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反感乃至痛恨此刻正發生着的歷史時，不要忘記這個時代不是一兩天突然冒出來的。希特勒式領導人也是被歷史製造的，歷史知識恰恰是製造他們的原料之一。歷史學家要對各自時代的歷史負責任。我們過去太喜歡把自己當作受害人，把責任推出去
老高按：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因其最近“價值觀重於事實”“任何懷疑否定動搖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都是歷史虛無主義”之類言論，不僅成為越來越多網絡寫手的靶子，也讓越來越多體制內學者不以為然，忍不住要站出來以正視聽。例如，清華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就寫了一篇《對不起，葛老師的意思我還是沒完全弄明白》；還有人搬出了北大歷史教授羅新的多篇文章，雖然不知其具體鋒芒所指，但是其內容足以反駁葛劍雄的觀點。姜克實教授在中國的一次遠程演講中還不指名地批評了葛劍雄。
其實，反駁今天葛劍雄的，還有葛劍雄自己——昨天的葛劍雄。我讀到葛劍雄最新反駁的微博《我的基本觀點沒有變過，今後也不會變》，文中的觀點是否對頭且不說，他說“基本觀點沒有變過”，這簡直是矢口抵賴嘛！
我找到《葛劍雄編年自選集：我們應有的反思》，一本中信集團出版的大書，其中有一篇葛劍雄1997年的文章《永恆的追求：真實的歷史——我的史學觀》，掃描下來，請今天的葛劍雄讀一讀白紙黑字——
以上294頁這段，他談到那些反對他的導師譚其驤的學者的觀點（他當然是站在導師一邊的）。他現在所持的，恰恰就是他當年反對的觀點。
再如298頁這段，看他如何歸納歷史的基本目的：
今天我想推薦孫立平和羅新的三篇文章，篇數雖然多，好在都不太長，一共六千多字而已。
對不起，葛老師的意思我還是沒完全弄明白
孫立平，公眾號：孫立平社會觀察
1、最近，網上為了葛老師的一個觀點，吵得不亦樂乎。我看了一些網友的質疑，也看了葛老師義正詞嚴的回覆。總的感覺，葛老師繞的能力是真強。我和一個朋友聊天的時候，她經常說，不行，我的腦子慢，你讓我捋捋你說的是什麼意思。看來，現在爭論的這個事情，不從根上捋捋還真會被葛老師帶入了迷宮。
2、社會學家默頓曾經提出過一對概念，顯功能和潛功能。我把這對概念的含義稍微改造一下，大體是下面的意思。任何人們製造或設計出來的物件，一般都有兩層意義的功能或作用。一層是顯功能，即人們想用它來幹什麼？它主要是幹什麼的？這種功能是明確和顯而易見的。另一層則是潛功能，即潛在的功能，也就是這個物件實際上還會起到的、並非是當初人們有意設計的、而且不是特別明顯的作用。
3、如果這麼來看歷史學的性質和作用，就比較清楚了。為什麼人們要研究歷史？為什麼社會中要有一個歷史學？其顯功能無非是這麼幾個。第一，了解過去。人類是智慧動物，總想知道自己的過去是什麼樣的，不管有用沒用；第二，實現文化的傳承和積累，沿着前人的足跡出發並走得更遠；第三，提供歷史的借鑑，避免走前人走過的彎路。有一點需要說明，這幾項功能的實現都要以真實為前提。雖然歷史研究不可能完全達到真，但必須儘量去接近真。
4、但歷史學起的作用絕不僅僅是這些，它還有潛功能的一面，比如說，搞歷史研究，從社會的角度當然是一項學術活動，但有時對研究者個人而言，又是一個飯碗，弄好了還是一個不錯的飯碗。不信去掉這層含義，還會有幾個人會以歷史研究為業？當然，潛功能還包括葛老師說的為政權提供合法性等。但這時也要說明一點，潛功能作用的發揮，往往也要以顯功能為前提。試想，沒有那個相對可信的真，就是為了別的目的胡編亂造，誰會給你飯碗？你即便是想拿着那假歷史去給別人幫忙，也只能是幫讓人笑話的倒忙。
5、如果是這麼看問題，就可以看清楚葛老師帶我們繞的是一個什麼迷魂陣了。實際上，在歷史研究這個大的題目之下，不同的人是在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人為了保存歷史的真實，寧可付出哪怕是生命的代價，也要秉筆直書；有的人出於探究過去的興趣，一輩子皓首窮經；有的人為了掙個飯錢，做着可能毫無意義的考證；有的人為了之外的某個功利性目的，儘量去挖掘有利的史實，甚至不惜扭曲一點。現實中這些都是存在的。如果用葛老師的說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不同意，但也不想反駁。
6、問題是，這些事情是應當分開的。用這幾天流行的話來說，為了真實的歷史與為了政治正確的歷史應當是分開的。而葛老師的問題則是，儘量把這些事情攪合在一塊，並且把這種攪合叫作“捅破了一層窗戶紙”。他不無誠意地說：我說這番話，意在告誡青年人、天真的讀書人不要以為近代史是學術，可以自由討論。在葛老師這裡，政治正確範圍里的事情，馬上變成對青年學者學術研究的要求。這哪裡是在“捅破一層窗戶紙”，這是在窗戶紙上倒了一盆漿糊。
7、為了讓這盆漿糊更好地黏在窗戶紙上，葛老師又援引了這樣一個似乎是不容質疑的說法：宣傳有紀律，學術無禁區。這句話，從政治上說，我不想評論。但葛老師是學術圈中人啊，難道葛老師不知道除了研究和宣傳之外還有其他的事情，比如發表和講授的問題？你說發表和講授是屬於學術還是屬於宣傳？應該用哪個標準？還可以設想一種極端的情形：如果那些真實但“政治上不正確”（其實這種不正確往往是人們臆想出來的）的成果都只能存在於研究者個人的電腦里，那將來人們學到的歷史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8、為了讓繞的這個圈子更有科學性，葛老師又提出了一個選擇性和價值傾向的問題。大體的意思是說，歷史研究總是有選擇性的，總是有自己的價值觀的，因為歷史是浩瀚的大海，你的研究不可能沒有選擇。表面上看，這話也說得很聰明。但其實是似是而非。誰也不能完全真實地還原歷史。秦始皇哪天洗腳哪天沒洗腳，乾隆皇帝哪天打噴嚏哪天沒打噴嚏，我們是還原不出來。但不能做到完全真實不等於不努力去接近真實。這不是歷史學的基本常識嗎？價值觀下的選擇也是如此。我為什麼研究這個不研究那個？我為什麼注意這個細節不注意那個細節？因為對理解歷史的意義及重要性不一樣。但這與從政治角度考慮的選擇不完全是一回事。
9、說到這裡，我想到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去徐水，回來路上順便去看那個大午。當時他正在走火入魔地研究黃帝還是炎帝（我記不清了）的出生地，說那個出生地離他們那裡不遠。然後還鄭重其事地託付我向歷史學界的朋友徵詢一下意見。恰好，過一段時間開會時遇到葛老師，我就說了這個事，問他這個事靠譜嗎（因為我對這個一點不懂）？葛老師的回答是，黃帝（或炎帝）這個人有沒有都說不清楚，哪來的出生地？我知道，大午弄那個也是想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找點文化資源。而葛老師的態度也很明確，歷史要以事實為基礎，不能為了什麼什麼就什麼什麼。
10、最後我還要說一句，葛老師在有的地方的表達上還需要斟酌一下。比如說，歷史上的歷史都是為政權合法性辯護的。這裡，合法性這個詞有點敏感，最好不用。而且，歷史上的統治者為什麼有時用扭曲事實的方式為自己服務？那是因為他們代表的是少數人的利益，有着嚴重的歷史局限性。我相信，在我們今天的時代，歷史真實性與政治的正確性之間的一致性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可以更好地得到統一。葛老師可能有點多慮了。
質疑與反抗是歷史學家的使命
羅新，公眾號：歴史在加速
我幾年前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一年，那裡有一位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90多歲了還每天到辦公室上班，經常寫文章、演講。他寫的很多文章是適合專業之外的人讀的。
後來我看到他有一本書叫作The Scientist as Rebel，就是《作為反叛者的科學家》，書名很有意思。我想我們應該也有一本書叫作The Historian as Rebel，《作為反叛者的歷史學家》。這涉及歷史學是幹什麼的，我們為什麼做歷史，我們做歷史是為了誰。
▌質疑與反抗是歷史學家的使命
歷史學家歸根結底不是傳承什麼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種古代的東西保存下來。他的使命本質上是質疑現有的歷史論述，去反抗、去抵制種種主流的歷史理解。
我們身邊的情形是，人們時時刻刻都在使用歷史，但其實絕大部分都是濫用和錯用——即便歷史學家自己也不免於濫用和錯用。可以這麼說，我們討論的歷史，我們所使用的歷史，我們所說的歷史，多半都是靠不住的，經不起追究的。
在我的領域也是如此，我是做魏晉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的，很多大家常常提到的東西都是經不起追問的。
比如有一個常見的說法，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的開發，這當然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因為從此以後南方人口、經濟的占比大大增加，整個歷史都改變了。
說起原因，中學教科書裡有一句簡單的話，而且大學裡也有很多老師這樣講，說是因為北方戰亂，大量北方農民到了南方，帶來了北方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所以南方就得到了大開發。
我做學生的時候，很容易就接受了這個說法，等當了教師自己在課堂上可能也講過。其實這個說法經不起追問：先進的北方生產技術是指什麼呢？是作物品種，是生產工具，是種植技術，還是勞動者的組織方式？當時北方旱作農業比南方稻作農業的技術更先進嗎？那麼旱作農業的種種技術能夠直接移植到稻作農業去嗎？
這是一個簡單的說法，這個說法掩蓋了許多深刻的歷史議題。換個思路，首先要問的是，那時的南方勞動者是從哪裡來的？都是北方逃難南下的流民嗎？難道不是以土著為主嗎？土著是些什麼人呢？除了原有的在郡縣體制下的國家編戶，大量不說漢語、不服屬國家管理的山區土著人群，所謂蠻人、山越，是如何進入國家體制的？
今日所謂南方人，他們的祖先難道都是北方移民嗎？當然不都是，或主要不是。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不是北方移民，而是被北方來的統治者成功改造過的，從蠻人、越人改造成了國家體制下的新型勞動者，他們轉變了文化和政治認同，成了說漢語、服屬王朝的華夏臣民，也就是我們今天漢人的祖先的一部分。
由此完成了一個深刻的歷史過程，華南變成了華夏、也就是後來漢人的家園。
然而這一轉變不是那麼簡單流暢，那麼理所當然的，不是一首浪漫曲，不是英雄史詩，其中充滿了征服、反抗、血淚和壓迫，充滿了人類歷史上許多近似情形下已為我們所知的那種人群對人群、體制對個體、強力對弱者所製造的痛苦。
在我們熟悉的歷史敘述中，這些痛苦早已被掩蓋、被遺忘、被轉化，成了一曲充滿浪漫氣息的、值得後人謳歌的英雄主義江南開發史。歷史敘述多半如此。哪怕是看起來確切無疑的那些說法，也經不起追問，經不起深入推敲。
▌做主流的抵抗者，重新質疑已有的說法
那麼歷史學家做什麼呢？歷史學家去重新考察這些東西，作為一個rebel，作為反叛者、起義者、異議者，去質疑那些被廣泛接受的說法，重新質疑、一再質疑。
在座各位不只有做歷史的，還有各個學科的朋友，我想rebel這個定位對大家都適合，各個學科都差不多，要做的都是重新質疑已有的說法，我們都去做已有說法的異議者，都去做主流的抵抗者，不限於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社會、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環境。
不管在什麼樣的社會、在什麼樣的時代，所有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都應該是反叛者、抵抗者。
正好最近我在想另外一個話題，就是歷史學對歷史的責任問題。歷史學和歷史學家不僅僅是黑暗時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時代的製造者。歷史學家參與了歷史的內在發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瀾的事。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納粹德國的歷史。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反猶主義，是哪裡來的？其中作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歷史觀，不能不說是17、18世紀以來德國歷史學家的製造品，他們宣講的民族史，特別是日耳曼民族史觀，就是德奧歷史學家的重要成績。
對日耳曼民族主義的一路上揚，這些歷史學家做了大量不只是推波助瀾的工作，甚至可以說他們就是主要的責任人。後來納粹精神的很大一部分營養即來自這裡。
看看我們今天，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發展狀況，大家各有自己的體察。我們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網絡上無論說點什麼都會有人來罵，比如，大家肯定知道這幾年大批網絡愛國者對姚大力先生的圍攻謾罵。（復旦姚大力教授在本是小圈子的討論中談到“大一統”背後的血腥代價。特別指出漢代征討匈奴，我們的歷史書只津津樂道“赫赫武功”“民族自豪感”，忽略了其中非人道慘烈現實。其專業意見觸犯了大眾“常識底線”。——老高注）
所以姚大力接着引申說，如果要全面地認識歷史，不能只看到一個“大國崛起”的威風，而忽視背後的問題，並期望今人能以史為鑑，在遭遇到類似處境時，儘量減少流血衝突。
其實我理解這些罵人的人，因為他們已經被教育成這個樣子，他們罵是因為你說的歷史和他們知道的歷史不一樣，而他們相信自己知道的歷史才是真實的歷史，你說的歷史是錯誤的。那麼他們的歷史自信是從哪兒來的？
其實也源自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以來歷史學自己發展出來的教條、觀念或常識，不是突然出現的，不是這幾年才有的，是很久以來、許多歷史學家參與製造的。
當我們反感、反對乃至痛恨此刻正在發生着的歷史時，不要忘記這個時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兩天突然冒出來的。納粹德國不是希特勒憑一己之力突然製造出來的。希特勒式的領導人也是被歷史製造的，歷史知識恰恰是製造他們的原料之一。
歷史學和其他一切學科大概都是一樣的，都是要對各自時代的歷史負責任的。這個責任我們過去檢討得不夠，我們太喜歡把自己當作受害人，把責任推出去。
1945年之後，西方學界對納粹時期的歷史學、考古學，有很多批判、反思。其實還應該追到更深更遠的地方，因為20世紀的學者又是繼承他們前幾代的學者而來的。
歷史學家做什麼，為誰做？所謂探究真理、探究真相，該探究什麼，為誰、為什麼探究？這些都是應該反思的。沒有哪一個學科、哪一個人能宣稱自己真正掌握了真理，這是到了今天我們應該完全明白的事情。但是做什麼、不做什麼，做到哪個程度，這確實需要我們反思學術史上、歷史上的教訓。
李禮讓我在簽到板上寫句話，我就寫了句“有所不為”。今天我們必須知道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的，堅決不做。作為一個rebel，一個反叛者，“有所不為”是一條原則。
為那些被遺忘的人發出聲音
羅新，公眾號：歴史在加速
20世紀中期以來的一個基本常識，歷史是一種記憶，史學被當作一種記憶來討論。
但事實上，是遺忘在塑造我們的記憶，理解記憶的關鍵在於理解遺忘。
遺忘有很多意義。比如一天記誦一萬字，我怎麼也記不下來，這種遺忘是個人生物屬性上的局限。
過去有“集體失憶”的概念來與集體記憶相對應，也是強調由於記憶能力的不足而無法維持與過去的聯繫，這種失憶是一個消極過程。
而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積極的遺忘，是出於某種目標，主動地、有意識地切斷與過去之間聯繫的遺忘。
焚書、文字獄、刪帖、屏蔽敏感詞或禁言，就是要造成一種主動的遺忘、一種強制性的遺忘。對於研究者來說，這樣的遺忘是有歷史學意義的。
記憶的形成過程，一方面是努力記住一些東西，另一方面則是努力忘記一些東西。
▌看似不存在的，也是必須關注的
我常常強調“遺忘的競爭”，因為我們能夠了解的所謂過去、所謂歷史，都是不完整的碎片，這些碎片是往昔歲月中持續進行的各種競爭——記憶與記憶的競爭、遺忘與遺忘的競爭、記憶與遺忘的競爭的結果。
那些相互矛盾衝突的史料碎片，不再是簡單的孰是孰非、孰真孰偽的關係，值得我們辨識的是它們各自體現着怎樣的敘述傳統，代表着怎樣的競爭力量，反映了什麼樣的競爭過程。
我們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記憶之外的內容，特別要看到某些特定內容是被什麼樣的權力組織精心且系統地排斥出集體記憶之外的。
過去幾千年我們能夠看到的傳統史學，就是這種被安排的結果。
中國史學有官修正史悠久的、獨特的傳統，這反映了政治權力作為歷史敘述競爭力量的絕對優勢地位，所有其他競爭者都因弱勢而難以發聲。
傅斯年說傳統的史學是“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當我們意識到存在着遺忘的競爭，就會發現如果我們不能了解掌權者為何、如何實現某些事項的遺忘，以及這些事項大致上可能是什麼內容，那麼無論進行什麼樣的道德倫理批判，都不能使我們向歷史走得更近一些。
因此，那些遺忘，那些看似不存在的，也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史學”。
▌探尋真相失落和被塗抹的歷史
關於記憶與遺忘的競爭，我舉一個很好的研究實例。
陳侃理在日本出版的《中國史學》第26卷(2016年)有一篇《〈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對於《史記》的史料學特色有非常好的討論。
討論的主要線索是，秦二世胡亥之繼秦始皇為皇帝，到底是不是秦始皇臨終指定的？
傳統史學中只有《史記》一種說法，即胡亥本非秦始皇指定的嗣君，而是在秦始皇死後由趙高、李斯矯詔詐立。
對於如此充滿潛在爭議價值的事項，秦末漢初必定存在多種說法，但是因《史記》的獨特地位，兩千年來，司馬遷所取的說法便成唯一倖存者，其他說法早已消失。
如果不是因為今日幸見出土竹書，研究者即使對《史記》的說法頗存疑慮，也因全無證據而無從質疑。
北大藏西漢竹書《趙正書》恰好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敘事，說秦始皇臨終讓大臣議嗣位人選，李斯建議胡亥，始皇說“可”。
不同的史料足以引發對這個問題的再檢討。司馬遷和他父親司馬談肯定是接觸到了《趙正書》所記的這個說法的，甚至應該還接觸過其他說法，但為什麼《史記》選擇了現在這個版本的故事呢？
陳侃理指出，《史記》版敘事起於楚人反秦時的政治宣傳，“胡亥不當立”的說法遂與漢朝的法統發生關聯，自然為《史記》所取，其他說法慢慢消退，終至湮滅。
《趙正書》屬於“小說者流”，在傳統史料學框架下當然不足與千古傑作《史記》並列，但正如陳侃理所說，《史記》的史料來源大多數本就是和《趙正書》差不多的百家雜纂，今人應該在史料意義上把它們放在同一個平台上審查。
不同研究者也許會在這兩種敘事間各有自己的傾向性，但這裡並不是急於是此非彼，而是在這個案例中看到了把史料當作史學的必要性。
《趙正書》與《史記》有關秦二世繼位的兩種敘事，與其他我們已不知道的敘事之間，當然是一種古老的競爭關係，本來《史記》版敘事已經取得絕對勝利，出土竹書卻使這種競爭死灰復燃。
面對這種競爭，我們不能簡單地偏向任何一方(或如傳統史學那樣，過度信任《史記》的經典地位；或如當今某些研究者那樣，一味偏向時間更早的出土文獻)，而要把它們都視為一種史學寫作，看看各自分別由誰寫、寫給誰以及為了什麼目的而寫。
這樣，史料分析首先是一種史學分析。如陳侃理所說：
“我們所要求得的歷史之真，不僅限於史料記載的‘事件’之真。……歷史學家不會輕易滿足於接受勝利者的戰報，他們‘上窮碧落下黃泉’，為的是回到歷史記憶戰爭的現場，考察戰爭中的各種細節和可能，追尋真相，以及真相失落和被塗抹的歷史。”
▌為那些被遺忘的人發出聲音
我說過，今天的歷史學家應該為所有那些被遺忘的、失去了聲音的人發出聲音，去探究現有的在競爭中勝出的歷史敘述是如何形成的。
當然這主要是年輕的、未來的歷史學家們的責任。現有的歷史敘述充滿了神話和陷阱，因為歷史是被說出來的，被製造出來的。
我們要知道，歷史越是單一、純粹、清晰，越是危險，被隱藏、被改寫、被遺忘的就越多。我們要拂去競爭的煙塵理解過去，展示歷史本來的多種可能。
這兩年十分紅火的《人類簡史》，雖然我並不認為它是一本很好的歷史著作，但書裡常常有一些很好的思想和表述。
比如書裡講到為什麼要研究歷史，說歷史和其他那些所謂科學的學科不同，歷史不能試驗、實驗，不能反覆發生，也不可預測。
學習和研究歷史，不是為了預測未來，而是為了擴大人類的視野，理解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過去有非常豐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現在我們面前、特別是呈現在某些敘述中的那樣單一和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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