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许良英两位先生对民主抱持必将实现的信念，然而我们面临的世界的复杂程度，似乎远超过去的时代，民主作为上一代人的至高价值追求目标，如今已经受到现实命运的挑战。我们这代人看见许多“最坏的民主”，其实与专制极权殊途同归


　　老高按：《民主启蒙对话录：许良英、李慎之通信集》最近上市。
　　许良英、李慎之，两位中国自由主义的标杆性人物，持续1800天进行坦诚、深邃的思想交流，探讨中国命运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

　　本书由在美国创办十年的壹嘉出版社出版。我曾经介绍过壹嘉出版社，去年他们出版了老友李明华回忆《青年论坛》始末的《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最近我前往该出版社的网站，喜出望外地发现他们又出版了多种好书。各位不妨前往浏览——
　　壹嘉出版社网址：
　　https://1plusbooks.com/
　　壹嘉在万维也开设有博客，经常提供出版和读书信息：
　　https://blog.creaders.net/u/33502/

　　《民主启蒙对话录：许良英、李慎之通信集》的新书在线发布会，将于5月4日举行，徐友渔、秦晖、许成钢、李小兵等多位著名学者将作为嘉宾发言。关于发布会的海报，我放在本篇博客的最后。
　　我是在《人文中国》季刊群发的电子邮件中读到《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前主编李大同的文章的。虽然文章副标题说是“读后”，却是这部通信集的三篇序言之一（另两篇序言作者是徐友渔和傅国涌）。文中涉及一些重要的话题，转载于此，与大家分享。文章最后写到“好的民主”与“坏的民主”，并阐述“好的民主”需要一些条件。尤其值得对照今天的现实加以深思！
　　（忍不住要提一句：关于民主国家何以失败甚至专制复辟的课题，讲得最透彻也最全面、对我启发最大的一本书，是刘瑜的《巨变第二天》）
　　大同文章中有些小瑕疵，例如将胡耀邦也列入“三八式干部”，实际上胡是“红小鬼”，1929年十四岁时就入团参加革命了。
　　此外文中谈到所谓“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强调“这一部分人没有想到的是，投身共产党看起来是他们的自主选择，实际上正好相反，是组织严密的共产党选择了他们”。以我愚见，当时中共毕竟尚未一手遮天，是存在双向选择的社会空间的：中共组织在众多人中选择自己的成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热血青年也在众多主张、众多党派中选择自己愿意投身的那一个。他们当然没有料到“一榜定终身”，发现自己选错了想退出、想另作选择，就不那么容易了！将付出惨重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民主：作为理想与现实的思考
　　——许良英、李慎之通信集读后

　　李大同，《人文中国》Humanities China Academy


　　我是在一个偶然机会里看到这个通信集的。这个集子原本应该在中国大陆出版，现在却不得不在远隔重洋的大洋彼岸寻求出版，从而远离它的目标读者，这是一个令人万分遗憾的事，表明中国的言论自由状态仍处在严冬。
　　家父是1921年生人，李慎之（1923）、许良英（1920）二位先生恰好是我的父辈。阅读他们的文章，使我在他们在世时就满怀尊敬。
　　许良英先生生前我曾有机会去过他家上门采访，他对爱因斯坦的研究和介绍深刻地影响过我，以致在我主持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时，恰逢相对论发表100周年之际，发表了记者江菲采写的整版纪念爱因斯坦的特稿《不许自己沉默》。在这篇特稿里，爱因斯坦不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充满人文情怀和责任感的人加以呈现的，报道开篇就直接援引了许良英先生的话：“他是一个虔诚的世界主义者，一个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一个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诚挚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怀疑一切权威的人，是一个始终独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爱因斯坦自我评价一生说道：“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保持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这篇报道的结尾，是爱因斯坦当时极少为中国人所知的名言：“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是在中国的大报上，首次对人与国家的关系给予的振聋发聩的匡正。许良英先生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爱因斯坦，也通过我们这些媒体人，使中国公众见识了一个全新的爱因斯坦。

　　那时，虽然知道许良英先生曾被打为右派，后来发起过纪念反右30周年活动的倡议，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他发起并执笔的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倡议书，但总的印象，我还是把他归为自然科学领域的著名知识分子，直到这次读完他与李慎之先生的通信，才知道他在民主问题上的研究也已经非常深入，甚至是他晚年主要的研究方向。
　　对李慎之先生，知道得更早一些，文革中曾流传过《毛泽东思想万岁》为名的毛泽东内部讲话的结集，有好几大本，主要从被抄家的高干笔记本里搜集而成（家父记录毛现场讲话的保密笔记本也被抄走，不知所终）。在毛的这些内部谈话里，有一篇说到反右时新华社有人提出“小民主”、“大民主”，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大民主。在毛看来，这就是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这就在劫难逃了，“大民主”的提出者，很快被打成右派。我很早就知道，这个人叫李慎之，是新华社的司局级领导干部。
　　李慎之先生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大约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或被称为是“两头真”的一批党内老干部群体，代表性人物包括李锐、胡绩伟、于光远等人，李慎之先生也位列其中。这些人大体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参加“革命”的一批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家境不错，入党前受过至少初中，少数高中甚至大学的正规教育，比起红军以贫苦农民、文盲为主的一代人，他们就算党内知识分子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也不是红军们为了活下去，为了能有“二亩地”、“打江山，坐江山”，他们相信了中共的宣传，认为国民党政府腐败、软弱，不抗日，导致中国处于亡国的边缘，而中共所宣扬的全民抗日、要建立民主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前景深深吸引了他们，他们于是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投奔中共，这是一头真，怀抱理想主义投身“革命”。譬如家父，就是1938年揣着100块大洋从重庆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战争的，他说自己当时属于“左翼激进青年”。
　　这一部分人没有想到的是，投身共产党看起来是他们的自主选择，实际上正好相反，是组织严密的共产党选择了他们：首先是通过宣传洗脑，等你相信了宣传，再将你纳入组织；每一个人入党，都要求有两个“介绍人”，这介绍人承担的是考察新人的任务，在认为他们已经达到“条件”后才会选择他们入党。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你加入了这个组织，你就再也没有选择权了，你干什么，怎样干，都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延安时期，好多国统区投奔来的女大学生们，就被组织决定嫁给了那些“老革命”。由于他们是由白区来的，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和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并不受组织信任，延安整风中惨烈的“抢救”运动，就是针对这部分人的。后来搞不下去，怨声载道，以毛被迫当众道歉一风吹了事。
　　毛始终记恨这群人，1956年家父一个发小作为中共八大代表进京开会，会议中间到家里来看望老友，说在八大中央委员名单的酝酿上，传达了毛的指示：“三八式的一个也不要！”毛这是在报“抢救”运动被迫停止的一箭之仇。
　　毛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断送了中共党内最有文化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一层人主掌中央委员会的可能性，从而断送了改变中共历史命运的机会。“三八式”一代干部，在中共建政初期，大多已担任地师（司局长）一级领导，少数已经进入省部级，至1956年八大，已经有七年的执政历练，如果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会的至少三分之二由三八式干部组成，红军那一代农民干部退休养老，则毛“反右”、“大跃进”这种胡来很可能搞不成，与红军那代农民造反式干部相比，这批人投身革命的主要动机是救国救民的理想主义，与毛的政治基因和血脉关系相对较弱，是理性治国的重要基础。可惜，毛发动了反右运动，运动打击的党派目标是民主党派；社会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党内右派，则主要以三八式干部为主，不幸李慎之、许良英先生均在其中，著名的，还有顾准等一大批人，中青报从总编辑到副总编辑进去好几个。我没听说过红军那代干部中有谁当了右派。
　　“两头真”一代人经过种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创深痛巨，幡然觉醒，重新回归他们投身革命时的理想，他们在中止毛政，推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代表人物有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方毅、谷牧、任仲夷、项南等等，这些三八式干部开拓的新政，是中国继北洋政府之后第二次真正融入普世潮流的历史性机会。党内四千高干讨论历史问题决议以及胡耀邦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已经直指毛政的罪恶，开始将毛与秦始皇相提并论。可惜，这个彻底清理毛政、走入新时代的开端，因邓小平、陈云等第一代执政者卷土重来而终止，开启了毛政2.0版（政治紧控，经济放宽）的老人政治，并以六四屠杀彻底断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平演进的可能。

　　李慎之、许良英二位先生的通信交流，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的，这些通信，为我们留下一份罕见的精神遗产。严格区分的话，李慎之和许良英先生，虽然都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李的身份还是党内高级官员，许则是党员知识分子和术业有专攻的学者。
　　诉诸纸笔、邮票和信封的信件交流，于我们这代人早已是“过去式”了，我能回忆起的用纸笔写信的时代，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插队的时候，大约一两个月和在河南干校的家母通一封信，报个平安，家父有四年在湖北干校，不能通信，不知生死。上个世纪末，中国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给我们造成了强烈的危机感，意识到再不掌握电脑和网络，我们就会被时代抛弃，成为弃儿。我还记得那时花了上万元买了一台最高配置的家用电脑，内存只有可怜的4M。按照说明书费了牛劲后，调制解调器发出几秒钟的怪声，我终于在家里独自上网了。从那以后，有了电子邮箱，有了许多网站的网友交流板块BBS，我们就基本上告别了纸笔时代。所以乍一看李、许二位前辈的通信，竟产生了很强的新鲜感，眼前不禁出现了一个英国贵族，衣冠楚楚地坐在书桌前，铺好信纸，拿起蘸水鹅毛笔，用漂亮的花式书法写信的镜头，古典而又绅士。许良英先生抱怨李慎之先生用的笔笔迹不够深，让他辨认困难，要求李务必换一支字迹更黑的笔，而李先生回复完信发现忘记换笔，忙不迭地道歉，甚至建议复印一下字迹变黑后再看，不禁莞尔。
　　二老的通信还有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特殊之处，两人开始通信时素不相识，通信竟能持续四五年，有信必复，直到一人离去。这种与“陌生人”的长年通信，来自于对对方“声名”的信任，不需见面，字里行间如同面唔，真是人间友情的一段佳话。
　　二老有共同的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有大致相同的思想觉醒的脉络，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见解，这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通信中给人印象更深刻的部分，是李慎之先生对许良英先生的虚心求教，而许良英先生对他认为不足、错误的地方，也给与直言不讳的评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求真的境界。李慎之先生病逝之后，许良英先生写了长篇的悼念文章，全面回顾甚至细数了他与李慎之先生对人、对事的许多不同意见，以我这个后生之见，许先生的批评非常剀切。
　　李慎之先生生前传播最广、影响甚烈的文章，当然还是他那篇振聋发聩的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我至今记得初读这篇文章时感到的震撼。这篇文章的影响力，首先它是代表了中国社会上强烈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集中表达了党内“两头真”一代人的真实心声，在统治集团高层产生了震动。这是自由派高官独特的社会影响力。社会上传播甚广的邓小平对美国的认识的一段话，也是通过李慎之先生之嘴问出来的，李随邓访美时问邓，为什么对美外交这么重要，邓回答，“凡是跟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了。”邓的实用主义让他看到了“富”这个表面现象，但邓根本未能理解美国富的基础是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王在法下”的法治社会、法无禁止即可行的高度民间自由，所以邓氏改革不可避免地沦入到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里无法自拔。
　　李慎之先生在谈到中国的民主前景时，说自己有生之年能否看见，比较悲观；但对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基本乐观。坦率说，悲观已是事实，而乐观未见曙光。前些年，同为党内自由派高官、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的一次茶话会上，跟我们几个中青年聊天时说：“我们这些人（党内民主派老人）的存在，很可能给你们造成假象，认为这个党还有希望，因为还能产生我们这些人嘛。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希望！”很明显，朱厚泽先生的预判得到了证实，谁能想到，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连邓的遗产都被抛得一干二净，中国甚至重新泛滥个人崇拜，大有重返毛政1.0时代的架势，而官方掌握的财力与现代监控手段，早已超毛时代百倍，中国不幸进入了后极权时代，能够维持多久尚不可知。
　　我们这代人如今已经七老八十，垂垂老矣，年富力强时，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化尽过一份绵薄之力，也为此承受个人代价，李慎之、许良英先生都属于我们精神上的引领者，他们对民主必将实现的信念，也曾是鼓舞我们的源泉之一。然而我们面临的世界的复杂程度，似乎远超过去的时代，民主，作为上一代人的至高价值追求目标，如今已经受到现实命运的挑战。阿根廷上个世纪初曾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被称为“美洲的欧洲”，经过多次政权交替，终于在1983年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然而这个国家长期执政的庇隆主义党（正义党），推行的是民粹主义、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市场、外贸保护主义及高福利政策，总是能够得到选民支持，致使经济一落千丈，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一度达到3000％，贫困率达40％，而100年前这个国家没有贫困人口。
　　再看南非。1994年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曾是非洲最富的国家。在曼德拉上台之后，实现了黑人多数的执政，非洲人国民大会持续受到选民支持，至今已连续执政30年。执政党主张社会平等、国家干预经济、民族主义，社会福利预算竟高达GDP的60％，然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经济的长期停滞，腐败、基础设施崩溃、失业率高达30％（年轻人失业率超过60％），大多数黑人仍然普遍贫困。这样糟糕的治理，执政党却仍能靠福利政策得到多数选民支持。
　　与中共体制最相像的苏联，1991年原斯大林极权统治崩溃实现民主化以来，民主没有得到切实的发展和升级，反而自普京当政以来，又逐渐“返祖”，回到个人威权统治，还能得到多数俄罗斯选民的支持。
　　事实上，不仅这些“后民主”国家，即便是老牌、成熟的欧美民主国家，如今都在发生制度上的困境和挑战。曾经是新闻自由标杆的美国主流媒体，竟然集体沦为政党杀手，践踏新闻职业伦理和执业规则，公然撒谎并与大型自媒体平台连手封杀国家总统。一场俄罗斯发动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双方死伤过百万人，而国力超俄罗斯百倍的整个西方世界竟无能力终止战争。这个世界的前景并不明确。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民主的功能与实现条件。
　　在阅读李、许二老的通信时，看到李慎之先生要求许良英先生对民主给出定义，还要列出民主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多少有一点诧异，我原以为作为一生的政治理想，李慎之先生对此应该是了然于胸的，看来并非如此，民主现实的多样性确实会使人犹疑和困惑。
　　在直观上，民主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如今的民主国家，民主只表现为通过几年一次的选民投票来确定执政党，民主仅仅充当了政权合法性的标志。执政党和政府首脑一经选出，选民们其实就没有任何干政的权利了，于是为获得选票，参政党可以说花样百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高福利的承诺来收买选民。各国的经验都证明，选民可以被收买，可以被操纵，可以被胁迫，可以被蒙蔽，于是我们看见许多“最坏的民主”。
　　最坏的民主其实与专制极权殊途同归，它不仅会形成多数的暴政，也像专制政权一样功利与短视，只追求眼前利益，“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坏的民主”，实现起来很容易，像俄罗斯这种“民主国家”，选民大多数甚至支持普京发动的侵略战争。
　　而好的民主，我以为确实需要一些条件，保障一国国民的基础福祉，大致需要有这些条件：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一个层层自治的社会自组织结构；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其上的法治体系；一个不受政府与政党控制的媒体环境（包括专业媒体与自媒体）；军队与警察不允许介入国家政治，只效忠宪法；高度普及的公民教育以及一大批合格的公民，等等，这些条件哪些是好民主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需要社会持续思考并获得共识。也许，英国治理下的香港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这是一个没有民主却有高度自由和法治的社会，百年内从一个破渔村发展为高楼林立的国际大都市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如今高度发达的新加坡，也基于英国治理的遗产。先有自由和法治，再建民主，或许是后发民主国家的合理发展秩序。
　　我们这代人，应该继承李慎之、许良英先生的思考，为中国的和平演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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