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6-7

王實味，死了，被殺死了，死於1947年的7月1日，黨的生日，成了祭品。

王實味之死是一樁公案，死的很明白，邏輯很清晰，卻也死得很不明白，死亡還在繼續。

王實味以並不太深刻的筆觸寫了一篇不長的文章：《野百合花》，登在延安的報紙上，文章指出‘延安’同是革命者卻‘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被國民黨的報紙轉載了，被共產黨人認為王實味為國民黨人提供了打擊共產黨人的子彈，王實味也因此被捕入獄。

1947年的7月1日國民黨軍進攻延安，轉移途中經李克農簽字同意刀斃於途。

對於王實味之死似乎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解釋了，人死了，道個歉，立個牌封就可以結尾了。

王實味的死亡還在繼續，因為死因未除。

王實味死於合理的目標與合法性過程的衝突。

共產黨人有一個合乎於情理的目標，我們也苟且認同他的目標‘合理’，因此為達目標一切手段與過程都是可以理解與可以操作的，而無論道德與法律如何，也就是說，為了革命，‘合理的目標’是可以超越道德與法律的；為了革命，我們可以不以事實為思考的基點，我們可以罔顧實際地、厚顏無恥地說謊；為了革命，我們有理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為了革命，我們有理由‘打土豪’， 為了革命，我們有理由‘種鴉片’； 為了革命，我們有理由‘做我們認為應當做的事’---霸權與不公由此而生。

王實味的文章本質上是在質疑合理的目標與合法性過程的關係問題，實際上，王實味自己也不知道問題的實質與答案： 合理的目標必須輔以具有合法性的過程,否則就不能保證目標是合理的。

事實上，這個問題在西方解決的時間也並不太長，而我們至今未決：為了城市建設，政府可以強拆民宅；為了政權穩定，可以肆意打壓異見人士；為了粉飾太平，可以肆意侵害公眾的知情權，為了‘和諧’警車已經悄悄地跟在了我們的身後，而我們非雞鳴狗盜之士，我們只是希望得到憲法對我們的那些承諾，那些非常有限的承諾，我們只是安靜地坐在自己家裡的書桌前，警察的警棍已經在對着我們指指點點了！為了黨國的利益，合理的目標，可以超越法律與道德。

但，很遺憾，這個‘合理的目標’也只是從他們的角度看是合理的，換個角度就成了問題，就會產生‘異見人士’，而他們，屁股一旦坐下，就不再願意動一動了，‘動屁股’意味着‘不穩定’，‘不和諧’，‘不堅定’、、、諸如此類，‘動屁股’是一個不合理的目標，‘不動屁股’才是合理的目標，所以，以‘不動屁股’為目標， 可以超越法律與道德---這是從領導人的屁股的角度看。

所以，諸多亂象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合理的目標’與‘合法性的過程’。

當‘合理的目標’超越‘合法性的過程’時，社會亂象橫生，草菅人命；合理的目標必須在‘合法性的過程’約束下‘合理的目標’才會變得合理且較為可靠，否則 ‘合理的目標’就一定會淪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欺騙、專制與偷盜。

無論如何，‘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對誰都一樣，早些付賬，利息少些，越拖，越支付不起，破產的，總是不識時務的人-----這是一個常識。

後記：說實話，重讀《野百合花》一文卻要耐幾分性子，有些看不下去的味道，從今日看，比此文針砭時弊的檄文尤多，若以當時的標準看，作者們都應拉出去祭旗，我們很幸運，他們已經不敢再恣意拿我們祭旗，不是我們變得強大了，是他們已入暮年。

附件：野百合花 （略）

●（原載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