的农村和中共的土改大概是什么样的。　　
　　当然，我虽然对今天的农民没有做过直接的调查和访谈，但对许多从农村中出来的人还是有过很多接触和交流的。并且，我过去也一度下过农村，对文革时中国个别地区的农村还有一些印象。我的印象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在北京的郊区下乡劳动，前前后后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主要都是利用暑假下去的。当年顺义有个村子叫孙各庄，我们那时跟孙各庄的农民有过一段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就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一块儿生活，一块儿劳动，每天下田的时候也很累。还有一次就是在干校，因为我随父亲去过五七干校，干校附近都是农村，那个时候我们也去过附近农村看过，目睹过农村的一些情况，虽然都不是很直接的了解。
　　
　　这是一个渠道，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我的父母。我的父母不是农民，但是我父母的父母，就是他们的上一辈却是和农村有联系的。事实上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凡是我们这辈人的爷爷那辈，或者我们这一辈人爷爷辈再上一辈，即太祖那一辈，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或者就是农村的。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生得很晚，包括后来发达起来的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商人、中国的金融家，他们许多都跟农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与此相联系，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业中的工人人数，也一直很少。有，也往往和农村脱不开关系。在研究中共党史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说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但它里面其实长期以来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除了早年在完全在城里工作的一个短时期外，其他时候90％以上都是由农民，或者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也很清楚地能够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发达程度，和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特点。
　　因为这种特点，中共革命在城里没有成功的可能，它只能到乡下去，并且只能依靠农民来作自己的生力军。而要把农民动员起来投身革命，首先就要给农民好处，这也是中共一直主张要搞土地改革，要在农村搞平均分配土地，以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生活、生产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进城之前两度土改都后果严重

　　在中共1949年进城之前，大规模地搞过两度土改，一度是在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的前半期，直接就叫“土地革命”。这个土地革命搞得很厉害。因为1927年和国民党的关系破裂了，共产党认定城市的人，即城市里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甚或反革命的了，革命的力量只剩下工人、农民了，因此再不需要顾忌任何可以联合的对象了。结果，它一度对稍有些钱财的人，烧杀得很厉害。当然，也因为这样做得太极端了，用毛的话，就是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最后失败了。
　　另一度是在抗战结束后。在抗战期间中共是严格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联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开明地主阶级的，抗战结束后这一政策一段时间也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因为各根据地在抗战结束前夕纷纷进行了反奸清算斗争，鼓励农民通过清算的办法变相夺取地主土地，因而造成了大批根据地农民要求变更土地关系的热潮。这种情况出来后，继续执行联合开明地主政策的中共中央就陷于被动了。中共中央1944年刚通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明确认定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在农民要求土地时采取了压制农民的右倾政策。现在这一新的形势自然就给中共中央出了一个难题：是不理，还是鼓励农民的土地要求呢？没有谁愿意重蹈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覆辙，因此，深恐成为群众运动尾巴的中共各级领导人不得不顺应形势，开始提出“耕者有其田”的问题。
　　但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毕竟还是重视统一战线关系的，因而其内部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还是土改会不会对统一战线造成严重冲击，即它会不会对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工商业者造成伤害？之所以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城市的工商业者很大一部分人都在农村购有土地或资产，而农村中的许多地主，也在城里经营工商业，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楚。他们多方讨论和征求意见，最后才下了决心。但即便如此，一搞土改，马上就出了问题，乱打乱杀，最后又不得不回过头来进行纠偏。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具体讲，这里不细说。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是要说明，中共中央即使想要给农民好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它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农村中阶级关系的实际状况，农村和城市关系的问题，现实力量对比的情况，都受到中国社会发达程度的限制，都对中共制定他的政策是有影响的。

　　什么样的人才是地主？

　　我个人对农村问题的最直接感受来自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即1966年夏天，运动直接冲击到城市中的家家户户。我们家被冲击到的，首先就是我的姥姥（用北方话叫姥姥，我们用成都话是叫婆婆）。我的婆婆只因为曾经是四川三台县一不在村地主的老婆，在文革初期就被红卫兵和派出所勒令遣送回乡了。当时我们大院里许多家里的老人都被遣送回原籍了。但我外公早就去世了，婆婆几乎从来没有在乡下住过，乡下财产和房屋早就被分了，也没有任何亲戚，她被送回去后没有人照顾和关心，当时还不满70岁的婆婆孤苦零仃一个人被安置在一间茅草房内，又赶上四川的冬天寒冷难耐，不久就冻病而死了。那个时候我和妹妹都还小，并不懂事，但后来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婆婆的遭遇后，这件事对我的思想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从小就是婆婆带大的，我一直觉得婆婆和其他多数有教养的中国传统妇女一样，善良、慈祥，与世无争，勤俭耐劳。我真是不明白，就因为她过去嫁给了一个有土地的人家，就要受如此严酷的惩罚吗？
　　很多年之后，因为岁数逐渐大了，我才开始逐渐地接触到这方面的话题，开始有机会向我的父母了解家族的情况。这种交流使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地主都像我们书里写得那么坏吗？为什么我婆婆一点也不坏呢？为什么在我父母的眼里，他们的父母或上一辈，即使是地主也都不坏呢？后来再看毛泽东、刘少奇，包括后来邓小平女儿等等谈自己地主富农家庭的回忆，发现他们多半也都对自己的父辈或祖辈没有恶感，而且都直言不讳地认为他们都是勤劳致富的。
　　由这一点也引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究竟什么样的人是地主？我开始学中共党史的时候就注意到一个情况，即中共对地主的标准，或对地主斗争的标准一直是在变的。比如，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后，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剥夺地主的土地了，但当时确定的斗争对象，还是以500亩作标准，500亩以上的算是大地主，500亩以下的，算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一般不动，土地革命主要是要针对大地主进行革命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后来被推翻了，后来认为这个政策太右倾了，因为客观上在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根本就找不到500亩以上的大地主。规定以500亩为限，革命就没有对象了，贫苦农民也分不到土地了。因此，为了动员农民起来革命，中小地主也要斗，也要剥夺才行。但就是中小地主，也要有个标准啊，可是在中共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就何为地主制定出一个科学的标准出来。更多的时候只是看你拥有多少土地，不管你家人口多少；或只要你有出租土地的行为，就可以定你为剥削，因而定你为地主。比较具体的合理一些的标准，还是到1950年夏天，就是中共建国后才定出来的。
　　这些问题一直很困扰我，但因为我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机会直接触及农村研究，所以也就一直没有条件在这方面用力。直到前几年，我开始做中共建国史研究，我才真正有机会在这方面下功夫做一些研究。

　　析产制使中国土地兼并问题并不严重

　　为了了解中共建国前后进行土改的情况，我在全国跑了好多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也和一些当地的研究者或亲历者进行过交流或交谈。这些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我原有的印象，即中共革命期间的土改政策一直处在一种时松时紧、反复波动和摇摆的状态，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也导致中共在苏维埃革命期间土改搞了一次又一次，一个地方两三年时间竟会像烙饼一样，反复搞上个三四次，或四五次。土地分了又分，阶级划了再划，地主、富农打了又打，且要查来查去，敌人越划越多。
　　这种乱打乱斗的情况直到抗战期间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共也因此在抗战期间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可是，当日本这个强大的敌人不在了之后，全力面对国民党的情况下，中共的土地政策再度发生了严重的摇摆。像我上面提到的，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受到各根据地农民要求土地的风潮的冲击，被迫出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开始准备搞土改，但它在这一被称为“五四指示”的文件中，还是依照八年多来的统战政策，对地主做了一个区分，明确提出中小地主和开明士绅的土地不要去动，提出对干属、军属、烈属、抗属等地富家庭要给予照顾，留的土地要多于人均土地的一倍至几倍，从而形成了所谓“一条原则九条照顾”的土改方针，规定主要斗争和剥夺的对象只是那些汉奸或反动地主。但很快，激进的土改政策又占了上风，在1947年春天开始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激烈斗争中，不仅划阶级标准不清，而且乱打乱杀极其严重，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5万人被杀。这一作法1948年被纠正了，但建国后又一度回潮，再度导致全国许多省份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新一波打杀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说法，他说中国有3600万地主，其中有400万地主是坏的，因此在土改中杀了100万，关了100万，管制了200万。但实际上，整个土改以后，地主、富农连同其家属基本上都被管制了，管制的对象甚至还不止于地、富。看新华社1953年的内参，有的地方只是因为干部能一手遮天，以至有的乡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管制起来了。所以，即使考虑到像我婆婆那样建国初就离开了当地的人不在少数，当年被管制的农村人口之多，恐怕也是200万的几倍吧。这样一种作法对中国整个农村社会所造成的冲击究竟会有多大，今天还没有人研究过。问题是，这些人真的都该受这样的处理吗？
　　还是以我自己的家庭做例子。我父亲的家庭成份很好，他是工人家庭出身，因为我的爷爷是个工人。但是，我爷爷之所以当了工人，却纯粹是一种偶然。换言之，我爷爷当年其实也可以去做地主，因为我的祖爷爷就是地主。我爷爷是长子，如果按西方的长子继承的传统，我爷爷肯定就成了地主了。可是在中国实行的是析产制，祖爷爷家里有几个儿子，儿子们成家之后，就一人一份，把祖爷爷的土地财产平分了。我爷爷也只分得了其中不多的一部分。如果他继续留在农村，像其他几个兄弟那样，他解放后自然也就会被定成为地主成份了。可是因为我爷爷一向不会经营，算不过账来，靠土地很难养活一家人，因此他就把土地变卖了，进城经亲戚介绍，老老实实地做了一名工人。结果反而歪打正着，成了红五类。而留在农村的他的几个兄弟，虽然也只有不多的十几二十亩地，却因为有部分出租，就被定成了地主。我爷爷这一家，因为在城里，又是工人出身，子女日后的前途也都不错，但他的几个留在农村被定为地主的兄弟，不仅自己被管制，家人子女也都受到严重影响，找不到好的工作，甚至连升学和外出读书的机会也得不到。
　　中国的这种析产制，对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影响极大。我的祖爷爷他们家族是明末清初整个从江西迁进四川来的，当年因战乱和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杀人太多，四川许多地方的人都杀光了，大量土地空置出来，所以他们当年重庆附近一个叫李家湾的地方占了很多地，早先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宗氏，也算是一方较大的地主。但是，因为析产制的原因，一代一代分家分下来，一个个大家庭被拆散成了中等的家庭，然后又一个个地被拆散成了小家庭。因为每一代都有析产的问题，故一个大家族往往富不过几代，就散掉了。正是由于中国存在着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财产继承和分配制度，导致中国广大的农村里，除了世代当官的以外，其实很难产生大地主。再加上中国大多数农耕地区，人多地少，凡有经营能力的农民往往会从事多种经营，这就更进一步造成了中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南方各地，小地主众多，而且贫富阶层间互相流动频繁的情况。中共许多领导人在回忆录中都认为自己的父辈或祖辈成为地主、富农，是靠勤劳致富的，原因也就在此。
　　这种贫富之间，或城乡之间的流动，不仅与析产制有关，也与不少传统农村中存在的比较好的邻里关系，或主佃关系有关。我在四川做调查的时候就听到不少这方面的故事。其中有一位教授跟我讲的一个情况非常有意思。成都附近有一个有名的国民党将领，自抗战前就一直在外面，从读军校，到后来带军队打仗，他家里的地都租给了几个佃户来耕种。抗战之后，他的家属也迁到外面去了。因为这几个佃户一直很用心地耕种他的土地，他又不准备再回农村去住，于是战后他就把这些地全都分给了这几个佃户。他最后跟着国民党撤到台湾去了。但后来他吃惊地发现，那几个佃户都被打成地主了，每个人的命运都很糟糕，有的早早就被枪毙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十分懊悔，他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好心做件成全佃农的好事，却把他们推进了苦难的深渊。为什么这几个佃户竟会变成地主？就是因为建国后土改的时候有一条规定，凡出租土地超过三年者，都要定地主。这几个佃农得到的土地数量较多，应该都有出租或请人耕种的部分吧。总之，他们得到土地的时候是1946年，到1949年底成都解放时，他们拥有土地恰好超过三年，也就被定成地主了。
　　关于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我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农村中定阶级成份究竟有多少道理好讲，或有多少合理性存在，很多情况下都说不清楚，实在太碰运气了。这不能不让我对当年的土改方法，特别是当年土改政策过于简单僵化这一点，产生很大的疑问。

　　《暴风骤雨》：纪录片戳穿了小说

　　几年前，我看到了一个纪录片，片名叫《暴风骤雨》，与周立波那本讲土改的著名小说的书名一模一样。这个片子也正是为了纪念周立波的那本小说去拍的。但拍摄人员在深入周立波当年工作的黑龙江尚志县元宝镇元宝村，采访周立波小说中的那些原型时，却意外地发现，农民们眼里的许多情况，都与周立波描写的情况，有极大的出入。当然，他们是带着上面的任务来拍片子的，因此，他们最后剪成了两部片子。一部片子是为了应付上面的要求，供纪念用的，讲的都是正面的，另一部则是把整个对该村农民、地主和当年工作队员采访，比较如实地记录下来，剪出了另一部不对外公映的纪录片，也叫《暴风骤雨》。我拿到这个片子以后看了，也给同学们放了，它给了我一个非常深的感触，也回答了我的一些疑问。
　　《暴风骤雨》这部纪录片就是把关于元宝村当年土改斗争的真人真事展现出来，讲这些事情的有土改工作队员，村里的干部，当年的贫农、雇农，也有当年被斗争的地主。这些人都是跟周立波一块儿工作过的，周立波当年就是土改工作队员。如果同学们有人熟悉老电影，应该知道有一个过去总是演正面英雄形象的演员，叫于洋，他也是那时在该村工作过的土改工作队员。我们从片子里可以看出，站在土改工作队员的角度，即使今天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们当年的热情的。因为他们那时候都非常年轻，都是20出头或者20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们至今对那段经历有很强烈的印象，认为自己当年做了很多该做的工作。但是，即使是他们，今天回过头来，也一样会觉得当年有些事情做得过火了，实际的情况确实与小说中描写的有很大不同。
　　如果我们看那些农民谈当年的情况，听农民自己讲当年那些事情，和土改工作队员的感受和看法，就更加不同了。他们就会告诉你，《暴风骤雨》里的张三、李四其实都是被典型化了的，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些事儿。比如，小说里村里最坏的地主，那个韩老六，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他不过是识两个字，因而在抗战期间做过维持会的会长。你要说他做了什么恶，村民们也讲不出来。大家只是说这个韩老六本身既没有土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剥削，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二地主，也就是帮助把当年住在城里的地主的土地转租给村里一些比较穷的人，也没有什么收入。他也一样下田干活儿，他的老婆在村里是小学教师，教教音乐什么的，每天回家也是一样要做工赚钱贴补家用。农民们说，韩老六家当年非常穷，只有三间小土房，跟今天村里最穷的人放杂物用的最破的房子比，都不能比。
　　从这些农民讲的当年村子里的情况可知，该村也有地主，但是他们也都下田劳动，吃的穿的都很差。几家地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爱攒钱，有点像周扒皮，特别抠门，特别会算计，拼命地攒钱，每一分钱都要攒起来，干什么？就是为了买地。省吃俭用，一分钱掰作两半花。一块豆腐当时卖一分钱，偶尔能吃上一次，还是一顿饭一家人只吃半块，吃肉根本谈不上。所以，在他们眼里，除了地多些外，实在看不出地主有什么特别之处。
　　相比而言，中共的不少领导人回忆到他们自己的地主父亲时，讲的情况也很相似。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刘少奇、薛暮桥、张秀山等众多出身不好的领导人的回忆录，看他们是如何讲自己父辈当年靠节俭、勤劳成家立业的，那些创业的地主，一样是攒俩钱就买地置产，和元宝村的地主没什么两样。

　　相当多的地主确实是勤劳致富

　　有意思的是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一个老贫农，他在对记者讲改革开放后该村经济发展的情况时，讲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他说，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农村整个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发展了。但是，村里那些农业生产大户，全部都是当年被斗的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代。过去那些贫农，包括一些中农，都没有发起来。他的看法是，那些贫农、中农本质上还是太本分了，缺少经营的头脑，还是那些过去成份不好的人家的子女，骨子里就有很强的经营的本能，所以只要让他们放开手干，他们很容易就发家了。
　　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我另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与另一个问题是联系着的。这就是，在研究国共关系的时候，我研究到了台湾的问题，特别注意到了台湾的土改。台湾在1950年代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它也把地主的土地大量转移到了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手中，基本上满足了农村中穷人，即佃农、雇农的土地需求，并且使农民组织了起来。台湾土改和大陆土改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它采取的是孙中山设想的办法，即先搞二五减租，然后由政府向地主出资赎买他们手上的土地。只不过，政府用于赎买地主土地的资本，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政府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各种工商企业的债券或股票。这样，一方面，政府强制性地把地主的土地买到手，然后分配给农民，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失去了土地的地主，获得了城里商业、工业各种各样股票或债券，相当一部分离开了农村，转入到工商业经营当中来，提升了工商业的竞争力，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台湾大的工商业资本家，如辜家、蔡家等，当年就是从土地经营转移过来的台湾大地主。因此，台湾土改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它既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又保护了过去农村中多数具有较强经营能力的精英分子，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城市的工商业当中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从我刚才讲到的情况，相信大家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情况相当复杂。很多看起来很富裕的阶层，无论管他叫地主也好，叫富农也好，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确实是靠勤劳致富的。我们从访谈和当年的调查报告当中也可以看到，旧中国的不少农村，阶级分化的现象确实不很明显，一些地方的地主、富农，他们和自己雇佣的长工、短工，或自己的佃农，往往关系还不错。像周扒皮那样的地主，有，但也分地方、分人，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无论是想要收成好，还是想要少麻烦，雇主们通常都是要和被雇的农民搞好关系。有些台湾学者也跟我讲过他们当年在大陆农村中看到的和体验到的一些经历，他们讲他们的父母，不仅要照顾好邻里乡亲、同宗同姓，就连佃户结婚，家里都要出钱、出人，帮他办婚事。尤其是在南方农村，许多村子都有公田、学田、义田之类的族产，专门是用来帮助鳏寡弱小，特别是用于扶助穷苦人家的子弟上学的。明清中国农村中农民子弟中靠读书求取功名者所以人数很多，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经济来源，也正是这种制度使中国一些传统农村里头的贫富不均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

　　关于恶霸地主的宣传如何理解？

　　如果我上面说到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建国后关于地主恶霸罪行的种种宣传，又当如何理解呢？也就是说，像过去被写入课本或被典型化了的四大恶霸地主——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刘文彩，是不是真的呢？好多年来，自从有了网络世界以后，就有许多网友对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这几个有名有姓，或有原型的所谓“恶霸地主”，进行了人肉搜索式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原先政治宣传中提到的许多罪名。尤其是过去被指称为中国恶霸地主的典型人物，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和刘文彩盘剥农民罪恶再现的“收租院”，包括刘文彩的孙子和四川的学者，都写了专书，对过去宣传中造假的情况，进行了揭露和辩正。很显然，过去为了政治宣传的目的刻意造假的事实的揭露，使今天的人对过去农村问题的看法，变得更加混乱和对立了。
　　注意到这样一些情况，我对农村和土地问题的考察只能更加谨慎小心了。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简单地支持或肯定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不准确的。我因此阅读了大量土改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我注意到，在土地如此广袤和人口如此众多的庞大中国，任何一种情况都不难找到支持它的证据。因为，既使不是从宣传材料，而是从当年许多穷苦出身的“红小鬼”的回忆，以及一些土改工作队员写的报告和日记当中，我们也一样能够发现，不少地方确有横行一方、罪行累累的黄世仁或南霸天，每个地方都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受苦之人。记得有一位参加了1952年广东省土改工作队的日本青年回国后写了一本小册子，专门记载了他在广东某乡参加土改运动时的所见所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记述的他所在的那个乡里一些地主的恶行，不仅证据充足，而且个别恶霸地主的所作所为，与他熟悉的日本著名黑社会势力没什么两样。
　　
　　类似的情况不一而足，这里不多讲。除了中国太大，人太多，有好人有坏人不足为奇外，有些历史情况还是可以有所分析的。比如，早年湖北的共产党人给上级的关于湖北农村情况的各种信件和报告，就分析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分析了湖北一些地区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大致情况，得出印象说，从武汉周边到鄂豫皖山区，农民与地主关系的状况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在靠近武汉周边的地区，这些地方的地主通常都不在农村中住，而且他们主要经营的也不是土地，而是在武汉城里经营工商业或者做别的事情，农村的土地或放给佃农。或丢给二地主去经营。所以他们跟农民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也没有什么仇恨关系。
　　第二种就是离城市相对较远，但是处在水网地区，主要种植水稻的农产区，这里的地主主要靠经营农副业产品生活。他们往往占地较多，但是他们也多住在县城里，一样不大直接与农民发生关系。尤其是他们经营的范围较广，故对粮食所得也不是看得十分重，他们与农民的关系通常也不上那么紧张。
　　第三种则是靠近鄂豫皖山区，土地贫瘠，收获少，地主也比较小，他们自身的生活非常困难，又想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又想攒钱再买更多的土地，或还要送自己的孩子去城里念书等等，总之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需求，却缺少赚钱的途径。故这些地方的地主对农民通常比较刻薄，双方的关系往往比较紧张。
　　尽管这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分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地主跟农民的关系，包括他自身的状况，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周边交通环境，都会对地主的经营、对地主与农民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不是所有地主都一定是恶霸、坏蛋，与农民关系高度紧张；也不是所有地主都是良善之人，知书达理，但不同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还是会对地主与农民关系造成影响的。

　　中国人口那么多，可耕地那么少，能有多少大地主？

　　其实地主如此，贫苦农民也未必没有类似的情况。1990年代有位导演拍过一部片子，讲的是湖北某地的一个雇农，因为地主常年在城里经营商业，信任他，让他住在家里帮着应付和管理家里的大小事宜。结果，这个雇农没有操守，竟越俎代庖，成了这个农村地主家庭中事实上的主人，把地主的小老婆也给霸占了。这个片子后来好像没有让公映，但这样的故事却是有原型的。
　　我一直讲，中国太大了，中国的农村太不一样了，东北的情况和广东的情况，西北的情况和华东的情况相差得非常非常大。我的学生做过个别地方农村历史状况的调查，比如江南经济很发达的无锡，它农村里的情况，如土地占有方式、租佃方式、农民和地主关系状况等，即使在这同一个县里，也会因为所处区域不同，比如靠近县城周边，和以农产品为主的地区，和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等等，就会很不一样。因为多种经营的存在，你要准确定义何为剥削，有时都非常困难。你把这个地方定地主的标准，挪到同县的另一个地方去，就可能行不通。一个县尚且如此，又何况全中国呢？
　　各国土改，主要都是针对大地主去的，因为这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需。中国有没有大地主，当然有，但中国人口那么多，可耕地那么少，能有多少大地主？这也是早年中共的政策一直是说要打大地主，后来不得不转而对大小地主一律消灭的一个原因。但是，中共打地主，不仅是要解决农民缺地少地问题，还包含着消灭剥削压迫之恶的道德斥求，这就涉及到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问题，究竟好还是不好，是大地主更恶，还是中小地主更恶的问题。但真的具体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就同样变得比较复杂了。
　　比如，我们在土改的各种文献当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一般农民多数情况下往往对大地主的印象会较好，因为大地主或者不直接和他们发生关系，或者因为有其他收入，收租较轻。而且，特别是在抗战开始以后，中共因为要搞统一战线，就遇到一个麻烦，许多地方的大地主，或者是开明士绅，或者是地方大军阀，大资本家，大官僚，他们跟工商业、知识界、政界、军界的联系更为密切。你要去打击他们，他们必定会站到国民党一边去；你不去打击他们，又不符合自己的政策规定。一直到中共建国后，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如陕西省某大地主，被揭发历史上有强奸及血债等恶行，当地农会强烈要求将其押回乡公审惩处，但他拥护新政权，是省知名统战对象，任有公职，故西北局上报中央提议保护，中共中央亦只能批准同意。
　　相对而言，如湖北共产党人早年的报告所说，倒是生存条件较差的小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更容易紧张些。但即使是中小地主，情况也很复杂，因为南北方的差异也很大，通常我们看到的南方中小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比较紧张，为恶者也多些。中南部地区，包括西北地区，中小地主就相对中性一点，因为宗族等关系，地主与农民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有时还较高。而北方许多地方，从东北，到山东，都会发现中小地主有不少与农民关系很融洽，很多中小地主自己就下地，每到农忙，都习惯于和长短工、雇工等在一个炕头吃饭，而且是吃好的，自己家里的女人则上不了桌，也吃不到好的。不仅如此，无论在哪里，中小地主中投身革命的也相对较多，这多半是因为他们所受政府的压迫更直接，破产的威胁也最大的缘故。
　　这方面的情况，从中国古代农民运动史中也可以有所了解。比如多数比较富裕的农民，包括一些小地主，通常在村里都是最能干的，多少认一点字，甚至了解一些法理方面的东西，知道一些应付官场的方法。一旦碰上什么事情，通常都要由他们来出头，由他们出面与方方面面打交道。在那个时候，佃农、雇农等等只与地主发生关系，政府征税征不到他们头上，政府征税都是针对地主的，因此中小地主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容易对立。同时，因为政府动辄征兵、征劳役等，直接冲着农民去，常常会严重影响到中小地主乃至整个宗族的利益。地主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在这种时候往往会和农民站在一起，出面来做农民的保护人。过去所谓“官逼民反”，包括不少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冲着地主去的，就像《水浒传》书中所描写的，其实主要是地主和农民受不了当官的欺压盘剥，共同起来揭旗造反的。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更会看出，在中国，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异常复杂。

　　富农问题纯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还有一个纯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复杂问题，就是同样被作为中共土改斗争和剥夺对象的富农问题。根据我了解到的相关材料，可以断定，关于“富农”这样一个阶级的概念，过去在中国是没有的。它是中共从苏联引入的一个概念。过去中国只有地主、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等等概念，这都是从生产资料占有或生产方式上来划分的。富农算什么？只是因为他们与同村人比，比地主穷一点，比其他农民富一点？其实，把俄国富农的概念移植到中国来，尤其是不分地区普遍套用，是极为荒谬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指的俄国的所谓“富农”，其实也主要是讲一种生产方式，即是指在俄国农村中那些家里有比较多的劳动力，包括有相当数量的马、牛、骡子等劳动工具，生产的产品大量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既不靠地租生活，也不是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田间劳动上的农民。换句话来说，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俄国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他们是靠市场交易致富的。也因为他们掌握了农村中大量产品的交易权和定价权，俄国革命后，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一心想要完全垄断整个粮食供给体系的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的关系，变成了苏维埃的敌人。
　　具体说来，苏维埃俄国的根基是在城市中，因此，其政权的稳固必须要靠征粮来保证。但要向农民去征购粮食，就必须要给农民一个好的价格，农民才会愿意卖给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状况又没有办法给农民一个好的价格，它就只好通过武装征粮队按照政府一纸命令去强力征收。这就激起了农民的反抗，越是富裕的农民，反抗也就越是激烈。这样，苏维埃政府就给这一部分农民戴了一个帽子，不仅将他们定性为富农，而且将这一概念政治化、妖魔化。最后，苏联政府干脆通过农业集体化的办法，把大批富农的财产给剥夺了，甚至把他们迁走，或集中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或干脆一家一家地押送到边疆地区去，以和整个集体农庄分割开来。这是因为它害怕他们思想反动，害怕他们的能力会使他们在农民当中继续保持较强的影响力，对抗政府。
　　中国有没有苏联那样的富农阶层？这首先要看中国有没有俄国那样资本主义化的农村和农村市场。
　　我们知道，除了极少数沿海地区以外，旧中国的大部分农村都非常落后，由于受限于生产工具及其耕畜缺乏，加上土地面积太小，粮食产量很低，自给自足和给政府交粮都不够，故几乎不存在规模化的粮食交易活动。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当中，农民之间的交易，多半只是各种日用品、副食和杂货的零星的交易，农民多半是自己家里生产一些小的副食品或土特产，包括编织、榨油、磨浆之类的，拿到集市上去卖，赚一点零用钱，从小商人和货贩子手里换回一些日常必备的盐或火柴之类的东西。所谓农村集市，只是农民交换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场所，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交易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然而，当我们当年把富农概念引入进来，并且也学着苏联那样把它政治化、妖魔化之后，这种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的农民维持其生活的生产、交易和经营的方式，就莫名其妙地变成资本主义的了，从而使很多有余钱剩米可以做一点小买卖贴补家用，或雇工帮忙的农民，变成了共产党的敌人。而这里面伤害最大的，就是把很多地方的有余力、会经营的农民，定成了富农。而这批农民多半恰恰是中国农村里正处在上升阶段的劳苦农民，他们不过是从过去的佃农、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或者是说从贫农、中农地位在向上升中的一批农民。他们有余力，通过出卖一些副产品去攒到一点小钱，一点点地积累，或者送自己的子女去上学，或者千方百计地去买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成地主，但很多人一旦分家后，后代多半又会变成中农，甚至是贫农。剥夺他们，并且把他们当成自己在农村中的敌人，至少在中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严格地说，把中国农村中多数最有生产能力的农民定为富农，并剥夺压制他们，不仅伤害了很多完全不应伤害的普通农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农村中的生产力发展。

　　国民党在台湾为什么能顺利土改？

　　注意到上面的情况，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国民党到台湾也搞土改，但却不搞斗争土改，而要搞和平土改。这是因为孙中山国民党始终坚持认为，中国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起步阶段，还没有发生严重的阶级分化现象。因此，他一直不赞成共产党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和通过阶级斗争来改造中国的主张。孙中山是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的，他对中国阶级状况的看法有句名言，叫“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也就是大家都穷，只是穷的程度有不同罢了，不存在当年西方那种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的情况。所以他坚决反对用分化、对立的办法，在社会当中制造矛盾、冲突和斗争，用一部分人反对一部分人，造成社会分裂，来最终达成一个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的看法是否正确呢？今天来看，部分正确，部分不正确。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明显，许多地方阶级分化不那么突出，这应该是一个事实。但这不等于说整个中国没有阶级分化，没有贫富悬殊问题的存在，否则也就不会有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有人说共产党在农村的革命是制造出来的，这话对也不对。假如农村没有很穷的人和很富的人的分别，没有贫富不均，特别是欺压盘剥的现实，共产党就是再有本事，农民革命也是制造不出来的。制造出来了，也一定会失败。
　　在1949年以前，孙中山的主张在中国大陆完全没有实行和实现的可能，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贫富的差别。国民党代表的是这个社会的富裕阶层，共产党代表的是这个社会的贫苦阶层。孙中山一直想要在政治革命的同时，一并通过赎买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平均地权”。他的想法很好，既解决了土地占有不均，一旦工业化发展起来，地价大幅上升，阶级分化，社会对立冲突的危险；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并为政府积累了大量的发展工业化的资本，有很强的前瞻性。但是，一方面，国民党没有条件搞土改，最重要的是因为战乱，国民党统治的20多年里几乎从来就没有安生过，不是跟共产党打，就是跟自己人打，要不然就是跟日本人打。打来打去，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省区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完整地实行土地改革的。另一方面，就是孙中山没有看到近代以来，由于战乱、分裂和经济破产等等原因，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化现象，农村越来越穷，城市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多，而国民党的或依附于国民党的权势集团却越来越贪腐、奢侈。继续坚持孙中山平均地权主张的国民党内改革力量，虽有心推动土改，却因为国民党在农村中的政权基础和依靠力量，就是反对土改的地主士绅阶层。国民党没有在基层建立自己的政权，他的政权基本上建立在县以上，县以下多数控制在地方士绅的手里，所以地方士绅的情况直接决定了国民党的农村政策倾向。它要依靠乡村里的士绅阶层帮助它收税、征兵、征粮，包括解决整个城市生活各种各样的供给需求，自然不能伤害这些人。因为整个社会基础建立在农村富裕阶层的基础上，所以他在大陆就只能帮这些富裕阶层说话。既然要帮助富裕阶层说话，当然就不能去搞平均地权，就连减租减息都很难推行。
　　国民党在台湾为什么能够顺利地实行土改，并取得成功？一是因为包括国民党理论家在内的国民党人一直没有放弃土改的主张，因此他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在设计方案；二是国民党依靠军队在台湾新建立的威权统治和台湾本土的地主士绅阶层全无利益牵扯，有强制力且无须顾及台湾富裕阶层的感受和态度；三是国民党在台湾接收了大批日本公私企业，同时还从大陆带去了一定数量的黄金，这些都极大地便利了国民党人运用他们的赎买政策。由此可知，国民党在台湾能够成就土改奇迹，严格说来并不是孙中山的办法起了怎样的作用，而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之后有了实行土改的一切有利条件。要证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美国占领下几乎同时在日本推行的大致相同的土改就清楚了。美国人显然不是按照孙中山的主张行事的，它能在日本成功推行土改，一是它相信必须要搞土改来摧毁传统日本社会中保守的地主势力；二是它有一个与日本农村社会全无利益关系的威权统治；二是它有一定的财力支撑。这和台湾土改成功的条件非常相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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