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彻底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这种依附性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自身造成的，但确乎已渗入不少知识分子的骨髓。老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在屈原人格的阴影中打转，我们所期待的文明中国就只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


　　老高按：一年一度端午节。
　　两天来，中文网上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一片“端午安康”的问候，图片、视频、诗词和音乐排山倒海。今年这个端午，屈原啊、粽子啊、龙舟啊这些端阳最突出的传统元素依旧再现，但是我感觉这次应景的众多文字，增添了许多审视、反思的意味，甚至出现若干质疑甚至挑战文章。尽管有些文章并非最新出品，但被人们翻拣自蛛网重重之下，流布于众目睽睽之间，本身也就说明了某种意味。我读到的这些文字中，有的颠覆流传了数百上千年的史实和文本，有的解构对屈原其人其事的官方正统解读，有的发掘屈原这一形象的更多侧面、更深层面，有的探讨从上古到如今，端午祭祀对象演变的密码……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这里我推荐中国大陆独立学者傅国涌的两篇文章，标题都有“告别屈原人格”的字样。开始让我有点疑惑，但作者在文章中解释了缘由，看来“告别屈原人格”是作者念兹在兹的命题，所以不惜重复以作强调。

　　端午节，告别屈原人格

　　傅国涌，国语书塾，2024-06-09

　　01

　　每年到端午节，总会有许多人想起屈原，我也不例外。
　　屈原是谁？胡适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他在1922年写的《读〈楚辞〉》一文中提出这一疑问，他认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在胡适之前，清末民初的学者廖平也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他认为并没有屈原这个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前后事实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
　　郭沫若不同意他们的看法，1942年写了一篇长文《屈原研究》，认为还是要相信和屈原相去不远的人所说，在司马迁之前，西汉时长沙王的太傅贾谊就写过《吊屈原赋》中就说：“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这个贾生与屈原的时代相去不过一百多年，又生在长沙，当时亲眼见过屈原的人都有可能还在世，关于屈原的传说仍十分新鲜。司马迁把他俩合在一起做传并非无缘无故。
　　西汉还有一位以楚国最后旧都寿县为封地的淮南王刘安，也写过一篇现已失传的《离骚传》，在司马迁笔下有所引录。
　　郭沫若相信屈原是真实存在的，并推算出屈原出生在上距孔子卒（公元前479）一百三十九年，下距秦始皇兼并天下（公元前221年）五十七年，处在中国的文化最为灿烂的时代，是一个“在情感方面发展的纯粹诗人”，与同时代的学者、策士很不一样。这一论断很值得注意，也正是《离骚》《天问》这些诗篇，让屈原战胜了无情的时间。试问，今天还有谁关心楚怀王、上官大夫之流？权势荣华不过一时，昙花一现，转眼成空，而诗人在忧愁忧思中上天入地，所袒露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灵，二千多年来一直引发无数中国人的共鸣。

　　02
　　闻一多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不相信端午节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据他考证，粽子、端午和屈原的相关传说最早记载出现在《续齐谐记》，这是南朝梁时作家、史家吴均的笔记体小说，同时代的《荆楚岁时记》也有类似说法。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前就已存在，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之后。但对于诗人屈原，闻一多的推崇是由衷的，称之为“人民的屈原”——“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他甚至说，对于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楚亡于人民革命，非亡于秦，秦国大军一到，那种溃退和叛变的方式，就是抛弃万恶的统治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则是楚人对暴秦的反抗。
　　他说，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只有屈原，没有写过人民的生活，诉说人民的痛苦，实质上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
　　与其说闻一多在阐释诗人屈原，不如说在自道心曲，他写《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是在1945年6月，其时他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已渐近沸点。仅仅一年多后，他即遭到无情的暗杀。

　　03
　　鲁迅不怀疑屈原的存在，完成于1926年的《汉文学史纲要》即有专篇讲《屈原与宋玉》，对于屈原的《离骚》有极高的评价——“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对于屈原的生平，鲁迅相信《史记》所述，然对于屈原其人，他并非一概肯定，1932年，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说：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们只不过批评）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鲁迅全集》第五卷，115页）
　　如果说，这只是鲁迅惯用的杂文笔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需要罢了。那么，1935年，他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说得很清楚：“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全集》第六卷，344页）在他生前这篇杂文被官厅检查封杀了，直到他死后（1937年7月）才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公开发表。
　　鲁迅称《离骚》“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让我想起胡适1922年说过的一句话：“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也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一本书上读到过的话：“屈原的那种对等级专制的绝对忠诚，对昏君、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和对人民的同情完美地结合在《离骚》之中”。他们的意思是相通的。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告别屈原人格》，大致上也是这些思路的继续。

　　04
　　端午节，看到一位朋友自创的粽子画，我曾写了这样几句话：
　　粽子画，竟可以如此之美！唯有美，可以胜过一切无情、无聊、无趣、无耻的时代，美，正是抵御专横权势、守护人类纯净心灵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想到的是屈原，在他所在的时代，他不就是一个美的象征吗？连他的自沉也成了一种悲剧的美。秦楚之争谁胜谁败，兴耶亡耶，变得如此次要，二千多年了，这一切难道还看不明白吗？《史记》所论定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这样的“屈原人格”贯穿二千余年的中国史，成了君主专制制度重要的道德基础。如果说屈原为楚而忧，乃至为楚而死，确实不值得。个体生命的宝贵远高过他所忠诚的对象，在人类文明史的谱系中，比起那些显赫的成功，更有价值的还是个体的情感、想象和心灵的追求，最后能在时间中留下来的也是这样美好的价值。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兮迟暮。
　　……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告别“屈原人格”，并不是告别在审美意义上的屈原，告别他诗中那种可以超越时间的美，即使要告别，又如何告别得了，那才是楚人楚地之魂。楚王的权杖早已被折断，秦皇的霸业也不过是骊山脚下的土堆，兵马俑的阵势无论如何雄壮也只是死的文物。而屈原仍活在这些诗中，这些诗中隐藏着他活的心灵。就算没有端午节，没有粽子，有这些诗句在，他就不会在文明的时间中消失。楚必亡，秦也必亡，亡秦必楚，又何必一定要等到秦亡的那一刻，即使楚秦未亡，那些寄托在屈原这个个体身上的美好价值也照样会长存世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尽可以粪土当年楚怀王，粪土当年秦始皇。在绝对的专横势力遮天蔽日、窒息人间正道的漫漫长夜之中，个人如何找到自己得以留存的价值，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曾在心中追问，答案早已不言自明。今天，我们要纪念的是一个以美胜过强权的屈原，我们要告别的是为君王分忧、至死忠诚的屈原人格，如此而已。


　　告别屈原人格

　　傅国涌，独立中文笔会，2016年6月9日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这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在“刀俎之间”，知识分子除了帮忙、帮闲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严子陵、陶渊明隐退山水、田园，拒绝仕途的荣华，自愿过隐居生活，只能是极个别人的选择，不具有普遍意义，充其量也只是对前者的补充。由于缺乏宗教性的终极关怀，即使退隐也不是出世的，同样是入世的一种方式。更何况退隐田园常常只是像诸葛亮、刘伯温那样期待着明君圣主的出现，“退”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进”。
　　不少人以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的事，其实早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即诸子时代，这一特性就已开始形成。儒家、法家、墨家、纵横家等所阐述的都是有关现实政治秩序、权术谋略、合纵连横等思想。即使带有宇宙人生哲学思考成分的道家，在老子那里首先也是关于“无为而治”的另一套政治学说。作为“隐士”的庄子，却一心想见“王者”。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恐怕非常复杂，但“政府的性质”无疑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在秦始皇之前，桀、纣等暴君便史不绝书。诸子时代，出现了孔子等古代学问的集大成者，他们可以设馆授徒、广收弟子，也可以著书立说、创立学派，却缺乏传承文明的自觉担当；没有把自己从事的教育、治学、思想作为独立的事业，始终不能忘怀有朝一日侧立朝廷。所以才奔走于各国诸侯之间，希望得到明君的赏识。迥异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和差不多同时的西方文明轴心时代即希腊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发展出了各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至多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被当作一门平等的学科对待的。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连文学也摆脱不了政治说教的特征。屈原既是诗人，也是楚国的官员。他在流徙途中写下的“千古之绝唱”——《离骚》，鲁迅早就指出它表达的不过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屈原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怀王表达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的忠心没有被权力接纳反而遭到放逐，欲帮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丽诗篇中反复咏叹的就是这一点。屈原的悲剧命运仿佛预示了他身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屈原人格也早已成为后世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说穿了就是一个“忠”字，就是无限忠于权力中心，即使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心中仍然充满对“明主”的期盼与忠诚。这种愚忠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被誉为“第二种忠诚”。
　　秦始皇在一统山河之后，钳制舆论，扼杀思想，毁灭文化，这是大一统的绝对权力的必然，任何高度集中、没有约束的权力几乎都会导向这一结果。焚书坑儒与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一脉相承，腹诽有罪，偶语弃市，严酷的制度环境注定了只能造就依附权力的知识分子。尽管历史上也有过汉代、宋代太学生的群体壮举，明代出过方孝儒这样不怕灭十族的“士类”，有过“东林党人”这样敢与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集团抗争的书生群体，在捍卫汉民族王朝的宋末、明末也曾有过文天祥、史可法等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殉道者。然而缺乏的是超越权力之外的独立思考，缺乏对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的质疑。有之，也只是黄宗羲等极个别人的零星思考，早被淹没在漫长无边的沉沉暗夜里，更不可能产生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只有四书五经、故纸堆和考据学，最多还可以加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独立批评，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就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理想的追求。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站在权力集团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由此也决定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哀。
　　直到上一个世纪之交才出现一线微弱的转机，以张元济、张謇、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在戊戌变法遭血洗之后毅然决然选择南下，告别朝廷，踏上了完全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路，开始自己独立的事业。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开辟了独立的近代出版业。张謇开办工厂，成为民族工商业巨子。蔡元培在绍兴、上海开始他早期的民间办学生涯。在近代新旧交替之际，这些功名在身、居庙堂之上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尽管风云变幻、战乱动荡，还有强敌入侵，到20世纪中叶，知识分子处于权力之外服务社会，独立从事自己的事业已经在各个领域蔚然有成。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例，以胡适、傅斯年、罗隆基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及后五四一代）已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大部分沐浴过欧风美雨，吮吸过自由主义的乳汁。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代，他们曾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独立的批判，但在“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的两极对决中，多数人只能非左即右。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独立追求，他们已经走出了屈原人格的巨大阴影。遗憾的是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中国，他们的声音毕竟太微弱了，以储安平的洞若观火最终也只能选择“留下来”，死不见尸的命运自然已注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理想的价值，和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真诚。
　　又一场以牺牲无以数计的生命为代价的内战落幕，胜者为王是铁的规律。半个世纪中几代知识分子曾赖以摆脱权力依附命运的根本——高度自治的大学、民间书局、民办报馆、民营企业等，几乎在转眼之间化为乌有。正是这些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事业使知识分子独立获取生存资源有了保障，一旦失去这些保障，知识分子就再没有独立性可言，只能回到大一统时代的权力依附状态。绝对权力不仅垄断了一切生存资源，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胞，这是一个欲做陶渊明都不得的时代。
　　毛泽东从切断知识分子的生活资料和思想改造入手，双管齐下，短短几年就将整个知识阶层打入了无底的深渊。从此，他们除了紧跟主流意识形态，贬低自我，诅咒自我，使劲地往同伴身上吐口水、自相践踏之外，已经没有另外的出路。人的尊严荡然无存，更遑论什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没有人想到践踏他人之后自己也将被他人践踏，求生的本能使整个知识阶层一败涂地，整个民族的精华陷入悲惨命运长达数十年，不少人九死一生。如果说他们在反右、文革时的表现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历经磨难之后，依然坚持“第二种忠诚”就是不可饶恕的。古语说：历大难者必有大悟，一个永远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回到20世纪上半叶先辈们曾走过的那条路，彻底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这种依附性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确乎已渗入不少知识分子的骨髓，甚至内化为他们的“一种情感倾向以及认识、评判事物的既定思维方式”（肖雪慧语）。不改变这一精神状态，老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甘愿成为权力的诠释机、传声筒，在屈原人格的阴影中打转，这个老大民族就不可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我们所期待的文明中国就只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


　　近期文章：

　　美国红州与蓝州的谋杀率：一个颠覆认知的比较
　　宇宙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幽默
　　你以为互联网保存记忆？错！中文网络记录的历史正加速消失
　　中国真正退到文革是不可能的，但是可能比文革更糟
　　魔鬼藏在细节里：专制者为何总在强调“宜粗不宜细”
　　绝望的外国人有时更清楚地看到美国顽强的生命力
　　一文读懂以色列与哈马斯生死拼杀的来龙去脉
　　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要逐渐习惯靠边站　　
　　一部童话引发图书界难得一见的翻译奇观
　　书里的乌托邦是曙光，现实的乌托邦是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