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景文,1954年8月1日生,黑龍江省依安縣人,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獲經濟法學碩士學位,律師;長期從事法學研究和企業法律實務,曾合作主編出版《合同法教程》、《新金融法通解全書》等著作。2001年12月,作為大陸法學專家到台灣進行法學考察交流,由此引發了研究台灣問題的興趣;2008年7月4日,作為中信集團首發團團長赴台觀光,見證了兩岸隔絕60年後大陸居民首度赴台旅遊的歷史性事件。現任中國中信集團公司常務董事、副總經理。
《台灣命運》一書由中信出版社於2010年4月出版,時任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作序。
第17章題為“諸國家統一模式之評價”,應該說是大陸官方、半官方對國共兩黨及民間建議的各種統一模式的正式態度。有趣的是,其中也提到了被某些人深惡痛絕的李登輝的“一國良制‘方案,不管此文觀點如何,至少也可讓讀者了解一下“一國良制”的來龍去脈,也許可以讓喊打喊殺的某些“愛國者們”冷靜下來,看看是否有“兩岸和平統一可行的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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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命運 第17章 諸國家統一模式之評價
中國國家統一乃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之歷史必然,但未來兩岸以一種什麼樣的模式走向統一呢?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中外學者曾就此進行了大
量的研究,並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也提出了眾多的統一模式和構想。台灣問題專家李家泉和大陸學者王英津統計研究發現,島內外各方提出的有關解決兩岸統一
問題的主張或模式,除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外,還有非“一國兩制”的主張或模式達百種之多。這些模式中,大多數是島內學者與各種政治派別針對鄧小平所
提出的“一國兩制”而提出來的“反制型”方案,其中也有一些是台灣當局通過學者而拋出來的“試探氣球”。“台灣模式”、“德國模式”、“邦聯制模式”和
“聯邦制模式”以及“歐共體模式”最具有代表性,且具有較大影響——
“台灣模式”及其評價
所謂的“台灣模式”,就是指台灣一些政治人物和學者提出的以台灣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取代大陸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進而統一中國的主張和模式。它具體包括“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一國良制”和“台灣發展模式”、“台灣經驗”等形式。
關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三民主義”是孫中山1905年提出的同盟會綱領的核心內容。1979年12月10日,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
開幕時,首先提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設想,以回應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之主張。1981年1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中國問題的真正解決
實際上是如何取消大陸上的“共產專政”問題。要真正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使大陸實行“三民主義”,重建“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中國,只有如此“統一中
國”,才能符合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才能符合所有民主國家與自由世界的長期利益,才能有利於世界的和平和安全。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同年3月,國民黨“十
二全”在台北召開,蔣經國在開幕詞中如此說道:“縱觀近代思想潮流,唯有三民主義博大精深,今後的世界也必將是三民主義光輝照耀的世界”,“以三民主義來
統一中國,是使中國成為和平、自由的現代化國家唯一可行的道路”。大會通過了《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從此國民黨正式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定為該
黨的綱領。5月,蔣經國在《遠東經濟評論》上發表文章稱:“中華民國”統一大陸的主要憑藉是三民主義而非武力。過去三十一年來,已經證明我們的努力已獲得
中國大陸人民的嚮往,時間愈長,唾棄共產主義的人愈多,就愈能證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必然性。時任台灣當局“行政院長”的孫運璇在接受美聯社記者採訪
時也提出:“我們絕不放棄原則與中共進行任何接觸或談判,除非中共公開宣布放棄共產主義及其制度,忠實尊奉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並
尊重中華民國的國體、國旗與國歌,則中國的和平統一自然水到渠成。”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只要中共拋棄共產主義,認同並貫徹民
有、民治、民享理想的三民主義,中國就可以不必依靠所謂和談而統一。中共如不能遵從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理想,實施三民主義,則任何統一、和談的濫調都是
虛妄的讕言。”
為落實所謂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國民黨當局還專門成立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在其成立宣言中,稱中國統一必須遵循三大原則:其一是中
共必須放棄共產主義,統一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其二是中共必須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統一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之下;其三是中共必須放棄馬列毛思想,
統一於中華文化精神之下。1986年3月,國民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蔣經國提出關於中國統一的五點主張,進一步重申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基調。台
灣當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經國之弟蔣緯國就此發表題為“為主義而戰”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強調指出:要遵照蔣經國的訓示,以三民主義光復大陸
的總體戰略構想,以積極的作為,細緻的規劃,有效的行動,使之具體化並付諸實施而不致於流於口號,變成幻想。
關於“台灣發展模式”。所謂“台灣發展模式”,原來是指台灣經濟發展的一種模式,是指20世紀70年代以來台灣等亞洲“四小龍”政治集權、經濟自
由和外貿開放條件下經濟騰飛,而後實現政治民主化的一種發展道路。在台灣當局的鼓動下,所謂的“台灣發展模式”被包裝成為一種包含政治、經濟、文化與科技
等各個方面全面發展的模式,一種發展中國家與地區邁向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捷徑。此模式被台灣學者認為是大陸學習的藍本,是中國大陸最好的學習模式,自然
也是實現中國統一的最理想模式。比較典型的提法主要有:
1982年4月24日,台灣學者楊國樞提出,中國統一的基礎應是“政治上民主制,經濟上公平均富,社會上安和樂利,文化上高超精製”。中國統一的程序是“五和”:和平共存,和平競爭,和平溝通,和平影響,和平統一。
1987年7月21日,美國學者楊力宇提出,在所有發展中國家,幾乎沒有一個達到台灣今日的經濟繁榮及民主化的程度。因此,“台灣經驗”具有歷史性、世界性和全中國性。“台灣經驗”是大陸改革的催化劑。以“台灣經驗”統一中國意義重大。
1988年7月,李登輝在國民黨“十三全”上提出,現階段大陸政策的目的是:拓展“台灣經驗”,支持民主運動,發揮政經影響,爭取大陸民心,促進大陸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中國化。
1989年1月,李登輝繼續指出,台灣發展道路是三民主義的成功體現,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瑰寶,要推行於全中國,弘揚於全世界。“台灣經驗”是中國統一的前提和基礎,在大陸拓展“台灣模式”是解決中國前途問題的途徑,“台灣經驗”是國民黨爭取海內外人心的旗幟。
為推行“台灣模式”,台灣島內外諸多學者提出一些具體設想。例如,郭華倫提出設立和平統一區,由中共把沿海各省劃出來,交由台灣工商界去推廣三民
主義,拓展“台灣模式”。鄭竹園主張中國大陸台灣化,希望大陸在20年內學習台灣的政治經濟制度,推廣台灣成功的發展策略,使大陸現有各省全部台灣化。姜
敬寬提出,台灣是一個一制多元的社會,在一個共同的民主法制制度下,容納多種政治團體,強調自由組合,保障人權自由,這應該成為大陸未來的發展方向。魏萼
建議中國大陸沿海城市,如海口、廣州、廈門、上海、青島、瀋陽等劃出來,進行中國式的資本主義試驗,在中國沿海出現許多“小香港”、“小日本”、“小韓
國”、“小台灣”,一旦如此,就可以促使中國政治經濟方面的轉變,最後全中國共同邁向自由民主的理想。【潘國華主編:《香港模式與台灣前途》,北京:中國
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80~185頁。】
“台灣發展模式”,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台灣當局反制大陸“一國兩制”的主要理論模式。其內容與所謂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一國良制”大同小異,此模式不過是國民黨當局在中國統一問題上推行的以攻為守,企圖以小吃大,促使大陸走向和平演變道路的一種手腕而已。
關於“一國良制”。此主張系由蔣經國提出而由李登輝最終予以系統化。蔣經國在其晚年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歸納為“一國良制”,??為兩岸
統一是制度之爭,三民主義是“良制”,要以民主、自由、均富的方式和制度來統一中國。1989年北京發生震驚中外的政治風波,世界上也發生了著名的德國統
一事件和蘇東劇變事件,為配合西方反華勢力企圖孤立、“西化”中國的行動,李登輝多次提出,“最近國際上有件事很值得我們注意,這就是德國的統一。東西德
經過四十多年的分離,最終終於達成了統一的協議。這固然與蘇俄的改革有關,但最主要的,還是德國人民始終沒有放棄統一的目標。一旦人民有自由表達意願的機
會,統一的時機就會很快地到來。而當兩種不同的制度合併或統一的時候,必然是好的制度統一不好的制度。絕對沒有大家放棄好的制度,優越的條件,而接受不好
的或不合理的制度之理。當然,東西德的情形與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情況並不相同,而德國統一的工作也才剛剛開始,困難還很多。但是,德國的例子,給我們許多借
鑒。先總統蔣公說,堅持就是勝利,奮鬥就是成功,又說,有金馬才有台澎,有台澎便有大陸。都是告訴我們,只要我們堅持理想,精益求精,三民主義一定可以打
敗共產主義,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李登輝在國民黨十三屆二中全會上說:“台灣經驗”的吸引力,必將成為大陸同胞推翻暴政的原動力。我們要與中共
競爭,競爭的關鍵在於“台灣經驗”的開創與推廣。1990年10月,台灣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提出:“經國先生生前曾指出,我們要的是一國良制,也就
是只有好的制度才是我們國家所需要的。”究其實質,“一國良制”不過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翻版。
無論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模式,還是“一國良制”、“台灣發展模式”,其內容基本相同,都是國民黨當局提出予以反制大陸“一國兩制”的基本構
想。這些模式的出台,“在台灣島內產生了許多幻想,增強了台灣民眾對目前政治經濟制度的認同感。這也是台灣當局以所謂制度之爭拖延與阻撓祖國統一的藉口之
一”【潘國華:《香港模式與台灣前途》,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頁。】就其可行性角度看,這些模式是國民黨推行的以守為攻的戰
略與策略,其目的在於以小吃大,以台灣統一大陸,完全是一相情願。1984年10月22日,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上指出,“蔣經國提出用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現實嗎?你那個‘三民主義’在中國搞了22年,1927年到1949年,中國搞成了什麼樣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是什麼時候站
起來的?是1949年。使中國人站起來的,不是蔣介石,而是共產黨,是社會主義”。在大陸經濟高速發展而台灣經濟越來越走向滑坡的今天,所謂的“台灣模
式”更是暗淡無光。如今,不是大陸向什麼台灣模式學習的問題了,而是台灣如何充分利用大陸經濟崛起所帶來的發展而逐步恢復自己的經濟,而避免被“邊緣化”
的問題了——
“德國模式”、“朝鮮模式”與兩岸統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在以美國、蘇聯兩大國際勢力的操縱之下分裂為兩個獨立的國家,德國統一問題也由此而產生。在各方勢力的積極推動下,東德
與西德兩個獨立的國家走向一條艱辛曲折的統一之路。兩德由對立到緩和,由隔絕到接觸,直到雙方相互承認,共同獨自加入聯合國,而建立彼此友好的睦鄰關係,
最終以國際形勢變化和東德內部動亂為契機,以西德兼併東德形式實現了國家的最終統一。學術界將此模式稱為“德國模式”,也有學者將此稱為“兩德模式”。鑒
於台灣島內若乾重量級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都對此模式情有獨鍾,故有必要對此進行系統的研究和評判。
兩德統一經歷如下四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對峙時期【1949~1956年】。在這段時間,東德在蘇聯的支持下,主張在和平、民主的基礎上恢復德
國的統一,東德建議先由兩德代表對等組成全德制憲委員會,準備建立全德臨時政府,組成邦聯制國家,作為恢復德國統一的第一步。但是聯邦德國即西德奉行“單
獨代表主義”的路線:拒不承認東德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而堅持唯有自己才是“德國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並試圖在西方的支持下,憑藉其實力實現德國的統
一。因此,凡是承認東德的國家【蘇聯除外】,西德將與之斷絕外交關係。此主張因系由外交秘書哈爾斯坦提出,又稱“哈爾斯坦主義”。此種主張,“在當時的政
治生態背景下,這無疑將兩德統一引入死胡同”【王英津:《國家統一模式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頁】。第二階段是僵持階段
【1957~1971年】。20世紀70年代,隨着東西方關係的逐漸解凍,西德政府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決定放棄“哈爾斯坦主義”,而奉行一種立足於西方
陣營打破西德與東方關係的對抗局面,積極與東方國家建立良性互動關係的“新東方政策”。在對東德的關繫上,1969年出任西德總理的勃蘭特提出了“通過接
近達到變化”的口號,從而為將來德國的統一創造了一個新的環境和條件。第三階段是緩和時期【1972~1989年】。1972年,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簽訂
了處理兩國關係的《基礎條約》,根據此條約,雙方的關係是:【一】雙方同意任何一方之主權行使範圍僅及於各自領域內,雙方必須尊重對方之內政與外交之獨立
自主。【二】雙方將在平等權利基礎上發展正常的鄰邦關係。【三】雙方將交換永久使者團,駐於對方政府所在地。1973年9月,東、西德同時加入聯合國,自
此以後,東西德之間的關係,一直按照兩個獨立主權國家的關係模式平穩地往前推進。第四階段為統一時期【1989~1990年10月】。1990年5月18
日,兩德簽訂了《關於建立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條約》,決定從同年7月1日起將西德馬克引進東德,實現東西德兩種不同的經濟、社會制度合二為一,從而先期
實現兩個德國事實上的統一。1990年8月31日,兩德簽訂以東德改建為5個州,並按照基本法第23條加入西德為核心內容的《統一條約》,1990年8月
23日凌晨,東德人民議院特別會議經過激烈辯論,通過東德加入西德的決議,並立即得到西德聯邦議院的響應。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實現正式統一,組
成統一、獨立、主權完整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定都柏林,憲法繼續沿用西德的基本法,國旗、國歌繼續沿用西德的國旗國歌。
對於所謂的“德國模式”,台灣當局的觀點經歷了一個由堅決拒絕到極端推崇的巨大變化。一開始,台灣當局對所謂的“德國模式”是持一種完全否定的態
度。早在中美關係正常化時,為了解決中美建交以後“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問題,就有不少美國學者與政客提出要以“德國模式”來解決海峽兩岸關係問題。
1976年,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克萊恩【RayCline】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最早提出用所謂的“德國模式”來解決台灣問題,促進兩岸的和平共
處。同年9月,時任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的丘宏達在台灣媒體發表文章,進一步闡述了“德國模式”的基本涵義。其要點是:統一為長期目標,雙方不放棄統一的目
標;在最終達成統一之前,“雙方獨立的憲政體制不受影響”,維持不變;“雙方都可以與各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但不涉及到雙方權力主張的承認問題”,雙方
均可加入聯合國。1978年,美國參議員高華德再次提出應該以1972年東西德雙方簽訂《基礎條約》的方式來解決中國兩岸關係。其後,台灣島內一些學者提
出台灣當局必須正視中國事實上與德國和朝鮮一樣處於“分裂國家”的現實情況,提出要借鑑德國模式來處理兩岸關係。由於“德國模式”一說涉及到國民黨政權的
代表性和憲政體制問題,對於一味堅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國民黨政權來說,必然予以否決。1979年4月,台灣“外交部”發言人金數基在記者招待會上
明確指出,台灣的處境與東西德國、南北朝鮮等分裂國家完全不同。在這位發言人看來,東西德國、南北朝鮮是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而形成,而中國則與之完全不
同。1987年,針對民進黨提出類似主張的時候,台灣“行政院長”俞國華強調,東西德國關係與我們和中共的情形完全不同,東西德國的分裂是國際協議的產
物,而中國並非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鬥爭的產物,相反,台灣與大陸的分裂則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內戰的產物。在這段期間,“德國模式”在台灣島
內嚴禁宣傳,根本沒有什麼市場。
到了李登輝執政時期,台灣當局則一反過去反對採用德國“分裂國家模式”的態度,而主張採用這種模式,以解決兩岸關係問題。1990年德國的統一,
更加鼓舞了台灣當局對所謂“德國模式”的嚮往。德國統一後不久,李登輝即派出考察團前往德國進行取經,學習研究德國統一的經驗。在1990年5月6日,李
登輝公開提出兩岸關係完全可以按照“德國模式”來進行,兩岸“對話必須在一個中國、政府對政府和雙方地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一個國家、兩個政府,這是事
實”。在多種場合,李登輝呼籲要用德國的經驗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他建議中共放棄共產主義和四項基本原則,以台灣的自由民主均富模式來實現祖國的最終統
一。1991年8月23日,李登輝在接見一些學者時稱,兩岸統一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從德國統一過程來看,雙方首先經由交流互動,在人民之間建立起某種程
度的共識,並且在國際社會上形成對等的政治實體。德國的統一經驗顯示,兩個政府進行統一併不容易,對等政治實體的架構必須先確立。1992年5月6日,台
“總統府”發言人邱進益提出處理兩岸關係應該參照德國模式,東西德國曾於1972年簽署《兩國關係基礎條約》,因此兩岸之間也應該簽署互不侵犯協定。這是
台灣當局改變對分裂國家模式態度的最早表露。其後台灣政要宋楚瑜也提出,“分裂國家的發展模式值得我們參考”,“要選擇統一的方式,但不是越南方式”。
1993年3月,台灣“行政院長”連戰在“立法院”回答問題時曾表示:東西德國未完成統一前歷經政治上的各種改變,最後能夠彼此都進入國際組織,這種做法
是值得參考的做法。1994年7月,台灣當局公布的《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正式表明了他們要以“分裂國家模式”來解決兩岸關係的態度,認為德國模式是“冷
戰後明顯的發展趨勢與特徵”,是“值得學習的成例”。1998年4月,海基會秘書長許惠佑也提出,“德國模式中的相互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在國際互不代表
對方,應該是當前處理‘一個中國’爭議的重要方式。”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特地選擇接受一家德國電台採訪,拋出所謂“兩國論”,意在將台灣問題類比
德國問題,套用“兩德模式”處理兩岸關係。
我們必須明白,德國統一是在東歐劇變、冷戰結束的歷史條件下完成的,且經歷了十多年的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因此,人們把德國統一的模式與中國的統
一聯繫起來就非常自然了。但是,本質上,無論是就其形成原因,還是就兩岸現狀來看,台灣問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東西兩德問題、南北朝鮮問題具有本質
區別,沒有可比性。其理由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台灣問題與東西德問題、南北朝鮮問題形成的原因和性質不同。東西德的分裂主要是由於國際外力干預造成的,是一個國際性問題。德國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戰敗後,美、英、法、蘇四個戰勝國對德國實行分區占領,並從政治、經濟、軍事上處置德國作了規定。隨着東西方“冷戰”的開始,德國統一問題成為美
蘇兩國在歐洲對抗的一個焦點,蘇聯和美、英、法分別在各自占領區籌建東西德政府。1948年2月起,美、英、法、荷、比、盧六國代表召開排斥蘇聯在外的倫
敦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成立西德政府。會議通過“倫敦協議”,決定於9月1日召開西方占領區德國的制憲會議制訂憲法,以便隨後成立西德政府。與此同時,
蘇聯也在東占區積極行動。與倫敦六國會議召開的同時,蘇聯在莫斯科舉行蘇、捷、波、南外長會議,譴責西方單方面討論德國問題。11月30日,東柏林舉行
“特別議會會議”,成立市政府;12月5日,西柏林也舉行選舉,建立市議會和市政府。蘇聯和西方國家各自承認一方,柏林正式分裂。在西方國家支持
下,1949年8月20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蘇聯支持下於10月7日成立。從此,德國正式“一分為二”,東西德各自納入東西方兩
大陣營。顯然,德國問題完全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及有關外部因素造成的。
同樣,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也主要是由於國際外力因素所造成的。1910年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1945年8月15日,朝鮮人民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獲
得解放。根據1943年《開羅宣言》中關於朝鮮的規定,即“在相當時間,使朝鮮自由獨立”,朝鮮本應該完全恢復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但是,美國出於控
制亞洲、制衡蘇聯的考量,其總統杜魯門給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一封密信,提出以北緯38度線作為美、蘇受降分界線,出於相同動機的蘇聯立即對此予以認可。隨
後,盟軍在向日本發布的“第一號總命令”中正式宣布了這一決定。蘇、美兩國先後派軍隊進駐朝鮮半島北半部和南半部。1948年8月15日、9月9日,南、
北方分別在美、蘇支持下先後成立大韓民國、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朝鮮半島遂分裂為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兩個主權國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1953
年北南朝鮮根據由有關國家簽署的國際協議,以“三八線”為界實現停戰。這樣使南、北分裂狀態確定下來。1991年,南北朝鮮各自被接納為聯合國會員國。此
後幾十年,美、蘇兩個大國一直分別對朝鮮南、北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發揮着控制性的作用。
台灣的情況則不同。1895年日本通過侵略戰爭從中國割占台灣、澎湖列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有關國際條約明確規定將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台灣歸還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的援助下,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其結果是,國民黨反動統治被
推翻,逃踞台灣,在美國的庇護下與祖國大陸對峙,從而造成兩岸至今處於分裂狀態。
從以上比較可知,東西德的分裂和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來自戰後美、蘇對立並劃分勢力範圍,是外國勢力強力干預的結果;而中國台海兩岸的暫時分隔,是戰後國民黨發動內戰造成的,其後又因受到外力阻撓而使中國統一進程被迫中斷。因此,台灣問題完全屬於中國的內政。
第二,台灣問題與東西德問題、南北朝鮮問題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不同。德國的分裂,為“二戰”期間和戰後一系列國際條約所規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美、英、法、蘇四個戰勝國依據《鑑於德國失敗和接管最高政府權力的聲明》及其後的《波茨坦公告》,對德國實行分區占領。以後東西德的建立,是依據東西方的
協議、鬥爭和妥協,才得以實現的。
“二戰”期間有關國際條約【1943年的《開羅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規定朝鮮應該自由獨立,但因外力干預,朝鮮半島結束日本殖民統
治後,未能形成新的代表全國的政府,卻分裂成為南北兩個對立的政府,誰都不具備法統性繼承以前朝鮮半島統一政府所代表的全朝鮮的國家主權。南方韓國與北方
朝鮮,長期未能解決誰在國際上代表全體人民的問題,直到1991年9月17日同時分別加入聯合國,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
台灣問題則完全不同,不僅“二戰”期間的有關國際條約明確規定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恢復了對台灣行使主權,而且1949年成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在推翻舊的全國政權後所建立的新的全國政權,繼承了原中華民國政府對全中國絕大部分國土、國民的實際管轄權和在國際上的中國代表
權。雖然台灣當局繼續使用“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名稱,並企圖分享甚至分割中國的主權,但從國際法的意義上講,其實際上只是已消亡的舊政府在中
國主權地域內的台灣這一局部地區的非法延續。台灣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從事實、法律和程序上都得到了徹底解決。【中共中央黨
校、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編著,《台灣問題讀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8頁。】
總之,德國問題、朝鮮問題與台灣問題有着本質的區別,台灣當局領導人進行混淆性質的類比和罔顧事實的曲解,企圖藉以鼓吹兩岸是所謂“國與國的關係”、兩岸“一邊一國”,這是根本行不通的。
對這種所謂的“德國模式”,必須進行深入剖析。首先,台灣當局援引“德國模式”的根本出發點是在於分裂中國。通過類比德國模式,台灣當局已認為
1949年以後,中國的整個權力已經一分為二,中國中央政府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屬於兩個平等的“主體”,因此,兩岸之間,應該比照德國模式來簽訂與東西
德簽訂的《基礎條約》相似的條約,彼此相互確認,互設常駐代表機構,乃至共同加入聯合國。究其實質,此種主張與“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主張完全異曲
同工。
此外,李登輝所宣揚的“德國模式”,其着眼點並非國家的統一。他在多個場合反覆宣傳,“德國統一經驗展示,兩個政府進行統一併不容易,對等的政治
實體架構必先確立。一個中國現在並不存在,統一是未來的事情”。由此看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台灣方面口口聲聲鼓吹的“德國模式”,其真正的意圖是反制
大陸“一國兩制”模式,以達到拖延時間,進而分裂中國的目的。
當然,需要予以說明的是,筆者不同意採用“德國模式”或“朝鮮模式”作為解決中國台海統一的模式,但是德國統一畢竟是古今中外唯一的以和平方式完
成國家統一的成功案例,其運行中可以予以總結出來的經驗和教訓無疑對於實現中國的最終統一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鑑意義。其中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大力推進兩岸的
經貿交流將為推進國家統一創造紮實的物質基礎與經濟條件。據有關資料表明,到德國統一前夕的1989年,兩德之間的貿???總額已接近600億馬克,西德
每年向東德提供優惠貸款20多億馬克。1982年到1989年期間,西德有2000多萬人次前往東德探親,東德前往西德探親的人數也達到1000多萬,占
東德總人口的三分之二。頻繁的經濟往來與交流,促進了雙方的相互了解,增進了德國民族的共同歸屬感,從而為最終實現國家的統一創造一種水到渠成的物質條件
與情感基礎。此外,在統一之前設立必要的過渡期與過渡機構對於保證統一後國家的成功運作至關重要。兩德的政治家們能夠審時度勢,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迅速
實現了兩個德國的統一,惠及德國人民子孫萬代,但是由於統一來得突然,其速度之快,是德國人所始料不及的。這種暴風驟雨式的統一進程導致本應該在統一之前
就予以解決的問題沒有及時解決好。統一後的德國一度面臨失業率劇增、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潮甚囂塵上、社會動亂等複雜問題,使統一後的德國政府面臨巨大的壓
力。“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要實現祖國統一,兩岸之間必須提前就實現祖國統一問題進行周詳的體制安排,設置合理的過渡時間與相應的過渡協調結構,解決
好相關的矛盾,協調相關的利益,從而為以漸進、穩妥的方式實現國家的統一作好充分的準備——
邦聯制之評價
邦聯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為了某種特定的目的【如軍事的、貿易的等等】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國家聯合體。採用邦聯制形式建立起來的聯合體本質
上不是國家。在這種國家聯合體中,邦聯成員單位除根據條約或協議而明確表示讓與或委託給邦聯機構的部分主權外,仍保留各自的主權所有權和主權行使權。邦聯
機構所擁有的權力不外是邦聯機構對各成員國的主權行使權的一種限制。但是,這種限制也只有經過了成員國的認可後方可有效。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從理論上說,
邦聯成員國可隨時退出邦聯,各邦之有無脫離權,為分別邦聯與聯邦的唯一標準。因此從根本上說,邦聯不具有真正的國家性質。邦聯的各成員地位平等,在內政外
交上互不隸屬,從邦聯成員國與成員國之間的關係來看,在邦聯範圍內,成員國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國際關係。但在涉及邦聯對外事務時,各成員國之間的關係又是一
種國內關係,所以邦聯制是一種介於國際與國內關係之間的“妥協方案”。【王英津:《國家統一模式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頁。】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一些歷史學家和政治家針對當代國際政治的現實,希望藉助於邦聯制的理論來解釋當前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和民族國家融合的
現象,也希望通過運用邦聯制度框架來解決當今世界範圍內存在的民族矛盾、種族衝突和分離主義問題。一些海內外學者和政治人物紛紛提出以邦聯模式實現兩岸統
一。華盛頓大學沈大偉教授撰文認為:“邦聯”觀念是最有希望成為解決海峽兩岸問題的方案。台灣“立法委員”費希平早在1983年10月對國民黨“行政院”
的總質詢中就提出過“大中國邦聯”的模式。台灣學者沈群山在1990年初與江澤民會晤時,也曾提出過邦聯的構想。1994年時任台灣“行政院長”的連戰曾
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不排除邦聯和聯邦制。2001年7月,國民黨公布了“邦聯”說帖,強調國民黨的大陸政策為:依循“國統綱領”,在“一個中國,各自
表述”的九二共識基礎上,追求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並在台灣優先的前提下,通過階段性“邦聯”來邁向統一。
如前所論,邦聯制模式的內容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主權對等。強調兩岸是“對等政治實體”不是“隸屬”或“主從”關係,隔海而治,平起平
坐。說到底,兩岸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其二,先分後統。為實現統一,兩岸先分裂為兩個獨立主權國家,以此來組建邦聯;兩岸再以聯邦制實現統一。聯邦為長遠
目標,邦聯為現實目標,邦聯是走向聯邦的必經階段。其三,雙重承認。彼此承認對方在各自有效管轄的範圍內擁有主權,彼此承認對方的合法地位,彼此以“對等
的政治實體”並存於國際社會,雙方在外交上接受雙重承認,分別奉行各自的外交政策。其四,和平漸進。從長遠看,兩岸自然是統一。而從現實看,目前兩岸只能
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待條件成熟時,兩岸再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由邦聯制向聯邦制的過渡。
對於具有上述內容和意蘊的邦聯制模式的主張,大陸方面肯定不會接受,筆者也是認為不要,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邦聯制模式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邦聯制的建立是以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作為前提。這樣的前提和基礎,既不尊重歷史,也不尊重現
實。從歷史上看,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1943年《開羅宣言》以及1945年《波茨坦公告》,作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法律文件,從根本上解決了台灣的歸屬
及法律地位問題,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對台灣享有不可侵犯的主權。從現實來看,中國政府在與世界上100多個國家的建交公報中都明確載明,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聯合國及其他政府間有關決議同樣支持着這樣的現狀。所以單就邦聯制模式主張的前提來
說,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邦聯模式的不可行性。如果用邦聯制模式來處理兩岸關係,實際上就是在先賦予台灣以獨立主權國家地位基礎上,再使兩岸形成一個比一般
的國家間的關係更為緊密的聯盟。這個聯盟即“邦聯中國”本身不是一個國家,它對海峽兩岸的公民不具有管轄權,對外也不能代表兩岸政府法律內容。這樣一來,
海峽兩岸實際就變成了固定化的“一邊一國”,嚴重違背中國政府所一貫堅持的,並為國際社會所認可的“一個中國”原則。如果用邦聯制模式來處理兩岸關係,實
際上是造成了“兩個中國”,並將目前海峽兩岸的分裂擴大化、固定化和合法化了。
第二,邦聯制模式不能確保中國走向統一。一些學者主張兩岸應借邦聯制“和平漸進”地走向統一,其重要歷史依據就是歷史上的個別邦聯制演化成了聯邦
制。當然,我們並不排除兩岸借着邦聯模式作為過渡最後走向完全統一的可能性。但是,即使通過邦聯模式走向統一,那也一定是通過由邦聯到聯邦的途徑來實現,
因為從歷史上看,邦聯制大都變成了聯邦制,但從邦聯制過渡到單一制的先例,除荷蘭邦聯外,還從未有過。至於聯邦制在那時的中國是否具有可行性,又是一個未
知數。如果搞邦聯制,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兩岸不僅不能真正走向統一,反而為“台獨”勢力提供了方便之門。況且,有些人主張邦聯制模式,其真正目的不在於
“統”,而在於借“先分後統”的招牌,實現“先分後獨”的圖謀。
第三,邦聯制模式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國家形式的選擇不是任意的,它受到歷史背景、現實條件、文化傳統、民族關係特點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在國家統
一問題上,由於各國的國情和條件不同,任何國家都不能生搬硬套他國統一模式。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單一制國家。中國歷史上各民族都希望
國家統一而不希望國家的分裂。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邦聯制模式從理論上說雖可用來解決多民族國家
或地區的民族矛盾和種族衝突,但卻不適宜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因為台海兩岸同胞,同文同種、同宗同祖、同為中華民族的成員。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既不是
兩岸同胞之間的對立,也不存在類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宗教對立或魁北克與加拿大之間的語言文化矛盾,更不存在類似巴爾幹半島的民族糾紛和種族衝突。中國人民
期盼的是在保證國家與主權完整的基礎上,去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所以,從中國的歷史背景、現實條件、文化傳統和民族關係特點等幾個方面看,邦聯制模式無法
滿足兩岸人民要求國家真正統一的願望。
第四,邦聯制模式可能會誘發國內分裂活動的加劇。如前所述,邦聯制式的各成員國【邦】保留有“脫離權”,成員國隨時都可以宣布脫離,不管此項權利
有無明文規定,只要是邦聯,都概莫能外。假如我們在台灣問題上同意搞邦聯模式,就等於在法理上默認了台灣保留有“脫離權”,那麼,台灣就可以在任何時候找
任何一個藉口宣布脫離中國而獨立。由此大陸將束手無策,因為在邦聯制的架構下,邦聯政府對於各成員單位並不享有強制管轄權。那時中國大陸同胞和絕大多數台
灣同胞就只能坐視“台獨”勢力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而無能為力。更危險的是,由此將不可避免地誘發國內民族區域自治地區的邦聯傾向,如果這種局面出現,接
踵而來的將是中國的內戰和分裂。【王英津:《國家統一模式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頁。】
第五,邦聯制無法實現中國人渴求“繁榮、穩定、強大”的願望。中國人民渴求國家統一,更期盼在繁榮、穩定和強大的基礎上確保國家統一,因而中國的
統一模式不僅要考慮到領土、主權??完整,更要考慮到是否有利於中國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壯大。但從世界歷史與國際現實來看,邦聯制從未有過成功的前
例。第一種,如1778年至1787年的美利堅合眾國、1815年至1866年的德意志邦聯和1815年至1848年的瑞士邦聯,後來都發展成聯邦,但聯
邦制仍不符合中國單一制的歷史傳統。第二種,前蘇聯勉強算是“邦聯”,但以解體而告失敗,而“加盟共和國”的模式正是前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採取“邦
聯制”的前南斯拉夫,也因國內民族矛盾突出,尤其是西方勢力的干涉,最終難逃分崩離析的悲慘結局。對於利用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統一的反華勢力
而言,“邦聯制”無異於引狼入室。如果西方反華勢力乘機煽動“七塊論”、“十一塊論”,中國該如何對付呢?更嚴重的是,如果“藏獨”、“疆獨”分子紛紛效
法,祖國大陸又將如何因應呢?“邦聯制”還未搞成,中國不但沒有朝統一方向發展,反而早就因此步上了前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後塵。很顯然,“邦聯制”無法滿足
全體中國人的願望,大陸不會重蹈覆轍。
第六,從其政府運行的有效性來看,依據邦聯制原則建立起來的所謂“國家”,不過是建在沙灘之上的高樓而已,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從全球各個邦聯制
實體來看,這些邦聯並不是真正的國家,而是“友誼同盟”或者“友誼俱樂部”。它們一無軍隊,二無法院,三無財權。邦聯“統治各州的唯一權力,只是勸告的權
力。它雖可向各州請款,但不能強制各州輸款;它雖可請各州派兵,但不能強令各州出兵;它雖可締結條約,但必須委託各州履行;它雖可借款,但必須依靠各州供
還;它的特權雖然很多,但實權卻沒有。”難怪麥迪遜把邦聯制“國家”比喻成“一個頭腦聽從四肢指揮的怪物。”華盛頓則把邦聯看成是“沙子扭成的繩子”,
“一半死不活、一瘸一拐的政府”——
聯邦制與兩岸統一
現代意義上的聯邦制最早產生於美國,並在北美洲得到普遍推行。其基本模式與理論架構是由美國政治思想家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等提出,並逐步將此予以實
施的。1787年美國憲法確立的美國式聯邦制的特點是:美國人民分屬於不同的州,各州保持相當的自主權,同時也將外交和國防的主權行使權轉移給聯邦政府。
瑞士聯邦憲法第三條也有類似規定,各州主權未經聯邦憲法限制者,均得自主。凡未委託於聯邦政府的權力,均由各州行使。根據各國的憲政實踐來看,一般軍事、
國防、外交、全國性的財政經濟、交通屬於聯邦政府的職權範圍,由聯邦國會及司法機構決定。其他地方性的教育、治安、經濟、工業發展以及商業活動等,聯邦政
府均不直接過問,而由民眾選舉產生的地方政府自治自理。
因聯邦制所具有的既充分保障各聯邦單元的自主權,又確保國家政權保持高度的集中行使,此模式如今已成為國際社會非常重要的國家結構形式。如今世界
上現存的聯邦制國家總數雖然只有二十多個,占主權國家的1/10左右,但卻包括了絕大多數大國、全世界近1/2的土地和1/3左右的人口,並且分布於歐
洲、美洲、亞洲、非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大洲。
正因為聯邦制具有如此巨大的國際影響力,於是對於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的中國來說,自然也引起中國政治家和有關學者的高度關注。建立聯邦制的構想在中
國並非始於今日,在從清朝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半個世紀中,許多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都提出過聯邦制的主張。孫中山、梁啓超、黃遵憲等都曾經是聯邦
制的積極提倡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也多次提出過通過聯邦制這一國家結構形式來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即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或“中華蘇維埃
聯邦”。中國共產黨在其二大宣言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聯邦制的主張,並將建立聯邦製作為其奮鬥目標:即“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
全國大會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第99~118頁。】
1984年4月,香港《中報月刊》發表姜敬寬文章,指出“中國統一最理想的途徑是實行聯邦共和制”。他認為,聯邦制是統一中國最理想的模式。只有
採取民主政治的制度,用民主自決的方式,先制定可以為大陸、台灣、香港人民都能接受的憲法,才能達到和平統一的目的。他還認為,聯邦共和制比較適合於中國
的國情。因為中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和風俗方言也不少,地方自治而用民主方式組織聯邦【或聯省】政府,分層負責,促進人們的基本權利、自由發
展,普及教育,建立合情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不依賴極少數人的智慧決定一切,龐大的中國,自然會以同文字、同文化、同歷史、同種族的因素而保持一個國家
的傳統。這種模式還認為,“一國兩制”是較寬泛的構想,它只有在聯邦政府制度下才行得通,才有持久的穩定性。因為在聯邦制國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
是對等的,地方政府的權力源於地方人民公意之援權,而非來自中央政府的援權。因此,地方上的重大決策,由當地民意機關決定,不必呈請中央政府批准,只有這
樣,才使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享有的權利不致於落空。關於採用聯邦制謀求國家統一,許多學者還提出了具體的落實方式,主要有:
【一】朱高正的聯邦制
1988年9月24日,朱高正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主張在包括台、港、澳在內的全中國設立36個省級單位,其中大陸31個,台灣3個,香港1個,澳門1個。各單位高度自治,結成姊妹省市,通過成立制憲會議,結成聯邦。
【二】許倬雲的“中國聯邦制”
1991年10月5日,許倬雲在《聯合報》上發表文章,提出了他的中國聯邦制構想。他說中國大陸中心可形成華南、東南、西南、華北與西北與東北6個加盟邦,中國邊緣地區可形成內蒙、新疆、西藏、台灣和港澳等5個擁有相對主權的加盟國。
【三】熊玠的“大中華政合國”
1992年3月,熊玠在《海峽評論》上撰文構想了此一模式。他主張台灣海峽兩岸現有憲法維持不動,兩岸內政外交均獨立自主。而在現有兩岸憲法基礎
上制定一部超憲法:設立共同的國家主席與國會,國家主席輪流執任。在國際上,成立由兩岸代表共同組成的全權大使館或駐國際組織代表團。駐外大使與代表團團
長也實行兩岸輪流制。
【四】周洪昀的新聯邦制
1994年3月,周洪昀在《海峽評論》上發表文章指出,全中國可以分成4個聯邦制的成員。它們分別為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根據歷史與現狀新聯
邦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為大陸,是新聯邦中央政府所在地,亦即新聯邦國家的主要部分。第二為台灣,可保留其原有的政治制度。第三為香港與澳門,雖為新聯邦
的成員,但是直屬於第一層次的大陸。
【五】陶百川的“二元合作聯邦”
1992年11月12日,時任台灣“國策顧問”的陶百川在一次討論會上着重闡述了以“二元合作聯邦制”來統一中國的觀點。他強調統一的中國在自
由、民主、均富三要素外尚須具備均權,意指中央與地方都應享有適當程度和幅度的權力,各取所需,各得其所。陶百川認為:“蘇聯之所以解體,便是因為聯邦政
府過分侵占了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和利益,我國規劃統一,應以蘇聯為借鑑。”【王英津:《國家統一模式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
頁。】
陶百川提出的“二元合作聯邦”構想包括如下內容:1.統一後,聯邦政府不派軍隊進駐台灣,也不調走台灣的軍隊,台灣可以向外國購買並自製武器,以
維持自衛兵力;2.統一後,台灣可保持其經濟和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黨政軍特等各項組織。3.台灣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行使外交權,包括參加國際組織,並
與他國簽訂經貿協定和處理領事業務。4.台灣將有獨立的立法權,在不違背聯邦憲法的原則下,可制定自己的法律,作為管理台灣的基礎。5.台灣將有獨立的司
法權和司法機關。大陸的法律規章不適用於台灣;台灣的最高法院擁有最終審判權,不必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6.台灣可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並用“中華”
或“中國”【China】的稱號;如果將來另定新國號和國旗,則應一體使用。7.聯邦政府設兩院制的聯邦國會,它的上議院由各省議會選派代表二人參加組
成,下議院議員則由各省人民普選產生。上議院獨自享有聯邦任命同意權,凡聯邦政府派往各省聯邦人員,必須先徵得該省所派上議院議員的同意。8.聯邦政府設
憲法法院,享有聯邦及各省法律之審查權,其法官人選須得聯邦上議院的同意。9.聯邦與各省如有爭執,應以和平方式協調解決,不得使用武力。其爭執如涉及憲
法或法律者由憲法法院判決之。10.各省得經省民直接投票決定退出聯邦,但其投票須由聯邦政府派員監察。
【六】“中華聯邦憲法”對中國聯邦制的設計
1993年夏天,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在夏威夷舉行“中國統一模式和憲法結構學術討論會”,海內外政法學者近20人參加會議。會議提出並於次年
定稿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提出:“中華聯邦共和國為自由、民主、法治的聯邦共和國”,聯邦的組成單位,包括自治邦、自治省、自治市和特別區。台灣作為
自治邦,其地位與內蒙、西藏、新疆、寧夏、廣西並列,與內地的“自治省”有別。香港、澳門則為“特別區”。上海、天津、北京三市劃為自治市,其餘的行政區
域單位依制劃分為32個自治省。該草案對各“自治邦”給予自行制定憲法的權利,並有權以“中國某自治邦”的名義與外國締結非軍事性協定,有權決定參加各種
國際組織、設立駐外代表機構。
根據《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規定,“台灣自治邦”享有如下特別權力:發行貨幣、簽發證照、簽證、設立終審法庭、財政獨立、免徵聯邦稅、維持武裝部
隊、有權拒絕聯邦駐軍,以及航天、航空、海運、郵政、電信、知識產權等的管轄權。聯邦共和國總統由國會兩院【國民院與聯邦院】議員以及各邦、省、市、區行
政首長組成之選舉人團體選舉產生,每屆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總統當選人須在宣誓就職前退出政黨,總統頒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國務院總理之副署;聯邦
共和國設國務院為最高行政機關,設總理一人為機關首長,有主持國務會議、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向國會提出議案、統帥並指揮聯邦軍隊,任免聯邦官
員等權利。聯邦的實際政務由總理負責,政體為內閣制;聯邦設置普通法院、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獨立行使司法權,各邦、省、市、區自行立法組織司法機關行使
本邦、省、市、區之司法權,各邦、省、市、區應互相尊重司法管轄權。
正如筆者在前面曾指出的,聯邦製作為一種推進國家統一的國家結構形式,確實具有諸多值得認真研究的地方,但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中央集權的國家,如
果將注重分權的聯邦制應用到中國社會中來,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的徵兆。通過聯邦制實現國家統一,第一種類型是將大陸現有的省級地方行政區域與台灣都變
成地位平行的聯邦成員單位,或者將目前中國所有的省級行政單位【包括台灣】重組,再分成若幹個聯邦成員單位。無論是哪一種類型,都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行
的國家結構形式,都將使中國現有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性質發生變化。從這種模式可能產生的結果來看,對於推進中國統一大業是缺乏可行性的。
中國不具備實行聯邦制統一國家的政治文化與條件。聯邦制的成功運作需要具備一個成熟的政治生態環境。聯邦制無論如何運行,都需要一套科學而複雜的
理論。這套理論的運用,要求國家的政治人物與廣大的國民,都必須嫻熟地掌握這套理論與運作經驗。在聯邦制政府中,一切事情都要經過反覆協議和複雜的程序,
只有長期以來慣於自治和政治知識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普通民眾的民族,才適於採用聯邦制。
美國是一個實行聯邦制最為典型,也最為成功的國家,這與美國具有漫長地方自治歷史傳統的政治文化密不可分。在美國的政治文化之中,地方權威最貼近
人們的生活,是第一位的,而國家的權威則處於次要的地位,是第二位的。強調多元、注重地方權利的聯邦制正好順應了這種文化需求。而中國則不然,中國具有千
餘年中央集權的法制傳統,人們長期迷信權威,而對基層的作用則比較冷淡,對地方自治這些東西一直比較陌生。即使為實現國家統一而人為地去構建一個聯邦制,
那麼,這樣的聯邦制與西方那種經過幾百年的人文整合和歷史演進,在法治和民主的追求中所形成的“內生型”聯邦制相比較,也只能屬於“外生型”聯邦制,其牢
固性非常值得懷疑。尤其是,與那種“內生型”聯邦制比較起來,在這種聯邦制下,國民缺乏聯邦主義意識,因沒有得到過聯邦制下的政治訓練,對聯邦政治的操作
技巧缺乏最基本的掌握,從而很容易導致國民政治心理的錯位。如果這樣,便使得中央政府控制社會的能力受到大大削弱,中央權威必然出現嚴重的流失,一旦國家
與社會遭遇重大政治與社會動盪,聯邦政府將束手無策,到時候,中國不是走向統一,而是變得更加的四分五裂。換言之,中國目前尚不具備通過聯邦制去實現國家
統一的基本政治文化要素。如果削足適履,硬性進行聯邦制改造,必然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就聯邦制的第二種模式,即將大陸與台灣作為法律上對等的兩個聯邦成員實體,組成一個聯邦制國家,除了第一種模式不可行的原因同樣適用於該模式之
外,還因為該模式反映的關係雖然對等,但卻缺乏基本的對稱型,這就從根本上影響了該模式的可行性。根據一般的聯邦制國家組成原理,組成聯邦制國家的各成員
單位之間必須在土地面積上和人口上儘可能保持大致的平衡,否則,運行結果難以想象。一般來說,土地和人口均占優勢的成員,也往往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源和其他
社會資源,因而,它可能會尋求對力量薄弱的小的成員實施控制。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聯邦制所具有的既維護高度集中的中央權威,又保持相當大的地方自治權的
獨特優勢就無法得到體現。如果實施這種聯邦制,必然會遇到那些相對弱小的成員單位的聯合抵制,其可行性將大打折扣。
但是,要做到讓各成員單位之間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保持絕對和完全的均衡和平等,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任何一個聯邦,其成員單位間都會存在實力大小
的差別。在美國,既有非常大的州,也有非常小的州。印度、俄羅斯也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從事聯邦制研究的學者里克【WilliamH.Riker】
和萊姆科【JonathanLemco】從聯邦制的結構入手,對聯邦制的結構與穩定性的關係進行了量化分析。他們考察了從1798年到研究時為止的40個
聯邦,範圍覆蓋了整個世界各聯邦制國家。通過研究,兩位學者提出,聯邦制的結構應該包括五大方面:其一是是否存在一個特別大的成員單位;其二是成員單位的
數目多少為宜;其三是是否存在表現為語言差別的文化或種族分裂,尤其是語言差異構成地區性的區別;其四是聯邦的富裕程度;其五是聯邦及其成員單位的政治自
由度。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成員單位少和特大規模的成員單位的存在是聯邦的真正危險,而語言差異、貧富程度以及政治自由或壓抑與穩定性之間都不存在較大的
相關性。大陸與台灣之間無論在歷史傳統、自然環境、社會資源、文化氛圍,還是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進化程度上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異性,由二者組成的聯邦必
然是一個高度非均衡的聯邦。因此,“即使兩岸以聯邦制的方式實現了統一,這個統一後的聯邦也會因同時具備了導致聯邦不穩定的兩個因素而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失
敗的命運,最終導致聯邦解體”。【王英津:《國家統一模式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頁。】此外,綜觀世界政治史,我們迄今也沒有
發現一個僅有兩個且存在明顯實力懸殊的政治實體組成的聯邦制國家。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來看,無論是實行中央集權國家結構形式的國家,還是實行聯邦制國家結構形式的國家,都同樣會面臨國家分裂與民族分裂的傾向。
比較而言,聯邦制具有比單一制更大的包容性,所以聯邦制所提供的制度框架通常比單一制所提供的制度框架更易於實現國家統一。但聯邦制也存在不利於維護國家
統一的隱患。聯邦制政府是基於權力劃分而形成的,這就意味着國家及其政府機構必須要為平衡內部關係作出不斷的努力。儘管現在世界上各聯邦制國家都有中央集
權的傾向,但是整個政府體系對社會的作用還是呈現不斷弱化的趨勢。在政府控制社會能力不斷弱化的情況下,聯邦國家內的民族分裂主義和地區分離主義就會抬
頭,國家就面臨着解體的危險。要想維護國家統一而避免國家再度分裂或解體,維護國家統一的成本必然會大幅度地提高。尤其是當一個國家面臨野心勃勃的強大鄰
國的壓力和威脅時,純粹的聯邦制就更是難以存續的。
當今中國從國際層面看,面臨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的重重包圍,內部則面臨着包括“台獨”、“藏獨”、“疆獨”等分裂勢力的困擾,這些嚴峻的
國際國內局勢必然會對中國國內中央與地方關係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在處置這些分裂勢力的力度上,聯邦制與單一制相比在可資利用的手段上存在很多局限性,維護
國家統一的最後防線要脆弱得多,進而會影響到中國的穩定和統一,這必然會提高我們維護國家統一的成本。
聯邦制獨特的政治設計,極容易為民族分裂之火的點燃提供條件。在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之中,不管這個國家是實行聯邦制,還是實行中央集權制,其領土
完整和國家主權隨時都會遭受地方分裂主義與民族分裂勢力的威脅。比較而言,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其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手中,也就是說這種???度的設計
指向就是針對地方主義的,因此對各種分裂勢力都必然採取高壓態勢,一有風吹草動,就必然立即採取果斷措施予以解決。而對實行聯邦制的國家則不然。聯邦制制
度的實施本身就是根據一個國家獨特的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和民族的多元化而實行的,兼顧多元化的同時,也就意味着對各種往往首先因地域差異性而引發的民
族分裂傾向缺乏必要的免疫性。此外,作為單元體有權利脫離聯邦往往作為一種政治協議存在於這種制度設計之中,因此一旦對民族分裂主義採取打擊活動的時候,
就會面臨着如何處理制度的內在衝突問題。正是在這種內在衝突中埋下了聯邦制在處置國家分裂上極端無能的種子。
如前所論,在我們設計未來中國統一模式的建構時,無論是邦聯制還是聯邦制,都具有不可實行性,但是,聯邦制的某些基本原則和精神,卻是值得我們借
鑒的。從聯邦制的歷史發展來看,聯邦制是分裂國家在一種幾乎不可能統一的情況下,而採取的促進國家統一的一種理想形式。從本質上來看,聯邦主義不是以分裂
與分權為最重要的價值取向,相反,在聚合民族統一的歷史功能上看,它與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沒有什麼不同。台灣問題,與香港和澳門問題比較起來,都具有極端
不同的複雜性,大陸與台灣之間存在的巨大對抗性是阻礙中國統一的根本原因,在這種統一難度最大的台灣問題面前,聯邦制可以幫助我們最大限度挖掘“一國兩
制”政策的內在包容性,因此這種制度可以為解決中國統一問題提供一個具有最大借鑑價值的政治模式。中國學者童之偉曾經如此指出,單一制與聯邦制,並無優劣
之分,聯邦制也是一種正常的、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國家結構形式。【童之偉著:《國家結構形式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360
頁。】從某種意義上講,童教授的斷言具有一定的真理性——
“歐洲共同體模式”與兩岸統一
留美學者江美球曾經就兩岸統一提出,實現兩岸統一,應當採用“可分可合的邦聯式和聯邦式的國家形式”,建立“一個類似於歐洲共同體形式的統一的中
國”。【江美球:《聯邦中國的行政區劃》,載於美國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政治學系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第3卷,第11期,1992年11月。】此處
所謂之“歐洲共同體形式”,也被一些學者稱為“歐洲統分模式”,或“歐洲一體化模式”。台灣島內乃至大陸一些學者也對此觀點予以附和和贊同。
與其他國際性和地區性組織最顯著不同的就是歐盟從一開始就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完備的超國家機構,這些機構包括部長理事會、歐洲理事會、歐洲聯盟委員
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審計院、經濟和社會委員會、歐洲煤鋼共同體諮詢委員會、歐洲投資銀行和歐洲中央銀行等,這些機構經過不斷的完善,在推進歐洲一體
化的歷史進程中發揮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在“歐洲共同體模式”中,各個成員國都無疑是國際法的主體,而在這些主體之上,還出現了“第三國際法人”。在傳統的
國際法中,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但是隨着國際關係的變化,當今的國際法已經顛覆了這種傳統理論,國家不再是國際法的唯一主體,國際組織與爭取獨立的民族也
被認定為國際法的主體。以歐盟成員國德國為例,如今出現了有兩個法人在國際社會中代表和維護德國利益的獨特現象。現在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已經正式承認歐盟的
法人地位,隨着冷戰的結束,歐盟在國際間的法人地位也日益得到鞏固和確立。對於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產生出來的歐盟體制的性質,當初建立歐共體與歐盟的各個條
約均未作出確切的定性。《馬約》第A條將歐盟表述為“歐洲各國人民間創建一個日益緊密聯盟過程的新階段”,這是各條約中唯一接近於定義的語言。其最基本的
含義就是,所謂的“歐洲共同體”不過就是一個“主權國家聯合體”,在國際法上,它可以包括主權國家間已達成某種體制化安排的任何聯合形式,從制度化的國際
會議,到超國家的邦聯。作為一種國際政治體制,歐盟模式確實具有某種獨特性。在歐洲一體化的發展過程中,關於歐洲一體化現在與未來的體制之爭,歷來集中在
邦聯制與聯邦制之間。事實上就歐盟體制而言,它所最接近的也確實非邦聯制與聯邦制兩種形式。按照國際法的通常定義,聯邦是具有某種國家性質與職能的政治體
制,而邦聯只是國家之間鬆散型的聯盟,其本身並不具有實質性的國家職能。如果依照此標準來對歐盟進行歸類,歐盟確實同時具有兩者的基本特徵。因此,歐盟體
制“是介於聯邦與邦聯之間的一種體制”【王英津:《國家統一模式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210頁】。
如前所論,聯邦制和邦聯制都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統一模式,那麼介於聯邦制與邦聯制之間的“歐洲共同體模式”自然也無法作為實現中國統一的可行
模式。歐洲一體化進程走過了半個世紀,至今仍然離“統一國家”還存在巨大的差距,如果以此為目標,勢必將導致中國統一問題無限期地被拖下去。再說,如果以
此模式來作為中國統一的參考模式,那就隱含着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基本前提,此點也與“一個中國”原則背道而馳。
儘管如此,“歐洲共同體模式”對我們研究祖國統一問題也具有巨大的借鑑意義。從其最基本的追求來看,歐洲國家創新出“歐洲共同體模式”,其訴求是
要不斷加強各個國家的緊密聯繫,而最終實現歐洲國家的高度統一,以應對未來世界的激烈競爭。為實現此目的,歐洲各國特別加強跨國家機構的建立,這些機構
“模擬”國家意義上的行政機構,經過幾十年的運行,促使歐盟從一開始非常鬆散型的聯合體,呈現如今初步“國家化”的外形,此經驗值得借鑑。在如今兩岸政治
交往中,迫切需要組建一些能夠跨越兩岸政治機構的特殊機構,來處理涉及兩岸經貿、打擊經濟犯罪、共同拓展國際空間等重大問題,兩岸之間完全可以通過不斷借
鑒這些跨海峽的政治機構的運作經驗,為逐步建立統一的華夏民族共同體作出巨大的貢獻。當然,至於如何來營造超兩岸的協調機制,那則是一個操作層面的問題,
值得兩岸關心祖國統一大業的華夏子孫進行認真的研究和探討——
“中程協議”與“兩岸統合論”
近幾年來,兩岸關係時常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面對此僵局,海內外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島內的某些政治勢力則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應用不
同的理論,提出了一些解決台海安全問題的構思與方案,這些方案與過去反覆被討論研究的諸如“聯邦制”、“邦聯制”等方案不同,確實對促進中國的統一具有不
少參考價值,但這些方案又往往帶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下面試對這些方案進行研究和評述。
【一】李侃如及其“中程協議”
“中程協議”【InterimAgreement】,是美國學者於1998年為解決中國台海關系所提出的構想,倡導此構想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國眾多學者,但所提方案最具體且最具有影響力的當數美國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成員、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李侃如。
1998年1月李侃如提出的“中程協議”構想的核心內容包括:兩岸應簽署一項維持現狀50年不變的“中程協議”,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建立一個全面
的政治性框架,以規範兩岸關係發展,確保台海地區50年的和平穩定。在此架構下,台灣不尋求法理獨立,承認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承諾不對台使用武力;兩岸
統一之前,各自統籌內政和外交政策;雙方進行高層定期對話,對話的議題包括台灣的軍購、可能與大陸軍事部署有關的其他議題;雙方應討論以更改名稱的方式來
降低緊張關係,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稱中國,“中華民國”改稱“台灣,中國”,雙方還可以嘗試使用“大中國”等類似詞彙。
2004年4月,李侃如在其題為《避免下一次戰爭》的文章中,對其“中程協議”構想作出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他提出,“未來數十年兩岸問題不太可能
由雙邊透過和平方式得到終局的解決,因此主要力量應該轉而放在建立海峽兩岸長期穩定的架構,而此一架構的實施時間不應該用幾年計算,而要用幾十年計算。這
樣的架構若要有效,各方必須在基本條件和最短實施時限方面取得共識,並且必須尋求國際社會支持來落實”。李侃如提出,“台灣可以主張自己是個主權國家但不
可以法理化”,“中國可以主張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必須放棄使用武力”。“台灣不獨,大陸不武”構成“中程協議”的核心內容。李侃如進一
步指出,關於在台海問題中美國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兩岸問題終究要由兩岸自己解決,第三者不能介入,美國對台海問題必須採取新思維,向兩岸發出追求台海和平
與發展的積極訊號。美國可以扮演促進者的角色,但不能介入。但如果兩岸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希望美國等國際社會介入,美國才可以適當介入。
2005年2月,李侃如再次在美國《外交》發表《防止台海戰爭》指出,??然中國大陸和台灣都不想發生戰爭,但是他們所實行的政策卻都在升高戰爭
的風險,大陸是發出模糊的信息,台灣則經常鋌而走險,不斷測試大陸的底線。要避免戰爭,中國應該做的事情是明確定義何謂“台灣獨立”,並接受國際對台灣
“獨立”所下的“國際定義”,即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獲得國家外交承認,沒有國際承認,自稱獨立並不算數。今天全世界所有重要國家都不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
國家,北京如果接受“國際定義”,那就不必在乎台灣自己已經“獨立”。李侃如建議美國政府從中協調,促成大陸與台灣簽訂20年到30年的兩岸“中程協
議”,在此期間,兩岸凍結現狀,台灣不宣布“獨立”,北京停止武力威脅,台灣問題留待下一代解決。【李鵬:《台海安全考察》,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6頁。】
【二】張亞中的“兩岸統合論”
2001年元旦,陳水扁發表新年祝詞時拋出了所謂的“統合論”,他說,“兩岸原是一家人,也有共存共榮的相同目標,既然希望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就
更應該相互體諒,相互提攜,彼此不應該想要損害或者消滅對方”,兩岸要“從兩岸經貿與文化統合入手,逐步建立兩岸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
治統合新架構”。【邢福有:《透析台獨》,北京:台海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頁。】
2005年9月中旬,陳水扁將這個前提進一步細化為兩岸互動的“民主、和平、對等”原則,其後,陳水扁把“主權、民主、和平、對等”八個字概括為
當時台灣當局處理兩岸關係上的基本原則。陳水扁的說辭,確實容易讓人聯想到聯邦制,讓人聯想到是陳水扁為了緩和、調整自己過於“硬化”的“台獨”立場,但
從其以後的“變臉”中,我們不難發現,陳水扁的“統合論”完全是一種煙幕彈,陳水扁真正要推動的不是什麼兩岸“統合”,而是赤裸裸的“一邊一國”。對陳水
扁這樣一個口是心非、反覆無常的人提出的什麼“理論”,實在不值得浪費筆墨去進行評述。
無獨有偶,2005年10月23日,在“抗戰勝利六十周年與兩岸和平”學術圓桌論壇上,7位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發表了“和平中國運動的起點”
宣言,這些學者呼籲兩岸在“完整中國,尊重現狀,兩岸統合,和平不武”的基礎上,協商簽署“兩岸基礎協定”,並推出民間版的“兩岸和平法”,希望兩岸關係
朝着和平的方向發展。“統合論”在島內引起軒然大波。但是,對“兩岸統合”論進行開創性研究,並形成系統化理論架構的,當數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台灣南華
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張亞中。
張亞中教授“兩岸統合論”包括如下幾點內容:
1.“兩岸基礎協定”。張亞中認為,海峽兩岸如果要能正常化地發展雙方的關係,兩岸之間必須簽訂一個規範兩岸基本互動關係的“過渡性協議”,至於
此協議是叫“中程協議”、“臨時協議”,還是叫“過渡性協議”,那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予以確定。立足此“協議”,兩岸之間方可以開展正常、互動的兩岸關係。
2.兩岸關係的定位。張亞中認為,兩岸之間能否達成一個“兩岸基礎協定”,關鍵在於對台海“現狀”如何作出一個能夠為兩岸所共同接受的解釋。為
此,張亞中建議借鑑東西德國1972年簽署的《基礎條約》的經驗,兩岸要對“現狀”達成一個妥協,必須處理好“放棄武力”的問題。基於國際政治的現實,
“一個中國”原本的含義已經在兩岸的爭吵中被模糊,而失去了原有的意涵,因此要將“一個中國”還原到“整個中國”的思維,才可能使兩岸重新回到原有的“交
集”,讓雙方在理性的基礎上去研考兩岸的未來。張亞中將兩岸關係定位表述為“整個中國內部的兩個平等政治實體”,這既不是“台獨”勢力所主張的“外國關
系”,也不是大陸所主張的“內政關係”,而是一種“內部關係”。在兩岸間有三個“國際法主體”,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和“整個中國”,“整個中
國”可以是一個有明確法律意涵的概念,兩岸都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張亞中:《兩岸統合論》,台灣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
56~105頁。】
3.台灣安全繫於兩岸安全機制,多邊安全機制不能給台海帶來真正的和平。在張亞中看來,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支持是建立在台灣“自我約束”的前提下,
台灣想借美國的支持來保護其安全利益,而事實上則可能使台灣進入一個更加不安全的困境。全球化時代台灣的安全環境與本質已經改變,台灣應該重新尋找自己的
安全“載體”,這個載體將不再是美國的保護或台灣的軍事力量,而應該是和平的兩岸關係、台灣的經濟發展與內部建設。如果台灣的安全戰略僅僅是台灣一方獲
利,而大陸必須為此買單,那麼台灣的安全不可能持久,如果台灣的安全是建立在大陸不安全的基礎之上,台灣的安全就不可能得到實現。【張亞中:《全球化與兩
岸統合》,台灣聯經出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79~80頁。】“兩岸統合論”所設計的安全機構,是一個兼顧兩岸安全利益、統籌台海兩岸經濟
與政治發展、兼顧兩岸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和平安全架構。
4.“兩岸治理”、“兩岸共同體”與“兩岸三席”。為完善其“兩岸統合論”,張亞中於2003年出版了《全球化與兩岸統合》一書,在此專著中,張
亞中系統闡明了“兩岸治理”、“兩岸共同體”和“兩岸三席”的基本構想。眾所周知,在如何處理兩岸關係問題上,歷來存在着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
的分野,現實主義注重“主權”等核心利益,強調以“霸權、平衡、均勢”等作為實現台海和平的手段,這些手段雖然在建立台海和平中並非可取,但卻是不可能回
避的現實問題。新自由主義強調通過全球化和複合相互依賴來達到互惠互利,但是“除非台灣能夠與大陸平等地參與國際機制”,否則新自由主義無法適用於兩岸關
系。而建構主義則認為,建立“多元安全共同體”是實現兩岸和平的最佳途徑,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如何解決“重疊認同”這個核心問題,卻是建立“多元安全共同
體”所無法迴避的問題。張亞中提出,兩岸要想創造一個長久和平的環境,必須兼顧、融合或者說超越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觀點。“兩岸治理”就是
一個顧及這三大理論的基本核心論述,同時也滿足兩岸追求和實現和平的共同願望。所謂“兩岸治理”是指兩岸“在不需要統一或獨立的前提下,兩岸人民即可以由
共同的參與治理,建構彼此的共同認同。”總之,在其“兩岸統合”理論中,“兩岸治理”的實踐就是“兩岸統合”的推動,“整個中國”的思維就是兩岸治理基
礎,而兩岸三席是“兩岸治理”在國際關係中的實踐,建立“兩岸共同體”將是推動兩岸區域內部事務的動力機制。
【三】對上述兩“方案”之評價
無論是美國學者提出的“中程協議”,還是台灣學者提出的“兩岸統合論”,從觀感和其初衷來看,都帶有明顯“折中”、“妥協”的色彩,對於解決目前
僵持不前狀態之中的台海問題來說,也無疑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值得認真研究。但是,從其本質上看,這兩個方案都與中國政府所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相違
背,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違背了中國政府一貫堅持的、且為《反分裂國家法》所明確規定的“內政”原則,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部事
務,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涉。”
就“中程協議”方案來看,該方案主張中國可以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必須要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台灣也可以強調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事實,也就
是事實上獨立於中國的控制,但必須放棄追求法理的獨立。這種主張等於在某種程度上默認了“台灣獨立”的存在。此外,該方案建議美國介入兩岸談判,明顯違背
了中國政府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的立場。就“兩岸統合論”看來,該框架意圖超越“統”和“獨”之爭,而可以迴避對於“國家主權”的認定,其實這種做
法無異於在“主體性”的幌子下,對台灣追求其主權獨立的認可。在張亞中教授自己看來,他所提出的“兩岸統合論”,是兩岸在“統”、“獨”和“維持現狀”以
外的“第四種選擇”,是“解決兩岸爭議最有效的方案,也是兩岸在面對全球化衝擊時最有利的戰略選擇;它不僅有利於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更有利於全球化時代
兩岸未來的安全與發展”。【張亞中:《全球化與兩岸統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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