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形成了某些固定模式，隆重的仪式、媒体的集中宣传，以及充斥银屏的抗日剧，这些都是基本盘，为的是渲染和烘托伟大胜利，展现大国威仪，激发强大的民族自豪感。如果把眼光再放宽一点就会发现，当大陆庆祝胜利之时，台湾的国民党也同样在庆祝胜利，这才绘出了纪念抗战和庆祝胜利的全景图——它是两党的庆祝。

近日在朋友圈中流传着台湾前行政院长、国民党元老郝柏村的一篇文章，要求还原历史真相，而他提出的历史真相又与另外一个问题是重叠在一起的，即国民党和它的领袖领导抗战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完全不是一个新话题，它是国共两党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停止的互争领导权的历史纷争。

但郝柏村的心目中历史真相未必就是历史真相，我们只要把抗日战争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清政府没有在1911年垮台，中国是否会赢得胜利。1937—1945年的中日之战是1894年开始的甲午战争的继续，它只是半个世纪的中日冲突的一次总决战。在这半个世纪里发生的辛亥革命虽然变更了政府，但国家实力以及中日实力对比并没有发生逆转或者有利于中方的变化。甲午战争时日本刚刚跨入了世界强国之列，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专制的国家，1937年，日本已经是世界一流强国，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专制的国家。1936年，日本钢的年生产量为640万吨，中国不足1000吨，日本可以生产飞机、战斗机、轰炸机、坦克、航空母舰等各类现代先进武器，技术一流，产品性能优良，中国仅能生产少量的小型的步兵武器装备。甲午之年中国好歹还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而1937年抗战爆发前，中国已经经过长期的内战，军事割据又进一步损害了国家对外抵抗的能力。1937年与甲午年的抗战形势在一个方面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巨大转变，从中国单独对抗日本变为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一道对抗日本。国际局势方面，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都不具有改变大局的能力，德、日轴心国的形成和美、英、苏、中反法西斯同盟不会因为中国政府的变更而有所不同。因此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即使不发生辛亥革命，1945年中国人民的对日胜利是没有问题的。

抗战的历史真相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首先它当然是指实际的抗战经过，战争规模，投入力量，杀伤敌方人数，重大会战等等，这些都是战争记录的关键要素。但是，现代战争都是总体战，战争实际上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全部资源和经济实力的较量。因此，战争真相的记录还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人口规模、民族精神、文化教育、军事体制、国家动员的有效性等。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指挥者鲁登道夫就说过，“今天的所谓战场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从一场具体的战争来看，战争的领导和指挥对胜利的作用是直接的，似乎是决定性的，但对于整个战争的胜负而言，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不是战争的领导和指挥，而是国家的整体力量。二次大战期间，无论谁当美国总统，无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是谁，盟国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抗战的历史真相不只是存在于战争中，更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整体之中;不只是存在于1937—1945年的历史中，更存在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不只是存在于胜利中，更存在于失败和挫折中。缺少或淡化国军史诗般的抗战场面，无疑是不真实的抗战史，是对历史的歪曲。把国共两党的抗战都记录在册也并非就是一部真实和全面的抗战史。它的胜利不是一党的胜利，它的失败也不是一党的失败。战争是国家的和民族的整体战，抗战的历史也是整体史。那场抗战胜利是一次耻辱多于荣耀的胜利，是由接连不断的溃败组成的胜利。即使是最终获胜，依然不能抵消它之前失败的耻辱。它的失败不比法国对德国的失败，它的胜利又不比俄国的胜利。法国的失败是势所必然，而俄国的完胜足以使它一雪前耻。德国自从统一后，法国凭借人口优势称雄欧洲大陆的历史就结束了，并永久性地失去了反败为胜的机会，1940年的法国在德国战车面前是难以抗拒的。俄国依靠自己欧洲的第一人口大国和辽阔的国土面积为其创造的战略纵深，像1812年击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一样，二战时重创德国并击败了希特勒。

中国与法国同为二战同盟国中地位有些尴尬的战胜国，中国没有单独击败侵略者的能力。法国维希政府在1940年投降或是不投降，对战争结局都没有实质性影响，对一个大国以及民族雄心来说它都是巨大的打击。法国从此放弃了对德国复仇的念头，而这个念头在普法战争失败后曾强烈地支配着法国的对外政策。法国把自己在二战的胜利与盟国的胜利视为一体，法国把自己纪念二战胜利与盟国纪念二战的胜利结合在一起，并且把德国纳入纪念胜利的时间之中，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对立早已不再存在。主要同盟国在二战胜利日已不是纪念胜利，而是纪念和平。于此同时，中国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是单独进行的，没有盟国的共同参与，更没有当年的战败国日本的参与，是当年的盟国“忘记了”中国战场的抗战，还是中国缺少应有的自信“忘记了”盟国，关门纪念这不仅仅是纪念形式和仪式的问题，这也是纪念内涵的表达，庆祝胜利的意味明显，并把胜利归之于自我的努力和伟大。在二战时期的主要交战国中，法德成了欧洲联合的发动机，美日早已成为盟国，只有中日两个亚洲大国至今没有放弃对抗思维。

对抗战缺少国家层面的反省，对在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中日冲突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真是匪夷所思。抗日神剧的大量出现不仅仅是一个电视现象，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是通过影视作品审查体现出来的政治导向。神剧之神还不是表现在手撕鬼子、裤裆藏雷这些被观众广为嘲讽的细节上，而是表现在作品的基调、故事编排和人物塑造上，不堪一击的日军和战无不胜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了国军，是抗战变成了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儿戏。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宣扬伟大的胜利。

没有反省就没有真相，也就没有历史的深度。历史真相包含了对历史的反省，因为反省使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事物的全貌，过去被忽视的事实由于反省而被发现和被重视，每一次反省，都是对历史的重新审视，都是对历史教训的再认识。一个善于反省自我的民族，没有落后的理由。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差距，归根到底是善于反省和不善于反省的差别。日本在参加八国联军1900年进攻北京的战争中发现其军马与欧美军马相比，在体高、身重、奔跑时速方面君均处于明显劣势，于是便开始以法律形式改良国内马匹。在紧随其后的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马的体质仍然不足以与俄国战马相比，这刺激日本从1906年开始实施更大力度的“马政18年计划”，将国内总马数的70%用西洋马种进行品种改良，在此基础上，1924年又实施第二期改良计划，即对马匹实行混血改良，成功培育出体格健壮、耐力持久的“东洋大马”，到1932年，日本军马的平均体能达到了欧美军马的水平。

日本改良战马只是其积极行动、厉行改革的一个事例，它的积极进取的改革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而清帝国在甲午战争失败的耻辱并没有让它反省，更没有促进它起而改革，相反，它以镇压戊戌变法来表明自己的顽固不化。它是不愿意承认，还是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政治体制的腐败是致使自己失败的原因，这已经不重要了。它坚持自己的制度非常优越，中学为体绝不能变。具有讽刺意味，也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要等到1905年在中国进行的、以日本胜利告终的日俄战争结束，中国政府才认识到宪政胜过专制，并计划立宪改革。

在面对西方力量进入的大变局中，中国政府始终像某种体态庞大的史前动物，对周围环境反应迟钝。与日本政府对比，它的迟钝、暗昧、愚顽就暴露得更加充分。1853年，美国准将佩里率领战舰出现在江户湾入口，要求与美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由此日本锁闭的国门被打开了，由此导致了明治维新，日本因此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而佩里这位美国侵略者也被日本人当作英雄，为他树立了纪念雕塑。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都没有使清廷从唯我独尊的盲目自大中醒悟过来。当日本政府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时，中国政府在搞洋务运动;当日本政府力争培植民间工业发展、一批代表现代工业水平的私营企业脱颖而出时，中国政府在努力把现代工业控制在自己手里，官办企业腐败丛生，产品价高质次，深陷亏损泥潭;当日本军队在兵役制度、指挥体系、情报通讯系统、后勤医疗保障等方面基本按照西方模式完成现代化改造时，清国军队还是一支旧式的、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勇军，实行古老的佣兵制，兵勇服役是为了获得军饷和糊口，政府为强军最热衷做的事情是买枪，买炮，买舰船。

对抗战的反省与其说是反省胜利，还不如说是反省失败和挫折。一个在人口、国土面积和资源方面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在对抗中几乎居于绝对劣势，即使最后获胜也不值得自豪和大吹大擂。对政治的反省是首要的和根本的。只有政治制度的失败才能解释荒唐的、残酷的、然而又是必然的战争失败。在比较中，我们不只是看到一边是老成持重、自命不凡、固步自封、自我利益至上、暗于世界大势的中国官僚，一边是奋发有为、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心态开放、善于学习、洞悉世界发展趋势的日本政客，更看到了不同政治制度造成的不同社会，专制下的万马齐喑、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与自由社会的创造活力、国与民一体和社会全面进步所形成的强烈反差。

清廷对日战争败绩暴露出来的腐败无能激活了反清力量，也是促使它垮台的第一个重大环节。明治维新的日本成为革命者向往和模仿的榜样，可是，在1911年推翻帝制后中国并没有出现明治维新式的、由革命者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局面，而是陷入了中国古老的改朝换代的传统剧情中。专制和建立专制就是中国王朝史的全部。在清政府垮台、国家权力出现空挡期间各种势力乘机登上争夺权力的舞台，拥兵自重。中国内部的动乱和分裂使日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日本顺利占领东北。它获取了吞并中国的富足基地。国土沦丧没有促成国内武装派别的联合和止息内战，相反正是内战最激烈的年头，直到日本人在北京郊区挑起军事行动，攻入中国心脏地区，所有国内武装派别都面临难以自保的危机，他们才匆匆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国历史上这不是唯一的一幕，使人想起清兵压境的情况下明王朝和李自成的生死之战，而明王朝最不可救药的是，在清兵占领北京后，其生存危机越深，内部的权力斗争越甚，覆巢之下的愚蠢争夺至死方休。

一个国家在经历千般苦难之后终于取得了抗战胜利，一时陶醉在胜利中是理所当然的，但长期陶醉在日益遥远的胜利中却是不真实的，它早就应该反省这次胜利。一个人从懵懂少年进入成年的标志，是他学会了反省自己的言行，学会反省是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进步的起点。国家也是如此。从国家的角度反省抗战，而不是像郝柏村那样囿于党派角度的反省，才可能获得一部真实的抗战史。至于作为执政6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其政府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更应该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对中日战争。一部真实的抗战史对中国意义重大，历经50年的国家苦难不是为了换回日本人不间断的道歉，而是要换来对苦难教训的真实了解。苦难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能够从中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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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新浪博客，作者生长于湖南,就业于成都,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