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由

                             汤 振 海

 围绕这个议题，我们从创作方法和特色成就两个方面来探讨。通过阐述的过程，我们对莫言的作品也就有了大致的认识和把握。

   （一）莫言小说的创作方法  

    多少年来，我们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除了语言体系上的鸿沟、翻译上的困难以外，还有一个创作方法上的差距。创作方法就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式。传统的创作方法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运用写实的手法，用浪漫主义方法的都很少。可是，在外面的世界，文学的创作方法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推陈出新、变化多端。 

    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的力学体系等实证、理性的科学观在欧洲盛行，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也是以客观、真实描写为主旨的现实主义为主流。19世纪是写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时期，经典的名著和著名的大家多出在那个年代。然而，到了后期，西方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思想观念。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佛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又动摇了传统的科学理论，尼采提出“重估一切”的主张。人们不再迷信古典的传统，而开始相信与依赖直觉，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创立了直觉主义的理论。这些都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创作。

    于是各种 反传统的新型的创作方法和流派应运而生，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派、黑色幽默、未来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所谓现代主义便是这些方法、流派的统称。

    现代主义认为艺术就是要表现人的精神、内心的感受，而不是再现外部的客观现实，它和传统的现实主义背道而驰。有的用梦境、幻觉、魔法、潜意识、瞬间的感受或印象来表现，因而人物形象往往不近情理，故事情节荒诞怪僻。它反映的不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主观化了的客观”。到了上世纪70年代，又发展成为后现代主义（不连贯性、随意性、比喻引申性、虚实结合性等）。

    莫言获奖的原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创作方法并没有停留在现实主义，而是和国际文坛的主流不谋而合；诺奖评审团如是说：“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这里确应翻译成幻觉现实主义，这个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被批评家广泛使用，是一个定作家创作方法或风格的术语，幻觉现实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类似梦境和幻想的真实。它和魔幻现实主义---用魔法来创造一种虚拟的真实，大同小异，但这里确实用的是幻觉现实主义；^[2因为没用magical realism。同时也有诺奖评委会的用意在内，因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百年孤独》已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反映出莫言作品的创新特色以及和先前获奖作品的区别，所以这里换用了词。这些方法通常出现在一些独裁专制的国家，作家为了躲避政治高压的危险，不受社会审查的限制，把现实描写得古怪荒诞、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而且，取得了比传统创作方法更易发挥的广阔空间和舞台。

    而莫言为何就能运用新颖的创作方法，取得这样的特色和成就呢？这完全是和他生长的环境分不开的。莫言的家乡（潍坊）与蒲松龄的故里（淄博）靠得很近，他受《聊斋志异》的感染和影响十分深厚；《生死疲劳》显然取法于《席方平》、《三生》；《聊斋志异》对莫言创作的影响不仅是微观具像的，而且更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莫言坦承自己是蒲松龄的传人。莫言出生后的二十一年一直没有离开过家乡故土，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完全是在流传着鬼怪神魔、奇人奇事的故乡度过的。儿时在家听爷爷讲狐狸精、老鼠精的故事，少年时就去听说书人讲故事；他小学没毕业辍学后，就混迹于成人之中，听各种各样的神鬼故事、历史传说、逸闻趣事。用耳朵阅读，识字后就用眼睛阅读。他是泡在民间神魔传说、志怪佚事中长大的，所以莫言的小说里总是夹杂着一种冥冥鬼怪、奇异诡秘的虚幻色调。与许多奉行现实主义创作信条的中国作家相比，莫言显然是风格迥异。而这正是他得天独厚的个性优势，也正是他能和幻觉、魔幻现实主义这些国际文坛流行的创作方法不谋而合、抿缝接轨，从而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由。                 

    莫言坦诚：“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需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所以他在获奖的晚宴上说：“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故乡中国山东高密的父老乡亲，。。。我还要特别感谢那片生我养我的厚重大地，。。。我便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一个说书人。”莫言正是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同时掺杂进民间文艺的成份，又得心应手地借用西方文学的技巧，从而使作品别开生面、与众不同。

    当然不仅莫言还有我们都要感谢他的母亲。每逢赶集莫言要去听说书人讲故事，母亲就不给他安排农活；凡是看书耽误了干活，母亲从不责备他。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小小的宽容却促成了一个大作家的诞生。1972年莫言入伍时，就用母亲卖掉结婚戒指的钱买了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向外面的世界。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才孕育出这位杰出的作家。

   应当说明的是其他中国作家也有运用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而且早就这么做过的，例如鲁讯的《狂人日记》、《故事新编》、《野草》、李金发的象征派诗歌、戴望舒的现代派诗歌、北岛、舒亭、海子的朦胧诗等等。但是莫言在这方面做得更突出、更显著，而且是融化在作品的形式和内涵之中，成为其创作的鲜明特色。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他在1981年就出版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引入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他本人的创作方法是更彻底的现代主义、先锋派艺术。1982-86年，他创作了新戏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彼岸》。他对小说的文体都有新创造，在《灵山》里用人称代替人物（只有你、我、他），作品有叙述、描写，但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和连贯的故事情节，而以散文化的语言支撑起小说的框架，用心理活动的节奏代替故事情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这些对习惯于传统审美观念的读者来说格格不入，但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却是尝试和创新。                                                   

  另一点应当说明的是，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同样存在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些元素，诸如志怪小说---干宝的《搜神记》、神魔小说---吴承恩的《西游记》、较为典型的是汤显祖创作的剧本《牡丹亭》更接近魔幻现实主义、幻觉现实主义，杜丽娘游园惊梦、在阎王殿的诉说和《生死疲劳》里西门闹在阴间的伸冤何其相似乃尔。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是这方面的民间代表作。尽管如此，中国文学的创作方法还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为主，中国的大多数作家至今还是墨守成规，对于变化多端的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还缺乏了解认识，更没有吸取运用。但莫言做了，而且很成功。

（二）莫言作品独特的特色和成就

   诺奖评委会主席贝尔说：“从来没有作家如此赤裸裸地描绘过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暴力，包括那些英雄、情人、虐待狂、土匪---特别是力大无穷不可降伏的母亲。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没有理性和没有同情的世界，也是一个人类失去理智、无力无援和荒诞不经的世界。”《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中的残酷无比、灭绝人性，包括日本强盗血洗东北乡、奸杀二奶奶、刀挑小姑姑、剥罗汉大爷的皮等等暴行。荒谬绝伦的大跃进、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物欲横流的大经商；用兔子的精子给绵羊做人工授精，怀疑这种做法的就成为右派发配流放，通过嫁接来制造凤凰，骗子出卖假货可以发财致富，在《酒国》里，人们最喜欢品尝的美味佳肴竟是一个烤熟了的三岁婴儿。在这个城市，没有人能够不受诱惑，吃掉了无数个婴儿。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勾儿奉命去调查。他还没有真正到任，就在煤矿招待所被酒国市宣传部长、矿党委书记劝酒灌醉，上厕所时掉进粪坑淹死了。如此这般、等等等等。这些人类本质中最黑暗的种种侧面，我们在莫言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他好像有意无意，展现的描写却有着强烈的象征力量。《蛙》描述了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落实计划生育的故事，堪称60年的民族生育史。他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多方面的社会历史、时代特征的具象反映，这就是莫言创作的成就之一。

    与此同时，莫言作品的主人公多为小人物，他是为弱势群体鸣不平的。《透明的红萝卜》的主角是一个12岁的黑孩，整日吃力地在运河工地拉风箱，瘦弱的身体前倾后仰。他终年赤脚光脊梁，只穿半条又脏又破的裤子。父亲下了关东，继母虐待他，把他从睡梦中打醒去挑水，小铁匠歹毒地折磨他。他实在饿得慌，到地里拔了一根红萝卜，被人抓住，押送到工地，工地专门召开上百人参加的批斗会，围着黑孩，高呼口号，似乎要把他吞没掉。小说就是“小的地方说说”、说说小人物；小说应该是小人物的形象画廊，为小人物树碑立传，为小人物摇旗呐喊的。它是正史的补充，又比正史更丰富、更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时代特征。优秀的文学家大多是小人物的代言人。诺奖颁发给《百年孤独》的评语为：“像其他重要的拉丁美洲作家一样，马尔克斯永远为弱小贫穷者请命，而反抗内部的压迫与外来的剥削。” 莫言同样如此。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莫言把对人性的揭示和表现放到创作的主要位置。他说：“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这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共性，诸如善良、友好、礼貌、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例如《红高粱》的意义就是针对将人生固定公式化导致民族生命活力严重衰退的现象，创作出一种与之相对的富有自然性的蓬勃生气的人物形象极其精神生活，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一回长期被压抑的生命欲望，反映出人生与民间的本位。以及人的自然属性。                     

在《生死疲劳》里，我们看到人性和阶级性、革命性的矛盾冲突。靠经营有方、劳动致富的西门闹在土改中被镇压，他的田产、房屋和钱财被分掉，他的妻子也转给了穷人。这在土改运动中，司空见惯，似乎没有疑义。但是，在《生死疲劳》里，通过西门闹在阎王殿的喊冤叫屈，对这段历史的合理性提出了严正的质问！莫言并没有停留在控诉式的反思文学的水准上，仅仅表现出对生灵遭受涂炭的同情、对革命随意践踏个体生命的抗议，而是能以佛教的大慈悲情怀，以对历史、人生的关系以及生命价值更深层次的认识与理解来看待。现实世界里为了利益得失而展开的种种争斗、巧取豪夺都是毫无意义不足取的，将人生的不幸全然归咎为历史，有可能堕入新的历史循环，反而会抵消解决问题的力量；而要以人的善性和理性来应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生死疲劳”，这才是积极可取得人生态度、价值导向。

      生和死本来是自然界和人生的轮回，人们之所以会疲劳，就是源于人的欲望，“从贪欲起”。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加上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一场场的阶级斗争，其实质都是为了财产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及其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革命的理念过时了，可是获得解放的不是人本身，而是欲望。以前特别在文革，那是禁欲；而开放后，那是纵欲。革命革得命都快革掉的人们又走进了新一轮的“生死疲劳。” 为了取得高度的物质享受，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已经不可收拾；当年为了给奄奄一息的国人“提提气”而鼓吹的生命欲望已经膨胀到恐怖失控的程度。道德沦丧、价值空白的人们都成为物欲的狂热追求者，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今天再也用不到唱什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妹妹已经以惊人的大胆，走得够远的了。作者通过一只德国狼狗总结中国人：“50年代比较纯真，60年代十分狂热，70年代相当胆怯，80年代察言观色，90年代极其邪恶。”

      在《生死疲劳》里，作者向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人物形象。长工蓝脸他不但不参合进革命的盲动，而且不入集体的门槛，坚持单干，决不参加合作社、人民公社。他咬住青山不放松：上面说的，入社自愿。尽管每次运动都要批判他，但他维护了一个土地主人的基本权利，善始善终，收获了平凡人生的真正价值。他的儿子蓝解放继承了父亲朴实的本性，不贪图权力，而选择了爱情。虽历经磨难，却得到亲人的挚爱和理解，生活在幸福中。这都是人的善性和理性成全了他们。

       而与此对照的，西门闹的儿子西门金龙在父亲被杀后，为了表示与父划清界限，改了姓，投靠政治强势，不幸出过分的积极性。而形势一变，他又把姓改为西门，百般投机钻营，取得权力后，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聚财敛富，贪婪至极，最后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这些都反映出人性的另类方面，都应验了“善恶有报”的佛教理念，也使莫言的小说具有宗教情怀、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