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我在中央军校（第十六期）政训总队受训毕业，军校毕业前大家开始填写志愿，领导逐一“个别谈话”，征求学员意见。我向领导提出，因感年龄尚小，不希望马上参加工作，如有进修机会，尽量参加进修。

 领导见我梳个“童花头”，很小样，确实不像可以工作的模样，便把我送到江西赣州“三青团”支团部所办干部训练班继续受训。

 军校临行前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同乡张兴耀也在里面。相见之际，不胜惊喜。在异乡有一个同乡在一起，总可以相互照顾的。

 江西支团部青干班系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第一个亲自组织的干训班，是他培植亲信和嫡系的第一步，因此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首期学员来自“战干三团”的毕业生是经过挑选的，共有七十二人（其中女生二十多人），我们戏称“孔子七十二弟子”。由黄埔四期的中央军校政治部少将主任胡轨推荐带队，队长彭超、副队长夏镜秋带队，其中除了张兴耀，还有王升、王蕴（王升的侄子）、楼锡源、伏国正、柳新、 萧韶、 戚国彪、肖春傅、徐贵庠、谭建勋、孔秋泉等，女生有吕飞霞（浙江乐清人）、许素玉、俞洁虹 、曹云霞等人；其余人来自赣州专员公署职工以及支团部下属机构人员，如章亚若、蔡希曾（蔡省三）、游鲲等，前后共有一百四十九人，属内部招生。总负责人（主任）即赣州专员公署专员兼江西“三青团”支部主任蒋经国。付主任刘恺钟，具体负责人（付主任）是胡轨，书记彭朝钰，军训大队长欧阳钦。所有的带队教官都是“战干三团”的人。全部人马编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三个中队下每个中队设三个分队；一、二中队队长伏国正，彭超；指导员谭建勋 、孔秋泉 、许粟裕；三中队是女生，中队长夏镜秋，胡香棣，指导员许素玉。蒋经国自己也编进第一中队第一分队第一班，参加学员活动。受训地址在赣州城西郊的水西乡赤硃岭小镇。我们在“灵一古庙”上课，操练是在古庙西边的禾场上。大地主“赖老拐”（赖传统）的旧宅是蒋主任的办公室和他的临时住处。

 一九四零年一月一日正式开学。蒋经国让人在赤珠岭祠堂大门口，抄写上当年黄埔军校大门口的对联：“想做官的莫进来，要发财的请出去。”蒋经国在开学典礼上亲自训话，他和我们穿一样的灰棉制服，做工非常粗糙，钮扣都没有钉牢，一穿就脱落。所以他开场就说：“你们这衣服上的扣子一碰就落，这说明裁缝的马虎和敷衍；整个社会都是敷衍，不负责任，贪污腐败，这样下去中国必将灭亡! 所以希望我们青年一代要力挽狂澜，发愤图强，救国救民，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落在你们身上。你们是我们团在江西始创的第一批干部，今后江西全面组织的发展，就靠你们去开天辟地了。我们地处赤硃岭，要树立‘赤硃岭精神’，即‘精诚团结，朝气蓬勃’，一个主义 、一个党 、一个领袖。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的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的摔跤场。” 他说要把青干班办成赣南的“黄埔”。语言不多，慷慨激昂，给大家很深的印象。后来，蒋经国就把他灌输的这种信念，概括为“赤硃岭”精神，加以大力倡导。

  我们每天上午三堂课，下午也是三堂课。受训内容除军事训练外，有三民主义 、领袖言行 、总理遗教及三青团团务。除蒋经国亲自担任“精神讲话”课外，还请军事首领如张治中 、李宗仁、熊式辉，学者名流如中正大学校长胡先肃、马博丁等来授课演讲，康泽也来过。

 晚上还进行补习和讨论。每星期六有一次课外活动，即进城看电影、话剧或京剧、或参加支团部活动。每逢节日的宣传活动，同学们自编节目，蒋主任一起表演歌唱，非常尽兴。

 蒋经国没有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他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出操，每天早晨六点半天不亮就一起跑步。他亲自授课，完全和我们打成一片，整个班搞得活泼 、生动 、愉快 。

 有一天半夜，大家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一阵号声“紧急集合”，同学们赶紧跑到操场，见蒋主任穿着军装挺立在寒风中，等待我们集合； 他一声令下：“跟我跑步。”于是大家跟着他跑，跑了很久，一直跑到赣江边，在河滩上停了下来，他说：“大家注意啦，你们看前面有些什么?”有人说前面有山，有的说前面有房子，有的说前面有树；这时天已渐亮，有的说前面有船，有的说看到了国旗。

 这时有一名女生高喊说：“我看到了锦绣河山正遭帝国主义侵略，看到骨肉同胞被鬼子屠杀，我还看到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大家回头去看，原来是章亚若。蒋主任夸她答得好，然后严肃地问：“同学们，鬼子屠杀我国同胞,我们该怎么办?”

 在男生中又有王升高喊：“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蒋主任说：“今天晨练，让大家体会穷苦人民是如何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这有待于我们一代青年去解决。”

  当我们走过一座山岩时，见山岩的缝隙中撑着很多小树枝，他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认为这是顽童搞的，他开玩笑说：“这是游客特意撑的。传说这样撑了腰痛毛病就好了。”大家哈哈大笑。

 平时他最嫉恨的就是随地吐痰，有一次他跟我们一起跑步，听到有人往地上吐痰的声音，他厉声问：“谁呀！”到了列队时，就吐痰之事，他说外国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就是因为中国人不讲卫生造成的，他叫大家有痰就咽下去 (那时根本没有餐巾纸，都是往地上吐的)。

 每个周末他都会带我们列队去城里看戏或看话剧。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在剧场看戏，一位青年跨越木栏进入剧场，刚巧踏在蒋经国身旁，蒋立即训斥他为何不守规矩，应从大门进来，吓得那青年转身就逃。

  赣州市是个中等城市，蒋经国去后宣传工作做得很好，街道整洁，每根石柱和墙面上都是标语和漫画。为了稳固大后方，蒋经国在此大刀阔斧地整治地方势力，实行“禁娼、禁赌、禁烟” 活动，将个贫穷落后、土匪猖獗的地方搞得次序井然，有声有色。

 蒋经国还经常乔装打扮成工人模样，带不同的便帽，深入群众，了解民情。

 每逢国庆及其它节日，他穿一身白色制服，戴一顶白帽子，骑着白马带队走在游行队伍前面，非常引人注目，我们“青干班”同学随后，接着是各界代表的队伍浩浩荡荡，热闹非凡。晚上还举行火炬游行，十分壮观，整个赣州象沸腾了一样。

     干训班的伙食要比军校好了许多，女生宿舍一律兵营式上下铺，约五，六个人一间。当时我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和曹云霞、杨汉瑛等住一间。我只知道他们大年龄的常聚到一处，我年纪小进不了他们的圈子。后来看书才知道以章亚若、王升为首，肖昌乐、曹云霞、杨汉瑛等结拜成了“十兄弟（妹）”。

    我的印象中，曹云霞将门出身，打扮入时，非常活跃；夏镜秋较小样，因为说我像她妹妹，故很喜欢我；而最著名的章亚若（日后成为经国先生的秘密情人，那是我离开后发生的事）我印象中她高挑个，白皮肤，较时髦， 头发老是松松的，微胖，笑起来似有一颗金牙。当时她已有二十八岁，与我们接触不多，她从公署里来，毕业后又回公署去了。她的好友桂辉高鼻梁，大眼睛。

   男生中张兴耀人很和气，能书会画，擅长画老虎，我叫他“笑面虎”。王升很能干，写一手好字，对我也很好，不是称我“小钱萃”， 就是因我长个圆脸而称我“小皮球”。王蕴文才好，我们比较接近，我离开赣州后我们还通过信，信中说他追求吕飞霞未成，说：“原以为是吃一杯糖浆，不料却是吃了一杯苦酒。”唐诗瘦高个（浙江人）。楼锡源厚嘴唇；易晚香老练（浙江人）。秦纯卿(宜兴人) 高高大大，长一双小眼睛。蔡希曾（蔡省三）不算学生，但也与我们在一起， 他一表人才（杨汉瑛曾偷偷告诉我曹云霞在暗恋蔡，因为她偷看到曹给蔡写信，称他为“希曾哥”，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他们结婚时蒋经国做了他们的证婚人）。

   到了我晚年我才知道蔡希曾的经历非常宕荡起伏，作为“战犯”他在大陆整整关押了二十五年，释放后又被台湾蒋经国政府拒之门外，今天他还在为两岸的统一而奔走。

    待我最好的是江海东，扁平脸，矮个子。

   蒋经国个子不高，非常平易近人，浙江口音很重。我们偶尔会在理发店遇到他的苏俄太太及小孩，太太操一口普通话。

 三个月训练结束后举行了隆重的大会，蒋经国在大会上说：“你们今天虽然训练班结束了，但是我发给你们的是结业证书而不是毕业证书，因为这不过是一段学业的结束。学无止境，你们要继续学习、不断获取知识，今后努力为社会服务。”他当时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也充分显示了他教育青年人的独到之处。

 一九四零年三月底开始实习。我们发了藏青色军便服，被派到各个部门，即江西支团部 、专员公署等， 记得专员公署男职工穿的是藏青色连裤制服，中间穿有布裤带。

 支团部用的是原赣州女子师范学校校舍（地址在今天的西津路十六号），规模很大，设有组织组，组长黄模熙；宣传组，组长江海东；总务组，组长沈知方；及青年招待所，专门接受失业失学无家可归的青年，所长蔡希曾。宣传组下还设有宣传大队，蔡希曾担任大队长。新婚不久的蔡希曾后来还带队巡回宣传演出，数度过家门而不入，干劲十足。还有漫画组 、青年书店并出版“江西青年”刊物；支团部经常排练话剧，俱乐部里时常放映电影和演出话剧。

 我被分配在支团部宣传组办公室，负责收发文件 、接听电话。组长江海东经常外出办事，搞宣传，我等于是他秘书。记得他的住处就在办公室后面（以前是学生宿舍），因此也认识了他的太太史如莹。

 有一次我跟着宣传队去演出，他们叫我做“司幕”，即负责拉幕，由于我没看过他们的排练，结果演出间隙不该闭幕的我把幕拉上了，出了洋相，但是他们并没有批评我。

 团里还举行过集体婚礼，有三对新婚夫妇：中队长与学员、两对青年招待所工作人员与外面的姑娘，记得其中一个姑娘还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

 这期间，我亲眼目睹了一次陈宗莹、江海东带队的“搜捕共党分子”活动。那天晚上，抓来一个书店负责人叫吴越，从他书店和家里床底下搜出了许多进步书籍，全部是无字的白封面，还有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党员证章等。这些“罪证”统统被帖在走廊墙上的丝绵布上拍照存档，那人站着不吱声。后来被捕人的老婆还到团部来向蒋经国哭诉要求放人。

 现在才知道，那是复兴社康泽与蒋经国争权，有人向蒋介石密告，说蒋经国“赤化赣州”，身边用的人全是共党分子。他们趁蒋经国去重庆述职之机，抓了一批人，为首的五人包括蒋经国的秘书之一叫“葛洛”，并由他负责找人开了一家书店，暗中卖一些进步书籍。后来蒋经国回来后说要自己处理，把葛洛弄出来后，念其是部下把他给放了，还给了他路费。据说蒋经国从“书店件事”以后政治态度上有了大幅度的转变。

  有一天支团组织组负责人在我外出公务完成后恰巧同路回团部，他推着一辆自行车一路很详细地了解我的情况，给我的感觉好象他要发展我入某“组织”，我当时梳个齐额刘海“童花头”发式，矮矮胖胖一脸稚气，可能我给他的感觉太年轻不懂事，后来发生的“清党”活动把他也牵连进去了，说他是共产党，我哪里搞得清楚。

 因传递公文，我常常要去蒋经国的办公室，他的座椅背后有一排屏风，镶有蒋介石的几幅巨幅相片。

  记得离江西支团部不远的江边有一个地方叫“郁孤台”，山上有座塔楼叫“郁孤楼”，可以远眺山光水色和赣州全景。古有辛弃疾《菩萨蛮·郁孤台下》的名诗：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我郁闷时偶尔也一个人去那里眺望江面。有一次王升也上楼散步来了，他见我孤身一人站在那里，他问我：“你怎么也来了？”我说：“我心里郁闷。”他笑道：“我见你天真活泼，成天高高兴兴地，怎么也会郁闷呢？”我说：“思念故乡啊。”

    我在受训期间，意外地遇到军校同学，也是初中蚕校高班同学陈观贞，她告诉我，我的同班同学骆琦正就读四川省立南充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当我知道这一消息后，心里非常羡慕和向往。便马上写信与骆琦联系，请她帮助我实现读书的愿望。

 一个月中我闲来无事，就自行温习功课，随时做上学的准备。江组长知道我想继续升学读书，十分同情和支持。在这段时间，我频繁地和四川南充高级蚕校的骆琦联系，询问她如何进行入校准备和手续。她说只要凭初中毕业证书至重庆教育部“战区来渝失学青年登记处”登记，即可分配到该校读书(名为借读) 。

 经过一个多月的实习，在分配前照例要进行个别谈话，由蒋经国亲自面谈。轮到我谈话时，我大胆向他提出要求去四川南充高级蚕校读书，他说：“你何不在赣州就近续读高中?”我说：“因我初中读的蚕校不读英语，数理化也读得很少，怕跟不上。”他考虑后，同意了我的要求。因为“三青团”工作的宗旨，其中一条是帮助失学失业的青年解决问题，对我这个失学青年怎能视而不见?我当即提出若前去读书还没有能力支付学费和去南充的旅费，请他帮助我解决。他叫我写一个申请报告，不久蒋经国批准了我的报告，同时还写了一封信给南充蚕校校长，要求为我免除学杂费，并补助我旅费二十元，嘱我好好读书。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封信有蒋经国的亲笔毛笔签字和他巨大的蓝色印章。  

 宣传组组长江海东，见我是一个上进青年，就全力帮助。他曾在蒋经国面前讲了许多好话，蒋主任同意我的申请后，他马上为我张罗去重庆的同路人。因为江西支团部每年都要派工作人员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一年，那年轮到总务组组长沈知方前去。他特地为我联系，请他和我结伴同行，一路可以照顾我。他想到我去重庆举目无亲，为解决我吃住问题，特写信介绍我去找重庆支团部的老同事艾冬洁帮忙。

 万事具备，只等总务组组长择日起程。干训班的学员们纷纷分配到工作岗位上去了，如做分团部书记 、去专员公署工作，或去青年招待所 、青年服务社 、青年书店 、宣传大队。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江海东叫我暂时与派在近郊“茅店中学”的一行人去茅店，一有消息就打电话通知我。

 我和组长秦纯卿，组员曹云霞和杨汉瑛同坐一条小船去“茅店”，被派到茅店中学搞团务工作。那时学生家境都非常贫穷，正好碰上准备考试，故实际上也未做出什么事来。去不到两天就接到江海东的电话，说沈知方要去重庆了，叫我立即回去准备同行。

 时约一九四零年五月份，总务组长沈知方要出发了。我提着一个张兴耀送的小白木箱，告别了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离别了赣州江西三青团支团部，跟随沈知方去往重庆。

 我们乘火车经过广东边界的大庾转到湖南衡阳，又坐船到长沙，从长沙到湖北要改乘大木机船沿长江支流经岳阳到武汉，轮船一到重庆，我和沈知方即分道扬镳，他去浮图关中央训练团报到，我则去重庆神仙洞重庆支团部找艾冬洁。这趟旅行全程足足走了一个多月。

后来终于找到了神仙洞重庆支团部和艾冬洁。我出示了江海东写的介绍信，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安排了吃住。重庆支团部的规模比江西支团部大多了，她在该团组织部工作，非常能干。到了一九四零年八月底，教育部批准了我的申请，通知我去南充蚕校报到。

我的路线是从重庆乘船去合川，再从合川坐滑竿走山路两天才能到达南充。我在崎岖的山路里坐滑竿走了两天，终于到达南充高级蚕校。当我踏进蚕校大门时，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油然涌上心头，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实现了读职业高中的愿望。

  我首先找到骆琦，在她宿舍住了一夜。次日她陪我拜见了校长尹良莹（安徽人，在蚕业界颇有名望，据说他和他太太都是日本留学生），他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看了我出示的蒋经国介绍信，又问了一些情况，就叫骆琦陪同至教务处办理手续及后勤处安排宿舍。

 当第一学年过后，校长曾找我谈话，说教育部已停止拨款补助，学校也是困难时期，除学费仍免外，膳食费还是要自理的，不然无法开支。念我当时确实无法承担费用，他问我是否可以试着再向蒋经国去要点钱，我便大胆又给蒋经国去了信，他居然又寄给我二十元钱，虽然言明这是最后一次，但他这种对青年人的关心足以让我刻骨铭心，永生不忘。

 时间过得很快。一九四三年一月份我在南充高级蚕校毕业了，我的成绩是全校第一名。本想找个工作，步入社会，谁知校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四川大学农学院蚕业系（校长尹良莹曾参与了筹建工作）让我们学校推荐三名优秀学生，免考入学。因为我是全校第一名，自然有资格。校长问我是否愿意去，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当然十分向往，我遂决定请学校办理保送手续。于是校方为我办好了有关手续，待暑假后去成都四川大学报到。

 一九四三年五月间， 有一天我在马路上闲逛，突然遇到江西赣州“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宣传组长江海东，久别重逢，惊喜万分。

 原来他是来渝参加三青团全国性会议的（一九四三年三月，“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青团”中央干校）。据说蒋经国，胡轨等头儿都在重庆浮图关（即后来的复兴关），这次他来北碚参观有名的“石苗子”煤矿才路经这里。欣喜之余，他激动地邀我一起去“石苗子”煤矿，并一起去重庆浮图关探望蒋经国。

 我想机会难得，立即跟随江海东的团体约一百多人，畅游了“石苗子”煤矿后再乘轮船到重庆浮图关中央团校会场。一路上江海东和我闲谈到同学王升留在蒋主任身边成了红人，还告诉我蒋主任与同学章亚若相恋并生了对双胞胎的情况，并叫我见到蒋主任时不要提及。

 在大会场里，江海东马上带我引见了坐在中央的蒋经国。会场里很多人围着他，当我走到他面前大声叫蒋主任时，他先一愣，但马上认出了我，说：“你就是当年要去蚕业学校读书的小钱萃吧？”我真没想到时隔四年的事，他居然还记得我，说明我当年留给他的印象是很深的。我激动地告诉他我已从蚕校毕业，被保送到四川大学续读了，并感谢他当年对我的培养和支持。他说：“很好，很好。”由于周围要跟他讲话的人太多，我们寒喧了几句就离开了。

 江海东又陪我拜见了胡轨和一些青干班同学，如张绍藩、曹云霞等，相见之下都无比激动，原来他们都在青年团有关机构工作。江海东还唤来了他的夫人史如莹，多年不见大家激动不已。

 这时整个会场突然肃静，几个保卫人员进来说蒋委员长来了。大家齐刷刷向入口处看：只见蒋委员长身穿军装，慢慢地走了近来，全场高呼：“委员长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

  蒋委员长满面红光，频频向大家招手，操一口宁波口音叫大家：“坐下，坐下”。他在会场中央的太师椅子上坐下来，他儿子蒋纬国马上把披风给他盖在膝盖上，然后有关首长领导们纷纷上前寒喧问好。我躲在人群里看着，大家谁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能让蒋委员长亲自到场。

 浮图关是中央训练团所在地，后来又是三青团中央团校全国各地干部轮训的地方，因此也是蒋介石常来之处。

 原来今天有位高级将官要在这里举行婚礼，蒋经国是主婚人。蒋委员长是来捧场的，我则不期见到了他。没有多久蒋委员长便起身被簇拥着离开会场，会场恢复了平静，婚礼开始。在婚礼进行曲中，一个军人和新娘缓缓步入会场，全场欢呼。

  蒋经国上台致辞，他说：“旧社会的婚姻多半是父母包办，媒妁之言；婚前新郎新娘都互不认识，后来时兴集体结婚了，新郎新娘仍不认识，在上花轿时居然把新娘抬错了，回去住了一夜，次日回门时才发现，为时已晚，笑话百出。我想现在该不会搞错了吧？”他讲得全场哄笑不已，气氛热烈。婚礼结束，大摆宴席。我托江海东的福，白吃白玩了一天，特别是看到很多以前的上级和同学，十分开心，依依不舍地与江海东夫妇告别后我回到北碚。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蒋经国，对于他的印象如此之深不在于他的地位有多么显赫，而是他在青年人心目中的亲和力以及他所具有的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与个人魅力。

	  赣州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政治舞台，他大刀阔斧地推动“赣南新政”，以雷厉
	风行的作风，实行“禁娼、禁赌、禁烟”，又从社会底层着手，推出“新赣南家训
”以提倡社会正气，彻底整治了赣州恶霸、土匪猖獗的局面。在当时抗日战争最惨
烈阶段，为巩固后方基地，为前方培训大量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为民族的利
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一个失学青年，光凭满腔热血，不愿做亡国奴的激情来到后方参加抗日军校，
其实什么都不懂。虽然我受训时间不长，但我从他那里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
。他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在我个人求学的道路上，他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关怀，改
变了我整个人生，我将永铭不忘。
  到了晚年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开放两岸探亲、开放党禁、提倡民主，为两岸政治
和解铺平道路，是迈向两岸统一的积极之举，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值得受人尊敬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