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员、干部确实像毛泽东所说的，没有经得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在进城后出现了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享乐腐化的思想以及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堕落颓废的现象。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行为，使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本色，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毛泽东用整整一年时间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摧枯拉朽的廉政风暴。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11月至12月底，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为推动开展“三反”运动，共发出书面指示、批示达50多件。12月1日，毛泽东通宵达旦，拟就了长达7000多字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严肃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三反”运动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专门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报告说，东北地区开展此项活动以来，仅沈阳部分单位就揭发出3629名贪污分子，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人民币（旧币，1万元相当于现币1元，下同）。与此同时，在北京市委上报的“关于反贪污现象”的报告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名，贪污金额达15亿元（旧币）。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类似贪污腐败现象，比如江西某地有区委书记、区长和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甚至有党员干部勾结土匪杀人放火。对此种种触目惊心的事件，人民群众非常愤怒，毛泽东更是无法容忍。
11月20日，毛泽东在东北局的报告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三反”运动，并向全党发出了警告：“现在已到了紧要时期了。再不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这场斗争是极为必要和适时的。不三反，党要烂，国要亡，经济建设谈不上，如果再迟几年三反，将由许多地方出现政权性质的变化，其危险不堪设想。”
12月4日，毛泽东在北京市委的“反贪污”报告上批示，限令全党全军在接到其指示的三个星期内，至迟一个月内，检查所有的贪污现象，并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惩治贪污”等强烈的措辞，号召全国各行各业开展“三反”运动。在此后的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亲自上阵督办，几乎每天都要听取“中节委”（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汇报，作出书面指示达100多篇，其中1952年2月就达85篇。
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向党、政、军发出长达700字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限期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者经理，一律撤职查办”。毛泽东的紧急指示，再次让“三反”运动提速。
1月19日，中直机关总党委召开了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打“老虎”，就是打击贪污；贪污1亿元（旧币）以上的为“大老虎”，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为“小老虎”。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了宣判。其中，因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宋德贵二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人被免予刑事处罚。
中央机关带了个好头，“三反”运动势如破竹。为防止“轻轻滑过的危险”，毛泽东再次指示：“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同时，他还指出，“三反”不仅仅是打“老虎”，而是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考察、了解、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方法，要“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并“大胆坚决地提拔一些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成千上万支“三反”宣传队遍布神州大地，成千上万支“打虎队”活跃在各条战线，成千上万只大大小小的“老虎”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场“反腐倡廉”的人民战争在中国打响。除了经济部门外，许多非经济部门也出人意料地揪出了不少“大老虎”。如：教育部门的某美术学院供应站就抓住了以虚假报账的形式贪污公款1.5亿元、劫占黄金20两的“大老虎”；人民解放军第十军也揭发出了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59只“老虎”，等等。为了避免斗争的扩大化，纠正“三反”运动中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5月10日做出重要批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及时纠正了缺点和错误，保证了“三反”运动健康有序的发展，并在历时半年多的时间里胜利落下了帷幕。
”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从中央到地方刮起的廉政大风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捉住了不少“老虎”，最为典型的就是被誉为“新中国惩治腐败第一刀”的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案。
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天津专员公署专员的张子善，一个35岁，一个37岁，二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共产党干革命的老同志，历经了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的英雄气概。新中国成立后，两人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自认为“老子从小革命，现在革命成功了，也应该享受享受了”，于是便不顾党纪国法，不顾人民群众死活，侵吞救济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盘剥民工工资等等，大肆挥霍公款，追求奢侈腐败的生活，蜕化变质。在两年的时间里，二人就盗窃、贪污、挪用了国家资财171.6272亿元（旧币），个人挥霍和浪费的所谓“特费”达3.78亿元。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判处刘、张死刑”的处理意见。20日，华北局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鉴于刘青山、张子善的身份和影响，“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但在考虑量刑时又在这句话后面打了一个括号“或缓期二年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权衡再三，反复思考，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毅然决定：同意了河北省委的意见，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
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死刑后，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盛赞“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啊！
“我们共产党能够跳出这种始兴终亡的周期律！”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是人民领袖毛泽东执政为民的誓言，也是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郑重许下的庄重诺言。1953年1月，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进行了新“三反”斗争，再次掀起了一场廉政大风暴。他指出：“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
毛泽东历来对腐败恨之入骨，绝不姑息。其实，在延安时期，他就曾毫不手软秉公处理过多起功臣犯罪的案件。
一件是轰动西北的“黄克功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年仅26岁，却是走过长征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了。1937年9月5日，因为恋人陕北公学女生刘茜提出分手，他在强行逼婚不成的情况下，竟然开枪打死了刘茜。此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刚刚成立，这一起凶杀案顿时在延安成了爆炸性新闻，国民党方面也借此大肆炒作说成延安红军干部的“桃色新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进行了审理，判处黄克功死刑，并上报中央裁定。当时，有些同志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黄克功参加过长征，立过战功，应予赦免。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支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作出的判决。他对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召开公审大会。黄克功在法庭上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做了反省。当审判长雷经天问他还有什么请求时，他说：“希望给我一挺机关枪，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要死在自己人的法庭上。”雷经天则当众宣读了毛泽东关于此案的指示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机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听完毛泽东的信，黄克功悔恨地低下了头。后来，毛泽东在谈起此事时说：“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枪杀了女青年，这是一次‘否定’，给共产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们枪决了犯人，否定了他，在群众中又挽回了影响，使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还有一件是鲜为人知的“肖玉璧案”。肖玉璧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南征北战，光荣负伤80多处，立下了赫赫战功。毛泽东和肖玉璧的私交甚好。1940年，肖负伤住院时，毛泽东曾亲自前往看望，并将自己每日供应的半斤牛奶的取奶证转送给肖玉璧，直至其出院。后来，肖玉璧担任了边区贸易局副局长，但令人惋惜的是，在这个管钱管物的岗位上，他竟然利用职务之便，将边区奇缺的食油、面粉等物资卖给国民党的破坏队，并贪污税款达3050元。案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法院根据已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中凡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决定对肖玉璧处以极刑。肖玉璧得知法院的判决后，想到自己战功赫赫，心有不甘，就给法院写了一封信，请求予以照顾，免其一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考虑肖玉璧与毛泽东的关系，在行刑前特此到毛泽东那里征询意见，并说：“肖玉璧写信要求，看在他作战有功的份上，让他去前线，战死在战场上。”说完，将肖玉璧的信递给毛泽东。
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必须分明。毛泽东是一个讲感情的人，他没有伸手去接林伯渠递过来的信，而是点燃一支香烟，站在窗口望着窗外，深深地吸了口烟，转头问林伯渠：“你准备怎么答复他？”
林伯渠说：“据法院统计，目前边区犯罪率占5 %，这股风非刹不可！不过，对肖玉璧案，边区政府和西北局还得听听你的意见。”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两口香烟，问道：“你还记得1937年的黄克功案吧？”
“忘不了。”林伯渠说。
毛泽东将手中的烟蒂在烟灰缸中狠狠地一摁，斩钉截铁地说：“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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