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中国“焚尸炉”揭秘 乔高-麦塔斯报告完全采信法轮功的判断和主张。 随着报道发表，对“苏家屯事件”真实性的怀疑也在增加。 对乔高-麦塔斯报告的质疑已经超出了对苏家屯事件的质疑。一份由美国国会研究机构起草的报告认为，乔高-麦塔斯报告的大部分观点“并没有提出新的或独立获得的证据，而是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逻辑推理”，一些关键主张“似乎与其他的调查发现互相矛盾”。同时，也质疑电话记录，这些记录被说成是中国官员证实从法轮功练习者身上摘取器官的证据。研究机构的报告认为：“一些人认为如此明显的证据似乎不太容易得到，因为这些敏感信息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由此产生对电话记录可靠性的质疑。” 当一个声明反对共产主义中国政府的前政治犯吴弘达质疑苏家屯事件所用的证据时，苏家屯故事变得更加不可信。他的组织调查发现这些证据都是“不可靠的”。他认为这个事件“可能是被故意捏造出来的”。 吴先生组织的一位女发言人丽莎·坡特索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他们所描述的地点、数字和事件。”[16] 自乔高-麦塔斯报告出炉以来，麦塔斯先生开始全球巡回宣扬他们的观点，谴责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谴责中国虐待法轮功。西方记者就例行公事地将乔高-麦塔斯的发现当作事实不断地重复报道。 互联网上充斥着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到囚禁和遭遇所谓谋杀的故事。此类报道通常似乎具有游击性质，比较散，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基地的、独立于中国的、自负盈亏的、代表自己声音的《大纪元时报》。但是，《大纪元时报》似乎对反对中共以及罗列反法轮功的罪行等更感兴趣。 今年8月，在乔高先生和其他西方政治家一起因为中国的器官移植问题而呼吁联合抵制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又写了一篇关于法轮功的文章。 我在文章中指出，尽管乔高-麦塔斯报告的结论被广泛传播，但是他们的观点并没有获得普遍接受。中国政府批评乔高-麦塔斯报告是伪造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则对报告持中性批判立场，认为报告的大部分观点“没有新的或独立获得的论据支撑，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逻辑推理。”也因为这篇文章，我遭受了来自法轮功学员的严厉批评。 乔高对我之前写的那篇文章很是气愤。在我们通话的前20分钟，他称呼我为“令人恶心的记者”，说我“没长大脑”，还把我和大屠杀的否认者大卫·厄文相提并论。[17] ●香港凤凰卫视：对“大卫”调查报告的调查 （“大卫”调查）报告称他们的电话采访涉及上百家医院，其中调查员M就给八十多家医院打过电话，调查员N给近四十家医院打过电话。我们在苏家屯和在广西对于当事人的采访都证明这样的电话记录不具备真实性。 两位大卫的调查报告以大量错误百出的所谓电话采访为依据得出一个荒唐的推论，这个推论认为1999年以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增长，而中国在1999年又恰恰发生了法轮功事件，因此增加的器官移植手术供体必然来自于法轮功学员，这一推论不仅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用以推论的数字基础也是编造的309医院石炳毅教授的话。 通观报告全文，两位大卫所使用的证据不外乎三类：一是所谓的证人证言如安妮的话石炳毅的话以及被篡改的电话录音；第二类为从网上下载的资料；第三类就是一些包含着可能据说应该如果等词汇的含混的逻辑推理，如两位调查员会从中国是一个人权状况较差的社会就推出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是应该存在的，从政府减少了医院的财政拨款，就推论出医院会摘取用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进行盈利。但对苏家屯医院广西民族医院以及石炳毅的求证都证实了不仅这些推理本身不符合逻辑，而且连推论的前提都是错误的，三类证据没有一个是值得信任，经得起推敲和考证的。[18] ●乌克兰邪教信息网：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 犯罪证据在法律上分直接和间接两种。比如，甲杀死了乙并在凶器上留下了指纹，这就是直接犯罪证据；而间接证据是甲与乙有仇，但甲没有不在乙被杀现场的证明。 间接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只能证明有可能犯罪，也可以对直接证据作进一步确认。因此，仅凭间接证据的指控是不成立的，任何一个律师都可以把间接证据撕得粉碎。例如，律师可以这样质问，被杀者有10个仇人，6个没有不在场证据，他们中谁是凶手？“仅凭间接证据，指控不能成立”——这是律师最铁的反驳词。因此，检查官先生应当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当然，如果凶手是个有文化的，擦掉了凶器上的指纹，在找不到证人的情况下，检察官不得不立足于现有的证据。而乔高和麦塔斯恰恰以此为由，在《取证的困难》这一章节中写道：中国很遥远，又不让我们去那里，犯罪凶器——手术设备和器械，与普通医院的也没有差别，因此，我们不得不依据现有的证据。 正因为如此，理论推测是两位作者惯用的手法，“调查报告”中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这样的论调：“间接证据虽不能证明犯罪，但没有间接证据的犯罪是不可能的。” 证人提供了证词，但法轮功证人的证词也不是直接的证据——在此不想涉及证据的可靠性问题，只想指出一点，证人的证词中没有说“我看见的”，而只是说“我听到的”、“某某跟我讲的”，这些都不能算作直接证据，只能是间接证据。 如果证词不能被证实是事件发生当场的第一手信息的话，倒也罢了。但更大的漏洞是证人与证人之间的证词互相矛盾，且证词与器官移植、外科手术、医学卫生等常识不相符，证人连该知道的常识都不知道，难道会对无从知道的东西知道得比一般人多吗？[19]
●兰博德克（Rambodoc），印度外科医生 这是关于一名妇女被电棍击打胸部而遭受酷刑的可怕故事，还有几幅被认为是乳房遭受电刑并感染的照片。作为外科医生的我当然对此感到好奇，并点击了这个链接。但我却吃惊地看到一个患有晚期乳腺癌妇女的照片。……有些图片与文字中描述的伤害情形并不一致。……胸部遭受电刑的照片很明显是误传。在我请求对此进行鉴别的外科医生中，没有一个被它所蒙骗。……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这些例子中，那些图片是假的。那个乳腺癌的病例对任何一名外科医生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它不是由电刑所造成的。[20] ●查尔斯·刘，美国著名华人社团活动分子 在我看来，法轮功的行动不仅败坏了他们自己的事业进展，也有损于中国问题调查的诚实性。法轮功的活体解剖指控混淆了人们对理性问题的讨论，例如，中国社会关于尊严的道德、伦理标准和对死刑犯的处理方法。写一篇“辛德勒的名单”的寓言故事并不是审查中国人权记录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指控并不确切，而仅仅依靠穷凶极恶的起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严肃认真对待这件事？[21] ●艾玛·马克汉姆（Emma Markham），英国科学家 法轮功自称很多信徒被捕，遭受酷刑、死刑和活摘器官，因而备受争议。这些说法绝大多数已被证实是不真实的，毫无事实根据。众多说法之中最烦人的就是所谓的活摘器官……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经过调查，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指控是真实的。另外，许多警察滥用酷刑的说法也纯属捏造。……大多数人都认为法轮功是一种极端狂热的宗教信仰，声称遭受迫害,实则借此博得同情和支持，极具争议。我们不应把法轮功当成一个和平的冥想类宗教，而是一个操纵信徒攻击电视台，实施大规模自杀和杀害信徒家人的危险邪教。[22] ●Daily China，荷兰人，曾在中国四川大学就读 他（大卫·麦塔斯）这样做目的很明确：越丑化中国政府，他的案子就越有说服力。……法轮功组织知道怎么利用西方社会来控制这些“免费”的媒体。我也不是研究苏家屯事件的专家，但就我所掌握的信息，这方面的报道是很不尊重事实的。可以推断，这件事是被相关的报道极度夸大了。[23] 结语： 尽管两个大卫先生自所谓“活摘器官”调查报告出炉以来，即在全球巡回宣扬他们的观点，在很多的国际会议上大力宣传这份报告，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谴责中国虐待法轮功，而部分西方记者例行公事地将乔高-麦塔斯的发现当作事实不断地重复报道。 但正如前文所述，数十个国家政府部门、人权团体、境内外媒体的实地走访均没有发现任何的事实可以验证这份报告当中所叙述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逝，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真实情况，看清了法轮功的“活摘器官”谣言，也对他们的宣传活动予以抵制。2011年10月，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方法院依据俄罗斯联邦法律判定两个大卫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为极端宣传品[24]；2012年1月，由于被禁入境，使得大卫·麦塔斯受邀2012年在俄罗斯出席会议、举行演讲的行程彻底流产[25]；德国汉堡市政治教育中心亦取消了法轮功原定于2013年8月27日举行的“中国活摘器官”系列宣传活动[26]。 可以说，对于法轮功亲手炮制的“活摘器官”谣言，无论是对中国人权问题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加拿大，还是站在中国对立面的国际人权组织、中国异议分子，均对此事件持高度一致的态度，即法轮功关于中国政府摘取法轮功成员器官的指控毫无事实依据，其目的是要诋毁中国形象。 对于这样的谣言，自然有人挺身而出揭露真相。就在大卫·乔高的报告发表不到一个月之后，加拿大《华侨时报》出版了一期特刊，在加拿大所有唐人街中免费发放，揭露了法轮功成员制造这一器官摘除丑闻的事实，同时利用这个机会选用了中国政府媒体上反法轮功的一些文章。2007年2月，《华侨时报》社长周锦兴收到了一封死亡恐吓信：“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会死，我会烧掉你的报社。”[27] 我们不禁要问，两个大卫先生——“活摘器官”谣言的主要推动者——一位是高薪的律师，另一位是加拿大曾经的政府官员，对这份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 2007年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在基辅逗留期间，乌克兰著名记者和维权人士瓦列里·契巴年科曾跟他们有过交往，并对他们作了采访。契巴年科先生向大卫·乔高提问，能否在法庭上证明中国摘取法轮功信徒器官这一信息的真实性，乔高回答：“不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