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19

明斯基模型中Displacement，可以被譯為位移、錯位、重置、、、但是我覺得無論如何翻譯都很難準確地把握明斯基Displacement的概念，姑且譯為‘位移’吧。

在生活中‘位移’隨處可見，甚至可以講，我們的生活就是建立在‘位移’的基礎之上的，但是，我們通常很少關心‘位移’的背後。

位移，一定伴隨著時空的及物質的轉換，在日常生活中，也許，無所謂，我們都已經習慣了，而，位移卻往往是變換的開端，一個小小的，不經意的位移，很可能帶來一系列的後果，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只能被動地接受。

明斯基的視角我就不在此重複了僅在此強調一下框架結構的位置。

位移，一定是位置的移動，位置總是在特定的框架結構下的位置，問題是，我們通常只見事物，不見結構，確切地講是對事物的位置及更大範圍內的框架結構視而不見，我們也因此為阻斷了我們的視野。

位置，總會有它存在的必要的物質條件，總是伴隨著其物質的支持體系，諸如：人、財、物、資訊；這些資源局屬於特定的位置，並在其特定的位置上達成均衡，儘管這種均衡具有彈性，有它的閾值，在一定的範圍內多點、少點無礙大局，但，一旦逾越其閾值，其體系便會發生不可逆轉的、顯著的改變，如：一朝君子，一朝臣，君子的變更，是一種社會體系的位移，伴隨著大量的人的地位的變化：一朝臣；而臣子們，可多、可少，具有彈性，但，在很多的條件下，臣子的變化可以左右君王的行為。

眼下的中國政局就是這個框架結構的絕佳的備註。

從社會角度看，社會變革常起於革命或者戰爭，這是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而革命/戰爭卻常常起自文化，這種文化的變遷即是一種位移，很可惜，它太易隱藏了，常常在人們的視野之外。

如：馬克思學說，無可置疑地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但是，在馬克思坐在圖書館裏書寫的時候，誰能意識到將要來臨的變遷？又如，希特勒《我的奮鬥》，現在讀起來，我們很容易聯想到1935年---1945年的德國與世界局勢，但是，在1925年7月希特勒出版它的時候，會有多少人認真的讀過它？很可惜，希特勒在他的書中，幾乎清晰地描述了他的未來之路，而，有多少人明白呢？

《我的奮鬥》，就是這個位移。

諸如：土改、反右、文革、改革、計劃生育、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教育、住房、醫療）、、、都可以用明斯基的位移來解讀，你將會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讀不懂的東西。

在社會學範圍內的位移，總是伴隨著產業人口的遷移與資產的轉移，他們一定會導致變革，正面的變革我們視為紅利，負面的我們稱為災難，無論如，即便是災難，也有紅利的一面，比如舊年7月的股災，鄧小平改革產生的權貴階級。

革命是如此，社會變革也是如此：位移。

如何理解此類位移？姑且統稱之為宏觀位移。

宏觀位移，會伴隨大量的人、財、物的量的變化，人的升遷與沉淪，財富的轉移，物的興衰、、、宏觀位移是利益的，但是我們對它的解讀卻不能僅限於利益的，結構決定功能，所以，我們對結構優劣的判斷應是功能的：公平、法制、持久的穩定，而非利益的。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有機會更好地、正確地、而非利益地理解社會的變革了。

以我國就近代史為例。

解放戰爭

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在日本佔領區構成了權力真空，以明斯基的觀點看是（權力）位移，中國共產黨在蘇聯的支持下與國民黨開始競相填補其真空，爭奪東北，史稱‘解放戰爭’開始了，在1945年8月12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日報》（第1543）號，第一版，以《延安總部命令各路解放軍向遼吉熱察綏等省挺進》為標題，朱德總司令發佈的6項命令。

共產黨所轄的軍隊也是第一次以此為名，在此之前，稱為八路軍、新四軍，名義隸屬國民黨政府。

解放戰爭的結局我就不在此表述了，據共產黨人自己的描述，把‘人民從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解放了出來’，人民當家做了主人，現在看來，似乎並不是那麼回事，我們並沒有得到持續的公平、法制與穩定。

順便提一句，從時間上看，解放軍，從沒有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向日本侵略者打過一槍、一彈，是一隻誕生與內戰的軍隊，作戰的雙方都是中國人！

再之，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曾經橫掃天安門廣場！她背負了太多的負面名聲，明智的話，需要改名換姓，名稱中性，如：，更為中國國防軍，下屬國防軍海軍、國防軍陸軍、國防軍空軍；或者直接稱：中國陸軍、中國海軍、中國空軍。

此舉宜早，不宜遲，最好借此番軍改，反正都不用通過人大授權，一紙命令即可。

文化大革命

你幾乎不用看任何的資料，都可以回憶得其文革初期與末期的人員、社會財富劇烈地變動。

同樣地，我們沒有得到‘持續的公平、法制與穩定’。

改    革

改革，改革的是什麼？改革的對象是文化大革命！我很難理解‘前後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邏輯，這幾乎就是申紀蘭的邏輯，‘反右舉手，平反右派也舉手’，這丫頭長沒長腦子啊？

改革，使我們在建國後人為地強行貶值的人力與資產向其原值回歸，釋放了生產力，資產重新賦以資本的價值，在時間點上又恰逢1950---1963年的人口峰值，即，人口紅利，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不可思議的、持續地財富增長，鄧小平，撿了一個大便宜。

很遺憾，在極權體制下，改革的紅利催生了權貴階層，催生了權力的腐敗與不公正，康華公司極具代表性，直接導致了六四事件的發生，‘六四’之後，康華悄然解體---小貓拉粑粑，悄悄地埋了！

同樣地，我們沒有得到‘持續的公平、法制與穩定’，改革催生了權貴階層，為下一次動盪埋下了種子。

改革，即位移。

從局部看，習先生的反腐也是局部的位移，儘管如此級別的位移，也足以震撼世界，不是已經有很多人頭落地了嗎？不是，已經有很多人‘拍斷了手骨’嗎？

我們先不要忙著叫好，看清楚，習先生的反腐是否能給我們帶來‘持續的公平、法制與穩定’，而不僅僅是利益的或者一台精彩的皇家戲劇。

我看懸，軍改，我沒有看到法制過程；反腐，我沒有看到法制過程，甚至還很不徹底，基層腐敗依舊，處長、科長、村長、、、的腐敗依舊，老百姓照樣是有怒、無言，端坐在大班椅上的照樣是一群口是心非之徒。

習近平的反腐，是位移，是改革的政治紅利：借貪腐清党，重新排隊，這僅僅是下一場大風暴的預演，這場風暴，人人都已經聞到了味道，它會繞開我們嗎？不會的，只是以何種方式降臨的問題，中國已無靜地，等待它的來臨吧，風暴之後，也許，我們可以在人民代表直選的前提下重新修訂憲法，把權力置於憲法之下，實現憲法下的兩岸三地的統一；憲法，除了公正以也外不再對黨派的權力做出承諾。

從明斯基的位移概念出發，重新解讀社會進程，我看到，我們將面臨一次真正的社會變革，在此之後，我們的社會體制將向發生逆轉，政治上轉向民主政體，經濟上轉向資本主義，社會將回歸到她應有的狀態。

屆時，憲法，而非城下之盟，將使我們得到持久的公平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