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福格森 Niall Ferguson 是剑桥经济历史学博士，哈佛教授，被美国时代杂志提名为世界影响最大的一百个人之一。我最近翻阅了他写的几本书，一本是中文译本，特别看了他几个讲演的视频。觉得很有说服力，也对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有针对性。在他看来西方世界正在走向沒落。虽然在我看来其倾向于西方国家是明显的。但是他还是用客观的历史事实来阐明他的观点。我偏向于避开媒体对热门话题的激辩，因为热门一过，激辩大多成为废话。这几年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与他几年前的预测非常接近。他旨在为西方的衰退找出病根和重振西方经济的手段。其诊断和处方对中国来讲也是可以借鉴的箴言。
我把他在2012 年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说摘译如下，读者如果有兴趣也可点击以下联接，直接看他的视频。 .
世界货币基金作如下的预测，中国国内总产值，就购买力来计算，在四年后将超出美国的国内总产值。虽然我不认为这个预测会在四年后实现，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四倍。如果你在过去十年里投资发展中国家你会有很好的收益，美国基本上原地踏步，投资欧洲则有相当亏损。美国债台高筑，其债务接近于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欧洲国家特别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债务率甚至高于美国。同时，美国国会審计所预测税收的增加率低于债务的增长速度，结果是危机最终会在某个时候发生。但是也有避开危机的可能。即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税收增长大大高于债务。问题是作这样的预测，可信度是多少。美国人确信美国人的首创能力和冒險精神大大领先于非西方国家。这样的乐观看法是否有根据呢？我们可以看各国每年申请专利的数字，虽然这不能完全说明各国的发明创造能力。南韓目前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可以媲美主要的欧洲国家，中国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德国。从历史上看，美国有一段时间专利数量低于日本。你可以想象将来某一天，中国公司设计的一个什么东西会在加州装配。听众中有人笑起来。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十七世纪也有人会笑，说日本会超过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亚洲人比西方人工作努力得多，南韓平均每人每年工作时数要超过德国人一千个小时。国际Pew 调查公司测算各国十几岁中学生的学习水平，发现上海中学生的水平世界第一，大大领先于美国中学生。其数学上和美国的差距之大相当于美国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差距。如果3到5个大城市都达到上海的教育水平，那是非常可怕的景象。在医疗服务方面亚洲的健康卫生指标高于美国，尽管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花了那么多钱。
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西方国家出了什么毛病？公共开支失控只是表面症状，什么原因会造成公共开支失控呢？回顾历史，自从十五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竞技状况一直要比非西方国家要好得多。我们可以看英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例。也可以观察美国和中国人均收入的差距。在1978 年美国人均收入就购买力来说是中国人的七十倍。不但在经济上，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人均寿命是非西方国家的两倍。十五世纪初，即中过的明朝，西方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七，以及大致相当比例的土地和生产总值。在 1913 年，十一个西方国家加上美国，控制全球百分之五十八的土地，人口和生产总值。当时西方国家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还通过金融等手段，间接控制南美大国如阿根廷和巴西。很多人会归罪于帝国主义，但是中国，奥图曼帝国，印加帝国也搞帝国主义。（福格森把帝国主义等同于封建帝国，在英语中二者源出于同一词根。）西方国家的优势并不因为去殖民化而稍减。在西方国家丧失其殖民地后，其优势甚至达到顶峰。这也不是地理，民族，气候等因素。你可以看到东德生产的汽车远逊于西德生产的奥迪和奔驰。北韓和南韓更是天壤之别。这只能是社会机制的因素。亚当·斯密曾写道，十五世纪的中国明朝，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其法律和社会机制停滞不变，造成中华帝国的衰弱。一旦其社会机制在邓小平的治下顺势变革，情况发生巨大的变化。
现在我要说的是，西方国家的社会机制正处于严重的退化。从前是最佳的社会机制现在风光不再。两个原因，一是别的国家引进和仿效了西方的社会机制。先前是日本，现在是中国和印度。他们放弃意识形态的桎梏，也采用了这同样的社会机制。而在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社会机制发生严重退化。这是我今天重点关注的问题。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难以作定量分析。世界企业发展论坛发表一个各国竞争力指数的列表。自从 2004 年，这个机构就使用客观的计量手段衡量各国的相对竞争力的变化。改善幅度最大的是中国，香港其次。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则见恶化。福格森选择十五个他认为最重要的指标，重新作一排列。这些指标主要是衡量各国的法制水平。许多研究都证实，法制水平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法制能保证合法的经济活动得到保护，腐败和非法活动获得惩治，决定官员的清廉和贿赂得到抑制。美国在十五个指标中的十四个都居于第二十位以后。令人惊讶的是香港的十五个指标都高于美国，台湾有九个指标，中国居然也有两个指标高于美国。美国人认为自己法律至上，但是实际上只是律师当权。这就不大对头了。律师当权就是由律师控制立法机构（即各级议会）产生的法律法规，从而使律师一直能有官司可以打下去。金融危机后的银行改革法案，Dodd-Frank Bill, 長达两千頁，有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词句。人们要问为什么要存心模棱两可呢？这样就给律师们以余地为企业公司顧客作不同的解释。在美国做生意非求助于律师不可。我们担心政府管理的代价。但是法律也有其代价。企业承担法律服务的代价可能不亚于交纳给政府的费用。我在个人注册公司的经历中发现，在美国开个公司要比在英国开公司困难得多。律师用诉讼作为手段来讹诈作为顾客的我，迫使我付高额的律师费。几乎花掉我所有为开公司准备的钱来购买法律服务。美国幸好还不是西方国家里法制上最差的一个。最差的是哪个国家？你看欧盟经济情况最差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即 PIGS。这几个回家的排名甚至低于非洲和拉美的几个国家。另一个组织，Heritage Foundation, 调查各国经济自由程度的指标。他们发现，香港第一，新加坡第二，新西兰第三。英国美国第九第十。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又在西方国家中垫底。如果美国的法制继续恶化，美国可能会步这三国的后尘，象他们那样弄得经济上走投无路。世界银行也作社会机制的质量调查。观察企业办手续的容易程度。如取得地契所花时间，取得企业营业执照所需时间，企业要造房子得到许可证的时间，等等。香港和新加坡居首。希腊和意大刊在西方国家里又是居末位。社会机制的退化也可从依赖政府为生的人口比例来证实。意大利和希腊有最大的公务员队伍和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而美国近年来接受伤残救济人数从八十年代的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六。其社会福利开支巨大，政府工作人员大幅增加已经开始压迫国防和科研开支。
在1978 年美国人平均比中国人富七十倍，现在是五倍，差距还在缩小。我并不认为美国应当向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看齐。美国需要的是重整社会机制。阿拉伯之春实际上这是社会机制改革的问题。法制是关键。埃及和突尼斯选择伊斯兰教组织来建立政府，出于其清廉和反对腐败的考虑。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新独立国家，当权者从上至下的腐败导致人民的唾弃。在中国也有人意识到社会机制的重要性。在中国眼前主要的问题不是民主选举，而是严肃法制。到底是中国会变得象香港一样成为法制社会，还是反过来，香港变得和大陆一样，尚未定案。中国高层当前应当辩论的不是民主，而是法制，和在保护私人产权方面应该走多远。
在演说后的问答中，福格森认为改善目前美国的社会机制最重要的是防止上层精英把持立法机构，把各级议会变成为他们私人的利益服务的工具。其次是加强法制，制止枉法和腐败。中小学教育也必须加强和改善，以提高劳动者的竞争力。他谈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正在向美国看齐，同时也将会继承的美国的痼疾。其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他提出民主选举并非经济发展的保证。例如泰国和菲律宾。而军事强人的专权倒是保护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法制。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南韓和印度尼西亚在军事强人的独裁下，由于法制的相对健全，促进私人经济大发展。而埃及在穆巴拉克的统治下，虽然放弃了和苏联结盟和计划经济，採取和美国结盟及资本主义，但于由于法制不健全，其经济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这在巴基斯坦，中东和非洲一些军事独裁的国家中同样可以看到。
他进一步提出，经济制度的转型和政治制度的转型一样，都会造成社会的动荡。这可以从阿拉伯之春对埃及社会的冲击看出。如果政治和经济转型同时发生，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这可以在前苏联解体后的的情况得到证实。健全的法制不但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政治转型。正面的例子象南韓，反面例子象埃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