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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道玉說：國家安全靠國防，國家興旺靠教育，這是民族生存發展的兩個命根子，保證國家安全的國防，誰都知道不能當成買賣；保證國家興旺的教育，怎麼可以當買賣呢？這是最危險最可怕的買賣！國家在這個買賣中巧取豪奪，教師在這個買賣中弄虛作假，百姓在這個買賣中不堪重負。
劉道玉一直高度關注中國的教育，最近中央發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徵求意見稿），他又寫了洋洋數千言的十條意見。（網絡照片）
◆高伐林
（續前）教育失敗的總禍根是當局決策失誤
高：在你被免職十七年後的今天看中國教育，我承認，我對中國教育當局的思路十分困惑。從表面上看，主管更換了好幾屆，都並未“因人廢言”，沒有由於你個人的悲劇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實踐、你的教育觀念，甚至也沒有阻撓你率先創立的那些現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學推廣、施行。但是，他們對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養創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談；他們與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轅北轍，漸行漸遠。你對教育現狀怎麼看？你認為中國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劉道玉：時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還是關心教育的廣大知識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議論的熱點，這既體現了民眾對教育的關注，也反映出了民眾對教育的不滿。
大學合併，鬧得天翻地覆；大學擴招，弄得天怨人怒；研究生、本科生質量下降，學術腐敗日益蔓延，學者剽竊抄襲時有報道；教授數量扒堆但素質卻嚴重下滑，有些人不務正業，在外兼職撈外快成風。學術成果不能說沒有，但是真正原創性的、能夠跟國外的重大發明創造相提並論的成果，幾乎沒有……當前的危機，我覺得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大學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確方向，失去了嚴謹學風。
這一切的原因是什麼？有政治體制上缺乏民主制衡和監督機制的問題；有市場經濟導致消費急劇增長，人們一切向錢看；從學術上講，沒有自由民主，影響到學術的健康發展。現在的中國，不僅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簡直就是一個沒有任何信仰的國家。我們年輕的時候還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為人民服務，信仰奉獻精神，現在什麼信仰都沒有了，就是信錢。金錢成了人們最想要、唯一想要、永遠沒有滿足的東西。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中也經過了早期斂財致富的過程，為什麼沒有中國這麼亂？他們的基督教對人們的道德起到了規範和制衡功能。中國沒有這個東西，什麼制衡都沒有了。
根子追到哪裡？我想去想來，可能還得歸結為最高教育當局決策管理上的失誤。
“教育產業化”的口號究竟最先是誰提出的？教育部後來否認說沒有這麼提。我覺得問題不在於口號，而在於實際上怎麼做。大學合併儘管遭到許多人反對，但還是要強行合併，從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艦’，牌子是誰批的？教育界掀起持續的‘升格熱’，中專升格為學院，學院升格為大學，大學的系升格成院……是誰點頭的？建設“211”工程（即“要在21世紀建設100所重點大學”），是誰訂的？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是誰提的？還有，各個學校急劇擴大招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在拉動教育消費的思想指導下，超過學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擴招指標，又是誰下達的？
現在不少重點大學積極參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會”，簽訂那麼多毫無約束力的“意向合同”，這不是“產業化”又是什麼？美國雖然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但他們也沒有要求學校自給自足，中國是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怎麼反要求搞創收呢？現在大學都在搞“圈地運動”，校園越來越大，樓房越來越高，辦公室越來越豪華，勤儉辦學的宗旨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據說某重點大學創辦了三個“科技園”，還在全國各地建了五個研究院，大力發展所謂“成人教育學院”，實際上是降格以求的變相本科教育……這不是搞以創收為目的的“產業化”又是什麼呢？國家安全靠國防，國家興旺靠教育，這是民族生存發展的兩個命根子，保證國家安全的國防，誰都知道不能當成買賣；保證國家興旺的教育，怎麼可以當買賣呢？這是最危險最可怕的買賣！國家在這個買賣中巧取豪奪，教師在這個買賣中弄虛作假，百姓在這個買賣中不堪重負。
創建“一流大學”也是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喊出的口號，接着出現“千軍萬馬爭‘一流’”。“一流大學”是靠提口號建起的嗎？哈佛大學有名，是在三百多年的歷史中逐漸自然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學都不是一朝一夕豎一個竿子就能見到影子的，它是長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積累。
教育決策失誤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大致上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那是個分水嶺。譬如“211”工程、“校長學者化”、“振興教育行動工程”……都是在那時候；“一流大學”、大學合併、“985工程”、大學擴招、研究生大發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事。八十年代，中國大學還有一批職業教育家，他們都有比較強的決策能力，全心全意辦學，按照教育規律辦事。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後的大學校長都是“雙肩挑”的學者，多數人沒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沒有獨立辦學權，只能上傳下達，照章辦事。中國歷來有颳風的習慣，上面一颳風下面就跟風，教育領域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了。
想到教育問題，我就想用“醉漢”來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認；教育明明出了問題，教育當局也是不承認，反而自我感覺良好，沾沾自喜。這是非常危險的，諱疾忌醫，到頭來只能釀成大病，現在中國教育就是一個患了浮腫病的“病人”。
出路在於改革教育部領導體制
高：用什麼辦法能夠對教育界起到強刺激作用呢？教育如何走出危機？
劉道玉：還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要從源頭改起——從教育部領導體制改起。關鍵是教育部要放權，大力精簡機構，轉變職能，不能再維持大一統的教育領導體制了，不能再以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通過控制、分配資源來領導全國教育了。大一統的領導體制，一旦上面決策失誤，就是從上到下全局性的、長遠性的，上面決策錯了，下面跟着執行就要跟着錯麼。如果是大學獨立辦學，你上面錯了，下面可以不執行嘛。
1985年，中共中央通過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文件，我參加了那次會議，那個文件就是強調要放權，但現在基本上沒有實行。美國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國，但是美國就沒有像中國這種教育部。美國於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它只有兩項職能：一是教育信息統計，為全國提供信息；二是監督制衡教育公平問題，其它都不管。中國呢，教育部的權太大了，基本上控制了中國教育的一切資源，這和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計委控制一切經濟資源是一回事。因此，教育部必須放權，從招生、科研計劃、教學計劃、教材、人事任免、基本建設、評獎……統統要放權，有的是放到重點大學——你看哈佛、耶魯，不都是自己管自己嘛，它歸教育部官員管嗎？有的是放到各省市——像美國的公立大學，主要就是州里管。放權之後，國家教育部就是制訂法規，制定宏觀政策，負責監督制衡。
高：當局或許擔心這會危及對青年學子的全面控制，不是光教育部門改得了的。
劉道玉：是的。有個記者就對我說：“教育現在成了中國最保守的一個領域，甚至比科技體制、比文化體制還要保守。”科技、文化體制也都放開了，可教育體制迄今一直還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在運轉。說起來這真算荒唐的笑話了，連大學生在校可以結婚，教育部也發個文。有憲法、有婚姻法，你教育部該管大學生結不結婚嗎？你憑什麼管？還發了個“幼兒園管理”的文件，國家教育部管幼兒園！由於它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來管教育，所以一舉手一投足就錯！
再比如招生，只給大學5％的招生權，自己控制95％！北大、清華招生，自己不能做主嗎？規定他們對5％的學生，“分數線可以下滑30分”。這要你教育部管嗎？哈佛大學招生招什麼人，要誰不要誰，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你國家管不着。還要規定“下滑30分”——31分都不行？太可笑了。
說到底，教育部要放權，照老子講的“無為而治”。否則，中國的教育沒有希望。
其次，要實行“教育家治校”，不能按照學術威望的高低來選拔校長，一定要選拔那些懂教育、熱愛教育、願意獻身教育的職業教育家來做校長。現在大學辦得不好，校長要負一部分責任，雖然他們很辛苦。我就公開提出來，教授治學，校長治校，要由治學的人來選拔治校的人，要將選拔校長的權力由黨的組織部門轉交給大學的教授們，他們才懂得選什麼樣的校長。學術聲譽並不是與領導能力劃等號的，專門學問家與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行當。同時，不能把校長當成一個官員，不能給他規定任期，規定行政級別。只要他幹得好，教授們接受他，他就可以長期幹下去。“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招收的學生四年才能畢業，時間短了，怎麼能檢驗他培養的學生好不好？我統計了美國著名大學的校長，幹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哈佛校長艾略特幹了40年。耶魯大學的校長列文——耶魯本來與我們武大結成姊妹學校，他幹了13年，是幹得最好的。列文13年來沒有帶過一個研究生，沒有教過一節課，他就專心致志地當校長。
要做一個職業校長，當完全的、整個的校長，而不能當陶行知先生所說的“命分式的校長”，所謂“命分式的校長”就是一個人有了妻子，還想着情人。現在我們絕大部分校長，又要當校長，又要參加人大、政協，又要出國開會……還要帶研究生——這就造成了不公平競爭：你校長帶研究生，申請基金、申請成果，別的教授當然搶不過你！當了校長，就不得再從事具體的教學科研工作。我個人認為，校長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熱愛、值得獻身的事業，小者影響千萬人的學業，大者影響國家民族的命運。傑出的大學校長常常是歷史轉型期時的民族精神的導師。中華民族正處在一個歷史轉型期，當前正應該湧現出民族精神導師式的大學校長！
第三點，我認為應該大力整肅學風。雖然不能搞運動，但是要廣泛宣傳和檢查，要花大力氣。這已經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治亂世必用重典，不矯枉過正是糾正不了的。
“魚”“漁”和“漁場”
高：你在武漢大學校長被免職之後，去搞民辦學校，是怎麼考慮的？
劉道玉：我這個人是理想主義者，我能做成一些事，是理想主義；我的某些失敗，也是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者對現成的東西是維護的，追求眼前利益。理想主義者對現實往往是不滿意的，他總想變，追求完美，追求終極的關懷、終極的價值目標。我覺得一個校長就應該是理想主義者，他播下理想主義的種子，才能夠培養有理想的學生，才能夠從有理想的學生中收穫精英。
但是理想主義者往往又是失敗者。因為要實現理想就必然要改革，必然跟現實的利益、與既定的體製發生衝突。我當時想辦民辦大學，沒有辦成，因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對民辦大學控製得非常嚴格，國家有個“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對民辦大學要求“嚴加控制”——上面要“嚴加控制”，下面就是“一律禁止”。我到珠海、到深圳、到海南……去嘗試，都沒有搞成，上面不批准，特別我又是個有些人眼中“敏感”的人。後來沒辦法，去辦民辦中小學。我的想法也很天真：我是搞“創造教育”的，實行“創造教育”需要從幼兒開始，趁思維還沒有定型，就要培養創造性。這所學校辦了六年，確實還積累了很多經驗，發表了很多文章，我還寫了一本書《愛的學校》，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獲得了武漢市教育成果一等獎。那本書，就是我辦民辦中小學的一個記錄，包括教育理念、方針、方法、校訓、學風……都是我自己設計的，我設計了一個在中小學實施創造教育的“一主二輔三結合”模式，很成功，但是後來這所學校因為資金不足垮掉了，教育改革也不得不被迫終止。
當時我以為民辦大學有完全的獨立自主權，可以實現我的辦學理念，其實這種理想主義是根本不可能在當前中國實現的，私立學校的空間很小很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時全國出現“私立中小學熱”，現在垮了80％。為什麼垮？大部分是政府和公立學校打壓的結果。本來武漢市的私立學校辦得很好，但是政府要重點中學搞“一校兩制”，要他們打着自己的“公立重點學校”招牌辦一個民辦中學，搞高額收費。中國的市民還是信公不信私，所以幾年之內，武漢市乃至全國，真正的民辦私立學校很多都垮了。
民辦大學境況當時相對來說稍微好一點，但也很艱難。現在呢，上面出了新招：出現了所謂“獨立學院”——這就是公立大學尤其是重點大學的“私生子”：民間企業家出錢投資，重點大學出招牌，迎合群眾上好大學的心態。這實際上就是重點大學在變相地賣文憑！真正獨立的民辦大學呢，空間就又被打壓——他們總是打壓！
與國外聯合辦學，卡得非常嚴，得教育部批准，外資輕易進不來。依我看，50年內，甚至100年內，像美國那樣創建一批著名的私立大學，是不可能的。
高：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比較中美教育，現在人們常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給人知識，不如給人獲得知識的技能），這句話的思路，對於將中國目前灌輸知識的教育方式轉到培養素質，是有用的。但我認為，美國教育更重要的一個特點是，給學生以“漁場”——提供讓他們自己在“捕魚”的實踐中，鍛煉提高技能的廣闊空間。用這個思路來看中國現在教育的問題，根本弊病就是當局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限制民間資金和外來資金，致使“漁場”無法擴大。不知你怎麼看？
劉道玉：有道理。你這個“魚”、“漁”和“漁場”的比喻，確實很形象地點明了中國教育問題之所在。像我吧，對教育可以說非常鍾情，但我如果沒有“漁場”我能幹什麼呢？一個熱愛教育的人，沒有了學校、沒有了學生，就什麼事也做不成。“漁場”被他們牢牢地把持在手裡啊！柏拉圖，羅素，杜威，他們有了自己的教學理念，就能自己辦學，中國早期的教育家，也能辦實驗學校。可是現在中國一切都要教育部大一統！有的民間教育家像南洋集團董事長任靖璽，我還當過他的一段顧問呢，參觀過他的民辦南洋學校，他是晉商的代表，很有頭腦，培養學生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碰到由教育部統管的體制，他培養的學生就是素質再高，過不了升學率這一關，家長要看升學率，學生也要看升學率……
高：他在2004年無償地捐出自己的所有股份，退出了，寫了個小冊子，憤怒地抨擊教育部的利益集團壓制民辦教育。
劉道玉：最後他無法做下去——就像北宋的宋江一樣，你不被招安，就沒法生存；受了招安，就得接受他們那一套。我當年辦學也是這樣啊！所以現在我不辦了，我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太好。我現在就是思考問題，寫文章，參加討論，傳播我的教育理念。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來探討：中國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對中華民族有什麼危害？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還有最重要的問題：怎樣救教育？怎樣救中國？
美國溪流出版社推出劉道玉新作《大學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與實踐》，以他和學生們之間28個故事，闡述了其獨特的教育觀和人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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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劉道玉生平大事記】
1933年11月，出生於湖北棗陽；
1953年，進入武漢大學化學系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
六十年代初被派到蘇聯科學院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留學，因中蘇交惡被蘇聯以“反蘇”為由提前勒令回國；
1966年5月到1977年4月，先後任武漢大學副教務長、校黨委副書記；
1973年，當選為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
1977年5月－1979年4月，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司長；
1979年5月，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
1981年8月，任武漢大學校長；首創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學分制、插班生制等；
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代表；
1983年5月，任武漢市人民政府諮詢委員會主任，連任兩屆；
1988年5月，任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專家委員會主任；
1994年3月8日，武漢路石教育改革基金會成立，任理事長；
1995年，參與創辦武漢新世紀外國語學校；
2004年，武漢路石教育改革基金會更名為湖北省劉道玉教育基金會。
出版有《新的技術革命與未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論與實踐》、《教育經濟學研究》（合著，獲全國教育成果一等獎）、《創業與人生設計》、《愛的學校》、《創造教育新論》、《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大學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與實踐》；主編出版《創業者叢書》、《教育探索者叢書》和《創造教育叢書》，其中包括劉本人的創造教育三部曲（獲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榮譽獎），《中國當代高等學校管理》《新世紀曙光》等。
此外，還發表了化學研究論文80餘篇和教育研究文章200餘篇。
相關文章：
專訪劉道玉（上）：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
劉道玉自述：三拒烏紗帽
劉道玉校長給出格學生打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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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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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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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4 09:1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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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象王丹，柴玲，吾爾開希這樣的名片，實在是太差勁了。說明這些大學的水平很差。教育出這樣的學生，是這些大學的恥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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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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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4 08:5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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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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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4 08:4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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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院校合併，來增加發表的文章數，來顯示學生人數，來顯示經費多，顯然是極端愚蠢的行為。說明這個教育部長是個傻子。
在這一點，我和劉道玉的觀點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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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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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3 07: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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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郭家院子轉貼！從這篇訪談看，77歲的劉道玉寶刀不老，分析問題比4年多前回答我的專訪時更為系統。祈願他披肝瀝膽的痛陳，能被政府教育部門、大學的主政者重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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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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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3 07:0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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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先生，我已經收到了您發來的文稿，謝謝您！我當轉發給劉道玉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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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家院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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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2 20:28: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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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在新浪看到一篇關於劉道玉的文章，轉帖在這裡，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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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原校長劉道玉吁教育改革 稱當代大學亂髒臭
2010年06月22日11:34 新周刊
劉道玉今何在？
最配當大學校長的人出局22年
當77歲的劉道玉最後一場公開演講完畢後，學生們熱烈的掌聲長達半小時。所有學生都不退場，他只得穿過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隨出來。他不停地說：“送君千里，終有一別。我的講座門關了，但我的家門沒關，歡迎你們隨時家訪。”
文/胡赳赳
77歲的劉道玉走在武漢大學校園裡，仍然西裝筆挺、頭髮一絲不亂。與22年前相比，他的步伐遲緩了許多。他的右手在一次中風后無法寫字，但這並不妨礙他迎來人生中最重要的學術時期，著述不斷：《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大學的名片》、《創造教育書系》(5冊)以及大量的學術隨筆，無不指向中國高等教育的痛處。
不再是所有學生都認得他了。22年前，學生們稱呼他“劉道”或“我們的劉道”。那是他主政武大的黃金歲月，1981年至1988年間，學生們在路上可以輕易地攔住他們的校長，討論問題。而這個有着外交官風度的校長永遠面目和藹、舉止優雅。學生們形容他說，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飯，而是去趕一個外事會議。
他被稱為那個時代的改革派，甚至是激進派。即便今天看來，也沒有一個校長比他做得更好。有學生記得，在開學第一天，校長就講：“如果老師的課講得不好，你們可以不聽。”這些力排眾議維護學生的立場，使得校長並非高高在上，而是與學生成為響遏行雲的一道風景線。學生的求知慾和自我信念被點燃了，他們組成討論會，在多學科前沿探討問題。只要學生邀請，他一定參與討論，這個被稱為“快樂學院”的群體至今仍是劉道玉的驕傲。
一代學人的幸運
“大學是幹什麼的？大學的目的是人類最高的理想：追求真理。哈佛大學的校訓大家都知道，‘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我記得耶魯大學的校訓是‘真理與光明’，都是講的這個問題。這無疑是人類最高也是最美好的理想。”多年後，劉道玉對大學精神的理解仍無半點動搖，這是他實行一系列改革的出發點。
當年石破天驚的種種革新，使武漢大學成為最令人神往的校園：學分制主輔修制使學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識結構；轉學制讓學生可以選擇更適合自己的專業；插班生制、貸學金制為學生的學習廣開“方便法門”；取消政治輔導員職務，開設導師制和學術假制則使得教師隊伍形成學術至上的作風。
原為武大教師的陳加寬現在是復旦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所長，他說：“解放前的校長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楨，解放後的是匡亞明和劉道玉。”他撰文稱：“劉校長的氣節已經影響了一代武大人。”
當48歲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大學校長時，劉道玉傳奇人生的序幕剛剛拉開。而在此之前他的種種“功勳”，似乎都是為了他“平步青雲”於這個位置做鋪墊：留校任教後於1961年赴蘇聯留學，因中蘇關係惡化回國後成為“反修戰士”典型；1977年被借調到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長；此後，在1977年恢復高考的籌備會議中，他起了很大的策劃和推動作用。劉常對學生講：“你們雖然不能改變保守的教育制度，但是你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設計者和實踐者，路要靠自己走。”
在劉道玉的求學階段，他一心想成為一名化學家、發明家，諾貝爾是他的偶像。而當他服從組織安排，成為一名大學管理者之後，他享受到另外一種樂趣：“培養出讓自己尊敬的學生而驕傲。”珞珈山下、東湖水畔，劉道玉送走了8屆近2萬名當時的天之驕子。
從改革者到批判者
“不客氣說，80年代任職大學校長的人當中，沒有誰像我一樣呼籲教育改革了，也沒有誰對中國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劉道玉說到激動處，聲音提高了許多，雙手大幅攤開，碰到了茶几上的保溫杯，又被他敏捷地接住。“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現在體會到了。我現在寫東西思考問題，都是從心所欲。”
對於他1988年突遭罷免，離開武大校長一職，外界有很多說法。所有說法都集中於兩個：一是他與教育部里不和，二是他與省里不和。
“不和”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性格在作怪。在劉道玉的少年時代，老師指出他的缺點是“個性強、自負、愛表現”。但劉道玉不認為這是缺點：個性強比沒有個性要好，自負比自卑和自責要好，愛表現比不表現和無所作為要好。更重要的是，在幾十年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劉道玉找到了“士”這種品格。“我記得王國維1927年6月2號早上，到別人家裡借了兩塊錢，坐人力車到了昆明湖，窮到那個地步，後來自殺了。他的墓志銘我不全記得，但是有兩句話：獨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不自由，毋寧死。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和市儈學者的區別，一個真正的追求美的學者和一個追求金錢的學者的區別。”
正是在這種品格的激勵下，劉道玉未將大學校長當“官”來看，他也拒絕了去教育部當“京官”。但最後，學術邏輯還是輸給了官場邏輯。他的學生們說：“我們是劉校長招進來的，但畢業證書上的校長卻是另外的名字。”
官場邏輯的勝利，使劉道玉傷透了心。他拒絕了許多所大學出任校長的邀請，原因很簡單，他還必然處在體制內的領導之下。這也是他人生認識上的一個分水嶺：“如果說之前我還有愚忠的、作為工具的一面的話，之後我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
“武大的蔡元培”猝然謝幕。這位從不以權謀私的校長既不是博導，也沒有任何“自留地”。在缺少科研經費，沒有人援手的情況下，劉道玉寫出了振聾發聵的一系列深刻剖析高校教育的文章。“教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而他更是用創造之理念重新書寫大學之精神。
學生心中的大師
武漢大學不愧是中國最美的大學校園——仙山瓊樓繞上、玉樹碧湖盤下。胡適當年贊道：“校址之佳，計劃之大，風景之勝，均可謂全國學校所無。”至今，仍有學子自詡自己校園最美，而在參觀武漢大學後噤聲。
武大有三寶：櫻花、老圖書館、劉道玉。沒錯，武大學子從來沒忘記過他們的老校長劉道玉，在櫻園咖啡廳，劉道玉的著作《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被擺放在顯著位置。
如果說1981—1988年主政武大是劉道玉人生的第一個高峰，此後22年間，他在創造性教育和高校研究上，留下100多萬字的著作，則是另一個高峰。
“劉道玉”在武大學子心目中是個傳奇，每次演講，聽講者數以千計。有時校方不批最好的會堂給用，但學生們自有學生們的辦法，給看門的工人送煙遞酒，遂放行。
劉道玉成為傳奇，奇就奇在他始終與學生一個立場，贊成學生自治、實踐唯才是舉。他在書中說：“學生是學校的主體，是學校的名片，學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須以學生成才為出發點。”
2008年3月22日，他關閉了講座。“鑑於身體、年齡，我不適合作大範圍的講座。”每次外出，老伴高偉都很擔心，劉道玉舉着手機說：“這就是老伴呼喚我的通話器。”
當他最後一場公開演講完畢後，學生們熱烈的掌聲長達半小時。所有學生都不退場，他只得穿過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隨出來，他不停地說：“送君千里，終有一別。我的講座門關了，但我的家門沒關，歡迎你們隨時家訪。”講到這個場景，劉道玉臉上的神色豪情萬丈，露出開心的笑容。
一位聽完講座的學生在日記中說，得以近距離接觸老校長，來武大幾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老校長是我們心目中永遠的校長，直到今天，老校長翩翩的風度，敏銳的思維，遠瞻的眼光，和藹的態度，可敬的人格，武大歷史上無出其右者。”
大學之魂是校長
時至今日，劉道玉仍能脫口而出至少200位學生的名字，他一直想把他的優秀學生作為創造性教育的案例來進行跟蹤研究，這是他下一步的工作。他對教育的洞見，不避名賢，客觀公正，他評論孔子：“孔子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也有很多先進的教育思想，但是他沒有形成完整的教育理論。”他評論蔡元培：“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沒有形成他自己的理論體系。”
武大畢業的主持人竇文濤在一次採訪中說：“我想我們那時候要感謝校長劉道玉，開明。學分制，學生可以不上課，老師上課不點名，非常寬鬆。不愛讀書你就去實習，考試時再回來。”這種影響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現為南方都市報視覺總監的王景春回憶說：“我經常去湖北美術學院聽講座，跨校也能算學分。”
作家野夫忘不了自己蒙冤在武漢坐牢的情形，老校長和同學李為去看他，監獄長得知是老校長來看學生時，將自己的辦公室騰出來，任其長談。劉道玉當年受聶華苓搞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的影響，率先搞起了作家班，與時任作協主席王蒙培養“學者化的大作家”的理念不謀而合。“野夫是作家班的學生，我很欣賞他的道德文章。”劉道玉談起得意門生來時，仍是滿臉動情。
劉道玉稱：“大學之魂是創造。”他說：“我畢生研究創造教育，古往今來，人類的一切物質文明，無不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他將古往今來的人才觀歸結為五種：工具型、知識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創造審美型。在上世紀80年代，作家金馬在自己所著的《生存智慧論》中引申和發揮了這一思想。
最讓人感動的一幕是，當劉道玉每到一處講座時，都有當年的學生，拿着畢業證書恭恭敬敬地請他在校長一欄補簽上大名。顯然，官位與學位、權術與學術，在這種“待遇”上已有了分野。劉道玉，這位電影《女大學生宿舍》中大學校長“路石”的原型，“隱居”武大22年，但卻從未對中國教育置身事外。
專訪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
大學之美在哪裡？
採訪整理/胡赳赳
象牙塔是做學問的最佳境界
《新周刊》：蔡元培先生曾提倡“美育替代宗教”，但就現今看來，大學的美育功能似乎並未起到應有的作用。
劉道玉：美是藝術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教育應該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類的歷史上，宗教在興辦學校、傳播知識和陶冶人的善良的美德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沒有原生的宗教，絕大多數人也不太信仰宗教。因此，蔡元培先生1917年發表一篇文章《論美育代替宗教》，是從中國情況出發，對於陶冶人們高尚情操有着巨大的作用。可是，美育在中國一直是命途多舛，蔡元培這篇號召響應者也不是很多。解放以後美學、心理學、社會學都被稱為資產階級學科，統統被取消了。美育真正在教育中得到重視，恐怕還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在解放思想的指導下才逐步恢復。但是，美育在中國教育的狀況不是很令人滿意，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如果我是北大校長，首先恢復蔡元培提出的校訓，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理念辦學。國外大學一個好的理念，沿襲幾百年不變，我們中國不行，再好的理念也會因為制度的更迭或領導人的變更朝令夕改。中國官場上有一個惡習，就是後任否定前任，前任再好的東西也不繼承，要別出心裁的提一個口號，哪怕是蹩腳的他也要提，因為這是他們的政績啊。
《新周刊》：“象牙塔”是精英教育的代名詞，當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甚至是產業化教育轉變時，“象牙塔”變成了“權力之塔”、“金錢之塔”，這也意味着大學美學趣味的遷移——由學術之美變成了權力場和名利場。
劉道玉：公元1088年，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亞誕生了世界公認的最早的博洛尼亞大學，是自發產生的。那時候，某個學者發明了一個學說或新技術，於是他就到大庭廣眾向人們宣講和傳播。最早的教師就是這樣自由演講的大學者，最早的學生就是對演講感興趣的人，慢慢就演變成了大學。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從大學的起源來看西方大學的精髓，西方大學的歷史近千年了，起源就是自發的，自發的就意味着它有獨立權，不受政府管轄也不受教會干預。經過千年的延續，西方大學的精髓就是十個字：獨立、民主、自由、質疑、批判。這是大學精神之美，這種精神又是導致發明創造之美所必不可少的。所以，有評論說：“藝術大師羅丹首先的創造家，其次才是雕塑家。”羅丹一生作品林立，在巴黎羅丹美術館展出的300幅精品，件件都是美如冠玉之作，也是創造之美的再現。
大學之美還表現在環境美。古代格言說，天下名山寺占盡。我覺得從選址來看呢，大學和寺廟是一個思路，就是要遠離塵世，靜心地修煉和專心致志地做學問。當年，我們考入武漢大學時，沒有公共汽車，都是碎石路，但是進了武漢大學就覺得進入仙山了，鬱鬱蔥蔥的樹木、湖光山色，琉璃瓦宇，美景片片。現在環境也不美了，已不是聖潔之地了。
追求真理應該是大學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我們怎麼樣營造追求真理的環境，就是遠離功利的象牙之塔。例如，法國年僅30歲的律師費馬，於1638年提出了一道數學猜想題，曾困擾了一代又一代世界數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用了7年的時間證明了這個358年未被證明的費馬大定理。在1997年成功的那一刻，安德魯該是多麼的高興，那是獲得真理後最美妙的感覺。
我必須強調，象牙塔式的精英大學與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應用型的大學，是並行不悖兩種類型，各有其自己的使命。我們不需要所有的大學都進入象牙塔，也不需要每個大學都走出象牙塔，切忌一刀切。世界上那些頂尖級的精英大學，無疑是符合美的標準，是世界各國大學效仿的楷模。為了追求大學之美，我國應當建成少數幾所世界一流的大學，但必須營造象牙塔的學術環境，否則就不可能出現世界公認的大師，形成世界公認的科學學派，做出曠古絕倫的發明創造成果。
90年代初是大學美醜分界線
《新周刊》：中國的大學，在你看來什麼時候是美的？
劉道玉：中國大學的起源要追溯到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最早應是1861年的京師同文館，後來合併到京師大學堂。武大和北大搶第一是沒有道理的，我是不贊成的。心思不用在做學問，靠搞校慶造勢來爭第一，沒有一點意思。應當說，在中國大學百多年的歷史當中，曾經有過美麗的大學，或者有某種程度上美麗的大學，這是我的評價。
首先是五四運動以後到解放前的30多年。從蔡元培等人的辦學理念就可以發現那個時候的大學是美麗的，以追求高深學問為己任。最典型的是在戰亂年代組成的西南聯大，儘管條件極其艱苦，但她卻是最美麗的大學。在8年的辦學中，從西南聯大的教師和畢業生中湧現了2個諾貝爾獎獲得者、3個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8個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和171個兩院院士。
第二段是解放以後到1956年，新中國大學歷史上短暫的美麗一面。那個時候真是黨風、民風、學風最好的時候，我們進了大學，就猶如進入到一個夢想劇場。每個人都有理想，不是要當愛因斯坦就是諾貝爾，要麼就是居里夫人。同學之間沒有互相猜疑，親密無間、親如手足。那個時候就是一幫一共同進步，沒有誰對誰保密，看到別人好就感到由衷的高興。吃的是小灶，四菜一湯端吃端喝。我們不僅不收學費，而且書籍費、講義費、電影票、洗澡票、理髮票全是發的，生了慢性病還可以住療養院。那真是精英教育，我是從農村來的，過去的地主都過不到這樣的生活。
第三段是1980年到1987年這一段，這不僅是武大的黃金時代，也是新中國高等教育的黃金時代，在國家改革開放總方針的號召下，人們解放思想，大干快上。甩掉了臭老九的帽子，砸碎了頭上的緊箍咒，你能想象知識分子的心情該是多麼舒暢。實驗室晝夜燈火通明，人們爭先恐後的擁入圖書館、閱覽室，曠野、草地和林間小道處處是琅琅讀書聲，那種感覺真是美妙極了！現在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
《新周刊》：後來怎麼又變醜了呢？
劉道玉：我國當代大學變醜的主要原因是三大運動、五大歪風。
所謂三大運動：一是從1993年開始的大學合併運動，第一所合併的大學是南昌大學，先後由江西大學、江西工業大學、江西醫學學院合併而成。南昌大學是解放前的老校，1952年錯誤的把南昌大學取消了，江西為了建設自己的名校，合併後順利的進了“211”工程，從而掀起持續至今的合併運動。
二是“建一流大學”運動。1998年5月4日，時值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國家領導人號召要建設中國若干所一流大學，從此開始了千軍萬馬爭一流運動。什麼世界一流、中國一流、中西部一流、東部一流……簡直到了發狂的地步。
三是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運動。1999年擴招了52萬人，相當於增加了52所萬人大學啊，不得了。當年的擴招率好像是49%，創造了世界教育史上從沒有過的紀錄，重複了1958年“大躍進”的錯誤。
何以見得這三件大事就是運動呢，我們不妨回顧歷次運動的情況，大凡運動有三個特徵，第一是有最高領導人號召，層層部署、層層動員；第二是下邊一窩蜂，一呼百應，爭先恐後；第三是媒體大造輿論，推波助瀾，沒起到好作用。
五大歪風是什麼呢？一是瞎指揮，二是冒進，三是浮誇，四是相互攀比，五是造假。風是不見其形只見其影的東西，它們越演越烈，屢禁不止。每當我看到這些情況，就痛心疾首，沒有辦法啊！儘管他們沒有說是運動，但按照運動特徵看他們地地道道是在搞運動，是以運動的方式指導高等教育。從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中，正是大學最爛的時候，合校、建一流、大學擴招、大專升本科、亂改名、大建樓堂館所等，都發生在這個期間。
大學之丑：亂、髒、臭
《新周刊》：現在醜陋的大學有哪些表現？
劉道玉：大學之丑歸納起來就三個字——亂、髒、臭。
亂——現在中國的大學亂了套，對大學一定要有準確的功能定位，必須各司其職。現在大專、專科院校也都成為大學了，它們都只是知識或技能的培訓機構，沒有資格成為大學，從本質上褻瀆了大學的真諦。大學之亂，怎麼個亂法？請看：獨立學院不獨立(他是二級學院，但又不隸屬某大學，說它獨立吧，又要接受母體大學的限制。)、成人教育沒有成人(實際上是招收高考落榜生，變相搞文憑教育賺錢。)、函授學院要面授、自學考試要上課(集中階段上課，考前搞串講，實際上是變相漏題。)、普通大學亂篡位(很多地方大學也要搞一流大學，也要建研究型大學，大量培養研究生。)、重點大學不務正業(搞應用型研究，辦培訓班、辦分校、搞開發區等。)。
髒——骯髒，個別導師要跟女研究生上床、潛規則，院長上妓院，大學教授組織換妻俱樂部，這不骯髒？博士生導師拉研究生打牌，也有潛規則：學生只能輸不能贏，簡直是斯文掃地！
臭——經濟腐敗、學術腐敗、學術造假還不臭嗎？而且現在經濟腐敗、學術腐敗暴露的僅僅是冰山一角。為什麼呢？因為都有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有保護傘。我就發現一個現象，同是做科學研究中國科學院和各部門的應用研究院，基本上沒有在報紙上被披露學術剽竊的。很顯然，學術剽竊具有高等學校的特徵性，這就與教育部的政策和政策導向有直接關係，教育部對學術腐敗應負直接領導責任。
我所謂的臭是什麼呢？銅臭，衙門臭。用這兩個臭來概括現在的大學很形象，銅臭不用說了，一個知名作家在某重點大學兼職3年，朝夕相處，耳濡目染，他說這個大學就是一間大公司，從上到下人人都在賺錢，作家的眼光是敏銳的，洞察入微啊。後來，他又自費到俄羅斯考察月余，俄國人告訴他，現在的俄羅斯只有莫斯科大學和聖女公墓是乾淨的，而我國像莫斯科大學這樣的大學也沒有了。
大學校長六標準
《新周刊》：你眼中的大學校長標準是什麼？
劉道玉：一個真正有靈魂的大學校長會給大學賦予美感。我眼中的大學校長標準有六條：第一要接受過精英教育，從事過教學與研究工作，獲得一定的成果，要有嚴謹求實的學風。但擔任校長以後，不再從事教學和研究了，以學校的利益為最高的利益，做一個心無旁騖的職業化校長。
第二必須是教育家，名大學必須是名教育家，要精讀過教育經典名著，有自己教育理念，按照教學規律辦事。
第三必須是理想主義者，銳意改革，追求終極目標。理想主義你可以叫它是幻想主義，也可以說是烏托邦。為什麼大學必須是理想主義者，只有理想主義才追求終極目標。只有理想主義的校長才能培養出有理想的學生，這是邏輯關係。同時，只有理想主義者才會立志於改革，改革與守舊是一個理想派和現實派的分水嶺，現實派就是維護現狀，理想派總想改變現狀。我之所以立志改革教育，執着的研究與實踐創造教育，就因為我是個理想主義者。
第四大學校長必須熱愛教育，熱愛學生。很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為數不少的大學校長不熱愛教育，不熱愛學生，因為現在校長的任期制是按照幹部的任期制，四年一換，像走馬燈一樣地被任命和被換下。
第五校長必須要有很強的決策、洞察和管理能力。一個大學校長最重要的不在於他今天幹什麼明天幹什麼，而是要知道需要變革什麼，什麼時候是變革的契機，這是需要有智慧的。我們選大學校長的弊端，唯院士是選，院士雖然是某個學科著名的學者甚至是權威，但校長工作並不是用他的專門學問。
第六必須具有民主作風，善於傾聽學生、教師的建議和批評意見，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這本來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現在都忘得一乾二淨了。一個大學校長應具備的條件雖然不止這些，但我覺得如果能符合這六點，那一定是一個很合格的大學校長。
《新周刊》：我國大學的2500億債務，誰來買單？
劉道玉：債務也是個災難，2500億啊，按照公司破產法這些大學都該破產了，利息都還不起了，誰來買單？都是公辦大學，當然由國家買單，但是國家買單又不公平，因為巨額債務都是腐敗、浮誇造成的，由納稅人給你買單，對於沒有債務的學校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主張允許債務沉重的學校破產、拍賣，允許國外來購買。最近5年，美國有66所大學破產，既有公立也有私立的，既有專科的夜有本科的。這樣做一舉兩得，第一減輕了我們國家的債務負擔，第二就是加快了國內私立大學的進程。如果按照我們國內民辦大學的路子走下去，100年都出不了高水準的私立大學。
如果我們選一兩所債務重的大學，把他們拍賣了，美國一流大學買了，又有什麼不好呢？他們搬不走啊，還是為中國培養人才，有什麼可怕的呢？用他們的錢、按照先進的辦學理念，培養我們中國的人才，這才是真正的對外開放啊！
不進行教育改革的啟蒙，何談改革？
《新周刊》：有人形容，中國面臨教育災難。你也表達過類似看法，有人甚至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來形容。這是否過於聳人聽聞了？
劉道玉：是不是災難可能有分歧，分歧主要是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人，俗話說“當事者迷，傍觀者清”就是這個道理。體制內的人往往由於本位主義或是利益所限，當然他們不可能看到問題之所在。但是，危機是客觀的，真正熱愛教育的工作者，都能實事求是的做出評價。教育災難是個籠統的概念，承認危機也不甚什麼可怕的事。災難也就是危機，包括哪些方面呢，人們所指的更多的是高等教育。現在有句話，挨罵的最多的是大學，其次是中學，小學罵的人少。對於基礎教育來說，現在的素質教育只不過是說說而已，自我安慰，宣傳秀，實際上還是應試。教育部的一位領導說，光罵教育不能解決問題，其實人們並不是光罵，也提出了許多積極的建議，可是你們充耳不聞嘛！
我們只教會學生考試，全社會推崇的還是上名校、考高分、補習、奧數。所以我說現在全社會需要一場教育改革的啟蒙運動，從教育部到民眾都不懂什麼叫教育改革，應當改什麼？啟蒙就是去掉蒙昧，啟迪文明。現在的大學教授們、院長們也還是考慮擇校啊，據說某大學四個教授常年雇一個小轎車，把孩子送到市內上重點，早上送晚上接，真是不惜血本呀。為什麼現在公務員熱， 70%的博士都在官場，是學而優則仕的反映。這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不光是做官，而是把學習目的極度的功利化，如顏如玉、黃金屋和千鍾粟等，廣義上都是學而優則仕的體現，這是造成學生壓力大和負擔重的主要原因。歐美國家的教育，教學生會提出問題，特別是稀奇古怪的問題，學會質疑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並不要求學生考高分，注重創造思維能力的培養。這是與我國傳統教育根本不同的，我們應當深刻的反思，儘快走出應試教育的誤區。
《新周刊》：過去十年間，在政府的要求下，多數公辦大學每年以30%的速度增加招生人數，並大規模開闢新校園或擴建校舍——法不責眾，你一己之力，又能何為？
劉道玉：大學合併運動就是逼良為娼，我的觀點是：強強合併是不可取，強弱合併似可慮，弱弱合併有其需。當初，合併運動有兩個理由，一個是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建造學科齊全的航空母艦。但世界任何一個名大學也不一定是一個學科齊全的大學，哈佛大學就沒有農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就沒有法學院、商學院和醫學院，所以這是站不住腳的說法，搞強是假，“好大狂”才是真的。
第二個理由是中國的大學太多了不好管，合併了以後好管，這也是站不住腳的。合併前中國890多所大學，不是太多，美國有4000多所大學。還有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大了好管還是小了好管呢？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明明是強詞奪理嘛。功利主義的思想誘導人們合併，為什麼呢，因為合併以後就進“211”工程 ，不合併就成不了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比如說在貴州，新貴州大學是7所大專學校合併起來，合併之前進不了“211”，合併之後就就順利進了，而且7所當中合併了4所專科學校，這就戳穿了“強強聯合”的謊言。
《詩經》有云：“知我者為我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是的，我一己之力的確不能改變什麼，但我還是會“像子規夜半猶啼血”那樣不停地呼喚，希望喚回教育的春天，找回我國大學之美！
在漢字中，世和代是相同的概念，一世也就是一代人，往往是指30年。許多人尚沒有意思到，中國大學的危機，二三十年後將更為嚴重，因為3個因素的影響將是持久的。一是學風壞了，一個好的學風需要幾代人培育，好學風遭到破壞，又將殃及到幾代人；二是人才的素質大大的降低了，由不合格的人培育出更不合格的人，形成惡性循環；三是大學合併背上的沉重包袱和負面影響將會是長遠的，至少是50年，1951年院系調整的不良後果，至今尚沒有完全消除就是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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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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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2 18:06: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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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先生：您好！感謝您提出不同看法。我想劉道玉先生一定也很高興能聽到商榷和反駁的意見，很高興有更多的朋友關心中國教育，一起來出謀劃策。我已經給您發了郵件，請查e。
如果您已經將大作發到了網上，也不妨在此留下鏈接，讓更多的朋友能拜讀和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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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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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2 17: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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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提供劉道玉先生的聯繫方式，例如，email地址，我敢把我關於教育的多篇文章，全部發送給他。請他評論。
hehe9898@ya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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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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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2 17:1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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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提出與劉道玉不同的見解。從幼兒教育，到博士生教育都包括。
我敢直接面對劉道玉進行討論。接受他的評論。
hehe9898@ya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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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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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2 17:1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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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淡淡的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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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2 11:4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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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多出一些像劉道玉這樣的專家學者。不過問題的總根源出在國家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本點上，尤其是政治體制的根本點上。所以它反映出來的是一個社會的問題，不管哪個行業（教改，醫改，企改，城市化等等）哪個階層（富人，中產，窮人，精英，草根，等等）。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但也只能理性地盡力而為吧。《人間正道是滄桑》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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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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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2 07:5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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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山哥對劉道玉是比較熟悉的。沒錯，劉道玉在六十年代留蘇時，曾是被中國官方猛烈宣傳的反修戰士。
不過你後面有句說的有點誤差：劉道玉不是“六四後遭清算罷官免職”的，他被教育部免職是1988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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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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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2 07:5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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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多思鼓勵！確實，我因為興趣愛好和機緣，結識了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見證人或者其後代，聽他們講往事是我最大的樂趣。記下這些一家之言，或許對歷史學家所寫的歷史有所補充，給讀者提供更多的側面來豐富對歷史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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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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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2 06:4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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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道玉年輕是反修（蘇）憤青；
八十年代是他教育改革家的黃金十年；
六四後遭清算罷官免職；
他對中國教育還是有不少真知灼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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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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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6-22 05:3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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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你的特殊經歷導致你接觸採訪了一些特殊的人物，於是你寫下一些特殊的文章，並為讀者提供了特殊的視角與思考，謝謝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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