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預言會成真嗎——未來真正抓住新生代靈魂、對中國可能構成威脅的激進思潮，一定是基於強烈民族主義，並在經濟上推進均貧富的意識形態；而群眾政治的歷史揭示，貧窮的新生代群體必然仇恨直接壓迫他們的有產者，必然呼喚對有產者冷酷的群眾領袖


　　老高按：隨着中美意識形態對抗、地緣政治衝突的加劇，隨着中國國內社會矛盾的複雜化，互聯網、社交媒體、自媒體作為輿論載體的地位日益突出，其政治價值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讀到王陶陶的一篇文章《兩種矛盾的變化：中國網絡意識形態的現狀與隱憂》，感到很有參考價值。
　　我請一些朋友讀這篇文章，立場觀點相對偏左的朋友認為作者說的很有道理；立場觀點較右的朋友則給予譏評，認為其不脫中共外宣框架，“從國家安全角度看”云云，更隱隱透露出某種投合官方意圖的機心。
　　這位作者王陶陶無疑可以歸為理性左派，顯然比較年輕（估計比我要年輕二三十歲吧）。我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讀書人，讀到文章中描繪“自由主義破滅是大勢所趨”，心裡自然是非常不爽；但我很明白，作為獨立思考者，最重要的品質應該是正視現實、承認現實——哪怕這個現實並不符合我的價值理念。
　　我們首先要追問的是，此文所分析的中國新生代年輕人（從年齡上說，應該是我們的孫輩）的處境、心態和訴求，是否屬實？文章所預言的未來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否確有事實依據、是否符合論證的邏輯規範？
　　作者的主觀動機如何，我們當然不能置之不問，但並不那麼重要。屈原、杜甫、歌德……都擁護當時的統治集團和制度，但他們作品的意義，卻遠遠超越其表白的教條和主觀意圖。
　　我早就對拘泥於、糾纏於什麼“左”還是“右”這種標籤，不以為然。我多次說過：對於中共來講，只有“乖派”和“不乖派”；對於我自己來講，只看是“真實至上”還是“政治領先”。
　　王陶陶此文在微信上流傳時，文後跟帖甚多，大多是願意思考的年輕人的留言，很值得一看。隨手摘錄幾則：
　　▲托派在20歲左右的學生群體裡面很有市場。
　　▲我在知乎看到一個人說計劃經濟好，他舅舅跟他說了不少為什麼好的事，我看到後就懷疑他舅舅是國企工人，果不其然確實是工人。不少人對計劃經濟是管中窺豹，而他也會只看自己想要的。根本溝通不來。
　　▲付出與得到不成比例，現實與期望落差極大，所有憤怒都是危機的土壤
　　▲前半部分的解析還不錯，但是最後那個擔憂真的是杞人憂天，還是說明自己不夠懂年輕人，他們無非就是想要規矩和公平，你非要渲染成他們想要大破大立
　　▲寫得真好。雖然我自詡為自由主義者，但時代的大潮確實已如文中那般顯示了自己的方向。
　　▲同意作者的看法，對目前互聯網上的矛盾把握得較準確，貧窮者想再來一次革命，但是對國家對人民又是一次災難，而且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有一位對我有很多思想啟發的朋友，昨天寫了一句話給我：
　　最近給自己定了一個新規矩：少看老年人的文章，多聽年輕人的故事。


　　兩種矛盾的變化：中國網絡意識形態的現狀與隱憂

　　王陶陶，微信公眾號

　　說起來，筆者近來閱覽了不少國內網絡意識形態的論述，但大多偏理論化。當前的內外形勢需要更為實際的論述，今天，筆者作為一個曾經的行業人員，結合過往，簡單講述一下當前中國的網絡意識形態變化，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隱憂，僅供參考，希望有所助益。

　　兩大矛盾的突出對網絡意識形態的影響

　　儘管海內外很多人過於強調官方在網絡意識形態變化中的作用，但實際上，跟歷史上所有民間重大意識形態的變化一樣，除了國家的有效引導，真正對社會輿情起主要作用的，乃是大環境的變化和代際認知的變遷，中國網絡意識形態的近些年變化同樣如此。
　　筆者作為曾經的行業人員，對中國網絡輿情的關注歷來極為關注，從2015年以來，中國網絡意識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離不開兩種關鍵性的因素。

　　第一種因素，乃是外部因素。
　　即中西方關係自2015年底以來的不斷惡化，這種惡化從美軍戰艦2015年底進入南海島礁12海里以內開始，經歷了2016年南海仲裁、2018年貿易戰、2019年HK風暴、2020年疫情對抗和2021年新衝突等，每次衝突都使得中美民間互相觀感急速惡化，這不僅僅促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也很大程度上帶來了中國自由主義的衰敗——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本質上親西方思潮，是不可能在中西方對抗日益加劇的時代找到道義基礎的。
　　考慮到中西方關係未來還會繼續惡化，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衰敗還將繼續，除非中西方關係未來改善，否則自由主義不會復興。
　　事實上，當前中國自由主義的衰敗，與中國近代史上的兩種情勢是一樣的。如：
　　1931年中日關係急速惡化後，曾經在辛亥時代風盛一時的大亞細亞主義在中國迅速衰敗，那時候的國民黨要員如汪精衛等很多同盟會元老，作為堅定認同亞細亞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們對中日開戰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接受不了這種結局，甚至選擇是投敵加入偽政府——而亞細亞主義在抗戰中的消亡，更使得其幾乎被中國人完全遺忘了。
　　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急速惡化，在曾經對蘇聯極度仰慕的部分幹部和知識分子中，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動。
　　因此，今天中西方走向冷戰，第一個巨大的衝擊就是指向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他們的衰退是歷史的浪潮的第一波，這同時也促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這種思潮變化的情勢，並不讓人意外。

　　第二種因素，乃是代際認知分化或者說代際矛盾
　　相比於外部因素，中國社會的代際認知分化，同樣對網絡意識形態造成了深遠影響。
　　自改革開放以來，一代代的中國人受惠於開放和市場帶來的好處，尤其是知識青年，更是如此。60後、70後大學生畢業後，很快以較低的成本在城市定居，過上了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他們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規則認同度是非常高的，這一代高知人群甚至普通人很難理解任何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反感情緒。
　　這種心態大致一直持續到80後左右，但到了90後年輕人中，則發生了真正的變化，至少相當一部分90後知識青年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認知與前輩不同。我們很難理清變化的時點，但新一代年輕人對市場經濟規則的看法確實是負面的，至少比前輩更不好。
　　最明顯的跡象，就是中國新一代知識青年尤其是小鎮遷居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識青年，在經濟上更崇尚財富平等而非自由競爭，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合理性的看法更加複雜化，甚至偏負面。
　　60後、70後往往很難理解90後、00後的認知，因為在他們眼裡，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曾帶給他們相當明顯的地位提升和財富增加，他們不可能理解相當一部分新生代為何會反感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但是，假若一個人真正經歷過當前大部分90後知識青年的工作生活，就會真正理解變化的原因何在。
　　1、相比於對自由和權利的渴望，新生代年輕人更能感受到市場經濟對他們的“壓迫”——這實際上是中國自由主義衰敗的另一個原因，他們在經濟政策上固執的自由主義堅持遭到越來越多新生代年輕人的反感。
　　譬如，我以前曾經在一個媒體公司工作，剛開始一個月薪水是稅前4800，稅後3000多，後來上漲到稅前6000，稅後4900，最高時達到稅前8000，稅後6000左右。租房每月花費是2000元，吃飯花費每月也是2000左右，一個月省吃儉用，結餘1000-2500左右，一年滿打滿算存留3萬元，這點錢若是想在大城市買房是不可能承擔的。
　　說起來，80後小鎮青年畢業時，買房壓力還不是非常大，至少是可以實現的，房價至少不是特別誇張，但90後小鎮青年畢業後，房價基本就上衝到他們不可能承擔的地步了，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麼，很多人一定會問，90後年輕人不可以回老家找工作嗎？實際上，確實很難，我自己就曾經嘗試過回老家找工作，但最終發現這並不合適。因為越來越普遍的產業集中，三四線老家沒有什麼靠譜的工作，私人企業收入一般很難超過3000，地方國有企業進去非常困難，事實上，只有考公務員才行。我當年回老家後就是試過很多辦法，但最終還是去外地鄉鎮當公務員去了，這是親身體會，感受最深——三線城市真的很難有好的工作機會。
　　事實上，我過去工作過的媒體企業還是非常人道的，至少基本保證雙休，上班時間也不會超過8個小時，工作環境是比較安逸舒適的，雖然收入不高，但個人時間卻也豐富。
　　相比之下，當前相當一部分企業，早就開始推行996工作機制，有的甚至是007，基本不給員工個人留存時間，新生代年輕人為了工作，早上八點鐘起床，晚上十點回家（為了節省房租，需要路上一個小時通勤），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時間，這種時間範疇的工作，收入往往並不算高，或者說也很難讓他們有安居的希望，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這種情況下，你覺得新生代年輕人會對市場經濟感恩嗎？
　　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作為曾經的獨生子、小皇帝，作為曾經的小鎮做題家和天之驕子，以及作為現在的知識青年，感受到的乃是市場經濟競爭規則下的巨大的壓力和苦澀，他們即便不仇視市場經濟，也絕不可能懷有什麼感恩心態。
　　目前而言，雖然我沒有看到這些年輕人提出什麼類似於北一輝（1883-1937，思想家、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創立者，因參與策劃1936年“二二六”事件被當局處決。——老高注）、托洛茨基那樣的激烈反市場經濟理論主張，但這種新問題的拋出是遲早的事情，這代表着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重大問題，且遲早會構成一個不可忽視的挑戰。
　　2、同樣，相比於對私人產權的尊重，相當一部分新生代年輕人更能感受到這一概念對他們的“壓榨”而非助益（在這部分新生代年輕人中，他們稱之為壓榨），至少就我接觸而言，相當一部分新生代年輕人對所謂的私人產權的感情是非常複雜的，有些人甚至認為應該無情地打擊“為富不仁者”。
　　搞清楚這個問題其實非常簡單，60後、70後甚至部分80後知識青年進入大城市後，逐漸成為了大城市中產階級，隨着地產價格暴漲，這些人的財富迅速累積，但這個累積的代價是新生代小鎮年輕人支付的，這不可能不讓他們反感。
　　對此，我曾經苦口婆心勸說過一個年輕讀者，說為何我們需要對市場經濟和私人財產報以尊重，他冷笑尖酸的回應至今讓我難忘：
　　“我憑什麼尊重這種狗屁規則？憑什麼比我畢業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沒有我優秀，卻買到了一座我現在需要三倍價格才能買得起的房子？憑什麼那些終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深圳農民什麼都不做，一天收的房租比我這個勤勞好學的優秀工程師幾個月還要多？憑什麼那些房東打打麻將，一年房價上漲的好處比我一輩子勤勤懇懇工作還要多？我現在沒有錢、沒有女朋友、沒有時間，很快連青春和希望都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讓我尊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憑什麼？”

　　一部分年輕人稱自由主義為：“自由的壓迫員工，自由的炒作房價”

　　我常常看到60、70後常常抨擊新生代年輕人的激進左化，甚至稱之為頹廢或者不可救藥，但實際上，就像所有歷史呈現的那樣，每一代人基於不同的角色和經歷，會對同一件事務存在不同看法，這是必然的。如果60後、70後經歷了長時間的漫長工作後，薪水依然難以提升，生活看不到真正改變的希望，而且又體會過類似於蛋殼公寓事件的悲哀，當資本套利而走、房東呼喝上前，又有誰還會繼續保持對所謂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的尊重呢？
　　這就是歷史啊，我讀世界歷史的時候，常常感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輕人被激烈的民族主義和均貧富意識形態所吸引，締造了北一輝引領之新生代激進民族主義和仇富思潮的迅速崛起。看歷史的時候，我曾經不能理解當時的日本新生代年輕人在經歷了大正繁榮（1905年-1928年的日本經濟繁榮）之後，為何會如此仇視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直到近幾年目睹當前大部分新生代年輕人的境遇，總算是解決了我過去對歷史的困惑。
　　馬克思說過，經濟地位決定意識形態的流向，事實也果然如此。自由主義思想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的堅持，使得他們不可能獲得大多數新生代年輕人的認可，新一代的大多數將自由主義思想，視為給資本、買辦張目的洗腦，對其極力聲討，乃是新生代經濟利益決定的，而非一種單純被迷惑。

　　視頻：1936年2月26日，貧窮的日本新生代年輕人軍人在北一輝激進民族主義和仇富思潮引領下，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大革命（略）

　　中國網絡代際認知的變化軌跡

　　關於中國新生代年輕人思想變化的軌跡，其實是有跡可循的，筆者作為曾經的輿情工作者，對此一直關注，並體會甚深，下面我以自己觀察的幾個節點，列出中國互聯網思潮的變化，以此籠統的劃出新生代年輕人的思想變遷。

　　1、2016-2017年頹廢思想的出現
　　在至少2015年之前，大多數中國新生代年輕人對市場經濟競爭是抱有正面看法的，但是，2016年出現一個尤為值得注意的網絡輿情，預示着這種看法的變化：
　　2016年7月，中國著名喜劇演員葛優在1993年《我愛我家》中的頹廢躺癱劇照激發了整個互聯網的熱情，相當多人（以年輕人為主）轉載這種照片，對之報以積極評價，使之成為當月最熱的輿情，事後，一份官方媒體這樣評價道，“一張20多年的癱躺劇照，沒有任何宣傳、營銷、炒作的情況下，為何有越刷越火，火到巔峰的勢頭呢？有專家認為，葛優躺其實是一個負面頹廢形象，可以理解為當前快節奏的狀態下，人們對葛優躺的羨慕嫉妒恨”；
　　2017年7月至11月，一位叫周立齊於2012年盜竊被捕後的視頻也開始爆火，原因是周的幾句話，如“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竟然點燃了廣大網民的熱情，進而引燃了輿情。而且這個視頻，2013年就出現了，但在當時毫無反響，卻於2017年爆火，與葛優躺一樣，這種輿情顯然是觸摸到了新生代年輕人的共情之處。

　　這兩件輿情，從輿情分析來看，如此巨大的熱度，實際上，表明了相當多新生代網民思潮的第一個變遷點，對市場經濟秩序呈現出消極的看法。事實上，到了2017年末，中國互聯網輿情大數據中，可以清晰看到“內捲化”一詞的引用頻次急劇攀升，這個曾經的古老詞彙越來越多出現在中文互聯網上，作為新生代工薪階層對時代焦慮的表達。

　　2、2019年4月-2021年5月初仇富思潮的出現
　　從代際認知的角度看，2019年4月是一個中國互聯網意識形態的重要節點，這個月，彼時的中國首富馬雲提出了“九九六福報”的看法，結果遭到了新生代年輕網民的瘋狂批評，這一輿情事件點燃了中國新生代對企業家的負面看法，從此以後，年輕人攻擊富人的輿情事件越來越多。
　　2020年，相當多小鎮做題家的年輕人在互聯網上攻擊丁真、攻擊《後浪》、甚至攻擊清華合唱團，2020年後半期，中國互聯網上出現了新的詞彙——“打工人”，這個名詞是新生代將自身處境地更加負面化，對自身經濟階層的更加具象化，實際上也更加具體地表達了自身的不滿。
　　2021年5月，大批網民猛烈攻擊了騰訊高管張軍和著名演員張國立，這進一步顯示出代際認知的差距和仇富思潮的明確化。
　　說起來，部分中國新生代網民對前輩精英階層的敵視，並不一定因其體制內外、立場左右而變化，否則不能解釋他們猛烈攻擊《後浪》、清華合唱團。
　　與大多數海內外觀察家想象的不同，這是一種經濟矛盾的體現，而非政治矛盾的異化——他們本質上是不滿於經濟秩序，一種他們眼裡，他們需要付出比先輩更高、更重代價的經濟秩序。
　　他們的這種憤怒還會進一步延伸和變化。

　　未來網絡的變化：自由主義的破滅與新生代矛盾的出現

　　儘管自由主義的激進面人所共知，但事實上，現代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有產者思潮，她體現了有產者實現有產後對政治權力和更大經濟利益的追逐。從本質上看，他對更渴望追求基本經濟利益的無產者毫無吸引力，這也是英美之外的自由主義者歷來只會把事情搞砸的原因——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人數稀少的自由主義者依賴於無產者的不滿，卻在事成之後無法建立無產者真正渴望的經濟秩序，進而引發新的動盪。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大多數源於體制內外的有產階層，他們往往傾向於將這種本質上服務於自己利益的思潮視為人類道德的唯一追求，並虛偽地自我感動不已。說起來，我常常看到這些人不能理解中國新生代年輕人為何對自由主義如此反感——新生代年輕人不僅厭惡政治自由主義，更仇視經濟自由主義——但實際上，這僅僅表明他們根本不了解大多數中國新生代的境況。
　　事實上，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所有自由主義者對體制的挑戰，本質上是一種有產者之間的內部鬥爭，這種衝突是溫和的，也是有規則的，因為彼此的矛盾不涉及經濟利益。
　　在過去幾年裡，基於對自由主義的共同反感，體制和新生代結成了強大的聯盟，藉助內外有利因素，他們基本完全壓倒了自由主義浪潮。
　　但是，這並不代表歷史的終結。
　　因為，真正決定未來網絡輿論鬥爭朝向的，絕不是自由主義這種既沒有官方支持，又缺乏群眾基礎的知識分子空中閣樓式思想，而是基於經濟矛盾——新生代年輕人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的日漸不滿，這才最有可能是未來矛盾的主流，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網絡觀念變遷問題。
　　因為，無論與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存在多少分歧，官方依然是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的支持者和捍衛者，這就決定了——隨着資產價格的上漲和工薪收入的停頓，大多數新生代年輕人在經濟上與現有規則的矛盾會越來越明顯，而自由派的瓦解和資本的低頭，會讓這種矛盾愈來愈難以掩蓋——這種衝突，最終會難以避免地指向官僚階層。
　　考慮到中西方矛盾越來越尖銳，這種思潮如果出現，必然是以越來越強烈的民族主義為掩護，裹扎着對富裕前輩的仇恨不斷升級的，最先被新生代攻擊的將是被稱為資本和買辦的企業家，隨後則是官僚階層，如果這種經濟矛盾不能緩和，那麼這種趨勢將很難停止。
　　歷史不會忘記，20世紀30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輕人，在北一輝民族主義和均貧富思潮的引領下，打着“尊皇討奸、斬殺國賊”的旗號，先是猛烈攻擊日本的財閥，隨後則是猛烈攻擊日本的官僚，最後發展到挑戰整個日本體制的程度。
　　同樣，今天俄羅斯的納爾瓦尼，也是舉着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大旗起家，引領俄羅斯的新生代，先是攻擊的財閥為富不仁，然後攻擊普京政府的官員貪腐，最終實現遠遠超出過往俄羅斯自由主義反對派政治成就的。
　　就我個人來看，中國的代際意識形態變換風險與中國的地緣風險一樣，都是中國未來需要警惕的重大風險，對此，我們必須引以警惕，不可輕視。

　　總結

　　在當前貧富分化日趨明顯和中西方對抗不斷加深的世界，中國自由主義無論從各方面來看，都是一個既沒有時勢，又缺乏群眾的沒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識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龍。
　　對中國未來真正可能構成威脅、並抓住新生代靈魂的激進思潮，一定是基於強烈民族主義，同時在經濟上致力於無情推進均貧富的意識形態，這種思潮，就是北一輝式的思想。與此同時，就像群眾政治的歷史所揭示的那般，一個貧窮的新生代群體必然仇恨的真正直接壓迫他們的有產者，這決定他們必然呼喚能夠對有產者冷酷的群眾領袖。
　　但是，這樣的意識形態必然是激烈衝擊現有經濟秩序的，也是必然反體制的，儘管它的旗幟可能頗有迷惑性，但無法迴避的經濟矛盾改變不了這種本性——對此，應該儘早引起重視。
　　歷史經驗顯示，在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貧窮一代新生代年輕人的意識形態偶像，往往是一個輕視財產的激烈民族主義狂人，如北一輝、希特勒這種才能承擔。自由主義對國家構成的威脅，絕不可能與之匹敵。而這些年輕人的偶像一旦被證明是一個貪財的傢伙，就會立刻失去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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