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共產主義信仰，我腦子裡常雲繞着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粗想起來似乎也簡單，但仔細思考卻發現越想問題越大，甚至大到了覺得說出來就犯了某些禁忌的程度。因此，猶豫了許多年，2011年才動筆寫，而從那以來初稿寫完已經三年多過去了，又猶豫可不可以貼出來。我是抱着純學術的興趣來探討這些問題的，不希望捲入任何的政治。現在貼在這裡，也希望大家只是從學術的角度來探討。

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共產黨員不可以既是共產黨員，又可以有其他宗教信仰，而世界上其他的政黨一般都可以呢？就像中國的國民黨，孫中山、晚年的蔣介石、李登輝等都可以同時是基督徒。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黨員，更是可以有同一個宗教信仰。

而且，問題還不是單方面的。美國主張宗教信仰自由和多黨政治，而且似乎也是世界上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國家之一。但即使如此，仍不難覺察到大概是以基督教立國的原因，它對共產主義似乎有種本能的牴觸。不僅曾同蘇聯長期冷戰，上世紀五十年代甚至針對國內的共產黨活動還搞出了麥卡錫主義。而現在，互聯網上常說美國在聯合印度圍堵中國。我常想，美國為什麼不反過來聯合中國圍堵印度呢？若是從歷史考慮，二戰危難時中國不是更緊密地同美國站在一起嗎？若是從對未來強權的擔心，西方不是也常預測印度未來的發展比中國更看好嗎？若從國際政治考慮，印度不是比中國常同俄羅斯的關係更密切嗎？看來，美國若真是在圍堵中國，真正的理由可能仍是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牴觸。

我們知道，共產黨認為傳統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但問題是它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認為呢？為什麼它本是一個政治團體，卻一定要反傳統宗教呢？

一、共產黨創始人與傳統宗教沒有個人怨仇

現在討論中國反右、文革、將知識分子劃為臭老九等問題時，常認為毛澤東曾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時受了那些自認為更有學識的教授、正規學生等的歧視，因此掌權後有種對知識分子的報復心理。心理學上也常認為一個人的生活經歷可能會或明顯地或潛意識地影響他的思想。但當我們查閱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黨組織創始人個人生活經歷時，我們還是很難找到他們與傳統宗教之間的任何個人怨恨。

事實上，馬克思的父母是基督徒，不僅一直對他有很好的關愛，也努力在他成長的過程中引導他認識神。而青年時的馬克思，至少在17歲時的高中考試和作文中，也對宗教、基督、上帝充滿了讚美。這些可以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到證據（第40卷，第820-832頁）。而恩格斯的父親是教會學校的校長，一度也是教會負責人[1]。恩格斯青年時給友人的信也稱“上帝的精神替我作證，我是上帝的孩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06頁）。

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儘管青少年時期的宗教教育與信仰沒有馬克思、恩格斯那麼深，但後來的生活仍與宗教有過相遇，而這些相遇應該給他留下的是正面印象。楊開慧遇害後，在上海收養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是一位牧師[2]。賀子珍的父親想送她上學時，中國人自己的私塾當時還堅持男尊女卑不收女生，她不得不選擇就讀外國傳教士辦的永新福音堂小學。後來她在蘇聯在被送進精神病院和因蘇德戰爭陷於經濟困難時，也是她曾在教會學校學習的針織技術使她有可賴以換取食物的一技之長。 毛澤東與賀子珍的第二個孩子是“基督醫生”傅連璋接生。1929年毛澤東吐血不止，也是傅連璋救活了他[3]。

傅連暲出生貧苦家庭，從小隨父母加入了基督教會並在教會人員資助下入讀教會學校。1916年自汀州福音醫院附設的“亞盛頓醫館”畢業後在該醫院當醫生。汀州福音醫院和附屬學校是1903年英國倫敦基督教會的亞盛頓爵士以個人名義給汀州中華基督教倫敦會捐款25萬英鎊作基金創立的[24]。1925年 “五卅”慘案發生後中國反對英、日帝國主義，傳教士擔心安全撤回英國，傅連暲代理英國教會管理醫院，成為院長。本着人道主義和基督教的教義，他對病人是來者不拒［４］，1927年南昌起義時曾接受陳賡等300名受傷官兵。1933年傅連暲參加紅軍，汀州福音醫院遷至瑞金改建為中央紅色醫院，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但這些都是後來的事。據互動百科，1928年8月，周恩來爭取傅連璋時還花了一整天時間給他講共產黨是贊成宗教自由的［5，6］。1933年醫院更名接受共產黨領導時，據說毛澤東還是用建議的口吻對他說“現在汀州已經是比較鞏固的蘇區，英國教會也利用不上了…”[4]。

中國大陸人多十分熟悉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白求恩的援華醫療隊共三人。任護士和翻譯的瓊-尤恩女士，曾於1933-1937年在中國做傳教士，身份是護士，同白求恩來華時是剛回加拿大[7、8、9、10]。另一位是美國人，叫帕爾森斯（帕森斯）。他抵達中國後留在了武漢[8]，我們今天能查到的有關他的資料十分少。後來，還有一位叫理查德-布朗醫生（Dr. Richard Brown）利用自己的休假時間，也同白求恩在延安和晉察冀邊區工作了一年。而他是加拿大聖公會派在河南的傳教士[8]。

至於白求恩本人，我們現在讀白求恩的好友泰德.阿蘭同與白求恩有過一面之交的塞德奈.戈登合著的《手術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傳》[11]，知道白求恩的父親是牧師，母親婚前是傳教士，家庭對他的影響巨大，用白求恩自己的話說是：“母親給了我一個傳道家的性格”[7]。他在抵達漢口等待去延安的時間裡，就同尤恩一起在漢陽的一家基督教長老會醫院工作[12]。現在白求恩在加拿大格雷文科恩的故居是當地基督教會為牧師蓋的住所，1971年加拿大政府購買改為加拿大白求恩紀念館。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當時是寫給正在共產黨領導下革命的戰士和革命者看的，只說白求恩是“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但作為黨的最高領導，尤其是共產黨十分強調家庭出身和個人政治背景，毛澤東不可能對白求恩團隊和家庭的基督教及傳教士背景沒有了解。

其他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方面，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在上海搜殺共產黨人，周恩來由上海潛到武漢，就多日留居在漢口鄱陽街的吳德施主教家裡。不久，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事變，全城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之下，又是吳德施主教利用教職身份冒險幫助周恩來離開武漢去南昌。半個月之後周恩來、朱德等人領導了南昌起義[13]。而朱德至少在抗戰時期也同傳教士有良好的互動[14]。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可以肯定，共產黨對傳統宗教的反對完全是源自共產主義信仰，與個人怨仇無關。

二、宗教分類：無神論，一神論、多神論？

幾年前參加一位牧師的主日學課程，討論宗教的分類時提到西方宗教研究常見的分類之一是按敬拜對象而將宗教歸為：無神論、一神論、多神論三大類。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樣的分類。我以前熟悉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按宗教歷史形態與發展狀況而劃分的：原始宗教、國家宗教、民間宗教和世界宗教。這也是我們中國大陸學者至今仍普遍採用的分類方法[15，16，17]。即使要按敬拜對象分類，我們中國學者也常是將宗教歸為：一神論、多神論、和二神論，而將無神論排除在宗教之外[16]。聽到牧師將無神論也歸為宗教的一類時，我的第一個感受是震驚。因為，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宗教都具有排他性，就很自然解釋了為什麼共產黨反對其他宗教。

這位牧師是英國人，沒有經歷過任何共產黨國家政治運動的苦難，極少講公開批評共產黨的話，我和其他來自中國大陸的聽眾覺得他的這個講法一定是基於學術上的理由，因此我們的提問也都集中在為什麼將無神論歸為宗教的理由上。他的回答大致是，與對神存在與否持不可知論的態度不同，無神論者是宣稱相信無神的，就像有神論者相信有神一樣。但科學既不能證明無神存在，也不能證明有神存在，因此，無論是相信無神還是相信有神，都必須憑信心去接受。

我從小接受的共產主義教育是說科學已經證明了沒有神，無神論是科學的。最大的根據就是勞動創造了人，而不是神創造了人。而勞動創造了人的科學依據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但我是學科學的，明白達爾文的進化論還仍是科學假說。從達爾文至今科學發現的所有“進化”證據仍是發生在物種內部的進化，即微觀演化（micro-evolution）。科學確實還沒有找到跨越物種的宏觀進化（macro-evolution）證據。就像人，我們知道白人因曾長期生活在偏寒涼的地區，慢慢變得比黑人和黃種人更白，更不怕冷一些，更怕熱一些。但如果要說人是從猿猴變來的，儘管我們中學時的課本上在猿和直立人之間還畫了一系列慢慢直立起來的“人”，但至今我們沒有找到這些“人”的任何化石依據。為了解釋這種找不到宏觀進化證據的困局，有人又提出了的突變論假說。此外，進化論也還有其他科學上的困難。如與熱力學第二定律存在矛盾，人的思想和良知是如何進化來的等問題。這些方面在海外有許多書籍已有很詳細的討論[18，19，20]。

當仔細去了解無神論時，我發現它實際上也很複雜，種類也很繁多，共產主義只是無神論的一種。甚至一些傳統宗教也有無神論的宗派，如印度教。而佛教也否定有人格創造主概念的神。這些在互聯網維基百科“無神論”條目下就不難看到。所以，無論從分類原則來看，還是從傳統宗教也可以包含無神論宗派的現實來看，認為無神論就是科學真理，確實有些問題。

但在現實中，僅憑一個人宣稱他相信沒有神，就認定他有了某種信仰，可能也不一定。我們中國人中，我想可能就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說自己是無神論者，但實際上只是因為從小的書本教育就是那麼教的，自己並沒有去做思考和抉擇，因此，談不上是信仰。我覺得即使無神論有可能歸為宗教的一類，也還不足以說明共產主義信仰就一定具有宗教性，還要看它有沒有宗教的形式和內涵。這引起了我進一步將共產主義與其他宗教，尤其與是基督教進行比較的興趣。

三、共產主義與基督教信仰形式上的相似性

我先將共產黨的組織形式和黨員信仰生活的基本特徵同基督教進行了對比。對比結果如表一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幾乎基督教組織與基督徒生活所有重要的方面，共產主義信仰中都有其相對應的部分。這有時甚至包括一些很小的細節。如《聖經》中耶穌說“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18:20)，共產黨生活原則里則是三個人就可以組成黨小組。這些相似性讓人感到共產主義創始人在確立共產黨組織形式和黨員信仰生活形式時，或有意參考了基督教，或因為對基督教十分熟悉而潛意識地以基督教作為了參照。

表一、 共產黨與基督徒組織形式與信仰生活特徵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