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载于1863期《作家文摘》】
梁漱溟
梁漱溟在整个民国政治人物当中，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政治家，并不是纯粹的读书人。1930年后，特别是1937-1945年，梁漱溟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处处扮演重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没有一个和梁漱溟相当的人，能够像他这样去发声，去影响。
梁漱溟与蒋介石、李济深、韩复榘
蒋介石、李济深、韩复榘
梁漱溟这一代人从辛亥革命开始起步，1900年保皇革命，他还在革命与改良中间摇摆。1907-1910年，梁漱溟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是辛亥革命真正的参加者。但辛亥革命之后，梁漱溟有很多的困惑，为什么辛亥革命发生这么大变革之后，国家还是这样？
1925年南方兴起国民革命，梁漱溟觉得这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因此去了广州，并和几个重要人物相识：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伍观淇、与他同样对佛教有信仰的陈铭枢、国民党内部第二把手李济深。
梁漱溟在李济深的司令部里，告诉李济深中国统一是没用的，国民党是不可能有希望的。只有做地方自治，不要地方大，广东一个小地方就可以，从局部实验，做一个示范，才是出路。
在与蒋介石关系中，梁漱溟和蒋介石找不到亲近感。蒋介石是一个很死板的人，不苟言笑。梁漱溟也是这样一个人，他们的价值观也不同。蒋介石和梁漱溟交往的全部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一点可以私下探讨的空间。
在民国时期，无论在1929-1930年开始的河南的村治运动，还是到1930年山东的乡村自治运动，梁漱溟和冯玉祥有高度的认同感。梁漱溟做的事情，冯玉祥认为是中国的出路，应该去做。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基本上就是靠韩复榘的帮助。在当时的大省山东，韩复榘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授权非常大。乡村建设研究院管理许多县，可以安排一个县的事务，并有选择县长的权力。梁漱溟也把山东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全身心地去改造山东的民风、民俗，推动乡村的自治建设，走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
后来，和李济深一样，韩复榘、冯玉祥都与蒋介石发生了冲突。不是梁漱溟和蒋介石闹翻了，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不变，梁漱溟和他的对立面站到一起了。这样就使梁漱溟和国民党之间就产生了很多的障碍。
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民国结束，梁漱溟都在与国民党的非主流合作。
梁漱溟与毛泽东、范文澜
毛泽东与范文澜
梁漱溟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要从1917年开始算起。这一年，梁漱溟来北大哲学系当讲师，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做编务工作，范文澜毕业之后在北大担任校长的私人秘书。张申府也在这一年毕业，做了图书馆编务组的组长。这几个青年同在北大，都出生于1893年，是同龄人。就在北大红楼一个楼里待着，校长室和图书馆在同一个楼道里面。
梁漱溟进北大之前在司法部当秘书。当时，梁漱溟写了一篇《究元决疑》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蔡元培从国外回来接办北大的时候读到这篇关于宗教、美学、哲学的文章，他很有兴趣。蔡元培就让梁漱溟去哲学系讲印度佛教。梁漱溟认为自己并不懂这一专业，不知如何讲课才好。蔡元培说，如果梁漱溟不懂，其实也没人懂，能讲成怎样就怎样。
1917年，北大的教授很大一批都是从海外归来的洋博士。梁漱溟在北大可能比较边缘化，大概毛泽东和梁漱溟遭遇相似。这就为1938年梁漱溟和毛泽东的感情比较深作了一个铺垫。
另外一个人是范文澜。范文澜出生在一个大家庭，跟蔡元培是老乡，通过家族关系，蔡元培让他做自己的私人秘书。这几个北大边缘人就遇到了一起。他们几个人都影响到后来中国历史的改变。
后来几十年间，他们并没有什么来往。但等到抗战爆发后，这几个人都成为中国政治领域中重量级的人物。范文澜在经历了波折之后，于1937年就在河南大学教书，1939年到了延安。梁漱溟在进行乡村建设，办曲阜大学，抗战爆发后任职国民参政会。1938年，以国民参政会的身份到延安去拜访，与毛泽东面谈。国民参政会当时派了好几批参政员，只有梁漱溟和毛泽东长谈了7、8次，有几次是彻夜长谈，有几次谈到半夜。当时去延安，黄炎培也以国民参议员的身份去过，傅斯年去过，都没能和毛泽东有这种沟通。这些人都曾在北大认识，但唯有梁漱溟与毛泽东互相之间找到了一种如“他乡遇故知”的好感。
1938年，梁漱溟的想法是无法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梁漱溟无法认同阶级分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打碎中国社会，重建中国，这是梁漱溟反对的。但政治观点冲突并不影响他们在生活中成为好朋友，这影响到后来梁漱溟的选择。梁漱溟自认为和毛泽东是好朋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与毛泽东走得更近的原因。因此，1953年，梁漱溟在讨论总路线问题的时候，他认为朋友的事情要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如果他不是这样义气，如果是程式化、礼节性地去提建议，大概没有后来的麻烦了。
梁漱溟与胡适、蒋梦麟、董时进
胡适、蒋梦麟、董时进
梁漱溟和胡适都有过和最高层的交往，梁漱溟和毛泽东有很长时间的交往，胡适和蒋介石有直接的交往。1958年，胡适就当面讲蒋介石说得不对。蒋介石内心很生气，但当时依然非常客气，不过在当天日记中，蒋介石大骂胡适，以为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受到的最大的污辱。同样，梁漱溟跟毛主席说，主席你只要承认自己说错了。只要有这点雅量，我依然继续佩服你，我也就不再计较了。毛泽东说，你要的雅量，我是不会给的。于是，两人越说越扭，最后闹得不可开交。
梁漱溟一辈子关心两个问题，即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1926年后，梁漱溟就把精力都放在中国农村问题上，中国农村应该怎么走？中国现代化应该怎么走？他和黄炎培、晏阳初这一大批人都在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梁漱溟是和地方政治势力打交道，进行现代化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北大的老同事、老领导蒋梦麟，和梁漱溟一样都把人生一个漫长的时间奉献给农村复兴运动，但是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梁漱溟在河南和山东做的试验。1947年刘少奇在给中央报告时，对其是基本的否定，批判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给统治阶级涂脂抹粉。1949年之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可能重新恢复了，他到了北京之后，曾建议办一个中国文化或世界文化研究所，但毛泽东那时很想让梁漱溟进入政府，像张东荪、章伯钧那样担负实际的职务。梁漱溟对于这些似乎没有兴趣，研究所没有办起来，乡村建设事业更不可能重新恢复。1953年与毛泽东冲突后，就基本上沉默起来了。
蒋梦麟离开北大之后，追随蒋介石、宋子文从事实际政治，官至行政院秘书长。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给中国一笔投资，中美两国政府合组了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蒋梦麟接受蒋介石的委托，担任“农复会”主委，为土地改革、农村复兴贡献卓著。蒋梦麟的后半生，直至去世，都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个职位上。1949-1960年，在台湾的农业发展中，蒋梦麟所作的贡献是梁漱溟在中国大陆根本没办法比的。
另外一个与梁漱溟有可比性的是董时进，他是比梁漱溟小一代的人。他留学时研究的也是中国农村经济、农村发展问题。他对农村的看法和梁漱溟这批人的看法比较接近。中国的农村从近代西方经济势力进入后，一直在走下坡路，农村的衰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农业继续在衰落。毕竟中国是从农业文明走过来的，这一批人都在探讨，农业怎样重振？怎样在工业上面发展？
1949年，政治大变革时，梁漱溟和董时进对中国的未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这牵涉新老解放区相继进行的土地改革。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等书当中，对中国的土地制度有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正当的、合理的。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并没有那种想象的大的兼并情况。书中详细分析到，从古代以来，中国的制度一直在保证着土地的流动性，中国有长子继承和诸子均分制度。中国的地主大都很节俭、勤奋。董时进也认为地主都是身居简陋、靠勤劳、奋斗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在他们所提供的证据中，一大批地主往前追20年，可能就在上海做劳力，每个月一点工钱，都给家里人寄回去，然后家里人就买田，今天买一分，明天买一亩，这样才积累起来。
1950年代初，梁漱溟、董时进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不能也不应该进行大的改革，一定要维护土地的私有体制，尊重人民的财产权。但是，梁漱溟后来到新老解放区参观之后，看法有所改变，他觉得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也有可取之处
与梁漱溟不同，1949年12月，董时进写信给毛泽东，劝说毛泽东一定要停止土地改革。这封信写了大概10页纸。信里预测了这样改革下去，结局是什么。后来，董时进在香港写了一篇回忆，说毛泽东并没看这封信。若读过，一定不会无动于衷。这封信寄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出发去莫斯科访问，两个月之后才回来，之后又事务繁忙，这封信又很长，就没看。
董时进后来离开大陆，去了美国教书，一直活到90多岁。
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冲突之后，沉默了很多年，这也让他躲过了反右，没有像那些老朋友受到那么多的磨难。除了“文革”最极端的几年，梁漱溟大致维持着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状态，直至毛泽东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