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华夏民族开始造清廷的反，超越荆轲的男子汉一个接一个。
21的石坚如，暗杀清两广总督德寿，未果被俘，壮烈牺牲;石坚如之后是万福华，谋刺清保守派代表人物铁良，未果逃亡;万福华之后是王汉，再刺铁良，未果自尽;王汉之后是吴樾，炸清出洋五大臣而壮烈牺牲;一个又一个汉武士以身殉国，杀身成仁，刺破了满清政权这块铁板。 当被统治人群不怕死时，统治者就怕了。是时，清廷大小官员陷于恐怖之中，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对革命党人轻言镇压，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在北京的满清皇室贵胄暗自遣人去东京，每人向同盟会“捐赠”万两白银，用以“赎买”自己的项上人头不与身体分离。 华夏热血男儿，以不怕死的拼杀，撕开了漫漫长夜一道裂缝。这些刺客们，从胆量上不输荆轲，从思想上超越荆轲。当时就是日本武士，也对他们钦佩有加。日本著名武士宫崎滔天在《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中，曾这样赞叹史坚如：“貌美如玉，温柔如鸠，先天下之忧而忧……”壮哉! 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最大不同是什么?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是对死亡的态度。 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著名学者德富苏峰曾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生命观作了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人珍惜生命，但不怕死。中国人把人命看得不值钱，却又怕死。 如此结论，不免有厚此薄彼之嫌。他们的依据在哪里呢? 对此，他们举出了中日两国的改革实例对比。 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他们认为，要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维新党太怕死，而日本的改革者则非常敢于牺牲。日本明治维新，有多少义士抛头颅撒热血，豁出性命与顽固势力做武装和暗杀大战。而反观中国，那些“公车上书”的书生，大都动口不动手、纸上谈兵，只有一个谭嗣同慷慨赴死，其余都是被动地死。那些四散而逃的维新文人们，之后玩起了保皇的“非暴力”的政治游戏，再难成事。
而20世纪初中国为何出现了一群年轻的不怕死刺客?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洗礼? 一言以蔽之，他们受到了“新武精神”的洗礼。 这些年轻的刺客们，大多来自同盟会。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汉民族精英成立中国首个革命党——他们就是要以“新武精神”，推翻满清政权。 同盟会笔杆子、国学大师章太炎，对“新武精神”具有创造性发挥，他将民权新思想和无学祖元之禅道结合一处，鼓励华夏男儿重义轻生、视死如归： “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鸥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 章太炎说，天下大乱，一个义士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可以刺杀他的主人。这正是现代大侠的品格。 “一缘既绝，万念俱消。” 章太炎还说，一个人如果执着于一个信念，则绝断了这个信念，人活得就没有意义，人生的所有念头都化为灰烬。章太炎这样说，是鼓动青年为民族解放革命而死，促成了晚清华夏男儿的“自戕成仁”之风。那些行刺的勇士们觉得自己抛洒热血是“普渡众生”，单纯的肉身生命毫无意义，唯有将速朽的肉身生命投入到更大意义的事业之中，才能化为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 惟有“牺牲”才能求得“永生”。 ——有了如是精神的原动力，革命者自可潇洒赴死，“轻去就而齐死生”。 晚清维新学者梁启超对“新武精神”也有贡献。在20世纪初叶中国，《新民丛报》是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作为该报主笔的梁启超大力倡导新武精神。虽然他对俄国没有兴趣，却对不怕死的俄国虚无党人大为赞赏。他写了一篇题名《论俄罗斯虚无党》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大力介绍俄国虚无党以暗杀手段作为革命的方法。 在启蒙大师和“新武精神”激励下，晚清华夏男儿上演了一场开天辟地的辉煌史篇。 正是因为不怕死的华夏男儿前赴后继，才没能让这个腐朽政权越过300年大限。可以说，统治中国267年之久的清王朝是在华夏血性男儿的血拼下，才走入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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