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衡

从古至今，影响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文化思想的美文为数不多。我排了一下有十篇。

这里说的是“政治美文”，就是说既要有思想，还要文字美，这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文章提出了一种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的思想；二是文章中的一些名句熟词广为流传，成为格言、成语、座右铭，有的已载入辞典，丰富了民族语言；三是文章符合艺术规律，词、句、章和形、情、理都达到了美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是就文字“选美”，当然还会选出更多，如王勃的《滕王阁序》等，但那是另一个范畴。

下面按这个标准一一分析。

贾谊的《过秦论》探讨一个政权为什么会灭亡。为政者必须施仁政，不能反人民。后来提到农民起义时常用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一语，即出自本篇。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探讨生命的价值，提出一个做人的标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诸葛亮的《出师表》提出忠心耿耿的为臣之道和勤恳不怠的敬业精神。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亲贤臣，远小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等广为流传。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文学的手法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从中可以看出老庄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子。西方的政治名著《乌托邦》《太阳城》与其相类。“桃花源中人”“不知秦汉，无论晋魏”，已成后人常用的词语。而“桃花源”已经是理想社会和优美风景的代名词。

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探讨一个政权怎样才能巩固，并且塑造了一个较理想的君臣关系样板。提出“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提出“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就是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谈的政权周期律。后人常说的“居安思危”“善始善终”“水可载舟覆舟”，主要出于此。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为政理念。这句名言几乎成了范之后所有进步政治家的信条。范的这篇文章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做到了形美、情美、理美，是用文学来解读政治的典范。

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提出的为人要有正气的气节观，鼓舞了历代的民族英雄，成了中国人的做人标准。“正气”成了战胜一切邪恶、腐败势力的旗帜。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反对保守，提倡革新。提出抛弃老朽的中国，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振兴中华。几乎通篇都是美言美句。

林觉民的《与妻书》呼唤共和，敲响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丧钟。再次响亮地喊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牺牲个人，报效祖国。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了共产党人立党立国的宗旨，并已是检验一个政权成败、好坏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