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二一年出生在江苏武进南夏墅镇。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件”后，日本人入侵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武进县沦陷。

   逃难途中听说我家的房子被日寇烧毁，我亲母悲愤成疾，客死他乡。当时学校停课，我失学在家过着亡国奴的无奈生活。

   一九三九年二月春节农历新年刚过，一个初中高一班的女同学张瑛从都家桥跑来告诉我说，原武进县公共体育场场长李守之（武进坊前八斗桥人）从后方来，要为后方一工厂招收沦陷区的失业失学青年前去打工。并通过南夏墅小学校长钱伯显把这一消息告诉他的学生。于是我们认为机会难得，凡认识的男女同学、同乡互相通知，一、二日内就有十来个人愿意前往。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谁愿意做亡国奴呢?于是我们立即去办好了过关卡的“良民证”。

   在我哥哥全力支持下，父亲马上为我筹借路费，一共筹得十八元七角。当时我大妹也想跟我一同走，父亲劝她说凑不出两人的路费，加之她经常性的疟疾导致她体弱多病，不放心。最后我拎着一只以竹栓为锁的小藤篮，穿着一件棉旗袍和大嫂送的旧外衣，连毛衣都没有，于次日早晨告别了家人，和张瑛（女）、卞玲（女）、还有年龄最大的恽有道（上店人）、我姐夫蒋孚中（ 鸣凰人）、吴国生（寨桥人）、沈珊（鸣凰人）、汤锦文（寨桥人）、张瑛的哥哥张文明以及符炳昌、符须昌兄弟、蒋兆明、蒋术(坊前人) 兄弟 、严祖术、张兴耀、黄文焕等一批南夏墅小学毕业的大哥小弟们，乘长途公共汽车向城里出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记得那天正是我母亲去世的祭日，二月十九日（正月二十），当时我最小，不满十八岁。

   我们在县城南门下车，进城先要排队向日本人鞠躬。日本人用凶狠的眼光审视着， 对每个人搜身， 必要时检查行李。 我见一个村民被日本兵用手指弹他的脸，无端污辱他，吓得那村民面如土色，惊恐万状。等日本人觉得过瘾了， 才放他过去。 当时我心里十分难过， 亦很惊恐，这就是亡国奴的日子。 我们在自行推举的小组长的带领下，去火车站前往上海。凡经过日本兵的岗哨、 站头，少不得都要鞠躬。 因为我们是亡国奴，无可奈何，可耻可悲。

   到上海后，我们按体育场场长告知的地址， 在杨树浦公共租界内一个纱厂的宿舍里找到了他。这时他才如实地对我们说，为了保密，所谓后方招工实际上是后方一军事委员会战事工作训练团第三团，到沦陷区招收失业失学的爱国青年，经过半年集训后，派至各战区从事抗日工作。受训地址在江西，受训条件很艰苦，没有课桌椅，只有一只小板凳和一块板。敌机随时轰炸，有时只能野外上课。他问我们能否吃苦，如不愿意去的可以留下。他当时已是“战干三团”的体育教官，是奉命前来秘密招兵的。

   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吃尽亡国奴之苦的青年，巴不得有此机会跳出敌人魔掌， 从事抗日工作，一致表示愿意前往。李守之还对我们进行了一次书面文化测验，全部通过。

   在李守之的安排下，选了一个组长，用一张小纸写了一个暗号，在规定日期内，乘轮船先到温州，上岸后即会有军委会的人员接应。

   当天我们在福州路的“大方旅馆”住下。几个乡下人第一次到上海， 大家的穿着自然很土。我们结伴白天到南京路观看了“四大公司”。看到“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和高楼大厦， 都十分新鲜。我还去上海南洋高中见了小学高一班同学周志菊和校长的女儿钱立华（初到“战干团”还与周志菊及钱立华通过信，她俩的言辞都非常革命，慷慨激昂。后来她们都为革命至死，成为烈士）。

   晚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又想出去逛逛，结果出门后找不到回旅馆的方向，越走越远，无奈找了一位警察询问，被警察批评一顿。警察见我们一副乡下人打扮，就说：“你们不要乱跑，上海的坏人很多，当心上当受骗。”我们很感谢警察的忠告，按他指引的方向找回了四马路的“大方旅馆”，和男同乡们讲起这事，大家说我们是乡下人、傻瓜。

   次日我们乘上了一艘意大利轮船前往温州，发现船上很多青年男女（上海地区人居多）。我们在五等舱， 人员拥挤，非常热闹。 问他们去温州干啥? 都说是“探亲”。人家问我们，也说是“走亲戚”。

   过了一夜，醒来发觉来往船只都挂着清天白日旗，原来我们已经驶出了沦陷区，大家禁不住大声欢呼，庆祝重见天日了! 到达温州已是晚上，上岸后当即有“战干三团”的工作人员前来点收。同船来的一百多名男女青年都集中在一起，原来大家都是为同一个目标而来的。

   我们在温州一个祠堂里以稻草铺地住了下来，约住了一个多星期，又经过一次普通的中学文化测验， 发了路费，就安排我们乘火车。经过浙江金华、江西上饶、南昌、向塘、樟树，一路遭受日机轰炸。到樟树下车时，见居民纷纷逃离，早成了空城，已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带队教官无奈之下，他宣布叫我们所有人自由组合， 各自步行，向江西吉安进军， 在约定日期内到吉安某地点报到。

   我和姐夫及一同出来的常州同乡同学们一起沿着挤得水泄不通的公路，和当地难民、国民党残兵一起步行。敌机不时沿路轰炸扫射，我们犹如第二次逃难。行军途中借农舍合住，不知经过多少天的艰苦拔涉，最后终于到达江西吉安。

   吉安是个大城市，谁知也被日军轰炸得千疮百孔、横尸遍野，城内白天空无一人，仅夜间有少许行人。我们报到的地点在城郊（资料记载是在泰和马市或禾市附近），去后才知道受南昌战局影响，“战干三团”的总部已搬到江西雩都，仅留了少数工作人员。

   我们在吉安换上黄色军装，绑了腿 (记得入伍后夏天是短裤草鞋，入秋后为长裤圆口黑布鞋，内有白衬衫及配戴军帽)。休息几日，待全部人员到齐，由教官正式编队，行军到雩都。我们为避免敌机轰炸，采取白天休息晚上行军的办法。要知夜间行军是多么辛苦，我们一路走一路睡，往往踩上别人的脚跟。后来听到红军长征时一路走一路睏的艰苦情景，我对此深有体会。我在行军中从不掉队，那时人小体胖， 却不示弱。带队的顾经年队长（苏北人）一直表扬我，于是我劲头十足。就这样， 行军几天几夜， 终于到达了雩都。

   期间我们经过兴国县的一个小镇，非常穷，部队去后买不到米，那天中午我们吃的是去壳的糙米，一粒粒硬得难以下咽。雩都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城市。我算下来从上海出发后， 整个历程足足花了三个月时间。 在雩都正式入伍训练已是一九三九年五月份。

   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三团简称“战干三团”，校长挂名为将介石，教育长唐冠英，政治部主任胡轨。我们是第二期，共约三千人。分六个大队下属二十三个中队：男生编五个大队，分散在郊区，相互隔有几里路程。女生编一个大队下属三个中队，中队下又分区队。

   我们的大队长是顾经年，区队长徐竹如，潘荣，夏镜秋；区队副杨瑾，指导员朱宗敬、许素玉。我们的营房后面是一片树林，相对近市区（有一说是雩都北门外）。

   入伍训练一个月后，即分军事、政治两大部分；我和同学张瑛、卞玲及其他我记得的女生如曹云霞、胡香棣、俞洁虹、陈观贞（同乡）等均分在政训总队。受课内容有军事训练、步兵操典、总理遗教、三民主义、气象地理及有关战地服务等。 我们男女大队是分开受训的，只有每周联谊会大家聚到一起，相互赠言签名留念。

   受训期间思念家乡和亲友，还与我小学里的恩师曹梦梁通过几次信。他其实一直是地下共产党人，那时他只身跑到河北正定、保定一带打游击，他的回信多用假名，如“丁一之”、“苏进武”和“梁梦翘”。而我则躲在厕所里看信，看完即撕毁。他在给我的信中慷慨激昂，鼓励我要坚决抗日，好好干革命。后来听说牺牲在五台山。

   江西的气候炎热，生活艰苦。我们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晚上九点熄灯。一天只吃两顿饭，吃的菜是韭菜汤、豆腐皮等，很少有荤腥。吃饭时动作要飞快，稍慢些菜就没有了。

   有一次休息时我找一老乡家借用厕所，他们把我带进一间小屋，里面一只粪桶，正好有一个女孩在大便，只见她手里拿两根柴梗皮，我以为她在拿着玩，谁知她是因为没有手纸，用来当手纸刮的。

军事训练是艰苦的，我还中过一次暑。有一次进行实弹射击，一位学员不慎射出一颗子弹，击中了一个空油桶，吓得面如土色。

一九三九年夏，军委会军训部长白崇禧莅团检阅讲话，宣布“战干三团”与瑞金的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合并，“战干三团”二期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后人习惯称为‘黄埔军校’）第十六期，我们是下属第一政训总队。

转眼到了十一月底，因抗战激烈，前线军队军官伤亡很大，急需补充一批下级军官，政训总队学生奉命提前毕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代表校长蒋介石来校主持了毕业典礼。全团举行大会期间我们要列队接受检阅，我们全体学生连夜整装长距离行军，次日八时接受检阅。一位女生在接受检阅时挂在背后的斗笠掉了下来，遭到了非常严厉的训斥。记得检阅结束后在行军回营地的路上，中午骄阳似火，上级让我们在老百姓的住处附近随处休息，我顾不得泥地的潮湿倒地便睡，睡得香极了。   

   毕业时同乡李守之教官特地从别处赶来看我们三个女生，还送了每人一点钱。我们各自买了块黄军布准备做军服的，我随便放在我的藤篮里，结果被偷走了，十分惋惜。

   毕业后，要大家填写志愿分配工作，我们一同出去的同乡同学有的到青年书店，如张兴耀，有的到前方参加救护。蒋术经“干训班”二期学习后去了前方战地医院。恽有道回家乡任教四十二年后退休。沈珊和汤锦文后来去了台湾。卞玲去了贵阳一个青年书店，并嫁给该书店的老板。张瑛则被分配在第三战区上饶部队工作，两任丈夫都是黄埔生。后来她哥哥张文明被日寇残酷杀害，张瑛就改用了她哥哥的名字并居住在上海。曹云霞将门出身，能使双枪，成了蔡省三的妻子。胡香棣嫁给了同期同学王升，王升官至国民党二级上将。蒋术后来与黄碧涛结婚，蒋术生前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俞洁虹最终经台湾去了美国，她的儿子就是第一个登上太空的美籍华人王赣俊。我姐夫蒋孚中及符炳昌、符须昌兄弟、蒋兆明等相继到家乡第三战区入伍参战。

   我因立志求学，经“干训班”一期学习后去了南充蚕桑学校念职业高中，并被学校保送“国立四川大学”，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同期成为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一员，投入了工人革命运动。

   据史料记载，黄埔军校从一九二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九年迁往台湾，军校在大陆招收的二十三期学生中包括四届女生，毕业的女学生总数约为八百人，其中第三分校第十六期的女生就有三百多人。我没有想到我也是这八百女战士之一。 

   我至今仍会唱几句《战三团团歌》：“战干！战干！三千条年轻的好汉，斗大的头颅，柱粗的臂膀。战气若层云的卷舒，热血如江河样浩荡。挺起胸，竖起肩，挑起时代的重任，为抗击日本魔鬼的侵略而战！为建设自由平等的中国而干！卷起革命的风暴，掀起救亡的巨浪，扫尽旧中国的污秽， 洗尽旧时代的血脏。战战战！干干干！三千条年轻的好汉。”

   由孙中山创建的黄埔军校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黄埔精神所代表的是爱国、爱民的民族精神。除了那些名垂青史的，国共两阵营的黄埔名将外，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千千万万个浴血奋战、默默无闻为国捐躯和伤残的黄埔生，因为有他们当年的抛头颅和洒热血，才有我们祖国的今天和未来。

   当年我们这批年轻人不愿做亡国奴，怀着一腔爱国心而千里从军。尽管每个人的遭遇不同，我们都有一段与“黄埔军校”割不断的情缘，我们以身为黄埔学员而骄傲，我们以“黄埔精神”来激励人生。

钱萃

二零一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