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6-7

王实味，死了，被杀死了，死于1947年的7月1日，党的生日，成了祭品。

王实味之死是一桩公案，死的很明白，逻辑很清晰，却也死得很不明白，死亡还在继续。

王实味以并不太深刻的笔触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野百合花》，登在延安的报纸上，文章指出‘延安’同是革命者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被国民党的报纸转载了，被共产党人认为王实味为国民党人提供了打击共产党人的子弹，王实味也因此被捕入狱。

1947年的7月1日国民党军进攻延安，转移途中经李克农签字同意刀毙于途。

对于王实味之死似乎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解释了，人死了，道个歉，立个牌封就可以结尾了。

王实味的死亡还在继续，因为死因未除。

王实味死于合理的目标与合法性过程的冲突。

共产党人有一个合乎于情理的目标，我们也苟且认同他的目标‘合理’，因此为达目标一切手段与过程都是可以理解与可以操作的，而无论道德与法律如何，也就是说，为了革命，‘合理的目标’是可以超越道德与法律的；为了革命，我们可以不以事实为思考的基点，我们可以罔顾实际地、厚颜无耻地说谎；为了革命，我们有理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为了革命，我们有理由‘打土豪’， 为了革命，我们有理由‘种鸦片’； 为了革命，我们有理由‘做我们认为应当做的事’---霸权与不公由此而生。

王实味的文章本质上是在质疑合理的目标与合法性过程的关系问题，实际上，王实味自己也不知道问题的实质与答案： 合理的目标必须辅以具有合法性的过程,否则就不能保证目标是合理的。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西方解决的时间也并不太长，而我们至今未决：为了城市建设，政府可以强拆民宅；为了政权稳定，可以肆意打压异见人士；为了粉饰太平，可以肆意侵害公众的知情权，为了‘和谐’警车已经悄悄地跟在了我们的身后，而我们非鸡鸣狗盗之士，我们只是希望得到宪法对我们的那些承诺，那些非常有限的承诺，我们只是安静地坐在自己家里的书桌前，警察的警棍已经在对着我们指指点点了！为了党国的利益，合理的目标，可以超越法律与道德。

但，很遗憾，这个‘合理的目标’也只是从他们的角度看是合理的，换个角度就成了问题，就会产生‘异见人士’，而他们，屁股一旦坐下，就不再愿意动一动了，‘动屁股’意味着‘不稳定’，‘不和谐’，‘不坚定’、、、诸如此类，‘动屁股’是一个不合理的目标，‘不动屁股’才是合理的目标，所以，以‘不动屁股’为目标， 可以超越法律与道德---这是从领导人的屁股的角度看。

所以，诸多乱象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合理的目标’与‘合法性的过程’。

当‘合理的目标’超越‘合法性的过程’时，社会乱象横生，草菅人命；合理的目标必须在‘合法性的过程’约束下‘合理的目标’才会变得合理且较为可靠，否则 ‘合理的目标’就一定会沦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欺骗、专制与偷盗。

无论如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谁都一样，早些付账，利息少些，越拖，越支付不起，破产的，总是不识时务的人-----这是一个常识。

后记：说实话，重读《野百合花》一文却要耐几分性子，有些看不下去的味道，从今日看，比此文针砭时弊的檄文尤多，若以当时的标准看，作者们都应拉出去祭旗，我们很幸运，他们已经不敢再恣意拿我们祭旗，不是我们变得强大了，是他们已入暮年。

附件：野百合花 （略）

●（原载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