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9

写下这个题目之後，我的心在暗暗地发抖，仿佛在悬崖边上行夜路，天亮了才看到左手的深沟险壑。

从王立军说起吧。

据公开媒体介绍∶王立军（1959年12月26日－），曾任辽宁省铁岭市、锦州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治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立军以工作认真负责而著称，先後被评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十佳杰出民警”，甚至有以他为原型改编的电视剧《铁血警魂》。被免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前为人民警察副总警监警衔。2011年当选为重庆市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发起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王即为打黑行动主要负责人。在打击黑帮组织的同时，他也揪出了一批与黑社会团体勾结的公职人员，包括重庆市司法局前任局长文强，并著手对公安局内部进行机构改革和干部整顿。

王立军在刑事科学方面也有所造诣，为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并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担任刑法所研究员，同时被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学校聘为兼职教授、法医专家。

2012年2月6日，王立军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紧接著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微博宣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此事引起重大反响，被称为王立军事件。

王立军，被薄熙来扇了一个耳光之後，跑到美国的领事馆中逃难去了，留下了一条狗命，别误会，‘狗命’，非污秽之词，恰如其分∶重庆打黑，薄熙来让他咬谁，他就咬谁，他自己想咬谁就咬谁；重庆成立了一个女子巡警队，成了员警的後宫，同样，他想咬谁，就咬谁，当然了，却唯享乐。

王立军之後，中国政权进入文革之後最为强烈的官员震荡区间，人事变动频繁，去职的、被法办的、自杀的、提拔的、、、比川剧的变脸还要快，令人眼花缭乱。

王立军当局长之後，我明显感觉到温哥华的四川人多了，王立军落马之後，薄熙来落马了，周永康落马了，徐才厚、郭伯雄、、、等一系列的人员相继倒楣，就如同赵本山的小品，王八蛋用绳子穿了一串。

习兄的运营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想一想，假如没有王立军，这一串王八蛋，哪一个都可能是习先生的绊脚石，甚至，常委中薄熙来排名还将仅次於总理，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到那时，我猜，温哥华多的就不只是重庆人了！

回想我们的历史，1949年之後，我们万分感慨的是‘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毛谢世後，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97年以前的江泽民，想独立地打个水漂都很难，凡事总有人制肘，要看别人的眼色，在他们的身後，有一个‘元老院’，元老院中有一个太上皇∶改革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之後，江泽民稍显宽松，可以甩甩膀子，抡抡胳膊了，在提拔了军方代理人之後，江才真正到了属於他的时代。

胡锦涛，对权力的理解非常地浅薄，给他权力都不会用，只懂得因循守旧，猎枪成了装点壁炉的饰物，处处被江制肘，他怎麽能理解，壁炉应当用猎物的头来妆点！

习近平幸运，一方面在於∶没有一个足够长寿的太上皇；另一方面，收了王立军、刘源的大礼，去了潜在而强大的对手，又从谷俊山开始，撕碎了军队的关系网，剪了江泽民的羽毛；凡事都变得顺风顺水起来。

习近平与其前人相比是幸运的，对权力的理解相对到位，倒掉了太上皇，然而，习，却又是非常不幸，甚至可以说是最倒楣的一任总书记了，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其前任挥霍一空，政权的合法性丧失殆尽，政权的信誉破产，几乎每一件好事都可以被社会做为负面的解读；行政内耗超越了常规，国民收入的很大比重都不是民生的，而是用来维系政权，陷入了泥潭∶不管就垮，越管越乱。

我们的腐败，是从人事制度开始的，最为腐败的机构就是组织部，人事制度已经瘫痪，习近平除了旧臣已无人可以托信，所以，我们看到习的班底多是习的在各地的旧部；次之，是人大及司法，党　驾与法律至少，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所以，习相不独裁都难。

如果我们不能从上述部门改起的话，灾难会一夜间降临。

习政权也试图在制度建设上有所作为∶

《新党纪∶中共发布最严党纪列出6类负面清单》2015年10月21日，http://news.sina.com.cn/c/nd/2015-10-21/doc-ifxizwti6817718.shtml；其中在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通过资讯网路、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环党的集中统一的」，“妄议”，一词说法非常不妥，有违中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在中国境内，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　驾於我国宪法之上，共产党也不例外，再者，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何时讨论通过的？多少人参与制定的，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反对？语焉不详，此条例出处成疑。

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刑法，《刑法修正案（九）》，对原刑法做出了重大修改，除减少9个死刑罪名、废除“嫖宿幼女罪”等规定外，增加了造谣、替考、医闹、袭警、虐待、扰乱法庭、私藏禁书等9种行为入罪的规定，其中第291条第2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网路及其它媒体上传播；或明知是虚假资讯，故意在网路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後果的，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注意到，所列犯罪行为在量刑上有很大的任意性，比如，禁书的界定，恐怕执法者需要先立法确定哪些是禁书，然後方有‘私藏禁书’之刑；再如‘造谣’，我无心之语算是造谣吗？

上述诸多法定罪行有很大的‘议价空间’，跟谁议价？员警！这些条款势必衍生贪腐与冤假错案。

党内公布新党纪，党外公布新法规，似乎是在谋求制度设计，但是如果制度设计没有经过广泛地讨论的话，草率出台，其合法性必将成疑，执行上也必将困难重重，难以服人，最多只是共产党人的工具箱里多了一件可以随时举起的利器。

我们需要法制，第一步，共产党自己首先要遵从自己给社会立下的法规，不能拿法律作口红，当狗皮膏药，儿戏之；更进一步，法规的制定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民选代表下制定宪法及的衍生的法律法规，依法治国，说起了容易，要在民选代表下依法治国，除此之外，其法只是城下之盟，不出事已是万幸。

习的举手投足都影响著我们的生活，我们情不自禁地都成了习粉，这不是宗教，不是迷信，神幡已经升起；朋友们，前方，左拐是哈耶克之路，右拐，还是哈耶克之路，自由何在？富裕何在？习近平必须重新获得其政权的合法性，让人们参政，直选人民代表，把老百姓被打断的腿给接上，让他们走出自己的路，‘路，本是无所谓的，走的人多了，路就有了。’。

从各国反腐，强国的经验看，立法与新闻监督，别无他途，但，此法却不是中国特色的‘城下之盟’。

北韩有一本书，名为《我们最幸福》，也许，多少年之後，我们会慨叹《我们最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