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万维读者为首页 万维读者网 -- 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广告服务 联系我们 关于万维
 
首  页 新  闻 论  坛 博  客 视  频 分类广告 购  物
搜索>> 发表日志 控制面板 个人相册 给我留言
帮助 退出
老高的博客  
你未必能看到很喜欢的观点,但一定会进入挑战性的视野。  
https://blog.creaders.net/u/3843/ > 复制 > 收藏本页
网络日志正文
宣扬“平型关大捷”查没查日方历史档案? 2021-06-22 09:22:52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激战几个小时。歼敌多少,中共八十多年来说过“万余”、“三千”、“一千”……但姜克实教授从日方档案中交叉验证查出:1937年9月25日那一天,日军在整个华北战场包括在平型关与国军共军交战的阵亡者,总共是261名


  老高按:6月14日端午节那天,我起得特别早。因为事先得到朋友通知:日本冈山大学教授姜克实先生,要在网上虚拟会议室举行一次题为《日中战争军事史研究入门》的讲座,北京时间晚上6点开始,对于我们在美国的人来说,是早上6点,就只能早早爬起来了。
  演讲刚开始不久,我就接到几位朋友焦急的问讯:怎么进不去那个网上虚拟会议室?唉,他们都没有像我,提前做好了参加会议聆听演讲的准备。急切之中,我也无法指点他们,只好赶快记录,以防他们万一进不去,我这里能有个“瓜菜代”的记录稿。
  演讲加答问,一共一个半小时,我记了四千字。没多久,一位身在日本的朋友给我发来一个机器人录音转文字的文档,有两万字,当然是把什么哼啊哈啊这个啊,都算在内了,文字错误率百分之三十以上。就在这两篇草稿的基础上,我整理出了一稿,发给演讲人姜克实教授。很快,他发回了他订正增删的改定稿。
  我不改多年编辑恶习,从文字角度又看了一遍。姜教授精通日文,而且反对有些地方改用中国的说法,例如“战没者”,我在整理稿中写的是“战殁者”,姜教授一律将“殁”改为“没”,我推测是日文中写的就是这个字。这些,当然都要尊重演讲者,何况他特地在演讲中还反对了在翻译中改动原文。
  这篇演讲记录稿,转载于下,供各方高人参考和评点。
  姜克实教授这次演讲中的有些观点,我感觉有点绝对,不是很同意,不过我没有想清楚,还在琢磨。但是我想强调:我刚刚读完他的一本300页、配有大量原始档案影印件的书稿《平型关大捷研究》,对他检索日本各种档案所下的苦功夫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就了解了中国官方为什么只有封杀他一途——因为他拿出的日军阵亡数据,都经过了多方交叉印证:日本军方记录,民政部门抚恤记录,政府官报,东京靖国神社和各县护国神社的详细档案……这部著作,研究的是平型关大捷,但也涉及台儿庄、狼牙山、滕县、刘老庄、喜峰口、黄土岭等等,数字都实打实,戳穿了中共是抗日“中流砥柱”的神话(当然也戳穿了国军歼敌多少多少的若干神话,也揭露了日军多年掩盖的若干罪行),让中共的党史学者、抗战史学者,就是想反驳,都张不开口!除了封杀,还能怎么办?
  这些档案,日本早就公开了,谁查都可以,只要日文够好。问题是,中国那么多学者谁都没去查,谁都没想到去查!
  我这里信手举一例:八路军115师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打了几个小时,歼敌多少,中共八十多年来先后有各种说法,万余、三千、一千……但姜克实从日方档案中查出的数据,1937年9月25日那一天,日军在整个华北各个战场上的阵亡者,包括与八路军115师对阵者,也包括平型关战役中与国军交战者,总计一共是261名。
  这261人中,确凿无疑(姜教授说经过“三种以上资料的交叉检证”)死在平型关小寨村西战场和乔沟老爷庙战场,也就是被八路军击毙的,共……不,我不能在姜教授公布之前,抢先披露这个数字,这是他的研究成果。还是请大家读一读下面的演讲记录整理稿,看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


  漫谈抗战史研究的若干原则与方法

  主讲:姜克实教授
  时间:2021年6月14日北京时间晚6点
  

0.jpg

  姜克实,日本冈山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日本近代思想史、日中战争史,著有日文和中文多种思想史、战争史著作。

  (热心网友根据录音转成文字,高伐林整理并加小标题,交演讲者订正)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愉快!
  先讲一讲我是为什么近年开始搞抗战史研究的理由。我搞抗战史研究已经接近10年,以前一直以思想史为专门领域,也兼管对学生的日本近代史教育,包括应该怎么认识过去的这场战争。追究政府的战争责任,都是我的主要课题。同时也担任讲近代史大课——因为一个大学里,只有一位教近代史的教员,当然有担任教养教育面的义务。与全校各学部的学生都会有交往,如此,对日本的学生是如何认识战争的,在高中接受过什么样的历史教育,都掌握得比较清楚,几十年了嘛。
  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从内心希望日中两国的学生,尤其是年轻人间实现战后的和解,自己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战争已经结束了70余年,现在的年轻人,并未经历过这场战争。没有互相继续怨恨的必要。可实际上教了30年书,结果发现日中年轻人之间不但没有得到和解,反而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

  历史教育出了偏差,怨恨传宗接代

  这些问题都出在哪里呢?三十年的观察和研究告诉我,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出在两方面,一个出在历史教育方面,一个出在战争的记述方面。怎样来记忆,对待过去这场战争?尤其是高中以下的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十几年教育对孩子们来说,可留下很深刻的形象。比如我,中小学课本上曾出現的平型关大捷,我就很难忘记。那时候课本讲的是“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寇3000余人”,今天的课本上,被改为歼敌1000,听起来就觉得很别扭。
  如果你接受这个第一印象以后自己不再研究,你脑子里的烙印就是“平型关大捷”歼敌3000。但证据在哪里,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学校并不教。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提示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继承过去、如何继承历史。
  实际上,我们对过去战争的认识,都是一种“再生”的认识,并不是来自直接经验,体验。因为经历过战争的这些人早就过世了。比如说南京大屠杀很悲惨,那是事实,但谁亲眼见到过大屠杀现场了?包括我们的老师,谁也没有经历、经验。那这些记忆,年轻人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实际上都是教育的结果。属于一种历史的“再生”的过程。——就是看着课本,按照老师的讲课,重新把这个历史再继承下来。这就是现在人继承历史,形成历史认识的方法。不是来自自己的体验,实际上都是教育所赋予,國家所灌输的结果。
  这种历史教育、在“再生”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偏颇。为什么出现偏颇呢?是因为各国政府都在管理学校教育,按照一定的方针、立场指导教科书的编写。在日本这叫“检定教科书”,在中国一直到大学,都有“国定”教科书。就是必须按照政权检定、国定的内容进行历史教育。若两个国家进行的是两种立场的历史教育,结果就会产生一种反差,并乖离得越来越远。
  日本的学校教育有什么特征呢?作为有实际经验的教育工作者,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没有什么“军国主义”教育。不管是国家,还是民间。日本教育的中心,文科省的教育指导方针很明确,就是进行“和平教育”,宣传战争的悲惨。主题就是再也不能进行第二次战争——对所有的年轻人,从小灌输的即是这一种思想。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值得称赞的教育方针。但实际上它也有很多偏向。偏在哪里?就是绝对不进行第二次战争的教育题材,实际上都来自于自己国家的战争受害体验。我们知道,日本是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国家,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很多战争灾害,杀害过很无辜的人。但在对自己国家的年轻人进行和平教育时,传达的仅仅是自己国家、人民遭受的战争灾难。出现的战没者数字,也仅仅是自己国家的310万人。并不愿意触及到国家的战争责任,和对其他国家的加害内容。是用这种教材,指导、教育国民厌恶战争的。可以说,这就是一种国家掌控教育的偏差。年轻人虽产生了和平意识,很难通用于亚洲的被侵略国家。
  当然,这种偏差不仅只出现在一个国度。东亚所有国家,实际都有这种共同的教育倾向。在座的大家,可能也都亲身体验过自己所受到过的教育内容。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可以说,受到各国家管理的学校历史教育中,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在播种怨恨——一种感情面的、对他民族的历史怨恨。不会教你怎样去原谅发动侵略的国家。
  在中国,作为历史的南京大屠杀,教育、传递、继承的就是这种怨恨的感情。现在哪一个国家都在说“不能忘记过去”。在中国、朝鲜,“牢记民族的血泪恨”,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今天,继承这种怨恨的感情,到底有没有必要?我是这样认为的,战争后的三代人之间,怨恨是不可能忘却的。因为这是一种受害者直接经验的传续。亲眼见到,或亲身经历过战争,屠杀的悲惨。体验者当了爷爷,可对儿子讲,对孙子讲。且加害国家的当事人(加害者),可能也还存在。但是这代人去世后。在第四代人之间,这种怨恨的感情难道还有继承的必要吗?特别是怨恨已失去自然根基,需要在国家指导的教育方针之下人为地维持之时。所以我认为,继续传递这种怨恨的感情是不需要的。属于一种历史继承方法上的错误,往往会被政治所利用。
  现在的历史教育,可以说是一个被政治(政权)所控制、利用的领域。我不是说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都在作假,但我想指出的是,它有很强的政治倾向。记录、教授的虽是历史事实的一部,但是按国家的方针选择出的材料,目的是进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并不是教你全面学习历史。
  国家控制教育的最大一个目的,就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哪一个国家都一样。这个教育,并不是以历史事实,而是以国家利益为价值基准。按照这个基准管理教科书,挑选重点教育内容。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一面,即使是事实,也要遮掩或消去。另外,亚洲各国基本同样,学校教育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一种爱憎的感情教育。并不注重史料证据,或对历史构造的解释,分析。在战争题材中,传递着只是一种非理智的、对他民族的怨恨感情。
  若每一个国家都这样对后一代人进行历史教育的话,你说战后怎么能实现民族间的和解?
  所以我说,到了今天,第四代人之间完全没有继承历史怨恨的必要。因为怨恨的对象已经不存在了。你总不能对现在的发誓绝不进行第二次战争的日本年轻人说,你必须给我下跪,给我谢罪吧。可以说如今,要求年轻人“牢记血泪仇、民族恨”的也只是教育的场所。如南京大屠杀的公祭场所。实际上若能摆脱这种历史怨恨的诅咒,各国青年人之间很容易在文化、人情层面产生宽容、和解、交流的社会基础。但这种和解,实际上对政权的统治,对爱国主义教育是不利的。
  第四代人以后,对历史、战争的继承方法也应该发生根本变化。即忘却历史的怨恨,放弃感情面的憎恶,理智地去探讨研究侵略战争到底为什么发生?大屠杀的原因到底在何处。经过史料调查还原事件真相,将其公平,正确地记录下来。
  战争的起因并不在日本民族性的残酷性,而是近代专制国家的责任,忠君爱国教育的结果。日本近代的立国方针,是大国霸权主义。又想学西洋走近代化之路,又不像西方列强那样有资源、领土、殖民地,不具备作为列强的启动条件,所以才走侵略之路,到亚洲去掠夺。
  很多中国的大学生,受感情、怨恨教育的结果,产生出一种从“文化、民族性面”分析日本侵略战争原因的倾向。称武士道、天皇制带来的日本民族的残忍性格,是侵略战争的原因。根据我的了解,在大学中以此题目作学位论文者也不是少数。
  实际上现在日本人残忍吗?连一只鸡都不敢杀。可以说战争时代的日本人也同样。若不进学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不被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正常人岂会变为杀人工具?所以,这些战争中的犯罪行为都教育的结果。是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发动侵略战争的近代专制国家的责任。不追究国家的责任,不研究战争的构造,把这些责任都推诿给大和民族的残酷性,这就是今日怨恨教育的一种恶果。如果今天的亚洲各国继续这种教育,继续传递这种非理智的怨恨感情,抑制自然萌发的、年轻人之间的文化和解要素的话,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和解,“战后”也永远不会结束。历史,教育被政治利用的可悲,可怕结果即在此处。

  划清“历史事实”与“政治宣传”的界限

  第二个问题,讲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把历史和政治混同到一起,可以说是战争史研究和教育中最大的一个特征。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抗战史研究、教育的一种“病理现象”。为什么说是“病理现象”呢?因为历史是讲事实真相,而政治是讲统治方法。一个须要求真求实,一个必须加工修饰。若把两者混同到一起,就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我刚才讲的教育中的偏颇,就是因为国家政治干涉历史教育的结果。
  到底是历史是干什么的,政治又是干什么的?先解释这一问题。
  我们平常提起政治或历史时,有两种词组的搭配:即“政治-宣传”,和“历史-事实”。如果反搭配,说“政治-事实”、“历史-宣传”,会感到非常别扭。实际上它代表了历史和政治各自的特征。政治是一个特定政权的统治术,宣传、教育也是一种统治的手段、方法。相反,历史可以说是一种科学,追求事实的科学。一个是为了统治,一个是为追求事实。目的截然不同,所以两者绝不能混同,历史也不能作为教育的工具,搞研究的人,也不能做御用学者,为了某政治集团研究历史。若将两者混同,或把历史成为政治统治工具,事实就不会存在了。所以真正的历史,不应该为政治统治服务,应对科学、事实负责。
  政治介入历史的最突出表现,即研究历史事实之前,首先设定一个框架,强调坚持“国家立场”,“政治原则”、或某政党的“党性”,某种 “核心价值观”。在这种约束下,历史研究、教育不可能追求真正的事实,也不可能体现普遍性价值。因为它只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结果出现的所谓历史,不过是在描写一个国家的荣辱,一个党的神话,一个民族的天方夜谭。没有拿出来适用于世界的普遍价值。所以如今若为了保持历史作为学问,科学的尊严,绝不能将历史和政治混同到一起。不能把历史作为统治、教育的手段利用。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
  我讲的这个观点,也许在国内会遭到批判,所以我声明在此讲的仅仅是我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并不代表你们所接受的教育。最近,有位有名的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家,同样也在讲这个问题,与我的说法正相反,他说:“历史记载,价值观重于事实”,“历史是有意识、有选择的一种记录”。还说“今天讲历史就是讲政治,就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实际上这位先生,是一个身挂各种政治要职的党人,可以说其代言的正是共产党对历史的解释方法。我在中国从小学听到的就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论调:历史是要为政治服务,是政治统治的手段,云云。虽陈腐不堪,现在仍属于一种所谓“正能量”的解释法。
  如果价值观重于事实,历史就会变成什么样?希望大家自己也想一想。会失去科学性,不能求真求实,会蜕变为一种政治的统治工具。这就是我所讲的现在国内的抗战史研究中的病理。
  可能有人说,这样做是为了追求真理。对历史来说,到底是事实重要,还是真理重要?我说最重要的是事实,并不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我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可以说所谓的真理只是一种相对的价值观,代表的只是一种信仰,不能绝对化。比如共产党说马克思主义是他的真理,但信教者也可以说耶稣是真理、阿拉是真理。所以真理只能代表一种价值观,一种立场,并不能代表事实。真理可能有许多种,但事实不会有两个。所以追求事实的历史,不能作为某一种价值观的工具。
  若“真理至上”,各种价值观就会发生殊死的血斗;但若尊重事实的话,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也可以走到一起。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国际接轨,价值观接轨。所以历史不能为价值观服务,作政治统治手段的理由也在于此。对各种政治的价值观,各种宗教、信仰,都应该有宽容之心,这种宽容,共生精神的前提,就是要尊重事实。不能把价值观放到事实之上。
  可以说,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不管在哪一国度,有何种政治立场,只要你能坚持事实真相高于立场、高于价值观的原则,肯定可以有共同语言,进行合作研究。比如像侵华日军的南京犯罪事件,去掉感情要素,先用科学的方法,把历史真相,事实搞清,才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在搞清历史真相之后,再去陈述、讨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研究才能国际接轨,其结果也会有普遍价值,成为历史的遗产。若是相反,仅强调自己国家的立场、方法、观点,或用控诉的方法、怨恨的感情来支配历史研究,将事件作为政治手段利用的话,怎可能达到历史的目的?
  我搞抗战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端正历史教育和历史记录层面的偏颇,弄清抗战的历史事实,指出其现在被政治所利用,被政治所操纵的病理现象。历史的尊严在此遭到歪曲,政治对历史的操作(作为教育手段)也产生了各国之间不可能和解的恶果。所以明确,铲除这个病灶,应该是抗战史研究最大的先决课题。
  我是从这个考虑上,介入抗战史研究领域的。目的,是解析其中的病理现象。所以选题对象,都是进入教科书的、十四亿中国人都熟悉的那些战争神话。如共产党的平型关大捷,国民党的台儿庄大战等。为的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事实和宣传间的差距。从专业素质层面来讲,我也具备这种研究条件——因为我是专门研究日本近代历史的,能接触到并解读各种日本的史料。
  10年间研究的结果,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今日共产党方面的抗日战争记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过去的宣传内容。举一个例:大学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称中流砥柱的共产党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歼灭日伪军157万人,其中消灭日军52.7万。这是一个国家见解。可是是事实吗?不是事实,为什么?日本有自己按军籍、户籍进行的,接近于精确的战没者统计:八年抗战在大陆(不包括“满洲国”)战场,战死者共约32万(日方统计总共死亡约40万人,其中百分之二十左右是“战病死”,还有其他一些死因者)——这32万,是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合计的战果。仅出没在敌后的共产党,怎么可能独自“消灭”52.7万日军呢?
  但此数字并不是没有证据,可以说都是战争中,共产党公布的各种战果宣传数字的积累。
  上面讲过,宣传是一种政治的手段。尽管内容不真实,在当时是有政治效果的。能鼓舞国民的抗战士气。所以我们不必谴责宣传行为。问题在战争结束后,宣传作为战胜的手段已失去其必要性。按道理讲,此时,应搞清历史事实,纠正宣传中的错误。日本这样做,美国也这样做了。日本在战后,驱除了所有战争期间吹捧起来的所谓“军神”,从教科书中,从公共场所将其清洗一空;美国方面也纠正了诸如著名的硫磺岛“星条旗”的神话——即那张获得普利策报导奖的硫磺岛星条旗的照片,并不是现场拍摄,而是为了宣传、事后摆拍,目的是为了动员民众募捐支持战争。可以说这都是之后纠正宣传内容的虚假,将其还原于事实的历史研究的努力。
  可是在中国,这些战争宣传中的神话内容,不仅没有被修正,还原,反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手段,被再次利用。并被写入史书,又进入教育的领域,并且越传越脱离事实,这才是问题所在!我所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很多教科书中的“大捷”,“英雄”形象,都是战后,在教育过程中被扩大、完美的。
  以上这些,作为真正的、有良心的历史学者,都是不能容忍的现象。

  战争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我原本并不对战争感兴趣,但是出于以上原因进入战史研究,不知不觉里过了近十年,积累了一百五十万字的研究成果,现在也成了半个军事史专家,并积累了不少经验、方法。以下按顺序介绍给大家参考。   

  1.注重研究的国际接轨。

  抗战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国际接轨。为什么呢?因为战争不是一方,而是两者间的行为,如果只是从一国的战史记录当中去了解战争,再掺入自己的政治立场,它就不会全面。敌方同样也有战史资料、有记录,它到底是怎么评价、或是怎么记录的呢?对此不了解,不对比,就不能去伪存真,写出公平的战史。
  我国的战史研究,由于政治立场的介入,过去基本都是闭门造车,自己讲自己的东西,不去看,或者不认真看他人的记录。冷战对立时代,史料公开的少,来往、接触机会不多,也很难搞这种国际比较研究。但现在不同了,历史情报逐渐国际化,各国一般都公开了过去的战争档案;研究人员来往频繁,形成了国际接轨的研究条件。
  战史当中,从兴趣出发的一些所谓“军迷”、爱好者,国、共粉丝等,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经教育被灌输的内容。即伟大无敌的中国(国、共)军队的各种大捷,或战斗中歼灭了多少敌人。很多人甚至跑到日本来搜集资料,我在冈山教书,也接待过来调查台儿庄战役的人(其战役是冈山的日军联队所为)。目的都是想用日本的资料,来证明中国军队的大捷。但接触日军史料的结果,留下的只是一种失望。因为日军记录己方的战死者,数字要比国内宣传的“歼灭日军”少得多。比如“三千川军壮士英勇殉国”的滕县保卫战,日军主攻联队(步兵第十联队)战死者记录仅为16名(加配属部队等共24名)。失望之余,甚至对日军的档案资料产生怀疑。
  这实际说明了我们过去的战争教育和研究,和史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有一种说法:你们是侵略者,我们是被侵略者,双方不可能一块研究,也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并不是这样,前面我已讲过:立场可以不一样,但是事实只有一个,如果追求事实真相的话,两国的研究者完全可以走到一起,共同来还原事件真相。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日本有很多人、很多历史学家都是非常关心的,想研究事实真相。可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已政治化、感情化的今日,共同研究的场所也充满杀气,像一个追究对方犯罪责任的控诉法庭。“30万(死难者)”,也成为了一个国家钦定的预设条件、不可触动的符号。对有诚意的研究者都如此,怎么能去国际接轨?
  所以国际接轨的研究中,应该冷静地发掘资料,公平地记录事实。事实搞清以后,进行历史评价时,再提出自己的观点、见解。立场会有不同,但能本着唯一的事实真相进行交流探讨的话,也不会出现大分歧。从中国人的立场讲,日本是侵略者,所以所有南京死难者数字(包括战斗死亡),都属于大屠杀范畴和对象;而国外的研究者,往往会从国际法的角度,仅仅计算被杀害的俘虏、伤兵、平民,目的是调查战争犯罪。这就是立场的不同,若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话,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立场要宽容,但必须以尊重事实为前提。

  2.注重使用原始的档案资料

  本着以上原则,国际接轨的研究,并不是观点接轨、立场接轨,优先的应是原始档案资料研究的方法接轨。我的研究中,基本不参考、引用国内一般的既成战史研究书籍,包括各种泛滥于世、成卷成章的通史类。这些书读一下即可知,不仅内容不实,缺乏史料证据,多种卷本还在互相抄袭,有的甚至连史料、记载的错误都一模一样。我接触的战史书籍中,比较全面,严谨的可是说只有两种,一个是日本防卫厅的战史丛书(102卷)。一个是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的战史丛书《抗日战史》(100卷)。特征都是尊重原始档案,大量引用,不多加评论、发挥。档案怎么写,就怎么记录,对原始史料中错误也保持原貌。
  国内严谨到这种程度的书籍十分罕見。各种抗战史都充满着立场、观点,或英勇杀敌的故事情节,缺乏史料索引。所以我建議,若有时间、精力的话,各種研究必须从原始档案入手,不僅读中国的档案史料,也要对比日本的档案史料。互相对比研究,才能搞清历史真相。
  举一个例:今天脍炙人口的喜峰口大刀队的“白台子夜袭”(1933.3.12)。前述台湾的《抗日战史》,或北平军分会的战斗档案中都有同样记录。但从日军的详细作战档案中,并不能确定此次战斗的存在。我经对比研究考证,發現此战斗是宋哲元29军的虚报,是按战斗命令书还原的虚假战斗。战争当中,命令书是非常严谨的文件,重要的命令必须用召集将校当面口述笔记的方法進行。所以战后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很多。不管是国民党军还是日军,有素质的军队都多留有这些文件,至今也是研究战史的重要线索。但命令书的内容并不代表实际战斗的过程和结果。喜峰口也同样,命令中有袭击敌白台子炮兵的部署,但实际作战中并没有兑现。赵登禹(旅長)的大刀队,刚入战场就遭到挫折,不久撤退,并未能按计划到达白台子。但战果报告中却按命令书虚构了这个内容,之後被记录到战史档案中。这也是国内的原始档案內容,但若不对比日军的作战记录,仅依靠国内的史料写史的话,不可能判断出其中的虚假。
  和虚构的白台子夜袭同样,“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这场战斗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宣传攻势的产物。(实际结果为大刀队的惨败,日军死于格斗者仅为一个名叫伊藤的军曹,其余战死的16名,都属于枪炮创伤。记录中国军方面遗尸730具,缴获大刀380口。这是日本宪兵清点的数字。——演讲者补充)
  所以我提倡原始档案的对比研究:对有争议的事件,不仅要查对原始档案,还要从各种角度进行各个档案记录的对比。日本的战争记录特点是种类很多,比如说台儿庄之战,两个步兵联队参加,各自都有记录。敌情,命令文都是共同的。若有疑问马上可以对比。再和中国的档案记录核实,进行了交叉对比,这样战斗过程,损失等內容就会清楚得多。不阅读原始档案,不进行史料比较研究的话,不能分辨事实,也不能验证自己主张的正确与否。
  今日国际接轨的档案研究,不是没有条件,而是条件很成熟了。各国都公开了自己的战争档案。日本有“亚研”——亚洲历史研究中心,台湾有国史馆的窗口,都可以直接阅读或下载(国史馆资料只能阅读)。中国虽然没有公开档案资料,但是也开放了一个抗战数据平台,提供了不少报刊杂志等公开材料。

  3.避免文学手法,使用中性词语

  第三,历史的学问研究,不是法律控诉,也无关教育。所以不須要带感情,或滥用形容词。现在国内的历史研究书籍,记录中很多是带感情的,滥用很多不必要的形容词,什么“侵略强盗”啊,“日寇”啊,“惨绝人寰”啊,说到自己是“勇敢歼敌”,提到敌人是“抱头鼠窜”。用这些词汇讲抗战故事可以,但都不是历史记录中需要的东西。科学的历史记录,只有一个目的:排除感情、立场,冷静追求事实。这样探究出来的事实,最后才能成为有普遍性的、各国首肯的文化遗产。
  到底是为一个政权歌功颂德,编写其荣光的统治史,还是追求普世价值,为世界文化留下真实的遗产呢?实际上有理智、有人格的人都明白。作御用文人,可一时飞黄腾达,有权有势,但从历史上看不过是一个吹鼓手。政权能维持几年?你见过100年以上的政权存在吗?树倒猢狲散,政权灭亡后,按此方法研究积累的东西,马上就会成为一堆历史垃圾。
  在历史记录中,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不能去翻译更改固有的名词,比如说“北支那方面军”,是日本的一种称呼,现在国内都翻译成“华北方面军”, 你若更改了固有名词,需要核对原资料时,怎么能查得到原书名?翻译史料是,特别是资料名,一定要注重原来的文字表现。最好连文字都不要修改。日文资料用日文汉字,中文资料用中文汉字,没有统一的必要。“支那”是一个过去对中国的一种不礼貌的称呼,若都改成中华(华北,华中,华南),也会为研究带来很大的不便。历史研究是搞学问,并不须要讲面子。特别是在对原资料的引用、介绍中。我建议去出版原史料,不要把精力放在翻译上。
  再一个,在历史记录中不能使用文学手法,更不能追求描写情节。
  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历史书”,到底是历史论著还是历史演义都分不开,缺少资料,不出示引用来源,还掺杂了大批民间传说。比如台儿庄研究中,社会科学院的韩信夫,写了一本貌似研究的《鏖兵台儿庄》,竟把一些民间演义,如“活张飞大闹刘家湖”之类的无史料根据的传说都写进去。史书就是史书,不能出现这类情节描写。这样才能求客观、求全面,公平地记述。写出的东西才可以能超越国境线。若在此处设下门槛,强调国家立场、政治原则,进行政治审查的,出版管制的话,写出的历史永远不会得到自己政权以外的他人、他国的理解。

  4.注重档案文献,排除口述回忆

  还要讲一下口述记录的问题。
  现在国内很流行搞口述史,收集抗战老兵的经验谈,有各种各样的回忆录,甚至还有数字多得数不清的各种《文史资料》(1980年代后以各地政协为中心收集的各种国军高官的回忆录)。实际上你要是真正搞历史研究、对比档案的话,会发现这些东西,很多都不真实,吹牛夸大,基本上没有什么史料价值。所谓“史料价值”,在于对事件基本情报的准确记录。可口述这东西,最大的缺陷即是不可能记忆下来这些研究历史最需要的基本情报。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参加的组织、人数,战斗的过程、战果、战损的数据等。我们管它叫“基本情报”。这些东西,回忆录、口述记录等是绝对不可能记住的。因为人的大脑记忆能力的限制,不用说几十年前某一天发生的实情,问你上周三在哪里、吃到什么中午饭,你能想起来吗?所以回忆录也必须要有根据才写得出来。其根据,就是自己的日记、笔记,或提前学习、参考的档案史料,或者通史上的事件介绍等。不经过这种参考、学习,回忆录也是写不出来的。
  分析起来,可知回忆录、文史资料内容都有两部分构成,一是历史根据的部分(基本情报部分),此部分构成越严谨,材料(档案、日记、机密资料)越充实,质量就越高。但质量再高,这部分内容很多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再学习时形成的。即价值在这些再学习对象的原始资料、档案中,除了日记外,基本上并不是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引用回忆录中这些基本情报时,不如直接去查其所引用的原始档案资料,这样更不会出错。问题在回忆录中著者绝不会提供这种线索。我接触的回忆录类质量较高的有一部是《聂荣臻传》,它实际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包括魏巍这样的著名作家,花了十年时间,调查了各种资料、档案,再结合聂荣臻本人的回忆录做成的。能达到这种水平、有这样创作条件的回忆录类很少。大多有关基本情报部分都在互相抄袭,参考。基本情报面若没有价值,回忆录大多是一纸胡说。
  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即个人的记忆。是最没有价值的部分,多为用个人的断片记忆在参考,学习,抄袭中构成的基本事件框架中的自我定位,自我还原。内容除了自己的不正确的记忆片段(我的经验,此类记忆的东西几乎都是不能和档案记录对号的)外,多是在阐述个人的观点、认识。包括对自己的吹嘘,对他人的褒贬。在这里,回忆者本人往往都是主角、英雄。尽管事实未必是这样。个人能记住什么呢,可以说大多是一瞬间的强烈的感情印象,即事件当时留下的痛苦、悲伤、疼痛,炮弹在身边炸裂时的闪光等。特别是自己受到伤害、刺激的部分。其他一般是记忆不下来的。
  还有一种回忆,是没有基本情报的老兵经验谈,受害体验谈等,不是被猎奇的媒体淘出来的所谓“英雄事迹”,就是逢场作戏的“有一天”之类的抗战故事。多为一堆废纸。国内的平型关大捷研究,用了那么多年时间,动用了那么多研究者,搞了那么多采访调查,结果连战斗的开始、结束时间、日军有两支部队、从相反的方向进入两个战场的基本事实都没搞清。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留下档案记录,还原时使用的都是这种回忆录,或口述调查。
  对有争议的事件,必须上溯寻找到原始记录,调查各种意见,说法产生的来龙去脉。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战,故事都已经讲过好几代了。各种版本间抄来抄去,内容也越来越花。特别是英雄故事,可以说大部分情节都是战后形成,添枝加叶,发展出来的。若有争议,可以去查原始记录嘛:当初这种神话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和现在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出现差异,应该这样去调查。前几年为战史真伪引起的诽谤诉讼,判决书中出现的所谓“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到底是事实,还是教育宣传灌输的东西?一查即可明白。比如“狼牙山五壮士”,若调查原始出处,会发现当时被称为“狼牙山七勇士”,按日军的战史记录,实际上中方牺牲者近二十人。这些牺牲者为什么最后只剩下了五壮士?因为那些阵亡者都死于跳崖之前的战斗,不跳崖,即没有被宣传的价值。由此可明白,讲述这些英雄故事,加工完整英雄形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记录事实,而是为了宣传殉国精神。今日受《英雄保护法》(2018年)保护的,也不都是历史事实,而是宣传中的那种“核心价值观”。

  5.战果多半靠不住,树立新的“战损、敌情自报”原则

    受到政治的影响,今日的很多战史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塑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形象。所以贬低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如何打胜仗,如何歼灭敌人,这是不少研究者,和战史爱好者最关心的问题。即共产党八路军的战果和歼敌数字,是今日最受人关心的话题。但实际上,这些战果的记述,可以说是战史中虚假程度最高的部分。因为敌方的损失,你若没打胜仗,没把敌人全部歼灭,怎能知道击毙击伤了多少敌人?
  现在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课本中出现的“刘老庄英雄连”的事迹:82勇士(按日军记录是117名)全部战死,这是一个事实,从作战双方的记录中可得到佐证。但宣传过程中不久又出现歼敌数字,之后被扩大到战斗中歼敌170多名,最近又有一说,发展到歼敌300名。此战为日军(步兵第五十四联队第一大队)的歼灭战。中方军人全部阵亡了,是谁来、又是怎样来统计的战果?这两个数字,并没有任何根据,都是宣传中的创作。
  类似的例证很多。所以我提倡,战史研究中不要信赖战果记录,没有研究的必要。新方法是研究自己的战损。即自己方面的死伤记录,最好是死亡记录。因为战损,比战果研究的难度小得多,结果也精确得多。现在已形成国际研究接轨的条件,交战国各自应认真研究自己的战损,并互相交流情报,这样战果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日方公布的战损数据,可以说就是中方的战果。反之亦然。
  也应该把研究对象仅限于“战死,阵亡”,因为这是一个衡量战损的硬性数据——死者不可能复活。日军的战死统计数据。可以说日军在战斗详报,各种统计中记录的,或现在政府公布的战死、战没者数据,是一个很精确的统计数字。为什么这个准确?因为有户籍、军籍制度的证据。日本虽是侵略的专制国家,同时也是近代国家,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征兵是即是国家的法律行为,所以国家对所有的军人(雇佣者),都留下了个人档案记录,称军籍。若军人战死,战伤,国家有赔偿,补偿的法律义务。这个义务在战败后也没有过变化。战后对遗属的年金,一直要交付到遗属死去。——这是一种很优厚的年金,大概是我现在退休年金的两倍。赔偿、补偿的根据即是军籍、户籍中的记录。因为要与年金挂钩,所以对死亡记录管理得十分严格,战时也同样,各种手续,证明文件繁多,每种都要提出十至十五份以上(靖国神社,护国神社,厚生省,各县,自治体等,都有同样文件保存)。厚生省现在管理着明治建军以来的3400万件军籍关系资料,包括每一个军人入伍、调动、军阶晋升、负伤、死亡时间、地点、创伤种类等记录。中国人天天骂的靖国神社,和下面的护国神社系统(每县有一所)也同样,保管着所有战没者的履历、名单。靖国神社以合祀“英灵”为主,而各县的护国神社没有这一门槛,所以称“战没者”,包括所有的战争牺牲者。实际上,这都是研究战史的一个宝贵的资料库,问题是这些东西属于个人资料,现在并不公开。
  若从战损方面研究,你就会知道,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之役这天,日军(步兵第一百一十联队第三大队)并没有出现战死者,只有一名轻伤(中国的历史课本称毙敌90名)。
  同样1943年3月18日这天,日军(步兵第五十四联队)只记录了两名战没者。其中一名船越大尉,可确认是在突击中死于新四军十九团四连的枪口下,另一名战死地点不明。
  可以说,日军对自己的战损记录,特别是在日中战争(即抗日战史)初期是非常精确的,因为初期很少打败仗。太平洋战争之后,与美军作战,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日军大量死亡,不能详细记录死因。菲律宾之战,很多人是在热带雨林中之中饿死、病死的,无法收尸,无法统计。所以菲律宾的战没者(不明者)记录,是之后根据军人的出国归国记录作出的。比如说出去时的人事记录为50万,最后回来的记录是48万9千,其中的不明者,就进入了战没者记录。八年战争当中,日本厚生省1963年统计的战没者数字,是212万人(之后还有增加)。绝大多数都死亡在太平洋战场。
  最近抗战史研究当中又出现一个飞跃性发展,即利用政府《官报》研究日军在各战斗中的战死者。刚才讲了日本的征兵属于法律行为,所以被征兵的人属于国家公务员,被征用的专业人员(称军属)也同样。这些人若死亡的时候,陆海军省必须在《官报》发出公告:某某人,某日,于某地死亡。并没有具体的死亡地点和部队名。但有一定记录规则。若能深入研究官报的这种消息,即能掌握某一部队在某一战斗中的死亡数字。
  比如说1937年9月25日,也就是林彪115师打伏击的“平型关大捷”这一天,华北地区各地(北支那)的所有日军(约30万人)当中,各号官报一共记录了261名战死者。这数字包括平型关大捷(包括腰站阻击战),但不都是平型关大捷的战死者。在此至少可以知道,把这天华北地区所有日军的战死者都加到一起,也远填不满共产党所自称的歼敌数字。何况其数字也包括同时在长城线正面战场作战的国军方面的战果。
  官报研究,现在虽然有一定时间局限性(1937-1940年间),但这是一种证据确凿的颠覆性研究,不久将来共产党记录的所有大捷的真相,都会露出水面。
  不信任、不研究战果,只研究战损,这是我提倡的我的战史研究方法。我所进行的各种战争神话研究,都是按此方法进行的。每一个研究都能提出日军战死者的全部名单。我称此方法为“战损、敌情自报原则”。
  对敌情情报也是这样的,敌人部署、行动,属于一种敌情情报,是你侦查、报告的结果准确,还是敌方自己记录的作战部署准确?这也是一个不问自明的问题。
  国内的平型关大捷研究,至今还强词夺理,称日军是从后方向平型关前进的一个数千人大部队(以前称“第五师团主力”,现在已改为“后续部队”)。若遵循敌情自报原则,去研究日军的战斗记录时,会发现进入伏击圈的实际是两支部队,一个汽车队,是从关口返回灵丘的空车队,一个行李队,是从灵丘奔赴战场的辎重队。两者合计约四百余人。有战斗力的是那些汽车兵(八路军记录的老爷庙战场)。而行李队约百人,大多是是不拿枪的特务兵。若以敌情自报为原则,国内的所谓研究,也没有再继续强词夺理的必要了。如前所述,共产党控制的抗战史研究,最大目的是罗列战果,证明自己是“抗战中流砥柱”。如果采取这种“战损、敌情自报”的原则,这个问题在学问层面也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否被政权承认,被教育采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要注意问题的是写战史不能迎合大众心理,不能讲抗战故事。可以说这种大众的猎奇心理有很大市场,刺激了商业性大众作家的创作意欲。小说家,剧作家,说评书的都出来讲抗战演义,横店文化的横行,又创造出大量荒唐无比的抗战电视剧。很多战前已经澄清的历史事实,到战后又被从垃圾箱里翻检出来,重新做文章。这种无知的战争史娱乐手段,不仅妨碍了今日的民族和解,影响到抗战史的正确记录,还会演变成为大众拥军、尚武、好战的社会温床。成为支持国家霸权,鼓吹战争的工具。
  历史,是记录事实的科学,绝不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工具。这句话,就是我这次讲义的重点。
  好,我就先讲到这里了,大家有什么提问?

  提问阶段

  主持人:好,谢谢姜老师的辛勤付出!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大家积极的提问。
  听众A:姜老师您好!从日方的史料视角来讲,我们国内主流官方意识形态支持的宣传,有哪些您觉得特别明显的不为日方的史料支撑?您觉得给您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些?谢谢。
  姜:主要就是战果方面,差得太远了。
  一般来说,日军的内部记录并不夸张。比如说1933年的古北口之战,关于战果他们只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宪兵所清点的:古北口战斗当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600具。可中国方面自己的阵亡统计数字近2500人。说明了日军并不夸大自己的战果,没有证据的数字并不采取,还是比较严谨的。
  相反,在中国的战史记录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敌情,或战果的夸张,有时甚至超出事实多少倍。我的研究结果,共产党方面一般都在10倍以上,国民党方面也能达到数倍。比如滕县战役,描写说“地上有几十辆坦克”,“天上几十架飞机,一天到晚盘旋轰炸”。但人家也都有自己的记录啊,飞机有几架,一天来几次,对何处、投下几颗炸弹等。在文史资料的回忆录中有人(张宣武,熊顺义)说,日军在滕县使用了2万发、3万发炮弹,甚至有说七万发的。但人家也有记录:什么炮,各使用了多少发炮弹,其数字相加,最多也不过1500发。对敌情的夸大,对战果的夸大,是中国的战史记录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听众A:那么日美打了太平洋战争,您有没有发现日方的史料记录和美方的有比较大的出入呢,有没有夸大敌方损失,缩小己方损失?
  姜:我不知道这方面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对比。日方的资料有两种,一种是宣传材料,叫“大本营发表”,属于公开宣传内容。大部分是虚报战果——“大本营发表”这个单词,现在早已变为“撒谎”的代名词。这是对外的东西。对内的机密战史记录,是决不允许夸张战果、敌情的。因为会影响到自己的作战部署。在非正式场合(特别是战后的联队史等),有时经常夸大损失,日军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叫“全灭”,并不是真正的全灭。100个人的部队,若一次出现了四五十个死伤,失去了战斗力,他就称自己的部队“全灭”,这是它们的一个习惯。
  对战果的记录和表示,军内也有规定,在战史官式记录中,仅记录有证据的数字。即歼灭战后,清点的敌尸体数字。其他数字,比如战斗中,某一个下级指挥员报告的歼敌数字,虽作为报告内容也记录下来,但正式的统计中并不采用。因为证据不足。也经常见到“目击敌遗弃尸体多少多少具”的表现。即不是歼灭战,或没有机会清点。这种数字,也不会被正式采用。总之,日军战史记录中多见的是战损记录,很少见到正式(官式、公式)的战果记录。
  美军的记录也同样,对自己的战损记录得非常严谨,所有人都能与档案对号。可以说这种记述方法,是近代军队的共同特征。

  听众B: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中国军队在什么意义上才能算在战场上打败了日军?是不是以两军战损比来做判定?第二个是,如果要研究伪军的战损问题,姜老师有什么比较好的思路可以提供?
  姜:战损并不是战斗胜负的标准,而是从战略的角度判断胜利和失败。比如说台儿庄战役,实际上日军死亡人数很少,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仗是败仗,为什么?就是从战略角度看,台儿庄没有攻下,结果是自己撤出了战场。但若从战损相比,中国军队死伤超过日军很多,其差大概近10倍(中方军队很多很杂,很难精确统计)。台儿庄的局部战斗,日军的死亡数不到五百。死伤总合也不过两千。
  关于“伪军”,我只能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名词、是民族的苦肉计、被利用于夸大战果的工具。日军的死亡很难伪造,但称“日伪军”。这样数字就无底线了。国内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了到达宣传效果,模糊用语,创造出多种名词的政治含义。比如战史书,学校课本爱用“歼灭”“歼敌”,到底是什么意思?“消灭”又是什么意思?是死是伤不明。本意是击毙的“歼灭”“消灭”,在多年宣传中,已经变为“死伤”的代词,为的是满足政治面的虚荣心。凑集歼敌数字时,常用的即是“日伪军”“敌人”等等说法,我称其为名词语义的政治化表现,是十分不严谨的。
  死就是死,伤就是伤,日军就是日军,伪军就是伪军,为什么要混同到一起?日军方面通常不记录伪军的死伤。但伪军若参加作战行动(一般都是管理民夫、带路、搜集情报等辅助任务),其人数也会有记录。民夫的死伤,若与赔偿有关,也会有记录。记录目的不是为了民夫死伤,而是军费支付的证据:每人多少钱,支付对象是谁。这些可怜的死者,在共产党战果中也会被夸大数字,成为伪军,或敌人。八路军陈庄大捷中,日军记录过46名战死民夫的赔偿名单,数量约等于日军全体战死者数。

  听众C:姜老师,请问国共双方对于战损的统计有什么区别?另一个问题:日军如果伤亡较大,会不会也有隐瞒数字的情况?
  姜:日军的战损报告一般采用的是初报,比如说滕县战役,初报统计的是战死16名,仅仅是担任攻城的步兵联队的死亡数。但实际上有“战伤死”——当时负伤,不久死去;还有配属部队的阵亡者等。由于记录者主体不同,可能遗漏。配属部队就是作战中临时加入的炮兵、工兵等。原属单位不同,经常有遗漏现象,但不是作假。所以之后的全体统计中才能反映。我统计滕县作战,日军一共死亡24名。和联队战斗详报的数字不同。包括各种配属部队的死亡,和战伤死。这些证据从哪里来呢?即是前述的《官报》统计中得到的。还有战后做成的战死名录,这些东西都来自政府,地方的行政统计数据,和战后补偿、赔偿有关,都是不会隐瞒作假的。如果用各种方法交叉验证的话,战死者可以调查到很精确的程度。
  还有,根据战局的发展,基础数据不断完备,当初的遗漏者、失踪者,都会得到纠正和补充。由于不是对外公开材料,所以也没有任何必要作假。
  你问到国共双方对于战损统计有什么区别?国军和共军到底是怎么统计的,我说不清楚,很多东西都不敢相信,也无法核实。因为中方,尤其是共产党没有正规的征兵记录,到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参军,军队规模可能急剧扩张,杨成武的一个独立团,不到半年变成独立师了。战死者,除了党员、排长以上干部和红军战士,一般都没有记录,更不会补偿。因为共产党不能像日军那样有精密的人事档案或户口档案,所以战损,除了自己的一些零星数字外,永远是一个谜。对此,因为实在没有其他的立证方法了,只要有数字,不信也得使用。平型关大捷的战斗,各种记录不一,曾出现过600到800的阵亡说。共产党不是不肯公布,我认为共产党内部,自己也不会有任何可靠数据,因为并不是一种正规的、有严密管理制度和素质的军队组织。

  听众D:日本年轻人现在是如何看待这个中日战争的?
  姜:我对战史并不太感兴趣。研究这些战例,是为了破除神话,指出历史教育,和历史记录面的偏颇,病理。可是我发现,国内人对我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当然多数并不是支持,而是疑问、反对。
  刚开始的几年,我是用日文写这些战史研究的,发现在日本几乎都没有什么人看,也没有人关心,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都知道的平型关大捷,在日本没有几人通晓,包括历史研究者。所以之后改用中文研究、写作。对战争、战斗感兴趣,或不感兴趣,也代表了一国教育方针的倾向。日本人对战争,都认为是一种罪恶,很少人对战例、军队、武器、军神(英雄)故事感兴趣。我所知道的日文的军事史研究杂志,也只有一种。在中国截然不同,到处是军事杂志、武器杂志,有数不清的“军迷”、战史爱好者,对吧?甚至,发展到好战程度。有很多人是喜欢打仗的,好像共产党军队天下无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
  我曾经就钓鱼岛问题,在日中两国大学里,对大学生提问。一个问题是:你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中国和日本学生的回答同样,都说钓鱼岛是自己国家的领土。但是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是否主张动武?这时候,日本学生没有一个人举手,但中国的大学生当中,就有近一半人举手:打仗!占领!

  主持人:姜老师请看一看那个聊天框里面有一些问题,您可以挑着回答一下。
  听众E:我问一个问题。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中日双方都非常的敏感,日本有很多的说法,对于数字不能确认。您从您研究的文献上,对南京大大屠杀有什么研究成果?还有,日本军包围南京,进入南京之前的南京人口是20万,而进入南京之后是25万,这个30万人遇难者的大屠杀数字到底从哪里来?是不是这个大屠杀时间,双方算的起点不一样,终点又不一样,对象不一样,区域又不一样?谢谢。
  姜:我认为南京大屠杀本身已经政治化了,“遇难者30万论”是研究的前提,并不是研究结果。有国家在撑腰,使御用学者不敢脱离这个主线。另外若去大屠杀纪念馆也可以感到,它不是有充足史料的研究场所,而是一个激发爱憎感情的控诉法庭,缺乏学问研究的条件。每年的公祭日,也是最近才由政权所设立,传递的只是一种感情化的民族怨恨,和爱国主义精神。我认为都是现在所不须要的东西。相反,冷静,公平的研究条件,现在并不存在。这种气氛,现状,把许多想研究南京事件的国外研究者,特别是追究政府战争责任的日本研究者都排除在外。“30万”这个数字早已变成一个感情的符号,大屠杀纪念馆也变成了一个延续怨恨的控诉会场。所以,这种状态之下,很难开展对事实本身的追究。
  要是想真正公平客观地来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一下这种环境。从学问角度上,也应该承认世界通用的方法,即从战争国际法的角度上,追究战争犯罪的责任,不需要堆积整体数字,而是要确凿的个别证据,并将日军杀害平民、俘虏、伤兵的行为,和普通的战斗伤亡区分对待。
  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南京大屠杀,但是研究个别战史中发现过很多类似事件,滕县战斗就是一例,发现日军确实杀害了伤兵、俘虏。将这种屠杀的原因,构造搞清楚,明确日军的责任所在,并预防今后此类犯罪的发生,才是今日应该有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屠杀的构造,可分析一下日本政府的战争用语。政府自战后以来,和右派一样,一直不愿意承认日中间发生的是战争,想继续称其为“支那事变”。(政府对战争的官式称呼为“先次大战”,主要指的是太平洋战争。而1937.7-1941.12支那事变在此范围之外)。用语的寓意之一,就是在大陆战场发生的事态,并不是“战争”而是“事变”。所以不应该受战争国际法(日内瓦条约)约束、制裁。
  经过学术研究,搞清此类重要问题,比现在满腔仇恨地控诉鬼子罪行,煽动民族怨恨,将历史事件作政治筹码利用,要有益得多。


  近期图文:

  葛剑雄教授被打脸了,打脸者包括葛剑雄  
  
反对犬儒,更反对鹰犬:谈复旦葛剑雄教授风波  
  
世界大屠杀纪念日: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  
  
知识精英是最需要启蒙的一群人  
  
陶斯亮回忆文革中一桩告御状公案  
  
一种非法行径如何推动了中国历史性进步  
  
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究竟歼灭了多少日寇?  
  
假新闻:言论自由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考验  
  
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一个民族的素养  
  
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转向撕裂的半球化  



浏览(11065) (98) 评论(10)
发表评论
文章评论
作者:赛昆 回复 高伐林 留言时间:2021-09-01 17:34:49

萨苏的东西比共党官文更烂。

例如,毛冠蒋戴,把毛胡吹的“与敌万余激战”说成是老蒋的嘉奖令。

此外还胡吹:共军俘虏的日军军衔最高等,还编了个“柴山茂大队长”的故事。

回复 | 0
作者:三孝口 留言时间:2021-07-03 22:03:12

台児荘の戦い,

日本軍の損害は、第5師団の戦死1,281、戦傷5,478、第10師団の戦死1,088、戦傷4,137で、合計戦死2,369、戦傷9,615、総計11,984名であった。また、瀬谷支隊が独断で撤退したことが問題となり、瀬谷啓少将は後に予備役編入となった。誤断により坂本支隊に転進を命じた板垣中将や、瀬谷支隊の実態を知らず転進中止を命じた磯谷中将らの責任がどうなったのかは不明である。

以上日文资料说,日军损失为第5师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战死1088人、第10师负伤4137人,共战死2369人、负伤9615人,共11984人。参看以下链接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5%90%E8%8D%98%E3%81%AE%E6%88%A6%E3%81%84


回复 | 0
作者:三孝口 留言时间:2021-07-03 19:57:27

死者は約150人、負傷者は約40人だった.网上的日文资料

回复 | 0
作者:foxnews 留言时间:2021-06-30 21:03:12

出国以后,才开开眼。现在想想,厉害锅的历史就是个笑话,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官方历史。现在看多少人把演义当成了历史了?

回复 | 1
作者:高伐林 回复 雨村 留言时间:2021-06-30 07:56:56

谢谢批评。我说过,姜克实教授的研究成果,还是由他自己首先披露为好。我越俎代庖不合适(除非是他授权给我)。

据悉,姜教授最近连续被明镜火拍节目邀请当嘉宾接受了专访,不知他是否披露了数字?

回复 | 0
作者:良石 留言时间:2021-06-30 07:51:58

“历史,是记录事实的科学,绝不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工具”

说的太对了! 报“自损”是一个好办法! 可以还原真相,戳穿谎言!谢谢高先生介绍好文!

回复 | 2
作者:高伐林 回复 runqun 留言时间:2021-06-30 07:50:22

萨苏关于抗战的不少文章我读过,很受启发!但姜克实教授也指出,萨苏的文章也出现若干错误。

回复 | 0
作者:runqun 留言时间:2021-06-30 06:38:59

萨苏已做过详实报道。

回复 | 0
作者:雨村 留言时间:2021-06-29 12:24:30

平型关大战到底歼灭日军多少人?这是大家最关心的真相。老高在前言中故弄玄虚,不说,看遍下面的长文,还是没找到这个数字,失望!

回复 | 0
作者:赛昆 留言时间:2021-06-27 18:29:16

1,日本战史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写的“敌遗弃尸体xxx”很多也是胡吹。例如昆仑关战役的龙州作战,日军败退回南宁,却也“敌遗弃尸体1600,缴获…步枪359支。”该书说三木联队损失45%,却不像其他部队那样列出具体数字。总体来说,中国军队损失数应该大约是日军的缴获数。



2,中共的数字向来胡吹。汪朝光写的《国共内战初期的苏北战场》,胡吹粟裕的“七战七捷”,里面说“中共在苏中以损失16000余人之代价,歼灭国方6个旅和2个交警总队共54000余人”,并假装公允给出国军方面的资料:“国方统计为,己方损失30725人,共方损失82950人。(《徐州绥靖概要》附表)但由战场实况判断,此统计恐不无夸大之处。”


查了一下《徐州绥靖概要》,国方统计的苏中战役死伤人数仅8千多。汪某造谣的“30725”是1946年国军全年在以江苏为主作战计划中的伤亡人数。苏中战役到9月底为止,而30725包括12月的宿北战役和鲁南战斗,此项作战中,国军69师师长殉国,伤亡19324。


所以,根据姜教授的“按己方所报伤亡算”原则,粟裕损失16000,国军损失8600.


回复 | 0
 
关于本站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导航 | 隐私保护
Copyright (C) 1998-2020. CyberMedia Network /Creaders.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