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继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席卷台湾、继而风靡大陆的启蒙之火，首推《野火集》：龙应台以国际视野打量本土文化，笔力如刀，全无半点女儿作态，端地是野火燎原，势不可挡；为中青报冰点周刊停刊打抱不平，一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热浪滔天，轰动华人世界：野火烧不尽，冰点复又生。

上书房行走似乎是中国读书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宦门一入深似海，从此野火是路人。从政之后的龙应台风格陡变，一改当年面向现代文明的理性和犀利，煽情猛于琼瑶，如涉及民主社会和怎样塑造公民社会的两篇大作：

龙应台《给我们一个政治家》（2008年3月20日《南方都市报》），希望政治家成为小孩的偶像，让人悲从中来。民主社会，小孩子崇拜消防员或医生等舍生忘死、悬壶济世的英雄，再正常不过。政治家？权力被关进牢笼，每天被议员和记者整得灰头土脸，何以成为小孩的偶像？

政治家若能呼风唤雨、乾纲独断，偶像崇拜不在话下。给你这样一个人格魅力看起来超凡入圣、光彩夺目的政治家，你敢不敢要？你敢要，民主社会允不允许？

龙应台2005年10月19日、26日分两次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大作《文化，是什么？》，与野火时代判若两人，仿佛琼瑶阿姨换了种题材跟读者拉起了家常。时光老人和政坛磨砺削去了龙应台的棱角，却并未增加她的穿透力和绵里藏针的睿智。

文章开篇描述龙应台1999年12月出任台北文化局长期间，于凌晨三点接受议员“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尤其是，大声质询她的议员“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地”。事隔多年，龙应台不想掩饰自己的不满，虽为公仆，亦属人之常情。

用凡人小事来说明“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答案不能算错，但龙应台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与其身份密切相关的一点：权力的谦卑。虽然她的总体外在表现都在强调这一点，而这一点恰恰也是文化，而且是最重要的使文化得以自由、茁壮生长的基础文化。

事实上，品味、道德和智慧都不足以让龙应台或其他任何官员必须“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必须面对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必须强压心头的怒火，温文尔雅、毕恭毕敬地接受一个疑似醉酒的议员的质询——

让权力必须谦卑的，是现代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民主文化、新闻自由、选票政治。官员的长官不只是行政上级，还得面对民众，对民众选出来的代表（议员）负责。文章结尾，龙应台认为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只有依赖文化的力量来凝聚：

“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无人怀疑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能为塑造公民社会提供强大的支持吗？拿龙应台较为了解的台湾和欧美来说，公民社会凝聚力的外在表现无非是权力对每一个公民自由的捍卫。

“四郎探母”讲述的爱恨纠缠、生离死别，严酷的生存环境与人伦之间发生的悲剧，确实震撼人心；不过，其故事背景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争夺生存空间，人伦之外的现代价值观几无用武之地。

公民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是自由、法治、宪政，请问：“四郎探母”能为之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养料？如果“社会共识体验营”只是简单地靠辨识彼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或为摧人泪下的戏剧和古曲大放悲声，于建设公民社会而言，岂非南辕北辙？

从野火直抒胸臆的短兵相接到目前的从容、抒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龙应台求新求变的努力。但你关心的不是风花雪月，哪怕再风平浪静、娓娓道来，海水下面也应当是泥土。塑造公民社会是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还是凭借现代公民教育，是一个不容混淆的关键问题，《文化，是什么？》给出的答案令人遗憾。

龙应台近作《大江大海1949》泪流成海，对悲剧背后的文化因素和民族劣根毫无反思：“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战争当然有胜利者，哪怕是打了引号的胜利者。“失败”教导我们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价值，教训亦在在多有，败因之检讨、分析何以不见踪影？二者孰轻孰重？
    
“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当然可以。但，不论是非、正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该如何定义？这个践踏、污辱、伤害人的时代是怎样形成的？模糊问题焦点、毫无节制地煽情，就能解消对战争起因、发展和结果的追问，避免下一场惨剧的到来？

针对当下的反服贸民意，龙应台强调：“现在的重点是‘你到底给的是不是专业的压力？’这个命题挑战民间社会自己。”美国前总统里根说，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我反对”就是专业的民意，就是要求政府必须对这种反对给出让民众满意的答卷，而不是自以为专业在握的傲慢。

龙应台批反服贸学运“思想薄弱”，让人想起国际学术界对骚乱、罢工、起义和革命等非制度化抗议政治的研究，以及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的锐利反击：“20世纪社会科学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遗产如同从一个富有的姨妈那里拿到的一栋老房子：又破又旧、装潢奢华、混乱不堪，不过或许还能补救。”

查尔斯·蒂利的补救措施是另辟蹊径解读法国大革命：革命虽然制造了混乱，但也为社会底层赢得了民主的筹码；大革命留给法国的绝不仅仅是血腥的暴力，还有选举和代议制等一系列以公民权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而英国劳工则通过集会、游行，最终促成了普选权的扩大和工党的壮大。

蒂利正确地指出了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对抗议政治的偏见，2008年4月获得社科领域的最高荣誉艾伯特·赫希曼奖，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

对抗议政治的研究抱残守缺，站在官本位的立场，动辄挥舞“思想薄弱”的大棒，会不会是“思想薄弱”的另一种表现呢？

我想，真正的野火不在于咄咄逼人的言辞，而是洒满理性光辉的尖锐——龙应台过去那些闪闪发光、影响野百合学运的文字，即为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