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互聯網發展，好像知識分子說話的空間越來越多了，但說話的方式是被更強的商業邏輯所支配。這種商業邏輯內在於互聯網之中，卻和知識分子的品格格格不入。所以知識分子唱主角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身處邊緣，能發揮什麼作用要另作思考


　　老高按：當今之世，常常聽到許多知識分子埋怨：“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真正有為有守、有學問、有良知的學者，要麼被禁言，要麼沒處說話；越來越呼朋引類冒出來的偽劣專家卻信口開河，明明破綻百出，卻大行其時，處處吃得開。許多人因而很有失落感。
　　我倒沒有多少失落感，因為我本算不上正兒八經的知識分子。我很有自知之明：能理解我、與我產生共鳴的讀者，多是我的同代人，隨着我們年華老去，我們所熟悉的社會場景，我們所關切的焦點話題，我們耳熟能詳的著名人物，我們習以為常的語言習慣，尤其是我們輕車熟路的操作工具……都在迅速流失，成為“過去時”。我感到冥冥之中有聲音在警告我：就是在邊緣上，你也站不了多久了。
　　現在想點什麼，說點什麼，做點什麼，其實都不是出於為社會的考慮，而是為自己的考慮了：一來想不斷反芻、以求活得明白，“覺今是而昨非”；二來讓自己的腦筋、口舌和手腳，經常處在活躍狀態，據說可以推遲大限來臨。
　　偶然讀到上海學者許紀霖教授接受採訪的文字，雖然是近六年前的陳貨，我讀起來還感到很新鮮，他講的，是最近幾年我反覆想過、有的也說過、但始終沒有太弄清楚的。轉載於此，供我自己，也供與我處境相似的博友、網友思考。


　　知識分子唱主角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許紀霖、張文，選自“歷史學參考”，原載《齊魯晚報》2018年8月19日

　　研究知識分子與近代思想史的許紀霖教授，將自己定位為“無法歸類的蝙蝠”。他一邊堅守專業，一邊面向公眾，堅持在學院與傳媒之間“兩棲”，身為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的他，在互聯網上積極發聲，關心着家事國事天下事。2018年8月，齊魯晚報張文專訪了許紀霖先生。

　　公共領域成功有它強大的商業邏輯

　　齊魯晚報：您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寫過一批文化評論類的文章，反響很好。後來有意識地減少這類文章的撰寫，更專注於學術研究。現在您又主動運用微博、微信發聲，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許紀霖：我有自己的專業背景——研究知識分子和近現代史，同時又有點想法。我是紹興人，從小是讀魯迅先生的書長大的，所以很喜歡魯迅思想的穿透性。事實上，我“出道”的時候發表文章並不是在專業刊物上，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知識界最有影響的公共刊物《讀書》雜誌上。所以，我的起點就是公共，這可能和別人正好相反。我自己的身份是“兩棲”的，既在大學裡面，同時又面向公眾。而且我始終保持這種兩棲性。

　　齊魯晚報：所以您覺得自己的這種特質讓您有開放的心態，去擁抱包括新媒體在內的新變化？
　　許紀霖：這和我對時代的大問題比較敏感有關係。首先是興趣，我一直重複梁漱溟先生的那句名言，“我不是學問中人，我是問題中人”。我真正感興趣的不是學問，而是由問題引導的學問。但是這個問題由我來回應的時候，我希望用學術的方式。王元化先生就講，好的東西是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我追求的更接近於有學術的思想。

　　齊魯晚報：面向公眾發文章會很快得到回應，但也很容易把一個人掏空。
　　許紀霖：公共領域的成功實際上是一種誘惑。雖然你不為名利，但是它自有商業邏輯來支配。你發出了聲音，寫了很多東西，希望即刻得到鮮花和掌聲，媒體就有這種誘惑。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當時文化批評很熱，我的興趣也很廣泛，一度報紙、雜誌約稿很多。這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是個誘惑。面對這種誘惑，我當時也有迷茫，用很多精力在寫那些東西。
　　王元化先生畢竟是大學者，他就“警告”我，覺得我應該好好做一些關於知識分子的大研究，而不是寫一些他眼中的“報屁股文章”。後來我在報紙上寫的文章就慢慢減少，至少是克制的，有節制的，然後回到我的專業領域做知識分子研究、思想研究。

　　齊魯晚報：作為知識分子在互聯網上發聲，您有什麼樣的感受？
　　許紀霖：我對互聯網不算陌生，我永遠是一個對時尚的東西比較敏感的人，也願意有參與感。所以，最早互聯網從BBS開始，我就是一個深度的參與者。我有微博賬號，也有微信公眾號。這三個階段，可謂“每況愈下”。

　　齊魯晚報：為什麼說是每況愈下？
　　許紀霖：影響力每況愈下，是因為BBS時代大家還是可以討論問題，彼此可以說理。知識分子的優點就是說理，缺點是只會說理。微博時代已經不是知識分子主宰的了，而是網絡大V、意見領袖的時代。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還是不一樣的，知識分子要有知識，意見領袖不一定有知識，他要有意見，有傾向性的看法。有傾向性的看法如果能用140個字說得很漂亮、很刺激，它就有影響力，讓很多人有同感。而微信是網紅的時代。網紅追求什麼？流量。
　　所以，今天互聯網的發展，一方面讓人更自由，好像知識分子說話的空間越來越多了，但另外一方面也越來越不自由。你說話的方式，是被更強的商業邏輯所支配。

　　齊魯晚報：您覺得這個現象是讓您無奈，還是需要作為現實去接受？
　　許紀霖：這種商業邏輯內在於互聯網之中，卻和知識分子的品格格格不入。所以我現在深切地感受到，知識分子唱主角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要期待知識分子有多大影響，這都是老觀念。知識分子在我看來，已經身處邊緣。

　　齊魯晚報：這種商業邏輯是您在接觸新媒體平台之後所有的體驗，那您是會堅持說理的方式，還是會做一些貼近讀者的改變？
　　許紀霖：我會和時代妥協。我會研究它的特點，在表達上向它靠攏。但是有些底線我是不會破的，比如我不會把流量作為第一目標。我以我的知識和良知說話，不是以流量為優先，這個底線破了，就不是知識分子了，那就是網紅或者想做網紅的人。再怎麼標題黨，也不能違背原意或者核心思想。
　　同時，你如果是一個面向公眾的知識分子，必須去了解公眾，必須有一種和公眾和解的姿態，而不是對抗。當然，任何和解與對抗都是有底線的。失去了這個底線，你一定就不是知識分子了，或者就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網絡時代已不能用傳統意義來談啟蒙

　　齊魯晚報：現在您覺得啟蒙依然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嗎？在互聯網的環境下啟蒙的境遇如何？
　　許紀霖：我現在越來越不太願意用啟蒙這個詞了。因為，啟蒙預設了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兩種人，而今天是一個互動和分享的時代，是通過公共討論來澄清問題。啟蒙是一個印刷時代的產物，網絡時代已經不能用傳統意義來談啟蒙了。如果一定要說啟蒙的話，它一定是雙向的，並不存在一個等級結構。所以，我覺得需要把架子放下，不把自己放在啟蒙的位置上。現在，年輕的一代，不願意老一代以啟蒙的姿態說你應該如何、應該怎樣，他們非常反感，即使你說得對。所以，我想，知識分子是否可以把姿態放低一點，更多地和願意傾聽你聲音的人進行雙向討論。

　　齊魯晚報：大部分人對知識分子的要求還是蠻高的。不管是社會責任，還是道德標準，大家老是覺得知識分子應該做點什麼。
　　許紀霖：對知識分子提出比自己更高要求的人，他們在逃避自己的公民責任。現在是一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時代，每個人都是公民，都有責任。我並不認為在這個時代裡，知識分子一定要比其他人擔當更多的公民責任。
　　知識分子的唯一別人不具有的責任，是在一般人搞不清楚的專業領域。比如說，三峽工程到底怎麼樣，這是大家搞不清楚的。這個時候知識分子是該出來說話的，他不是要表態，而是要通過專業知識告訴公眾事實是什麼，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是什麼。

　　齊魯晚報：那麼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以後會怎樣？
　　許紀霖：現在的知識分子，要麼是各個領域的專家，要麼就是“知道分子”。我在2002年寫文章的時候，已經預見到這兩撥人的分化，現在的分化越來越明確了。有一些人就守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做研究，他不想也不願意思考公共的問題。然後，在傳媒就有一批專業的傳媒人員、撰稿人，他們負責發表意見，他們的知識博雜也很敏感，但很難說是某個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分子本來應該在知識性和公共性上能保持某種平衡，但這種人越來越少，也沒有人願意做。
　　知識分子只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並不是一個實體。具有某種批判精神、超越意識，具有家國天下情懷的，在今天已經不是知識分子的專利了。所以說，每一個人，接受過知識教育的人，都可以甚至應該成為知識分子。因為一個人有知識分子精神，才有可能成為知識分子。不是因為你具有知識分子這種身份，就能成為知識分子。所以說如果你從事知識分子職業而不具備知識分子精神，依然不是知識分子。倒過來，你不是知識分子職業，但是你具有這種精神品質，也可以說你是知識分子。

　　年輕人越來越致力於制定小目標

　　齊魯晚報：回到您自己的研究上來，您比較迷戀民國、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他們更具有家國天下的情懷。同時，您不太喜歡過於關注現在的事情。
　　許紀霖：當下要關注，也要有距離感。與現實貼得太近，只會停留在現實表層。現在社會太浮躁，缺乏節制感。我們的大眾文化表達都是很囂張的，各種表現都加碼。我畢竟是在歷史系，所以更喜歡看和我們有些距離的知識分子。太近的東西看不清楚，只有有一定距離了才看得清楚。有距離的歷史看清楚了，對現實反而了解更透徹。很多人缺乏現實的深度，是因為他們缺乏歷史感。所以我更願意以一種歷史的方式，來看今天的一切。因為，今天依然在歷史的延長線上。

　　齊魯晚報：可能有一些年輕學子會困惑，說了解以前的知識分子，跟當下有什麼樣的關係？
　　許紀霖：這是一個閱歷的體驗，不僅僅是知識的體驗。同樣講知識分子的故事，我現在給大學生講的效果，遠比不上給社會人士講的效果。因為這和知性沒關係，後者他們已經有人生經歷了。現在大學裡教授的大多是純知識，它背後不一定有思想，甚至是去思想化的知識。所以他無法了解知識背後的內涵和意義，而是去摳那些很細的知識點。但知識分子的故事不是靠知識去體會的，而是靠心靈去感受，用自己的經歷去感受。
　　看書、吸收知識需要對話。但資訊不會和你對話。而且，知識是系統的，資訊是破碎的。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以了解資訊的方式去讀書，他獲得的是支離破碎的資訊，而不是具有某種價值觀、世界觀和整體感的知識。知識和資訊的差別就在這裡。資訊不能提供世界觀，不能構成三觀。所以，今天很多人一肚子資訊，卻沒有自己的三觀。這樣的人格是最容易被操控的。

　　齊魯晚報：您以前提到過知識分子的三種關懷，社會層面、文化層面與知識層面。
　　許紀霖：今天就是知識關懷。我的學生裡面，大部分是以知識關懷為主調。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大趨勢，你不可能改變它。用王元化先生的話來說，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至少我有這個同感，你不能期望年輕一代走老一代的路。

　　齊魯晚報：會有新的東西被創造出來嗎？
　　許紀霖：有可能。他們的表現方式是不一樣的。未來，年輕人會越來越致力於小目標。他們會有各種各樣的小目標，傳統知識分子那種整體性的東西，年輕人那裡不會再有。年輕人都會設定一定的小目標，而且這些小目標有時候還會互相衝突。

　　齊魯晚報：所以現在是一個小時代？
　　許紀霖：大時代、小時代如果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大時代一定有一個整體的、共鳴的、烏托邦式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大時代不可能了，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目標、小的烏托邦，這個一定會有。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整個世界屬於大轉折的時代，以後變化可能會更快。技術的創新太厲害了，任何技術革命都會帶來文化的變化。我們現在正處於文化的變革之中。從印刷媒體到網絡時代，網絡時代還在不斷產生新變化。我們難以想象，至少我是跟不上這個時代了。但是，我願意去理解。知識分子實際上未必能夠改變世界。他唯一能做的，是為世界提供一種解釋。
　　因為，大部分人對於變化的世界是不理解的，或者只是看到支離破碎的樣貌。知識分子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個整體的、清晰的解釋。世界在變動，我也在理解。我現在的理解還不是整體性的，只是抓住了一些現象性的東西，試圖深入理解它。


　　近期文章：

　　清明時節雨紛紛，推薦一篇緬懷故人的文章
　　一部童話引發圖書界難得一見的翻譯奇觀
　　書裡的烏托邦是曙光，現實的烏托邦是噩夢
　　一個青年幹部的婚姻危機怎樣惹翻了鄧穎超
　　李大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背面的悲劇
　　我的兒子，你的秘書：《進出中組部》作者沒來得及的訪談
　　奪得了令舉世振奮的“大捷”？來，咱們對一對賬　　
　　文革最大受害者劉少奇的另一個身份：文革幫凶　　
　　不實之詞無處不在，《革命烈士詩抄》也不能倖免　　
　　文革多少殺人犯，他是懺悔第一人　　
　　讀書要讀有趣的書：走這一條捷徑重返童心　　
　　連周恩來都承認：蔣介石還算一個戰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