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能抵抗情勢變遷的壓力嗎？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呢？就算他真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歷史學的“無冕之王”，能擺脫民族、國家的情勢變化，保持學術之客觀嗎？他真能遺世獨立，憑藉學術與政治上的“有冕之王”，與之抗衡嗎？


　　老高按：感謝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幾句讓人莫名驚詫的話，引發人們對歷史學本質、功能、與政治關係的思考和討論，促進了人們對歷史學的認識。
　　今天我想介紹另一位葛教授——居然也屬最近名聲不佳的復旦！——曾任清華大學教授，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看來，復旦也不光出張維為、金燦榮、陳平與葛劍雄。
　　歷史學家能抵抗情勢變遷的壓力嗎？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呢？對不同的人來說，這個問題有着不同的答案。
　　今天，我與你分享來自葛兆光所著《餘音：學術史隨筆選 1992-2015》中紀念已故學人顧頡剛的一段隨筆。
　　葛兆光教授這篇文章，開拓了我的思維視野，讓我從不同的角度思索歷史的命運、歷史學家的命運：政治的壓力，不只是來自權力者，還可能來自某個時期的政治形勢，來自某種環境下的民眾意願——尤其是，歷史追求的“真”，與某個特定時期所需要的“善”（廣義地說，即與歷史進步潮流相一致的主張）確實有可能相牴牾。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真就面臨兩難。葛兆光所談到的顧頡剛，就面臨了這種局面。
　　您認同顧頡剛的處理方式嗎？認同葛兆光的解釋嗎？如果您處在顧頡剛那種處境，您又會如何處理？


　　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

　　葛兆光，《餘音》（文字經摘編整理）


　　顧頡剛（1893-1980)，歷史學者，是反傳統“古史辨派”的代表人，對20世紀中國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被傅斯年稱為“歷史學的無冕之王”。
　　這位“無冕之王”，能擺脫民族、國家的情勢變化，保持學術之客觀嗎？他能遺世獨立，憑藉學術與政治上的有冕之王抗衡嗎？時代的弔詭、潮流的變遷和思想的動盪……這些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又有哪些“變”與“不變”？
　　通過葛兆光所梳理和回顧的經歷，我們可以窺見，在這位學者身上，思想史與學術史、時代與個人之間，呈現出了哪些微妙的角力與交融。

　　01.對“中國”一統和“中華民族”同源的質疑，雖轟動一時，但很快逆轉
 
　　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推動“古史辨”運動，從根本上說，是一場對傳統歷史學和文獻學的現代性改造，這一點王汎森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已經論述得很清楚。
　　簡單地說，就是在科學、客觀、中立的現代標準下，有關早期中國歷史的古文獻，在“有罪推定”的眼光下被重新審查，人們逐漸把傳說（或神話）從歷史中驅逐出去。以前在古史記中被視為“中國”共同淵源的五帝和“中華民族”歷史象徵的堯、舜、禹，以及作為中國神聖經典的種種古文獻，真實性都被嚴厲質疑。
　　1923年，顧頡剛在一封公開信里提出古史辨的綱領，一共包括四點，即“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和“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正因為如此，才被叢漣珠、戴季陶等人驚呼為“動搖國本”。

　　顧頡剛、戴季陶

　　為什麼會動搖“國本”？因為“民族出於一元”意味着中國民族有共同祖先，“地域向來一統”象徵中國疆域自古如此，而古史傳說人物象徵着民族偉大譜系，而古代是黃金時代，就暗示了文化應當回到傳統。象徵本身有一種認同和凝聚力量，對這些象徵的任何質疑，都在質疑歷史之根，瓦解着“中國”認同的基礎。
　　這裡長話短說。對於“中國”一統和“中華民族”同源的質疑，雖然轟動一時，但很快逆轉，畢竟形勢比人強。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加上1935年“華北自治運動”的出現，使中國陷入國土割裂的空前危機，中國學界不能不重新調整有關“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論述，特別是從歷史、地理和民族上，反駁日本學界對於滿蒙回藏的論述，捍衛中國在民族、疆域和歷史上的統一性。
　　現實情勢改變了中國學界，也暫時改變了顧頡剛的立場。1934年，顧頡剛與譚其驤創辦《禹貢》半月刊，正如顧頡剛所說，在昇平時代學者不妨“為學問而學問”，但在“國勢陵夷，局天脊地”的時代，卻只能“所學務求實用”。
　　在這一絕大背景下，1935年12月15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第181號發表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傅斯年強調，中國自從春秋戰國，“大一統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有秦漢統一，“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
　　顧頡剛也一樣，原本他並不相信“中國漢族所居的十八省，從古以來就是這樣一統的”，他覺得“這實在是誤用了秦漢以後的眼光來定秦漢以前的疆域”，所謂“向來統一”只是一個“荒謬的歷史見解”。
　　但在這個時候，他卻把歷史論述從說明原本並不是一統的中國，變成了強調中國大一統疆域合法性。在《禹貢》半月刊之後，1936年，顧頡剛與史念海合作編了《中國疆域沿革史》，在第一章《緒論》中顧頡剛就說，“在昔皇古之日，漢族群居中原，異類環伺，先民灑盡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經營，始得近日之情況（指現代中國）”。
　　他罕見地用了“皇古”一詞，說“疆域之區劃，皇古之時似已肇其痕跡，自《禹貢》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說，各盛於一時，皆可代表先民對於疆域制度之理想”。
　　很顯然，這與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疑古領袖形象已經相當不同，看上去，他好像逐漸放棄了古代中國人種不出於一源、疆域不應是一元的疑古立場，而開始轉向論證一個“中國”和一個“（中華）民族”。

　　在這裡說一個小插曲。1933年，日本人與內蒙古王公會談，鼓動蒙古人脫離中國而獨立。這時，顧頡剛一生仰慕的女性譚慕愚親身進入內蒙，調查這一事件，並且於1933年12月底，應顧頡剛之約，在燕京大學連續演講，講述“百靈廟會議經過及內蒙印象”，揭發內蒙獨立與日本陰謀之關係。
　　余先生《未盡的才情》一書已經注意到，顧頡剛在日記中，一連好幾天記載這件事情，我曾向余先生請教，我們都懷疑，1933年譚慕愚女士的調查與演講，在某種程度上對顧頡剛的史學轉向產生了很大影響，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第二年他與譚其驤合辦《禹貢》半月刊。
 
　　02.在這種危機的刺激下，學術與政治找到了一個結合點
 
　　《顧頡剛日記》中留下很多這一觀念轉變的痕跡。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國府南遷，各大學與學者紛紛南下。1938年底，顧頡剛去了一趟西北，據日記說，他在途中開始看伯希和的《支那考》及各種有關邊疆的文獻，包括國內學者的民族史、疆域研究著作，顯然，這種學術興趣與政局變化有關。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引述顧頡剛自傳，說他1938年在西北考察的時候，曾經偶然看到一幅傳教士繪製的The Map of GreatTibet，心情大受刺激。
　　他認為，滿洲“自決”還不足畏，因為那裡漢人很多，倒是西藏非常麻煩，“這個‘大西藏國’如果真的建立起來，稱為‘民族自決’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血統、語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塊整齊的疆土，再加上帝國主義做後盾，行見唐代的吐蕃國復見於今日，我國的西部就更沒有安寧的日子了”。
　　學術與政治，在這種危機刺激下，找到了一個結合點。1938年12月19日顧頡剛在《益世報》創辦“邊疆周刊”，並且為它撰寫“發刊詞”，呼籲人們不要忘記“民族史和邊疆史”，來“抵禦野心國家的侵略”；緊接着，在1939年1月1日，顧頡剛特別在《益世報》的新年一期上發表《“中國本部”一名亟應放棄》一文，他說“中國本部”這個詞，“是日人偽造、曲解歷史來作竊取我國領土的憑證”。
　　二月份，他又連日撰寫《中華民族是一個》，明確提出“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並且鄭重宣布，今後不再從中華民族之內，另外分出什麼民族，也就是漢滿蒙回藏苗等等。
　　這篇文章2月13日起在《益世報》發表後，引起了中國學界的巨大反響，不僅各地報刊加以轉載，張維華、白壽彝、馬毅等學者也紛紛加入討論。前些年與他漸生嫌隙的傅斯年，儘管主張在國家危機之時，寫信勸他不要輕易地談“民族、邊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詞”，不要在《益世報》上辦“邊疆周刊”，但也對顧頡剛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念表示贊同，覺得他“立意甚為正大，實是今日政治上對民族一問題唯一之立場”。

　　在一封致朱家驊、杭立武的信件中，傅斯年痛斥一些民族學家，主要是吳文藻和費孝通等人，是“拿了帝國主義的科學當令箭”：“此地正在同化中，來了此輩‘學者’，不特以此等議論對同化加以打擊，而且專刺激國族分化”。
　　從《顧頡剛日記》中可以看到，顧頡剛對自己這一系列表現相當沾沾自喜，他一向很在意別人對他的反應。1939年3月4日，顧頡剛在日記中記載說，有人告訴他，《益世報》上《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有《中央日報》轉載，“聞之甚喜德不孤也”。
　　22日的日記又記載，有人告訴他，“重慶方面謠傳，政府禁止談國內民族問題，即因予文而發。此真牛頭不對馬嘴，予是欲團結國內各族者，論文中彰明較著如此，造謠者何其不憚煩乎”。
　　到了4月15日，他又在日記中說，方神父告訴他，這篇文章“轉載者極多，如《中央日報》、《東南日報》、安徽屯溪某報、湖南衡陽某報、貴州某報，皆是。日前得李夢瑛書，悉《西京平報》亦轉載，想不到此二文（指《益世報》所發表）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萬章信，悉廣東某報亦載”。

　　03.愛國情緒再次激發，日記中痛斥傅斯年“此之謂御用學者！”
 
　　來自學界的爭論風波與輿論壓力，影響了政黨與政府，此後，國民政府不僅成立有關西南的各種委員會，國共兩黨也都對西南苗彝發表看法，連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邊疆教育委員會，也特別要確認教材的“民族立場”和“歷史表述”。
　　這種觀念得到了政界和學界的一致贊同，傅斯年就說，要把“三民主義、中國史地、邊疆史地、中國與鄰封之關係等編為淺說，譯成上列各組語言（指藏緬語、撣語、苗傜語、越語、蒲語）”。而顧頡剛和馬毅也建議，要重新書寫歷史教材，“作成新的歷史脈絡”、“批判清末以來由於帝國主義污染，而導致的學界支離滅裂”。
　　可見，抗戰中的顧頡剛，似乎暫時放棄了“古史辨”時期對古代中國“黃金時代”傳說的強烈質疑和對“自古以來一統帝國”想象的批判，對“中國大一統”和“中華民族是一個”，似乎比誰都重視。1940年6月25日，顧頡剛為邊疆服務團作團歌，其中就寫道，“莫分中原與邊疆，整個中華本一邦”“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等等。
　　在這個時候，原本有嫌隙的傅斯年和顧頡剛，倒在這一問題上頗能彼此互通聲氣，顧頡剛的日記里記載，1939年5月2日，當他開始寫“答費孝通”一文時，傅斯年曾“開來意見”，而顧頡剛則據此“想本文結構”。第二天，他寫好“答（費）孝通書三千餘字”，同時把稿子送給傅斯年。
　　第三天他又記載，“孟真派人送昨稿來”，顯然兩人互相商量，而且傅斯年還提供了一些可以批判民族學家們的材料。又過了十幾天，他“抄孟真寫給之材料，訖，預備作答孝通書”，從《日記》中我們知道，原來是在傅斯年的鼓勵下，顧頡剛才連接好多天，奮筆“作答孝通書”，並“將答費孝通書修改一過”。

　　可見，在回應吳文藻、費孝通等有關“民族識別”的問題上，作為歷史學家的顧、傅是協同並肩的，他們都不贊成過分區別國內的民族，覺得大敵當前，民族各自認同會導致國家分裂。顧頡剛似乎義無反顧，一向好作領袖的他，這次沖在最前面，把這種維護民族和國家統一的思想推到極端，以致後來對傅斯年也頗不假辭色。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抗戰剛剛勝利後的1945年8月31日，顧頡剛在日記中貼了一則剪報，這是8月27日重慶各報刊載的《傅斯年先生談中蘇新約的感想》。傅斯年說，中國需要二三十年的和平來建設國家，並提到，中蘇應當做朋友，還說到新統一的國家初期，需要對鄰邦妥協。
　　特別是在談到有關外蒙古和內蒙古的問題時，傅斯年認為中蘇關係中，外蒙古被分割的問題大家最注意，但歷史卻被忽略了，因為外蒙古四個汗國即車臣汗、土謝爾汗、札薩克汗、三音諾顏汗，“照法律是外藩不是內藩”，所以外蒙古與內蒙古、東北不同，與西藏也不一樣。
　　顧頡剛看到這篇報道之後勃然大怒，不僅瑜亮情結再一次撥動，愛國情緒也再一次激發，他在日記中痛斥傅斯年：“此之謂御用學者！”並加以解釋說，“這一段話，當是他幫王世傑說的”。下面，顧頡剛又寫道，“不曉得他究竟要把中國縮到怎樣大，真覺得矢野仁一還沒有如此痛快。割地即割地，獨立即獨立，偏要替它想出理由，何無恥也！”他也許忘記了，當年傅斯年挺身而出主持《東北史綱》的撰寫，就是為了批駁矢野仁一，捍衛東北作為中國領土的。
　　這也許可以讓人理解，作為歷史學家的顧頡剛，何以在抗戰之中，會去草擬“九鼎”銘文，讚頌那個時代的“一個國家”、“一個領袖”。
 
　　04.骨子裡仍然相信民族歷史變遷，並不以為“中國”自古就是“一個”
 
　　不過，顧頡剛畢竟是歷史學家，是古史辨領袖。超越傳統建立現代史學的觀念根深蒂固，沒有那麼輕易去除。在心底里，顧頡剛對於古代中國的看法，終究還是“古史辨”時代奠定的。只是在特定時代和特定背景，有些話不便直接說就是了。
　　1943年10月31日，他在日記里說，有人向他回憶“古史辨”當年在上海大出風頭。關於這點，顧頡剛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又很清楚，“在重慶空氣中，則以疑古為戒，我竟不能在此發表意見。孟真且疑我變節，謂我曰：‘君在學業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嘗屈服，只是一時不說話耳”。
　　這是他的自我安慰，也是他的順時之策，因為在那個太需要國家認同的時代，再強調瓦解同一歷史的古史辨思想，就有些不合時宜。
　　歷史學家常常受時代和政治影響，這也許誰都無法避免，但一旦現實情勢有所改觀，原本的歷史意識就會捲土重來，特別是在私下裡，就不免故態復萌，也會說些真心話。顧頡剛日記1966年1月8日有一則記載，很值得注意，他說：
　　“（趙）朴初作文，有‘自女真族統治中國以來’一語，有青年批判，謂女真族即滿族前身，而滿族為中華民族構成一分子，不當挑撥民族感情。奇哉此語，真欲改造歷史！去年聞有創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的大國’之說，已甚駭詫，今竟演變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大族’，直欲一腳踢翻二十四史，何其勇也？”
　　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資料。顧頡剛雖然在抗戰的時候就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但骨子裡卻仍然相信民族的歷史變遷，並不以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
　　這種想法常常在他腦海里浮現。1964年1月8日，他在日記中記載，“（黃）少筌談北京史學界近況，知某方作中國歷史，竟欲抹殺少數民族建國，謂中國少數民族無建國事，此之謂主觀唯心論！”這是一個歷史學家的直覺判斷。不過，形勢比人強，何況家裡還有一個時時令他看風向不要說錯話的夫人在。
　　在1949年以後，巨大的政治壓力使得一些原本只屬於歷史領域的話題，由於涉及了“國家”、“疆域”、“民族”，就成了政治領域的禁區，顧頡剛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我在日記中看到，1964年8月13日，他對來華跟他學習古代史的朝鮮學者李址麟有些戒備，為了讓自己免於犯錯，他先走一步，給中華書局寫信，說李的《古朝鮮史》很有問題：
　　朝鮮史學家以古朝鮮曾居我東北，受自尊心之驅使，作‘收復失地’的企圖，李址麟則系執行此任務之一人。
　　其目的欲將古代東北各族（肅慎、濊貊、扶餘、沃沮等）悉置於古朝鮮族之下，因認我東北全部盡為朝鮮舊疆。今更在東北作考古發掘，欲以地下遺物證實之。而我政府加以優容，甚至考古亦不派人參加，一切任其所為。予迫於愛國心，既知其事，只得揭發。
 
　　差不多半年以後，他與張政烺談朝鮮史問題，當張政烺告訴他，歷史所同仁奉命收集朝鮮史資料的時候，他才鬆了一口氣，很得意自己有先見之明，在日記中說，“此當系予將李址麟《古朝鮮史》送至上級，及予於今年八月中旬寫信與中華書局之故”。

　　1979年3月，顧頡剛與夫人張靜秋於北京三里河寓所

　　05.歷史學家能抵抗情勢變遷的壓力嗎？

　　讀《顧頡剛日記》，斷斷續續用了我一個多月的閒暇時間。看完這十幾冊日記後，記下的竟然是一些頗為悲觀的感受。歷史學家能抵抗情勢變遷的壓力嗎？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呢？
　　讀《顧頡剛日記》，想起當年傅斯年從國外給他寫信，不無嫉妒卻是真心讚揚，說顧頡剛在史學上可以“稱王”了，但是，就算他真的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歷史學的“無冕之王”，這個歷史學的無冕之王，能擺脫民族、國家的情勢變化，保持學術之客觀嗎？他能遺世獨立，憑藉學術與政治上的有冕之王抗衡嗎？
　　2015年1月寫於上海

　　*本文原發於“理想國imaginist”公眾號，內容摘編自葛兆光所著《餘音：學術史隨筆選 1992-2015》，有編輯與刪改，書籍已由理想國出版


　　近期圖文：

　　“狼牙山七勇士”為何變成“五壯士”？　　
　　宣揚“平型關大捷”查沒查日方歷史檔案？　　
　　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究竟殲滅了多少日寇？　　
　　反對犬儒，更反對鷹犬：談復旦葛劍雄教授風波　　
　　葛劍雄教授被打臉了，打臉者包括葛劍雄　　
　　葛劍雄說的是大實話嗎？為何遭抨擊？　　
　　陶斯亮回憶文革中一樁告御狀公案　　
　　世界大屠殺紀念日：制度之惡與人性之惡　　
　　知識精英是最需要啟蒙的一群人　　
　　與其說維護英烈名譽，不如說維護統治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