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典是一名“學院派”的知識分子，儘管在學術圈內人所共知，但與當下學院派之外自封並喧囂為“公共知識分子”者相比，卻沉靜得很。這一方面與他低調的為人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他是歷史學者有關。“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先賢的教誨是浸潤到骨髓里的。

不過，眼望歷史的天空，為的是對現實的關照，這也是歷史學者大半會與思想界融匯的緣由。從1980年代躋身於啟蒙思潮主流之中的青年思想先鋒，到1990年代學界中廣為人知的專家，王學典的學術歷程較多地從微觀層面上透露了八九十年代思想界嬗變的若干信息，這在“文－革”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中可能頗具典型意義。

我這樣說，並非在衡量王學典的學術造詣有多高——那是專家們的事情，我所感興趣的是，他的學術研究與時代思潮同步共振的現象，這也是1980年代成長起來的學人的特徵——燭照現實，紮實深沉的學術考索中洋溢着濃郁的理論思辯風格。他的《思想史上的新啟蒙時代——黎澍及其探索的問題》一書，在在體現了這種特徵。

（王學典勾勒1980年代思想地圖的專著。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1980年代的歷史，距今不過30多年的距離，但“八十年代”這個固有名詞象徵着什麼？卻是那樣的模糊；人們基本都同意，“八十年代”是思想史上的“新啟蒙時代”，而“思想地圖”卻難以勾勒。這是因為，“在共和國的歷史上，似乎還沒有一個年代像‘八十年代’那樣糾結着如此豐富的內涵”。作為親歷者和參與者的王學典，對“八十年代”有着這樣的描述：

這是一個過渡的年代；這是一個彷徨的年代；這是一個搖擺的年代；這是一個矛盾的年代；這是一個方向不明上下求索的年代；這是一個走一步退兩步改革舉步維艱的年代；這是一個充斥着激情、幻想、懷疑、狂熱、偏激，甚至歇斯底里的年代；這是一個舊事物舊思想舊觀念在掙扎在死亡，新事物新思想新觀念在萌芽在生長的年代；這是一個需要英雄而產生了英雄的時代，那麼多的政治英雄、思想英雄、學術英雄叱咤風雲；這是一個焦慮的年代，焦慮“文－革”悲劇重演、焦慮“異化”等；這是一個使命意識、責任意識、拯救意識空前高漲的年代，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副東林黨人的對聯是對這個年代學子的精神狀態的最好寫照；這是一個“文化熱”持續升溫席捲整個讀書界的年代……

這是查爾斯·狄更斯式的語言——看過《雙城記》的人，都能記得他開篇的句式：“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地獄。”

這樣的時代所造就的歷史，必定要打上“啟蒙”的烙印。於是，在“五四”啟蒙運動走過一個甲子後，歷史輪迴，1980年代新啟蒙開場。

在“‘八十年代’正從‘現實’走入‘歷史’”的今天，“八十年代”的新啟蒙究竟走過了怎樣的歷程？如何描繪這個年代的“思想地圖”，逐漸成為成為當下學界的主要言說。

王學典認為，“八十年代”可以具體斷分為三截：一截是從“文－革”結束到1983年10月的“清除精神污染”，持續了大約六七年的光景，這一時期的主題是“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反封建”。從1984年開始至1986年底，構成了“八十年代”的第二截，其主潮是以“反傳統”為主題的“文化熱”。從1987年春至1989年的春，構成“八十年代”的最後一截，這一截的主流思潮除繼續“反傳統”、“全盤西－化”外，不同政治傾向之間的思想博弈重新浮出水面，並釀成了意想不到的後果。

與上述時段劃分相對應，在“八十年代”知識圈裡活躍着三部分人：理論界、思想文化界與學術界。活躍在第一個時段的主要是以周揚、于光遠、黎澍、王若水等為代表“黨內理論家”，他們主宰了當時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清算“文－革”、反思黨史、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反對“封建主義”、起用“異化”概念、主張“人道主義”、推動“理論務虛會議”的召開、參與“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和討論等等，是這一批人在此期間的主要活動。1983年10月開始的“清除精神污染”使這一批“黨內理論家”遭到迎頭一擊。

（從1980年代走來，學人的一大特徵是激情四射,王學典這樣眉毛斑白，也照舊）

此後，原本處於第二線的一些比較純粹的學界中人則被推到了前沿，這就是以李澤厚、龐朴、王元化等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界”的崛起。他們憑藉自己的專業優勢和思辨天賦而領袖群倫，掀起了一股“文化熱”。

與此同時，以“新三屆”學生為主體的青年知識分子也嶄露頭角登台亮相。1986年底以後的“反自由化”等事件使“文化熱”遭受重創，這反而激起了更強勁的新一輪思想解放潮流，“反傳統”或“全盤西－化”傾向，幾不可擋。以“狂人”和紀錄片《河－殤》編創人員為代表的全體，最能反映這一時段社會思潮的總體特徵和基本指向；而以“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和“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名義，匯集起來的著名的兩大青年學者群體，則成為聲勢浩大的援軍。

王學典之所以要勾勒“八十年代”思想地圖，是針對現今對“八十年代”的誤讀。在他看來：“眼下許多人正在爭奪‘八十年代’，一場‘八十年代’的書寫競賽似乎正在展開。而為人們憂慮的是，一些圈子和學界的人物，利用現在所擁有的話語權，以‘八十年代’當事人的身份所帶來的優越感，正在合謀篡改‘八十年代’！這種‘篡改’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得到認可。”因此，他在勾勒八十年代的思想地圖的同時，對學界內部可能會帶來誤導與遮蔽的觀點與言論進行了批評：比如他認為甘陽在《古今中西之爭》一書和訪談中，常常“偷換問題偷換概念”，將自己擺在了八十年代學界主將的位置上，有搶奪話語權之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名不副實，只是“主體缺席的80年代”言說，對當下讀者的“80年代想象”容易產生比較嚴重的誤導；許紀霖為《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一書撰寫的“總論”，根據歷史當事人的自我陳述、自我認定來敘述歷史，並想方設法淡化、削弱和縮小以“狂人”為代表的“反傳統”思潮的影響，又千方百計強調和突出甘陽、金觀濤等人的地位，不自覺地用價值判斷取代了事實判斷，這種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葉的地位來安排“80年代”格局和座次的做法，有違歷史主義原則，實為一種典型的“後設敘事”。

因為體現着“八十年代”學人的特徵，王學典敘事以考證為索引，論述則以思辨為基本，全書所陳述的問題雖然涉及到人物黎澍、歷史學界撥亂反正的歷程，多頭多面，卻絲毫不游離“八十年代”的主題。而他充滿激情的語言，在紙頁上飄零和沉積，恰如屐齒印蒼苔，成為“八十年代”激情的鏡像——後“八十年代”的學者，可以從中感受到一絲半縷的餘暉，依稀照耀這那個逝去的令人追念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