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載於1863期《作家文摘》】
梁漱溟
梁漱溟在整個民國政治人物當中，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政治家，並不是純粹的讀書人。1930年後，特別是1937-1945年，梁漱溟在中國政治舞台中處處扮演重要的角色。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沒有一個和梁漱溟相當的人，能夠像他這樣去發聲，去影響。
梁漱溟與蔣介石、李濟深、韓復榘
蔣介石、李濟深、韓復榘
梁漱溟這一代人從辛亥革命開始起步，1900年保皇革命，他還在革命與改良中間搖擺。1907-1910年，梁漱溟義無反顧地走向革命，是辛亥革命真正的參加者。但辛亥革命之後，梁漱溟有很多的困惑，為什麼辛亥革命發生這麼大變革之後，國家還是這樣？
1925年南方興起國民革命，梁漱溟覺得這是中國革命的出路，因此去了廣州，並和幾個重要人物相識：與他有親戚關係的伍觀淇、與他同樣對佛教有信仰的陳銘樞、國民黨內部第二把手李濟深。
梁漱溟在李濟深的司令部里，告訴李濟深中國統一是沒用的，國民黨是不可能有希望的。只有做地方自治，不要地方大，廣東一個小地方就可以，從局部實驗，做一個示範，才是出路。
在與蔣介石關係中，梁漱溟和蔣介石找不到親近感。蔣介石是一個很死板的人，不苟言笑。梁漱溟也是這樣一個人，他們的價值觀也不同。蔣介石和梁漱溟交往的全部就是公事公辦，沒有一點可以私下探討的空間。
在民國時期，無論在1929-1930年開始的河南的村治運動，還是到1930年山東的鄉村自治運動，梁漱溟和馮玉祥有高度的認同感。梁漱溟做的事情，馮玉祥認為是中國的出路，應該去做。在山東的鄉村建設運動，基本上就是靠韓復榘的幫助。在當時的大省山東，韓復榘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授權非常大。鄉村建設研究院管理許多縣，可以安排一個縣的事務，並有選擇縣長的權力。梁漱溟也把山東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全身心地去改造山東的民風、民俗，推動鄉村的自治建設，走的是中國現代化道路。
後來，和李濟深一樣，韓復榘、馮玉祥都與蔣介石發生了衝突。不是梁漱溟和蔣介石鬧翻了，是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心地位不變，梁漱溟和他的對立面站到一起了。這樣就使梁漱溟和國民黨之間就產生了很多的障礙。
從民國初年一直到民國結束，梁漱溟都在與國民黨的非主流合作。
梁漱溟與毛澤東、范文瀾
毛澤東與范文瀾
梁漱溟和毛澤東之間的交往，要從1917年開始算起。這一年，梁漱溟來北大哲學系當講師，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做編務工作，范文瀾畢業之後在北大擔任校長的私人秘書。張申府也在這一年畢業，做了圖書館編務組的組長。這幾個青年同在北大，都出生於1893年，是同齡人。就在北大紅樓一個樓里待着，校長室和圖書館在同一個樓道裡面。
梁漱溟進北大之前在司法部當秘書。當時，梁漱溟寫了一篇《究元決疑》發表在《東方雜誌》上，蔡元培從國外回來接辦北大的時候讀到這篇關於宗教、美學、哲學的文章，他很有興趣。蔡元培就讓梁漱溟去哲學系講印度佛教。梁漱溟認為自己並不懂這一專業，不知如何講課才好。蔡元培說，如果梁漱溟不懂，其實也沒人懂，能講成怎樣就怎樣。
1917年，北大的教授很大一批都是從海外歸來的洋博士。梁漱溟在北大可能比較邊緣化，大概毛澤東和梁漱溟遭遇相似。這就為1938年梁漱溟和毛澤東的感情比較深作了一個鋪墊。
另外一個人是范文瀾。范文瀾出生在一個大家庭，跟蔡元培是老鄉，通過家族關係，蔡元培讓他做自己的私人秘書。這幾個北大邊緣人就遇到了一起。他們幾個人都影響到後來中國歷史的改變。
後來幾十年間，他們並沒有什麼來往。但等到抗戰爆發後，這幾個人都成為中國政治領域中重量級的人物。范文瀾在經歷了波折之後，於1937年就在河南大學教書，1939年到了延安。梁漱溟在進行鄉村建設，辦曲阜大學，抗戰爆發後任職國民參政會。1938年，以國民參政會的身份到延安去拜訪，與毛澤東面談。國民參政會當時派了好幾批參政員，只有梁漱溟和毛澤東長談了7、8次，有幾次是徹夜長談，有幾次談到半夜。當時去延安，黃炎培也以國民參議員的身份去過，傅斯年去過，都沒能和毛澤東有這種溝通。這些人都曾在北大認識，但唯有梁漱溟與毛澤東互相之間找到了一種如“他鄉遇故知”的好感。
1938年，梁漱溟的想法是無法和毛澤東走到一起的，梁漱溟無法認同階級分析。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結構的分析，要通過階級鬥爭的手段打碎中國社會，重建中國，這是梁漱溟反對的。但政治觀點衝突並不影響他們在生活中成為好朋友，這影響到後來梁漱溟的選擇。梁漱溟自認為和毛澤東是好朋友，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梁漱溟與毛澤東走得更近的原因。因此，1953年，梁漱溟在討論總路線問題的時候，他認為朋友的事情要當作自己的事情來做。如果他不是這樣義氣，如果是程式化、禮節性地去提建議，大概沒有後來的麻煩了。
梁漱溟與胡適、蔣夢麟、董時進
胡適、蔣夢麟、董時進
梁漱溟和胡適都有過和最高層的交往，梁漱溟和毛澤東有很長時間的交往，胡適和蔣介石有直接的交往。1958年，胡適就當面講蔣介石說得不對。蔣介石內心很生氣，但當時依然非常客氣，不過在當天日記中，蔣介石大罵胡適，以為這是他這輩子第二次受到的最大的污辱。同樣，梁漱溟跟毛主席說，主席你只要承認自己說錯了。只要有這點雅量，我依然繼續佩服你，我也就不再計較了。毛澤東說，你要的雅量，我是不會給的。於是，兩人越說越扭，最後鬧得不可開交。
梁漱溟一輩子關心兩個問題，即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1926年後，梁漱溟就把精力都放在中國農村問題上，中國農村應該怎麼走？中國現代化應該怎麼走？他和黃炎培、晏陽初這一大批人都在尋找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梁漱溟是和地方政治勢力打交道，進行現代化的鄉村建設。
梁漱溟北大的老同事、老領導蔣夢麟，和梁漱溟一樣都把人生一個漫長的時間奉獻給農村復興運動，但是卻有完全不一樣的結局。梁漱溟在河南和山東做的試驗。1947年劉少奇在給中央報告時，對其是基本的否定，批判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是給統治階級塗脂抹粉。1949年之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不可能重新恢復了，他到了北京之後，曾建議辦一個中國文化或世界文化研究所，但毛澤東那時很想讓梁漱溟進入政府，像張東蓀、章伯鈞那樣擔負實際的職務。梁漱溟對於這些似乎沒有興趣，研究所沒有辦起來，鄉村建設事業更不可能重新恢復。1953年與毛澤東衝突後，就基本上沉默起來了。
蔣夢麟離開北大之後，追隨蔣介石、宋子文從事實際政治，官至行政院秘書長。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給中國一筆投資，中美兩國政府合組了一個“農村復興委員會”，蔣夢麟接受蔣介石的委託，擔任“農復會”主委，為土地改革、農村復興貢獻卓著。蔣夢麟的後半生，直至去世，都在農村復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這個職位上。1949-1960年，在台灣的農業發展中，蔣夢麟所作的貢獻是梁漱溟在中國大陸根本沒辦法比的。
另外一個與梁漱溟有可比性的是董時進，他是比梁漱溟小一代的人。他留學時研究的也是中國農村經濟、農村發展問題。他對農村的看法和梁漱溟這批人的看法比較接近。中國的農村從近代西方經濟勢力進入後，一直在走下坡路，農村的衰落是一個無法避免的過程，農業繼續在衰落。畢竟中國是從農業文明走過來的，這一批人都在探討，農業怎樣重振？怎樣在工業上面發展？
1949年，政治大變革時，梁漱溟和董時進對中國的未來有一個共同的看法，這牽涉新老解放區相繼進行的土地改革。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鄉村建設理論》等書當中，對中國的土地制度有詳細的分析。他認為中國的土地制度是正當的、合理的。在中國歷史上，土地並沒有那種想象的大的兼併情況。書中詳細分析到，從古代以來，中國的制度一直在保證着土地的流動性，中國有長子繼承和諸子均分制度。中國的地主大都很節儉、勤奮。董時進也認為地主都是身居簡陋、靠勤勞、奮鬥一點點發展起來的。在他們所提供的證據中，一大批地主往前追20年，可能就在上海做勞力，每個月一點工錢，都給家裡人寄回去，然後家裡人就買田，今天買一分，明天買一畝，這樣才積累起來。
1950年代初，梁漱溟、董時進都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都認為中國的土地制度不能也不應該進行大的改革，一定要維護土地的私有體制，尊重人民的財產權。但是，梁漱溟後來到新老解放區參觀之後，看法有所改變，他覺得中共領導的土地改革也有可取之處
與梁漱溟不同，1949年12月，董時進寫信給毛澤東，勸說毛澤東一定要停止土地改革。這封信寫了大概10頁紙。信里預測了這樣改革下去，結局是什麼。後來，董時進在香港寫了一篇回憶，說毛澤東並沒看這封信。若讀過，一定不會無動於衷。這封信寄出的第二天，毛澤東出發去莫斯科訪問，兩個月之後才回來，之後又事務繁忙，這封信又很長，就沒看。
董時進後來離開大陸，去了美國教書，一直活到90多歲。
1953年梁漱溟與毛澤東衝突之後，沉默了很多年，這也讓他躲過了反右，沒有像那些老朋友受到那麼多的磨難。除了“文革”最極端的幾年，梁漱溟大致維持着一個比較平靜的生活狀態，直至毛澤東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