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怀念长者？长者风靡网络背后的制度难题
首发于微信公号：journalism_note 长者的生日，从前一天就开始在网上预热。 昨儿，一篇神作《一名老派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对长者的文艺才华赞赏有加，引发社交网络的热传，此前的另一神作《一朝天子，一朝逼格》也被疯传。 在知乎上，一度出现了“如何看待网上对长者的祝寿行为”的问题（虽然被秒删）。早前，更有一个名为“长者今天死了吗”的微博账号，每天更新一条微博“没有！”的奇葩行径（后被销号）。 长者被网友们玩儿坏了的同时，其本人被很多人目为1949年以来“最好的领导人”。而网友纷纷创作了诸如“垂死病中惊坐起，谈笑风生又一天”、“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为长者续一秒”的诗句来为其“续命”，盼望长者不要过早的离开我们——“长者学”俨然已经成为了“神学”。 不同的意见当然存在，一位朋友对此异议——“某人上台就是靠关闭世界经济导报，其在任期间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总体来说对中国政治、法治的进步无甚助益，和任何形式的开明都沾不上关系。虽然经济改革得到推动，但主要还是基于邓路线的惯性，其间的许多不当做法给下岗工人和农民还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别的人得十分二十分，不等于一个自己也不及格的政治投机分子就是好人。” 长者本身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吗？石扉客说到了重点，“怀念woha的热潮，是在和包的比较之中自然呈现的，所谓人比人，气死人。不过也没啥可怀念的，过去三十年就是这么一个一蟹不如一蟹的态势。HZ比JZ强，JZ比HW强，HW比……” 造成这种奇葩现象的背后，除了长者个人的多才多艺、且热衷于卖弄才华以外，其在今天竟然能受到网络上一批“自由派”人士的颂扬和怀念，最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Socialist state的接班人难题”，这个难题必然会导致领导人的“荼蘼效应”，以至于“一代不如一代”。 1949—1976，太祖时代的接班人更换定律最高权力的更迭一般有三种模式：世袭制，禅让制，民选制。采取世袭制的国家最稳定，君主专制的前现代国家自不必说，在社会主义兄弟里面，古巴的兄弟世袭，朝鲜的父子世袭都比较稳定，当然最稳定的还是父死子继，这一点朝鲜很坚定，没有出现修正主义。 而一些Socialism大国，采取的是禅让制，而禅让制是一种过渡制度，要么回到神授的世袭制，要么进到民选的民主制，不然不确定性极大，而成为内生动荡、最不稳定的接班制度。 之所以不稳定，最大的原因，还是没有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世袭的国家，大大方方兄终弟及，父死子继，那是因为神授给我的。民选的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不需多说。而禅让制，权力来源不清不白，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可能来自于民族主义，可能来自于奇里斯玛的个人魅力，也可能因为以上几种因素全都消失，沦为权威合法性真空，而靠经济绩效来填补。 在吴稼祥先生洞察力还非常敏捷的时候（斯巴达以前），他在台湾出过一本研究政治转型的著作《头对着墙：论大国的民主化》。根据该书的论述，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存在着“二把手更换定律”（或者叫“接班人更换定律”）—— 即传统Socialism国家，其第二号人物通常是老大的指定接班人，而作为接班人的老二，会让老大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老二越有能力，越有权威，就越危险，越会被不断地替换。在太祖时代，二把手从卫黄、彪子替换到小华，即是如此。 而老二的替换，不仅仅是老二本人的替换，而是老二及其集团被整体的替换，这会造成人才的系统流失，亦即逆向淘汰，顺位淘汰。吴稼祥称之为“荼蘼现象”——开到荼靡花事了。花开荼蘼，春天就完了，所以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政治治理的不断退化，政治制度的不断衰败。 在太祖活着的时候，这种“禅让制”是“终身禅让制”，亦即从来没实行过。我们只看见二把手不断地被替换，直到替换到对老大完全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人，彻底成为老大的“陪衬人”（左拉语），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权威。老大一死，他便什么也不是了，比如小华。太祖一去，尽管小华拿着“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还是很快就被搞下去了。 80年代，寡头体制的无规则分权一个极权政体发展到极限，如果不因为毫无活力而灭亡，其社会的自由化便会启动，全权政体会变为威权政体，个人独裁政体因为权威极大的老大去世，变成数个权威稍弱“准老大”的寡头政体——八十年代就是如此。 寡头是若干“寡人”分享最高政治权力的体制。在邓时代早期，至少是四大元老分享最高权力；在核心外围，是颖、真、波、震参与分享。 吴稼祥总结，寡头政体的特征，是无规则分权。无规则，所以混乱，不稳定；而分权，则增加了政治自由和政治活力。八十年代的另一个特征，即是名义最高权威（胡赵）和实际最高权威（邓陈）的分离。 虽然分权了，但权力来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所有分享权力的寡头都没有安全感，退居二线的实际最高权威更缺乏安全感，他们要防范人民要回自己的权力，也防范在第一线的名义最高领导人背叛他们。那一年的最终爆发，是元老们“双重忧虑症”（吴稼祥语）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是，人民没有得到权力，名义最高权威的赵失去了权力，元老们用镇压把权力拿回来，但用力过猛，又年事已高，终于相继去世，无法使用权力了。死神带走了掌握实际权力的元老们，而恰好此时，本来是一个过渡角色的长者（华莱士在与其谈笑风生中也提到了此事），作为本来的名义最高权威，意外捡到了最大的权力，从此实现了名义最高权力与实际最高权力的合一。 15大是长者确立自己法统与道统合一的时候。在15大上，长者基本完成了组织上一统CCP的工作。外王之后，长者随后几年中则完成了内圣：“三讲”让全党宣誓效忠；打击“邪教”让全民接受唯一精神领袖；“三个代表理论”成为长者“思想”，在思想上成为新任教主。 长者就是在这时候，彻底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后的谈笑风生，都在此后发生。 而长者的“功绩”，确实更多的还是如一位好友所说，“虽然经济改革得到推动，但主要还是基于邓路线的惯性，其间的许多不当做法给下岗工人和农民还带来了深重的伤害。”而其虽然在爱好、生活方式上非常西化，也热衷于表达自己的西式才艺，但对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改革，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的努力。 长者的早年受教育程度为其加分不少，其个人才华，比如一口好英语，比如对文学艺术的热爱，这些，都让他不像一个共产主义领导人，而更像一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但也只是更像而已。 本质上来说，如果没有邓临死一搏的“谁不改革谁下台”，他的路线很可能就不是继承邓的惯性了，所以好友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是恰当的。 后长者时代，“贤人政治”还是“不断荼蘼”？老人们在最高权力的夺回战中耗尽精力，终于同归于尽——死神结束了寡头僭主政体，而其后，一个每隔十年的“任期禅让制”开始了。“终身禅让制”变成了“任期禅让制”，自己主动退休，不是临死再禅让。 于是长者之后，胡四来了。 这个任期禅让制在形式上的首度成功实施，还是要归功于邓。除了早在八十年代就一直提的废除终身制以外，他还亲自隔代指定了小四，以保证“废除终身制”的实行。 这样在形式上，比终身制进步多了，类似于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学者把其称为“贤人政治”，但在实际上，这种接班制度仍然是政治不稳定的巨大来源。 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四的这十年，可谓掣肘甚多，长者才是真正的老大。而小四的十年，被《iSun Affairs》封面称为“胡搞十年”。 这也是“任期禅让制”在胡时代的最大缺点之一——国家最高领袖虽然好不容易没有被搞下去，按期接班了，但是无法组阁。无法组阁，就无法治国。所以没有自己的班子，十年过去，胡四几乎毫无作为。典型的例子是，刚刚才因为一些迹象被媒体鼓吹“HW新政”，过不多久，小四就要在压力下，公开讲“学朝鲜、学古巴”。 而胡四外号面瘫，缺乏长者的独特魅力与个人才华，看上去古板生硬，谨小慎微。而实际上，据罗小朋先生在斯巴达之前，写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一文所记载，小四在当储君之时，为了防止被指控“自由化倾向”，连一本西方的书都不敢读，所以在出访俄罗斯时，被问及读过什么俄国文学时，他想了半天只能说出《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这种惹人发笑的事迹来。 这就是“任期禅让制”的第二大缺点，在担任储君的这五年当中，你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敢做，浪费时间，也没有足够权威服众。很大程度上，其实这是为了避免接班人权威过大，而触碰接班人更换定律，所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在形式的安排上，接班人也从太祖时代的第二号人物，通常排到第五号、第六号人物。 萧功秦先生认为，“中国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 这是萧功秦在论述包的新权威主义2.0版之后，面对秦晖先生质疑的当面回应，他非常坦诚的放弃“经由新权威主义达到宪政民主”的主张，而是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亦即目前实行的十年轮换的“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 如果说小四是隔代指定的产物，包是“贤人政治”下的产物，先不论是否是“贤人”，这样十年轮换的接班，真的如萧功秦所说，已经发展成长治久安的制度了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吴思先生在2014年香港书展讲到这一点时，说这种接班制度下，五年一次小动荡，十年一次大动荡。这恐怕才是准确的观察，萧功秦先生不可能不知道，斯巴达之前的几年时间，发生在西红市的那场惊天动地的“选战”。若不是护士长的反水叛逃，如今恐怕中国又是另一番面貌了。当时的歌谣都在唱，“斯巴达，真可怕，老爷都在打群架。输的去休假，赢的当老大。” 而按照“政治规矩”，包2007年就已经确定是储君了。可是人家不厚就是不服气啊，凭什么？对啊，凭什么啊？政治规矩？ 除却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贤人轮替”，真的能够选贤任能，还是只能“不断荼蘼”呢？ 在现在的吴稼祥先生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觉得包简直是最好的领导人。他依然坚定地主张宪政民主，并且认为包一定会走向宪政民主——纪念毛，反宪政，七不讲，打压民间社会，那是包打着左灯向右转；打大V，打压舆论，打压媒体，抬周带鱼花主席，那是宣传部门的长者党羽在抹黑；抓记者抓律师，那也是最高法的长者党羽在抹黑—— 但是现在的吴稼祥先生，看不到他十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东西，以至于把一切与他想法不和的官方行为，都理解为政敌对你包的“陷害”。张博树先生认为，吴稼祥没有看到，包“上台后的权力集中化趋势，政府既打击贪腐、又打压民间声音的‘双管齐下’手法，官方掀起的反宪政逆流，迅速上升中的新国家主义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强势……” 相比起来，荣剑先生的忧虑则更为痛切，他认为极权体制不会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宪政，而只会走向法西斯主义。 在长者当政的时候，吴稼祥先生在《头对着墙：论大国的民主化》一书中就暗示了长者有走向法西斯化的危险。他提到，四个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走向法西斯： 一、是国家实力与威望的上升； 二、是出现反民主的反动； 三、国威指数越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越进入世界前几位，对外侵略扩张的可能性越大； 四、越是后来居上，在历史上受其他强国淩辱越深的大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可能性越大。 “在当今世界，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是少之又少，但千万不要以为一个都没有。”以此看来，从前的吴稼祥先生是何等的睿智啊。 关于包是不是“贤人”，有多少才干，有多少眼界，有什么样的理想，除了看已经做了什么以外，也推荐马勇先生的《从领导集团知识背景看未来十年中国政治走向》一文，该文提到—— “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很小就离开了校园，离开了书本，特别是那时最盛行的价值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不论这一批年轻人多么爱读书，他们差不多都具有严重的知识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铸过的世界，是意识形态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 所以，这不是什么“贤人政治”，而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接班人难题”的又一个变体而已。本质上它仍然是高度不稳定的过渡体制，而这种体制除了不稳定，也在不断地产生“荼蘼效益”，领导人注定一代不如一代，而随着国力的增长，他们还不再韬光养晦，而是要“有所作为”，是以蛮横霸道，就暴露无遗了—— 这就是人们为何会如此怀念长者的最大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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