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好消息 诺贝尔经济学家对中国和印度带来的经济浪潮表示乐观 译自《华尔街时报》2004 年9月3 日, A7页市场版 By DAVID WESSEL and MARCUS WALKER Staff Reporters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经济学, 所谓的“报忧多于报喜”的科学, 如今正显示一个可喜的兆头。
这个结论, 以及一些令人惊奇的观察结果, 出自于对十二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一份问卷调查,以及随后对其他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在德国Lindau湖边的采访。
“很明确, 技术进步仍在继续”,波恩大学教授瑞查德・塞尔腾 (Reinhard Selten) 在聚会上说。塞尔腾教授, 这位因对博奕论作出杰出贡献而赢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补充说: “在所有变数中,有胜者,有输家。但那些完善组织本国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会赢得很多机会。”
同样在手段上,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 争辩说, 20 世纪晚期的“革命”将带来一个更好的21世纪。罗伯特・蒙代尔认为,经济理念上的革命已经承认惩罚性高税率将挫伤经济实绩。当被信息技术推动的生产力革命影响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其影响力就象将电和印刷技术的革命汇集在一起。”
当然, 诺贝尔奖的授予是对过去成就的肯定。 它并不能保证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同时, 如同共同基金广告上的小字警告, 过去成就决不是未来成功的保证。 即便如此, 在邀请所有32 位仍健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家聚会Lindau湖边之前, 记者对每个经济学家提出了八个问题。 十二位经济学家对问卷作了答复。 只有弗吉尼亚的乔治梅圣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杰姆士・布彻南(James Buchanan) 明确拒绝答复问卷。他在电子邮件中解释: “我认为问题愚蠢且不值得深思熟虑”。
在问卷中, 当经济学家们被问到, 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最接近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时,他们的答复在挪威和美国之间平分秋色。中国紧接其后。
两位经济学家选择了挪威。这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以其对石油销售收益的合理投资打动了经济学家。在英国接受教育,现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任教的经济学家克里弗・葛兰杰(Clive Granger) 认为,“挪威有油, 并且有条理地支配油的收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劳伦斯・克雷恩(Lawrence Klein)公开赞赏挪威的 “在社会各阶层都体现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 以及它对资源“有利于经济福利”的运用。挪威的国民平均收入在世界上属最高的.
两位经济学家选择了美国。乔治梅圣大学的弗而仑・史密斯 (Vernon Smith)选择美国是因为它“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同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的经济学家哈里・马克奎斯(Harry Markowitz) 选择美国主要因为它是“自由市场”。但这两位经济学家均给中国打了高分, 体现了中国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到他的后继者接纳市场资本主义元素的卓越变革。史密斯先生说, 中国正“慢慢地沿正确的方向前行。” 马克奎斯先生认为中国“仅次于 ”美国。
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斯・埃若(Kenneth Arrow)则对中国的成果而非其意识形态表达了少许的敬意。 “有好原则是一件事, 而实际情况是另外一件事,”他说。 “根据经验... 中国, 台湾和[南]韩国在经济政策上正竭尽全力做好,尽管所有这些国家均违反过良好的经济原则。”虽然拒绝做出一个唯一选择, 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同样对中国表示了赞许, 称之为“一个表现最佳,同时显示了最佳管理才能而成功渡过1997和1998年东亚危机的大国”。
多数对问卷答复的学者期待,七十五后中国的经济会超过美国或欧共体, 虽然几位学者提到他们仍然期待美国在人均基础上会更加富有一些 。 “除非在增长率上出现根本变动,” 肯尼斯・埃若先生说, “中国将成为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但他预言, 即便在七十五年经济增长之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仍少于欧洲的一半。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比较, 美国经济比中国的七倍还要多,超过欧洲所有国家经济总和的60%。 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列第138位。
当被问卷问到哪个国家或哪些国家会迎头赶上时, 博奕论先驱,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约翰・纳西(John F. Nash Jr.),对瑞士称赞有加。 “在看似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却不利于长远基础发展的决策上,他们不犯错误,”他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 选择了瑞典,“因为它注意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并且它几乎保证了人人都有工作。”斯坦福大学的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 则认为“很可能是英国而非美国。”欧共体的其它国家则引来批评多于赞赏。史密斯先生警告说 ,“欧共体在社会经济的僵局中正越陷越深”。
相对于公众对世界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加大的忧虑, 大多数答覆问卷的经济学家们期待, 到2054年,当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时,全球化经济的硕果会比在今天得到更广泛的分享。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四分之一世纪的迅速增长, 以及紧随其后的印度, 是另一个让人乐观的因素。“或许邓小平在提高成千上万人民的生活水准方面,比20世纪的任何人都做得多,”当他提到这位已故的打开中国国门的中国领导人时,他说。蒙代尔认为,冷战的结束有利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稳定, “如同19 世纪一样,现在的世界比20 世纪更有机会获得长期的和平”。他相信, 恐怖分子不太可能对世界的整体经济发展产生太大的影响。
诺贝尔得奖者中的专家也指出在他们在专门知识领域内的进展。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梅顿(Robert Merton) 出席了在德国的聚会。 他争辩说, 金融市场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有潜力促进世界经济超过以前任何时候以更好的方式分散风险。 被称作衍生物的投资,可允许企业-- 甚而整个国家-- 从他们的经济选择中脱离财政风险, 并且将风险转让给那些最能和愿意接纳它们的人。将来, 梅顿教授说, 国家也许不必必须在通过专业化来达到高效率和通过多样化来减少风险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衍生物将允许整个国家防止在他们的产业选择间周期性摇摆。
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教授看来,技术甚而将改进人体自身。更好的营养和医疗保健意味着人比过去更高大。更有耐久力。在Lindau 湖边聚会时,福格尔教授提出,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在上个世纪延长了约30 年。他预言医学的进步意味着这些趋势将会继续。但福格尔教授认为, 世界需要对贫困国家传播这些进步的技术。“因为仍然有成千上万人无谓地死去, 因为我们有技术和食品供应,可缓解他们的痛苦。”
诺贝尔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忧虑? 当被问卷问及列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挑战时, 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广泛不同的答案。斯坦福大学的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列出“缩减政府规模和权力范围”,表达了他广为人知的观点。 加州大学的阿克罗夫先生(George Akerlof)援引全球性变暖。 斯坦福的夏普先生(William F. Sharpe) 提到了医疗保健财务管理和退休。乔治梅圣大学的史密斯先生(Vernon Smith)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马克奎斯先生(Harry Markowitz), 提出迫切需要降低全球性贸易壁垒。 其他几位提及了贫困国家的贫穷和疾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克雷恩先生(Lawrence Klein)说, “在一个和平的政治环境中减少贫穷和疾病是对我们终身的挑战。”
普林斯顿大学的纳西先生(John F. Nash Jr.), 其与精神分裂症的斗争被写进了小说并被拍成了电影《美丽心灵》, 给出了一个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独特答复: “一个不可避免的挑战是,如何,至少是看上去,在人口的连续成长,人均地球面积不断缩小的情况下,提高生活水准。”他说。 “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仍能认为生活水准在不断改善, 这真是一个奇迹。”
作者:丽娜 译自美国, 2004 年九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