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1972年春天的康德       毕汝谐（纽约  作家）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种观点： 华语专业哲学界看来是没有一人读懂康德 。

  我对康德所知甚少，无从评判这种观点是否正确；然而，早在1972年，我便相信华语专业文学艺术界肯定没有一人读懂康德。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社会生活出现微妙的松动，犹如黑暗王国投入一线光明；王府井大书店开始悄悄卖禁书：正门还供奉红宝书，知情人却可以溜进旁门，购买商务版的柏拉图理想国等等西方学术名著。  

1972年春，我与薛蛮子有过这样的对话——

我：文化革命毁了很多有才干的同龄人；将来冰河解冻、天空放晴，咱们的竞争者比较少。

薛蛮子：不是这样；文化革命毁了很多有才干的同龄人 ，同时却又造就很多 有才干的同龄人 ，将来咱们的竞争者肯定很多。
果不其然，很多不甘碌碌一生的同龄人默默奋斗，积蓄力量（我戏称这是鸭子划水，不露声色  ），自然而然地聚成各种小圈子。不同圈子的人都在发愤读书，朝着自我设计的方向不懈努力。

而我作为手抄本小说九级浪的作者蜚声京华，游走于各个圈子 ，广受欢迎。

我与哲学同好们苦苦地甚至是痛苦地探索着，终于得出吓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当局所说乃至上真理，而只不过是青年黑格尔学派的一个分支、一个变种；于是乎，顺藤摸瓜，我与哲学同好们 开始学习康德黑格尔，兼及涉猎萨特存在主义。
1972年春，我投拜于老哲学家贺麟门下，雄心勃勃地扬言：我不想写纯文学作品，我想写卢梭狄德罗那样的半文学半哲学的作品。
横看成岭侧成峰——说不尽的康德。  
有一回，我与哲学同好们讨论康德处心积虑提出的四组二律背反——

第一组关于时间与空间的二律背反
正命题：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上也是有限的。

反命题：宇宙在时间上没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没有任何限制。

第二组关于基本粒子的二律背反

正命题：所有事物都不是无限可分，存在终极的组成单位。

反命题：所有事物都是无限可分的，不存在终极的组成单位。

第三组关于自由意志的二律背反

正命题：宇宙的各种现象，不只由遵照自然法则运行的因果律主导，还受到自由意志的因果律影响。

反命题：不存在自由意志，在宇宙中任何东西纯粹遵照自然法则运行。

第四组关于一个必然存在物即康德概念的上帝的二律背反

正命题：在宇宙中或与宇宙相关的地方，有一个绝对必然的东西是宇宙的一部分或是宇宙的成因。

反命题：在宇宙中或与宇宙相关的地方，不存在一个绝对必然的东西是宇宙的一部分或是宇宙的成因。

我忽发奇想，惊人之语脱口而出：毕汝谐就是二律背反的光辉例证！

关于毕汝谐的二律背反——  

正命题： 一个拥有上百情人的男人不是好人。

反命题：一个拥有上百情人的男人不是坏人。   
同好们先是一惊，继而哈哈大笑。

二十年后，我把这段话写进了长篇小说我俩——北京玩主在纽约。
外交部大使楼徐庆东（电影学院导演系待分配学生）家聚集了一帮干部子弟， 利用自身的机械化优势（其时，全大陆没有谁拥有录音机），创作并录制广播剧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典型的红卫兵文艺。

我与徐庆东有过这样的对话——

我坚定地说：中国肯定会出修正主义；这是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徐庆东 则坚定地说： 肯定不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确保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每个圈子都有自视甚高的干部子弟，还有一些才情不凡的平民子弟——他们衣衫破旧、面有菜色，却高谈阔论，粪土古今万户侯，而且身边自有面貌平庸的女子跟随左右。 
有个赵金星（误传，多年后方知道正确的名字是赵京兴）比较突出，其父母都是没文化的工人，他却痴迷地写出长达十万字的《哲学批判》， 并把论稿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女朋友陶洛诵。

陶乐诵比赵金星大四岁，恰与马克思与燕妮的年龄差相合，他们因而更加踌躇满志。

我看过传抄的《哲学批判》 片断，晦涩之至，不知所云；我暗忖：人家康德黑格尔的著作晦涩，是出师有名，你如此晦涩算什么呢？

《哲学批判》 片断却也 开阔了我的眼界和思维——要知道，那是一个以愚昧为荣的时代！
我很想跟赵金星陶乐诵见见面，却得知这一对苦命鸳鸯双双入狱了，只得作罢。
1972年春，当局天天号召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指林彪）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还大肆吹捧知识青年金训华（一个为了捞救公家木材不幸溺水牺牲的上海知青），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我心中奇妙叠合，引发我的异乎寻常的创作激情——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斗胆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为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主线，创作四幕话剧鹰击长空（借鉴交响乐四个乐章的结构）， 剧情牵扯康德及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 更绝的是，头号反面人物的许多台词干脆摘自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1972年春 ，我的一个两岁外甥出疹子，担心招上另一个外甥，便安置在我的房间；阿姨用黑布遮住一半电灯，让孩子安睡；而我则就着另一半电灯的光线，通宵达旦地写剧本。 

我的老哥们张祥龙为之咋舌：你的剧本真新奇呀，应该送到社会上看看反应！

1972年春，地方话剧团悉数砸烂；我只得复写剧本，送给总政话剧团；他们吓了一跳，谓从未听说康德入戏！

 总政话剧团 创作组、北京军区宣传部长胡可（电影槐树庄的编剧），相继写出长篇剧评，对我赞誉有加，认为作者如此年轻能够写出别具一格的剧本，实为不易。

所有看过鹰击长空的人众口一词：这个小毕是个人才。

1972年春，没有什么人写剧本；鹰击长空是个成形的本子，很稀罕；好事者把它送到国务院文化组（即文化部）。

据悉，当时，国务院文化组同时收到两个剧本：一个是我的话剧剧本鹰击长空（模范知青题材），还有一个是徐城北（新闻界大右派徐盈彭子冈之独子，日后成为北京民俗专家）的京剧剧本幸福泉（农业学大寨题材）。

文革结束后，大家如愿找到人生定位；艺术圈出了一些导演编剧：徐庆东、李平分、芦苇、杨韬等；写作圈出了一些诗人作家：食指、江河、顾城、郑义以及鄙人等；而哲学圈只有张祥龙成为北大哲学系一级教授，专攻海德格尔哲学。  

想起1972年春天的康德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生活提出问题，哲学作出解答，而文学则形象化地载录这一切；我幸而不幸地成为那个黑暗时代的见证者及书记员，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