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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官僚階層意識形態在主導價值體系中的突出作用 |
| | 《中國官僚階層意識形態在主導價值體系中的突出作用》
按: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骨子裡的東西。
筆者認為，一個人的價值觀代表其對生活目的的追求，社會的價值觀是一種主流價值觀，代表社會大多數人對生活目的的共同追求，而一個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則是建立在國家保障個人對生活目標的共同追求中，要求國家意志滿足民眾對生活質量越來越美好的要求，其共同情感和理智的釋放符合人們對生活的想往，即提供幸福的保障和指引。人類的福址更是上述三個層面共同在精神層面對生活滿足度的追求。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共同價值觀不但決定着國家的興衰和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其民眾所擁有的生活質量和自豪感。在主權國家概念作為社會完整形態的現實世界中，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流價值觀的認知和踐行，社會的主導價值體系，包括國家官僚階層的意識形態、民眾認同的意識形態、信仰、宗教、傳統主體文化、歷史民俗精髓、思維方式、政治文化素質以及對異質新事物的總體態度等內容。以中國這樣地大人多的大國，這些必定對世界產生着重大影響。
縱觀中國五千年文明史，自從有國家形態那天起，國家官僚的意識形態在社會的主導價值體系中是一直占據着主要地位的。以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大一統封建集權到漢武帝採納董仲舒“黜免百家，獨尊儒術”這一百多年為一個成熟區作為分水嶺，國家官僚的意識形態更上升至中國傳統社會的主導價值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這與歷史上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社會的主導價值體系，不但是當時而且至今都有根本區別的。這一點可以說即使是現在，仍是中國的根本國情，它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當代中國的基本政治和思想走向。
從五千多年前的三王五帝到夏朝建立時，雖然中國的社會形態主要是部落及其聯盟，但已逐漸具有完整的語言和能用一些文字代表固定語意並準確表達事物。這一個長時期，社會結構處於不斷擴張並相對穩定和同質整合狀態。社會的管理主要是由文化精英來操縱而非原始宗教和次文化的傳統及民俗精英分子來掌控。而當時的文化精英分子更多的是通過智慧的發揮和實踐能力脫穎而出，人們的意識也多在求疑解難中飛速深化，而非主要在敬畏大自然中求得心理解脫而產生。這就決定了在形成社會主導價值體系時社會管理的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處於強勢地位，並不斷影響着民眾的意識形態。民眾的優秀份子也以能進入社會管理的精英層為榮。歷史上禪讓的說法就是一種具有代表性的佐證。
從有文字記載的夏朝到商朝末期，無論是夏啟、武丁、暴君夏傑或商朝的陳湯以及暴君紂王，都是強調王權的統治者，其部屬也是極力維護官僚意識形態和看重政治文化素質的人。當時已經出現把信仰和宗教作為家族統治的工具的觀念。從《左傳》裡《吳許越成》記載的少康復國故事看，夏朝前期還未形成官僚階層意識形態。隨後的國家形態的形成及其發展，世俗權力又逐步強化着政治文化素養的提升，同時相對抑制了信仰和宗教的自然發展及其民眾對信仰和宗教的熱情。
周朝開始，由於周文王本身既是世俗權力的堅定奉行者又是宗教、文化和傳統習俗的精英，他在光大宗教、主體文化和傳統習俗精髓的同時，把它們織於政治權力的從屬地位。如所創立的《易經》主要也是為世俗文化而非宗教服務的。他的兒子周武王建立官制及分封八佰諸侯更是把國家官僚階層的意識形態推上了社會的主導價值體系的主導地位。主張普天下、國家、思想、政治、文化、宗教軍事等一體化。周公旦護主還政及其成為美談，表明那時國家官僚意識形態已經凌駕於宗教和文化質素之上，主導着民眾認同的意識形態。但官僚階層意識形態還處於初級階段，王權和士大夫權力還未出現根本分化，執政分工還未真正形成，官僚階層人員形成和選拔方式也很原始。據《左傳》的《子產告范宣子輕幣》看，春秋時期國家大事已經由國君委派的人執政，士大夫階層在諸侯國的政務日常管理中已經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又據《左傳》中《宋人及楚人平》看，春秋時期士大夫已經可以左右國君的行為和決策了。而且帶有濃厚的官僚階層意識形態主體人群的意志。
東周的諸子百家學說，除了道家墨家等少數講究修身養性的提出政治主張較少且宣揚“無為而治”外，其餘多數是以士大夫擔天下為己任的官僚階層意識形態為主，其中又以法家和儒家為代表，把天地人之間的各種關係系統化為用社會的各種規範行為作為要求。這樣，“百家爭嗚”時期通過政治上更高級的對世俗權力的爭奪，徹底強化了世俗權力的至高無上。在主導思維方式中，其認知功能讓宗教性的信仰功能完全依附於世俗權力認可的學說認知範疇中，並對異質文化實行不認可必放棄的態度。這一進程從《戰國策》中《蘇秦以連橫說秦》裡“崤山以東的六國，一時間盡皆聽從蘇秦的指揮”來看，官僚階層意識形態的芻型已經形成。王權和士大夫權力獲得有效平衡，士大夫的個人能力也能得到極大的發揮。
以秦始皇法家思想統一天下並“焚書坑儒"作為起點，以漢武帝在全國範圍內確立“尊儒尊孔”為終點，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文化、民俗精髓等走上了“聖學"為大經大法解釋一切的唯我獨尊只注重放射性擴散不注重吸收接納的思維方式之中。司馬遷《史記》裡《孔子世家贊》記載，“他的學說流傳了十幾代，自天子、王侯起，中國講說六藝的人，都以孔子的學說作為標準”，清楚表明漢武帝時期官僚階層意識形態已經擴展到價值觀的方方面面。
從漢初直到北宋，中國的主導價值體系都是處在以國家官僚的意識形態為主體的不斷整理、豐富、完善和神化其代表——儒家聖學的過程中。即使南北朝和五代十國的異族衝擊也沒能對其產生大的改變。這一時期反而進一步向外圍和異族強化了中國主導思維方式對異質文化的排斥，其判斷和識別在態度上是非理性的。從隋朝建立科舉制度始到朱熹理學確立止，中國的社會主導價值體系全面形成以官僚階層的意識形態為至高無上的價值首選的官本位主義，幾乎人人以當官為實現自己人生目標的理想。這期間科舉取仕制度應運而生並且對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起了強有力的推動，但由於它的封閉性和自我欣賞的高價值，最終導致了中國社會主導價值體系的奇形和未全面發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事實上這也是強大的中華帝國及其文化走向衰落的開始。從唐代韓愈《原道》中可以看出，官僚階層意識形態已經把宗教和各派學說全部歸於儒家學說的從屬地位，而傳統文化及民俗充其量算個附庸，輪為官僚階層意識形態的服務工具。而由北宋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可知，官僚階層意識形態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已經把道德凌駕於法律之上並且作為法律的準繩。其反動和迂腐已不適應社會現實的需要。隨後盛行於世的陳朱理學更發飆到“存天理，滅人慾”的非理性地步，逐步使官僚階層意識形態的主體人群一個個成為偽君子，影響直到現在。是中國及其社會認知到目前為止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的主要原因，特別對中國人的安全感和思想自由至今產生着不可估量的桎梏。
元朝蒙古族統治者在統治過程中，由於不能接受龐大群體的漢文化及其價值觀的同化而被迫離開中原大地。明清時代由於中國傳統官學化的儒學作為士紳官僚安身立命的意識形態金科玉律，其認知功能與信仰的功能結合得更加緊密，已經開始閉關鎖國，表現出歷史倒退了。
隨着世界範圍內以科學技術為代表的工業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中國社會的主導價值體系的弊端逐步顯現，至今還在一些重要方面深刻影響着中國的進步和發展。特別是國家官僚階層的意識形態和主導思維方式至今還對西方異質的工業文明的價值和意義有着認知上的雙向扭曲和錯位。一方面，一些西方文化中的精華和垃圾不願也不能有效區分。如對待科克倫留下的三峽鋼絲，洋垃圾的瘋狂回收等荒唐行為。另一方面，多種外來思潮和宗教信仰甚至時尚等，均在為我所用中異質為少有理性識別的本土精神。如英雄的高尚性仍然以舊時的中國式人文精神為標準而不是根據理性要求本身，以及來自西方的一些信息衝擊被認為是中國社會完美的價值系統之外的衝擊等。一個極具反思的例子，在沒有實證主義及其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前提下，在不懂專業化、標準化、成本化、規模化等新觀念下，在不會用數字和符號配合文字表達深刻思想，在不知追求尊嚴和真理等人文精神的前提條件下，中國的主流意識及主導思維方式在學者們眼裡至今還在妄談什麼如果沒有滿族的入侵，中國在明末清初時期也會緩慢的出現資本主義萌勢等可恥且幼稚的胡思亂想。
可笑之處的關鍵形成原因是國家官僚階層意識形態的固化對民眾認同的意識形態、對信仰宗教、對傳統主體文化、對民俗傳統精髓、對思維方式、對政治文化素質、對異質新事物的態度等，全方位產生着主動的影響，即當下的官本位思想左右着中國人的主流價值觀。例如，從“陳勝吳廣起義”直到“太平天國運動”，作為民眾心態向官僚意識形態看齊的一種手段，都把裝神弄鬼等一眼就能看破的把戲當着取得世俗權力的高招。其深層原因還有許多心理因素，比如面對美好的事物其價值觀就比較意淫。舉例來說就像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傳統秩序神聖性，本來是需要深入內心的宗教化的意識形態學理來論證，用以鞏固統治秩序的價值取向，卻由於擺脫不了儒學的類似宗教教義的思維方法和信仰，鬧出男女授受不親和發受之於父母再長也不准剃的笑話。極至觀點為，變態地把大男子主義要求的娶小腳女人等都納入是對幸福的追求。更深刻的影響還在當代。沿於中國的歷史，人們對幸福的追求多局限於欲望的滿足，絕大多數人對有意義的生活是什麼毫無真正意義上的精神追求甚至理解。簡單說就是不明了什麼是真正的幸福。無論是小市民的今天吃稀飯明天吃乾飯我就幸福，或是小資們無天災人禍有口福艷福就萬事大吉，抑或是士紳官僚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等幸福觀，其價值觀多是建立在情感的欲望滿足之上，缺乏理性的探索，少有追求精神世界的滿足。至多不過要求獲得別人的認同和認知。一些以實現自我奮鬥目標並且充滿公益性目的的有識之士，雖然做得對，卻不知其所以然。其實，人的生命本質上是肉體和靈魂的統一，離開了靈魂性就失去了生活的意義，人就不成其為人而與豬猴無異。而人的靈魂性要求人充滿精神靈性，自由信仰，健康心智，人文關懷等內涵。它要求人要為個人、社會、和人類的福址去進行卓有成效的生活。這是一個正確的並且對中國非常有現實意義的價值觀點。遺憾的是這些都由於與中國官僚階層意識形態相佐而被官方拒絕和埋沒着。
劉廷兵於兩路飛湖路家中
201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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