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甥女的信

外甥女上大学前给满弈写了封信，问满弈舅舅上大学时有什么的经历和经验能分享分享，这可让满弈着实为了一下难。他上学那会儿，好像除了学习，学习，学习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了。所以他回信说，还是去问外公外婆吧。想当年他们在大学时，背着家庭参加了革命党。整天不好好学习，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尽干些推翻政府的事。用政府发的大米白面吃饱了肚子后去组织反饥饿运动；上街游行被高压水龙冲得满地乱滚；怕被抓起来，就跑到乡下去教书。他们的大学生活可比舅舅的要丰富和精彩多了。

新三届

六十年代出了一代特殊的人，他们被称之老三届。具体地说就是六六，六七和六八年的一共六届初、高中毕业生（主要是指这个时期城市中的学生）。这批人在文革时被当枪使，当红卫兵造反把中国闹了个底朝天，然后又像垃圾似的被倾倒到边远农村去劳动，极为倒霉的一代人。

七十年代末，又出了一代特殊的人，他们被称之为新三届，就是七七、七八和七九年上大学的大学生。这批人由从六六年到七九年，十三年中毕业的初中、高中生的亡命徒们组成。满弈不是老三届的，七五年起当了工人，后来一面工作，一面自学，累得差点吐了血，终于混入了新三届。七八年满弈终于拿到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和当时几乎所有的新三届的学生一样，下定了决心要在大学里认真学点文化，把损失了的时间补回来。

满弈上一年级的时候，除了烟还接着抽以外，像看小说，瞧电影，玩牌，下棋，聊天儿，打球赛跑追汽车这类恶习统统都戒了。每天出入的地方就那么几个：教室，图书馆，机房，食堂。每天翻来覆去地就看那么几本书。人都变得懵懵懂懂的，从前的那点机灵劲跑了一大半。

可问题是满弈是那种用了全力也不能每门课都得五分的学生。一年级期末考试之后，满弈不用看成绩单就知道，基本上也就是个B等生。对着镜子看着自己那略有菜色的脸庞，满弈自己对自己说了句：“唉，何必呢”。

这一声“何必呢”的后果就是，除了烟还接着抽以外，满弈把像看小说，瞧电影，玩牌，下棋，聊天儿，打球赛跑追汽车这类恶习差不多又都捡回来了，而且还加了一样，就是利用暑假出去旅游。那时学校里有不少同学的暑期计划是做几道数学难题，背半本英汉字典，预习下学期的主要课程，制定考研计划等。可满弈呢，四年里有三年的暑假都用来出去玩了。实在算不上一个典型的“新三届”学生。

在校内的生活枯燥的很，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当然在学文化之余，也有过几件不太寻常的事。

无缘组织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加入组织或者争取加入组织的经历。现在这件事好像不太重要了，可那会儿，则是件相当重要的大事。上小学时要入队，上了中学得入团（文革后期的时候入红卫兵），然后呢，要想真有发展，就得入党。不清楚现在加入组织的程序是什么样的了，七十年代时的标准程序是：首先要夹起尾巴做人，多做好事包括接近并取悦组织里的人；接着就要写申请书，恭恭敬敬地递上去后，耐心地等着组织上找谈话；下面呢就要开始定期写思想汇报，不断向组织上表白自己焦急的心情、迫切的希望、所做的每一点努力和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当然了，如果特别焦急迫切而且组织上也接受的话，还可以用写思想汇报之外的一些方法）；在进步到一定程度后，就要接受组织上的审查和考验了（形式可能是多样的）；最后，对着一面旗子宣完誓，再跟组织上的人握过手后，您就算在组织了。

用当时的话讲，满弈是个后进青年。二十好几了，统共就当过一年的少先队员，团啊党的都没沾过边。也不能说他没努力过，年少的时候，组织上嫌弃满弈；后来呢，满弈嫌弃组织；再后来呢，互相嫌弃。不过还好，井水不犯河水，倒也没闹僵了。不管怎么说吧，阴错阳差地，满弈愣是没跟组织建立起联系来，以至于到大学后，班里第一次过组织生活时，一屋子的党团员把教室给占了，满弈不得不臊眉耷眼地遛达出去抽烟。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二三同伴，等到后来，满弈只好自己一个人出去抽烟了。不过满弈倒也能安慰自己，说这样就不用发烟，肥水不流外人田，省了。

其实组织并没忘了满弈，那时大学里有个工作叫班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任职的人也有“老师”的称号，不过他们不教课，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代表组织来监管学生的行为举止（老年间这个工作好象是叫学监）。当然了，要是碰上满弈这样的少数不在组织的落后学生，班主任一般会不失时机地伸出热情的手来，想办法帮助他们进步，最终把他们拉到组织里去。

满弈的班主任是一位严肃但不失和蔼，认真但不失宽容且颇有爱心的人。除了满弈之外的几位落后生都被她的耐心和执着所感动，先后加入了组织。唯有满弈，像块茅屎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横竖不搭这个茬，成了班里的老大难，也成了毛老师的一块心病。

经或若干次谈话和一些调查研究后，毛老师觉得满弈肯定是以前受过什么委屈，心里有个打不开的结，所以才对组织这么有成见。于是毛老师决定要帮满弈把这个结给解开，打消心中的顾虑，和大家一起进步。这天毛老师又找到了满弈，又开始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苦口婆心地说了一阵子后，毛老师说：“满弈，过去的事应该让它们过去了。现在我党在拨乱反正，一切都在逐渐走上正轨，你可是应该努力朝前看，千万别让过去把你给耽误了呀！”

满弈和毛老师已经不咸不淡地对付了好几回了，现在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就说：“您怎么知道我不向前看？要是不努力向前看，我就不费了人劲非跑这地方来受罪了。别的不说，上学前我一个月工资就拿四十块，现在可好，一个大子儿不挣，吃饭都得跟我们老太太伸手。”满弈停了一下接着说：“不算奖金，光工资一项，这四年我就损失小两千块。您说，我要是不向前看，我到这地方来干嘛，就为了跟您磨牙呀？”

毛老师听到这眼睛都瞪起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再说了，这笔帐你怎么能这么算呀？”

满弈说：“那您说这笔帐我该怎么算？这四年的时间不是白给的，您就放我一马，让我自己好好利用，别老弄那些，那些 ……”满弈到底还是把最难听的话吞了回去，“那什么，您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您还有别的事吗，我今天的作业还没做完呢。”

毛老师人不错，也有涵养，从那以后见着满弈，仍然还是一脸的笑容，只是再也不提要求进步那茬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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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格

那时的大学，无论文科理科，都有一门叫政治的主课，必修没商量，而且一学就是两年。不知有多少当年的大学生现在还记得那两年在这门课上都学了些什么，可满弈还记得，原因就是他有一年的期末政治考试不及格。

那两年的政治课内容要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要学一部中共党史。教学用的是极为枯燥无味的灌输式教学法，而学的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广告。上别的课时，有些同学们愿意早去一会儿，就是为了占到前排的座位；上政治课时，也有不少同学愿意早去，为得是能占到后排的座位。不去还不行，因为那时唯一记考勤的课。课上老师照本宣科，学生各行其是。绝大多数学生手里拿的是外语、数学、小说、杂志等各种各样的书，还有政治课本，不过那本书总是阖着的。

为整顿朝纲，校方决定给大家一次颜色看看。于是在一次期中考试之前，学校要求所有同学在考试的前一天把政治课的课堂笔记交上去。笔记的质量作为期中考试成绩的一半，而期中的成绩将作为期末成绩的一半。听起来毫无道理，可那时候好多事就是毫无道理。就像毛老师说的：“现在我党在拨乱反正，一切都在逐渐走上正轨”，换句话说就是好多事还都不在正轨上。

和好多同学一样，满弈上政治课时从不听讲，就更别提记笔记了。于是班里仅有的几本笔记一时间成了宝贝，大家排队传抄。没办法，满弈也排上了队。当他终于拿到了一本别人的政治课笔记时，翻了翻发现相当厚，要抄的话也很得费点力气。眼珠一转，满弈找到了班里另一个没笔记的同学寻求合作。臭味相投的两个同学一拍即合，先去买了几张复写纸，然后就分工抄了起来。这一来，效率提高了一倍。可没想到这回学校认了真，结果是两个期中零分和两个期末不及格。

满弈从来不能算是好学生，很少有得一百分的时候，可期末考试不及格可是有生以来头一回。虽然从来没把那政治课当回事，可看着成绩单上赫然印着的那个不及格，满弈心里还是堵了好几天，一直到坐上了去北戴河的火车，满弈的心情才恢复了正常。开学前参加补考的那天，满弈走进教室，往四下一看，发现教室里人挺多，还有好几位平时成绩拔尖，永远都显得那么趾高气扬的主儿，现在也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像被霜打了似的。看来这回栽跟头的不止满弈一个，这让满弈的心里感到平衡了不少。可坐下后开始答卷子的时候，一股怨气仍让满弈心头很不舒服：“这TMD叫什么事儿呀！”

此病非彼病

满弈班里有个同学在上一年级时得了场大病，手术后需要恢复、静养很长时间。于是学校就允许他休学一年，在家休息治疗，等身体完全康复以后，跟着79级上同一专业。那位同学对此很感激，大家也都为他感到庆幸。

满弈上二年级时学校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开除了一个78级的男生。原因是偷窃，更重要的是道德品质败坏，行为不轨，丧失了一个新时期大学生应有的觉悟和道德。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具体细节才一点一点地从不同渠道传了出来。这位男生在校期间曾多次到女生宿舍和附近商店行窃，别的不拿，专偷女人的内衣。最后一次在一家商店行窃时被店员抓住，据说被抓的时候，他身上穿的就是偷来的女人内衣。

满弈和这个同学不熟，但也有一面之交。他看上去虽说不上是个翩翩君子，可也是一个典型的白面书生，文质彬彬的，脸上总带有几分腼腆。怎么也想不到，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满弈当时不懂，其实这也是一种病，一种通过心理治疗能够治好的心理疾病。

此病非彼病，满弈无知，学校也无知，所以不能原谅这样的人和事，社会则不能接受、容纳，当然更提不上提供任何帮助了。于是就在无数悲剧中又增加了一个悲剧。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不知那位同学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尽管可能性极小，但愿不幸之中能有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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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劳牵挂

刚开学的时候有过一个统计，满弈班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帮不满二十岁的大孩子。剩下的同学则工农兵商，干什么的都有。班里最大的二十九岁，最小的十七岁，整整差一轮儿十二年。女生略少，同学们基本都是单身。

开始的时候还好，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年龄、阅历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并慢慢地开始使得一些学习之外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单说班里的男一号，那小伙子，现役军人，党员，人聪明，功课极好，每次考试在班里都是第一第二的。近一米八的个头儿，总穿着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军装，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形象、气质和班里多数的北方人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很自然地成了众多女生的追求目标。

如果用众星捧月这个词儿来形容的话，星星们要想靠月亮近点捧一回还挺不容易的。怎么说呢，那得排队，拿号，分单双日，还不一定轮得上。从二年级开始，到四年级各奔东西时为止，据说至少有五、六个女生先后或同时卷入了同一个感情漩涡。这本来很正常，生活也因此更加丰富多彩。但谁也没想到，一位女生因为看不到成功的希望，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最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那条不归之路。

这四年，满弈班里可算得上是热闹非凡，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然最后一对儿也没成，可毕业时却因此少了一个同学。一想起来，满弈的心里总有一种替别人枉自嗟呀，空劳牵挂的感觉。

跋

无名小辈写了篇东西，特愿意找名人给写个序或跋。我也不例外，写好这篇东西后，专门找了好几个名人（老曹，先生那都寄到了），想求人家给写个序，要是能更赏面子的话，给写个跋（因为这就要求人家读我这篇东西了）。可到现在连理都没人理，看来我这东西实在是上不得台盘。没辙，只好自己给自己写个跋。

四年的大学生活应该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了，拼命地学，尽情地玩儿，就算有生气的时候，骂起人来都那么酣畅痛快。开始计划写这篇东西时，觉得肯定会拖得很长，不得不舍去很多想写的事情。可真地动笔时，却鬼使神差地写下了这几件带负面效果的事情。写完后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以前看过莫言的一些小说，记得其中有一本里有个苦孩子出身的土匪头子。他当土匪最重要的原因是小时候吃过一块糖，一块富人孩子顺手递给他的糖。从那之后他就痛恨所有的富人，就因为他们能随便买那种无比好吃的糖，而他，一个穷孩子却根本没有能力买糖吃。每天吃苦，经常挨饿的经验在他的记忆中没留下太深的印象，然而这件偶尔发生的，与他的生活相距甚远的小事却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以至于影响了他的一生。

这也许能解释我为什么要用有负面效果的事情来写美好的大学生活。四年的大学生活好像一晃就过去了，其间紧张，愉快，充实，反正有好多好词儿可以用来形容，可是脑子里好像没留下什么印象特深的好事。相反地，倒是这几件反差挺大的，不甚愉快的事却很自然地从笔下流了出来。这也许和选择性记忆有关，或者和我个人的性格有关，或者和别的什么我根本不懂的东西有关。这我就不管了，既然这么写了，就只好如此了。也许这反而能从反面衬出了那几年的好时光。左拉写过一个名为《陪衬人》的短篇，小说里有一个做特殊生意的店铺，出租丑女。当一个很丑的姑娘陪着一个不太美的姑娘在街上走，那个不太美的姑娘就被反衬得相当美丽了。

按说写到这就该打住了，可一点正面的事不写还是有些说不过去。猛然想起前些时候网友 jimmy 贴了一首《浪淘沙》，是一位78级同学的旧作。读得时候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三十二年前，那情那景，好像有些模糊，却又历历在目。转贴在这当做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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