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良按：秦檜、李鴻章和汪精衛是中國歷史上三個著名漢奸，分別是古代、近代和現代漢奸的典型，從他們身上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國漢奸文化形成的脈絡和特點，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中國漢奸文化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是社會價值觀逐漸墮落的過程。這一點，從秦檜、李鴻章和汪精衛的遺囑中看得十分清楚。
古代秦檜雖然身為漢奸，但是卻並不認為漢奸行為是正確的，在價值觀上仍然以漢奸為恥，只是認為自己身為人臣不得已而為之。雖然失去了民族大節，但是在忠義這個小節上仍然固守道義，特別是一句“莫須有”（或許有或許沒有），表明了秦檜在道義上仍然沒有突破倫理底線。可見在古代中國，當漢奸只是在利益驅使和外力逼迫下的無奈選擇，屬於不得已而為之，並沒有形成漢文化。所以秦檜遺囑中預見到自己要遭受清算，而且並沒有認為自己不該遭受清算，只是感嘆自己生錯了時代，不該生在這個亂世之中。秦檜代表了中國古代漢奸的特點。
與秦檜的直言不諱相比較，李鴻章遺囑中則不露痕跡地完全迴避了漢奸問題，既沒有象秦檜那樣否定漢奸行為，也沒有象後來汪精衛那樣為自己漢奸行為辯護，只是大談自己主觀上如何堅持“多難興邦，殷憂啟聖”的良好願望，客觀上如何堅持“舉行新政，力圖自強”的改革路線，而對於當世人們指責李鴻章的兩個最大問題——漢奸賣國和巨額腐敗，則絕口不提，連一個字都沒有。作為歷史上同樣的大漢奸，李鴻章的賣國並不亞於秦檜，可是卻從秦檜的否定漢奸行為退卻到迴避漢奸行為，可以說是在價值觀和道義上的巨大墮落，只是還沒有墮落到為漢奸行為辯護的地步，與後來的汪精衛相比，仍然在價值觀和道義上沒有突破底線。李鴻章的這個特點，是中國近代漢奸的代表。
與古代漢奸秦檜、近代漢奸李鴻章相比較，現代漢奸汪精衛是在道義上最為墮落的一個。秦檜否定漢奸，李鴻章迴避漢奸，至少說明他們良知未泯，尚知羞恥，知道做漢奸不對，而汪精衛卻堂而皇之地為自己漢奸行為辯護，把自己的漢奸勾當描繪成為英雄行為。汪精衛把自己漢奸行為描繪成為歷史功臣的依據，就是以消極抗戰的蔣介石為尺度。汪精衛曾經與另一個大漢奸陳公博有一段精彩對話，陳公博說：“現在有人把汪先生稱為是秦檜，可是即使秦檜死了，對於挽救南宋也沒什麼作用。說秦檜和汪先生是賣國，但賣國至少還能換回一點東西，有人一天逃跑100公里（指蔣介石），豈止是賣國，簡直就是送國。”汪精衛聽罷十分自豪地說：“人家送國是沒有限度的，我汪精衛賣國是有限度的”。還在他們建立漢奸政權的政治宣言中慷慨激昂地宣稱，他們建立漢奸政權的目的，“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只要跟着他們走漢奸道路，“不但可以建設新的現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在此，汪精衛已經不僅是選擇了一條充當漢奸的政治道路，更加惡劣的是還在開啟一種漢奸文化。汪精衛開啟漢奸文化的舉措，是中國抗戰時期形成一千萬漢奸的重要因素。只是在當時全面抗戰的壯烈氛圍中，沒有形成漢奸文化的歷史條件，所以汪精衛開啟的漢奸文化才沒有形成。
如果單就汪精衛和蔣介石相比，他這“曲線救國”的漢奸理論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這也是當時那麼多中國人跟隨汪精衛走上漢奸道路的原因。但是問題就在於當時並非只有消極抗戰的蔣介石，還有捨生忘死北上抗日的的毛澤東。與冒着蔣介石的炮火、衝破國民黨的圍追堵截而誓死北上的毛澤東領導的抗日將士相比，汪精衛投靠日本鬼子的漢奸行為就顯得沒有了任何道理，汪精衛炫耀他的漢奸行為則更是十分無恥。但是在此必須指出，我們說汪精衛十分無恥，是相比秦檜和李鴻章而言的，與當今漢奸而言，汪精衛與秦檜和李鴻章一樣，也還沒有突破倫理底線。
一是汪精衛只是為自己的漢奸行為進行辯護，並沒有為漢奸本身進行辯護，而當今漢奸則是公開以漢奸為榮，形成了一種漢奸價值觀，把帶路黨看作是以往革命黨那樣無上光榮；二是汪精衛雖然身為漢奸，但仍然強調自己是“曲線救國”，一個“救”字反映了汪精衛並不認為愛國有罪，並沒有把抗日將士罵做“愛國賊”和“餘孽”，而當今漢奸則遠遠超過了汪精衛，視所有愛國者為仇寇，把所有愛國人士統統罵做“愛國賊”和“文革餘孽”，並發誓要把這些餘孽消滅乾淨；三是汪精衛與秦檜、李鴻章一樣，沒有在文化上刨祖墳，這是最為至關重要的，秦檜沒有讚美金國文化具有普世價值，李鴻章沒有讚美八國聯軍文化具有普世價值，汪精衛也沒有讚美日本文化具有普世價值，他們都沒有認為中華文明是愚昧落後的劣等文明，中華民族是封建落後的劣等民族，就這一點而言，無論秦檜、李鴻章還是汪精衛，都沒有突破作為中國人的倫理底線，而當今漢奸則完全突破了中國人的倫理底線，從根子上在刨中國文化的祖墳，斥責中國文化是封建落後的劣等文化。這是目前無論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周邊弱小國家，都敢欺負中國的根本原因。
總之，從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四個階段的漢奸特點來看，中國的漢奸文化基本上是在當代形成的。古代漢奸是有羞恥心的漢奸，近代漢奸是麻木的漢奸，現代漢奸是為自身辯護的漢奸，只有當今漢奸才是以漢奸為榮的漢奸。以漢奸為榮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標誌着漢奸文化的形成，漢奸文化的形成是當今中華民族所有危險中最最危險的因素。這就是我們呼籲和發起反漢奸運動的根本原因。縱觀世界歷史特別是中國歷史就會發現，決定國家和民族死生存亡的，不是武器，不是科技，更不是經濟，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克服“漢奸現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能夠打敗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聯軍，能夠以武力堅拒世界頭號超級大國蘇聯侵占中國寸土，根本原因就在於毛澤東克服了中華民族千年積貧積弱的“漢奸現象”。如今之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敢於堵在中國門口挑釁，就在於他們看到了中國正在形成的漢奸文化。
在當今中國已經虎狼環伺的危險情況下，如果不剷除漢奸文化反倒任憑漢奸肆意打擊愛國主義，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都將危如累卵，這是當今中國最最重要的問題。
下面是秦檜、李鴻章和汪精衛三個遺囑。 2012-4-20）
一，秦檜遺囑
秦檜在遺囑中，首先告誡子孫遠離政治，自己深知將“獲譴汗青”，“蒙羞萬年”，叮囑子孫在他死後萬莫貪戀祿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風暴來臨後為他爭辯，“庶幾可得苟全性命”，並對幾個已身據高位的族人詳細指示了退出政壇的方略。
秦檜在該份遺囑中表明自己堅信對金議和是當時“國情”下保全家國的唯一出路，也曾經和岳飛直接探討過此問題，但岳飛表示“要為不可為之事”。
秦檜在遺囑中激烈指責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空言誤國，“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國而好言國事”，以為慷慨激昂就能救國救民，更以為說過就等於做過。自己不挑擔子，還好以大帽子壓人，朝廷只要提出一韜光養晦，就會被指賣國；只要一與金國議和，就會被指媚外，而戰爭需要大量積累，需要“暫息兵戈勤稼穡”與民生息。秦檜說自己不得不以強勢壓下這種言論，斷了不少空談者的仕途和財路，但“開罪言路罪在身後”，國事艱難又難免掛一漏萬，身後的名聲是不可指望的。
秦檜在遺囑中辯解說，帝位一旦有紛爭，內戰必起，國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無恙，但畢竟皇帝已經對擁兵大將起了猜忌，此隙一開絕難彌合，即使岳飛本人無所謂，但手下驕兵悍將也難保萬一。至於自己事後為皇帝分謗，從公議而言，高據相位責無旁貸，為江山社稷只好犧牲自己的令名；從私情來說，高宗於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專”，他也只能為知己者死。所以，教誨子孫，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貴，而高宗百年後秦家必將被清算，“民忿欲泄終需泄”。他感慨，“生逢亂世家國顛沛”，總想做點經世濟國的實事，但“為實事者均不見容於當下”，岳飛難以見容於皇帝，而他必將更難以見容於言官史冊，後世只有那些維持亂世危局的當局者才能體會他的苦心。
二，李鴻章遺囑
奏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遺疏，仰求聖鑒事：竊臣體氣素健，向能耐勞，服官四十餘年，未嘗因病請假。前在馬關受傷，流血過久，遂成眩暈。去夏冒暑北上，復患泄瀉，元氣大傷。入都後，又以事機不順，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胃納日減，觸發舊疾，時作時止。迭蒙聖慈垂詢，特賞假期，慰諭周詳，感激涕零。和約幸得竣事，俄約仍無定期。上貽宵旰之憂，是臣未終心事，每一念及，憂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碗余，數日之間，遂至沉篤，群醫束手，知難久延。謹口占遺疏授臣子經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
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興。齎志以終，歿身難暝。現值京師初復，鑾輅未歸，和議新成，東事尚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優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慶親王等皆臣久經共事之人，此次復同更患難，定能一心協力，翼贊計謨，臣在九原，庶無遺憾。至臣子孫，皆受國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讀書，勉圖報效。屬纊在即，瞻望無時，長辭聖明，無任依戀之至。謹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張之洞與李鴻章在遺囑中都提到了自己的勤政，張之洞與李鴻章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張之洞有一點跟李鴻章截然不同，張之洞為官清廉，李鴻章則是一個典型的貪官。李鴻章初入仕時，他家只是中產之家，李府最盛時居然有田100多萬畝，難怪當時有人諷刺他“宰相合肥天下瘦”。也許因為心裡有鬼吧，李鴻章寫給慈禧和光緒的遺囑只敢說“服官四十年，未嘗因病請假”，而不敢像張之洞一樣聲明自己“不謀私利”。
三，汪精衛遺囑：最後之心情
兆銘來日療醫，已逾八月。連日發熱甚劇，六二之齡，或有不測。念銘一生隨國父奔走革命，不遑寧處。晚年目睹巨變，自謂操危慮深。今國事演變不可知；東亞局勢亦難逆睹，口授此文，並由冰如（汪夫人陳璧君字）謄正，交××妥為保存，於國事適當時，或至銘歿後二十年發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日 兆銘（汪精衛）
兆銘於民國二十七年離渝，迄今六載。當時國際情形，今已大變。我由孤立無援而與英美結為同一陣線，中國前途，忽有一線曙光。此兆銘數年來所切望而慮其不能實現者。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外以解其東方日本之威脅；陰以弱我國本。為蘇計，實計之得；為中國計，詎能供人犧牲至此，而不自圖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變以還，日本侵逼，有加無已，一般輿論，對日已成一片戰聲。渝府焦心積慮，亦唯以不變應萬變，以謀國府基礎之安全。兆銘之脫渝主和，與虎謀皮，必須截然與渝相反，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又必須本黨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後日人始信吾人有謀和可能，而為淪陷區中人民獲得若干生存條件之保障。即將來戰事敉平，兆銘等負責將陷區交還政府，亦當勝於日人直接卵翼之組織或維持會之倫。兆銘行險僥倖，或不為一時一地之國人所諒，然當時之念國際演變，已至千鈞一髮局面，此時不自謀，將來必有更艱險更不忍見內外夾攻之局勢發生，馴至雖欲自為之謀而不可得。兆銘既負國事責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輕棄其或有可能之途徑。年來昭告國人者曰：“說老實話，負責任”。說老實話：則今日中國由於寇入愈深，經濟瀕破產，仍為國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戰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頻於無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強，徒可勵民氣於一時，不能救戰事擴大未來慘痛之遭遇。（秦檜也是這樣說）如儘早能作結束，我或能苟全於世界變局之外。多樹與國，暫謀小康，只要國人認識現狀，風氣改變，凡事實事求是，切忌虛矯，日本只不能便亡中國，三五十年，吾國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認為是戰略機遇期的忍辱負重）。負責任：則兆銘自民國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長，十餘年來，固未嘗不以跳火坑自矢。個人與同志屢遭誣衊，有壬（唐）、仲鳴（曾）、次高（沈）被戕者數數。今春東來就醫，即因民廿四之一彈，個人生死，早已置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國之情形，固猶勝於戊戌瓜分之局，亦仍勝於袁氏二十一條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時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銘即死，亦何所憾！
國父於民國六年歐戰之際，著中國存亡問題，以為中國未來，當於中日美三國之聯盟求出路。蓋以日人偏狹而重意氣，然國父革命，實有賴於當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國鈞者能有遠大眼光，知兩國輔車相依之利，對我國之建設加以諒解，東亞前途，尚有可為。美國對中國夙無領土野心，七十年來，中國人民對之向無積憤，可引以為經濟開發振興實業之大助。今日兆銘遙瞻局勢，東亞戰爭，日本必敗，其敗亦即敗於美之海空兩權。日本如能及早覺悟及此，以中國為日美謀和之橋梁，歸還中國東北四省之領土主權，則中國當能為之勉籌化干戈為玉帛之良圖，國父之遠大主張，便能一旦實現。
今兆銘六年以來，僅能與日人談國父之大亞洲主義，尚不能談民初國父之主張，即因日本軍人氣焰高張，而不知亡國斷種之可於俄頃者也。
兆銘竊有慮者，中國目前因中美之聯合，固可站穩，然戰至最後，日軍人橫決之思想，必使我國土糜爛，廬舍盡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戰爭之局面，絲毫無補實際。日本則敗降之辱，勢不能忍，則其極右勢力與極左勢力勢必相激盪而傾於反美之一念，則三十年後遠東局勢，仍大有可慮者也。
兆銘於民主政治夙具熱忱，民十九擴大會議之後，曾通過憲法，當時張季鸞先生曾草文論之，言政局失敗而憲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為雪中送炭。又憶南華日報在香港創立時，欲對民權主義多作鼓吹，而苦無註冊之保證金，賴當時英國閣揆麥唐弩氏遠電當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報繳費”，心常感之。四年前國府還都，不過苦撐局面，為對日交涉計，萬不得已而為之，故仍遙戴林主席。銘屍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時地望與民國以來時局之推移有關係者參與其事，民主之基，庶幾有豸。然年來以對日主張，不無遭英美不明實情者之猜忌。東亞戰爭爆發後兩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區更痛苦彌深，而國府突對外宣戰，豈不貽笑外邦？不知強弱懸殊之國，萬無同盟可能；有之，則強以我為餌。然悍然行者，實政府在淪陷區內，假以與日本爭主權爭物資之一種權宜手段，對英美實無一兵一矢之加。惟對解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勢利導者，率得行之，此實銘引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軍與曾李相持時，已為藏垢納污之區，八十年來，以條約束縛，政府苦難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還，大戰之後，租界終入國府範圍，固不當因日本之成敗而變易也。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兩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國府目前所在之地區為淪陷區，其所代表者為淪陷區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對象為淪陷區中鐵蹄蹂躪之敵人。銘交涉有得，無傷於渝方之規復；交涉無成，仍可延緩敵人之進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為釜望為薪”者，實為此意，所以不惜艱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協定時，銘始與對日之役，其後兩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而我之對日，仍有全國立場。日本自維新以後，號稱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軍人有帷幄上奏之權。自清末兩次得利，固已睥睨於一時。民初對我大肆橫迫，至華府會議，始解其厄，固已礙於英美之集體壓迫，早欲乘釁而動矣。九一八初起當時，粵方派陳友仁渡日與幣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寧方同志，寄望於國聯，斥為賣國（與秦檜的辯解相同）。及淞滬長城諸役衄敗後，累次交涉，見日本政出多門，而軍人勢力膨脹，海陸之傾軋，議會制度之破產，軍閥野心之無已境，其前途如失韁野馬，彼國之有識者早引為隱憂。
兆銘離渝與之言和，固已知其交涉之對象為日本政府無力控制之軍人；為淪陷區當地之駐軍；為仰軍人之鼻息之外交使節；為跋扈日張之校佐特務，而非其國內一二明大體識大勢之重臣。然以銘在國府之關係，與乙巳以來追隨國父四十年之地位，對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為謀我滅我之資，亦不得不以之為交涉之對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勝於南北舊官僚，兆銘即可於此時覘其國而窺其向。況彼政出多門，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對彼元老重臣，銘固未嘗不以東亞大局危機為憂，以國父“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救美國即是救中國”、“幫歐洲就是幫自己”）”之言為戒。即彼跋扈自大，無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級機關於盡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軍閥氣焰雖盛，進退時見逡巡，海陸軍之交誹，時或露真相於我。然其表現上之尊重天皇與服從命令，仍數十年來並無二致。是目無東京而仍有東京；目無中國而仍不能將中國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樞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標榜，駐屯軍亦不能故違，只能拖延圖利。是以國府交涉之對象，非其謀國之臣，而為重利之酋，銘仍不至於一着全輸而無以自立。
即我或無法延拖改變其初衷，在淪陷範圍，彼既承認我政府為盟邦，為復興東亞之夥伴，即不能全不顧我民生需要與政府體制，仍可為民生留一線之機，此實國難嚴重非常時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銘為國之切謀一己犧牲之絕策，屢為二三同志言之者。蓋中國為弱國，無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強大之理。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其他利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亦必於蔣言和之後，造為謠諑，以促使國府之解組混亂，國將不國。非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非深入淪陷區，無以保存其因戰爭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淪陷區，則必外與日人交涉，而內與舊軍閥政客及敵人卵翼下之各政權交涉。）即國府過去打倒者如吳××，所斥如安福餘孽××輩，以及日人特殊之鷹犬，東北亡國十餘年之叛將，銘亦必儘量假以詞色，以期對日交涉之無梗。銘蓋自毀其人格，置四十年來為國事奮鬥之歷史於不顧，亦以此為歷史所未有之非常時期，計非出此險局危策，不足以延國脈於一線。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國土重光，輯撫流亡，艱難餘生，有識者亦必以兆銘之腐心為可哀，尚暇責銘自謀之不當乎(當今中國公知已經公開稱讚汪精衛是大英雄，汪應該含笑九泉了)？
是以銘之主張，其基本之見解：為日本必不能亡中國。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棄對國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機。而中國局面之收拾，則誠為不易，戰後大難，更有甚於戰爭之破壞，必有待於日軍之和平撤退而後政府陸續規復，始得保存元氣。民國二十六年廬山會議時，銘已懷此隱憂，時至今日，而此種跡象，蓋益顯著。苟國人能稍抑其虛憍自滿之心，實事求是，日本能憬然於侵略之無所得，戰局之逆轉，化戾氣為祥和，亦為一念，端在局勢之最後如何發展耳。
民國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長山本秀實入京，事後語人云：“汪先生無情報”，蓋其時日方之敗局未顯，而戰事已見膠着。山本嘗周行南洋緬甸各占領區，故作此危語也。然山本此語，余實得聞之。銘離渝六載，在東亞戰事爆發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順利，除公開電報外，未嘗與渝方通訊。於日本以外其它國家，雖有互派使節者，未嘗以之為交涉對象。蓋以日本軍人氣量狹隘，又多疑忌，國府所居地位為變局，其目的為專辦對日本一國之交涉，乃至日駐軍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實不必多事捭闔，啟彼機心。然銘等之真心主張，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隱瞞，各國使領亦有進言於我者。銘雖赤手空拳，在此東南諸省範圍內，凡能為國家自主留一線氣脈者，亦無不毅然不顧一切之阻礙主張之，竟行之！蓋以此為我內政範圍，外人不應干涉（已是漢奸政權，還談內政；已是漢奸之人，還吹氣節。）。
今於此亦可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為恢復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一為中央軍校之校訓，以及銘屢次在軍校及中央幹部學校之演講；一為教科書決不奴化，課內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誦讀。凡銘之講詞以及口號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復興中華，保衛東亞”，乃清末同盟會“驅除韃虜，復興中華”之餘音。“同生共死”，為事變前某文中之成句。至於條約交涉各端，更可謂殫心竭慮，實已盡其檢討對策之能事。且戰爭結束，日軍議和撤退，此項條約，終成廢紙，固無礙於國家之復興（還有這種賣國邏輯）。
目前所疚心者，東北與內蒙問題，迄未得合理之解決方策耳。然關於東北內蒙，本月與小磯言，同意有改變之餘地。如銘不幸病歿，抱憾以終者，未能生見九一八事件之起因東北之收復耳。然在九一八以前，東北地方政府與日本懸案，積有百餘件，懸而未決，地方中央，互相諉責，大禍終啟。今銘在寧六年，明知日方將敗，而仍繼續以之為對象磋商者，則以國事雖有轉機，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時，為事變十三年來惟一有憬悟與誠意收拾時局之一時期。中國如謀振奮自強而又一切求之主動者，理當爭取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俾其從容退兵，收其實利，一隙之乘，肇端於此。回憶三年前山本之言，蓋亦謂燭見機先，不可以為敵方之新聞界人士而忽視其意也。
華北五省局面，殊形複雜，一年來稍有變動，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鬆，我當緊力準備，俾將來國土完整，無意外變化發生。銘於十三年前奉國父命先入北京，其後擴大會議偕公博入晉，前年赴東北，頗知北方形勢，應得已於政府及黨關係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應推公博以代主席名義常駐華北，而以京滬地區交佛海負責。在一年內實現重點駐軍計劃，俾渝方將來得作接防準備，此意當由冰如商公博以銘名義向中政會提出。
中國自乙未革命失敗，迄今五十年，抗戰軍興，亦已七載，不論國家前途演變如何，我同志當知黨必統一國不可分之主張，不可逞私煽動分裂（汪偽政權都已建立，還要怎樣才算分裂）。其在軍人天職，抗戰為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不得擁兵自重，騎牆觀變。對於日本，將來亦當使其明了中國抵抗，出於被侵略者之自衛，並無征服者之心。對於渝方，當使其了解和運發生、演化至今，亦不失其自信及自重。將來戰後兩國能否有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徹底覺悟，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兆銘最後之主張及最後之心情，期與吾黨各同志及全國同胞為共同之認識與共勉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