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許良英兩位先生對民主抱持必將實現的信念，然而我們面臨的世界的複雜程度，似乎遠超過去的時代，民主作為上一代人的至高價值追求目標，如今已經受到現實命運的挑戰。我們這代人看見許多“最壞的民主”，其實與專制極權殊途同歸


　　老高按：《民主啟蒙對話錄：許良英、李慎之通信集》最近上市。
　　許良英、李慎之，兩位中國自由主義的標杆性人物，持續1800天進行坦誠、深邃的思想交流，探討中國命運與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

　　本書由在美國創辦十年的壹嘉出版社出版。我曾經介紹過壹嘉出版社，去年他們出版了老友李明華回憶《青年論壇》始末的《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最近我前往該出版社的網站，喜出望外地發現他們又出版了多種好書。各位不妨前往瀏覽——
　　壹嘉出版社網址：
　　https://1plusbooks.com/
　　壹嘉在萬維也開設有博客，經常提供出版和讀書信息：
　　https://blog.creaders.net/u/33502/

　　《民主啟蒙對話錄：許良英、李慎之通信集》的新書在線發布會，將於5月4日舉行，徐友漁、秦暉、許成鋼、李小兵等多位著名學者將作為嘉賓發言。關於發布會的海報，我放在本篇博客的最後。
　　我是在《人文中國》季刊群發的電子郵件中讀到《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前主編李大同的文章的。雖然文章副標題說是“讀後”，卻是這部通信集的三篇序言之一（另兩篇序言作者是徐友漁和傅國涌）。文中涉及一些重要的話題，轉載於此，與大家分享。文章最後寫到“好的民主”與“壞的民主”，並闡述“好的民主”需要一些條件。尤其值得對照今天的現實加以深思！
　　（忍不住要提一句：關於民主國家何以失敗甚至專制復辟的課題，講得最透徹也最全面、對我啟發最大的一本書，是劉瑜的《巨變第二天》）
　　大同文章中有些小瑕疵，例如將胡耀邦也列入“三八式幹部”，實際上胡是“紅小鬼”，1929年十四歲時就入團參加革命了。
　　此外文中談到所謂“兩頭真”的知識分子，強調“這一部分人沒有想到的是，投身共產黨看起來是他們的自主選擇，實際上正好相反，是組織嚴密的共產黨選擇了他們”。以我愚見，當時中共畢竟尚未一手遮天，是存在雙向選擇的社會空間的：中共組織在眾多人中選擇自己的成員，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熱血青年也在眾多主張、眾多黨派中選擇自己願意投身的那一個。他們當然沒有料到“一榜定終身”，發現自己選錯了想退出、想另作選擇，就不那麼容易了！將付出慘重的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民主：作為理想與現實的思考
　　——許良英、李慎之通信集讀後

　　李大同，《人文中國》Humanities China Academy


　　我是在一個偶然機會裡看到這個通信集的。這個集子原本應該在中國大陸出版，現在卻不得不在遠隔重洋的大洋彼岸尋求出版，從而遠離它的目標讀者，這是一個令人萬分遺憾的事，表明中國的言論自由狀態仍處在嚴冬。
　　家父是1921年生人，李慎之（1923）、許良英（1920）二位先生恰好是我的父輩。閱讀他們的文章，使我在他們在世時就滿懷尊敬。
　　許良英先生生前我曾有機會去過他家上門採訪，他對愛因斯坦的研究和介紹深刻地影響過我，以致在我主持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時，恰逢相對論發表100周年之際，發表了記者江菲采寫的整版紀念愛因斯坦的特稿《不許自己沉默》。在這篇特稿里，愛因斯坦不是作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而是作為一個充滿人文情懷和責任感的人加以呈現的，報道開篇就直接援引了許良英先生的話：“他是一個虔誠的世界主義者，一個積極的和平主義者，一個熱忱的民主主義者和一個誠摯的社會主義者。”“他是一個懷疑一切權威的人，是一個始終獨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愛因斯坦自我評價一生說道：“我所做的僅僅是，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保持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這篇報道的結尾，是愛因斯坦當時極少為中國人所知的名言：“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這是在中國的大報上，首次對人與國家的關係給予的振聾發聵的匡正。許良英先生使我們發現了一個全新的愛因斯坦，也通過我們這些媒體人，使中國公眾見識了一個全新的愛因斯坦。

　　那時，雖然知道許良英先生曾被打為右派，後來發起過紀念反右30周年活動的倡議，也在第一時間看到了他發起並執筆的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倡議書，但總的印象，我還是把他歸為自然科學領域的著名知識分子，直到這次讀完他與李慎之先生的通信，才知道他在民主問題上的研究也已經非常深入，甚至是他晚年主要的研究方向。
　　對李慎之先生，知道得更早一些，文革中曾流傳過《毛澤東思想萬歲》為名的毛澤東內部講話的結集，有好幾大本，主要從被抄家的高幹筆記本里搜集而成（家父記錄毛現場講話的保密筆記本也被抄走，不知所終）。在毛的這些內部談話里，有一篇說到反右時新華社有人提出“小民主”、“大民主”，認為中國應該實行大民主。在毛看來，這就是要求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這就在劫難逃了，“大民主”的提出者，很快被打成右派。我很早就知道，這個人叫李慎之，是新華社的司局級領導幹部。
　　李慎之先生再次進入我們的視野，是大約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出現或被稱為是“兩頭真”的一批黨內老幹部群體，代表性人物包括李銳、胡績偉、于光遠等人，李慎之先生也位列其中。這些人大體是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前後參加“革命”的一批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家境不錯，入黨前受過至少初中，少數高中甚至大學的正規教育，比起紅軍以貧苦農民、文盲為主的一代人，他們就算黨內知識分子了。他們參加革命的動機，也不是紅軍們為了活下去，為了能有“二畝地”、“打江山，坐江山”，他們相信了中共的宣傳，認為國民黨政府腐敗、軟弱，不抗日，導致中國處於亡國的邊緣，而中共所宣揚的全民抗日、要建立民主自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前景深深吸引了他們，他們於是懷抱救國救民的理想投奔中共，這是一頭真，懷抱理想主義投身“革命”。譬如家父，就是1938年揣着100塊大洋從重慶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戰爭的，他說自己當時屬於“左翼激進青年”。
　　這一部分人沒有想到的是，投身共產黨看起來是他們的自主選擇，實際上正好相反，是組織嚴密的共產黨選擇了他們：首先是通過宣傳洗腦，等你相信了宣傳，再將你納入組織；每一個人入黨，都要求有兩個“介紹人”，這介紹人承擔的是考察新人的任務，在認為他們已經達到“條件”後才會選擇他們入黨。他們更沒有想到的是，一旦你加入了這個組織，你就再也沒有選擇權了，你幹什麼，怎樣干，都要無條件服從“組織決定”，延安時期，好多國統區投奔來的女大學生們，就被組織決定嫁給了那些“老革命”。由於他們是由白區來的，由於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水準和獨立思考能力，他們並不受組織信任，延安整風中慘烈的“搶救”運動，就是針對這部分人的。後來搞不下去，怨聲載道，以毛被迫當眾道歉一風吹了事。
　　毛始終記恨這群人，1956年家父一個發小作為中共八大代表進京開會，會議中間到家裡來看望老友，說在八大中央委員名單的醞釀上，傳達了毛的指示：“三八式的一個也不要！”毛這是在報“搶救”運動被迫停止的一箭之仇。
　　毛的這個決定，實際上斷送了中共黨內最有文化知識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一層人主掌中央委員會的可能性，從而斷送了改變中共歷史命運的機會。“三八式”一代幹部，在中共建政初期，大多已擔任地師（司局長）一級領導，少數已經進入省部級，至1956年八大，已經有七年的執政歷練，如果中共八大中央委員會的至少三分之二由三八式幹部組成，紅軍那一代農民幹部退休養老，則毛“反右”、“大躍進”這種胡來很可能搞不成，與紅軍那代農民造反式幹部相比，這批人投身革命的主要動機是救國救民的理想主義，與毛的政治基因和血脈關係相對較弱，是理性治國的重要基礎。可惜，毛髮動了反右運動，運動打擊的黨派目標是民主黨派；社會階層是知識分子階層；黨內右派，則主要以三八式幹部為主，不幸李慎之、許良英先生均在其中，著名的，還有顧准等一大批人，中青報從總編輯到副總編輯進去好幾個。我沒聽說過紅軍那代幹部中有誰當了右派。
　　“兩頭真”一代人經過種種禍國殃民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創深痛巨，幡然覺醒，重新回歸他們投身革命時的理想，他們在中止毛政，推動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的進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代表人物有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方毅、谷牧、任仲夷、項南等等，這些三八式幹部開拓的新政，是中國繼北洋政府之後第二次真正融入普世潮流的歷史性機會。黨內四千高幹討論歷史問題決議以及胡耀邦召開的理論務虛會，已經直指毛政的罪惡，開始將毛與秦始皇相提並論。可惜，這個徹底清理毛政、走入新時代的開端，因鄧小平、陳雲等第一代執政者捲土重來而終止，開啟了毛政2.0版（政治緊控，經濟放寬）的老人政治，並以六四屠殺徹底斷送了中國政治體制和平演進的可能。

　　李慎之、許良英二位先生的通信交流，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展開的，這些通信，為我們留下一份罕見的精神遺產。嚴格區分的話，李慎之和許良英先生，雖然都接受過大學教育，但李的身份還是黨內高級官員，許則是黨員知識分子和術業有專攻的學者。
　　訴諸紙筆、郵票和信封的信件交流，於我們這代人早已是“過去式”了，我能回憶起的用紙筆寫信的時代，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插隊的時候，大約一兩個月和在河南幹校的家母通一封信，報個平安，家父有四年在湖北幹校，不能通信，不知生死。上個世紀末，中國開始進入互聯網時代，這給我們造成了強烈的危機感，意識到再不掌握電腦和網絡，我們就會被時代拋棄，成為棄兒。我還記得那時花了上萬元買了一台最高配置的家用電腦，內存只有可憐的4M。按照說明書費了牛勁後，調製解調器發出幾秒鐘的怪聲，我終於在家裡獨自上網了。從那以後，有了電子郵箱，有了許多網站的網友交流板塊BBS，我們就基本上告別了紙筆時代。所以乍一看李、許二位前輩的通信，竟產生了很強的新鮮感，眼前不禁出現了一個英國貴族，衣冠楚楚地坐在書桌前，鋪好信紙，拿起蘸水鵝毛筆，用漂亮的花式書法寫信的鏡頭，古典而又紳士。許良英先生抱怨李慎之先生用的筆筆跡不夠深，讓他辨認困難，要求李務必換一支字跡更黑的筆，而李先生回復完信發現忘記換筆，忙不迭地道歉，甚至建議複印一下字跡變黑後再看，不禁莞爾。
　　二老的通信還有一些常人難以理解的特殊之處，兩人開始通信時素不相識，通信竟能持續四五年，有信必復，直到一人離去。這種與“陌生人”的長年通信，來自於對對方“聲名”的信任，不需見面，字裡行間如同面唔，真是人間友情的一段佳話。
　　二老有共同的被打成右派的經歷，有大致相同的思想覺醒的脈絡，因此在許多問題上有共同見解，這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通信中給人印象更深刻的部分，是李慎之先生對許良英先生的虛心求教，而許良英先生對他認為不足、錯誤的地方，也給與直言不諱的評論，這對雙方來說，都是一種極高的境界——求真的境界。李慎之先生病逝之後，許良英先生寫了長篇的悼念文章，全面回顧甚至細數了他與李慎之先生對人、對事的許多不同意見，以我這個後生之見，許先生的批評非常剴切。
　　李慎之先生生前傳播最廣、影響甚烈的文章，當然還是他那篇振聾發聵的雄文《風雨蒼黃五十年》，我至今記得初讀這篇文章時感到的震撼。這篇文章的影響力，首先它是代表了中國社會上強烈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集中表達了黨內“兩頭真”一代人的真實心聲，在統治集團高層產生了震動。這是自由派高官獨特的社會影響力。社會上傳播甚廣的鄧小平對美國的認識的一段話，也是通過李慎之先生之嘴問出來的，李隨鄧訪美時問鄧，為什麼對美外交這麼重要，鄧回答，“凡是跟美國搞好關係的都富了。”鄧的實用主義讓他看到了“富”這個表面現象，但鄧根本未能理解美國富的基礎是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王在法下”的法治社會、法無禁止即可行的高度民間自由，所以鄧氏改革不可避免地淪入到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裡無法自拔。
　　李慎之先生在談到中國的民主前景時，說自己有生之年能否看見，比較悲觀；但對21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基本樂觀。坦率說，悲觀已是事實，而樂觀未見曙光。前些年，同為黨內自由派高官、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在《炎黃春秋》雜誌的一次茶話會上，跟我們幾個中青年聊天時說：“我們這些人（黨內民主派老人）的存在，很可能給你們造成假象，認為這個黨還有希望，因為還能產生我們這些人嘛。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希望！”很明顯，朱厚澤先生的預判得到了證實，誰能想到，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連鄧的遺產都被拋得一乾二淨，中國甚至重新泛濫個人崇拜，大有重返毛政1.0時代的架勢，而官方掌握的財力與現代監控手段，早已超毛時代百倍，中國不幸進入了後極權時代，能夠維持多久尚不可知。
　　我們這代人如今已經七老八十，垂垂老矣，年富力強時，為中國的憲政民主化盡過一份綿薄之力，也為此承受個人代價，李慎之、許良英先生都屬於我們精神上的引領者，他們對民主必將實現的信念，也曾是鼓舞我們的源泉之一。然而我們面臨的世界的複雜程度，似乎遠超過去的時代，民主，作為上一代人的至高價值追求目標，如今已經受到現實命運的挑戰。阿根廷上個世紀初曾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之一，被稱為“美洲的歐洲”，經過多次政權交替，終於在1983年成為穩定的民主國家，然而這個國家長期執政的庇隆主義黨（正義黨），推行的是民粹主義、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市場、外貿保護主義及高福利政策，總是能夠得到選民支持，致使經濟一落千丈，通貨膨脹率高居不下，一度達到3000％，貧困率達40％，而100年前這個國家沒有貧困人口。
　　再看南非。1994年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曾是非洲最富的國家。在曼德拉上台之後，實現了黑人多數的執政，非洲人國民大會持續受到選民支持，至今已連續執政30年。執政黨主張社會平等、國家干預經濟、民族主義，社會福利預算竟高達GDP的60％，然後這個國家就陷入了經濟的長期停滯，腐敗、基礎設施崩潰、失業率高達30％（年輕人失業率超過60％），大多數黑人仍然普遍貧困。這樣糟糕的治理，執政黨卻仍能靠福利政策得到多數選民支持。
　　與中共體制最相像的蘇聯，1991年原斯大林極權統治崩潰實現民主化以來，民主沒有得到切實的發展和升級，反而自普京當政以來，又逐漸“返祖”，回到個人威權統治，還能得到多數俄羅斯選民的支持。
　　事實上，不僅這些“後民主”國家，即便是老牌、成熟的歐美民主國家，如今都在發生制度上的困境和挑戰。曾經是新聞自由標杆的美國主流媒體，竟然集體淪為政黨殺手，踐踏新聞職業倫理和執業規則，公然撒謊並與大型自媒體平台連手封殺國家總統。一場俄羅斯發動的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已經打了三年，雙方死傷過百萬人，而國力超俄羅斯百倍的整個西方世界竟無能力終止戰爭。這個世界的前景並不明確。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民主的功能與實現條件。
　　在閱讀李、許二老的通信時，看到李慎之先生要求許良英先生對民主給出定義，還要列出民主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多少有一點詫異，我原以為作為一生的政治理想，李慎之先生對此應該是瞭然於胸的，看來並非如此，民主現實的多樣性確實會使人猶疑和困惑。
　　在直觀上，民主可以歸納為一句話，那就是“多數人的統治”，如今的民主國家，民主只表現為通過幾年一次的選民投票來確定執政黨，民主僅僅充當了政權合法性的標誌。執政黨和政府首腦一經選出，選民們其實就沒有任何干政的權利了，於是為獲得選票，參政黨可以說花樣百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高福利的承諾來收買選民。各國的經驗都證明，選民可以被收買，可以被操縱，可以被脅迫，可以被蒙蔽，於是我們看見許多“最壞的民主”。
　　最壞的民主其實與專制極權殊途同歸，它不僅會形成多數的暴政，也像專制政權一樣功利與短視，只追求眼前利益，“在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壞的民主”，實現起來很容易，像俄羅斯這種“民主國家”，選民大多數甚至支持普京發動的侵略戰爭。
　　而好的民主，我以為確實需要一些條件，保障一國國民的基礎福祉，大致需要有這些條件：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生命權、財產權、人身自由、表達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等）；一個層層自治的社會自組織結構；一個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其上的法治體系；一個不受政府與政黨控制的媒體環境（包括專業媒體與自媒體）；軍隊與警察不允許介入國家政治，只效忠憲法；高度普及的公民教育以及一大批合格的公民，等等，這些條件哪些是好民主的充分條件或必要條件，需要社會持續思考並獲得共識。也許，英國治理下的香港可以給我們以啟發，這是一個沒有民主卻有高度自由和法治的社會，百年內從一個破漁村發展為高樓林立的國際大都市和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如今高度發達的新加坡，也基於英國治理的遺產。先有自由和法治，再建民主，或許是後發民主國家的合理發展秩序。
　　我們這代人，應該繼承李慎之、許良英先生的思考，為中國的和平演進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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