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即参加了市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其主要目的是让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 我当时被安排在一个清理漏划富农的专案组，组长是位女同志，市委某部门的一位秘书，我担任记录员。 准备清理或予以甄别的“漏划富农分子”叫翟世鸿，一位靠边站的生产队长，等待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 按照中央下发的“双十条”有关阶级成分的规定，富农和上中农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牲畜，其主要区别是家庭成员参加劳动的多少。如果一年中，家庭成员的劳动日数额占总额的25%以上，则应划为上中农，属于团结对象；而不足25%的，就应划为富农，属阶级敌人了。翟世鸿在土改时被划定的阶级成分是上中农，因而可以入党，并被选为生产队长。 在走访十几年前划分阶级成分的若干当事人之前，专案组先翻阅了有关档案材料。这个“专案”已经经历了3个专案组的查证，第1、3专案组所搜集的旁证材料都证明翟世鸿一家人当年劳动日数额小于25%，因而属于漏划富农；第2专案组所搜集的旁证材料，则证明翟一家人劳动日数额大于25%，因而结论是维持上中农成分。有趣的是，三次提供大相径庭的旁证材料的，竟同是那几位旁证人，而且口气都那么肯定，不容置疑。很显然，这主要取决于取证人的“引导”。 到了我们这个专案组，已经是第四个了。既然领导把这个旧案又翻了出来，肯定是要推翻前一次的结论了。于是，我们又找到那几位旁证人，想要重新取证。谁知，他们一听说是四清工作队，扭头就跑。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我们那位组长循循善诱的“引导”下，总算让这几位旁证人第四次在“新”的旁证材料上摁上了手印。随后，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上一个专案组做出的“漏划富农”的结论，恢复了翟世鸿生产队长职务。 到底翟世鸿是否应属于“漏划富农”？鬼才知道！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大开了眼界，知道了：毛时代各种专案的旁证材料原来是这样取得的。至于，一会儿把某某定成叛徒内奸工贼，而且是“铁证如山”，一会儿又全盘推翻，恢复伟人地位，对于这类怪事，就真的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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