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实践之弊远远大于设计之利。国际共运肇难如此之烈，当然得用力拧绞经验训诫、提炼防堵原则。否则，百年来的巨额“学费”就白白缴纳了，中国与人类还有可能重蹈复辙。只要还有穷人，共产主义就存在社会土壤，仍然有可能披新衣而还阳


　　老高按：中共百年，北京将要大张旗鼓地庆寿，自不待言，刚才读到RFI报道：北京警方公告，将于6月12至13日在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线举行建党百年庆祝大会核心要素演练，并实施交通管制。中共官媒和控制下的网络，百年贺寿文章更是铺天盖地。
　　让我想起那句扫兴的法国隽语：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中共百年自然也是海外思想文化界的一个大话题。鄙人不才，写不了鸿篇巨帙来评点中共百年轨迹、世纪寿辰，但也接受了媒体专访，从某些侧面来帮中共总结长寿秘诀之一二；我还在推特上自设了一个栏目：【党史三百则】，搜捡中共官方正统党史中没提、少提或者错提的史实，拾遗补缺，居然读者不少，每则浏览量少则六、七千，多则三、四万，多少能起到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共百年历史经验教训的作用。
　　几家肯定被中共打入另册的媒体，联合主办了关于中共百年的征文，陆续在网上刊出。我偶尔也会拜读。今天读到裴毅然的《百年中国共运回眸——防赤八诫》，感觉他讲的八条教训，汇聚了众多先贤哲人的吉光片羽，虽是裴氏一家之言，却可能启发更多读者也都来为中共党运国运总结、归纳各自的感悟。他的语言风格是文白夹杂，可能某些读者不很适应？希望不构成大碍。


　　百年中国共运回眸——防赤八诫

　　裴毅然，议报、民主中国、纵览中国


　　赤潮祸世百年，从最根本的源头上，套用一句熟语：“都是理想惹的祸”。社会发展离不开理想灯塔，因此各朝各代总有借披理想外衣或被理想所惑的兴乱者，分辨正义理想与兴乱邪说实为提炼赤难训诫之重头。为防赤潮再起，循灾因堵漏缺，止乱于初，扼灾于苗，尤须补上历时性文化漏洞，即提高全社会理性层次、加强辨误能力、提高“度”之掌控——既有理想又不偏方向。
　　马克思主义炫称“科学社会主义”，披罩“无私”靓衣，倚靠世人拨辨新说的时间差，赤旗一时新艳，惑力强劲。因此，针对靓丽“无私”、时间差“彼岸”，训诫相应为二：⑴一切以灭私为旨的“主义”均为邪说；⑵一切以“彼岸”证效的革命方案均须抵制。社会进化必须持守的基本原则：以经验为据、以实践为准。只能用实践证效之策济贫扶困，不能仅凭主观理想。
　　百年中国共运，前后八千余万国人陪葬[①]。笔者提炼防赤训诫为八——

　　1、现实第一

　　共运赤难核心谬因乃哲学性问题：理想与现实之关系。人类进步需要理想牵引，进步动力亦源于济世愿望，但理想必须合乎客观现实，主观的“应然”必须符合客观的“实然”，而非客观“实然”倒趋逆吻主观“应然”。追求理想不可降低已有文明水平为代价，更不能为理想而毁现实。
　　人类只能渐趋完美，要求立时完美，势必脱离现实。丘吉尔名言：“完美即瘫痪”。共产主义追求“完美”，自称“最后斗争”，各赤国无一不瘫痪。
　　西方学界掷评乌托邦——
　　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愚蠢的极致……把乌托邦主义看作现代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种邪恶力量。[②]
　　马克思主义以“未来”名义重新安排社会秩序，所谓“只接受未来检验”，实为躲避现实检验，各国共运一路滴淌暴力血腥，无法以现实为证。历史一再证明：文明只能缓进渐变，拾阶而上，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有“最后斗争”“直入天堂”，定为裹邪之说。
　　美国学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社会进步并不是一种批发的买卖，而是零售的生意。[③]
　　人类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看得太远，今天的局部修正，就是通往美好明天的台阶，积量变才能成质变，直接质变，一锹挖口井，可能乎？

　　2、尊重传统

　　共产主义彻底否弃传统，颠覆一切秩序，大乱甲乙，赤难直接成因。传统之所以必须尊重，就在于它是人类经验仓库，凝含一系列历史理性，尊重传统就是带上祖先最好的东西。法国法学家让•多马（Jean Domat，1625～1696）：惯例乃自然法的一部分。[④]长期形成的惯例实为博弈之果，存在即合理，凝含种种实践经验。
　　开来只能立足继往，立足既有台阶，尽量利用已积淀的经验、已有建筑材料。尽弃传统岂非极其愚蠢地退回周口店，一切从头摸起？不沿着既有台阶前进的革命，势必偏离理性中轴，拐入旁门左道。中国共运肇难如此惨烈，跌入吾华历史黑暗谷底，从最低标准再出发。二十一世纪初，王蒙：“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worst。（比最差稍好）”[⑤]
　　社会秩序的核心就在于各种利益关系的精细协调、精密码放价值序列。与时俱进的制度修订，合理性只能来自实践试错，无法人为设计。中国这样的古国大国，现代化转型必须带着传统一起走，骤然与传统脱节，失去检验新说标尺，一切乱套失控。赤色革命宣称只接受未来检验，当下一切（包括赤区灾难）失去检验赤色革命合法性，实践失去检验“真理”的资格，吾华由是走向绝地。
　　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卢布哈恩（Clyde Kluckhohn，1905～1960）：
　　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⑥]
　　1775年美国“大陆会议”，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著名讲演词——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以往的经验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判断未来。[⑦]
　　世界近代史也证明：成功的社会变革多为渐进衔接型，可逆可改，留有校正余地。如英国光荣革命（1689），如西北欧、北美、亚洲四小龙（韩台港新）、约旦、摩洛哥、印度……这些成功范例所凝结的经验得到广泛认可。
　　激进论、突变说，以主观设计否定客观经验，危险系数极高。社会变革，牵一发动全身，不经实践，各项变量难以预测，宁慢勿错，宁可摸着石子过河，脚踏实地，安全第一。断裂式突变，与传统完全脱钩，弃经验而就未知，革命成赌博，脱轨列车，势必坠渊。“五四”左翼士林认定现代化必须首弃传统，中国现代化走了大弯路直接首因。
　　传统≠消极，保守≠落后，尊重传统=尊重自然。吾华经典“中庸”、古希腊箴言“凡事勿过度”，不走极端、可控可逆，至要箴言。

　　3、防堵艳说

　　创新之日即易错之时。大胆设计，必须小心求证，岂能倚新自圣？艳说求靓，必悖常俗，以新求艳，以靓炫世。史实证明：越靓丽的“主义”势必越脱离现实，因为距离现实越远才可能越显靓丽。悬幌“终极解决一切”，一定是无法到达的乌托邦。至少两三百年内，人类只能在通往美好的路上。再则，真若到达尽善尽美的终点（不必发展也不可能发展），岂非相当可怕？
　　士林向以救世济民为职志（“开万世之太平”），先天左倾，容易接受大尺度变革方案。这一士林弱点，恰为马克思主义所趁。追丽逐艳，迷醉幻影，人性重大弱点，赤潮发韧滥觞。
　　德国诗人弗•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⑧]
　　认清邪说、褪其靓衣，需要一定时间，存在致命“时间差”。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约翰森（Hewlett Johnson 1874～1966），1930～50年代访苏访华，不断为赤色共运高声辩护。1953年，大教长出版《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宣称在中国看到二十年前苏联出现的“人间天国”——
　　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
　　（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⑨]
　　1965年，伯兰特•罗素仍在挺共：“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⑩]1972年，费正清认为中国文革乃“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将人性引向“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管理中国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典范，值得美国仿效。[11]
　　人文学科乃错误高发区域，各种主义各套逻辑，解释历史、规划未来、校正现实。意识形态决定价值排列秩序、看待事物的立场角度，每一场大型社会运动均起于意识形态之萍末。西方社会学家：
　　观念一旦确立就拥有很强大的力量。最后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大动荡就是由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造成的。
　　信仰使人成为自己梦想的奴隶。[12]
　　世上本就不存在一钥开千锁的“主义”，治世良方也不可能从一种“主义”中提取，只能综合各维度经验不断调试修正。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经验，谁都无法成为导航万世的上帝。

　　4、分权制衡

　　再贤明的领袖也可能犯错，再伟大的个人也难敌集体智慧，国家命运决不可拴系一人之识、握于一人之手。三权分立虽存弊端（易引纷争），但能及时纠错，防止独裁，利弊相权，历史现阶段最精密的政治制度。尤其较之一党专政，中共都很清楚矮了一大截。毛泽东独裁祸国，中共无法程序性制止，解决“四人帮”仍靠老套路宫廷政变，中国政治目前仍处于暴力集权封建低层次。
　　欧美民主政制凝结政治操作各种历史经验，兼顾人性方方面面。三权分立历经欧美三百余年修订调整日臻完善，模仿照抄，成本最低，便宜可靠，为什么非要“中国特色”？还不是中共强硬坚持赤色意识形态、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坚持“一元化领导”、“不松劲”？！

　　5、保障自由

　　自由的价值根柢在于保护个体权益，任何人为灾难均起于对个权的剥夺，如大饥荒时期规定不准给濒临饿死的“两劳”人员邮寄食品。[13]1975～76年英国皇家学院邀请数学家杨乐、张广厚访英，因“个人出访审查极严”而搁置。1977年，对方再发邀请（瑞士国际函数论会议），中科院外事局递呈报告月余，经政治局在京成员一一画圈，两位数学家才得出访（文革后首例）[1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迁徙自由、无择业自由、无进出境自由……直至无思考自由。今天，中国仍没有第一台阶的言论自由，更无组党自由，任何集会（包括家庭教会）都会有麻烦，甚至会入狱（2020-2-15北大法学博士许志永因厦门聚会被捕）。[15]
　　自由为现代人文理念轴心。自由不仅为创造之源，言论自由还保障对各种新说的及时拨辨。同一体系内思维运行同轨，很难发现体系本身的庐山之限。东汉王充（27～97？）已看到“二论相订”的必要性——
　　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案书》）
　　自由保证多元，各体系通过互诘浮露局限、修订完善。绝对尊奉一种学说一则主义，等于拒绝辨谬剔误，很愚蠢的固步自封。辨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得走出庐山，才能终识“庐山真面目”。

　　6、警惕革命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青年壮志，雄视天下，一揽子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天翻地覆慨而慷。然社会纷繁复杂，起底变革，各种变量难以预测。百年赤难惨烈证明：宁改良勿革命，宁慢勿迫，尤须警惕青年革命。曾经也是革命青年的钱理群（1939～ ，中右），晚年引用米兰•昆德拉名言警示后人：“青春是可怕的”。[16]青春热情冲动，发愿宏大而识见尚浅，不易看到社会问题牵涉的方方面面。
　　北伐时期青年学生大面积信仰激进赤说，先红后黑的陈公博（1892～1946）：“学校未入世的青年都是好奇立异的，也是比较单纯的，三民主义太复杂了，焉有共产主义那样明了！”[17]1932年，章太炎：“现在青年第一个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18]

　　7、告别暴力

　　西方知识界从法国大革命看到暴力革命的巨大负弊。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认定秩序乃自由的前提：
　　当古老的生活见解和规则被取消时，那种损失是无法加以估计的。从那个时刻起，我们就没有指南来驾御我们了，我们也不可能明确知道我们在驶向哪一个港口。
　　我体会到这场变革不是带来了改进，而是需要一段漫长的年代才能多少弥补这场哲学式革命的后果，才能使国家回到她原来的立足点上来。
　　柏克精辟分析：英美革命以维护传统价值为宗旨，法国大革命则以破坏传统为目的；英美革命指导思想以现实为基础，法国革命则以抽象哲学观念为依据。[19]英国的保守正来自对英法革命的深刻剖识，确立非暴力原则。保守主义也是英国得以摒拒赤潮的文化绝缘层。
　　秩序本身就是革命质量的保证，至少保持前后衔接，减低变革成本。现代文明度也集中体现于非暴力。任何暴力革命学说，源头上即应堵截。
　　中国一日不送客马列，中共一日还能“不忘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吾华赤难就尚未结束，就还在为马克思主义缴纳暴力性“学费”，中国人民还在熬受红色暴力。

　　8、“平等”之辩

　　平等，赤潮借以发韧的价值初始支点，最有煽动力的号召语。但是，历史现阶段还只能达到基础平等——生存权平等、教育权平等、种族平等、法律平等，尚不可能达到财富平等、机遇平等、能力平等、实现愿望平等……非洲贫困孩子的命运如何与欧美中上层家庭孩子“平等”？就是欧美国家，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旅途也不可能“平等”。同时，欲望无限而“蛋糕”有限，“平等”实现各种愿望本无客观可能。硬要一律平等，不承认差异的必然性，不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势必摧毁殖富机制，共同富裕只能得到共同贫困，均富成均贫。
　　“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深陷赤漩，自就“平等”缚绳。1974-12-26毛泽东谓周恩来：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20]
　　不同努力不同禀赋得到不同结果，也是一种平等，一种更重要的平等——保持社会整体平衡的平等。公有共产只顾穷人一头，不同工而同酬，等于鼓励不劳可获，制造更大不公——弱者剥削强者。追求单一“平等”而打碎整体平衡（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以偏概全以小损大，除微疵而毁整器。

　　结语

　　共产主义非不熟之果，并非生产力尚未达到相应阶段而失败，而是原理错误原点歪斜，永不可能也不应实现。共产之弊远远大于设计之利，全球赤国一律经济瘫痪、持续饥荒、政治恐怖、特权腐败。实践证明：失去绩效酬差，根本无法“按劳取酬”，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破坏生产力。人性本私应私，理性制度只能兼私含公而非灭私纯公。
　　辨邪说于新兴，识凶险于初萌，史学最重要功能。国际共运肇难如此之烈，当然得用力拧绞经验训诫、提炼防堵原则。否则，巨额“学费”就白白缴纳了，人类还有可能重蹈复辙。“共产”“平等”对穷人诱力永存。只要还有穷人，共产主义就存在社会土壤，仍有可能披新衣而还阳。因此，必须警惕各种花哨艳说（挂幌拯溺济贫），说得越靓，越得提高警惕！

　　2021年4月  Princeton
　　本文为尚未出版拙著《这是为什么？——“右”难及成因》总结部分，2021年3月18日哥伦比亚大学网上演讲内容。

　　注释：
　　[①] 1949年前2000万，1949～1957年415万余（土改60万、镇反70万、剿匪260万、抗美援朝20万、肃反5.3万），1959～1961大饥荒4000万，1966～1976文革2000万。
　　[②] （美）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Jerome Meisner）：《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15。
　　[③] 胡适：〈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自由中国》（台北）1949-11-20。《胡适选集•政论》，文星书店（台北）1966年，页192。
　　[④] 转引自（英）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法国革命论》（1790），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9年，页198。
　　[⑤]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06年，页228。
　　[⑥] 转引自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页429。
　　[⑦] 帕特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晓柳主编：《历史深处的声音》，海南出版社1999年，页57。
　　[⑧] 转引自：（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页29。
　　[⑨]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89～190。
　　[⑩] （英）伯兰特•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6年，页1。
　　[11]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90。
　　[12]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51、115。
　　[13] 巫宁坤：《一滴泪》，远景出版公司（台北）2002年，页95。
　　[14] 〈杨乐回忆当年以个人身分出国•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都画了圈〉，《中国青年报》（北京）2007-8-22。《报刊文摘》（上海）2007-8-27摘转。
　　[1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许志永
　　[16] 《钱理群文选——拒绝遗忘》，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90。
　　[17]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23。
　　[18] 章太炎：〈今日青年之弱点〉，晓柳编：《历史深处的声音》，海南出版社1999年，页169。
　　[19] 柏克：《法国大革命》，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8年，页104、174、页iii、xi（译者序言）。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4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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