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15師“平型關大捷”激戰幾個小時。殲敵多少，中共八十多年來說過“萬餘”、“三千”、“一千”……但姜克實教授從日方檔案中交叉驗證查出：1937年9月25日那一天，日軍在整個華北戰場包括在平型關與國軍共軍交戰的陣亡者，總共是261名


　　老高按：6月14日端午節那天，我起得特別早。因為事先得到朋友通知：日本岡山大學教授姜克實先生，要在網上虛擬會議室舉行一次題為《日中戰爭軍事史研究入門》的講座，北京時間晚上6點開始，對於我們在美國的人來說，是早上6點，就只能早早爬起來了。
　　演講剛開始不久，我就接到幾位朋友焦急的問訊：怎麼進不去那個網上虛擬會議室？唉，他們都沒有像我，提前做好了參加會議聆聽演講的準備。急切之中，我也無法指點他們，只好趕快記錄，以防他們萬一進不去，我這裡能有個“瓜菜代”的記錄稿。
　　演講加答問，一共一個半小時，我記了四千字。沒多久，一位身在日本的朋友給我發來一個機器人錄音轉文字的文檔，有兩萬字，當然是把什麼哼啊哈啊這個啊，都算在內了，文字錯誤率百分之三十以上。就在這兩篇草稿的基礎上，我整理出了一稿，發給演講人姜克實教授。很快，他發回了他訂正增刪的改定稿。
　　我不改多年編輯惡習，從文字角度又看了一遍。姜教授精通日文，而且反對有些地方改用中國的說法，例如“戰沒者”，我在整理稿中寫的是“戰歿者”，姜教授一律將“歿”改為“沒”，我推測是日文中寫的就是這個字。這些，當然都要尊重演講者，何況他特地在演講中還反對了在翻譯中改動原文。
　　這篇演講記錄稿，轉載於下，供各方高人參考和評點。
　　姜克實教授這次演講中的有些觀點，我感覺有點絕對，不是很同意，不過我沒有想清楚，還在琢磨。但是我想強調：我剛剛讀完他的一本300頁、配有大量原始檔案影印件的書稿《平型關大捷研究》，對他檢索日本各種檔案所下的苦功夫佩服得五體投地，我也就了解了中國官方為什麼只有封殺他一途——因為他拿出的日軍陣亡數據，都經過了多方交叉印證：日本軍方記錄，民政部門撫恤記錄，政府官報，東京靖國神社和各縣護國神社的詳細檔案……這部著作，研究的是平型關大捷，但也涉及台兒莊、狼牙山、滕縣、劉老莊、喜峰口、黃土嶺等等，數字都實打實，戳穿了中共是抗日“中流砥柱”的神話（當然也戳穿了國軍殲敵多少多少的若干神話，也揭露了日軍多年掩蓋的若干罪行），讓中共的黨史學者、抗戰史學者，就是想反駁，都張不開口！除了封殺，還能怎麼辦？
　　這些檔案，日本早就公開了，誰查都可以，只要日文夠好。問題是，中國那麼多學者誰都沒去查，誰都沒想到去查！
　　我這裡信手舉一例：八路軍115師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關大捷”打了幾個小時，殲敵多少，中共八十多年來先後有各種說法，萬餘、三千、一千……但姜克實從日方檔案中查出的數據，1937年9月25日那一天，日軍在整個華北各個戰場上的陣亡者，包括與八路軍115師對陣者，也包括平型關戰役中與國軍交戰者，總計一共是261名。
　　這261人中，確鑿無疑（姜教授說經過“三種以上資料的交叉檢證”）死在平型關小寨村西戰場和喬溝老爺廟戰場，也就是被八路軍擊斃的，共……不，我不能在姜教授公布之前，搶先披露這個數字，這是他的研究成果。還是請大家讀一讀下面的演講記錄整理稿，看看他說的是否有道理？


　　漫談抗戰史研究的若干原則與方法

　　主講：姜克實教授
　　時間：2021年6月14日北京時間晚6點
　　

　　姜克實，日本岡山大學名譽教授，早稻田大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日本近代思想史、日中戰爭史，著有日文和中文多種思想史、戰爭史著作。

　　（熱心網友根據錄音轉成文字，高伐林整理並加小標題，交演講者訂正）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端午節，祝大家愉快！
　　先講一講我是為什麼近年開始搞抗戰史研究的理由。我搞抗戰史研究已經接近10年，以前一直以思想史為專門領域，也兼管對學生的日本近代史教育，包括應該怎麼認識過去的這場戰爭。追究政府的戰爭責任，都是我的主要課題。同時也擔任講近代史大課——因為一個大學裡，只有一位教近代史的教員，當然有擔任教養教育面的義務。與全校各學部的學生都會有交往，如此，對日本的學生是如何認識戰爭的，在高中接受過什麼樣的歷史教育，都掌握得比較清楚，幾十年了嘛。
　　作為一個教育者，我從內心希望日中兩國的學生，尤其是年輕人間實現戰後的和解，自己也朝着這個方向努力，戰爭已經結束了70餘年，現在的年輕人，並未經歷過這場戰爭。沒有互相繼續怨恨的必要。可實際上教了30年書，結果發現日中年輕人之間不但沒有得到和解，反而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

　　歷史教育出了偏差，怨恨傳宗接代

　　這些問題都出在哪裡呢？三十年的觀察和研究告訴我，這些問題實際上都出在兩方面，一個出在歷史教育方面，一個出在戰爭的記述方面。怎樣來記憶，對待過去這場戰爭？尤其是高中以下的學校教育，對一個人的思想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十幾年教育對孩子們來說，可留下很深刻的形象。比如我，中小學課本上曾出現的平型關大捷，我就很難忘記。那時候課本講的是“平型關大捷殲滅日寇3000餘人”，今天的課本上，被改為殲敵1000，聽起來就覺得很彆扭。
　　如果你接受這個第一印象以後自己不再研究，你腦子裡的烙印就是“平型關大捷”殲敵3000。但證據在哪裡，為什麼這樣說？實際上學校並不教。這是一個大的問題，提示我們，現在應該如何繼承過去、如何繼承歷史。
　　實際上，我們對過去戰爭的認識，都是一種“再生”的認識，並不是來自直接經驗，體驗。因為經歷過戰爭的這些人早就過世了。比如說南京大屠殺很悲慘，那是事實，但誰親眼見到過大屠殺現場了？包括我們的老師，誰也沒有經歷、經驗。那這些記憶，年輕人又是怎樣形成的呢？實際上都是教育的結果。屬於一種歷史的“再生”的過程。——就是看着課本，按照老師的講課，重新把這個歷史再繼承下來。這就是現在人繼承歷史，形成歷史認識的方法。不是來自自己的體驗，實際上都是教育所賦予，國家所灌輸的結果。
　　這種歷史教育、在“再生”過程中很容易出現偏頗。為什麼出現偏頗呢？是因為各國政府都在管理學校教育，按照一定的方針、立場指導教科書的編寫。在日本這叫“檢定教科書”，在中國一直到大學，都有“國定”教科書。就是必須按照政權檢定、國定的內容進行歷史教育。若兩個國家進行的是兩種立場的歷史教育，結果就會產生一種反差，並乖離得越來越遠。
　　日本的學校教育有什麼特徵呢？作為有實際經驗的教育工作者，我可以直截了當地說，日本沒有什麼“軍國主義”教育。不管是國家，還是民間。日本教育的中心，文科省的教育指導方針很明確，就是進行“和平教育”，宣傳戰爭的悲慘。主題就是再也不能進行第二次戰爭——對所有的年輕人，從小灌輸的即是這一種思想。
　　從表面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值得稱讚的教育方針。但實際上它也有很多偏向。偏在哪裡？就是絕對不進行第二次戰爭的教育題材，實際上都來自於自己國家的戰爭受害體驗。我們知道，日本是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國家，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很多戰爭災害，殺害過很無辜的人。但在對自己國家的年輕人進行和平教育時，傳達的僅僅是自己國家、人民遭受的戰爭災難。出現的戰沒者數字，也僅僅是自己國家的310萬人。並不願意觸及到國家的戰爭責任，和對其他國家的加害內容。是用這種教材，指導、教育國民厭惡戰爭的。可以說，這就是一種國家掌控教育的偏差。年輕人雖產生了和平意識，很難通用於亞洲的被侵略國家。
　　當然，這種偏差不僅只出現在一個國度。東亞所有國家，實際都有這種共同的教育傾向。在座的大家，可能也都親身體驗過自己所受到過的教育內容。所以我也不多說了。可以說，受到各國家管理的學校歷史教育中，一個普遍特徵，就是在播種怨恨——一種感情面的、對他民族的歷史怨恨。不會教你怎樣去原諒發動侵略的國家。
　　在中國，作為歷史的南京大屠殺，教育、傳遞、繼承的就是這種怨恨的感情。現在哪一個國家都在說“不能忘記過去”。在中國、朝鮮，“牢記民族的血淚恨”，也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在今天，繼承這種怨恨的感情，到底有沒有必要？我是這樣認為的，戰爭後的三代人之間，怨恨是不可能忘卻的。因為這是一種受害者直接經驗的傳續。親眼見到，或親身經歷過戰爭，屠殺的悲慘。體驗者當了爺爺，可對兒子講，對孫子講。且加害國家的當事人（加害者），可能也還存在。但是這代人去世後。在第四代人之間，這種怨恨的感情難道還有繼承的必要嗎？特別是怨恨已失去自然根基，需要在國家指導的教育方針之下人為地維持之時。所以我認為，繼續傳遞這種怨恨的感情是不需要的。屬於一種歷史繼承方法上的錯誤，往往會被政治所利用。
　　現在的歷史教育，可以說是一個被政治（政權）所控制、利用的領域。我不是說學校的歷史教科書都在作假，但我想指出的是，它有很強的政治傾向。記錄、教授的雖是歷史事實的一部，但是按國家的方針選擇出的材料，目的是進行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並不是教你全面學習歷史。
　　國家控制教育的最大一個目的，就是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哪一個國家都一樣。這個教育，並不是以歷史事實，而是以國家利益為價值基準。按照這個基準管理教科書，挑選重點教育內容。對自己國家不利的一面，即使是事實，也要遮掩或消去。另外，亞洲各國基本同樣，學校教育的最大的一個特徵就是一種愛憎的感情教育。並不注重史料證據，或對歷史構造的解釋，分析。在戰爭題材中，傳遞着只是一種非理智的、對他民族的怨恨感情。
　　若每一個國家都這樣對後一代人進行歷史教育的話，你說戰後怎麼能實現民族間的和解？
　　所以我說，到了今天，第四代人之間完全沒有繼承歷史怨恨的必要。因為怨恨的對象已經不存在了。你總不能對現在的發誓絕不進行第二次戰爭的日本年輕人說，你必須給我下跪，給我謝罪吧。可以說如今，要求年輕人“牢記血淚仇、民族恨”的也只是教育的場所。如南京大屠殺的公祭場所。實際上若能擺脫這種歷史怨恨的詛咒，各國青年人之間很容易在文化、人情層面產生寬容、和解、交流的社會基礎。但這種和解，實際上對政權的統治，對愛國主義教育是不利的。
　　第四代人以後，對歷史、戰爭的繼承方法也應該發生根本變化。即忘卻歷史的怨恨，放棄感情面的憎惡，理智地去探討研究侵略戰爭到底為什麼發生？大屠殺的原因到底在何處。經過史料調查還原事件真相，將其公平，正確地記錄下來。
　　戰爭的起因並不在日本民族性的殘酷性，而是近代專制國家的責任，忠君愛國教育的結果。日本近代的立國方針，是大國霸權主義。又想學西洋走近代化之路，又不像西方列強那樣有資源、領土、殖民地，不具備作為列強的啟動條件，所以才走侵略之路，到亞洲去掠奪。
　　很多中國的大學生，受感情、怨恨教育的結果，產生出一種從“文化、民族性面”分析日本侵略戰爭原因的傾向。稱武士道、天皇制帶來的日本民族的殘忍性格，是侵略戰爭的原因。根據我的了解，在大學中以此題目作學位論文者也不是少數。
　　實際上現在日本人殘忍嗎？連一隻雞都不敢殺。可以說戰爭時代的日本人也同樣。若不進學校，接受軍國主義教育，不被灌輸忠君愛國思想，正常人豈會變為殺人工具？所以，這些戰爭中的犯罪行為都教育的結果。是灌輸忠君愛國思想、發動侵略戰爭的近代專制國家的責任。不追究國家的責任，不研究戰爭的構造，把這些責任都推諉給大和民族的殘酷性，這就是今日怨恨教育的一種惡果。如果今天的亞洲各國繼續這種教育，繼續傳遞這種非理智的怨恨感情，抑制自然萌發的、年輕人之間的文化和解要素的話，這個世界永遠不能和解，“戰後”也永遠不會結束。歷史，教育被政治利用的可悲，可怕結果即在此處。

　　劃清“歷史事實”與“政治宣傳”的界限

　　第二個問題，講歷史與政治的關係。把歷史和政治混同到一起，可以說是戰爭史研究和教育中最大的一個特徵。我把這種現象，稱為抗戰史研究、教育的一種“病理現象”。為什麼說是“病理現象”呢？因為歷史是講事實真相，而政治是講統治方法。一個須要求真求實，一個必須加工修飾。若把兩者混同到一起，就不可能了解歷史真相。我剛才講的教育中的偏頗，就是因為國家政治干涉歷史教育的結果。
　　到底是歷史是幹什麼的，政治又是幹什麼的？先解釋這一問題。
　　我們平常提起政治或歷史時，有兩種詞組的搭配：即“政治-宣傳”，和“歷史-事實”。如果反搭配，說“政治-事實”、“歷史-宣傳”，會感到非常彆扭。實際上它代表了歷史和政治各自的特徵。政治是一個特定政權的統治術，宣傳、教育也是一種統治的手段、方法。相反，歷史可以說是一種科學，追求事實的科學。一個是為了統治，一個是為追求事實。目的截然不同，所以兩者絕不能混同，歷史也不能作為教育的工具，搞研究的人，也不能做御用學者，為了某政治集團研究歷史。若將兩者混同，或把歷史成為政治統治工具，事實就不會存在了。所以真正的歷史，不應該為政治統治服務，應對科學、事實負責。
　　政治介入歷史的最突出表現，即研究歷史事實之前，首先設定一個框架，強調堅持“國家立場”，“政治原則”、或某政黨的“黨性”，某種 “核心價值觀”。在這種約束下，歷史研究、教育不可能追求真正的事實，也不可能體現普遍性價值。因為它只是一種政治統治的工具。結果出現的所謂歷史，不過是在描寫一個國家的榮辱，一個黨的神話，一個民族的天方夜譚。沒有拿出來適用於世界的普遍價值。所以如今若為了保持歷史作為學問，科學的尊嚴，絕不能將歷史和政治混同到一起。不能把歷史作為統治、教育的手段利用。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問題。
　　我講的這個觀點，也許在國內會遭到批判，所以我聲明在此講的僅僅是我個人對歷史的認識，並不代表你們所接受的教育。最近，有位有名的復旦大學的歷史學家，同樣也在講這個問題，與我的說法正相反，他說：“歷史記載，價值觀重於事實”，“歷史是有意識、有選擇的一種記錄”。還說“今天講歷史就是講政治，就是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實際上這位先生，是一個身掛各種政治要職的黨人，可以說其代言的正是共產黨對歷史的解釋方法。我在中國從小學聽到的就是這種馬克思主義式的論調：歷史是要為政治服務，是政治統治的手段，云云。雖陳腐不堪，現在仍屬於一種所謂“正能量”的解釋法。
　　如果價值觀重於事實，歷史就會變成什麼樣？希望大家自己也想一想。會失去科學性，不能求真求實，會蛻變為一種政治的統治工具。這就是我所講的現在國內的抗戰史研究中的病理。
　　可能有人說，這樣做是為了追求真理。對歷史來說，到底是事實重要，還是真理重要？我說最重要的是事實，並不是真理。
　　什麼是真理？我不承認世界上有什麼“絕對的真理”。可以說所謂的真理只是一種相對的價值觀，代表的只是一種信仰，不能絕對化。比如共產黨說馬克思主義是他的真理，但信教者也可以說耶穌是真理、阿拉是真理。所以真理只能代表一種價值觀，一種立場，並不能代表事實。真理可能有許多種，但事實不會有兩個。所以追求事實的歷史，不能作為某一種價值觀的工具。
　　若“真理至上”，各種價值觀就會發生殊死的血斗；但若尊重事實的話，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也可以走到一起。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國際接軌，價值觀接軌。所以歷史不能為價值觀服務，作政治統治手段的理由也在於此。對各種政治的價值觀，各種宗教、信仰，都應該有寬容之心，這種寬容，共生精神的前提，就是要尊重事實。不能把價值觀放到事實之上。
　　可以說，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不管在哪一國度，有何種政治立場，只要你能堅持事實真相高於立場、高於價值觀的原則，肯定可以有共同語言，進行合作研究。比如像侵華日軍的南京犯罪事件，去掉感情要素，先用科學的方法，把歷史真相，事實搞清，才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在搞清歷史真相之後，再去陳述、討論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樣，研究才能國際接軌，其結果也會有普遍價值，成為歷史的遺產。若是相反，僅強調自己國家的立場、方法、觀點，或用控訴的方法、怨恨的感情來支配歷史研究，將事件作為政治手段利用的話，怎可能達到歷史的目的？
　　我搞抗戰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端正歷史教育和歷史記錄層面的偏頗，弄清抗戰的歷史事實，指出其現在被政治所利用，被政治所操縱的病理現象。歷史的尊嚴在此遭到歪曲，政治對歷史的操作（作為教育手段）也產生了各國之間不可能和解的惡果。所以明確，剷除這個病灶，應該是抗戰史研究最大的先決課題。
　　我是從這個考慮上，介入抗戰史研究領域的。目的，是解析其中的病理現象。所以選題對象，都是進入教科書的、十四億中國人都熟悉的那些戰爭神話。如共產黨的平型關大捷，國民黨的台兒莊大戰等。為的是讓所有人都知道事實和宣傳間的差距。從專業素質層面來講，我也具備這種研究條件——因為我是專門研究日本近代歷史的，能接觸到並解讀各種日本的史料。
　　10年間研究的結果，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今日共產黨方面的抗日戰爭記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過去的宣傳內容。舉一個例：大學教科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稱中流砥柱的共產黨八路軍在八年抗戰中，殲滅日偽軍157萬人，其中消滅日軍52.7萬。這是一個國家見解。可是是事實嗎？不是事實，為什麼？日本有自己按軍籍、戶籍進行的，接近於精確的戰沒者統計：八年抗戰在大陸（不包括“滿洲國”）戰場，戰死者共約32萬（日方統計總共死亡約40萬人，其中百分之二十左右是“戰病死”，還有其他一些死因者）——這32萬，是八年抗戰中，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合計的戰果。僅出沒在敵後的共產黨，怎麼可能獨自“消滅”52.7萬日軍呢？
　　但此數字並不是沒有證據，可以說都是戰爭中，共產黨公布的各種戰果宣傳數字的積累。
　　上面講過，宣傳是一種政治的手段。儘管內容不真實，在當時是有政治效果的。能鼓舞國民的抗戰士氣。所以我們不必譴責宣傳行為。問題在戰爭結束後，宣傳作為戰勝的手段已失去其必要性。按道理講，此時，應搞清歷史事實，糾正宣傳中的錯誤。日本這樣做，美國也這樣做了。日本在戰後，驅除了所有戰爭期間吹捧起來的所謂“軍神”，從教科書中，從公共場所將其清洗一空；美國方面也糾正了諸如著名的硫磺島“星條旗”的神話——即那張獲得普利策報導獎的硫磺島星條旗的照片，並不是現場拍攝，而是為了宣傳、事後擺拍，目的是為了動員民眾募捐支持戰爭。可以說這都是之後糾正宣傳內容的虛假，將其還原於事實的歷史研究的努力。
　　可是在中國，這些戰爭宣傳中的神話內容，不僅沒有被修正，還原，反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手段，被再次利用。並被寫入史書，又進入教育的領域，並且越傳越脫離事實，這才是問題所在！我所調查研究的結果表明，很多教科書中的“大捷”，“英雄”形象，都是戰後，在教育過程中被擴大、完美的。
　　以上這些，作為真正的、有良心的歷史學者，都是不能容忍的現象。

　　戰爭史研究的方法問題

　　我原本並不對戰爭感興趣，但是出於以上原因進入戰史研究，不知不覺里過了近十年，積累了一百五十萬字的研究成果，現在也成了半個軍事史專家，並積累了不少經驗、方法。以下按順序介紹給大家參考。   

　　1.注重研究的國際接軌。

　　抗戰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要進行國際接軌。為什麼呢？因為戰爭不是一方，而是兩者間的行為，如果只是從一國的戰史記錄當中去了解戰爭，再摻入自己的政治立場，它就不會全面。敵方同樣也有戰史資料、有記錄，它到底是怎麼評價、或是怎麼記錄的呢？對此不了解，不對比，就不能去偽存真，寫出公平的戰史。
　　我國的戰史研究，由於政治立場的介入，過去基本都是閉門造車，自己講自己的東西，不去看，或者不認真看他人的記錄。冷戰對立時代，史料公開的少，來往、接觸機會不多，也很難搞這種國際比較研究。但現在不同了，歷史情報逐漸國際化，各國一般都公開了過去的戰爭檔案；研究人員來往頻繁，形成了國際接軌的研究條件。
　　戰史當中，從興趣出發的一些所謂“軍迷”、愛好者，國、共粉絲等，最感興趣的東西，就是經教育被灌輸的內容。即偉大無敵的中國（國、共）軍隊的各種大捷，或戰鬥中殲滅了多少敵人。很多人甚至跑到日本來搜集資料，我在岡山教書，也接待過來調查台兒莊戰役的人（其戰役是岡山的日軍聯隊所為）。目的都是想用日本的資料，來證明中國軍隊的大捷。但接觸日軍史料的結果，留下的只是一種失望。因為日軍記錄己方的戰死者，數字要比國內宣傳的“殲滅日軍”少得多。比如“三千川軍壯士英勇殉國”的滕縣保衛戰，日軍主攻聯隊（步兵第十聯隊）戰死者記錄僅為16名（加配屬部隊等共24名）。失望之餘，甚至對日軍的檔案資料產生懷疑。
　　這實際說明了我們過去的戰爭教育和研究，和史實之間有很大的差距。
　　有一種說法：你們是侵略者，我們是被侵略者，雙方不可能一塊研究，也不可能有共同語言。並不是這樣，前面我已講過：立場可以不一樣，但是事實只有一個，如果追求事實真相的話，兩國的研究者完全可以走到一起，共同來還原事件真相。比如說南京大屠殺，日本有很多人、很多歷史學家都是非常關心的，想研究事實真相。可是南京大屠殺事件已政治化、感情化的今日，共同研究的場所也充滿殺氣，像一個追究對方犯罪責任的控訴法庭。“30萬（死難者）”，也成為了一個國家欽定的預設條件、不可觸動的符號。對有誠意的研究者都如此，怎麼能去國際接軌？
　　所以國際接軌的研究中，應該冷靜地發掘資料，公平地記錄事實。事實搞清以後，進行歷史評價時，再提出自己的觀點、見解。立場會有不同，但能本着唯一的事實真相進行交流探討的話，也不會出現大分歧。從中國人的立場講，日本是侵略者，所以所有南京死難者數字（包括戰鬥死亡），都屬於大屠殺範疇和對象；而國外的研究者，往往會從國際法的角度，僅僅計算被殺害的俘虜、傷兵、平民，目的是調查戰爭犯罪。這就是立場的不同，若以尊重事實為前提的話，這不是什麼大問題。立場要寬容，但必須以尊重事實為前提。

　　2.注重使用原始的檔案資料

　　本着以上原則，國際接軌的研究，並不是觀點接軌、立場接軌，優先的應是原始檔案資料研究的方法接軌。我的研究中，基本不參考、引用國內一般的既成戰史研究書籍，包括各種泛濫於世、成捲成章的通史類。這些書讀一下即可知，不僅內容不實，缺乏史料證據，多種卷本還在互相抄襲，有的甚至連史料、記載的錯誤都一模一樣。我接觸的戰史書籍中，比較全面，嚴謹的可是說只有兩種，一個是日本防衛廳的戰史叢書（102卷）。一個是台灣國防部史政局編的戰史叢書《抗日戰史》（100卷）。特徵都是尊重原始檔案，大量引用，不多加評論、發揮。檔案怎麼寫，就怎麼記錄，對原始史料中錯誤也保持原貌。
　　國內嚴謹到這種程度的書籍十分罕見。各種抗戰史都充滿着立場、觀點，或英勇殺敵的故事情節，缺乏史料索引。所以我建議，若有時間、精力的話，各種研究必須從原始檔案入手，不僅讀中國的檔案史料，也要對比日本的檔案史料。互相對比研究，才能搞清歷史真相。
　　舉一個例：今天膾炙人口的喜峰口大刀隊的“白台子夜襲”（1933.3.12）。前述台灣的《抗日戰史》，或北平軍分會的戰鬥檔案中都有同樣記錄。但從日軍的詳細作戰檔案中，並不能確定此次戰鬥的存在。我經對比研究考證，發現此戰鬥是宋哲元29軍的虛報，是按戰鬥命令書還原的虛假戰鬥。戰爭當中，命令書是非常嚴謹的文件，重要的命令必須用召集將校當面口述筆記的方法進行。所以戰後留下來的文字記錄很多。不管是國民黨軍還是日軍，有素質的軍隊都多留有這些文件，至今也是研究戰史的重要線索。但命令書的內容並不代表實際戰鬥的過程和結果。喜峰口也同樣，命令中有襲擊敵白台子炮兵的部署，但實際作戰中並沒有兌現。趙登禹（旅長）的大刀隊，剛入戰場就遭到挫折，不久撤退，並未能按計劃到達白台子。但戰果報告中卻按命令書虛構了這個內容，之後被記錄到戰史檔案中。這也是國內的原始檔案內容，但若不對比日軍的作戰記錄，僅依靠國內的史料寫史的話，不可能判斷出其中的虛假。
　　和虛構的白台子夜襲同樣，“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這場戰鬥本身，可以說就是一個宣傳攻勢的產物。（實際結果為大刀隊的慘敗，日軍死于格鬥者僅為一個名叫伊藤的軍曹，其餘戰死的16名，都屬於槍炮創傷。記錄中國軍方面遺屍730具，繳獲大刀380口。這是日本憲兵清點的數字。——演講者補充）
　　所以我提倡原始檔案的對比研究：對有爭議的事件，不僅要查對原始檔案，還要從各種角度進行各個檔案記錄的對比。日本的戰爭記錄特點是種類很多，比如說台兒莊之戰，兩個步兵聯隊參加，各自都有記錄。敵情，命令文都是共同的。若有疑問馬上可以對比。再和中國的檔案記錄核實，進行了交叉對比，這樣戰鬥過程，損失等內容就會清楚得多。不閱讀原始檔案，不進行史料比較研究的話，不能分辨事實，也不能驗證自己主張的正確與否。
　　今日國際接軌的檔案研究，不是沒有條件，而是條件很成熟了。各國都公開了自己的戰爭檔案。日本有“亞研”——亞洲歷史研究中心，台灣有國史館的窗口，都可以直接閱讀或下載（國史館資料只能閱讀）。中國雖然沒有公開檔案資料，但是也開放了一個抗戰數據平台，提供了不少報刊雜誌等公開材料。

　　3.避免文學手法，使用中性詞語

　　第三，歷史的學問研究，不是法律控訴，也無關教育。所以不須要帶感情，或濫用形容詞。現在國內的歷史研究書籍，記錄中很多是帶感情的，濫用很多不必要的形容詞，什麼“侵略強盜”啊，“日寇”啊，“慘絕人寰”啊，說到自己是“勇敢殲敵”，提到敵人是“抱頭鼠竄”。用這些詞彙講抗戰故事可以，但都不是歷史記錄中需要的東西。科學的歷史記錄，只有一個目的：排除感情、立場，冷靜追求事實。這樣探究出來的事實，最後才能成為有普遍性的、各國首肯的文化遺產。
　　到底是為一個政權歌功頌德，編寫其榮光的統治史，還是追求普世價值，為世界文化留下真實的遺產呢？實際上有理智、有人格的人都明白。作御用文人，可一時飛黃騰達，有權有勢，但從歷史上看不過是一個吹鼓手。政權能維持幾年？你見過100年以上的政權存在嗎？樹倒猢猻散，政權滅亡後，按此方法研究積累的東西，馬上就會成為一堆歷史垃圾。
　　在歷史記錄中，還有一個要注意的是不能去翻譯更改固有的名詞，比如說“北支那方面軍”，是日本的一種稱呼，現在國內都翻譯成“華北方面軍”， 你若更改了固有名詞，需要核對原資料時，怎麼能查得到原書名？翻譯史料是，特別是資料名，一定要注重原來的文字表現。最好連文字都不要修改。日文資料用日文漢字，中文資料用中文漢字，沒有統一的必要。“支那”是一個過去對中國的一種不禮貌的稱呼，若都改成中華（華北，華中，華南），也會為研究帶來很大的不便。歷史研究是搞學問，並不須要講面子。特別是在對原資料的引用、介紹中。我建議去出版原史料，不要把精力放在翻譯上。
　　再一個，在歷史記錄中不能使用文學手法，更不能追求描寫情節。
　　我們國內現在有很多“歷史書”，到底是歷史論著還是歷史演義都分不開，缺少資料，不出示引用來源，還摻雜了大批民間傳說。比如台兒莊研究中，社會科學院的韓信夫，寫了一本貌似研究的《鏖兵台兒莊》，竟把一些民間演義，如“活張飛大鬧劉家湖”之類的無史料根據的傳說都寫進去。史書就是史書，不能出現這類情節描寫。這樣才能求客觀、求全面，公平地記述。寫出的東西才可以能超越國境線。若在此處設下門檻，強調國家立場、政治原則，進行政治審查的，出版管制的話，寫出的歷史永遠不會得到自己政權以外的他人、他國的理解。

　　4.注重檔案文獻，排除口述回憶

　　還要講一下口述記錄的問題。
　　現在國內很流行搞口述史，收集抗戰老兵的經驗談，有各種各樣的回憶錄，甚至還有數字多得數不清的各種《文史資料》（1980年代後以各地政協為中心收集的各種國軍高官的回憶錄）。實際上你要是真正搞歷史研究、對比檔案的話，會發現這些東西，很多都不真實，吹牛誇大，基本上沒有什麼史料價值。所謂“史料價值”，在於對事件基本情報的準確記錄。可口述這東西，最大的缺陷即是不可能記憶下來這些研究歷史最需要的基本情報。如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參加的組織、人數，戰鬥的過程、戰果、戰損的數據等。我們管它叫“基本情報”。這些東西，回憶錄、口述記錄等是絕對不可能記住的。因為人的大腦記憶能力的限制，不用說幾十年前某一天發生的實情，問你上周三在哪裡、吃到什麼中午飯，你能想起來嗎？所以回憶錄也必須要有根據才寫得出來。其根據，就是自己的日記、筆記，或提前學習、參考的檔案史料，或者通史上的事件介紹等。不經過這種參考、學習，回憶錄也是寫不出來的。
　　分析起來，可知回憶錄、文史資料內容都有兩部分構成，一是歷史根據的部分（基本情報部分），此部分構成越嚴謹，材料（檔案、日記、機密資料）越充實，質量就越高。但質量再高，這部分內容很多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再學習時形成的。即價值在這些再學習對象的原始資料、檔案中，除了日記外，基本上並不是自己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引用回憶錄中這些基本情報時，不如直接去查其所引用的原始檔案資料，這樣更不會出錯。問題在回憶錄中著者絕不會提供這種線索。我接觸的回憶錄類質量較高的有一部是《聶榮臻傳》，它實際不是一個人的作品，而是一個龐大的寫作班子，包括魏巍這樣的著名作家，花了十年時間，調查了各種資料、檔案，再結合聶榮臻本人的回憶錄做成的。能達到這種水平、有這樣創作條件的回憶錄類很少。大多有關基本情報部分都在互相抄襲，參考。基本情報面若沒有價值，回憶錄大多是一紙胡說。
　　回憶錄的第二部分，即個人的記憶。是最沒有價值的部分，多為用個人的斷片記憶在參考，學習，抄襲中構成的基本事件框架中的自我定位，自我還原。內容除了自己的不正確的記憶片段（我的經驗，此類記憶的東西幾乎都是不能和檔案記錄對號的）外，多是在闡述個人的觀點、認識。包括對自己的吹噓，對他人的褒貶。在這裡，回憶者本人往往都是主角、英雄。儘管事實未必是這樣。個人能記住什麼呢，可以說大多是一瞬間的強烈的感情印象，即事件當時留下的痛苦、悲傷、疼痛，炮彈在身邊炸裂時的閃光等。特別是自己受到傷害、刺激的部分。其他一般是記憶不下來的。
　　還有一種回憶，是沒有基本情報的老兵經驗談，受害體驗談等，不是被獵奇的媒體淘出來的所謂“英雄事跡”，就是逢場作戲的“有一天”之類的抗戰故事。多為一堆廢紙。國內的平型關大捷研究，用了那麼多年時間，動用了那麼多研究者，搞了那麼多採訪調查，結果連戰鬥的開始、結束時間、日軍有兩支部隊、從相反的方向進入兩個戰場的基本事實都沒搞清。其原因，就在於沒有留下檔案記錄，還原時使用的都是這種回憶錄，或口述調查。
　　對有爭議的事件，必須上溯尋找到原始記錄，調查各種意見，說法產生的來龍去脈。平型關大捷、台兒莊大戰，故事都已經講過好幾代了。各種版本間抄來抄去，內容也越來越花。特別是英雄故事，可以說大部分情節都是戰後形成，添枝加葉，發展出來的。若有爭議，可以去查原始記錄嘛：當初這種神話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和現在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出現差異，應該這樣去調查。前幾年為戰史真偽引起的誹謗訴訟，判決書中出現的所謂“民族共同歷史記憶”到底是事實，還是教育宣傳灌輸的東西？一查即可明白。比如“狼牙山五壯士”，若調查原始出處，會發現當時被稱為“狼牙山七勇士”，按日軍的戰史記錄，實際上中方犧牲者近二十人。這些犧牲者為什麼最後只剩下了五壯士？因為那些陣亡者都死於跳崖之前的戰鬥，不跳崖，即沒有被宣傳的價值。由此可明白，講述這些英雄故事，加工完整英雄形象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記錄事實，而是為了宣傳殉國精神。今日受《英雄保護法》（2018年）保護的，也不都是歷史事實，而是宣傳中的那種“核心價值觀”。

　　5.戰果多半靠不住，樹立新的“戰損、敵情自報”原則

    受到政治的影響，今日的很多戰史研究，目的就是為了塑造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形象。所以貶低國民黨，宣傳共產黨如何打勝仗，如何殲滅敵人，這是不少研究者，和戰史愛好者最關心的問題。即共產黨八路軍的戰果和殲敵數字，是今日最受人關心的話題。但實際上，這些戰果的記述，可以說是戰史中虛假程度最高的部分。因為敵方的損失，你若沒打勝仗，沒把敵人全部殲滅，怎能知道擊斃擊傷了多少敵人？
　　現在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課本中出現的“劉老莊英雄連”的事跡：82勇士（按日軍記錄是117名）全部戰死，這是一個事實，從作戰雙方的記錄中可得到佐證。但宣傳過程中不久又出現殲敵數字，之後被擴大到戰鬥中殲敵170多名，最近又有一說，發展到殲敵300名。此戰為日軍（步兵第五十四聯隊第一大隊）的殲滅戰。中方軍人全部陣亡了，是誰來、又是怎樣來統計的戰果？這兩個數字，並沒有任何根據，都是宣傳中的創作。
　　類似的例證很多。所以我提倡，戰史研究中不要信賴戰果記錄，沒有研究的必要。新方法是研究自己的戰損。即自己方面的死傷記錄，最好是死亡記錄。因為戰損，比戰果研究的難度小得多，結果也精確得多。現在已形成國際研究接軌的條件，交戰國各自應認真研究自己的戰損，並互相交流情報，這樣戰果的問題也就解決了：日方公布的戰損數據，可以說就是中方的戰果。反之亦然。
　　也應該把研究對象僅限於“戰死，陣亡”，因為這是一個衡量戰損的硬性數據——死者不可能復活。日軍的戰死統計數據。可以說日軍在戰鬥詳報，各種統計中記錄的，或現在政府公布的戰死、戰沒者數據，是一個很精確的統計數字。為什麼這個準確？因為有戶籍、軍籍制度的證據。日本雖是侵略的專制國家，同時也是近代國家，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徵兵是即是國家的法律行為，所以國家對所有的軍人（僱傭者），都留下了個人檔案記錄，稱軍籍。若軍人戰死，戰傷，國家有賠償，補償的法律義務。這個義務在戰敗後也沒有過變化。戰後對遺屬的年金，一直要交付到遺屬死去。——這是一種很優厚的年金，大概是我現在退休年金的兩倍。賠償、補償的根據即是軍籍、戶籍中的記錄。因為要與年金掛鈎，所以對死亡記錄管理得十分嚴格，戰時也同樣，各種手續，證明文件繁多，每種都要提出十至十五份以上（靖國神社，護國神社，厚生省，各縣，自治體等，都有同樣文件保存）。厚生省現在管理着明治建軍以來的3400萬件軍籍關係資料，包括每一個軍人入伍、調動、軍階晉升、負傷、死亡時間、地點、創傷種類等記錄。中國人天天罵的靖國神社，和下面的護國神社系統（每縣有一所）也同樣，保管着所有戰沒者的履歷、名單。靖國神社以合祀“英靈”為主，而各縣的護國神社沒有這一門檻，所以稱“戰沒者”，包括所有的戰爭犧牲者。實際上，這都是研究戰史的一個寶貴的資料庫，問題是這些東西屬於個人資料，現在並不公開。
　　若從戰損方面研究，你就會知道，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之役這天，日軍（步兵第一百一十聯隊第三大隊）並沒有出現戰死者，只有一名輕傷（中國的歷史課本稱斃敵90名）。
　　同樣1943年3月18日這天，日軍（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只記錄了兩名戰沒者。其中一名船越大尉，可確認是在突擊中死於新四軍十九團四連的槍口下，另一名戰死地點不明。
　　可以說，日軍對自己的戰損記錄，特別是在日中戰爭（即抗日戰史）初期是非常精確的，因為初期很少打敗仗。太平洋戰爭之後，與美軍作戰，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日軍大量死亡，不能詳細記錄死因。菲律賓之戰，很多人是在熱帶雨林中之中餓死、病死的，無法收屍，無法統計。所以菲律賓的戰沒者（不明者）記錄，是之後根據軍人的出國歸國記錄作出的。比如說出去時的人事記錄為50萬，最後回來的記錄是48萬9千，其中的不明者，就進入了戰沒者記錄。八年戰爭當中，日本厚生省1963年統計的戰沒者數字，是212萬人（之後還有增加）。絕大多數都死亡在太平洋戰場。
　　最近抗戰史研究當中又出現一個飛躍性發展，即利用政府《官報》研究日軍在各戰鬥中的戰死者。剛才講了日本的徵兵屬於法律行為，所以被徵兵的人屬於國家公務員，被徵用的專業人員（稱軍屬）也同樣。這些人若死亡的時候，陸海軍省必須在《官報》發出公告：某某人，某日，於某地死亡。並沒有具體的死亡地點和部隊名。但有一定記錄規則。若能深入研究官報的這種消息，即能掌握某一部隊在某一戰鬥中的死亡數字。
　　比如說1937年9月25日，也就是林彪115師打伏擊的“平型關大捷”這一天，華北地區各地（北支那）的所有日軍（約30萬人）當中，各號官報一共記錄了261名戰死者。這數字包括平型關大捷（包括腰站阻擊戰），但不都是平型關大捷的戰死者。在此至少可以知道，把這天華北地區所有日軍的戰死者都加到一起，也遠填不滿共產黨所自稱的殲敵數字。何況其數字也包括同時在長城線正面戰場作戰的國軍方面的戰果。
　　官報研究，現在雖然有一定時間局限性（1937-1940年間），但這是一種證據確鑿的顛覆性研究，不久將來共產黨記錄的所有大捷的真相，都會露出水面。
　　不信任、不研究戰果，只研究戰損，這是我提倡的我的戰史研究方法。我所進行的各種戰爭神話研究，都是按此方法進行的。每一個研究都能提出日軍戰死者的全部名單。我稱此方法為“戰損、敵情自報原則”。
　　對敵情情報也是這樣的，敵人部署、行動，屬於一種敵情情報，是你偵查、報告的結果準確，還是敵方自己記錄的作戰部署準確？這也是一個不問自明的問題。
　　國內的平型關大捷研究，至今還強詞奪理，稱日軍是從後方向平型關前進的一個數千人大部隊（以前稱“第五師團主力”，現在已改為“後續部隊”）。若遵循敵情自報原則，去研究日軍的戰鬥記錄時，會發現進入伏擊圈的實際是兩支部隊，一個汽車隊，是從關口返回靈丘的空車隊，一個行李隊，是從靈丘奔赴戰場的輜重隊。兩者合計約四百餘人。有戰鬥力的是那些汽車兵（八路軍記錄的老爺廟戰場）。而行李隊約百人，大多是是不拿槍的特務兵。若以敵情自報為原則，國內的所謂研究，也沒有再繼續強詞奪理的必要了。如前所述，共產黨控制的抗戰史研究，最大目的是羅列戰果，證明自己是“抗戰中流砥柱”。如果採取這種“戰損、敵情自報”的原則，這個問題在學問層面也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否被政權承認，被教育採用，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要注意問題的是寫戰史不能迎合大眾心理，不能講抗戰故事。可以說這種大眾的獵奇心理有很大市場，刺激了商業性大眾作家的創作意欲。小說家，劇作家，說評書的都出來講抗戰演義，橫店文化的橫行，又創造出大量荒唐無比的抗戰電視劇。很多戰前已經澄清的歷史事實，到戰後又被從垃圾箱裡翻檢出來，重新做文章。這種無知的戰爭史娛樂手段，不僅妨礙了今日的民族和解，影響到抗戰史的正確記錄，還會演變成為大眾擁軍、尚武、好戰的社會溫床。成為支持國家霸權，鼓吹戰爭的工具。
　　歷史，是記錄事實的科學，絕不是愛國主義的教育工具。這句話，就是我這次講義的重點。
　　好，我就先講到這裡了，大家有什麼提問？

　　提問階段

　　主持人：好，謝謝姜老師的辛勤付出！接下來的時間希望大家積極的提問。
　　聽眾A：姜老師您好！從日方的史料視角來講，我們國內主流官方意識形態支持的宣傳，有哪些您覺得特別明顯的不為日方的史料支撐？您覺得給您印象比較深的是哪些？謝謝。
　　姜：主要就是戰果方面，差得太遠了。
　　一般來說，日軍的內部記錄並不誇張。比如說1933年的古北口之戰，關於戰果他們只有一個統計數字，就是憲兵所清點的：古北口戰鬥當中，中國軍隊遺棄屍體600具。可中國方面自己的陣亡統計數字近2500人。說明了日軍並不誇大自己的戰果，沒有證據的數字並不採取，還是比較嚴謹的。
　　相反，在中國的戰史記錄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對敵情，或戰果的誇張，有時甚至超出事實多少倍。我的研究結果，共產黨方面一般都在10倍以上，國民黨方面也能達到數倍。比如滕縣戰役，描寫說“地上有幾十輛坦克”，“天上幾十架飛機，一天到晚盤旋轟炸”。但人家也都有自己的記錄啊，飛機有幾架，一天來幾次，對何處、投下幾顆炸彈等。在文史資料的回憶錄中有人（張宣武，熊順義）說，日軍在滕縣使用了2萬發、3萬發炮彈，甚至有說七萬發的。但人家也有記錄：什麼炮，各使用了多少發炮彈，其數字相加，最多也不過1500發。對敵情的誇大，對戰果的誇大，是中國的戰史記錄當中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聽眾A：那麼日美打了太平洋戰爭，您有沒有發現日方的史料記錄和美方的有比較大的出入呢，有沒有誇大敵方損失，縮小己方損失？
　　姜：我不知道這方面你有沒有看到一些對比。日方的資料有兩種，一種是宣傳材料，叫“大本營發表”，屬於公開宣傳內容。大部分是虛報戰果——“大本營發表”這個單詞，現在早已變為“撒謊”的代名詞。這是對外的東西。對內的機密戰史記錄，是決不允許誇張戰果、敵情的。因為會影響到自己的作戰部署。在非正式場合（特別是戰後的聯隊史等），有時經常誇大損失，日軍經常使用的一個詞叫“全滅”，並不是真正的全滅。100個人的部隊，若一次出現了四五十個死傷，失去了戰鬥力，他就稱自己的部隊“全滅”，這是它們的一個習慣。
　　對戰果的記錄和表示，軍內也有規定，在戰史官式記錄中，僅記錄有證據的數字。即殲滅戰後，清點的敵屍體數字。其他數字，比如戰鬥中，某一個下級指揮員報告的殲敵數字，雖作為報告內容也記錄下來，但正式的統計中並不採用。因為證據不足。也經常見到“目擊敵遺棄屍體多少多少具”的表現。即不是殲滅戰，或沒有機會清點。這種數字，也不會被正式採用。總之，日軍戰史記錄中多見的是戰損記錄，很少見到正式（官式、公式）的戰果記錄。
　　美軍的記錄也同樣，對自己的戰損記錄得非常嚴謹，所有人都能與檔案對號。可以說這種記述方法，是近代軍隊的共同特徵。

　　聽眾B：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就是中國軍隊在什麼意義上才能算在戰場上打敗了日軍？是不是以兩軍戰損比來做判定？第二個是，如果要研究偽軍的戰損問題，姜老師有什麼比較好的思路可以提供？
　　姜：戰損並不是戰鬥勝負的標準，而是從戰略的角度判斷勝利和失敗。比如說台兒莊戰役，實際上日軍死亡人數很少，但他自己也承認這一仗是敗仗，為什麼？就是從戰略角度看，台兒莊沒有攻下，結果是自己撤出了戰場。但若從戰損相比，中國軍隊死傷超過日軍很多，其差大概近10倍（中方軍隊很多很雜，很難精確統計）。台兒莊的局部戰鬥，日軍的死亡數不到五百。死傷總合也不過兩千。
　　關於“偽軍”，我只能說這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名詞、是民族的苦肉計、被利用於誇大戰果的工具。日軍的死亡很難偽造，但稱“日偽軍”。這樣數字就無底線了。國內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了到達宣傳效果，模糊用語，創造出多種名詞的政治含義。比如戰史書，學校課本愛用“殲滅”“殲敵”，到底是什麼意思？“消滅”又是什麼意思？是死是傷不明。本意是擊斃的“殲滅”“消滅”，在多年宣傳中，已經變為“死傷”的代詞，為的是滿足政治面的虛榮心。湊集殲敵數字時，常用的即是“日偽軍”“敵人”等等說法，我稱其為名詞語義的政治化表現，是十分不嚴謹的。
　　死就是死，傷就是傷，日軍就是日軍，偽軍就是偽軍，為什麼要混同到一起？日軍方面通常不記錄偽軍的死傷。但偽軍若參加作戰行動（一般都是管理民夫、帶路、搜集情報等輔助任務），其人數也會有記錄。民夫的死傷，若與賠償有關，也會有記錄。記錄目的不是為了民夫死傷，而是軍費支付的證據：每人多少錢，支付對象是誰。這些可憐的死者，在共產黨戰果中也會被誇大數字，成為偽軍，或敵人。八路軍陳莊大捷中，日軍記錄過46名戰死民夫的賠償名單，數量約等於日軍全體戰死者數。

　　聽眾C：姜老師，請問國共雙方對於戰損的統計有什麼區別？另一個問題：日軍如果傷亡較大，會不會也有隱瞞數字的情況？
　　姜：日軍的戰損報告一般採用的是初報，比如說滕縣戰役，初報統計的是戰死16名，僅僅是擔任攻城的步兵聯隊的死亡數。但實際上有“戰傷死”——當時負傷，不久死去；還有配屬部隊的陣亡者等。由於記錄者主體不同，可能遺漏。配屬部隊就是作戰中臨時加入的炮兵、工兵等。原屬單位不同，經常有遺漏現象，但不是作假。所以之後的全體統計中才能反映。我統計滕縣作戰，日軍一共死亡24名。和聯隊戰鬥詳報的數字不同。包括各種配屬部隊的死亡，和戰傷死。這些證據從哪裡來呢？即是前述的《官報》統計中得到的。還有戰後做成的戰死名錄，這些東西都來自政府，地方的行政統計數據，和戰後補償、賠償有關，都是不會隱瞞作假的。如果用各種方法交叉驗證的話，戰死者可以調查到很精確的程度。
　　還有，根據戰局的發展，基礎數據不斷完備，當初的遺漏者、失蹤者，都會得到糾正和補充。由於不是對外公開材料，所以也沒有任何必要作假。
　　你問到國共雙方對於戰損統計有什麼區別？國軍和共軍到底是怎麼統計的，我說不清楚，很多東西都不敢相信，也無法核實。因為中方，尤其是共產黨沒有正規的徵兵記錄，到一個地方就發動群眾參軍，軍隊規模可能急劇擴張，楊成武的一個獨立團，不到半年變成獨立師了。戰死者，除了黨員、排長以上幹部和紅軍戰士，一般都沒有記錄，更不會補償。因為共產黨不能像日軍那樣有精密的人事檔案或戶口檔案，所以戰損，除了自己的一些零星數字外，永遠是一個謎。對此，因為實在沒有其他的立證方法了，只要有數字，不信也得使用。平型關大捷的戰鬥，各種記錄不一，曾出現過600到800的陣亡說。共產黨不是不肯公布，我認為共產黨內部，自己也不會有任何可靠數據，因為並不是一種正規的、有嚴密管理制度和素質的軍隊組織。

　　聽眾D：日本年輕人現在是如何看待這個中日戰爭的？
　　姜：我對戰史並不太感興趣。研究這些戰例，是為了破除神話，指出歷史教育，和歷史記錄面的偏頗，病理。可是我發現，國內人對我的研究非常感興趣，當然多數並不是支持，而是疑問、反對。
　　剛開始的幾年，我是用日文寫這些戰史研究的，發現在日本幾乎都沒有什麼人看，也沒有人關心，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人都知道的平型關大捷，在日本沒有幾人通曉，包括歷史研究者。所以之後改用中文研究、寫作。對戰爭、戰鬥感興趣，或不感興趣，也代表了一國教育方針的傾向。日本人對戰爭，都認為是一種罪惡，很少人對戰例、軍隊、武器、軍神（英雄）故事感興趣。我所知道的日文的軍事史研究雜誌，也只有一種。在中國截然不同，到處是軍事雜誌、武器雜誌，有數不清的“軍迷”、戰史愛好者，對吧？甚至，發展到好戰程度。有很多人是喜歡打仗的，好像共產黨軍隊天下無敵。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
　　我曾經就釣魚島問題，在日中兩國大學裡，對大學生提問。一個問題是：你認為釣魚島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中國和日本學生的回答同樣，都說釣魚島是自己國家的領土。但是下一個問題是：如何解決？是否主張動武？這時候，日本學生沒有一個人舉手，但中國的大學生當中，就有近一半人舉手：打仗！占領！

　　主持人：姜老師請看一看那個聊天框裡面有一些問題，您可以挑着回答一下。
　　聽眾E：我問一個問題。南京大屠殺這個問題，中日雙方都非常的敏感，日本有很多的說法，對於數字不能確認。您從您研究的文獻上，對南京大大屠殺有什麼研究成果？還有，日本軍包圍南京，進入南京之前的南京人口是20萬，而進入南京之後是25萬，這個30萬人遇難者的大屠殺數字到底從哪裡來？是不是這個大屠殺時間，雙方算的起點不一樣，終點又不一樣，對象不一樣，區域又不一樣？謝謝。
　　姜：我認為南京大屠殺本身已經政治化了，“遇難者30萬論”是研究的前提，並不是研究結果。有國家在撐腰，使御用學者不敢脫離這個主線。另外若去大屠殺紀念館也可以感到，它不是有充足史料的研究場所，而是一個激發愛憎感情的控訴法庭，缺乏學問研究的條件。每年的公祭日，也是最近才由政權所設立，傳遞的只是一種感情化的民族怨恨，和愛國主義精神。我認為都是現在所不須要的東西。相反，冷靜，公平的研究條件，現在並不存在。這種氣氛，現狀，把許多想研究南京事件的國外研究者，特別是追究政府戰爭責任的日本研究者都排除在外。“30萬”這個數字早已變成一個感情的符號，大屠殺紀念館也變成了一個延續怨恨的控訴會場。所以，這種狀態之下，很難開展對事實本身的追究。
　　要是想真正公平客觀地來研究這個問題，就必須改變一下這種環境。從學問角度上，也應該承認世界通用的方法，即從戰爭國際法的角度上，追究戰爭犯罪的責任，不需要堆積整體數字，而是要確鑿的個別證據，並將日軍殺害平民、俘虜、傷兵的行為，和普通的戰鬥傷亡區分對待。
　　我並沒有專門研究過南京大屠殺，但是研究個別戰史中發現過很多類似事件，滕縣戰鬥就是一例，發現日軍確實殺害了傷兵、俘虜。將這種屠殺的原因，構造搞清楚，明確日軍的責任所在，並預防今後此類犯罪的發生，才是今日應該有的研究方法。
　　什麼是屠殺的構造，可分析一下日本政府的戰爭用語。政府自戰後以來，和右派一樣，一直不願意承認日中間發生的是戰爭，想繼續稱其為“支那事變”。（政府對戰爭的官式稱呼為“先次大戰”，主要指的是太平洋戰爭。而1937.7-1941.12支那事變在此範圍之外）。用語的寓意之一，就是在大陸戰場發生的事態，並不是“戰爭”而是“事變”。所以不應該受戰爭國際法（日內瓦條約）約束、制裁。
　　經過學術研究，搞清此類重要問題，比現在滿腔仇恨地控訴鬼子罪行，煽動民族怨恨，將歷史事件作政治籌碼利用，要有益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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