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怪才”余杰在其第一部著作《火與冰》（經濟日報出版社）里寫過一篇“我來剝錢穆的皮”的文章，對國學大師錢穆進行了淋漓盡致的缺席審判，行文老辣，帽子一頂接一頂地壓將下來，且有“奴才”等謾罵之稱謂，讓人覺得國學大師錢穆老先生罪大惡極，已成“牛鬼蛇神”也，非批不可。

　　初讀余杰，讓“剝皮之文”嚇了一跳，在《火與冰》一書裡可以找出一大串被余杰任意品評、妄下斷語的知識分子，漢學在余杰的眼裡是文字垃圾，根本原因恐怕就是他們沒有在三百年內前赴後繼、拼死以爭。“因人廢言，因言廢人”在《火與冰》的文章中隨處可見。余杰借《火與冰》的寫作，想舉起一把鈍刀砍向傳統，砍向專制，以證明自己的力量，結果卻砍在了歷經苦難的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後來又讀到余杰的第二本文集《鐵屋中的吶喊》（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其中有“駁季羨林先生話中西文論”“王府花園裡的郭沫若”等篇章，依舊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式的鋒芒畢露；我於是想，余杰似乎特別喜歡解剖別人，仿佛天地間唯“己”獨“清”。

　　余杰似乎厭惡所謂的“戰士的姿態”，於是他在評價作家張承志時如是說：“他越是擺出一副戰士的姿態來，越是表現出對無物之陣的恐懼。”對張承志的理想主義及清潔的精神大加撻伐。

　　（《皇帝的新衣：關於張承志現象的思考》），然而我在讀了余杰發表於《北京文學》（1999年第1期）上的大作《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此文後來收錄在余杰的第三本文集《說，還是不說》），卻分明看到了：“一副戰士的姿態”，暫且不談他對昆德拉的誤讀，單就文中指責錢鍾書、王小波對“人生、對歷史、對苦難都有一種冷漠和遊戲的態度”，認為錢鍾書、王小波等人“喪失了責任感、喪失了尊嚴”，如此的獨斷性話語讓人大吃一驚，因為在余杰《鐵屋中的吶喊》中，對王小波有另一種說法：“王小波冒冒失失地闖進文壇，然後如流星一般消失。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卻繼續對他冷嘲熱諷，羅織的第一個罪名理所當然的是‘偏激’。這把利刃殺人不見血，表面上看是前輩對後輩的關心與愛護，實際上是以一種僵死的思維來克隆生機勃勃的思維。”

　　看來王小波等人只是余杰手中的道具，需要時借王小波批判“老先生”的麻木與“僵死的思維”，不需要時又把王小波貶到“沒有責任感，沒有尊嚴”的被批判一類，但余杰忘了，他如此的寫作，卻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在《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文中對王小波的批判與指責，正像是“老先生”對王小波的“冷嘲熱諷”，只不過羅織的罪名不是“偏激”而是“喪失責任感”“喪失尊嚴”，其棍子的打擊力度比老先生有過之而無不及。

　　關於對王小波的評價，我不想再說。《沉默的多數》已代表了王小波的聲音與良知，識者自可辨之。余杰以“年輕氣盛寫文章”自傲，但年輕決不是資本，寫作的力量在於思想，一種寬容與批判共存的思想。而在余杰的文章中，我們只看到他擺出一副“俯視眾生，唯我獨清”的姿態與立場，僅僅指責與解剖別人是不夠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時時地解剖自己。余杰對魯迅的評價極高，並以魯迅精神為自己寫作的根基，但他卻偏偏遺忘了魯迅先生的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

　　在余杰與余秋雨論戰的過程中，余杰指責余秋雨為“文革餘孽”，這樣的用語與余杰的許多文章的用語類似，活脫脫地再現了“文革”語言與“文革”的思維方式，這不能不讓人心驚。批判者與被批判者皆是同一種聲音，看來啟蒙的任務任重道遠。在余杰的筆下，偏激已演變成“獨斷論”，然而現在的社會已進入了一個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型社會，在眾聲喧譁中，批評者更須自我批評。

　　余杰對錢穆、張承志等人的評價極其苛酷，往往攻其一點而不及其它。然而對同道中人及導師錢理群等卻大加吹捧，頌歌盈耳，這是怎樣的一種圓滑？所謂的批判立場又跑到哪裡去了。昔年南京批評家王彬彬寫有《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一文，現在看來，“過於聰明的作家”不僅僅只是王蒙那一代的人。

現在，余杰已從“抽屜文學”的邊緣寫作走到了“台前”與“中心”，他不再是主流之外的另類思想者，而成為主流系統：各種報刊雜誌的寫作者。那麼，在他走紅之際，我來剝余杰的“皮”，意在潑潑冷水，發出一點刺耳的雜音，讓人知道余杰文章的另一面。西諺有云：認識自己是最艱難不過的事了。當然對於余杰所寫的一些思想常識的文章，我還是大為佩服的，其中說話的勇氣，就是一般人難及的。因為在某種環境裡，“說，還是不說”就成為一種良知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