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忠於信仰、勇於獻身，但他誤入歧途，甘願受蘇聯驅使。他寫下“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卻背叛中華民族的利益，至死不悟。李大釗的悲劇，是那代人的悲劇，更是民族的悲劇。“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敲響了讓後世引為教訓的警鐘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背面的悲劇

　　《讀書之樂》第14期，2021年12月12日首播

　　◆高伐林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大家好！
　　最近讀書查資料，翻閱多種《李大釗傳》。不讀不知道，一讀嚇一跳。幾本《李大釗傳》互相矛盾，真假混雜。這引起了我的興趣，這一期節目就來談談李大釗。李大釗不到38歲的生命，幹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對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有深遠影響，我這裡只談談他的死。
　　1927年4月28日，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共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是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李大釗，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統治下的北京城走上絞刑台。九十四年來，尤其是中共建國以來，出版了無數《李大釗傳》，都濃墨重彩地描繪他就義的經過。

　　數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了大量李大釗傳記。

　　李大釗就義之際，中國還沒有定於一尊，北洋政府還沒能嚴密控制媒體，沒有規定只准刊登什麼“新華社通稿”，“輿論一律”，北京的《世界日報》，天津的《北洋畫報》和漢口的《民國日報》都發表了來源不同、角度不同的報道。但是中共掌權之後要按照政治需要來講述歷史，就導致神話壓倒了史實。
　　眾多《李大釗傳》中，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李大釗傳》比較權威，這是原北京市委書記鄧拓1960年初建議北京市委黨校編寫的。黨校校長趙征夫主持組織班子寫出草稿，朱喬森、黃真又用三年執筆寫出初稿。但文革爆發，鄧拓、趙征夫等相繼被迫害致死，編寫者都受打擊，書稿中斷十多年，文革後重新啟動，成為向李大釗誕辰90周年的獻禮著作。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大釗傳》是向李大釗誕辰90周年獻禮。

　　第九章專門有一節《絞死了我，絞不死偉大的共產主義》，這樣敘述：
　　大釗同志拖着被酷刑折磨的沉重的身體，帶着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的目光，含着讓人永遠難忘的堅定的笑容，第一個從容地、昂然地走上絞刑台……大釗同志發表了最後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並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表現了他對死亡和對反動派最大的蔑視，對黨、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他嘲笑那些殺害他的匪徒“好像熱鍋里的游魚一樣，還想昏頭暈腦地來演丑戲”。他說：“不能以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中國、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

　　李大釗烈士陵園塑像。

　　這本書出版不久，一些專家學者就在內部提出質疑，外界並不知曉，還是按照這個口徑進行宣傳。直到出版28年後，《黨史博採》雜誌2007年第4期董寶瑞的文章認為有“明顯的硬傷”：李大釗在刑場上是否發表過“最後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是否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這位董寶瑞，是河北一位作家，也寫過一本《李大釗評傳》。
　　董寶瑞稱，查閱當年報道，並無李大釗發表臨終演說的記述，更別說演說內容了。當時的刑場是封閉的，除了劊子手和憲兵軍警，沒有放進任何群眾和記者，李大釗沒有演說的對象；如果發表了演說，當時記者尋訪過軍警目擊者，報道中不會隻字不露。《北洋畫報》當時發表署名“王郎自京師寄”的通訊，敘述李大釗就義時要求寫一份“遺囑”，未得允許，便無言地走上了絞刑台，神色“未變”“殊從容”。才是當時真實的情況。中共建國之初，張次溪編著《李大釗先生傳》，記錄了當年一個獄卒提供的情況：“在臨刑前，他要發表最後的說話，但卻被押解的士兵，一拳擊倒在地上，”“送上絞台，先生擬留遺囑，亦不得允許。”也證明了這一點。

　　董寶瑞《李大釗評傳》。

　　董寶瑞找到的最具顛覆性的證據是：《李大釗傳》主要執筆者之一朱喬森，後來是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在書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釗的著名專家坦率承認，臨終演說的情節是根據推測編寫的，演說詞也是根據李大釗當時的思想和話語杜撰的，目的是顯示李大釗的英雄氣概和崇高理想。也就是說，傳記作者本人承認了是子虛烏有！
　　董寶瑞這篇文章還澄清了：李大釗在絞刑架下也沒有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李大釗被捕後，沒有刻意否認自己是共產黨人，但他主要是以國民黨北方地區負責人面目出現的。在人生最後時刻，有可能在心裡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是否喊出口，被人聽見？於史無征。

　　1947年朱自清（右三）與家人。右一為其子朱喬森，後來是《李大釗傳》主要作者。

　　董寶瑞糾正了官方若干不實之詞，在中國大陸很難得！但可惜，他與當代不少從文學作者轉型到歷史紀實作者有同樣的毛病：史料不夠文學湊，也傳播了純屬想象的不靠譜說法。例如，他引用李大釗不滿16歲的長女李星華的回憶文章說：“為了延長李大釗的痛苦，劊子手們對別人只施刑二十分鐘，而對他施刑長達四十分鐘之久。”還引用一個說法，李大釗遺體脖頸上勒有三道深深的血痕。

　　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的著作。

　　董寶瑞據此推測，應該是劊子手對李大釗實行了古已有之的殘酷的“三絞處決法”，相信了李大釗故鄉樂亭縣的文聯主席、作家張建國的筆下描寫：
　　愚蠢的敵人第一次把大釗絞昏了，又放下來，仍然勸他“悔過”。大釗同志甦醒過來，憤恨地說：“你們把我絞死，我的靈魂不死，革命不死！”敵人又第二次把他絞了上去，然後又把他放下，還是勸他“悔過”。大釗慢慢地睜開眼睛，冷笑一聲說：“力求速辦！”敵人的妄想完全破滅了，這才第三次把他絞上去。

　　李大釗的絞刑架，被列為中國0001號一級文物。

　　這個說法完全不成立，是不了解中西絞刑差別而望文生義。中國古代絞刑中有一種是兩名劊子手通過順時針、逆時針轉動繩索，放鬆或勒緊多次絞殺；然而對李大釗等人實行的是西洋絞刑，實際上是吊刑，靠人體墜落的自身重量拉斷頸椎，窒息致死。這種方式怎麼可能實行三絞法？說李大釗受到絞刑長達40分鐘，也很難成立。當天此案一共20人判處絞刑，整個殺害過程不到三小時，不可能一人就用40分鐘。張作霖的奉軍不搞把犯人放下絞架，待其甦醒後要他“悔過”這一套。法院已經判決，正在執行死刑，無需口供，劊子手的職責就是奉命把人儘快弄死，沒有問口供或勸降的責任，更不可能推翻法庭判決。這種為突出偉人形象添枝加葉，近乎戲說，很不嚴肅！
　　以上講的涉及兩本李大釗傳記，這兩本還算比較認真的，都存在這些問題，其它的可想而知。下面我想簡明扼要地講一講與李大釗被捕和就義有關的幾個更大也更重要的問題。

　　位於北京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舊址。

　　第一個，李大釗被捕的經過——張作霖為何膽敢踐踏國際外交慣例，派軍警衝進蘇聯駐華使館抓人？
　　根據《辛丑條約》，中國軍警不得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這裡就成了很多維新黨人、革命黨人躲避政府通緝的地方，李大釗是躲到蘇聯使館的原俄國兵營，在這裡領導地下鬥爭。與此有點類似的是，當年有許多左翼文人躲到租界——算不算“挾洋自重”？可能見仁見智吧。
　　蘇俄使館旁邊挨着日本和法國使館，日本人和法國人發現蘇聯使館頻繁進出中國人，還有人爭吵，懷疑在搞與外交身份不相符的活動，就通知了北京當局。
　　李大釗躲進俄國兵營後，安排他過去的學生、中共黨員李渤海與外界聯繫。李渤海被京師警察廳拘捕，供出了李大釗隱藏的地點及一些共產黨員名單。警察廳設法通過其它途徑證實了李大釗確實就在俄國兵營。但張作霖知道後感到很棘手，怕列強找麻煩，便委託顧維鈞去找各國公使辦理，不過，懂得外交規矩的顧維鈞不願沾這件事，推諉拖延。奉系只得自行派人與駐京公使團團長、荷蘭公使歐登科交涉。1927年4月4日，歐登科召開各國公使會議商定：既然蘇聯聲稱“廢除了不平等條約”，那麼其大使館自然不受《辛丑條約》保護，同意中國軍警進入抓捕。

　　李大釗被捕地遺址指示牌。

　　4月5日，北洋政府總理熊希齡為女兒舉辦婚宴，婚宴上的賀客、曾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汪大燮告訴楊度“張大帥就要對他們開刀了”——他以為楊度十多年前擁護袁世凱稱帝，肯定反對“赤化”。卻不知楊度此刻轉向了共產黨。楊度大驚，趕快通知了曾任政府教育次長的中共地下黨員胡鄂公，要其轉告李大釗等儘快轉移。李大釗得到消息，召集部下開了個會，他和大家認為：“消息不一定可靠，張作霖沒有膽量破壞國際公法。即使可靠，只怕偵探早在東交民巷外布下天羅地網，一走反而送死。但是有人願離開的，不妨離開。”
　　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6日，東交民巷軍警林立，如臨大敵。京師警察廳偵緝隊派出200人，還有憲兵、保安等配合，衝進蘇聯使館和附屬的中東鐵路辦公處、俄款委員會、遠東銀行，抓了李大釗等40餘人，還有蘇方15人。

　　軍警衝進蘇聯大使館和附屬建築搜查抓人。

　　警察衝進去時，發現裡面有人匆忙燒文件，但文件不易燒透，消防車趕來滅火，搜走7卡車文件檔案，還有步槍三十餘支、手槍十餘支、手提機關槍兩挺。
　　此事震動世界，蘇聯立即發表照會，莫斯科十萬人遊行，抗議中國軍閥擅闖蘇聯使館抓人。顧維鈞則代表中國政府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容納共產黨人，陰謀擾亂中國治安，並藏有種種之武裝、宣傳赤化之物品”，“違背國際公法”，破壞1924年顧維鈞和加拉罕簽署的《中俄協定》。

　　第二個問題，李大釗受審的內情。很多文章都說李大釗受到“酷刑折磨”，究竟怎麼回事？
　　4月6日，逮捕李大釗當天下午就第一次審訊，第二天下午又第二次審訊。4月8日《晨報》報道：李大釗受審問時，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還說“李被捕時，着灰色棉袍，青布馬褂，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聞在廳甚受優待，唯看守特別嚴重”。

　　被捕後的李大釗。

　　李大釗受審具體情況，現在很難查清楚。當時民間傳說李大釗等受過拔指甲等酷刑，但警察廳予以否認，1927年4月30日《警察公報》特地發出聲明：外傳警廳此次偵查黨案，曾用刑具，李大釗之指甲亦不存在等語，實屬誤傳。查廳中自破獲此案後，對於在押諸人，格外優待，絕無威嚇逼供之事。本廳審訊盜犯，向不用刑，何況黨人乎？
　　當局的一面之詞，我們不能輕信。但可以從其他方面來推敲。例如他們遇難後，遺體放在下斜街長椿寺，等待家屬認領。如果受過酷刑，身上必然會能留下痕跡，但後續報道都沒提；如要驗證，尤其是要通過兩份白紙黑字的檔案《獄中自述》和《獄中供詞》。李大釗在獄中三次寫出“自述”，也接受了審判長何豐林、審判官顏文海等人反覆審問。上世紀80年代，北京市檔案館從舊京師高等檢察廳的檔案中發現了李大釗被捕後接受審訊的兩件口供筆錄，題為“李大釗供詞全份”；是當時的京師警察廳抄送給高等檢察廳的。1989年第3期《北京檔案史料》發表了這兩件材料；《李大釗全集》也全文收錄這兩件筆錄。我認為，這是可信的史料。

　　　　　　審判長何豐林。

　　供詞分兩部分，第一份供詞比較短，全部是有關國民黨活動的。李大釗回答詢問說：我在北方區擔任特別市（國民）黨部政治執行委員，我的職任就是關於政治軍事對中央黨部報告，其市黨部的組織另有部長管理，我不過代管黨務。
　　問：特別市黨部共有幾處及其組織內容？
　　答：特別市黨部共有四個：廣州、上海、漢口、北京共四處。特別市黨部有事直接報告中央。在市黨部以下分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他還具體介紹了各部門的職能。
　　問：現在你北方區共設市黨部若干處？
　　答：各省設立之市黨部表面上有九十處，實際只有十三處。

　　李大釗在受到北洋政府通緝後，藏身在蘇聯使館所屬的俄國兵營。

　　第二份內容很多，涉及組織、人事、財務……我只能摘錄一二。
　　問：你是國民黨何派？是何主義？
　　答：我是國民黨左派。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
　　問：你們黨中派別及分合情形？
　　答：國民黨是完全信仰三民主義，共產黨是共同生產主義。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在廣州開第一次國民代表大會，正式議決民黨與共黨聯合。至民國十四年孫中山死後，民黨分有左右兩派。左右不同之點：右派不甚注重擁護工農利益，左派是擁護民眾利益之外更兼擁護工農利益。當時京內設有兩個機關：右派京黨部設在南花園，左派京黨部設在翠花胡同。現在右派京黨部取消，左派因受壓迫，遷入俄使館進行一切工作，完成中國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即是打倒帝國主義，恢復平等地位。

　　李大釗手書對聯。

　　問：你黨與蘇俄如何接洽妥協？
　　答：蘇聯為反帝國主義同盟幫，替我們訓練黨軍，軍中用俄教員。
　　問：你黨經費若干？你的薪金若干及經費之來源？
　　答：我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我黨經費是舒啟昌管理。經費議決案月支二千元，向由遠東銀行、中國銀行自南方匯來，請查搜出帳簿便知。
　　問：北京政治委員會之組織？
　　答：北京政治委員會分文書股、庶務股、宣傳股，惟現在北京政治委員只我一人，組織已不完備。辦事之人大略分為英文、日文、法文、俄文、宣傳、庶務等部分。舒啟昌管庶務，陳喬年管俄文，楊景山、陶永立均管抄寫，陶永立並充當俄人教讀，范鴻吉力管搜集材料及研究理論，楊善南管宣傳，劉伯莊管國民運動……

　　黨史學者認為，李大釗的回答很有技巧，對答如流，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減輕其他被捕者的壓力。不是一味硬扛，說明他很有鬥爭經驗，使敵人沒有了動用酷刑的必要。

　　李大釗《獄中自述》。

　　李大釗還留下了兩千七百字《獄中自述》，一共改了三稿，應該不是一天完成，從字跡和行文看，並未受“竹籤子”“拔指甲”之類的酷刑，否則不可能如此流暢。最後一段，他否認自己“犯罪”，但很清楚自己凶多吉少，他說“釗實當負其全則，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就是說我李大釗負全部責任；還說自己長期鑽研史學，“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體現了他的品德風範。

　　第三個，李大釗被殺的緣由。
　　要說這是不言而喻的：李大釗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張作霖是“討赤軍”司令，恨死了共產國際，認為共產國際、蘇聯是顛覆中國秩序、破壞中華文明的禍首。張作霖眼中的“赤”是一切和紅色蘇聯有關的勢力，孫中山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是“南赤”，馮玉祥國民軍是“北赤”。國共合作北伐，是張作霖的死敵。

　　張作霖是“討赤軍”司令，是共產國際的死敵。

　　更重要的原因，事關馮玉祥。蘇聯當時在中國收買各路軍閥，張作霖、吳佩孚、陳炯明等人都不買賬，只有馮玉祥買賬。馮玉祥曾在北京發動兵諫，逼迫總統曹錕交出印璽，代表守舊勢力的奉軍後來和馮玉祥的軍隊展開激戰，把馮玉祥趕出北京。1925年，馮玉祥和李大釗搭上關係，邀請李大釗擔任西北軍政治部主任，並拜訪了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馮玉祥出國到蘇聯考察，李大釗三次電請他回國。馮玉祥一生，擅長見風使舵，八次反戈一擊，有“倒戈將軍”外號；又因皈依受洗被稱為“基督將軍”，還在自己統治地區大規模滅佛毀佛，讓我聯想起炸巴米揚大佛的塔利班。但當時他算是有一定實力和影響力的軍閥，所以李大釗要拉住他。

　　馮玉祥企圖左右逢源，成為各方拉攏的對象。

　　馮玉祥回國後，宣布他的國民軍全面倒向北伐軍，全體加入國民黨，旗幟也換為青天白日，策應北伐。蘇聯給馮玉祥巨額援助，運來1萬5千支步槍，1500萬發子彈，3萬枚手雷給他，超過了對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的援助。
　　李大釗是中共北方區委總負責人，在國民黨中也是重量級人物。張作霖認為李大釗是策動馮玉祥反叛、勾結蘇聯顛覆合法政府、呼應蔣介石北伐的主要責任人。北京報紙報道，最初打算只判李大釗和直接從事刺探奉軍情報的情報人員張伯華二人死刑，但後來奉軍有將領來電要求嚴懲“赤黨”，否則影響軍心士氣，這才把死刑範圍擴大到20人。

　　臨刑前三烈士合影。左起：路友於，李大釗，張挹蘭。

　　當時報刊報道。

　　這次搜查最大的收穫，是發現了蘇俄策劃推翻中國政府的海量秘密文件。4月中旬，張作霖把一個叫張國忱的人從東北調來北京，此人懂俄文，要他翻譯整理出版這些文件。從4月12日陸續對外公布，重要的全文譯為中文，次要的翻譯目錄。當時蘇聯和國民黨共產黨都矢口否認，說是造謠誣衊，蘇聯還發出照會，要求發還文檔。中國外交部回應：1924年中蘇建交聲明第六條說：“六、兩國政府互相保證，各該國內不准有圖謀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行動，並承諾不對對方國內公共秩序社會組織有相反之宣傳。”明明是你蘇聯違反了不支持中國境內叛逆集團的承諾。此次未搜查使館，僅於其附屬房屋內，查出軍火、宣傳物品，並捕獲重要黨人，足證俄人有意擾亂中國治安，破壞中國秩序。還說，到所獲宣傳共產文件翻譯完成，再提嚴重抗議。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封面。

　　搜出來的文件後來編輯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共11冊，1928年出版。世人才了解共產國際、布爾什維克和中國革命黨一脈相通，蘇聯大使館確實是策劃赤化陰謀的中樞。例如有一份文件透露蘇俄在中國設有軍事及政治兩種密探系統，直接受莫斯科指揮，軍事密探組織只有縱的關係，而無橫的聯繫。要求各地共產國際機構，在國民革命軍中的蘇俄顧問，都必須協助軍事密探工作。
　　蘇俄在華使用經費的賬本也被繳獲公布。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半年預算，給中共中央軍事指導人員經費五萬元；給馮玉祥軍隊經費共美金14萬8830元，等等。除廣東外，總計半年投入美金38萬3933元，約合中國大洋一百萬元。這在二十年代物價相當低的中國，非常驚人。
　　李大釗遇難後，張作霖公開展覽在蘇聯使館搜出的部分文件，請中外人士參觀，表明以叛國罪殺李大釗等20人，證據確鑿。

　　中共百年黨慶期間上映的以李大釗為主角的《革命者》影視海報。

　　李大釗忠於信仰、勇於獻身，他的工資多用於革命和救濟貧苦民眾，最後臨危不懼，從容赴死，沒有泄露機密，儘量保護他人，保持了氣節和尊嚴，還留下清正家風，三代清廉。但是不能不看到，李大釗受到激進思潮的蠱惑，甘願受蘇聯的驅使，他寫下“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這樣的警句，卻背叛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誤入歧途，至死不悟，甚至可以說是叛國罪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個極為矛盾複雜的悲劇形象，悲劇並不是李大釗一人的悲劇，也是那一批人甚至一代人的悲劇，李大釗仍被官方樹為“雙百人物”，被民眾尊為偉人偶像，更可以說是民族的悲劇。今天我反覆誦讀他鏗鏘有力的警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禁要問，這到底是我們民族的正面精神遺產，還是敲響了讓我們引為教訓的警鐘？


　　近期文章：

　　我的兒子，你的秘書：《進出中組部》作者沒來得及的訪談
　　奪得了令舉世振奮的“大捷”？來，咱們對一對賬　　
　　文革最大受害者的另一個身份：文革幫凶　　
　　不實之詞無處不在，《革命烈士詩抄》也不能倖免　　
　　文革多少殺人犯，他是懺悔第一人　　
　　讀書要讀有趣的書：走這一條捷徑重返童心　　
　　連周恩來都承認：蔣介石還算一個戰略家　　
　　從長津湖到上甘嶺：他的回憶顛覆了中國軍事博物館　　
　　“愛你沒商量”——當老紅軍看上了女學生　　
　　過去數十萬年從動物升為主宰；今後數十年從主宰淪為廢物？　　
　　苦難歸於人民，輝煌歸於黨：習近平聊天時推薦的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