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創造了什麼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低谷。二十世紀的中國，在文化上乾脆就是空白，中國只是文明的遺址。當西方人一步步在現代化推動下走出愚昧，中國人卻一步步走入屈辱。寫20世紀世界文化史，甚至可以忽略中國文化的存在


　　老高按：潘知常教授一次最近的演講，說得非常沉痛，引起了廣泛爭議。這裡轉載供更多朋友討論。因為太長，而且後面一半內容與我們的關係相對來說要遠一些，就刪略了，只選取第一部分。
　　潘知常教授十幾年來一直是爭議人物。查維基百科他的詞條稱：中國美學家，戰略諮詢專家。1982年畢業於鄭州大學中文系，同年任教於鄭州大學中文系。1988年成為副教授與碩士研究生導師。1990年被特聘到南京大學。1992至1999年任南京大學形象設計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國際傳媒研究所所長，曾兼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副院長，現職澳門傳媒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
　　潘知常十幾年前一度被捲入是否剽竊和是否抄襲的爭議，後來被澄清。


　　林昭、海子與美學的新千年

　　潘知常，陽光天明雅讀院，2021年3月28日


　　於是你等着，等着那件東西，它使你的生命無限豐富。——里爾克

　　一

　　上一講我講了“失敗的魯迅與魯迅的失敗”。這一講我就要講魯迅以後了，也就是要講後魯迅時代了。在後魯迅時代，我們怎樣才能有所作為？我們能做什麼？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做了什麼？我的看法可以用一句話就講清楚，這就是：“抬望眼，仰天而問”。
　　其實，在講過曹雪芹以後，在講了王國維和魯迅以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擺在了我們的面前。那就是我最近幾年常說的：叩問美學新千年。在此之前，其實我們中國歷史最最重要的關頭是三個。第一個就是春秋戰國，我們把它叫做“禮崩樂壞”。第二個，是明末清初時代，我們漢民族所遇到的最強大的一次少數民族的進攻。我們把它叫做“天崩地解”。第三個時期，就是清末民初，我們把它叫做“道術為天下裂”。也就是說，學術被完全地破壞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所有中國人的努力就尤其重要。因為我們經常說我們處在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關頭。但事實上，我們還處在一個精神的生死存亡的關頭。而在這個精神的生死存亡的關頭，誰作出了最偉大的努力，包括我們過去做過什麼，以後還能做什麼，就非常關鍵。而現在，是第四個重要關頭。也因此，我就給自己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我們所處的世紀之交，是新百年，也是新千年。它相當於春秋戰國，相當於明末清初，相當於清末民初。有一句話叫作“千年等一回”，或者短一點，“百年等一回”。我們如何去叩問美學的新千年呢？
　　本講要討論的問題，就是這個。但是在叩問之前，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的百年中，我們到底走得有多遠。我想這可能是一個起碼同等重要的問題、一個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迴避的問題。
　　在我看來，在上一個世紀，就知識分子群體而言，全世界有兩個民族走得最遠，一個是猶太民族，一個是俄羅斯。他們創造了二十世紀的文化高峰。而我們假如不想成為再次野蠻人，假如不想距離時代更遠，那就必須回到他們那裡去，因為只有那裡才是培養人性的地方，才是愛的學校，我們必須向他們致敬！
　　但是就知識分子而言，我們中國在二十世紀創造了什麼呢？我覺得我們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低谷。二十世紀的中國，它在文化上乾脆就是空白，儘管我們二十世紀作為一個民族，它站立起來了。比如說1949年毛澤東那個的演講，我個人覺得就是非常精彩的，因為他作為歷史的偉人，很準確地把握住了歷史的成功。那就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已經站立起來了。但是，我們今天必須要說，作為一個人，我們這個民族迄今也從來就沒有站立。而這種沒有站立就導致了我們的精神空白。導致了我們的精神低谷，所以，我說現在的中國，只是世界文明的遺址。全世界的人到中國看什麼呢？看秦始皇的兵馬俑，看朱元璋的陵墓，他能夠看現代中國的什麼呢，我說句不客氣的，除了看“文化大革命”，別的真沒什麼可看的。你說，他要看20世紀中國的哪個文化偉人？他要看20世紀中國的哪一部文化名著？
　　例如，1949年以後的文學創作，有一句行話叫“三紅一創，山青保林”，概括的是曾經轟動一時的八部長篇小說：《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山鄉巨變》、《青春之歌》、《保衛延安》、《林海雪原》，如再加上寫於四十年代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以及主要寫於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的早晨》，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所謂 “紅色文學經典”了，再往後，就是“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了。
　　現在回頭看看，這些作品既不流血也不流淚，字裡行間只有冷漠，體現的正是一個美學精神大面積失血的時代。後來公眾逐漸將作家當作明星、當作娼優，確實也不無道理。其實，要寫一部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化史，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中國文化的存在。如果要不忽略的話，我們只可以充當其中的一個章節，那就是寫了德國的“納粹”以後，接着寫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就只能充當這樣的一個環節。所以我說，中國在二十世紀沒有世界性的貢獻。如果非要說有，那我們也只貢獻過兩個東西。在世紀初貢獻過白銀，在世紀中葉貢獻過文革。我們只貢獻過這兩個東西。我覺得中國文化在二十世紀只是世界文化中的侏儒。它沒留下什麼值得珍惜的文化遺產，更沒有什麼可以讓全世界矚目的文化財富。當西方人一步一步地在現代化的推動下走出愚昧的時候，中國人卻一步一步地走入屈辱。所以，血和淚的交織，鐵和火的飛濺，最多劫難但又最多機遇，最多拼搏但又最多失敗，這大概就是我們所看到的20世紀中國。
　　我知道，肯定大家會說，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在魯迅以後，我們喪失了思想創新的基本的可能，例如，從魯迅以後，日本人就進來了，對不對？所以現在有人甚至還開玩笑，說如果魯迅沒死，日本人進來，他會不會跟他弟弟一起當漢奸呢？當然，這是一個很不幽默的玩笑。但是確實，有很多人說魯迅死得其時——就是魯迅那個時候死得正好是時候，如果再晚一點兒，抗日來了，他會怎麼做？全民族都不會知道。因為魯迅這個人個性很強的啊，他不會按你的意志去走路，而且，就算抗日他挺過去了，那解放以後他能挺過去嗎？很危險吧？
　　我們把這個環境推而廣之，有人就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問題，說我們在二十世紀呢，儘管確實我們在思想文化上是侏儒（真的是侏儒，因為我們是在世界文明的尺度上衡量啊），但是，這是因為我們的生存條件不好，如果生存條件很好，如果不是動亂和戰亂，不是貧病交加，我們這個民族也能夠為世界文化做出應有的貢獻。可我要十分嚴肅地說：這種說法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實際上思想文化的創造和物質文明的創造不一樣，和政治制度的創造也不一樣。制度文明和物質文明，它可能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但思想文化的創造，有時候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有時候不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而且有時候，一個不穩定的環境可能還能夠造就思想的大家。不是有一句話，叫做“國家不幸詩人幸”嘛！問題的關鍵是，我們這個民族有沒有準備一代非常精彩的知識分子，如果沒有，我覺得一切就無從談起。
　　我始終覺得，二十世紀本來應該是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最光輝璀璨的時代，為什麼呢？因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他所經歷的一切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也是世界文明有史以來所最最難得的發展機遇。什麼發展機遇呢？我們可以說，二十世紀我們所經歷的事情是任何一個人在任何一個世紀都不可能經歷的。在二十世紀，我們所經歷的事情，完全是全新的精神事件，全新的精神現象。它完全可以造就全新的思想大師和文化大師。這發展機遇，錢理群先生認為有三次，我則覺得應該是四次：第一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西方的那些思想大家，比如說存在主義這樣的思想學派，這樣的哲學學派，比如說，西方的那些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主要都得益於兩次世界大戰。因為世界範圍的大戰，在二十世紀以前是沒有的，那個時候有幾十萬人的戰爭，蔓延方圓幾百公里就很不簡單了，對吧？但是，你見過全世界範圍內的戰爭嗎？你看到過因為一場戰爭，導致了全世界人的精神處境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嗎？你能夠想象到一場戰爭死亡如此之多的人口嗎？一次大戰，我們現在統計的數字是死亡一千萬。二次大戰，死亡是4500萬，當然這個統計數字，是有所不同的。我主要想說明，在歷史上，我們沒有見到過這樣的集中的人類的互相殘殺。殘殺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人類面對苦難的深刻的反思。
　　但是，它的結果非常奇怪，西方因為反思而出現了自己的思想大師和文學大師。而中國反思的結果是什麼也沒有。你看，一次大戰，中國有哪個思想家悲天憫人地反思過呢？二次大戰，中國是直接的參加者，中國在二戰里是主要的戰勝國，蔣介石當時還威風過幾天，跟着蘇聯跟着美國跑了一段，結果後來發現被開涮了。根本沒拿中國當回事。但不管怎麼說，中國二戰是主戰場之一。但是，中國有反映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的思想文化巨著、文學巨著嗎？大家知道，一戰的時候，德國有個數學教師，還是中學教師，因為看見了世界大戰，直接地感悟到了世界文明的巨大變化，他躲在家裡寫了一本書，叫《西方的沒落》。這樣的書中國有嗎？尤其是，我們反映一戰、反映二戰的題材的小說，有哪部是成功的啊？根本沒有。我們的《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有哪一部稱得起、對得起一戰和二戰死去的那些同胞？我們愧對歷史啊！
　　第二次機會，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我們可以說二十世紀它是什麼什麼的世紀，但是西方有一個非常引人矚目的說法：二十世紀就是社會主義的世紀。因為資本主義雖然在二十世紀它繼續高歌猛進，但是資本主義的產生不屬於二十世紀，它是二十世紀以前就有的，在二十世紀完整地產生和完整地消失的只有一個，就是社會主義。它以蘇聯為代表。社會主義的產生在人類精神史上是一個最重大的事件，而蘇聯人作為社會主義的開創者和社會主義的掘墓人，在思想上也無愧於這個精神創造。《古拉格群島》、《癌病房》、《日瓦戈醫生》，是完全稱得上可以雄居二十世紀世界文學之林的，並且因此而得了幾個諾貝爾獎。也就是說蘇聯人面對社會主義的時候的反思是非常深刻的。大家一定還記得《日瓦戈醫生》中的日瓦戈醫生的詩句吧：“世世代代將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審判” 。也一定還記得日瓦戈醫生的名言：“死亡與時代左右着大地，你莫以為它們是主宰，一切都會旋轉着在黑暗中消失，亙古不變的只有愛的太陽。”
　　是的，他們所進行的，就是一場成功的“愛的審判”。但是中國呢？中國的社會主義，中國有哪個作家把它成功地寫出來了呢？有哪一個思想家把它反省出來了呢？中國就是蘇聯的保爾·柯察金的水平。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大師的水平，我們中國人沒有一個達到大師水平的！一個都沒有。你看看《日瓦戈醫生》，它沒有說社會主義好或者不好，他只是說，社會主義出現以後給人類，尤其是給蘇聯人精神上帶來的變化是什麼，他寫的是精神史記與心靈史詩。我們中國有嗎？我們中國只有浩然寫的《金光大道》、《艷陽天》，這些作品除了丟人以外，還是丟人。除此以外，哪一位能給我舉一舉例，說誰寫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寫得真正反映了中國本質了呢？沒有啊！
　　第三個機會，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破產。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破產是二十世紀的重大現象，因此拉美文學拿了諾貝爾獎，對不對？那我們要問，毛澤東總說，中國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1949年他說結束了這個時代，那我要問，對人類的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精神遭遇，有哪一個中國的作家，有哪一個中國的思想家反映了他的一絲一毫呢？我們反映這個歷史過程的只有《暴風驟雨》這樣的鬥地主、分田地，只有《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樣的鬥地主、分田地。這是我們的恥辱！
　　我過去就一再講過，中國所講的鬥地主、分田地完全是一種革命的重新組織力量的方式。在中國，其實並不存在那樣一個和農民完全敵對的地主階級，但是我們中國沒有一個作家能夠透過現象看到歷史的本質的。這是第三個機會吧。我們又喪失了。
　　第四個機會，也是最後一個機會：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中國是獨一份兒，因為蘇聯有始無終，對不對？最後連蘇聯都沒有啦，它都被分裂了。但是，我們現在問，誰因為反思這個世界改革開放史而成為思想大師和文學大師？沒有。我們只有賈平凹這樣的寫到最後用省略號去代替的“文學大師”，這是愧對歷史的，已經到了陽痿的邊緣。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捷克斯洛伐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有三個月的改革，被稱之為“布拉格之春”，結果思想的報春鳥昆德拉就應運而生。他就只經歷了三個月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結果就感悟到了時代的最深刻和最尖銳的思想，因此就成為世界的大作家，可我們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啦，人家才三個月，你都已經三十年了，那我們的昆德拉在哪兒呢？我個人覺得，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能迴避的問題。我們可以非常坦然地做中國人，但是假如說所有的中國人在世界舞台上沒有自己的聲音的話，我們所有的中國人就都有錯。我們所有的中國人就都因此而應該寢食難安。如果我們覺得無所謂，暗自說，“管他呢？”那我覺得我們就不配做一個中國人。
　　說到這個地方，我覺得，我們一定要看到，在魯迅之後，中國的思想文化是停止的。魯迅達到了他應該達到的高度，但是魯迅也有他的局限，我在上一講中跟大家說過了。魯迅的高度就是意識到了“無緣無故的苦難”。但是魯迅也有局限，就是面對這個“無緣無故的苦難”，你應該怎麼做呢？你應該回報以“無緣無故的愛”。但是魯迅做不到，魯迅總是要問自己，我憑什麼這樣呢？每一個中國人都會這樣問：我憑什麼啊？儘管他很勇敢，但是還不夠勇敢。他還是問自己，我憑什麼啊？魯迅不能說服自己，因此他也就不愛別人，尤其是不愛仇人。這就是魯迅的過失。而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華麗的轉身”。我在《失敗的魯迅與魯迅的失敗》這講中說了這個意思，下課的時候有一個男生過來說，哦，今天你這個名詞我很喜歡：華麗的轉身。其實我覺得我們中國的新千年新百年，必然需要一個轉身。這個轉身如果成功，它是華麗的，如果不成功，我們也要命名為“悲劇的轉身”。但是我們必須轉身！這兩千年我們都不轉身。是吧？或者是面對苦難視而不見，或者是面對苦難與它共存亡。這就是魯迅之前的時代和魯迅的時代。魯迅之後，我們要轉身，要背對苦難，面向光明，我們必須找到這樣一條美學道路。而這條美學道路，必須從魯迅開始，必須要接着魯迅講。
　　荷爾德林有一首詩，他說“生活乃全然之勞累，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問。”就是說當你面臨無窮無盡的苦難的時候，你能不能做到抬望眼，仰天而問呢？也就是說，你不要把你的頭埋在苦難當中，叫苦是不對的，反抗也是不對的，你能不能去轉過身去尋找光明呢？這就是——
　　倘若生活乃全然之勞累，
　　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問。
　　這首詩因為世紀最大的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解釋，成為上個世紀的最強音。或許，它應該被稱之為二十世紀的精神紀念碑、美學紀念碑。也就是說，二十世紀的人全都意識到了，要用“無緣無故的愛”來面對“無緣無故的苦難”，海德格爾最後講哲學都不講哲學，而就講荷爾德林的詩。對吧？就好象我現在給你們講美學，現在也學會了就講講曹雪芹，講講魯迅，以後我還要講講但丁、講講莎士比亞，等等，講講這些人就足夠足夠了。因為這些人遠遠走在我們前頭，我上次說過，他們最先進入了二十世紀，而我們沒有！我們連二十世紀的門還沒摸着呢。所以我說，這個“抬望眼，仰天而問”的追求，應該成為我們的新的地平線。應該成為我們新千年的華麗轉身。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我覺得我們就找不到叩問新千年的路徑啊。
　　如果我們要意識到新千年的華麗轉身，我想我們就必須要問，從誰開始？因為我剛才說了，我不喜歡自己講，我不喜歡自己推一個理論出來，所以我總要告訴大家，在這個方面，先行者是誰，然後我們來辨別一下，誰是好的，誰是壞的。誰最優秀，誰更優秀，我們應該接着誰講，等等。因此，我現在一定也要從一個人開始講，這個人就是：林昭。（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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