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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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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河南:从“水旱蝗汤”到“水旱谎党” 2021-07-26 11:27:25

  河南,算不算得上中国最多灾多难的一方土地?百年来饱受从老天爷到当政者的轮番蹂躏,淹死、饿死、绝症病死者不计其数。民众与洪水旱灾和暴虐统治者周旋,苦境中习以为常,忍耐和狡黠内化在性格中,其极致就是所谓“貌似忠厚,内藏奸诈”


  老高按:就像“东奥”是本周的关键词一样,“河南”是上周的关键词。
  短短几天,情绪山回路转,一天一变。回顾那几天的推特,先是揪心:
  7月22日
  河南人不知怎么得罪了上苍?近百年多少劫难!
  1938年国府为阻挡日寇而花园口炸堤,官方记载死89万人,灾民达1200万人;
  1942年和1959-62年两次大饥荒,饿死至少四五百万以上;
  1975年8月驻马店洪灾,死者二十多万;
  世纪之交艾滋血祸,死者无法计算;
  又加今年洪灾,特大暴雨从郑州一路北上,多个城市告急……


  然后是暖心:
  7月23日
  我有个大学同窗写了这么一句话:“人民很伟大,官员很颟顸!”
  我看了近百个视频。郑州众多普通老百姓的表现,让我感动和思索。这么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心中有爱,有义,有善,有良知,有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与这些相比,在政治上有些糊涂、有些愚昧、有些轻信,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间或也有寒心:
  7月25日
  今天河南受灾事件突然翻转——
  一些外媒记者竟遭河南部分民众的围攻,中国的一些媒体人和自媒体人宣布退出对河南灾情和救灾的报道。
(所附图片略。这则推特发出之后24小时,竟有24万人浏览,303则跟帖,足见大家共同关心!)

  还有对京广隧道众多驾车人生死命运的悬心,有对当今中央大员不再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那样亲临灾区现场视察慰问的急火攻心——今天有个校友说:“传中堂欲上一线,被xi系一众拦阻。”也不知真伪,聊备一格。网上有个网民的一句冷峻点评十分到位:

  老一代演员更敬业

  这短短八个字,您咂摸去吧!
  我也不能免俗,转发了一个根据苏联笑话改编的段子:
  7月25日
  听到一则段子:
  书记下令某著名画家赶画一幅《习主席考察西藏》大型油画。画家不得不动笔,作品完成后送审,书记大吃一惊:画幅上惊涛浊浪,民众舍身忘死,救助行将灭顶的人。
  书记怒问:“你画的是些什么?!”
  “河南人民抗洪救灾。”
  “习主席在哪里?!”
  “习主席在考察西藏。”

  昨天晚上,读到学者、作家苏晓康发在Facebook上的文章。对于我们理解河南人的命运、心理,有一定参考价值。转载于此,与大家分享!


  漫说中原

  苏晓康,Facebook


  原按:古老中原,到现代出了“水旱蝗汤”,四九后改为“水旱谎党”,愈贫瘠愈产“极左”,这是从河南产生的规律吗?富饶的豫南竟闹出饿死百万人的惨祸,今日郑州大水,跟“左倾思潮”有关吗?“中国崛起”在古老中原是什么效应,这场大水可以提供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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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人最爱把河南叫作中原、中州,那典型是一种文化优越感。潼关以西、黄淮之间的这块黄土,当真是随地一脚就能踢出盛唐大宋的土坷垃。洛阳是六朝古都,近郊白马寺是亚洲大陆的佛教“祖廷”,那一带的农地至今还是海外垂涎的出土文物“高产田”,一犁耙下去兴许就掘出个武则天朝的熏炉来;东边的巩县埋着北宋七帝八陵,往东南走是武林胜地嵩山少林寺,再往东就是开封,那个《水浒传》和《清明上河图》里的京师汴梁,如此等等,在历史文物方面,中原人除了还要往西边的长安咸阳让一分,便睨视天下,连燕京、建康也不放在眼里的。虽然近代以来中原极度衰落,但那种以古老悠久为荣的心态还在。
  不过,中原的古迹也是所剩无几。从东汉末董卓焚洛阳、唐武宗灭佛砸龙门石窟、南宋时刘庸掘宋陵、明末李自成淹开封,到近代已是一片铜驼荆棘。这半个世纪文物的最大劫难自然是“文革”,人们又蜂拥去砸龙门石窟,幸好本地的红卫兵接到指令前去保护;但在洛阳的另一头,白马寺大队支书带农民冲进寺内,砸碎了一千多年前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还烧了两千年前高僧鸠目什罗从印度驮来的贝叶经。后来,落难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非要朝拜“祖廷”白马寺,弄得周恩来只好把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夹苎十八罗汉,运来洛阳顶替。
  中原本来极富饶,哺育了一个最长久的文明之后,只剩下瘠薄黄土。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种“耗竭式”的资源利用模式,使中国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了能源危机,富比罗马帝国的北宋,中国经济已达峰巅却不可能迈进现代经济的门槛,最大的障隘是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留在这块黄土上的中原子民,伴随着物化了的文物古迹和传统虚荣,却注定要捱贫受穷。加之“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本世纪以来兵戈频仍,盗贼蜂起,各种战祸蹂躏中原,到四十年代,河南人说自己的家园是所谓“水、旱、蝗、汤”的苦境,那“汤”是指驻扎中原的汤恩伯部队。这四个字,到1949年以后,便要稍加修改,叫作“水、旱、谎、党”。

  党与“谎祸”

  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东南江浙一带,抗战时又内移川中,中原一直是兵祸的走廊,虽未成为可被革命割据的边区地带,但也出现过豫南大别山(内战时期)和黄河北岸冀鲁豫(抗战时期)两处“红色根据地”。
  二十年代豫西偃师一带有个中学教员,名叫吴芝圃,搞了一场农民暴动,就跑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受业于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狂热小知识分子。这个人日后成为河南的执政者,加上“水旱蝗汤”本已是生成“乌托邦”迷狂的温床,于是五零年代河南成为合作化运动最高涨的省份,出现了好几个集体化的全国典型,如封丘县应举社、新乡县七里营等,都是受到毛泽东大力推荐的。这反过来也导致了河南的党组织极端好大喜功、虚夸蛮干的作风。
  大跃进前一年,在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路线的诱发下,1957年夏天,河南省长吴芝圃拿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全省批判以潘复生为代表的右倾路线。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下面各级班子自然斗得更凶,党内外大抓“小潘复生”,一切实事求是、体察民情的声音都消声匿迹,从此养成河南干部凶蛮无理、欺压百姓无所忌惮的臭名昭著的作风,至今依然。
  研究中国的大跃进,必须分析从河南产生的“公共食堂”制度,因为它是后来造成大面积饥荒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958年七月,在从合作社合并为公社的风潮中,河南个别地方自发办起公共食堂,吴芝圃抓住这个苗头,要求全省效法,家家户户停灶到食堂吃饭。吴芝圃提出的口号是不准一家农户烟囱冒烟,甚至挨家挨户没收铁锅,通通拿去炼钢。一个月后,河南就出现27万个食堂,参加人数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为全国之最。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热情赞扬,这颇符合他所憧憬的东汉三斗米道的“吃饭不要钱”,因而也要求全国效法。但各省多有抵制。后来的大饥荒证明,公共食堂办得凶、解散得晚的省分,饿死人就多。
  1958年春季,吴芝圃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荒诞的目标:一年之内在河南全省实现小麦亩产四百斤、水稻五百斤,水利化,“四无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绿化,消灭文盲,等等,诱发了普遍的吹牛浮夸之风,如信阳地区的西平县竟宣布小麦每亩产量高达7320斤;新乡地区也吹牛日产钢铁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
  这起因当然是因为毛泽东大讲废除工资制、在全国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给他”,等等。1958年各省纷纷拍胸脯,争报高指标,全国汇总数字高达一万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北戴河会议便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定为7000亿斤,登报向全世界吹牛。既然吹了牛、登了报,就得如数上缴粮食,于是省里催县里,县里催公社,公社逼农民,交不出粮食就吊打、捆人。各级干部都怕上级扣一顶“右倾”的帽子下来,也怕追究说谎的责任。可是哪里有那么多粮食呢?河南的吴芝圃自然是牛皮吹得最大的。1958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只有281亿斤,可省委硬是向中央上报了702亿斤,于是河南的各级干部向农民追逼粮食就尤其凶狠,全省各地大肆拷打、逮捕交不出粮食的农民。到年底,豫东黄泛区的农民已经因饥饿而普遍得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也开始蔓延。
  1959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全省实产210亿斤。8月中旬吴芝圃开完庐山会议下山来,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再一次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这一次,他把右倾的罪名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人人对号,人人过关,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同时,吴芝圃硬要把灾年当丰年,明明只有二百多亿斤产量,他竟估产为450亿斤,用这样高出一倍的指标向农民征购,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指标,就是“小彭德怀”;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名曰“拔白旗”、“反瞒产”。如此凶狠的追逼,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粮,统统搜刮而去。到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各地公共食堂普遍断炊,农民开始偷偷挖地里未成熟的青庄稼,后来就只有挖草根、剥树皮、吃观音土了。

  信阳事件

  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1959年冬天开始发生大饥荒的消息,最早从河南传出来。那是北京一些高级干部从老家亲戚偷偷写来的信里发现的。据说,连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在大别山老家的哥哥,也沦落到要饭的境地。对这些零星消息,北京只去向河南省委作一般的查询,河南省委也极力掩盖。直到大饥荒的消息越传越凶,在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严厉追问下,河南省委才承认灾情严重。等到1960年底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组赴河南调查时,死亡最严重的信阳地区已是饿殍盈野。中共党史上称此为“信阳事件”。这是中共自大跃进以来处理的第一个饥饿事件,也是全国唯一得到处理的饥饿事件。信阳事发后,疯狂的大跃进才渐渐停下来。从此以后,中共对信阳事件以及大跃进中饿死人的情况,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也不准任何人涉足。河南的老百姓说:那是毛主席脸上的疤瘌。
  信阳是河南最靠南的一个专区。京广铁路贯穿其间。东南部是大别山区,紧靠安徽,极为贫穷;北部数县又是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近代以来一直是水患频仍的老灾区。只有南端与湖北接壤,已属江汉平原,盛产稻米,算得上是鱼米之乡,人口一千万。信阳在大跃进中很出风头,有两件事是载入史册的:一件是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率先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全国纷纷朝圣取经;另一件事是河南、湖北的一些合作社互相比赛放高产卫星,你争我夺,信口雌黄,放出一个个弥天大谎,最后是信阳的西平县和平社宣布小麦亩产已达7320斤。这是大跃进中放出的最大一个卫星,当时的河南日报和人民日报都突出加以报导,使信阳名声大噪。至今人们提起中国大跃进的荒唐,总会举到这件事例。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名叫路宪文,是一个大跃进的极端激进派。信阳产生上述两个出风头的全国典型,自然是他推行的激进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他的政治资本。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路宪文愈加积极地执行毛泽东和吴芝圃的极左政策,在信阳展开又一次对农民的疯狂掠夺。在这次狂潮中,全区不仅处处私设公堂,打人成风,而且公安部门也任意抓人。据后来中央工作组关于路宪文所犯罪行的报告称,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信阳老百姓形容当时的恐怖情形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打人最严重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过人的占93%,斗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一个农民,是被他吊起来活活烧死的,当地称为“点天灯”。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不得不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在如此残酷的追逼之下,农民手中的粮食被搜尽,到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也普遍断粮。在大跃进的公共食堂制度下,只要食堂一断炊,全村人就都无处吃饭。有的村子80天没有一粒粮食。于是农民开始大量外出逃荒。如果那时共产党允许人们逃荒,或许象信阳这样的地方不至于饿死上百万人。但是,据中央工作组的报告记载,当时路宪文指示社队干部派民兵封锁村庄,指示城镇机关、工厂、学校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并下令公安局“限期消灭外流”。路宪文这样做,显然是害怕信阳断粮的情形传出去,与信阳这样一个大跃进“先进”地区的名声不符。中央工作组的报告里记载着当时路宪文的讲话,他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这个报告还称他“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做法”。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今天人们所说的“一百多万”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央工作组的粗略统计。这个数字的最早出处,是中央工作组组长陶铸1961年4月间的一个讲话,他在那次讲话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从中央工作组的档案里,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一是表面统计饿死十万人的息县,竟有639个自然村几乎无人幸存,永远从地图抹去了;二是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的统计,家里大人死光了的孤儿竟有一万两千人之多。
  1961年初,刘少奇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率领工作组赴郑州处理信阳事件,大兴问罪之师,逮捕了全河南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约八千人,集中整肃,交代罪行。据工作组的档案记载,大饥荒使河南全省死亡人数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土地荒芜四百四十余万亩,拆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据说毛泽东得知实情,放声大哭。吴芝圃当时也自请死刑。但到最后他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升调中南局任第三书记,并且一直是中央委员。“文革”后中央还为他平了反。原定枪决以平民愤的路宪文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后来也留了活口,据说是毛泽东讲的,“信阳事件”一个不杀,因为责任在他自己和中央。路宪文也一直被关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文革”结束后,他还活着,居然乘着平反“冤、假、错”案的风头,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陶铸、王任重冤枉了他,要求平反。胡耀邦批示道:如果连路宪文这样人都要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

  中州“文革”

  信阳事件后河南来了一位新“巡抚”,叫刘建勋。此人籍贯河北,早年在保定读书时,参与过高蠡暴动。大跃进当中他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据说较早发现饿死人,抢救及时,灾情不重,因而颇得北京赏识,派来河南恢复民气。刘建勋倒是个不爱争强好胜的人,上任后与民休息,凡事留有余地,河南从此甘居中下游,不报高指标。
  但是这位刘书记又过于阴柔,官场里工于心计,上任没几年碰上“文革”,知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抛出他的那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后,刘建勋立即效法,但做得比毛还“阴损”,他一面秘密与郑州大学的红卫兵头头党言川联络,授意其炮打河南省委,另一面又召集省委紧急会议,部署各级党委坚决顶住。在这当儿,刘却飘然逸出,亲自出来支持红卫兵。这一着棋,颇得毛之真传,立即被接纳进入“红色司令部”,在大批河南干部挂牌挨斗之时,刘却调京去作“京兆尹”了。
  当时“候补”在河南省委书记处里有个山西人名叫纪登奎,挨斗最凶,死去活来。造反派“二七公社”把他抢来藏着,以备后用。谁料1967年毛泽东路经河南竟问起这个纪登奎,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原来,大跃进时毛视察许昌,颇欣赏当时的地委书记纪登奎。这点姻缘, 又引出许多故事,例如后来纪登奎做到政治局常委(有误。纪最高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老高注),是处理林彪事件时唯一紧随周恩来左右的人。
  1967年7月武汉事件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全国造反派大夺权,刘建勋回河南成立革委会,起用纪登奎,还有一个武汉空军政委王新,7月武汉陈再道兵谏时护过毛泽东的驾(有误。王新曾任空15军政委,时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苏晓康说的是可能是刘丰,“720事件”时担任武汉空军副政委,护驾有功,武汉军区改组后升任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竟然成为中央军委委员。——老高注),三人主事河南,人称“刘王纪”。他们自然以“二七公社”一派掌权,清洗所有“保皇派”,在河南稳稳地统治了十年。这种“造反派”上台执政的情形,“文革”中也就上海王洪文的“工人赤卫队”办到了。待“九大”纪登奎进京后,朝里有了人,刘建勋坐得更稳了。“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刘又开始接近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复出搞整顿,他不买帐,以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刘建勋在北京当面批判他过去在二野时的上司邓小平,结下不解之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刘建勋罢官、纪登奎遭贬、河南大翻个,“二七公社”各级头目纷纷入狱。刘建勋受审查后被开除党籍,直到临死前,才由他的老友李先念向中央说情,赶到病床前宣布恢复他的党籍。与毛泽东有知遇之恩的纪登奎,后来虽受到赵紫阳的特别关照,一度还可望复出,但终于未成,抑郁而死。
  邓小平时代的河南毫无特色。改革刚起步时,毗邻的安徽率先搞起“联产承包”,四川立即跟进,天下都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河南不敢为天下先,只是谨慎守摊,待改革大潮涌起,茫然无措,省委换了几茬,还是不死不活。象河南这样的内陆农业大省,一无临海靠港的优势,二无丰厚的地下资源,本来就缺乏吸引外资的魅力,再无中央的优惠,便只好滞留在农业时代苦熬。依照所谓“马太效应”,中原与东南的差距将越拉越大。

  中原性格

  中原民风纯朴,宗法社会隐约还在,农人靠天吃饭,观念不易趋新,维系稳定仍是传统力量。虽有一百多年西风东渐,除城市逐渐开化,乡间还是乡土中国。中原生态环境恶化已上千年,人们与洪水旱灾周旋,苦境中习以为常,忍耐和狡黠内化在性格中,这种性格的极致,是所谓“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其代表就是那位河南项城人袁世凯。不过中原人的脾气,以顺从迎合为主,沉默软抗为辅, 能吃苦耐劳,少创造精神,容易被道德宗教所慑服。
  以这数十年应对共产党统治来说,颇可见出中原人的性格。中原从来不是东南蒋家政权的势力范围,但也不是西北中共的范围。淮海大战中共胜利的基础,在于苏豫皖鲁四省农村的土改。五零年代初,中共靠合作化运动,从农民手中夺回土地,有镇反和“三反五反”的暴力作铺垫,并扶助赤贫的农村流氓,胁迫富裕农民入社。以写河南合作化运动著称的作家李准,本是洛阳郊区一个小会计,因几分钱的误帐被打成“老虎”,开除公职。他胸有点墨,悟出这场土地争夺的结局,农民一定惨败,于是迎合时势,不断深入农村生活,偏偏曲解河南的现实,从《不能走那条路》到《李双双》,专写改造农民的小说和电影,这种“李准现象”正是河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中共政权深入县以下,瓦解宗法制度,又收回土地,等于将农人彻底赶出传统环境,令其在思想制度高度合模、统管吃喝拉撒睡的“公社”里生活,农人失去任何传统的反抗手段。因此,当河南发生大饥荒,景况惨烈到易子相食的境地,居然无人造反,不少地方的农人竟是围在国家粮库周围纷纷饿毙。这场劫难后,在农村干部个个似阎王的河南,却又出了一个鞠躬尽瘁的焦裕禄,被兰考人奉若青天,正好让共产党拿去宣传,把大饥荒里丢掉的脸面又赚了回去。暴力和道德“两条腿走路”,把个中原制得伏伏贴贴。将近三十年里,河南农人每年向全国提供大量小麦,但河南人要饭的名声却传遍全国,他们自己年年吃糠咽菜,住茅草房,承受各种水旱灾害,农村的破败甚于1949年以前,加上生育失控,人口猛增,教育萎缩,生态恶化,河南人的素质急剧下降,中州原野遍布沉默无言的茫茫人海,人与自然同时退化,这样的地区,中国传统难以复苏,正好成为基督教顺畅进入的地方。今日中国近八千万基督徒中,河南人数居首位。
  河南中古人才辈出,中唐后文明南移,近代中原人才凋零,俊杰稀少。进入现代,从豫北黄河拐弯的滞洪区里,出了一个农家子弟赵紫阳,少年时只在武汉读过高中,抗日中参加共产党,以后在南方做官,不知是否受了香港的影响,这个赵紫阳竟是共产党里最懂市场经济的官员,在中国的改革中成为第一流的治世能臣。此人性格中传统痕迹尚在,做人还讲道德,做官还讲风骨。邓小平对赵有知遇之恩,赵从来未尝稍有违抗,但在1989年的学潮危机中,他不愿再作邓的挡箭牌,一面力谏不可镇压,一面向学生剖白苦衷,然后悬崖撒手,退出对抗;事后他又信守初衷,绝不认错,丝毫不给邓小平这个面子,颇得海内外敬重。赵紫阳此举,是对中原人性格的一次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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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起*轩 留言时间:2021-08-12 11:05:51

赵紫阳可不是好东西!!

6.4事件,赵紫阳采用了毛泽东文革的手段,利用学生的天真和李鹏的愚蠢,企图把权力夺回来,最终惨败!

赵紫阳垮台在1989年,但其垮台的原因,要追溯到1984年。赵紫阳垮台的关节点在1988年。1989年,赵紫阳利用亲信煽动学生反李鹏,只是他最后的“垂死挣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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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起*轩 留言时间:2021-08-06 15:19:27

河南人民恨死了吴芝圃,文化大革命时,大批河南红卫兵去了广州去揪当时在中南局工作的吴芝圃。这个吴芝圃深知自己害死了河南一千多万人,罪孽深重,活活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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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起*轩 留言时间:2021-08-06 15:15:40

信阳地区在大跃进时期饿死了320多万,而非100多万。我有个亲戚在信阳生活多年,他做过详细调查。

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曾在信阳地区活动多年。大跃进后他派人去调查,查到100多万后,不敢再查了,只好谎称1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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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赛昆 留言时间:2021-07-28 05:09:12

高先生胡扯了。

“1938年国府为阻挡日寇而花园口炸堤,官方记载死89万人,灾民达1200万人;1942年和1959-62年两次大饥荒,饿死至少四五百万以上"——

因花园口炸堤而死的89万是八年数字,包括了你随后提到的1942大饥荒,当年没死几个人。“因黄河泛滥八年(!!)不幸致死的人数,在行政院统计中,死亡总人数为893000余人”(见《花园口1938》(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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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muoruo 留言时间:2021-07-27 09:19:43

“水旱蝗汤” 是“水旱蝗蹚“误传,土共用来宣传洗脑,不能跟“水旱谎党”并列,否则又糊里糊涂地替土共开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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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德 回复 彼德 留言时间:2021-07-27 07:26:04

如果你拿趙紫陽,比較習近平、鄧小平、毛澤東等人,趙紫陽是一個歷任中共領導人中非常好的領導人了....

但是趙紫陽拿來和蔣經國、李登輝、李光耀,外國的雷根、邱吉爾、林肯、華盛頓....等人來比,或是更次一等的領袖來比,趙紫陽無疑的非常平庸,而且頗有不如之處...

回复 | 4
作者:彼德 回复 彼德 留言时间:2021-07-27 07:17:48

可能博主等人在中共國裡面,在中共黨員之中,趙紫陽已經是難得的好人、領導了,.....

但是,這樣說是遠遠不夠的,...

放遠全世界的領導人,甚至古今中外,趙紫陽比較之下,真的很糟,而且不只結果趙紫陽自己輸了大局,中國改革受挫,64死傷很多人,作為一個悲劇領導人,趙紫陽有很多可議之處.....

就算不以成敗論英雄,趙紫陽還連累許多無辜之人死傷,至今中國前途茫茫,趙紫陽作為曾經的總書記,改革派大將,能沒有責任?64學生都一直被追究一部分責任,趙紫陽身居大位,難道不用負一部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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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德 回复 彼德 留言时间:2021-07-27 03:48:06

河南代表了中國專制文化下,兵禍連續,爭天下、皇帝。天災、人禍的縮影,

從古到今,中華專制文化至今21世紀了仍然是河南人及中國人的夢懕,何時擺脫?得蒙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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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德 留言时间:2021-07-27 03:43:04

好文,歷史學者果然專業,非同一般,考據資料非常多,值得大家一觀

河南地理在中國的心臟,又是歷史古都,人口大省,近代災難、水災頻繁,我看近代在河南人的一生中,幾乎都會碰到1-2次以上大水災,應該居全中國之冠.....

河南人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逐鹿中原,靖康之恥,五胡亂華,黃巾之亂,曹操收服青州兵.....河南也是兵荒罵亂、兵禍連結之地.....應該也是居全中國之冠......

我不知道以上代表了甚麼,至少河南人的經歷及活下去的韌性,可能也居全中國之冠吧.....

謝謝博主讓我們知道河南人除了胡刁盤、海霞外,還有其他名人,不過我對趙紫陽評價不高,我認為64學生、市民死傷,趙紫陽沒有深思熟慮、盡自己全力,智慧不足,魄力也不如老鄧,保護或預警悲劇發生,鄧小平等軍閥如果是首惡,趙紫陽的責任也不輕,.....

加油河南人,加油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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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1-07-26 17:05:32

此文很好。甚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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