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年問文化（草稿）

(戴廣騫 2016-05-16/28)

概要

前言：

一，1945年—1957年：

二，1958年—1962年：

三，1962年—1964年12月：

四，1964年12月—1965年12月：

五，1965年6月—1969年4月，真實的文革：

六，1969年5月—1970年：

七，文革階段總結：

八，文化延續：

九，文化反思：

前言：

每年的五月，心情總有些起伏波動，既欣喜又悲戚。因為在這個月裡有我的生日和結婚紀念日，心情的波動也不僅是因為個人的事情，因為在這個月裡，50年前的中國，還有一場文化革命的發動。因為與劉少奇鄧小平的路線鬥爭幫派鬥爭權力鬥爭人性鬥爭而引發的文化大革命，以惡劣幫派文化整人文化（抄抓殺鬥批改）革惡劣幫派文化整人文化（抄抓殺鬥批改）的命。 在文化大革命的紅色風暴階段，是中國文化最自由最放肆，也是最惡劣最丟人的表現。

在中國的路線上，過去的康梁路線，現在的劉鄧路線都讓中國有着難以預料的命運。

中國的文化，來自遙遠的伏羲時代，經過結繩記事到共通語言共通習俗共通文字。從蚩尤到炎帝到黃帝，從華夏到夷商到狄周，從秦漢到漢與匈，漢與月（西域），漢與交（越南），漢與和（東瀛），從唐宋到金元，五四新文化運動，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文化經過發展，吸收，再發展，不斷壯大更新。

中國的文化有“智慧勤勞情義勇敢堅貞”的一面，也有“怯懦自私修篡凌虐”的一面。 宋朝以降，理學的三綱五常，明朝的滅十族，清朝的文字獄，讓中國人民怯懦怕事循規蹈矩，故有魯迅對中國舊文化的不斷鞭撻。這是中國文化守的一面，守是因為有人要破，是皇族官人要破。守與破之間有一個平衡狀態，有時破的一方力量會大些，甚至下級官員，平民百姓也大破特破，尤其在部分省份地域文化的加持下尤甚。

鄧拓的三家村，張春橋的寫作組，劉少奇的四清，毛澤東的文革，周恩來的專案，一段段充滿着兇險。有的人保爹保娘保朋友，有的人保命效忠變紅升官。今日看來，劉少奇鄧小平的文化表現應該重新審視，毛澤東周恩來的文化表現也應該重新審視。也願願那些無辜的冤魂得到安息，那些不幸的傷殘人員得到慰籍。

當人有了權力後，會官大一級壓死人，作威作福，拉幫結派，造謠傳謠，陳年舊賬，冤讎必報，打擊報復，陰險毒辣，凌虐弱者，忘記了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和社會道德；沒有權力的人察言觀色，見機行事，政治投機，假公濟私，出爾反爾，編造理由，撒謊欺騙，打罵體罰，落井下石，也沒有道德底線。故有毛澤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斗私心批修篡反凌虐。甚至這種文化革命對當時世界青年也產生示範作用。其實這種惡劣文化也有世界共性，別的國家也有，也是一種普世文化。不知這種人是太精明還是不成熟？當工作中及社會上的人有過剩的時間精力體力時，精明的人和不成熟的人，就產生嚴重的災害。

毛澤東與其父親鬥爭後走出山溝外出求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共產黨，創建了黨領導軍隊的制度，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建立了新中國，進行了土地改革，進行了經濟大躍進，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文化大革命，和對外開放。毛澤東一生經歷了10次革命：求學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軍事革命，政權革命，土地革命，經濟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開放革命。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把中國從一個被人侵略蹂躪的封建舊時代帶進一個國家獨立國防安全跟上世界潮流的新時代。但是事物往往盛陽而陰，毛澤東也有不能控制和不能自我控制的時候。

按年齡，毛澤東是我的曾祖父輩年齡，我的曾祖父也是在農村，沒有上學外出做事的故事，只有一件舍地救難的傳說，相對來說，為了國家公家做事的人，無論功過是非，首先都值得尊敬。在知天命之際，想就我的已知和未知與天（主）一敘。五月是我的，也是你的，祖國。

一，1945年—1957年：

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七大前後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其核心主張是：“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是要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經過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合作社經濟的發展，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即改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之後，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但隨着國共內戰的爆發和美蘇兩個陣營冷戰格局的形成， 特別是在人民解放軍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革命勝利指日可待的形勢下，對社會主義方向的強調成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新特色。但劉少奇從調查研究到理論思考，繼續堅持着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論。劉少奇通過調查研究，通過對中國革命、蘇聯和東歐經驗的比較、總結所作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思考，為籌建新中國作了至關重要的思想、政治準備。

取得城市以後，能否嚴格區分封建主義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的界限，切實執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事業的關鍵，也是共產党進入城市以後，首先面臨的一個重要考驗。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對此曾有明確指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着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又說，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現代工業經濟中占第二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如果認為現在可以不要限制資本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主義限製得太大太死，或者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進入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1949年4月，劉少奇受毛澤東委託，代表黨中央到天津視察，着力糾正當時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傾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情緒，解除資本家擔心共產黨將發動工人對他們的剝削進行清算鬥爭的疑慮。他在同天津資本家座談時，曾說過“剝削有功”的話。這曾是高崗用來散布流言；猛烈攻擊劉少奇的一發重型炮彈。黨內不少同志也曾認為這句話是少奇說“走了火”，“不夠妥當”。剝削在歷史上的作用，由進步到反動是一個發展過程；絕不能不分時間、地點、條件，抽象地反對一切剝削；在1949年的中國強調要歡迎剝削，正是為了創造最後和平地消滅剝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條件。這才是劉少奇在天津同資本家談話的全部內容，也是他對於剝削的歷史辯證解說。（《劉少奇“剝削有功論”的來龍去脈》，2011年11月17日林蘊暉）

1949年12月10日，在東北農村工作問題座談會上，針對許多農民在經濟普遍上升之後要求“單幹”、“對組織起來感苦惱”、認為“只有單幹”才能種好地等不願意被編在互助組的現象，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兼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指出：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使絕大多數農民豐衣足食，而做到這點則必須使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面發展”。 他提出了農村經濟發展“方向”的路線問題，並決定動用政府掌握的經濟、技術資源製造出符合其互助組“勝過單幹”這一政治信念的經濟現象。

1950年1月23日，中央組織部為批覆東北局而向劉少奇請示，劉少奇對副部長安子文說：“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要防止急性病。”集體農莊是要使用機器從事大規模生產，它否定了個體經濟。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因此，現在限制單幹是過早的，能夠單幹就很好。薄一波也有回憶說：高崗“收到少奇同志的談話記錄後，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給陳伯達看，對少奇同志談話的不滿，形於顏色。在東北的農民要求單幹和富農黨員問題導致中央領導層發生意見分歧不久，山西老解放區的互助合作發生了比東北更嚴重的渙散解體危機。就在中央審批華北局報告的時候，毛澤東出面站到了山西省委一邊，開始實踐“革命轉變論”即他本人所謂“革命的不斷革命論”。他首先找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於是華北局7月25日報告被擱置。他又指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伯達以中央名義在9月下旬召集地方部門代表參加的互助合作會議和起草《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並親自審改會議通知，指導會議和決議的起草工作，從組織上掌握了領導農村工作的主動權。經過這一系列的會議組織、政策制定與傳達、指導步驟，毛澤東消除了劉少奇批評和阻止東北局、山西省提高互助組織的影響，推動農業集體化走上了迅速發展的軌道。而劉少奇則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對農業互助合作工作積極研究和直接領導，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就成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統一指導思想。

1950年6月土地改革是以政協討論同意中共提出的土改法草案並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的合法程序施行的；這是開國法統規定的全國政協和中央政府委員會立法、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行政的憲政制度，可謂多黨議會立法、聯合政府行政。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則是以《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為法，由共產黨組織系統實施的，乃一黨立法、黨內行政的違憲行為。

根據七大黨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具有“決定黨的基本方針和政策”的最高立法職權，經中央委員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是“中央指導機關”，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決議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即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集體領導享有最高行政權；因此，作為改變黨的新民主主義政策而啟動社會主義改造這種重大決策，立法程序應該是由書記處、政治局提出議案，經過充分討論之後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至少由中央委員會表決。然而，毛澤東的做法是讓陳伯達以中央名義召集地方部門代表參加的互助合作會議和起草決議，這種會議當然不具備黨內立法資格。

從建國，國家朝社會主義過渡同時，也同少數人的私心鬥爭，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

毛澤東於1952年9月底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明：從現在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要基本上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這個時間以後才開始過渡。1953年5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提出《關於資本主義工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報告，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的思路形成，毛澤東遂於6月15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完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

1952年8月中共中央調高崗（東北局）、饒漱石（華東局）、鄧小平（西南局）、鄧子恢（中南局）、習仲勛（西北局），到北京。俗稱“五馬進京，一馬當先”。而其中的“一馬”是高崗，負有最重要任務。1952年11月，高崗被任命為中共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由於當時的國家計委與政務院平級，因此，高的計委主席同政務院總理同級。計委成員包括：副主席鄧子恢，委員陳雲、彭德懷、林彪、鄧小平、薄一波、彭真、習仲勛、黃克誠、劉瀾濤等人。這麼多中共大佬作為計委的一員，亦表明了高崗的地位之高。到1953年1月，計委已經是一個編制1,225人、內設16個廳局和一個直屬處的龐大機構。1953年，是中共所謂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局之年，經濟建設是當時最重要的任務，這個任務原來是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分工負責的。但在出現新稅制風波之後，毛對周恩來未經中央討論就擅自主張大為不滿，國家計劃工作、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業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都由高崗負責，政務院所屬的八個工業部的財經大權，俱劃歸高崗掌握。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主要是，“搞分散主羲，未經我看閱，就印發中央文件。”毛說：“什麼都是西花廳（周恩來辨公處），哪有頤年堂（毛澤東辨公處）!”“西花廳車水馬龍，頤年堂門可羅雀”。毛感到“大權旁落”了。周恩來只剩下外交、對外貿易等工作，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政府黨組幹事會同時撤銷。另外，毛也多次就外交的事情徵求高崗意見，並讓高崗去處理。

1953年初，高崗、饒漱石分別從東北局第一書記和華東局第一書記的任上調到中央，分別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和中央組織部部長。這一年，為了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共中央考慮是否採用部長會議的國家體制和是否增設黨的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毛澤東提出分一線、二線的主張。高崗、饒漱石把這看成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看成是攫取更大權力的絕好時機，他們聯起手來，將矛頭對準劉少奇和周恩來。在1953年夏季的財經會議上，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等積極串連，向負責修正稅制、主張“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財政部長薄一波發難；而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也在1953年秋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以批判常務副部長安子文為名攻擊劉少奇。但劉少奇的領袖地位不會由於一次倉促發動的陰謀鬥爭而動搖，結果高、饒“倒劉”不成，反而在1954年2月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受到批判，並最終被打成“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不過，在反對新民主主義政策而主張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旗幟下高崗和毛澤東是一致的，因此劉少奇在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和七屆四中全會上一再檢討高崗攻擊他的那些“錯誤”，表示對“毛主席的想法”的服從和對農業合作化運動、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積極認識。很顯然，高饒斗劉雖然失敗，毛澤東解除劉少奇阻礙、推翻新民主主義政策卻成功了。

周恩來於9月8日向全國政協常務擴大會議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並在9月中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發言闡述總路線。這樣，過渡時期總路線沒有經過任何立法程序，就終結了新民主主義制度。

從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來領導並號召揭批高崗的“反黨陰謀活動”。高崗於2月17日用手槍自殺未遂。在座談會的最後一天即2月25日，周恩來做了總結髮言，列舉了高崗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十大罪行”，給高崗定了性。周恩來說：“事實上，高崗是拒絕反省的，他仇恨黨，仇恨同志們揭發他的錯誤，拒絕向黨揭發他自己最醜惡最本質的東西，最後，竟不顧黨和同志們的多次警告，以自殺的可恥行為，自絕於黨和人民。雖然自殺未遂，但這種在實際上是背叛黨的行為已昭然若揭，無可抵賴。”， “高崗的罪惡已經勾銷了他對革命鬥爭所曾做過的局部的貢獻，證明他過去參加革命鬥爭的動機是不純的”。隨後，周恩來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級幹部會議上，進一步說“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的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企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個人野心的地步。”1954年4月29日，高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周恩來隨後向毛、劉匯報，“經過黨的半年管教，高崗毫無悔悟，於8月17日自殺死去。”

高崗死前對秘書趙家梁說：“如果我真的想取代周恩來，就不會拒絕毛澤東的提議——代替周恩來組閣。”高崗質疑道，這種只有兩人私下裡說的秘密，怎麼會傳出去，並且加以顛倒歪曲，說我反對周恩來呢？後來，趙家梁向周恩來匯報了高崗的疑惑後，周恩來楞了一分鐘，才告訴趙家梁，說是毛澤東告訴他的，說高崗反周。

1955年11月宋慶齡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所質問的：“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及其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吳江：《政治駭浪六十年》，內部印行2005年版，第70頁）這實際上是對政治合法性的呼籲。當政治失去了合法性之後，人民就會實行抗議、抵制或不服從，即使是“天天講階級鬥爭”和反覆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也無濟於事。而且，那些“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本身也是無效的思想空轉或非法的政治迫害。（《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 姚力文 劉建平，2009年第2期 炎黃春秋雜誌）。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由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自己退居“二線”。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源於50年代中期。當時黨和國家號召和鼓勵城市青年“下鄉上山”，目的是為了解決城市青年學生就業，加強農業生產。

1955年9月，毛澤東一句“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最高指示，標誌着知識青年下鄉上山在全國範圍內啟動，1956年那一年，全國有近20萬名城市青年或志願或被動員加入了墾荒隊伍。

整個50年代，中央沒有專門機構統籌管理，當時的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組織進行。1962年國家農墾部成立了安置辦公室，才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青下鄉上山。

資料顯示：至“文革”開始前，全國共有城鎮知識青年和社會閒散勞動力196.9萬人下鄉上山。其中知識青年達到129.28萬人，占全部下鄉人數的65.6%。

在50年代中後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鄉、下鄉知識青年中間，最有影響的當屬河北的邢燕子、侯雋和江蘇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家耕、邢燕子受邀參加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設的小型生日宴。他們的座位緊靠毛的左右兩側。席間，毛澤東問他倆的文化程度，並多次給他倆夾菜勸餐。侯雋的成長也得到周恩來的關注。他們是那一代下鄉知青中的幸運兒。

1955年底，伴隨着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毛澤東希望通過批判 “右傾保守”思想，高速度地推進工業化，這使經濟建設中出現了盲目抬高生產指標，忽視綜合平衡的冒進勢頭。到了1956年4月，經濟形勢開始變得嚴峻，基建規模過大，財政和市場供應緊張，農民負擔加重。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人對此進行了按照實際情況壓縮指標的努力，採用“重點發展，適當收縮”的方針編制1957年的計劃，同時謹慎考慮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草案，以期保持各經濟部門的平衡。

周恩來最早提出防止冒進的問題，是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結束時作的總結講話，那時國務院剛剛接到國家計委關於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和15年遠景規劃的綜合報告。在這次講話中，周強調說：在經濟建設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

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並當選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6年，毛澤東發出組織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號召，合作好的農業社顯示出優越性。

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周恩來隻字未提在當時全國叫得很響的一個口號——“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鑑於這個口號是毛澤東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劉少奇剛剛在中央座談會上傳達的，周恩來的報告明顯地表露出與毛澤東的不同思路，以至於一些會議代表為此提出了疑問。

進入4月以後，在發展速度問題上，周恩來等國務院領導人與毛澤東之間的分歧明顯加大了。毛澤東主張進一步追加預算，一些地方和部門也相互爭投資；國務院感受到經濟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難以支撐高投資，必須壓縮預定計劃。毛周之間的矛盾開始明朗化。

4月上旬，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嚴峻形勢，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了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且造成國民經濟各方面相當緊張的局面。為扭轉被動局面，國務院開始採取應急措施：“動員生產，約束基建”。4月10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薄一波、陳雲等人也都主張“降溫”。

然而，毛澤東的主張卻與周恩來恰恰相反，他要求國務院繼續增加基建投資，以擺脫困難局面，解決物資平衡問題。為此，周恩來與毛澤東發生了當面爭執。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再追加20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周恩來再三說明這樣做會帶來一系列困難，與會大多數人也不贊成追加投資。但是，毛澤東仍堅持己見。

胡喬木後來回憶說：“會上尤以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和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上海講：“講海瑞，我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周恩來就更不敢在毛澤東面前講真話，為此被彭德懷怒罵為“老奸巨滑”。中共高層圈子的人都知道能夠引起毛澤東大發脾氣的幾件事都與他認為有人向他隱瞞情況報告有關。

1956年10月份，經濟局面有所好轉，但毛澤東對“反冒進”試圖保持計劃平衡造成工業化速度變慢有所不滿，堅持“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的觀點。到了1957年，毛澤東開始將反冒進與反右聯繫起來，認為反冒進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給了右派猖狂進攻的機會。1957年10月，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開始批評“反冒進”，強調多快好省、《農業四十條》和促進委員會這三點必須恢復。同年他到莫斯科參加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又在尼基塔·赫魯曉夫面前提出鋼產量上要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

從蘇聯回國後，毛澤東發現中央對自己的號召缺乏熱情，希望以地方促中央，於是南下到杭州召集上海市和華東各省負責人開會，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對“反冒進”進行了批判，這讓毛澤東讚賞有加。之後，他本打算到南寧召開一次幾個省第一書記的會議，聽取匯報。周恩來建議毛澤東可以同時討論1958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的問題，毛澤東隨後親筆寫了通知，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到南寧開會。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廣西南寧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會議議題是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和長遠建設規劃。繼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毛澤東在會上再次嚴厲批評周恩來、陳雲等人主導的“反冒進”，認為這是“政治錯誤”，“讓六億人民泄了氣”。毛澤東強調要反對保守，迎接工業化的高潮。南寧會議進一步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毛澤東在南寧會議和此後的成都會議上繼續了反“反冒進”。

蘇共20大之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毛澤東的影響巨大。一喜一懼，喜的是毛終於“小媳婦熬成了婆婆”，懼的是自己身後是否也有人會做秘密報告。朱德的秘書陳友群說：五六年我曾聽田家英同志講：主席有一次說，“現在喊萬歲，誰知道百年後如何？”因此對於毛來說，牢牢的掌握權力是其核心綱領。然而權力鬥爭是掩藏在路線鬥爭之下，不是赤裸裸的喊出來的。權力鬥爭的目的之一又是為了培養自己中意的接班人，而此舉又是為了防止赫魯曉夫報告的出現。大饑荒卻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把開展黨內鬥爭、換掉現有的接班人、樹立新接班人的計劃推遲。赫魯曉夫下台之前，毛澤東主要是防止有人會在其身後做秘密報告。歷史上的周恩來和康生非常相似，這點在西方學界基本上達成共識。那就是周恩來歷來是搖身一變，跟隨新的一把手，並且痛打前任一把手。1958年周恩來被指責為“反冒進”，進而後來有了柯慶施要取代周恩來的說法。但是無論此事真相如何，周恩來下台一事並不是空穴來風。

毛澤東的心態從《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一文的批語可以探知一二。此文實際上包括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寫的長達五萬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篇文章。

看過“九篇文章”的胡喬木評論到：“用詞辛辣、尖刻，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是毛澤東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泄，刺人的過頭話不少”。毛澤東只送給當時與他關係最密切的劉少奇、任弼時看過，沒有在其它領導人中間傳閱。

1957年7月反右派鬥爭開始不久，毛澤東表示“贊成迅即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 同年8月8日中央發出《關於向農村群體人口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

二，1958年—1962年8月：

1958年，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鼓舞下，全國浮誇風盛行一時。1958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北京嘲諷中國的“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1958年8月15日中央副主席和人大委員長劉少奇和王光美接着其他中央領導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東風公社東方紅社桃園視察，鼓勵爭取畝產15000斤。桃園村的關景東說，計劃畝產650斤已是非常不易了，這些產量不是打出來的，而是按最大密植和出穗算出來的，達不到就把別的地塊的糧食拿來算帳。這正是典型的修篡文化。

1958年在大躍進運動中；在大煉鋼鐵運動中；在大辦農田水利建設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所泛起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五股風。這五股狂風，歪曲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精神實質，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標；大肆浮誇虛報；只講敢想敢幹，不講科學分析；只要頭腦熱，不要頭腦冷；只講苦幹蠻幹，挑燈夜戰，不講實幹巧幹和勞逸結合；只施強迫命令，瞎指揮，不走群眾路線和耐心的群眾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大肆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把社員的自留地、部分生產工具、樹木、房屋等一律歸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體所有制，實行全民所有制，實行平均主義的“供給制”。他們混淆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大刮“共產風”。給國家帶來了很大困難，給人民帶來了很大災難！這五股狂風泛濫於1958年7、8、9、10月份。1958年8月9月，毛澤東深入調查發現，10月繼續深入調查研究，從10月起，一直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都在不斷努力糾正。

1958年大食堂過度消耗糧食多達1750萬噸。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錯的情況下，僅僅半年之後就發生饑荒。最嚴重的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肅，山東等省。

１９５８年初，毛去四川開成都會議時，四川省委書記李清泉特意為毛修建了高級別墅，並仿中南海那樣修建了室內游泳池。但毛澤東一次也沒有用過那個游泳池。毛與李志綏說，這個游泳池與北京的不一樣，好象有特異味道。最後他告訴李，他懷疑這個池子已被放了毒。毛從不在中南海以外的游泳池游泳，認為都不可靠。他喜歡到大江、大河裡游，因為大自然比較安全。於是當時中國到處貼滿了“毛主席暢遊長江”的照片。

1958年底，毛澤東不做下一屆國家主席的提議得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1959年召開第二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為劉少奇接班作小範圍吹風。4月，劉少奇在全國人大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名義上的中國國家元首。 根據劉少奇的提名，決定周恩來連任國務院總理。1959年開始，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主持中央經濟工作期間，為了克服“大躍進的冒進錯誤”， 提出了適度放寬國家對經濟工作的統制。在具體政策上，主張在農村擴大自留地、發展集市貿易自由市場、主張工商企業自負盈虧，以及農業包產到戶等政策。

在1959年7月，華東地區長江發洪水。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擴大會議，廬山會議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開始走向政治分裂。

195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到1964年，已先後五批共摘掉30多萬人的“右派分子”帽子。1960年起，先後在農村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和整風整社運動。

在１９６０年10月信陽事件東窗事發，大躍進敗像畢露之後，毛澤東於11月25日給周恩來的一份批示中首次提出一種看法：“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翌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對當前局勢作出正式判斷，指出：“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復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引自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在1960年， 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乾旱或者其它惡劣天氣，北方60%的耕地根本就沒有降雨。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銷毀部分技術圖紙。1961年1月，中國和蘇聯分裂，中國希望阿爾巴尼亞幫忙罵蘇聯的赫魯曉夫，給了五億盧布，還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毛澤東主持發表“九評蘇共”。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指人相食），報告中寫道“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1289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

在中國這場59－61年的大饑荒中，城鎮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糧。與此相對比的是，因為新的集體經濟，農村的下級官員因搶着虛報他們公社收穫產量，而留給當地農民遠少的剩餘。

劉少奇鄧小平的哄抬，基層幹部的瘋狂，讓集體經濟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到大鍋飯到失去平衡餓死人，完成了絕對共產主義的快速社會實踐，赫魯曉夫對 “大躍進”的批判也得到證實。

早在毛１９５９年１月視察天津、南京、上海那次就已安裝。竊聽毛的談話。

１９６１年，毛澤東乘坐他的“專列”去杭州、長沙、武漢和廣州等地視察。火車到達長沙，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來拜見，當時毛還在臥室，沒起床。毛出來與張談話後，李志綏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員出到站台上散步聊天。其中一位管理無線電的小伙子，得意地說，他知道這位服務員和毛主席剛才談話的內容。

服務員問他如何知道的，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設備。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聽後，大發雷霆，居然有人敢竊聽他的講話。立即召見羅瑞卿和當時負責保衛的楊尚昆等，要他們徹查。此事不查自招，羅、楊坦承他們安了竊聽設備。 但此事是中共中央劉少奇、鄧小平等高層決定的。毛澤東知道這些後，明白這是劉少奇的主謀，因為盜聽的“犯人”來自劉少奇主管的中央辦公廳，而不是來自周恩來主管的中央調查部。中央調查部是專門從事情報和諜報的部門。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調查研究的楊尚昆突然接到中辦副主任龔子榮的電話: 毛澤東為在專列上安裝錄音線路的事發了大脾氣，並要求楊尚昆務必於第二天趕回北京。出現這樣大的紕漏，楊尚昆自然十分不安，當晚，在日記中寫道:“腦子中很亂，整夜未睡好。”第二天下午，楊尚昆回到北京。他深知問題的嚴重性，一下火車，當即“向小平、彭真略談了一下情況”。此後幾天，楊尚昆又先後找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周恩來秘書康一民，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葉子龍等人了解情況。

劉少奇知道此事後，專門向毛澤東道歉，說是監聽為了更準確地將毛澤東的講話和思想整理成文件。這種牽強附會的解釋，當然騙不了毛澤東。不過毛澤東當時的威信處在最低谷，不便跟劉少奇翻臉，所以毛澤東並沒有大張旗鼓地，而是輕描淡寫地處理了此事。除了拆除所有竊聽裝置，銷毀所有錄音記錄之外，人員處分是相當輕的。

5月2日下午，楊尚昆向剛剛返京的周恩來總理匯報了“錄音事件”。當晚，他仍感“心情不安、坐臥不寧”。8日晚，楊尚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錄音事件的疏於檢查作檢討並請處分”。20日上午，中央書記處開會。會後，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和楊尚昆又在一起商談了關於錄音問題的處理意見。

處理措施有如下三條:一是決定田家英任中辦副主任，以加強領導；二是中央書記處批准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作出關於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准搞錄音等五項規定；三是中央書記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批評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並決定給葉子龍、康一民以嚴重警告處分，給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以警告處分。

關於“竊聽器事件”的緣由，王光美這樣回憶:“所謂‘竊聽器事件’，其實並不是什麼竊聽器，是錄音機。它的起因是這樣的:  毛主席的一些講話，因為現場沒有錄音，也不可能時時有人跟着記錄，再說靠手工筆記也不准，事後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據，傳來傳去很不準確，還出過一些問題。楊尚昆同志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為這事很傷腦筋。有一次，毛主席同外賓談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真老虎的關係，安排了錄音，後來根據錄音整理成文字，很準確。毛主席看後很讚賞，表揚了這件事。於是，就開始在中央領導同志開會，特別是毛主席講話時，儘量安排錄音。可有時候他們的談話不是很正式，錄音話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麼辦呢？有關工作人員就想了個辦法，將麥克風用盆花擋着，看不見，領導同志講話就比較放開了。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沒覺得有什麼問題。”

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可說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重要會議。由於遍地餓莩，毛澤東的威信大為降低，各地領導與中央離心離德，毛澤東召開七千人大會的目的原本是要求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以順利推動糧食徵購。為了不在赫魯曉夫面前出醜認輸，也為了不讓城市斷糧鬧事，他寧可犧牲為革命出力最大的農民大眾。在會議上，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承擔了中央的責任，鄧小平、周恩來分別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做了自我批評。劉少奇組織批評大躍進等工作的經驗教訓，尖銳指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但身為主持一線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並沒有對自己的工作進行檢討。 隨後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開始着手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並提議陳雲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

劉少奇勝利了，奪回了農村工作領導權，奪回了民心。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發展經濟，卻沒能使毛澤東引咎辭職，毛澤東感到了威脅。

劉少奇拉起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旗幟，陣地還是農村，隊伍有劉鄧陶，還有吳晗寫出的海瑞主持退地的英雄形象。政策實施後，人的自私自利本性爆發，到處貪腐橫行，官僚主義，幹部多吃多占，投機倒把，官民對抗嚴重。

三，1962年9月—1964年12月：

60年代初期的格局，具體說來是，劉少奇在總書記鄧小平協助下主持黨中央工作，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周也要向劉請示。劉只有重大問題才向毛澤東報告，請毛髮表意見或作決斷。若毛不在京，除極其重大的問題外，劉可與在京常委商議後，對任何問題可以當場拍板。在一線實權大大擴大的局面下，毛進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難繞過劉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劉少奇讓王光美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江青告了狀。鑑於赫魯曉夫下台的教訓，毛澤東感到有生前被清算或架空的危險。

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三線建設工作匯報時插話說：“整個文化部系統不在我們手裡。究竟有多少在我們手裡？20％？30％？或者是一半，還是大部不在我們手裡？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裡。齊燕銘也不好，聽說他是你（指周恩來）的秘書長。這個人不能當秘書長。你還不如到解放軍找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整個文化部都跨了。

其實早在建國一開始，毛澤東就約劉少奇談話，反對周恩來。但是劉少奇就沒有同意。劉少奇說反總理對黨的事業不利，周恩來有很大功績，絕不能反。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通知指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63-64年周恩來的權力也一直不斷削弱，後來在文革八屆十一中全會，陶鑄分管了大部分部。所有這些史實表明，周恩來一直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會粉身碎骨。963年4月17日，毛澤東就決定成立國務院內務辦公室，由謝富治任主任，統一管理公安部、內務部等。謝富治直接向毛澤東負責。中央調查部的一系列任務都被當局視為至關重要，諸如反間諜、收集政治情報、保證高級官員出行的安全、監控訪華的外國要人和代表團，其前身更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建國後常委裡面是由周恩來主管。但是文革前夕，由鄧小平接任。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再由康生接管。

在如何評價斯大林、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等問題上，這使毛澤東明確地認識到，蘇聯的領導現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認為南斯拉夫和蘇聯都已變成"修正主義"，而且中國國內存在着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在繼續，美蘇之間既對抗又在進行單獨的大國政治和軍事交易；中印邊境上的衝突與對抗正在加劇；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火日益擴大；美國和國民黨蔣介石不時對大陸東南沿海進行騷擾等等。

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毛澤東試圖扭轉把中央工作核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毛澤東說包產40%到戶，會兩極分化。毛澤東大談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對幹部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出修正主義。他明確說道："要花幾年功夫，對幹部進行教育，把幹部輪訓搞好，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國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後，一場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為主旨的四清運動在中國展開了。

196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布的一項指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1963年毛澤東發起“學雷鋒”運動，但收效不大；1964年發起“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介紹了保定地區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簡稱“四清”）的經驗。後又發現東北局宋任窮同志和湖南省委的報告，具體講述了當地社會主義教育經驗。包括“正面教育”，“群眾自我教育等”。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在國家主席劉少奇講話時插話指出：“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是可能，一種是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注意，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但該指示只在縣級以上單位實施。會後毛澤東便着重研究農村如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五反" 試點主要集中於中央國家機關及各省、市、區級機關、工業交通財貿單位和文教單位的企業以及軍隊各單位。由於"五反"運動是中央作為開展階級鬥爭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因此，運動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一些地區也出現了自殺等極端現象。毛澤東拉起了四清五反的旗幟，陣地是農村和城市，隊伍是所有人員。

1963年5月杭州會議，毛澤東把各中央局書記召集到杭州，舉行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員參加的小型會議。會中指出“要點就是階級，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幹部參加勞動這一套。”，在5月11日晚的講話中毛澤東着重強調“不要性急，要搞穩一點，不要傷人太多。” 最終杭州會議的《關於目前在農村工作中的若干問題的決定》一共十條。經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5月20日正式發出，後來被稱為“前十條”。 杭州會議後，“四清運動” 初步展開。

從試點的總體情況看，大部分地區搞得比較好，但是有些地方也發生了一些問題。在運動中，人為地製造了不少階級鬥爭不斷激化的事實，產生了打人、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如薄一波在《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寫道："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鑑於試點中出現的問題，中央認為有必要對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作出明確的規定。 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廣西、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等8省視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了《有關當前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問題的報告》 。在這一報告中，彭真同志如實地反映了運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不要重複老區土改整風時'搬石頭'、'跳圈子'的錯誤"。為此，中央決定，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起草《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具體工作由田家英組織一個起草班子負責。這個文件也寫了十條。1963年10月25日，毛澤東起草了《關於印發和宣傳〈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草案）〉的通知》，先後由鄧小平同志和劉少奇同志修改，題目改為《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毛澤東批准發出，後被稱為後十條。

後十條與前十條相銜接，主要是對前十條中“團結95%以上的幹部，群眾”做了許多政策規定。最主要的是強調“運動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工作隊不應包辦替代。其次文件強調：第一：必須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並且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第二：必須團結中農，正確對待上中農。 第三：正確對待，富，反，壞分子問題。第四，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為了達到這些要求文件提出了許多政策界限。另外後十條還提出要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整頓農村黨的基層組織。” 然而後十條的效果並不理想。湖北省第一批試點鋪開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隨河北省委“四清”工作隊到撫寧縣桃園大隊搞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擔任大隊工作組副組長。工作隊再次替代基層群眾，說犯有嚴重 “四不清錯誤” 的幹部，在上面大體有根子單單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後來將其總結出的經驗即桃園經驗進行推廣。

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最後，劉王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王直接指導下搞出來“經驗”全部在複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着。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燕飛”，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它很可能就發源於“桃園經驗”！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劉、王直接指導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

1964年6月2日劉少奇在會上講話中，提出“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們的人，他不再強調依靠基層幹部。在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之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依靠基層。

6月8日毛澤東在會上談到防止修正主義的問題時說：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拿在我們手裡，如白銀廠，小站就是搞修正主義。關於三分之一政權不再我們手裡的估計，影響了運動之後的發展走向。顯然黨中央對後十條需要作出修正。

6月17日由譚震林同志主持修改“後十條”，後根據陳伯達的提議，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同志掛帥。7月劉少奇同志在各地多次講話中強調：後十條中團結95%以上的幹部規定不恰當，要改，二是要擴大四清的範圍，不止是經濟方面的問題，經濟，政治，思想，組織四個方面的問題，統統要搞清。三是要在運動中集中精力打殲滅戰。

以後的運動中，工作組的人數和權力都被大大增強。中央工業，交通戰線的16個部共抽出3901人，占幹部26%。桃園經驗在全國宣傳，後十條的修正案中提出“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於此同時，一樣在全國宣傳的還有陳伯達負責的天津小站奪權的“經驗”。從此，不被團結的幹部，越來越多。青海省一個公社，工作組認為需要撤職處分的幹部占總數的47%。暴力事件，發生頻率又一次提高。在北京郊區通縣，去了2萬多人，有110個工作隊打了人，自殺70多起。

劉少奇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於領導四清運動上來，實際上處於運動領導工作的第一線。1963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劉少奇先後到天津、濟南、合肥、南京、上海、鄭州等地，同當地黨政軍幹部座談如何開展四清運動。8月5日至26日，又先後到武漢、長沙、廣州、南寧、昆明等地視察，並在廣州修改《後十條》。據逄先知回憶，劉少奇曾邀請田家英一道去南方修改《後十條》，田家英當時感到非常為難，因為他不太贊成劉少奇對農村形勢和基層幹部的過"左"估計以及對四清運動的一些"左"的做法。但他又很尊重劉少奇，也不能不服從組織，最後勉為其難地參加了文件的修改工作。離北京南下的前一天，田家英報告了毛澤東，問他對修改文件有什麼指示。毛澤東講了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在飛往武漢的飛機上，田家英將毛澤東的兩點意見轉告了劉少奇。劉少奇沒有表態。 

1963年9月18日，修改稿經毛澤東批改同意後，定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後稱第二個《後十條》），由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同《後十條》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軌道又向前進了一步。文件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了更加嚴重的估計，對基層政權的問題看得十分嚴重，提出了"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從這種錯誤的估計出發，改變了原先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把廣大基層幹部從運動領導中撇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批轉了一系列文件，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轉了《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9月1日，正式轉發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10月24日，又轉發了《天津市委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這樣，就把三大奪權樣板推向全國。11月12日和13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和《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工作團的領導權限的規定（草案）》。

隨着五月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開、劉少奇視察四清、第二個《後十條》的頒布以及奪權樣板的全國推廣，四清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大兵團作戰搞四清。中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調31378人，參加點上的運動；江西省農村四清組成七個工作團，參加工作隊的幹部29138人；四清運動本來就是"左"傾思潮的產物，而這一時期又不斷強調反右傾，強調大兵團作戰，這樣，就使搞運動的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一階段更嚴重、更尖銳，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領導權不掌握在共產黨手裡，展開了奪權鬥爭，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鬥爭過火等嚴重局面。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地進行公判，打擊其反動氣焰，對大部分則採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對待江青的態度，是周和劉的一個很大不同。同一個時期，周恩來的小心翼翼同劉少奇的“猖狂”形成了明顯對比。如果考察60年代以來的上層政治鬥爭，無論是早期的劉少奇、中期的林彪，還是後期的鄧小平，他們對於江青以及後來江青勢力（即“左派”）的態度是如此的重要，甚至都可以影響到他們的存亡與是否可能復出。

江青說過：“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後來，就辭職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周恩來則不同。文化部於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在6月23日由周恩來出面召集演出人員並舉行的座談會上，江青首次以江青的名字公開出席了大會。江青在會上批評到：“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

決定先“倒周”還是先“倒劉”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赫魯曉夫下台。

周自己認為自己對毛澤東是忠心的，但是毛澤東並不是這樣認為。毛澤東說：周恩來從來都是跟從一把手。換句話說，周恩來不是忠於毛澤東個人，而是因為跟毛澤東這個強者，自己才不會打倒，才有勝算，由此才選擇了毛澤東。但是一旦毛澤東死後，如果周恩來活過毛澤東，周照樣象批李立三、博古一樣批毛澤東，做赫魯曉夫式的報告，而且周恩來的發跡歷史就是一典型的批判前任領導史。但是在毛澤東生前，周恩來會跟着毛，要保持晚節。

赫魯曉夫的下台，讓毛澤東覺得必須要防止生前就有被逼下台或者被架空的可能。

劉少奇對蹲點、調查會以及四清等問題上，是犯了“天條”的。劉少奇在1964年夏，一時間呼風喚雨，四處遊說，並於8月1日在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的大會上，就農村社教運動發表長篇講話。劉少奇在講話中宣稱，若不蹲點，則無資格做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地委書記。同時劉少奇聲稱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間講了開調查會，開調查會為毛澤東發明所創），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

在如何搞“四清”的問題上，毛澤東亦曾經對劉少奇的看法表示過不同：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針對劉少奇的“紮根串聯論”）。事後由田家英把這些意見轉告了劉少奇。劉少奇緊皺眉頭，沒有說話。如果是周恩來的話，二話不說，就立馬寫檢討，然後在第一時間遞上去。

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下鄉蹲點，但是遲遲不見動靜。劉少奇一發火，做報告，全國一百五六十萬幹部就趨之若鶩般參加城鄉四清。這不能不讓毛澤東覺得大權旁落。而且報告中明確說：“對毛澤東着作也不要教條主義！”，這更是讓毛覺得是釜底抽薪。同時期的周恩來對於毛的個人崇拜卻是大造其勢。

從周恩來的角度看，劉、周之間的矛盾遠遠大於周、毛之間的矛盾。劉在“高饒事件”中曾與周連手，但是在“反冒進”時卻被毛澤東利用。劉少奇準備用對待整風的態度對待大躍進並暗示經濟政策上的分歧達到了“路線”性質的程度。毛澤東在周恩來對其大表忠心後，又採取保護周恩來的做法。對於周恩來來說，自然是對毛既感激又畏懼。但是對於劉少奇來說，周恩來卻是潛在的競爭對手。在60年代初的經濟恢復期，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關係是若即若離，並非親密。首先是在劉少奇的力主提議下，在新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握有經濟大權，相當於經濟內閣）裡面，周恩來僅為組員。在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期間，周恩來受到了下面的很多人的指責。有的在二月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上贊同中央決策的人，現在開始反悔埋怨（因為毛澤東開始批黑暗風），甚至對周恩來說了十分難聽的話。劉少奇並沒有出來為周恩來說話，反而是和毛一唱一和的又領導起新的潮流。無論從歷史的淵源還是歷史的現實，周恩來都和劉少奇存在着相當大的芥蒂。

四，1964年12月—1965年5月：

大兵團作戰，百萬幹部下鄉蹲點搞運動，一場四清革命高潮於1964年下半年在中國部分地區掀起。運動的開展似乎異常順利，應該說，劉少奇很好地貫徹了毛澤東關於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隨着運動的開展，作為一線指揮的劉少奇與"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在一系列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對劉少奇掛帥四清以來的許多做法非常不滿，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兩位領導人也逐步走向了公開的衝突，四清運動也因此發生了轉折。 

目的是清算各級“四不清”幹部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問題，卻因為對貪腐的根源認識不同，或有意掩飾或認識不到，而對社會主要矛盾，運動性質，和工作方法採取不同認識，劉少奇甚至冒犯了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和道德底線，加劇了毛劉矛盾。

在陶鑄、王任重、李井泉、柯慶施一致支持劉少奇有關四清部署的大區書記會議結束不久，蘇聯政壇突然發生最高權力非正常變動，1964年10月11日，勃列日涅夫等人策劃發動了宮廷政變，赫魯曉夫被強迫退休，赫魯曉夫被逼黯然下台。由於中蘇兩黨的同質同構性，此一充滿宮廷政變意味的事件明顯影響到了毛澤東的情緒與判斷。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利用各地負責人在京參加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的時機，召集各中央局的領導幹部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段時間，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分歧主要在兩方面：運動性質和運動方法。這次公開衝突成為毛、劉決裂的轉折點。

1964年12月15日下午3：30，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劉少奇就各地四清運動中反映的一些問題，提請會議討論。

爭論的焦點是社教的重點應當指向那裡。”毛提出“首先抓敵我性質的矛盾，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不以為然，認為“現在是黨內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種矛盾交叉。” 堅持 “還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不是到處都是敵我矛盾。”（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400）。一場全國性運動，已然進行了近兩年，卻最高決策層竟然在運動重點指向問題上出現分歧並引發衝突，豈不令人難以理解？其實，無論是運動初始的“清工分、清財務、清賬目、清倉庫”，還是中途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運動的重點不可謂不突出，指向不能說不明確，只是由於蘇聯政壇變化的影響刺激，以及一些地方對運動的一些過左做法的抱怨反映，使得毛澤東對劉少奇越來越感到不滿，對運動向着劉少奇部署的方式進行越來越感到不安，而毛澤東原來心中一個模糊的想法此時也開始變得清晰，因而有意發難，挑起話題，提出 “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新說法。

26日，在毛澤東生日宴會上，毛澤東講了一些明顯帶有不滿情緒的話。

28日下午，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發言後，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並且是拿着《黨章》和《憲法》到會的。他說：”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在運動性質上，毛澤東多次公開指出 “關於運動性質的幾種提法，即“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後一種提法比較恰當。” 而前一種提法正是劉少奇同志的觀點。

在運動方法上，劉少奇認為主要矛盾，在基層富裕農民與群眾，而毛澤東提出，先不管下層，而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整當權派，先搞豺狼後搞狐狸。

在其26日的生日宴上，毛對着李富春指桑罵槐：“你們什麼事情都不同我講，啊，什麼話都不同我說。現在什麼事情我都不知道，你們是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全國上下組織了歡慶活動，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當選時大不相同。街頭敲鑼打鼓的遊行隊伍拿着彩旗，舞着獅子，放着鞭炮，並排舉着毛和劉的像。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報導：“毛主席劉主席都是我們最愛戴的領導人”。很明顯，在中共高層，有相當多的人在暗暗為劉使勁。劉在制止饑荒上的功勞使他有了眾多支持者，就連毛的親信也覺得劉“行”，“有辦法”，跟他“感到對路”，而同毛疏遠。甚至還有人建議，劉當選時在天安門城樓掛劉的像，而不掛毛的！（當時毛的像只在節慶時才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劉趕快否決了這個提議。正在選舉劉的當兒，劉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會堂的“一一八”。劉當選後走進來，看見妻子在場，一愣。毛劈頭蓋腦辱罵了劉一頓，仇恨之意溢於言表。劉跟妻子僵坐在那裡，默然對視。

65年元月3日，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的當日，毛澤東召開有關四清的常委擴大會議，批評四清工作搞“人海戰役”，是 “煩瑣哲學”，並當着被召列席會議的王光美的面，嚴厲指責劉少奇“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劉源、何家棟：《“四清”謎團》），如此行狀，不啻為羞辱了。

1965年1月，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他反對運動中的“人海戰術”集中過多人員，“繁瑣哲學”學習文件內容過繁瑣，“冷冷清清”不依靠群眾。提出“四清”運動“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紮根串聯”。會議後毛澤東講話主要內容被整理為二十三條題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後來1970年斯諾問毛澤東什麼時候覺得必須把劉少奇在政治上搞掉，毛澤東答“就是發布二十三條的時候。”

毛澤東與劉少奇衝突的直接結果就是《二十三條》的制定，這對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開展產生重大影響。可以說，《二十三條》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意見，否定了劉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見。 《二十三條》下達後，對整個四清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各地根據《二十三條》的有關政策，糾正了一些過"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層幹部，使他們重新走上了日常生產的領導崗位，受到廣大基層幹部的歡迎，城鄉一度緊張的局面開始有所緩和，有的地方出現新的生產高潮。但是， 《二十三條》的關鍵提法大大超過了《後十條》修正案，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 "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繼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進一步升級，是一種更"左"的錯誤觀點。 《二十三條》正式頒布後，標誌着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這一階段，各地在認真學習貫徹《二十三條》的基礎上，對運動進行了重新部署和具體安排，並專門劃出一段時間進行清政治。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澤東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從而構成了這一階段運動的獨特景觀。這一階段運動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把運動的重點轉向整中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為"文革"的發動做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準備。

1964年12月27日的會議散會前，毛澤東給眾位高官留下一個猜謎題：“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你們自己去研究。”眾高官當中，悟性比較好的人，當場就猜出來了；悟性差一些的人，一時還猜不出。

鄧小平心中怨言升起：本來好好的會，讓主席這麼一“攪”，可苦壞我這個會議組織人了。鄧小平找到劉少奇，抱怨說：“主席的情緒太大，討論會開成猜謎會了。明天的會議還是勸他一下，別讓他再參加會議了，讓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則這次會議的精神還是定不下來。”

劉少奇一聽，暗中喜歡這個小平，總是與他不謀而合，不過故意作出一個無奈的手勢，說：“那得你去和主席講，我去講還是會出問題的。”

去跟毛澤東說，請他不要來開會，這可是得罪人的事啊。這種得罪人的事，要是換了別人，肯定是不願去的。不過鄧小平不一樣，他這個人不僅悟性好，膽子也大，不怕得罪人，不僅有叛逆的性格，而且叛逆得精彩。鄧小平真的去找毛澤東了。

鄧小平來到毛澤東的住處，看到毛澤東的情緒似乎還不錯，於是鼓起勇氣，用最恭敬的語調，微笑着對毛澤東說：“明天的會議，只是討論一些具體的事情。聽說主席您感冒了，如果您身體不舒服，就不必來了。會議結束後，我會把結果向您詳細匯報的。鄧小平走後，毛澤東臉上的輕鬆笑容頓時消失，那是裝出來的輕鬆，他不能在鄧小平面前丟面子。此時毛澤東的心情非常沉重，自從他1943年當上黨主席以來，至今已有31年了。在這31年中還從沒有人敢跳出來“逼宮”，請他不要參加會議。毛澤東知道，鄧小平“逼宮”的後台是劉少奇，他們想把毛澤東當成一個死去的祖先，供在高閣上的神廟裡，給他渾身塗上金粉油彩，很好看，但不管用。他們不想讓毛澤東過問政事，更不想讓毛澤東參加黨中央會議。

從1960年8月到1963年，毛澤東基本不過問政事，很少參加會議，所以與劉少奇沒發生什麼矛盾。今年，也就是1964年，毛澤東從高閣上的神廟裡走出來，多過問了一些政事，多參加了一些會議，就與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發生矛盾了。劉少奇感到毛澤東有從“二線”回到“一線”的企圖，所以他要把毛澤東這尊神，再請回到神廟裡，不讓他回到人間。

目前擺在毛澤東面前的選擇，有兩個：第一個選擇是讓步，滿足劉少奇他們的要求，不再過問政事，退回到他的神廟裡接受貢拜，做一個有地位但沒有實權的太上皇。第二個選擇是鬥爭，打出神廟，打倒劉少奇，重新回到“一線”來領導共產黨，重新統領中國的一切大權。

毛澤東要維護自己說話的權力，儘管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敢“剝奪”毛澤東說話的權力，但毛澤東講話的影響力越來越弱化了。毛澤東的講話，第一步被“屏蔽”，第二步被“淡化”，第三步就成為無用的“廢話”。

12月28日的會議開始了，劉少奇依舊早早來到會場。昨天鄧小平向他匯報了毛澤東的回答，劉少奇深知毛澤東的性格，既然他說“偏要來”，那肯定是要來的，而且要來和自己“大干”一場。劉少奇暗暗做好心理準備，他甚至希望毛澤東蠻不講理地“罵”他一通。如果毛澤東這樣做，眾高官會厭惡毛澤東的霸道，大家反而會同情劉少奇，支持劉少奇，這樣劉少奇的勝利，就會更向前邁進一步。

不出劉少奇的預料，毛澤東按時到場了。不過今天毛澤東進場的時候，大家都向他投去異樣的目光，因為毛澤東的手裡，居然拿着兩本書。毛澤東參加會議，從來都是瀟灑地甩着兩隻空手來的，即使是需要文件，也有秘書代勞，用不着毛澤東親手拿。今天毛澤東居然破天荒地親手拿了兩本書來開會，那是什麼書呢？眾人都往毛澤東手上看。毛澤東可能也看出了眾人的心思，一張大手掌遮在書上，別人看不見書名。

毛澤東用心平氣和的語氣開始講話，說：“關於社教運動的性質，有三種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黨內外矛盾的交叉；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前兩種提法較好，還是第三種提法較好？”

毛澤東有意停頓了一下，希望有人出來發表意見，但眾高官的眼睛緊緊看着毛澤東，嘴卻不肯開。毛澤東只得繼續說：“我們常委會談過，也跟幾位地方的同志談過，恐怕還是以第三種提法較好。因為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叫‘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也不是什麼‘黨內外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後一種提法較適當，因為它概括了問題的本質。我們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眾高官依然是一片洗耳恭聽的姿態，沒有人出來發言，更沒有人表明自己的立場。毛澤東心中的“火”竄了上來，提高聲音說：“我看有些同志所說的那些矛盾，都沒有牽涉問題的本質，也沒說明問題的根本性質。說到底，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出現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忘記這點，就是欺騙人民。我看有些同志是在為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話，他們要把鬥爭的方向搞亂，混戰一場，最後來一個混水摸魚。”

毛澤東火氣上來的時候，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越說聲音越大，那個湖南腔越說越難辨認：“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歸根結底是要解決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講的，什麼‘四清四不清’的問題，什麼‘黨內外矛盾交叉’的問題。你們要善於抓住一切問題的‘綱’，這個‘綱’就是階級鬥爭！”

一聽毛澤東又談起“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鬥爭，很多高官臉上不免露出一絲不耐煩的痕跡。毛澤東看到這些，冷笑一聲說：“有的人認為我的話是老生常談，不那麼想聽了，他們以為自己的翅膀已經硬了，可以丟掉我這把刀子了。我可以讓步，但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廣大黨員，不讓我讓步！”

毛澤東最後這句話，簡直就是怒吼了。這是自從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久違的怒吼，會場上頓時一片寂靜。毛澤東也意識到自己的感情有點失控了，他向台下的眾高官看去，那些人並沒有表現出驚訝，面無表情，反而折射出有一種“終於等來了毛澤東的怒吼”的預見感。毛澤東心中大為不快，意識到這個話題不該再談下去了，於是轉開話題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我們都要聽嘛。特別是對那些反對的話，更要耐心聽嘛，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說完嘛。有那麼一些同志，天天說講民主，天天又不講民主。講民主是叫別人講民主，到了自己就不講民主了。”

毛澤東說到這裡不說了，讓別人發言。眾高官以為毛澤東還要雷霆震怒下去，沒想到毛澤東這麼快就熄火了，讓眾高官放心下來。於是眾高官繼續發言，大家都小心地避開有關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敏感話題，繼續保持中立。

到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劉少奇問毛澤東是不是還有話說，毛澤東說：“我是沒有話了。如果還要講幾句，就是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憲法》八十七條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毛澤東舉起《憲法》，又舉起《黨章》給眾人看，眾人這才知道毛澤東今天拿來的兩本書是《憲法》和《黨章》。毛澤東舉起《黨章》說：“《黨章》100頁到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一個不准我開會，一個不准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

並說：“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399——403）。

毛澤東最後拿出這個殺手鐧，申訴說“鄧小平不准我開會”，“劉少奇不准我講話”，毛澤東以為這樣會贏得一些高官的義憤或者同情，畢竟毛澤東是“有恩”於他們的，他們或多或少地得到過毛澤東的提拔和重用。可是毛澤東失望了，他的殺手鐧沒起作用，沒有人站出來替毛澤東打抱不平，沒有人站出來捍衛毛澤東說話的權利。

毛澤東見高官們都不說話，再逼問一句：“同志們有話沒有？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要耽誤你們的時間，我又變成個官僚主義。”

會場還是一片寂靜。連那個永遠給他面子的周恩來，今天怎麼啦，也抿着他那稜角分明的嘴唇，像是狠了心，不說話了。毛澤東今天的戰鬥，全盤皆輸了。

劉少奇當然是大喜過望。這兩天毛澤東各種手段都用出來了，可是眾高官中除了陳伯達，沒有一個公開支持毛澤東的。看來毛澤東已成了孤家寡人，再也號召不起人來了，劉少奇戰勝毛澤東似乎是指日可待的。

按照這次會議的日程，今天是會議的最後一天。劉少奇乘着勝利的東風，也不和毛澤東商量，就通知參會的高官們散會，並發出了會議的決議，就是所謂的《十七條》。

當晚，江青請陶鑄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觀看現代京劇《紅燈記》。演出前，陶鑄夫婦在休息室里遇到毛澤東，陶鑄無意中向毛澤東提起散會的事，因為陶鑄並不知道劉少奇沒有通知毛澤東就散會了。

毛澤東得知散會的消息，震驚了：“什麼？會開完了？我還沒有參加呢，就散會了？”

不管怎麼說，毛澤東是這次會議的主持人，可是劉少奇居然不通知他這個主持人就散會了，可見劉少奇根本沒有把毛澤東放在眼裡。毛澤東氣得罵出聲來：“有人就是要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些話的嘛！”

毛澤東氣得又問陶鑄：“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

陶鑄暗自懊惱不該與毛澤東說起這些事情，不過也不敢亂說，只好照實回答說：“有的走了。”

毛澤東想也沒想，當即做出一個魯莽的決斷，斬釘截鐵地命令陶鑄，說：“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繼續開會。”

毛澤東很快就後悔他這個在氣頭上做出的魯莽決斷。因為他跟劉少奇的這場戰鬥，既然已經滿盤皆輸了，就不應該再戰下去了。繼續再戰下去的話，還是照樣輸。可是毛澤東的自尊心，毛澤東的面子，又讓他不得不做出這麼一個錯誤的決斷。

毛澤東不管怎麼說，名義上還是黨中央主席，他的指示還是有法律效力的。劉少奇馬上有條不紊地指示中央辦公廳，按照毛澤東的意思，通知那些已經回到當地的全國各地的高官們，再到北京來接着開會，繼續討論“四清”問題。劉少奇心中暗喜，毛澤東這樣蠻幹，打擊面就不是他一個人了，而是全中國的高官們。毛澤東把全中國的高官都招來為他們兩個人的爭吵“陪綁”，一定會讓這些人反感，進一步遠離毛澤東。

果然，那些已經回家的高官們，忽然又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讓他們回北京繼續開會。這些人抱怨起來，這次會議花了兩個星期，總算搞出一個決議《十七條》，現在又說《十七條》作廢了，要重新再搞一個決議，這不是胡鬧嘛。這些人心裡都埋怨毛澤東：“你和劉少奇吵我們不管，但不要把我們也陪綁進去。毛澤東退居‘二線’有的是時間，而我們這些在‘一線’工作的人都忙得很，哪有時間‘陪’你跟劉少奇吵架呀。”

30日，更於深夜召見陳伯達，口授新的社教運動指導文件，同時首次向陳流露出 “整少奇同志” 的意圖。（《王力反思錄》頁173——174）。 中央修改後通過的《二十三條》中所指：“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 就是這一意圖在文件中的隱晦表達。

1965年元旦後，心中埋怨很大的全國各地的高官們陸續回到北京，繼續開會。毛澤東也明白大家心裡對他有氣，要真正的贏劉少奇已經是不可能了，他現在唯一的能夠贏的，就是贏一個“面子”。於是毛澤東破罐子破摔，擺出一副倚老賣老的架勢，非要會議決議按照他的主張寫，非要劉少奇做自我批評，要不然就不散會。說白了，毛澤東就是要爭一個面子。

高官們也看出來毛澤東是在面子上過不去，非要爭個面子不可。於是大家都去勸劉少奇，讓他委屈一下，顧全大局，向毛澤東做個自我批評，結束這場爭吵。然而劉少奇態度卻十分固執，不同意自我檢討，說：“如果我工作做錯了，當然要檢討。你們說說看，我工作什麼地方做錯了？如果沒有錯，為什麼要檢討？”

大家繼續勸劉少奇：“你就不要跟主席一般見識了，他大概是人老了，糊塗了，你就讓着他一些吧。”

劉少奇還是不同意檢討。最後軍界元老朱德和賀龍出馬，親自出面勸劉少奇：為了全黨的利益退讓一步，向毛澤東做個口頭檢討，結束這場爭吵。其實劉少奇就是要等軍界元老出面之後，再做出讓步。因為他這時讓步，等於給軍界元老們一個很大的面子，劉少奇當然知道中國人對“給的面子”是一定會回報的。這對他今後加強對軍隊的影響力是大有好處的。於是劉少奇痛快地答應朱德和賀龍：我馬上向毛澤東做自我檢討。

朱德和賀龍看別人勸不動劉少奇，自己一說劉少奇就聽了，果然感到很有面子，對劉少奇也很有好感。後來朱德在1965年還提出建議說：“今後可以讓少奇同志指揮軍隊。”

1965年1月5日，宋任窮同志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講到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生產一年比一年好的時候，毛澤東插話說“在人大會議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上頭啊”。隨着“四清”運動深入發展和運動中種種問題暴露，毛澤東對不少幹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以至同群眾對立問題越來越感到憂慮。

1965年1月13日，劉少奇召集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等重鎮高官17人，開了一個黨內民主生活會。劉少奇帶頭作自我批評，檢討自己對毛澤東“不夠尊重”，以後一定注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黨的團結。周恩來參加了會議，但他還是和以往一樣，嚴格保持中立。毛澤東則派陳伯達代表他來參會。

第二天的會議上，劉少奇當面向毛澤東檢討說：“我對主席不夠尊重”，並聲明今後一定注意維護毛主席的威信和黨的團結。高官們對劉少奇這種高姿態的顧全大局做法，都表示滿意。然而毛澤東聽了劉少奇的檢討，心裡又有一股“火”起來了。如果劉少奇檢討說：“主席的看法對，我的看法錯了”，這還有認錯的意思，劉少奇卻說“對主席不夠尊重”，這能算是認錯麼？毛澤東沒好氣，當場就把劉少奇的話頂回去，用他的一貫拔高手法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之後劉少奇不再與毛澤東爭論，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提法，重新制定了新的會議決議《二十三條》，下發全國，終於結束了這場毛劉的爭吵。對於劉少奇來說，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制定《二十三條》，不過是給毛澤東一個面子，執行的大權在劉少奇手上，具體怎麼做還是由劉少奇說了算。

毛澤東以龍顏震怒的方式，懾服劉少奇。劉被迫向毛做出檢討，承認錯誤，毛重新掌握了運動的主導權。時任中辦主任的楊尚昆在日記中用罕見的筆調寫道：“現在要注意：劉話不靈了”。（《楊尚昆日記》1965年1月14日）黨內風向之微妙變化，此見一斑。

毛澤東在這場爭吵中，只是勉強贏了一個面子，而實質性的“里子”，都讓劉少奇贏了。毛澤東首先在風度上就輸給了劉少奇，讓劉少奇贏得一個顧全大局的好名聲，贏得了高官們的好感。更重要的是，毛澤東這次真的中了劉少奇的“氣走毛澤東”之計，今後很難再參加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會議了。

這個理由是簡單的：如果毛澤東參加會議，對劉少奇的意見全部贊成，這會讓毛澤東的自尊心受不了，不符合毛澤東的為人；如果毛澤東在會議上反對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倒也不會再跟毛澤東爭辯了，而是擺出一副“顧全大局”的高姿態，在風度上把毛澤東比下去。這樣一來，眾高官倒覺得毛澤東心眼狹小，更讓毛澤東沒有面子。

今後毛澤東如果再參加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會議，贊成劉少奇，讓毛澤東沒面子；反對劉少奇，也讓毛澤東沒面子，因此對於毛澤東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不參加會議，正好達到劉少奇“氣走毛澤東”的目的。事實上，1965年一年中，毛澤東沒有參加過一次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會議，這讓劉少奇十分開心，感到他這個小媳婦終於熬成婆了。

毛澤東認為防止特權階層形成的有效辦法，是減少和降低官員們的物質待遇。在毛澤東的主導下，1965年2月中央軍委做出《軍官減薪決定》，指出：“軍隊現行的工資標準，是全國各類工資中較高的一種，它同我軍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優良傳統不相適應。因此，必須降低現行的軍官薪金，這樣有利於保持和發揚我黨我軍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從毛澤東給軍官減薪這件事，其實就看出為什麼毛澤東在高層幹部中間變成少數派的原因。

1965年3月15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去外地巡視。從1949年到1974年，毛澤東共外巡58次，平均每年外巡兩次以上。毛澤東這次外巡，一來是慣例，二來是要避開中央關於試辦“托拉斯”的座談會。所謂“托拉斯”，是劉少奇率先提出的一種企業形式，它與以往的國營企業不同，不是用行政方式管理，而是用“經濟的辦法管理企業”，這個類似於改革開放之後搞的“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很顯然是資本主義（現在叫市場經濟）的東西。

劉少奇“氣走毛澤東”的計劃成功之後，乘勝出擊，進一步把資本主義的試點從農村推向城市。劉少奇在試辦托拉斯座談會上講話說：“托拉斯是在黨的領導下，用社會主義的經濟辦法，而不是行政辦法來管理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辦托拉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參考資料，但都沒有完整的經驗，要我們自己創造。應當充分利用當前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適應國內經濟形勢和建設的需要，更積極地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新技術。”

劉少奇試辦“托拉斯”的計劃，實際上是對國營企業的改革和對外開放。劉少奇原來計劃從1965年開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這一重大的改革和轉型。毛澤東毫無疑問反對這種資本主義試點，但毛澤東看出，劉少奇的經濟路線已經得到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支持，他如果在會議上反對劉少奇，又將陷入少數派的難堪境地。這時毛澤東的最好選擇就是離開北京，隨劉少奇去搞，因為劉少奇的羽翼已經豐滿，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已經阻止不了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了，只有另尋辦法打倒劉少奇。

1965年夏，劉少奇的心情很好，難得攜全家一起遊覽了北京玉泉山。這也是劉少奇與九個孩子，及妻子、岳母的最後一次溫馨的家族活動，在劉少奇孩子們的心目中留下了永遠的記憶。1966年，按照計劃準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本來準備在1961年召開，當時因為“三年自然災害”，把會期推遲到1966年。劉少奇計劃在1966年的九大上，把毛澤東推上“名譽主席”的地位，自己真正成為黨主席。但是劉少奇這個計劃的難度是很大的，因為軍隊仍然牢牢控制在毛澤東手中，所以怎樣弱化和分化毛澤東在軍隊中的影響力，成為劉少奇計劃的重點。

劉少奇的合伙人鄧小平，在軍中有一定影響力，軍界元老朱德已經表明支持劉少奇，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和總參謀長羅瑞卿，也與劉少奇關係友好。但是這些人加起來，還是抵不過國防部長林彪一個人在軍中的實力，所以劉少奇就看上了另一個人：已經失足的彭德懷。

當年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第一個是周恩來，第二個彭德懷。毛澤東的大躍進錯了，那麼就說明反對大躍進的周恩來和彭德懷是對的，特別是彭德懷因為反對大躍進，被打成“反黨集團”，因此很多人對彭德懷抱不平，黨內有一股為彭德懷平反的呼聲。一旦彭德懷平反，回到軍隊工作，他在軍中的影響力不亞於林彪，而且肯定是反毛澤東的，這樣劉少奇就不用怕毛澤東了，毛澤東的徹底退休也就會成為定局。

彭德懷還在北京郊外的掛甲屯默默無聞地種他的菜的時候，不知不覺中，成為決定劉少奇和毛澤東命運的關鍵人物。為了給彭德懷的平反製造社會輿論，在劉少奇掌控的宣傳領域裡，《海瑞罷官》等借古喻今、間接為彭德懷喊冤叫屈的作品也就登場了。

毛澤東儘管輸了這場鬥爭，但他絕不會氣餒，按照他的口頭禪：“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栽一個跟頭算不了什麼。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毛澤東重整旗鼓，重新調整作戰方針，精神抖擻地投入下一場與劉少奇的鬥爭。

（《破解文革毛澤東》作者：崇新岳、百思峰）

5月，陪同毛澤東上井岡山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要向他匯報一下湖南社教的情況，毛澤東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張平化不知道毛澤東這句的含義， 插不上話。毛澤東接着說：“我們有些同志，遇到困難不是到馬克思那裡去找答案，而是到資本主義那裡去找答案。1962年我在北戴河會議上就說過，什麼‘包產到戶’，統統都是單幹。包產到戶，在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貪污盜竊的、投機倒把的富裕起來，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軍烈屬和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了。所以‘包產到戶’的問題，不是糧食增產多少的問題，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你懂得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嗎？”毛澤東也知道張平化不懂，於是說：“你不太清楚，那麼上了井岡山後我們再說。”

四清運動的矛頭主要是對準農村幹部，其目的是加強中央對農村的控制，其潛在的作用是平息農民對大躍進和困難時期的不滿。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從1962年起，毛澤東就總把“修正主義”掛在嘴邊，什麼是修正主義呢？

毛澤東在批評蘇聯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時，是這麼說的：“蘇聯已經形成一個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國家財富的權力，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几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着寄生的腐朽資產階級生活。這個特權階層在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准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就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毛澤東認為：革命成功後，很多共產黨人的革命理想退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生活舒適，追求物質享受，這種思想就是修正主義。毛澤東在批評蘇聯共產黨變“修”的同時，也深深感到中國共產黨正在向修正主義的道路靠攏，中國共產黨正在變成一個凌駕於人民之上的特權階層。因此，毛澤東提出要“反修防修”，要阻止中國共產黨“變修”。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蘇聯修正主義正是有了一個特權階層，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國家也變了顏色。我們決不能像他們。”

在共產黨內，有少數高官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搞“反修防修”。比如中共元老謝覺哉說：“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官國’，當官做老爺的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傳下來，從古代到民國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共產黨的官就是不能當官做老爺，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宗旨。可是我們共產党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着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我的親戚要我幫忙安排工作，覺得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要坐我的小車，吃得比別人好，穿得比別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是不正常的，非常危險的。”

但中共的大部分高官們，不理解或者根本不願意理解毛澤東的“反修防修”苦心，認為“修正主義”不過是毛澤東老年固執症引發的臆想。

五，1965年6月—1969年4月，真實的文革：

陰陽轉換，乾坤倒轉：

現在，毛澤東在與劉少奇的鬥爭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所以他要重上井岡山。毛澤東認為，在井岡山上他可以激發起靈感，思索出答案，創造出前所未有的鬥爭方式和武器。毛澤東一路上帶着滿心的沉思，回到他赤手空拳創業的起點井岡山，宛如一個孤獨的哲人，到山上苦苦思索真理。

5月22日，毛澤東沿着汪東興、張平化為他先行布置的路線，乘汽車蜿蜒而上來到著名的井岡山黃洋界。

毛澤東走着走着，突然向沒有路的小山坡上跨出幾步。汪東興一驚，忙向毛澤東提示說：“主席，那邊沒有路。”

毛澤東就像在等着這句話似的，一笑說：“魯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為路。’井岡山的道路是這樣，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是這樣。不過，走社會主義這條路比井岡山的道路還要難。”

汪東興見毛澤東執意要走沒有路的“路”，趕忙搶上一步來扶毛澤東，毛澤東卻拂開汪東興的手，不要他扶。毛澤東走到一棵大樹下，折下一節樹枝，笑着說：“秋收起義時我的腳磨破了，就是拄着一根樹枝當拐杖，走上了井岡山。今天我還要借用一下這個井岡山的天然拐杖啊！”

毛澤東居然當起了嚮導，領着眾人左轉右轉幾次，來到黃洋界口。那裡樹立着一個詩碑，上面刻着毛澤東三十七年前寫的詞《井岡山》：“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人宵遁。”毛澤東站在黃洋界，眺望遠處，詩興大發，作出他最著名的詩詞之一《重上井岡山》：“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毛澤東這首詞的開場白是“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這用通俗一些的話來解釋就是“很久以來我一直有一個‘凌雲志’，這次我帶着這個‘凌雲志’重上井岡山。”毛澤東的“凌雲志”是什麼呢？毫無疑問，就是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消除中國“變修”的危險，保證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下去，直到共產主義的天堂。為了實現這個“凌雲志”，毛澤東什麼都不怕，敢上九天去攬月，敢下五洋去捉鱉，這裡說的“鱉”，應該就是劉少奇了。毛澤東在最後的結尾說“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這是在激勵自己：世界上沒有攀不上去的高峰，就看你敢不敢去攀登了，有志者事竟成。

毛澤東這次打倒劉少奇，用過去打倒王明的辦法不行了，用打倒彭德懷的路子也行不通，必須創造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必須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毛澤東這天在井岡山上，用折下的樹枝做拐杖，撥開一條新路，就是象徵着他要開闢一條新路的決心。

毛澤東在井岡山上住了下來，他繼續思考他的答案：解決問題的關鍵在哪裡。5月25日，張平化要提前返回長沙，因為有一個重要會議需要他去主持，不得不趕回去。張平化前來辭行的時候，毛澤東對他說：“你還記得我跟你說過，我們上了井岡山再談的話題嗎？”

張平化當然沒有忘記，毛澤東的話題是：“你懂得我為什麼將‘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嗎？上了井岡山我們再說。”不過當時張平化認為毛澤東只是隨便說說而已，沒想到毛澤東真的要履行自己的承諾，更沒想到毛澤東要把自己的“心跡”，跟他這麼一個小人物談。張平化馬上誠惶誠恐地、全神貫注地聆聽毛澤東講他的心跡。

毛澤東認真地說：“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變了，中國的整個經濟體制就會改變，就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不通，因為帝國主義們不會讓中國真正富強起來的。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既合作又排擠，怎麼可能允許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況且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我們在這樣的條件下搞資本主義，只能成為別人的附庸。”

這裡毛澤東說了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一個理由：“帝國主義國家不允許中國後來居上，中國搞資本主義只能成為別人的附庸。”

毛澤東接着對張平化說：“帝國主義從第一天起，就眼睛盯着中國這個大市場，準備對我們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如果我們搞了資本主義，外面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資產階級來一個內外夾攻，聯合起來壓迫榨取老百姓，到時候我們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原則宗旨。”

這裡毛澤東又說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二個理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澤東繼續對張平化說：“戰爭時期容易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打勝仗的路線就是正確路線；和平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就要難得多，不能光看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麼旗幟，走什麼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一定的時間內可能會有些成績，但長久地看，就不行了。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後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的話，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

這裡毛澤東再說他不同意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三個理由：“中國搞資本主義，搞不好，國家就有分裂的危險。”

最後毛澤東說：“我反覆說，我們一定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堅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毛澤東最後表明自己的心跡：“我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中國的老百姓希望走社會主義道路。”

張平化聆聽着毛澤東的話，他既沒有讚頌毛澤東，也沒有表示已經理解了毛澤東的話，只是在默默地記住這些話。毛澤東很清楚，張平化是一個“老實人”，不會像劉少奇那樣取寵地讚頌“毛澤東思想”，也不會像康生那樣摩拳擦掌地揪黨內的敵人。毛澤東之所以要把這些“心跡”講給張平化這樣的老實人聽，是希望張平化將來成為歷史的證人。

在中國古老的文明史里，有一種英雄情結，不論是皇帝還是九品芝麻官，不論是政客還是詩人，都很在意歷史會如何評價自己。毛澤東終身喜讀歷史，當然也一定會非常在意歷史評價這件大事。毛澤東也想到自己與劉少奇的這場鬥爭，並沒有百分之百取的勝算，萬一失敗了，他的政敵就會把他送上歷史惡人的審判台。張平化比毛澤東年輕14歲，毛澤東希望張平化在自己死後，把自己的這些“心跡”告訴後人，讓後人對自己做出公正的歷史評價。果然張平化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一直活到2001年95歲高齡。張平化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向後人傳達毛澤東的這些“心跡”。

毛澤東的夢想是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這個夢想，所以他要把這個夢想寄托在他的接班人身上。毛澤東即使打倒了劉少奇，只要周恩來、林彪這些老幹部還在，那麼他的接班人還是接不了班，接班的肯定是周恩來、林彪這些黨內勢力強大的老幹部。要想讓年輕人接班，不僅要打倒劉少奇，還必須把周恩來、林彪這些老幹部統統打倒，這就是毛澤東要完成的最終使命。

毛澤東在考慮自己的歷史角色，在歷史這條長河裡，他究竟要扮演什麼角色，能夠扮演什麼角色。現在毛澤東想清楚了，他本人已經不可能完成修建社會主義大道的任務，他現在能夠做的，就是作為一個炸藥包，炸掉那些阻擋社會主義道路的頑石和堡壘，以後修路的事情，就交給他的接班人去完成了。毛澤東這時給自己的歷史角色和歷史任務一個清晰的定位，他的歷史角色不是建設者，而是破壞者，他的歷史任務是炸掉阻擋中國走社會主義的“三座大山”。什麼是阻礙中國走社會主義的“三座大山”，中共黨內勢力最大的三個人劉少奇、周恩來和林彪，就是這三座大山。不炸掉這三座大山，年輕的接班人就無法接班，就無法保證中國繼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毛澤東下定決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炸掉這三座大山，為他的接班人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掃平障礙。當然毛澤東不會對這三座大山同時發起進攻，他要各個擊破。毛澤東給自己訂下一個宏大的戰略計劃：第一步，聯合周恩來和林彪，打倒劉少奇；第二步，聯合林彪打倒周恩來，或者聯合周恩來打倒林彪；第三步，最後打倒林彪或周恩來，然後交班給他的接班人。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思慮好宏大的戰略部署後，開始了打倒劉少奇的外圍戰。毛澤東下井岡山之後，先去了杭州，再到上海，然後回到北京。毛澤東離開北京三個半月後回來了，北京的眾高官輕鬆了三個月後，又開始繃緊神經，注視帶着井岡山泥土味的毛澤東會有什麼新動向。毛澤東一點也沒有出遠門歸來的倦意，馬上着手布置他打倒劉少奇的外圍部署，特別是要消除軍隊中存在的隱患，為在關鍵時刻確保軍隊萬無一失地站在自己一邊。

當時軍隊中實權最大的四個人，依次是毛澤東、林彪、賀龍和羅瑞卿。林彪是毛澤東絕對信任的，對賀龍毛澤東從來就不是很信任，但羅瑞卿原本是毛澤東非常信任的人，甚至暗地裡被稱為毛澤東的愛將。可是天有不測風雲，1964年年底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唇槍舌戰中，羅瑞卿沒有公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而是持旁觀態度，毛澤東心中頓時失去對羅瑞卿的信任。因此這次毛澤東要消除軍隊的隱患，就是解除賀龍和羅瑞卿的職權。

毛澤東戰略的第一步，是聯合周恩來和林彪打倒劉少奇。因此，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戰略部署，就不能瞞着周恩來和林彪，如果對周恩來和林彪遮遮掩掩的話，兩人就會不信任毛澤東，就不肯在打倒劉少奇的時候出大力了。毛澤東事先已經向周恩來和林彪“交底”，絕不能讓周恩來和林彪發生誤解。

毛澤東處理高級幹部的方式，一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是準備階段，第二個是分化孤立階段，第三個才是批判階段。

在“列車盜聽事件”上，劉少奇是理虧的。不管怎麼說，不經本人同意，對毛澤東的談話進行秘密錄音，是一件違法的事，走到哪裡都說不過去。所以毛澤東要追究楊尚昆的責任，劉少奇也不太好庇護，只得按照毛澤東的意思，讓汪東興接替楊尚昆的中央辦公廳主任，劉少奇把楊尚崑調到廣東省去工作。1965年11月10日，楊尚昆正式調離中央辦公廳，去廣東工作。就在楊尚昆被解除中央辦公廳主任同一天的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海瑞罷官》，打響了文革的第一槍。1965年11月12日，也就是發表《評海瑞罷官》的兩天后，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他知道《評海瑞罷官》這顆炸彈扔出來之後，繼續住在北京是危險的，因為北京基本上被劉少奇的勢力所控制。毛澤東此次離開北京後，在外地住了八個月之久，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

因為他是一個知道中央領導人所有秘密的人，古人說“知人隱私者危其身也”，一旦有人對他的嘴不放心，就會被殺人滅口。楊尚昆也看出劉少奇是不會保他，於是楊尚昆去找周恩來，希望周恩來能夠保他。

楊尚昆是劉少奇的人，並不是周恩來的人，要想讓周恩來保他，也沒那麼容易，不過楊尚昆還是很機智，他以向周恩來匯報工作的理由，跟周恩來開門見山地說：“由於我工作崗位特殊，涉及面很廣，做了些工作，也犯過些錯誤。許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問題只有你知道，我沒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說過；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願意多說。如果發生意外的情況，要處分我，甚至要開除我出黨，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無辜的，我就心安了”。

楊尚昆這個表白很有水平，他說的第一要點是“有些問題只有你知道，我沒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說過”，這就是楊尚昆聲明，他沒有把周恩來的秘密告訴過其他任何人，等於是向周恩來表忠心。

楊尚昆說的第二要點是“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願意多說”，這句話很微妙。如果楊尚昆對周恩來說：“我還有一些你不了解的秘密，但我不能說”，那是忠於職守的表示。可是楊尚昆卻說“我不願意多說”，這個言外之意是：“只要我願意，也可以說”。這就是向周恩來暗示，只要周恩來保他，他可以告訴周恩來一些秘密。

楊尚昆說的第三要點是“如果發生意外的情況，要處分我，甚至要開除我出黨，只要你知道我是無辜的，我就心安了”，這就是向周恩來表示：“我楊尚昆以後就全靠你周恩來關照了。我不管劉少奇是不是知道我無辜，也不管毛澤東是不是知道我無辜，只要你周恩來知道我是無辜的，我就安心了。因為你知道我是無辜的，就會保護我”。楊尚昆這句話，更有一層意思要告訴周恩來，就是：“在我楊尚昆心中，你周恩來的位置，更要高過毛澤東”。

至於周恩來對楊尚昆這番話的態度，楊尚昆在日記中簡潔明了地寫到：“當時，他（周恩來）兩眼一直盯着我，默默無語，然後才嚴肅地說：‘不至於如此，你放心！’”

這是周恩來用最短的話，最令人信服地暗示，他準備保楊尚昆了，後來也果然如此。儘管1966年5月楊尚昆和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成為文革第一個被打倒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其他三人都被關進秦城監獄，唯獨楊尚昆沒有被關監獄，只是在北京軍區軟禁，沒有吃太大的苦頭。楊尚昆對周恩來的一席話，救了自己一命，也向周恩來表示了他對周恩來人格的最高信賴。

毛澤東在放逐彭德懷，撤換楊尚昆之後，最後處理羅瑞卿的問題。毛澤東讓人通知住在蘇州療養的林彪，告訴他準備處理羅瑞卿的問題，並問林彪有沒有揭發羅瑞卿的材料。林彪對羅瑞卿早有不滿，只是礙於羅瑞卿是毛澤東的愛將，從來沒有向毛澤東告過羅瑞卿的狀。既然這次毛澤東先開口了，正中林彪下懷，於是林彪給毛澤東寫信說：“主席，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在知道楊尚昆的事情後，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現在先派葉群呈送材料，並向主席做初步的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以隨時到來。”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夫人葉群帶着林彪的揭發材料，到住在杭州的毛澤東那裡匯報，跟毛澤東密談長達五個小時。林彪的揭發材料比較有分量，於是毛澤東就決定用林彪的揭發材料，給羅瑞卿定一個主要的罪名：向黨伸手，要奪林彪的權，野心家。

澤東事先“打過招呼”的人，都知道這次會議是要處理羅瑞卿，而沒有事先打招呼的劉少奇、賀龍等人，到了上海才知道這次會議是要處理羅瑞卿。不過羅瑞卿是毛澤東的親信，劉少奇看來，毛澤東批羅瑞卿，是毛澤東控制的軍隊內部的派系爭鬥，不會對自己造成什麼損失，所以並沒有太在意，劉少奇甚至覺得毛澤東有點老糊塗了，因為他整羅瑞卿，是整他自己的人。

這次會議是在羅瑞卿本人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背靠背”的揭發批判。羅瑞卿12月11日到達上海時，還蒙在鼓裡，全然不知這個會議是批他本人的，羅瑞卿一到上海，就被軟禁起來。當周恩來代表中央告訴羅瑞卿，他已經被隔離審查的時候，羅瑞卿還不相信毛澤東會整他，要求去跟毛澤東面談，周恩來只得感慨地說：“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和楊尚昆比起來，羅瑞卿的政治水平就顯得太幼稚了。

這次會議決定撤銷羅瑞卿的總參謀長，由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本來楊成武只是上將，是沒有資格當大將才能擔任的總參謀長。可是1965年5月取消軍銜制後，大將都取消了，自然也就沒有了大將才能當總參謀長的限制，誰都可以當總參謀長了。這也許是毛澤東早在5月重上井岡山前取消軍銜時就計算好的。

1966年3月在北京開會，繼續批判羅瑞卿。但這次不再是“背靠背”的揭發，而是對羅瑞卿進行“面對面”的批判。在揭發羅瑞卿的黑材料中，最有殺傷力的居然來自羅瑞卿自己的幾個心腹，他們在書面材料中，把羅瑞卿平時對自己人才敢隨便說的真心話，全部一五一十揭發出來。來自政敵的攻擊，羅瑞卿還承受得了，而來自自己人的背叛，這就讓羅瑞卿的心理無法平衡。這些人以前一直圍着羅瑞卿團團轉，捧着羅瑞卿一呼百諾，羅瑞卿也對這些人重用提拔，給予他們很大的恩惠。現在這些人居然在一夜之間翻臉不認人，不僅要把羅瑞卿打倒在地，還要踩上一隻腳。羅瑞卿實在想不通：人怎麼會是這樣的？他對人間失望了，絕望了，不想再留在人間了。於是羅瑞卿寫下一封簡短的遺言，準備自殺。

軍人自殺，多半是選擇開槍自殺，但羅瑞卿身邊的槍彈已被沒收，無法開槍自殺，羅瑞卿就從他住的三樓房間跳下去，跳樓自殺。不過從三樓的高度上跳下去，生存率還是比較高的，羅瑞卿沒有死，但是摔斷了一條腿，從此成為殘疾，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羅瑞卿之所以會想不開自殺，還是因為羅瑞卿的人生道路太順利了，從來沒有遇到過挫折，從來沒被人整過，而且從來都是他整別人。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羅瑞卿跳出來大批彭德懷，深得毛澤東的欣賞，春風得意一時。沒想到現在他步彭德懷的後塵，成為被萬人批判的對象。羅瑞卿主持修建了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秦城監獄，而他後來又被關進這所自己修建的秦城監獄，而且和彭德懷關在一起，真可謂歷史的大玩笑。就像列寧說的那樣：“歷史喜歡作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

毛澤東得知羅瑞卿自殺的消息，並不同情，搖頭說：“沒出息！羅瑞卿自殺由他自己負責，羅瑞卿的事還沒有完。閻王老子是有原則性的，沒叫羅瑞卿去，羅瑞卿自己要去也不收。羅瑞卿用自殺向中央要挾沒有用，會議繼續開。”

在中共黨內，自殺被認為是怯弱的行為，沒有人同情自殺者。劉少奇嘲笑羅瑞卿自殺說：“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腳壞了點，頭部沒有傷。”鄧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說：“應該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冰棍”。葉劍英元帥把古人詩句的“將軍百戰身名裂”，諷刺地改為“將軍一跳身名裂”。

那時的中國共產黨員認為，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能經得起各種考驗，批鬥也是一種考驗，經不起批鬥的人，算不上共產黨員。在共產黨高層人物追悼會的悼詞裡，總有一句分量相當大的評價，稱：“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事實上，劉少奇、彭德懷等人在後來的文革中，遭受了遠比羅瑞卿厲害得多的批鬥和凌辱，但他們都沒有自殺，算是經得起考驗的共產黨員吧。很多共產黨員都像鄧小平那樣三起三落，經過殘酷鬥爭之後再復出，可謂“百鍊成鋼”。

打倒羅瑞卿，表面上看毛澤東損失了一個大將，一名親信，但實際上毛澤東卻消除了軍隊的隱患，可以安心發動文化大革命了。在打倒羅瑞卿事件中，劉少奇和周恩來是旁觀者，他們都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次看似糊塗的“整自己人”，原來是為一場巨大戰役做事先的準備。

（《破解文革毛澤東》，作者：王金湫 ）

關於派別：

中共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不成文規矩，叫潛規則也行。有一條“適度派性”原則，可以抱團但不能抱太緊，可以效忠但不能忠得過分。 “適度派性”是黨性與人性的折中。政治上習慣上稱周恩來的班底為國際派（兵運派），毛澤東的班底為紅區派（或農運派），劉少奇的班底為白區派（工運派）。劉少奇崛起相對晚很多。劉少奇不是憑空崛起的，他是糾集和復興了六屆四中全會以前受打壓的，陳獨秀、李大釗、向忠發、李立三、張國燾等人留下殘餘勢力。因為北京政府反共態度堅決，所以北方局屢遭破壞。劉少奇接手之前北方局的兩個領導人，柯慶施是陳獨秀秘書，李葆華是李大釗之子，劉少奇撇開秘書幫、太子黨，以彭真、陳伯達、林楓為基本班底，以天津租界為據點開展工作，其中影響最深遠的一步是1936年爭取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出獄，史稱“六十一人叛徒集團”。

1938年9月，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承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取得了與王明鬥爭第一個回合的勝利。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遭到慘重損失。而在事變前，毛澤東就對國民黨存有戒心，曾制定過一個先發制人的計劃，打算派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後方去，但這個計劃最終被共產國際否定了。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重大意見分歧，同時也讓毛澤東的警惕性進一步增強。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決心儘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從實質上擺脫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

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誌着整風開始；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止。

在1941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家圍繞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展開了熱烈討論。毛澤東首先嚴厲批評了長期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主觀主義思想路線。他的這一重要講話，使與會同志受到很大啟發和教育，博古與張聞天等人均對自己曾經犯的錯誤做了誠懇和深刻的自我批評。而王明卻一再推卸責任，為自己辯解，他的這種拒絕認錯的態度遭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批評。至此，毛澤東獲得了與王明鬥爭的最終勝利。

通過延安整風運動，農運派與工運派攜手，成功打擊兵運派，在建國前夕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毛澤東當時對這個態勢志得意滿，民主、自由、共和等等大詞都敢說，但是建國之後發現不對勁。馬上得國，馬下治國，治國得靠知識分子，他手下的知識分子不多，親信多半為武夫，知識分子都在劉周手下。他試圖扶持高崗，牽制劉周，未遂。反而被工運派在八大上搞得一家獨大，毛周的勢力都退縮在軍內。不久彭德懷後院點火，軍中不穩，毛澤東進一步頹勢。

1960年至文革這段時間，薄一波把持計委，安子文任把持中組部，五大中央局，劉瀾濤主西北、陶鑄王任重主中南、李井泉李大章主西南、柯慶施主華東，只有東北局宋任窮不是工運派。毛的危機意識起來之後，開始尋思反擊劉。這時工運派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企圖對毛周的基層勢力斬草除根，搞清一色。 西南地區劉派勢力最為鞏固，晉冀魯豫的軍人把持了西南黨政軍各個關鍵崗位，唯一的例外是貴州省委書記周林，他是原南方局在西南僅剩的一顆種子，但在劉派眼裡那是西南的一粒沙子，急於除之而後快，在四清運動中對周林和貴州幹部進行了殘酷打擊。在同一時間，劉瀾濤在西北局打擊彭德懷路線的幹部，1964年底胡耀邦被中央委任陝西第一書記，西北第二書記，他提出緩和氣氛的“幹部四條”，又被劉瀾濤報告中央，責成胡耀邦改正。 再這樣下去，不光毛澤東有危機感，所有元老都危機重重。劉少奇眼見眾怒難犯，企圖拋出彭真，應付了事。毛澤東一不做二不休，發動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把劉少奇打死，而且把整個工運派打翻在地。謝富治由於從西南陣營中反戈一擊，在文革中獲得重用。 （余以為：薄一波遺下的負資產）。

關於文化：

毛澤東受李大釗、陳獨秀及蔡和森等影響，於1920年底實現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他在馬克思主義文化學理論指導下，逐漸形成新的關於文化方面的立場、觀點、方法和思維等——即新民主主義文化觀。人們一般都承認，文化是一個包含多層次、多方面的統一體系，是一個極富彈性的概念。毛澤東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言論中，主要是從精神文化的角度來談論“文化”，屬於文化的狹義的概念。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他曾把文化限定在“觀念形態”的框架內，應當說這是毛澤東使用最多的文化含義。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毛澤東文化觀可分為：早期文化觀、新民主主義文化觀、社會主義文化觀及晚年文化觀等四個階段。

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所致開幕詞中說：“隨着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反映出毛澤東較快地由新民主主義文化觀過渡到社會主義文化觀，銜接得相當自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包括文化在內的建設，既是毛澤東的願望和期望，也是毛澤東和全國人民為之奮鬥的目標。因而，毛澤東的文化觀在建國後前十七年(以下簡稱“十七年”)，基本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學觀點，堅持了正確的文化價值取向及構建模式，保持了較健康的文化心態。

文化的內涵在毛澤東那裡已有所擴大，已不限於觀念方面。更寬泛地從文學、音樂、科學、醫學、歷史、教育、美術、戲曲等領域議論和評價文化。建國初，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到1956年明確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雙百”方針成了社會主義民主在文化領域的具體體現。

毛澤東賦予了中國政治和經濟的新開端，也賦予了文化建設的新開端。在建國初繁忙的政務中，對文化方面的考慮相對於政治、經濟、戰事要少一些。在構建社會主義文化時，面對着遠比新民主主義文化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文化建設更多的複雜情況，毛澤東堅持着艱難、獨特性的探索。但一直沒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社會主義越是向前，毛澤東沒有完整體系的文化觀越是顯現出兩重性或多重性，時而分別地，時而交替地或交叉地影響新中國文化建設的局面。就探索或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建設道路來說，毛澤東沒能成功。

1966年3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的一番講話集中表明他對知識分子失去了信任和應有的理解。他說：“我們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着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從對知識分子的擔憂、不信任，進而發展到懷疑和否定建國初期乃至多年來黨的包括有他在內製定的知識分子政策。

（《論毛澤東的文化觀及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影響》來自：車錦華）

關於文革：

以文藝文化學校為陣地，以中央文化小組為隊伍，各級參與人員又以私利為目的，修篡文革操作，凌虐對立(的弱者(在此期間普及的批鬥、抄家、告密等文化)，這又是一個循環。以惡劣的文化反對惡劣的文化。這就是文革和文革的實質。最終劉鄧陶失敗了。

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澤東基本放棄了“四清運動”，認為這場運動連同文化戰線的批判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因而轉而籌劃和發動 “文化大革命”。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各地的四清運動也就慢慢退出了歷史舞台。

但是整“彭羅陸楊”前後，局勢並不是很明朗。康生在1965年8月底9月初，在釣魚臺同幾個秀才討論建國以來的外交工作時表示：“我早就認為，建國以來的外交路線是徹頭徹尾的投降主義，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與會人員雷英夫提出疑問：外交可是周恩來一手領導的。康生表示：“你到底還年輕，還不懂得什麼叫路線，什麼是路線鬥爭。政治上的問題，複雜的很呢。現在你還不明白，過一年、兩年之後，你會慢慢明白的。”雷英夫後來說，進了監獄之後，才明白康生已經預感到文革風暴，並且懷疑要打倒的第一個是周恩來而不是劉少奇，或者劉周“一鍋煮”。

就在1966年的3月份，江青在搞文藝座談會的時候還批了周恩來：“前年根據主席的指示，我提出了……樂隊要中西合璧，有人說這是非驢非馬，是個騾子也好嘛！這次會是毛主席贊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鎖起來．不向下傳達。周恩來另外又搞個族音樂座談會，又講了要先分後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純粹的民族樂隊，不許混雜。這是錯誤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應改作檢討的。”

（多維新聞 > 歷史 > 周恩來七千人大會後如何逃過被整肅的厄運）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把眼睛盯在了彭德懷身上，劉少奇一方面放出風來說：“彭老總可以回軍隊做點工作”，另一方利用自己掌控的宣傳領域，為彭德懷的翻案平反製造輿論。

面對劉少奇的咄咄攻勢，毛澤東不能再冷處理《海瑞罷官》了。但毛澤東的反擊，不是禁演，而是要批判《海瑞罷官》，這樣才能給劉少奇集團一個打擊。不過“批判”可不像“禁演”那麼簡單，必須找一個高手，寫一篇高質量的批判文章，才能給劉少奇一個重擊。可是去哪裡找這樣的高手呢？

江青憑着她的政治敏銳性，覺查出劉少奇要架空毛澤東，甚至要取代毛澤東，於是江青多次提醒毛澤東要提防劉少奇。有一次江青聽說，劉少奇在公開場合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都犯過許多錯誤”，她馬上去提醒毛澤東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配偶當中，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學歷最高，輔仁大學碩士學位，被普遍認為最有搞政治的才能和素質。劉少奇也積極扶植王光美從政，帶她一起出國訪問，帶她一起會見外國客人，王光美的照片經常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上，可以說是“大出風頭”。1963年劉少奇更是派王光美去搞一個試點“桃園經驗”，然後把王光美的經驗發到全國學習，為王光美的直接從政鋪下道路。

毛澤東看到劉少奇扶王光美出來從政，他也開始扶江青出來從政。1962年9月29日，江青首次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參加了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夫人，9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毛澤東和江青會見蘇加諾夫人的照片，這是江青第一次公開露面，很多中國人是第一次知道江青這個名字。之後毛澤東讓江青親自出面去指導一些戲劇電影的創作，於是江青搞出《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幾個現代京劇，這幾個戲公演時，毛澤東親自去觀看，給江青助陣。

1964年毛澤東的生日壽宴上，毛澤東在眾人面前說：“王光美搞了一個桃園經驗，在全國出足了風頭，很好嘛！少奇同志給我們帶了一個頭，我也不能落後。我和少奇是兵對兵、將對將、老婆對老婆，來一個競賽。”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表示要讓江青從政，至少不能讓江青輸給王光美。這次毛澤東要啟用江青，讓她牽頭組織一個班子批判《海瑞罷官》，真正考驗一下江青搞政治的能力。

毛澤東向江青認真交待了這個任務的要點：第一，批判文章一定要高質量，打擊力強。寫出這種強大殺傷力批判檄文的關鍵，是要找到一位寫批判文章的高手；第二，一定要保密，事先不能讓劉少奇集團的人知道，這樣才能給劉少奇出其不意的一擊。江青接到任務後，立即投入行動。江青第一個去找的，是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簡論》一舉成名的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李希凡。可是當江青談起希望李希凡寫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李希凡不禁疑惑萬千。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幾位寫批評文章比較有名的人物，也都被婉言回絕了。江青感到很泄氣，把這些匯報給毛澤東，毛澤東卻不以為然地說：“你找錯人了。不要去找名人，要去找小人物。”

江青接受了毛澤東的點撥之後，她把目光從有名的大人物，轉向無名的小人物。這時毛澤東又給她出主意，這件事在北京干太顯眼，容易泄密，不如到地方上去干，於是毛澤東就介紹江青去上海。當時最忠於毛澤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國防部長林彪，另一個是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可惜林彪是個老病號，常年在家養病；柯慶施是個新病號，1964年因肺癌動手術後，就一直在養病。不過上海依舊是柯慶施的地盤，所以去上海辦事要比北京方便很多。

江青去上海時，柯慶施在外地養病，所以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就成為接待江青的東道主。當然張春橋自己也沒想到，這次接待江青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讓他一躍成為中國紅極一時的人物。

張春橋和毛澤東的經歷是大相徑庭的，但這兩個卻有讓人意想不到的共同點：他們都是靠一隻筆桿子起家的。很多人誤以為毛澤東是靠槍桿子起家的，因為毛澤東說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其實，毛澤東最初並不是從槍桿子起家的，而是靠一隻筆桿子，靠他自己辦《湘江評論》起家的。

1934年，17歲的張春橋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拿起筆桿子對準文藝界的名人和權威開炮，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馬”之勢，張春橋批評郭沫若，攻擊魯迅，居然也在文壇上闖出一席之地，正應了“要想成名人，就靠罵名人”的哲理。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春橋去了延安，但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或重用。

1947年張春橋的好運來了，他調到石家莊出任《石家莊日報》社長，而當時石家莊市的市長是柯慶施。柯慶施一下看上了張春橋這隻筆桿子，張春橋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以後隨着柯慶施的發跡，張春橋也跟着發跡了。柯慶施任上海市委書記後，張春橋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1958年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得到毛澤東的讚賞，毛澤東親自為張春橋的文章寫了編者按，在《人民日報》發表。

之後張春橋靠柯慶施的提拔，成為上海市宣傳部部長，上海市書記處書記，但他始終沒有被中央高層的人物看中。可就在這個時候，江青從北京來到上海，張春橋代柯慶施接待江青。

當江青跟張春橋談起此行的目的，是要找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張春橋馬上敏感地意思到，這不是一篇單純的批判文章，這是毛澤東要向劉少奇發起反攻的信號。張春橋主觀上是願意跟毛澤東的，第一是他與毛澤東的政治理念比較接近，而與劉少奇的政治理念相差很遠；第二是毛澤東對張春橋有一定好感，而劉少奇對張春橋從無好感。但是從客觀利益上來考慮，選擇跟毛澤東的風險又很大，因為現在還看不出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鬥爭誰勝誰負。張春橋知道，毛澤東把這麼重要的事交給江青，以後肯定是要重用江青的。而江青剛剛開始組織自己的班子，還沒有人才，如果這時候張春橋投靠江青，加入江青的班子，肯定會得到江青的重用。一旦得到江青的重用，靠着江青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就能經常接觸到毛澤東，讓毛澤東了解自己的才能，從而得到毛澤東的重用。事實上，張春橋通過江青曲線靠近毛澤東的方法是很成功的。張春橋知道自己不善於寫批判文章，要寫好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還是要另請高人，於是他對江青說：“我的特長是寫評論文章，不善長寫批判文章，我給您推薦一個寫批判文章的人。”於是張春橋就把姚文元推薦給江青。當張春橋跟姚文元談到秘密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姚文元也馬上意識到這是要擔風險的事。那時姚文元是一個既無官，也無名的小人物，賭輸了也就是現在這樣，賭贏了可就飛黃騰達了。所以姚文元對批判《海瑞罷官》的任務，毫不猶豫就接了下來。

姚文元很快就寫好了初稿，江青把初稿帶給毛澤東，毛澤東一看就大為讚賞，當場拍板讓姚文元主筆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江青這才信服了張春橋的眼力，以後更加信賴張春橋了。不過毛澤東雖然決定了讓姚文元主筆寫批判《海瑞罷官》，但他還要慎重，這篇文章一定要寫得天衣無縫，無懈可擊，所以毛澤東讓江青主持繼續修改這篇文章，修改了幾個月，大改了十幾次之後才發表。這也可見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重視，因為這次毛澤東是不能再輸了。

毛澤東交給江青組織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任務，江青完成得很漂亮，算是通過了毛澤東的最後考驗，之後毛澤東就讓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了。

（《破解文革毛澤東》作者：崇新岳、百思峰）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

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澤東視察山東、安徽、江蘇、上海與各省市領導談話時，主要內容是談打仗、備戰，抓好生產，對四清談的很少。

1965年12月8日，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開會了!”這次會議就是中央“處理”羅瑞卿問題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鄧小平倒戈:

一九六六年初夏的北京，政治形勢複雜多變，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勢力開始較量。下面是南斯拉夫《政治報》記者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寫的一篇紀實報道，原文題目是：鄧小平倒戈。

北京飯店是個變相的外國記者俱樂部，住在這所第一流旅館的外國記者每天晚上在樓下的餐廳中交換消息，四月二十七日的晚餐櫃檯上，我聽到幾位亞洲記者說：他們依預約的時間去見北京市長彭真，但是無法見到，聽說彭真已經被扣押了。他顯然是受到鄧拓的牽連，大家都知道鄧拓是彭真的智囊，而自從四月以來，鄧拓則不斷受到《解放軍報》的指名攻擊。

但是第二天，我從深入採訪中獲知，彭真並未被捕，他在這天上午，曾經乘汽車赴中南海（這是劉少奇和周恩來辦公的地方），仍然有兩名穿藍布制服的警衛員保衛着他。但在北京市委門前卻突然增加了十多名穿黃色制服的解放軍，禁止彭真回到他的辦公室去。

這一情況證實了我們俱樂部傳聞已達一個星期之久的傳說，即中共中央委員會已經一分為二，毛澤東和林彪已在上海另組“黨中央”和劉少奇控制下的北京“黨中央”對抗。現在由軍人占領的北京市黨委會一事看來，這已經不再是傳說，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編者註：事實上不僅是北京市委，所有政府機關、包括縣團級企業、學校都逐步成立了有軍隊表、工農兵組成的三結合“革委會”），並且顯示上海黨中央已向北京黨中央採取行動。

五月十五日下午，我從中共外交部方面獲得消息，說毛澤東將於當天夜晚乘火車返回北京，我趕到火車站，並打電話通知了幾位同業，但結果我們在火車站白等了四小時，事後我們獲悉，毛澤東已經在濟南下車，雖然我們無法探究原因，但是相信是由於他對北京的局勢尚無控制的把握。

我的這項想法很快就被證明是對的，因為一位羅馬尼亞同業第二天從一名新華社記者口中得到消息，彭真仍控制着北京市委，雖然在軍方的壓力下，他已無法進入北京市委辦公室，但是在他的心腹們嚴密警衛下的住宅內，每天有許多人進進出出，市委辦公中心顯然已搬到他的家裡。

六月初發生的事情，現在大家都明白了。那時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將楊成武和楊勇到了北京，強迫改組北京市委，並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報、北京電台和新華社。

短短數天之間，上海黨中央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裝政變手法，壓倒了北京黨中央。劉少奇派雖然在北京沒有軍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傳優勢，但並沒就此屈服，相反地，他們組織了大規模的反擊。 

劉少奇派乃決定仿照兩年前蘇聯共產黨罷免赫魯曉夫的方式，召開緊急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用民主投票的方法來罷免毛澤東並阻止林彪對黨中央的篡權活動。但是劉少奇沒有把握在中全會內獲得比毛澤東林彪更多的票數，若要以投票方式擊敗，毛澤東林彪，必須獲得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支持。

整個六月份，劉少奇和彭真就在這一點上下工夫。據我們事後獲悉，先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擔任了劉少奇與鄧小平之間的橋梁，而彭真本人則於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區活動，聯絡分處於各地的中央委員，以便保證在即將召開的中全會上獲得足夠的多數票。和彭真一起去西北的，還有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尚昆，當彭真去西南時，楊仍留在西北活動。彭真此行顯然獲得重大收穫。因為當他回北京時，中共政治局委員及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跟他一起回來，而楊尚昆則和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接到了北京，這使得劉少奇派更加強了用投票方式擊倒毛林的信心。 從七月開始，分處在各地的中央委員紛紛抵達北京。

我在七月八日發出電訊中說：中共即將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就是根據這一情況做出的判斷。在這幾天中，所有在北京的外國記者都非常忙碌，我們都知道即將有重大事件發生，但是由於局勢太複雜，我們的採訪工作不知從何處入手。

在七月十日晚餐時，一位法國記者建議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交換採訪所得，以便彌補我們的人手不足。經過分頭採訪，我們知道迄七月十五日為止，已經有中央委員五十一人和候補中央委員三十八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於書記處大廈，而一些地位較高的，則被招待下榻到劉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內，據我們所知，住在彭真家裡的至少有李井泉、烏蘭夫（內蒙地區最高統治者）及李保華（華東局書記，李大釗之子，尊稱彭真為叔叔）等人。

幾位蘇聯同業從“科學院”方面獲得的消息說：中全會已經定於七月二十一日召開，但是我們無法從其他方面獲得證實。從抵達北京的中委及候補中委的名單看，我們發現了兩項耐人尋味的奇特現象：一是華東及中南地區的委員大都沒有來，他們顯然效忠於上海中央，但是占少數派；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幾乎傾巢出動，但是帶兵的委員幾乎都沒有來。華北區的軍事委員都在北京，東北的來了不到半數。

七月十七日晚餐，我們得到一條消息，說北京和天津間的火車交通突然告斷絕，顯然是有重大突發事件出現了。

稍遲，我們又獲悉，從南方通向北京的所有鐵路交通，都已經在正午開始斷絕，從南京和漢口到北京的所有鐵路幹線上的車卡，都被國防部徵用。

北京火車站地區，從晚上十一點開始戒嚴，雖然沒有正式的戒嚴令頒布，但該地區布滿解放軍，禁止行人通過，一位匈牙利同業前往採訪，也被擋駕。

我們中有人電話向中共官方的旅行社訂北京到天津的火車票，答覆是所有車票都已售光，至於何時才有車票，則需要等待再行通告。 

七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盛傳林彪已經把大批軍隊調到北京了，但是在市面上看不到軍人，相信他們都駐紮在郊區，並把整個北京包圍了。當天下午，我們都證實了這個傳說，外交部新聞局用電話通知我們每一個人，要我們暫時不要離開北京飯店，不要外出採訪。原來駐京記者可以在北京周圍十公里自由活動的規定也暫時取消了。蘇聯大使館的一名官員因為任期屆滿，原定十九日走的。結果他在去西郊的路上被解放軍趕了回來。

當天晚上，從外交團獲得的消息知道，剛剛抵達北京的林彪部隊，已經向山西方面推進，阻止來自陝西的反林彪的部隊繼續向北京進發。

北京外交圈中，說中國內戰即將暴發的謠言不脛而走。一部分林彪的部隊已經進入市區，並且逮捕了總參謀長羅瑞卿。後來我們從所得的消息中得以描繪出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發生的事件的輪廓。

十八日上午，毛澤東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補中委，聲言他將於數日之內返回北京，參加中全會，在他未抵達前，中全會不得擅自召開。但劉少奇聲言過半數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開中全會，並依照黨章於半月前向全體中央委員發出通知，因此無須延期。

雙方嚴重對立。基於林彪的部隊已經占領北京，擺出了要以武力制止召開中全會的姿態，而劉少奇則以維護黨章法紀的名義，也調遣軍隊趕赴北京。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奉羅瑞卿之命，把他駐紮在**的一個師向北京推進。毛澤東、林彪及新任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立即致電該師長，下令停止行動。當時林彪的軍隊已經在山西省作了作戰部署，如果王的部隊繼續挺進，將用武力阻止。但該師師長接到最高當局命令後，自動停止進兵。在千鈞一髮之際，避免了內戰危機。

二十日傍晚的消息還是二十一日按時召開。 

但是第二天早上，情況發生變化。中共總書記鄧小平突然臨陣變卦，表示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決定等毛澤東回到北京後才召開中全會。

 我們至今不知道鄧小平為什麼要在最緊要的關頭出賣劉少奇。也許他攝於毛澤東的威嚴，沒有把握把毛澤東擊敗，也許害怕林彪的實力太大，而不得不違心投靠。總之，由於他改變初衷，使得劉少奇派無法湊足決定人數召開中全會來罷免毛澤東。 

七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楊成武及謝富治（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首腦）已完全控制了北京。

到二十八日，四架飛機把毛澤東、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毛派中委載到北京。毛澤東在九個月以前就因為北京的局勢對他不利而避居南方，此時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備下的北京。

我在八月三日發出的電報說中全會已經秘密舉行，接着在北京的各國記者也拍發了同樣的消息。 

事後我們獲悉，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實際上是八月一日開始在書記處大廈內舉行的。會議開了十二天之久。會後的公報未透露會議期間的鬥爭情況，但是由於多數中委及具有影響力的鄧小平投向了毛澤東，劉少奇在會上肯定居於下風。因此全會改選政治局的結果，林彪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劉少奇則從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派的幾個要角，紛紛凌駕於劉少奇之上。

至於鄧小平，因為勾結劉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後，功過相當，地位原封不動，但是在新的黨中央內，他不再被毛澤東視為同道中人。他的三心二意雖然保全了眼前的地位，但將來不論毛或者劉勝利，他都將難免受到清算。正如亞洲一位記者的評論：“鄧小平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個行動將影響他後來的政治生活。新的黨中央，把過去九個月中的上海黨中央和北京黨中央合二為一，但內部的矛盾遠沒有解決。 

劉少奇雖然被降低地位，但他的實力依然很大，而彭真也還是逍遙自在地在巨宅內，出入有警衛，前呼後擁。局勢尚未穩定，更大的鬥爭正在醞釀中。

毛在八月十八日建立的紅衛兵，喊出了“保衛毛主席”的口號，足以顯示毛澤東本人也知道他身邊有反對勢力的存在，而且整個大陸都有這種勢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李井泉、王恩茂、烏蘭夫那些人，他們都雄霸一方。－－這位記者的分析是否都對，難以評論。但是，他對三月北京調動軍隊的記述，基本上是正確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十八軍突然調動到北京郊區，所有的軍政首腦對此都目瞪口呆。 《五.一六通知》以後，中共上層分成了兩派：一派要亂，一派要維持秩序。只有充分的亂，才能打破秩序，達到放火燒荒的目的。

除了毛、林之外，求亂的人多是盲從領袖的召喚，也有相當多的群眾是藉機發泄被統治被壓抑的情緒，以便用文革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他們相信，狂熱的行動可以突破過於沉默的空氣，在革命的馬蹄和動盪的喇叭聲中可以間接地達到報復的目的，甚至可以用破碎的瓦片重新拼湊新的圖畫。劉、鄧和他們指揮下官僚體系各層官員，則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處，他們對此已輕車熟路。那些在共產黨教條迷惑和歷次運動中嚇壞了的人，是他們的基礎和附庸。那時一個多麼激烈的時期！什麼事情都會發生，而且隨時都可能發生！階級鬥爭的弦被拉緊，拉緊，再拉緊。隨便一撥就會發出動人的聲音，無論出現什麼新聞都會叫人感受到刺激。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聶元梓等七個人一貼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幹了些什麼？》，北大就出現了一千多張批評這些人的大字報，說聶等人是把矛頭對準北京市委。圍繞大字報是否將矛頭指向北京市委，兩種觀點十分激烈。那是一個多麼敏感的時期！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叫上層如坐針氈，寢食不安。

為了撲滅眼看就要燃燒起來的大火，劉少奇、周恩來派人到北大批評了聶元梓。而康生則與劉、鄧、周針鋒相對，支持那張大字報。他態度明朗地說：“她就是個王八蛋，我們也要支持。”動亂與秩序，破壞與建設，分裂與團結，雙方劍拔弩張，各自有恃無恐。一個要搶，一個不放。一個要的是天下大亂，紛紛揚揚；一個要的是按步就班，鴉雀無聲。

六月九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只好親自到杭州向毛匯報工作。毛說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他含糊其詞，既要求控制局面，又不能壓制運動。劉少奇請毛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毛又表示不準備回去。他只是委託劉少奇對情況相機處理。 

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贈給他的一個從沒人吃過的苦瓜。根據中共的運動經驗，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遣更多的工作組到大學領導文革。堅持黨組織對運動的控制；堅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上街；堅持不搞遊行示威和大規模的聲討會；堅持不准成立黨團以外的任何組織。他們想用五七年打右派的慣技，等蛇出洞後再反擊。

劉少奇的這個做法，目的是控制文革的烈火蔓延。如果劉少奇的這個方法成功了，毛的文革設想就有夭折的可能。其實，即使派觀察員身份的工作組，也非毛澤東的本意。烈火越旺越好，連一杯水也別潑。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請示毛的潛台詞是：這個社會的秩序還要不要？毛澤東當時唯一還不超越能的曖昧心理就是這一點，而劉少奇的曖昧心理更加柔弱。如果公開打出批評毛澤東的旗幟，也許不至於如此。但是，從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的爭吵失敗後，劉少奇就沒有內在的力量反抗毛澤東了。他不滿，但他太軟弱，也太正統，太書生氣，太溫文爾雅。他永遠地失去了機會，並從此沉入魔鬼的深淵。毛澤東關於派少量觀察員的做法，等於大火中潑一點水。這種杯水車薪的行動不僅沒有壓下烈火，反而助長了學生求真的激情，烈火燃燒得更歡快了。

北京形勢如江河日下，很快就變得千瘡百孔。毛澤東希望的事件不斷發生，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件發生，每天都有反抗的也有自殺的，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出現並且迅速擴大影響。整個北京的形勢可以用當時流行的一本小說形容：野火春風斗古城。為了短平快，劉少奇派王光美作為工作組成員直接派到清華大學整造反派，不久，蒯大富就衝擊工作組，矛頭指向王光美。 

劉少奇下達了向蒯大富鬥爭的指示。蒯大富等學生領袖背後有人支持，繼續堅持反對工作組的活動。和劉、鄧對立的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利用一切機會支持學生，將運動推向了對立狀態，而在旁邊冷笑的是這次遊戲的心懷頗測的教練，他懷裡揣着隨時變化的比賽章程。毛澤東燒熱了鍋，讓劉少奇、鄧小平坐在上面受罪。林彪胸有成竹，他早已下決心幫毛澤東奪回失去權力。周恩來此時想搞最後一次偵察，以便確切地了解毛的用意。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豐澤園。周將這個情況及時告訴了劉少奇，希望劉能去毛那裡請教如何指導方興未艾的文革。這樣，周可以從中看見毛的喜惡和動向。如果毛澤東和劉少奇商量怎麼辦，那將是一個局面；如果毛澤東根本不和劉少奇商量，那就是要把劉打倒。 

劉少奇聽了周恩來的鼓勵，馬上求見毛澤東。混亂的北京，風起雲湧的學生造反，使劉少奇渴望得到最高的指示。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藥呢？你總得讓我們做具體工作的人知道個大概吧！他心急如焚，如坐針氈。

劉少奇象個聽差似的，恭敬地等待在毛的門外。地位上的一點差別，使劉少奇低人一等。這一等的跨距如此之大，就象在山麓的小草仰視頂峰的積雪！他站在那裡，如臣子等待聖上的旨意。劉少奇產生過一種想法：不如乾脆將這種局面交給某個會議裁判。如果裁判我下去，我高興。這日子太受罪了。和他這樣的人在一起，簡直無法保全尊嚴。可是他最終還是壓制了自己，檢討了自己的急躁。他還是設身處地地考慮毛澤東的打算，也不得不考慮毛的威信、地位和力量。

在實力方面，劉少奇都知道自己和毛差一大截子，尤其是軍隊力量。再說，無論誰下去，都很難向群眾交代。提出裁判和公開挑戰，其實是一回事。警衛出來告訴劉少奇：主席剛回來，很疲勞，需要休息。 

劉少奇吃了閉門羹，怏怏不樂地朝自己的家走去。劉少奇是一個心智有餘，膽量不足的領導者。軟弱註定了他可憐的命運。對待魔王，你不能太溫和，你要勝利，你要生存，就必須使用對方一樣的方法，而且必須更狠更絕。在中南海美麗的石徑上，走着一雙沉重的腳。夏天的夜晚，將潮濕的月暈就象不經意的水彩畫，將模糊的月亮襯托得非常神秘。從冬青葉子上反射出來的散淡的月光被陸續過來的燈光所吞噬，生靈在現代發明中顯得如此受氣。北京的月亮曾經是那麼美好，特別是襯托着紫禁城的古老的垛口的時候。可是現在沒有欣賞的心境了。沉重的腳步，預兆着未來的不祥。 

周恩來得到消息是：就在劉少奇吃閉門羹時，精神飽滿的毛正和中央文革小組談話。次日，毛會見劉少奇、鄧小平，批評說：“北京的運動冷冷清清；很多學校的門都關了；派工作組就是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呢？北洋軍閥鎮壓學生運動。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 

七月二十五日，在全國各大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毛宣布工作組壓制了文化革命。工作組挑動群眾斗群眾，包庇了壞人，干擾了向走資派的鬥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兩天后，劉少奇在北京大專院校文革積極分子大會上作了檢討。周恩來熱情地在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文革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務。劉少奇表示希望把上段工作說清楚。毛知道劉要說派工作組是經他同意的，因此拒絕給劉少奇提供機會。讓誰講話不讓誰講話，根本沒有程序規定。誰是最高領導，誰就是全部程序的代名詞。他不讓你說話，歷史的浪頭就一下子將你埋沒了。

八月一日，毛寫信支持北京學生。三天之後，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劉、鄧很不耐煩地招架。權力鬥爭的出現了第一個高潮。如果劉少奇和鄧小平要將不服和抗議付諸行動，就會有突發事件出現。這是個重要時節。毛澤東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這個關節，於是指示將情況通告林彪。從政治中心颳起的颱風，吹到了正在大連養病的林彪那裡。

八月六日，林彪直飛北京。林彪一下飛機，就將消息轉達到毛澤東那裡。林彪好象一尊護法神。他的到來，使毛澤東完全放心了。毛澤東立即決定把他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張貼出來。別看只有二百三十多個字，可那是一張戰書，當時誰看了都得發毛！

周恩來看了大字報，整個晚上都沒睡覺。他想去毛那裡摸個底。

鄧穎超說：“我看那樣做不好。如果主席說的是你，你又當面問，那該多難堪。”

周恩來想：我就是要這樣來個當面試活。如果是，我好想法子。如果不是，我也放心了。該虛與周旋的周旋，該當面戳破的當面戳破。曖昧是不行的。他看看妻子，說：“我喜歡坦白，還是有話說到當面吧。”

鄧穎超說：“你要小心。”

周恩來說：“主席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講究實事求是。如果批評的是我，也是一種教育幫助嘛。不過我相信不是我，至少主要的不是說的我。” 

次日，周恩來見到毛澤東，象個不經意做錯了事情的孩子似的，誠惶誠恐地問：“主席，您的大字報，我看了。主席是不是指的我那個‘馬鞍形’？您看，我要重新加深認識嗎？”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事情。當時周恩來領導制定鋼生產指標。因為前一年的產量過高，影響了其他計劃的執行，周就將當年的計劃降低，調整一下產業結構。如果搞得好，下一年可以提高。如果不行，到時候再說。當時為了免受激進派的指責，周故意將後年的指標定高些，使三年的生產坐標看起來象馬鞍形。毛曾經批評周恩來的那個計劃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毛很爽快地否認道：“你擔心什麼，那算不得一回事。” 

謝天謝地，沒有我的危險。周恩來放下那顆惴惴的心，小心地將喜悅藏了起來。他打開提包，向毛介紹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準備情況，就匆匆告別了。 

在八月八日的中央會議上，周站在毛一邊，通過了《十六條》。 

《十六條》通過後，春藕齋開始蕭條。

（來源：《劉少奇鄧小平曾聯合決定罷免毛澤東的一切職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3f280f0102w4m2.html）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毛澤東認為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被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修正主義者篡奪了據此毛澤東提出的所謂“四個存在”理論，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着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 會議的前半部分以揭發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問題為主題。四人被革職審查，被稱為“彭羅陸楊事件”。後半部則議定了標誌性的《五·一六通知》 。

毛澤東又拉起“文革”的旗幟，1966年5月16日發出通知，1966年5月28日成立小組。在"文化大革命"發動時，各地正按既定計劃開展四清運動。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他，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

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標誌“黨內走資派篡權”的陰謀論在黨內最高層已經到達一個頂點，已經達到嚴重妄想的程度。是文化大革命發起的標誌，也成為十年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一，當時被《紅旗雜誌》稱為“偉大的歷史文件”。 五一六通知在發布後的一年內都屬於中國共產黨二級機密文件，只有17級以上的幹部才能接觸。（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從此成為公開文件。） 《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定型於中共九大）奠定了基礎。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它指責《二月提綱》及其作者“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 它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它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以革命名義攻擊當政的溫和派（當時稱走資派）。

此後未預期的社會重大破壞、運動失控與領導層的歧見，導致在1969年時毛澤東草草宣布文革結束，但史學界一般認為僅是降溫措施，其極左路線並未有檢討改變。文革應正式結束於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以及10月6日中南海粉碎四人幫，主事的四人幫終於遭到反對派逮捕，持續時間長達十年。

在18日會議上，林彪講了一篇後來稱為“五·一八講話”的關於防止政變的話：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 “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當日會上，周恩來等也說了類似的講話，周大罵中宣部兼文化部部長陸定一。

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實施及倡導個人崇拜。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同一天，《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自殺，由康生接管改組這一共產黨的喉舌。

與此同時由於中下層並不了解高層發生劇烈人事變動的原因和內情，康生等決定採取手段“發動群眾”。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面了曾在延安結識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

5月24日，在林彪、江青等人授意下，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中發〔66〕277號文件）。

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5月31日經毛澤東批准，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

唐朝著名詩人李賀,詩風怪誕,人稱「詩鬼」和「牛鬼少年」。 在評價李賀的詩歌成就時,杜牧寫道:「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 形容李賀的詩歌風格「虛荒誕幻」,簡直不像人間所有,從此之後,「牛鬼蛇神」慢慢被引喻為歪門邪道、陰暗醜惡的東西。 最早將「牛鬼」和「蛇神」組合在一起使用的是唐朝詩人牡牧。

毛澤東在其文章、講話中，曾習用此語：“最近一個時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 這是指傳統戲曲中的鬼戲。後來借指右派，如“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1960年代則進一步泛指敵對勢力：“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1963）“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 語義有對象和寬窄的變化，但都是作為負面社會形象出現的指稱符號。

陳伯達1966年5月31日接管《人民日報》，口授、修訂的第一篇社論（6月1日），就是闡明文革目標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中該詞被用於指稱“盤據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爺’”，社論指控這些“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做“資本主義復辟的夢，……製造復辟輿論……爭奪群眾，爭奪年青一代和將來一代”。這篇社論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全國各地主要報刊全文刊載，該詞便廣為傳播，流行於文革全過程。

由於該詞本來詞義寬泛，未經嚴格定義，被借作為政治概念，彈性很大，先後經歷了許多演變：從最初的黑幫、反動學術權威，很快發展到指稱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後來主要指走資派、叛徒、特務等。凡是歷次政治運動被打入另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都是。最後蔓延到只要是造反派、當權者不喜歡或認定應打擊的對象，無論你的出身好不好，已否做過歷史結論，還是說錯了一句話，行為作派與眾不同……都可以定為“牛鬼蛇神”。它成為了一張無所不包的天羅地網。對這些人的處理，也象他們罪名的確立一樣，隨意性較大。因為沒有法定的政策界限。輕的被貼大字報、批鬥、審查，剃陰陽頭，限制人身自由，關進牛棚；重的被迫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遣送農村落戶，註銷城市戶口，甚至家屬親友也受株連。

據統計，文革中的“冤假錯”案達三百多萬件，被投入牛鬼蛇神這張天羅地網裡的涉及人數逾千萬。進入統計的，都是立過案並有結論的，還有部分未立案、未記入檔案的，因此實際人數應當還要多些。

6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這是一篇像畝產萬斤糧一樣的文章，陳伯達或說人民日報把文革玩成“破四舊”，對文革產生的“修篡”和誤導是最嚴重最毒害的， 是文革災難的第一責任人。也埋下了陳伯達被毛澤東打倒的理由。

同時還發表的有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指控“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號召徹底摧毀“黑幫、黑組織、黑紀律”，第一次使用“黑幫”概念。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放手發動群眾 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牛鬼蛇神”，都叫做“黑幫”。其間蘊涵着運動指導者由此及彼、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戰略步驟。隨後在全國掀起了揪斗、打倒黑幫的浪潮。

由於“黑幫”外延模糊，帶有團伙性質，最初提出黑幫概念的表面是指政治上表現反動的人，同時也暗示文革針對的是組織化的走資派集體、系統（文革最早被拋出來的黑幫團體是彭、羅、陸、楊和北京市黨政宣傳系統）。這一提法，起了既宣示運動目標，又麻痹在位官僚警惕性的作用(利用其僥倖心理，軟化他們的抵抗)。又由於該概念的模糊性，揪斗、打倒的範圍在實際運作中很容易被任意附會，無限蔓延，由此及彼，藤蔓株連，舉凡政治主張相同、上下級關係、思想趣味接近、同鄉朋友，都可以被網絡到“幫”里去“黑”一下。實在找不到整人罪名就給戴個“黑幫”帽子，弄得人人自危，形成了普遍的恐怖。

層層揪黑幫，層層領導都拋出一兩個下屬當替死鬼，丟卒保帥，成了一時奇觀。在南京是匡亞明（南京大學校長），在四川是馬識途（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張黎群（四川日報總編），在重慶是鄭思群（重慶大學校長）……甚至連最普通、微不足道的基層單位，也可以揪一個出習慣舞文弄墨的人來當黑幫。促使人們──從官僚到普通百姓──都在盡力批判別人的積極表現中，開脫、保存自己。這一防護機制到工作組被否定以後，也頃刻失效了。官辦由上而下的揪黑幫，因而轉向造反派組織民辦由下而上的揪黑幫，對走資派的攻擊才正式揭開了帷幕。

造反派組織民辦揪黑幫宣泄了底層淤積多年的干群衝突，其反彈力更足、更大、更瘋狂、更持久。

“黑幫”是一個過渡性概念，其作用就是要引導出“走資派”概念。一但後者被提出來，前者雖然還在使用，但它的風頭就被後者搶去了。它不如走資派那樣貫穿文革的始終。由此可以看出文革的重點所在。“黑幫”的概念同樣也被“牛鬼蛇神”這一毛澤東所提出的概念所取代。

1966年六七月留守北京，一面發動揭批彭、羅、陸、楊，一面向中學和大學派工作組，往死里整人的正是劉少奇。文革初期，劉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華大學再創一個文化大革命的“桃園經驗”，再一次派王光美作為“普通工作組組員”的名義去清華大學直接指揮運動，立刻成為“太上（女）皇”。在王的指揮下，工作組非但立刻把校長蔣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長全部打成“黑幫”，而且殘酷地迫害無辜師生。工作組一進校，就責令全部“幹部”，包括教研組正副主任全部“靠邊站”、“上樓”批鬥。清華群眾形容當時的亂鬥場面是“遊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全校五百多名幹部中，被王光美指導的工作組打入“黑幫勞改隊”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對普通師生，只要是對中共有過一點批評，抑或對工作組有過一點非議，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團”。一時清華園內冤獄遍地，“右派”叢生。據文革後統計，十年中清華大學共有包括武鬥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４８人，其中被工作組迫害致死的就達三分之一左右！當時年僅２０歲左右的工化系學生學生蒯大富不過因為“革命”過頭，對工作組提了一些意見，立刻被王光美和劉少奇打成“反革命學生”，就地監禁批鬥，也搞得他差一點自殺。結果這一事件被毛澤東利用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在全校批鬥王光美時，（筆者正在北京串聯，住在清華大學。我和當時清華大學的不少師生談起王光美在清華的所作所為，所有和我交談的）師生都認為：王光美言行虛偽做作，整人心腸狠毒，雖然造反派斗她的大會有些過份，但這也是她在清華作惡多端的一種報應。

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等，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匯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6日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制度，逐步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的想法。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此時中國可能還沒有人意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對象是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而誤以為只是反右四清等運動的延續，所以他們的目標僅僅是中下層敢於發表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等。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終於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匯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麼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仍掛副部長名義）。當時，原中央宣傳部連同前已改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稱為“三舊”。

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凌晨召見“5大學生領袖”時，為他們調解派系衝突，並批評了學生們的“武鬥”活動，召見後“5大領袖”回到學校隨即放下武器、拆除工事。

7月29日的講話成了壓斷駱駝腰的最後一根稻草：“清華有人寫了一條反動標語，‘擁護黨中央，反對毛澤東’，大家認為不得了了，我看沒有什麼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亂無產階級專政。對這樣的人，保護一下也沒什麼關係。”劉少奇同志講到這裡，毛主席突然出現在主席台上，劉少奇的講話被打斷，全場掌聲雷動。實際上毛完全是衝着這句話才突然出來的。毛疾步行走帶出來的風把劉少奇的講稿都扇到地上去，劉少奇不得不彎腰下去拾。毛澤東此時走到舞台前沿，全程震耳歡呼。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其中第十條“教學改革”提出：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條規定：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0月，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着重指責劉少奇、鄧小平“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鄧小平是批判對象，自然出席了會議。他在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在這次會上，林彪拖着慣有的長音煞有介事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

林莽先生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1966年8月5日最後一腳踩死卞仲雲校長的是劉亭亭。

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周會議的林彪從大連召回北京，林彪隨即於8月8日發錶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地言論，一起印發大會。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里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鬥”等規定。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資歷更高的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會議還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5月對於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人撤職的決定，更高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1966年8月《人民日報》轉載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裡盡朝輝》 。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

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北京舉行大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林彪在講話中說：“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製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顯然，在劉少奇因派工作組受到批評的情況下，林彪的講話指向的是劉少奇。

“劉少奇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失勢以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直是他身上的符號，卻沒有公開點名。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蹟，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鄉的紅衛兵是北京的蔡立堅。

1966年蔡立堅18歲，是北京市長辛店鐵路中學高二學生。紅衛兵大串連時，她隨該校一支長征隊去延安串連，途經山西榆次縣一個貧困山村——黃采公社杜家山。蔡立堅見到那裡山地很多，大都沒有開發，農民過的日子很苦。她覺得這是發揮知識青年作用的好地方，琢磨自己該不該留下來在這裡插隊。一直到長征隊已離開杜家山280多里時，她毅然告別同學，隻身返回杜家山，向鄉親們表示要紮根杜家山，同他們一起建設山區。辦過一系列手續後，1968年3月，她正式成為這裡的一名新社員。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畢業生，前往內蒙古西烏珠峰沁旗白音寶力格公社插隊。起程的那天清晨，他們匯集到天安門前，面對毛主席巨幅畫像，宣讀了誓詞，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內蒙大草原的紅衛兵。1968年2月8日，北京市東城區中學紅代會的55名紅衛兵摘下袖章來到天安門毛主席像前宣誓辭行，成為首都第一批參加西雙版納建設的紅衛兵。

首都紅衛兵帶頭下鄉，掀起了一個城鎮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浪潮。這是一股奔騰不息的洪流。裹挾其中的，不僅僅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中專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會青年，而且還有成千上萬的城市居民，大量醫療、文教工作者，國家幹部及一些受運動衝擊的“專政對象”??從一望無際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開屏的西雙版納，從天山南北的戈壁綠洲到南疆海島的橡膠林場，從呼倫貝爾盟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處都是知青的足跡和身影。

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5500余萬人民幣現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334萬元美金、價值330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240萬民國銀元，以及3.7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之前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十八萬餘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

針對出現了許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8月22日，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布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而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這個數字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

第一次自下而上由群眾判定共產黨：

早在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前，上海已有少部分學生上北京串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消息一經報紙和廣播傳開，上海學生馬上也要求去北京見毛主席。8月22日晚，近二千中學紅衛兵聚集在上海最主要火車站－－北站，要求去北京串連。上海鐵路局請示鐵道部，鐵道部又請示國務院，最終同意讓學生派代表，免費加開一趟列車。這是上海第一次大批學生免費外出串聯。毛澤東8月18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全國各地大中學生大批湧向北京，北京紅衛兵則去向全國各地，形成全國性大串聯。毛澤東支持大串聯，認為有利於將文革推向全國，說：“讓他們去嘛，留些人輪流看家就行了。他們要開介紹信，就統統開，管他是左派右派”。

上海是當時全國第一大城市，又地處北上南下交通樞紐。大串聯的學生，第一目的地北京，第二便是上海，此外，還有“革命聖地”延安、井岡山、韶山。上海和全國一樣，經受着大串聯的超負荷接待壓力。

從1966年8月15日開始。開始有少量的北京紅衛兵陸續來上海。到8月20日以後，來上海的學生漸漸多了。

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串聯，他們自己稱為“南下”。北京紅衛兵南下上海，有三次較大規模，後來被研究者稱為“北京紅衛兵三下江南”。

8月24日，20多個北京紅衛兵乘火車來到上海，這是自8月中旬以來人數比較多的一次。都是北京各大學和中學的學生。沒有人派他們來上海，他們是想來上海看看，其中有些人本來就是上海人，去北京念大學的，也有人小時候曾經在上海生活過。這些紅衛兵主要來自中國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北京郵電學院，還有一些北京的中學生。

8月30日下午3時，在當時上海最大室內會場“文化廣場”開大會歡迎來滬串連的北京紅衛兵。北京紅衛兵初試鋒芒，將上海市委對他們的歡迎會，開成了他們對上海市委的批判會。曹荻秋說：“這是沒有預料到的，也無這種思想準備”。曹荻秋馬上於當晚召開市委常委會，研究市委遭到衝擊時如何開展工作，會議直開到次日凌晨。最後決定，為了防止因紅衛兵衝擊而無法工作的局面，將辦公地點轉移到別處，共三項措施：1.今後接待紅衛兵只接待少數代表；2.將市委書記處搬到江南造船廠去辦公；3.市委的書記們都搬到市委的一個招待所去住。 曹荻秋還布置調查一些北京紅衛兵們的背景，“查出是壞人，要告訴北京市委，以便整他們”。

但是，市委這次轉移工作地點的措施沒有持續多久，就被打電話來聯繫工作的周恩來發覺。經周批評，市委書記處只好又在一個半夜搬回康平路。

8月31日上午10時，北京101中學、北京師大一附中、北京八一學校、北京師大女附中30多個學生來到延安西路200號大聲呼喊，要見上海市委領導。

延安西路200號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大樓，但門口沒有牌子。中共大多數機關都不對外掛牌，老百姓從來不被知道共產黨的機關在哪裡。大多數上海市民過去只知道這裡可能是大機關，但不知是何機關；直到北京紅衛兵在這裡引發事件後，才知道原來這裡就是上海的中心樞紐中共上海市委。

北京紅衛兵說，昨天紅衛兵在文化廣場宣布的五條決議市委沒有執行：“10分鐘之內把曹荻秋找出來，否則要動武了！”在一旁圍觀的上海市民上千。中午12時左右，北京紅衛兵衝進機關大院。由於受到市委機關工作人員的阻攔，雙方發生衝突。這後來被稱為“8·31事件”。 來上海的中學生，其實沒有什麼明確目標。他們不滿意的是上海對“牛鬼蛇神”太客氣，“文斗”變成“溫斗”。但是，一些北京的大學紅衛兵的觀點有所不同。他們對血統論並不熱衷，他們不滿的是上海運動“沒有真正開展”。 他們去這些學校支持和鼓勵因造黨委反受到壓制的學生或派別。他們還去一些文藝單位串聯，例如上海青年話劇團、黃浦京劇團、上海舞蹈學校等。這些單位都有因提意見而受領導壓制的情況。他們支持受領導壓制者，向社會呼籲。他們人數少，能量大，活動能力強，早期上海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就是他們放大至社會，引起了廣泛關注。例如青年話劇團的“劉貴琴事件”，黃浦京劇團的“孟慶釗事件”，上海舞蹈學校對芭蕾舞劇《白毛女》評價的“毒草”、“香花”之爭，上海海關學校、上海機器製造學校的兩派之爭；被單位壓制的青年報社記者游雪濤的平反，都與他們的奔走有關。 

和那些中學生不同，許多來上海的北京大學生的批判矛頭對着上海市委。他們認為，上海的文革運動落後許多，還是在各級黨委掌控之下，文革就是要打亂這種秩序。因為《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上海的各級黨委包括市委，卻沒有把自己當作革命對象。基層黨委不敢引火燒身，是因為市委對運動的導向有問題，這使上海運動冷冷清清。他們認為，各級當權派都應接受文革考驗，所有幹部都應接受群眾的火燒和炮轟，是真金不怕火燒。

北京紅衛兵第一次南下，遭到上海市民抵制。他們宣揚的“血統論”和“紅色恐怖論”，尤其引起一向溫良的上海市民反感，甚至同樣擁護“階級路線”的上海的幹部子女們，也大多數不贊成他們的極端觀點。

就在第一次南下北京紅衛兵大多離開上海之際，又有一大批紅衛兵出發前往上海。

還是在第一批來滬的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陳丕顯多次電話請示周恩來總理怎麼辦？周說可以派二千名紅衛兵來幫助你們。

周恩來讓他們去上海，還說是交大和復旦紅衛兵圍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無法開展工作，周恩來通過周榮鑫同志和“一司”商量，能不能派一部分紅衛兵南下，宣傳黨的政策，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而學生還是要在校園裡鬧革命。

“一司”立即組織了由北大、人大、礦院等院校組成的，精幹的先遣隊南下，為南下兵團大部隊打前站，重點安排好大隊人馬的接待、吃、住等問題，並為大部隊南下做好思想準備工作，了解上海地區的運動形勢。先遣隊得到葉帥（葉劍英）的支持，葉帥的小女兒葉小英參加了先遣隊。

這次南下紅衛兵的主體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司令部”（“首都一司”），到上海統一名稱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南下兵團”，共二千名大學生；另有一百名中學生，也一起參加南下。

9月10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一司”南下兵團，周總理明確指出上海市委是中央信任的，是革命的。南下兵團正式成立，總指揮章盾之（空軍衛生部長、第二軍醫大學校長之子），副總指揮譚懷遠（譚震林之子）、吳蒙爾。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南下兵團還帶了100名中學生南下，組成16縱，隊長是19中的姚小康，政委是師大女附中的鄭中偉。

市委要求各級黨委為北京紅衛兵活動提供方便，上海負責接待這批紅衛兵的部門，特地為他們安排許多活動，例如與著名全國或上海先進人物和勞動模範座談，參觀象徵上海工業成就的上海重型機器廠萬噸水壓機，等等。總之，儘量向這批小將展示上海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指望這第二批紅衛兵多少能對前幾批北京紅衛兵的偏激行為有所制約。9月19日，曹荻秋在剛被改名為“文化革命廣場”的文化廣場，向這批紅衛兵介紹上海情況。
 
但事與願違。第一和第二批到上海的紅衛兵大都是最早的紅衛兵，以幹部子女為多。第一批紅衛兵大多是中學生。第二批紅衛兵雖然以大學生為主，但仍有上百個中學生，組成第16縱隊。這些中學生在北京時就將毆打運動對象或“四類分子”當樂趣，赴上海又將血腥暴力一起帶來，沒有絲毫收斂。他們感興趣的是上海如何“破四舊”，如何批鬥“黑六類”，如何貫徹階級路線。他們還沉醉在北京“紅八月”的功勳中，打算在上海再重演一場“紅色恐怖”。 但這批北京紅衛兵的作為卻完全不是上海市委所能控制。他們在上海製造了一系列武鬥事件。據9月15～17日的不完全統計，3天內共發生30起北京紅衛兵打人事件，被打者達100人以上。他們抄家，對抄家對象接連幾天地肆意毆打侮辱，打成重傷，打至昏迷，打得大小便失禁，還不許送醫院。這樣情景當時在徐匯、盧灣、南市、靜安等區時有發生。

其他地區來上海串聯的紅衛兵，也學着北京紅衛兵草菅人命。11月，在漕溪北路，幾個山東軍隊幹部子女在3個上海軍隊幹部子女帶領下，到漕溪北路一戶人家抄家，名單是居委會提供的。他們砸光所有家俱、門窗，打死這家的老太太。為了證明老太是否真死，還拎了壺滾燙開水往躺在地上的老太身上澆。如此殘忍的行為引起眾怒，死者兒子是天馬電影製片廠的照明工，叫來上萬居民包圍打人者。市委只得趕緊派人疏解，最後不了了之。

北京紅衛兵仍覺得意猶未盡，還想策劃更大規模的血腥批鬥：“讓我們批鬥給你們上海人看看，該怎樣對待那些資本家和黑幫！”他們打電報給周恩來，說要在上海揪一萬個資本家遊街，被周發電報制止。

如果說，第一批北京紅衛兵給上海市民留下的是自以為是的張狂形象，那麼，這第二批北京紅衛兵留下的則是慘無人道和滅絕人性的嗜血殘忍，引起上海市民的強烈不滿。上海市委疲於處理頻頻發生的事端，陳丕顯讓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往中央打電話向陶鑄求救，並建議國慶節後停止大串聯；曹荻秋也給周恩來打電話，一面讓人收集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行為向中央報告。

北京紅衛兵不但加劇上海混亂，也在全國各地造成混亂。9月下旬，周恩來親自起草和批發電文，以中共中央名義，指示華東局、上海市委，並告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北京市各大中學校在滬的其他“紅衛兵”組織，迅速結束在上海活動， 9月25日，上海市委向北京紅衛兵傳達了中央指示：一、必須嚴格執行《十六條》中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決定；二、迅速結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參加國慶節組織和維持秩序的工作。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遂於28日返回北京。回京後，他們受到周恩來接見。

就在第一第二批以幹部子女為主體的北京紅衛兵來上海之際，北京紅衛兵運動正經歷一場大分化。9月6日，以平民子女為主體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即“首都三司”）成立。“三司”與之前以幹部子女為骨幹的“一司”和“二司”不同，鬥爭鋒芒直指“黨內走資派”，他們被稱為造反派紅衛兵。

第二批南下紅衛兵回北京沒多久，10月，“首都三司”造反派紅衛兵大批來到上海。這次人數更多，時間更長。這是北京紅衛兵第三次南下。他們到上海後，組成“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一些參加過“9·4”衝擊上海的第一批南下紅衛兵也加入他們。而此時，上海各大學紅衛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崛起，將鬥爭矛頭從校園和工廠轉向市委。

第一批和第二批來上海的北京紅衛兵，給上海市民和上海紅衛兵的印象不佳，甚至非常惡劣。上海市民和學生不喜歡他們目中無人的張狂及居高臨下的霸氣，更反感他們以打人取樂的血腥和喪失人性的暴力，他們始終沒有和上海市民或學生甚至造反派融合。直到第三批北京紅衛兵南下，發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高潮，上海的學生和工人造反派，才真正與北京紅衛兵聯合起來。也只有到這時候，上海的文革發展才真正切入毛澤東想達到的正題。
 
上海局勢越來越亂，區、縣、局以上領導機關已經沒法正常辦公，只能轉入“地下”或“游擊”辦公。面對這場真正是“史無前例”的運動，所有幹部都心中無底，不知如何應對。過去領導運動只要緊跟中央文件；而此時中央下達的文件根本無法執行，

還是在8月25日，復旦大學的紅衛兵去上海戲劇學院串聯，之後，市委便幾次打電話給張春橋，希望他能回上海。張春橋後來對人說：他們催我同姚文元回去，企圖拿我當擋箭牌，我才不干。到後來，陳丕顯等打電話給他，他乾脆不予答覆。9月初，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的那幾天，陳丕顯讓秘書打電話給張春橋，說“上海最近情況很緊張”，“希望張春橋經常給曹荻秋打電話”，“同上海通通氣，多了解一點上海的情況，向中央反映”。但陳丕顯幾次和張春橋通電話，都很不愉快。陳丕顯對人說，“我都懶得和張春橋通電話”，“春橋同志是我們推薦給江青同志的，現在他取得了江青同志的信任，就不把我們放在眼裡啦”，“春橋同志不願回上海，他在北京舒服，只是參加大會，也不解決具體問題，住的地方又什麼人都不敢去衝擊。”

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是讓各地造反派聯合起來。毛澤東通過全國性的大串聯，打破封閉人事制度所形成的批評本地區本單位領導的高風險，讓一批地方黨組織奈何不得的外來力量，去衝擊本地區本單位老百姓不敢對抗的頂頭上司。所以，曹荻秋在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的8月底，雖然曾布置人打長途電話往北京，查問鬧得厲害的北京紅衛兵的情況；但充其量也只能查問而已，無法像對待上海地區的學生那樣，通過學校對他們施加影響。上海市委對這幫外來的造反者，除了向周恩來、陶鑄告急，束手無策。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批判，作為執政黨工作機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名存實亡。於是，中央實際存在兩套系統：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以及以周恩來和陶鑄為首的國務院系統。各省市黨委與中央文革小組沒有上下級關係，依照以往的正常工作渠道，他們應該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或國務院匯報下面的工作和情況。書記處名存實亡，他們只能向國務院匯報；但即使是周恩來和陶鑄，也無法將下面反映的艱難和混亂狀況，再向文革的實際決策中心傳遞，因為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根本不想聽取下面對文革的種種抱怨。各省市的反饋失去以往的程序性渠道，信息被中央文革小組有選擇地傳遞。這是下情上陳的梗阻。而毛另立”中央文革小組“作為自己開展文革的工作班子，拋開常規的嚴密系統：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委員會-各省市黨委-各級黨委，不再像過去那樣由書記處制定文件然後層層下達，而是直接向學生講話發號召，或通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這三個權威報刊發社論，”戰略部署直接與群眾見面“，雖然是通過非正式渠道下達，但因講話人江青、康生等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具有了非常的權威性。這些講話使紅衛兵總是得風氣之先，無形解構了各級黨委對中央決策信息的先知權和解釋權。這是上情下達的梗阻。

在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和威望超越於政府、法律、執政黨之上時，毛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評判、每一個決定，就有了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中央文革小組的優勢，就在於他們是毛的思想的最先知曉者。誰能夠揣摩到毛澤東思路，誰就掌握話語主動權。本來，幹部階層長期擁有對真理的解釋權，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就是他們對信息的壟斷，壟斷信息就能壟斷真理。而這一次，毛澤東的整肅對象卻正是整個中央決策層和幹部階層。信息傳遞過程的顛倒，使以往處於信息被動狀況的底層群眾，在許多時候能夠比以往直接了解文革決策層的意圖，這使群眾參與文革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幹部階層以往靠着壟斷信息所形成的強勢被改變，他們有時得到的運動信息還沒有紅衛兵們及時。這是政治資源的重新分配，從而造成話語權的轉換。而這場話語權的轉換，正在為即將於1967年1月開始的權力轉換進行鋪墊。

文革的對象，在文革初期有着數次轉換。在聶元梓大字報之前，批判對象是與《海瑞罷官》有關的人和事，由各級黨委組織批判文章，在報刊上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掀起批判本單位”牛鬼蛇神“高潮，由各級黨委拋出本省市地區或單位的”反動學術權威“、”黑幫“，發動群眾貼大字報。這是文革對象的第一次轉換，不過，轉換的權力仍然掌控在各級黨委手中。北京紅衛兵運動興起，學校領導和駐校工作隊成為運動對象，這是文革對象的第二次轉換。這次轉換，是對共產黨政治運動形態的顛覆，標誌着文革不但掙脫了各級黨委的掌控，而且使各單位黨委成為了批判對象。而北京紅衛兵到上海和全國串聯，又使運動對象發生第三次轉換，從各單位領導，上升到各省市領導。這兩次顛覆，確實具有真正的造反意味。

北京紅衛兵對上海市委的指責非常雞毛蒜皮，第一第二批來滬的紅衛兵大都是幹部子女，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批鬥共產黨執政17年來一貫打擊壓制的”階級敵人“，所”炮轟“的內容也是市委”對階級敵人批鬥不力“等。他們來上海時，正是北京造反派紅衛兵崛起之時。他們如果還在北京，只能劃入與毛澤東文革運動方向格格不入的”老保“陣營；但到上海，他們”炮轟“的對象是包庇”階級敵人“的上海市委，換句話說，他們的話語雖然還是”血統論“、”紅色恐怖“，但因為上海市委不同意這些觀點，所以他們又將批判矛頭指向上海市委，於是他們的鬥爭方向正與毛澤東所要批判的對象合拍。

真正成為上海造反派的啟蒙和先驅的，是那些一開始就認為上海各級黨委必須將自己作為文革運動對象的北京紅衛兵們。文革後再看這些當年的大學生，透過文革式”炮轟“、”火燒“的話語外殼，是對當政者的質疑，這是被毛澤東”大民主“催生的朦朧的權利意識。

在《十六條》已經明確規定，不許當政者利用專政工具迫害貼他們大字報的群眾後，他們駕輕就熟的政治資源和政治路徑便只有發動和組織他們所認為的”左派隊伍“保衛自己。

原來各級黨領導幹部所熟悉的那套整階級敵人、整政治邊緣分子的話語體系，

北京紅衛兵的到來，促成了這兩套話語體系的轉換，發生在上海市委門前的辯論，正是毛澤東所支持的北京紅衛兵們，向上海市委爭奪文革話語權的具體體現。上海紅衛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在北京紅衛兵榜樣的鼓舞下，正集聚力量，蓄而待發。這一時期--1966年的6月至8月，雖然在所有校園及工廠內，占主導地位的仍是原來的那套話語；但是這套話語正在轉型，到了9月，在社會上，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時，運用的已經是毛澤東所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炮轟省市委“話語，而且很快就將發展成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打倒走資派“的話語。

這也是政治身份評定權的爭奪。北京紅衛兵在”炮轟“上海市委時，他們或許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顛覆共產黨執政以來各級幹部將人劃分政治等級的權力。過去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各級領導幹部劃分群眾的等級身份，按”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等標準給群眾排隊，貼上名分標籤。而對上海市委的”炮轟“，是共產黨1949年執政以後，第一次自下而上由群眾判定共產黨的各級領導是否”革命“。政治分層的評判權，正在開始向群眾轉移。當然，評判的標尺不能超出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制定的原則。

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他們對上海市民的榜樣意義，在於他們將市委作為造反對象。而在此之前，上海的學生或工人造反派，都還只是在反學校或工廠的黨組織。上海市委門前的大辯論，以對上海市委的評價為分水嶺，在上海市民和學生中劃分出“保”派和 “反”派，也即是不久陣線分明的造反派與保守派。在北京紅衛兵榜樣激勵下，更在北京紅衛兵積極推動和組織下，上海的紅衛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迅速崛起，不久更將組織起來，釀成震驚全國的大事件。

8·31是上海市委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失敗。中央決策層對北京紅衛兵的支持，解構了上海市委一貫正確的權威形象，而且為以後造反派的進一步”打倒“，鋪墊了話語準備。從北京紅衛兵的衝擊開始，上海市委處境每況愈下，越來越被動，直至最後被打倒。( <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 －－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樣> 作者：李遜)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1966年11月以後，原來以教師和學生為主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向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由年僅三十出頭的工廠職工王洪文領導，很快取代了各種紅衛兵組織。

1966年11月27日，譚震林就今冬明春開展農村"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的幾個原則性問題向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寫出請示報告。報告指出，"文化大革命"與四清的結合，《十六條》上是兩種提法。看來，四清運動中下台的幹部，只要貧下中農大多數沒有意見，也不准翻案，四清工作隊也應肯定。但是，各地原來的四清部署和做法，還有不少框框，繁瑣哲學，人海戰術，包辦代替等等，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大民主的經驗，就不能再按原來的一套部署去做了。應該加以改變，不改變也行不通。因之，似以明確肯定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四清的提法為好。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決四清問題和四清複查問題。

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矛頭無疑是指向劉少奇。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

。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的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大標語。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六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扣押並批鬥（後在周恩來干預下釋放）。

1967年1月3日，張春橋與姚文元從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運動的首腦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這次事件被稱為“一月風暴”，也成為全國“奪權”行動的開始。

1967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規定：春節後各地小學一律開學。在外地串連的小學教師和學生應當返回本校。五、六年級和1966年畢業的學生，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

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1月23日，按照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1967年2月8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卡博以及國防部長巴盧庫談話時又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樣，四清運動就無法開展下去，而讓位於正在蓬勃開展的"文化大革命"。

3月19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決定》要求：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要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即“三支兩軍”。

毛澤東在離京前的1967 年7月17日晚20時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周總理等一些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一起開了一個會。會上毛主席談了他離京後的工作問題，說辦公廳主任可以叫戚本禹代理。毛澤東對參加會議的同志說：對劉、鄧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麼面對面的批鬥。

1967年7月中旬，陳伯達在一件關於批判劉少奇的 “請示報告”上圈閱同意，並將劉少奇三個字中“少奇”兩字勾掉，又在“劉”字後面加上“鄧、陶夫婦”四字。7月18日，北京的一些群眾組織數萬人，在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批鬥劉少奇誓師大會。毛澤東知道後，讓汪東興馬上打電話給周恩來，請周總理告訴他們，對劉、鄧、陶等人不要搞面對面的批鬥。在這個語境裡，批鬥劉少奇是“江青一夥並沒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辦，是陽奉陰違地組織批鬥了劉、鄧、陶夫婦”。汪東興是否有意就批鬥劉少奇的問題有意撇清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責任，值得進一步揭示。

“劉少奇專案組子虛烏有”。對劉少奇的問題都是歸在王光美專案組裡。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關於劉少奇的各種文件和報告中，從來不用“劉少奇專案組”或者“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的名義，仍署名“王光美專案組”。

1967年夏，中央改組了專案審查小組，由周恩來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此後所有中央專案的最終結論都是周恩來簽署上報中央會議。軍隊組主任是楊成武（後為黃勇勝），政法組主任是謝富治。王光美專案組組長謝富治，對劉少奇問題審查最後是周恩來簽署並報中央會議，而且有報道稱，周恩來在劉少奇審查專案結論報告上籤批了“此人該殺”（未見證據），此事有待正式文件揭密。

按照周恩來1967年9月18日在廣州駐軍幹部會上的解答為什麼沒有及早批判劉少奇，是“一個人犯錯誤，如果不改，總是積少成多。劉少奇的錯誤是逐漸發展起來的”，“經過二十多年的幫助扶不起來”。

沒有像彭真、賀龍、劉少奇一樣專設專案組，對鄧小平而言有點掉價。同時說明他問題的性質並不嚴重。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周恩來把專案組的材料正式提交中央，全會通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保留黨籍。劉少奇被打倒後負責人是周恩來，而對鄧小平的監管，毛澤東只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劉少奇被打倒後很少再與中央高層交流，鄧小平卻可以通過汪東興經常給毛澤東寫信。劉少奇被打倒後很少見到毛澤東對其評價，鄧小平則多次被毛澤東提起並作肯定性的評價。當戚本禹文章提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毛澤東向鄧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劉、鄧小平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談話時說：“我的意見還是要把他（指鄧小平──論者着）同劉區別一下”。毛澤東在1968年九大召開前的視察途中談到鄧小平時說：“鄧小平是不是要保？一個是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1967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同王力進行過一次涉及接班人問題的重要談話。毛澤東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小平出來。鄧小平至少是常委。”連鄧小平本人也承認：“林彪、‘四人幫’，總是想把我整死，應該說，毛主席保護了我。”這些都是鄧小平女兒毛毛在鄧小平生前出版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中講的。

鄧小平歷史上是“毛派”，他在解放前和解放後許多關健時期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充當着一線先鋒的角色，並且從來沒有奪權的問題，這是問題的關鍵。鄧小平在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親自主持落實，把很多人打成“右派份子”和“右傾分子”。在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與蘇方針鋒相對，鄧小平堅決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形象，使毛澤東大為滿意。鄧小平不屬於劉少奇體系，他雖然在高崗和鐃漱石的問題上站在劉少奇一邊，但在反右中積極，在廬山會議上同情彭德懷。在四清中態度與毛澤東相近，在彭真的問題上沒有搞到一起。他基本屬於紅區派，與周恩來等代表的“留法派”也始終保持一定距離。

從１９５６年開始，鄧小平擔任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與劉少奇一起負責日常工作，長達１１年。這其間，他其實是在為毛澤東監視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之於劉少奇，有如汪東興之於林彪。文革中，鄧、汪二人為毛澤東“誘敵深入”，使劉少奇的工作組“做錯事”，使林彪在廬山“說錯話”，給毛澤東製造“生氣”機會，接着陰謀整人。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夜裡，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志來我們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面，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還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少奇回答說:『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少奇當面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具體推薦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對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後，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 劉源說，大概就是那段時間，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兒毛毛在路上遇見亭亭，對她說:『毛主席找我爸爸談話了，要他“為革命當黑幫”。亭亭回家在吃飯的時候對爸爸媽媽說了，我也在。媽媽不大相信，追問亭亭到底是怎麼回事﹖人家是那樣說的嗎﹖爸爸說了一句:『她哪兒編得出來﹖』】 （公道說黑白 ：鄧小平﹗毛澤東的Mole﹖）

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關於複課鬧革命情況的材料中,將畢業生分配作為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指出:畢業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學生進不來,而今年畢業和招生人數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這不僅涉及教師和校舍問題,還需要解決這些學生是一批畢業出去,還是分批畢業的問題。 進入1968年,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的問題已經刻不容緩,積壓在校的畢業生除1966、1967兩屆,又加上1968屆的598萬人,三屆畢業生(以後習稱「老三屆」)共達1000萬人。

11月5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里來。” 全國多個省區市的領導機構被“革命群眾”奪權，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往往無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機關職能，導致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同時由於沒有明確的原則和規則，奪權的形式與內容也是無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內被三股不同革命群眾先後奪權，黑龍江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最後就是奪權前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還向康生寫信申請批准被奪權。 月中，原本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

文革時代藝術家並將毛澤東的形象應該是“紅、光滑、發光”的表現方式來顯示毛澤東本人是光的主要來源，無產階級專政的獨裁專政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識形態及口號之一，表現在數張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傳海報中，在1949年文盲率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為57%的歷史背景下，以海報圖文的方式去對大眾宣傳特定想法及口號。

與此同時，在中央，陳伯達、江青等開始將鬥爭對象轉移到當時中央第四號人物、主要協助周恩來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的陶鑄。此後雖然毛澤東對於陳伯達、江青隨意針對文革小組同僚的行為提出指責，並且要求他們在小組內自我批評，但是並未插手陶鑄被“打倒”。

不過毛澤東對於陳、江的批評是這些在文革開始後權力日大的活躍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滿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聯手抗爭。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七位國家和軍隊的最高層領導對當時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與張春橋等人當場發生激烈爭論。此後張春橋召集姚文元、王力，先與請病假的江青會面，隨後於當晚即會面毛澤東，匯報了這些元帥副總理的發言。最終毛澤東認為這是從根本上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這次事件則被張春橋等稱為“二月逆流”。[59]此後雖然這些領導人並未立即被正式停職，但實際上國務院、政治局在少了他們以後已經無法繼續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已經升級。這種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1968年春天，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浪潮，當時的口號就是“三忠於四無限”，毛澤東已經被神化。《參考消息》轉載的蘇聯“斯大林小組”《文化革命真相》的長篇文章指出：“文化革命是以毛澤東和林彪為首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反對黨內的機會主義派（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的原則性鬥爭。這場鬥爭是中共同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高崗、饒漱石集團；一九五八年彭德懷集團）長期鬥爭的合乎邏輯的繼續和結果。這場鬥爭之所以困難和艱巨，是因為中國的機會主義分子在黨和國家裡奪取了發號施令的崗位。” 不過此時的毛也已經發現局勢有些失控。全國武鬥日益嚴重，打死、打傷的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實際採取的正是兩年前劉少奇、鄧小平等因之獲罪的措施。但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已經非常嚴重。8月26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武鬥才逐漸平息。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因劉少奇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並開除出黨，國家主席職務空缺。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新黨章，提請接下來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將林彪正式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決定，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1969年3月15日《紅旗》社論《關於總結經驗》一文中開宗明義寫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一場政治大革命。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億萬革命群眾粉碎黨內修正主義派別的偉大鬥爭。這場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發生的。它是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條路線尖銳反覆鬥爭的必然結果……就可以知道蘇修這次的武裝挑釁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一樣，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了劉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蘇修的代理人，使蘇修妄圖通過“和平”手段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夢想徹底破產。

賀龍則連基本的飲食飲水都得不到供應，“賀龍專案組”還刻意造成錯誤用藥，促使其於1969年6月在北京解放軍三〇一醫院去世。劉少奇被匿名關押，缺醫少藥，1969年11月在河南開封的一座封閉的舊銀行中因肺炎去世。

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1966年5月毛澤東提出的五七道路是戰前準備的戰略，對這一代的設想是到工農兵中輪訓，主要的還是以學為主和完成教育革命，這也是張春橋高度領會毛澤東思想之後在67年抵制周恩來式的 “跨省，赴邊疆，插隊為主” 的下放方式的原因。張就是想儘快在上海搞出一個教育革命的模式來，實際上那個721工人大學就是上海兵團夭折後的另一波教改嘗試，但是周恩來逼得緊，必須讓老三屆全都運離三市一省！ 說是無法就近安排，但老三屆外帶69屆都“遠走低飛”之後，70屆很大一部留城，71屆後大都在各城郊插隊，紅衛兵走了，文革基本結束了。老人家一揮手，周滿意了，張無聲了。

“1967年11月22日，李先念批示同意上海市革委會《關於籌建上海生產建設兵團的請示報告》，並請周恩來，張春橋審批。” 看來李先念當年曾主管上山下鄉，但他那時不理解周恩來的思路，而毛澤東那時還在忙於把劉少奇置於死地。我們可以推論出當周恩來否決了張春橋在上海外圍建兵團（保留上海戶口）的設計後張非常氣憤，因此說了下面的話：（《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委會會議上的講話》張春橋 1967.12.06）：“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你往哪兒送？沒有落實。北京要去內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開會，中央文革沒有去，也沒有表態，消息也不發。教衛組要把複課鬧革命抓起來，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鄉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傾，估低了群眾的覺悟，如果你帶了群眾往前看，抓階級鬥爭，順便解決這些問題，那就好辦一些。”

我們看到了文革中的中央文革是反對“北京要去內蒙、新疆”的跨省上山下鄉的，張春橋是“要把複課鬧革命抓起來”的，他認為“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麼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也就沒有了”， 他甚至說“如果我們這一代青年能夠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麼，這個功勳就要比我們過去所作工作的總和大得多。但這是不容易，有許多困難"! 

1967年底張與周就在老三屆上山下鄉問題上頂起牛來了！很明顯，張認為周在破壞文革和破壞教育革命並製造了很多“困難”。但他玩不過老周！因為老周能在毛澤東的“上書房行走”，而且老周玩得是你左我比你還左！老周明白只要紅衛兵不散他就可能被整倒，1967年5月，紅衛兵搜出“伍豪”檔案上交，中央文革開始借“伍豪”的歷史遺案對周恩來發難，他的反擊是軟功夫。現在回過頭來看，周恩來破壞文革玩的是“偷樑換柱”，也就是紅衛兵跨省到邊疆下鄉，不惜招收青年農民進城。老周玩張春橋的絕招是：《中央安置領導小組關於老三屆畢業生上山下鄉的請示報告》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國務院呈送《關於１９６８年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請示報告》。全國６６——６８年三屆城鎮初、高中畢業生近４００萬人，其中勢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鄉這條路。下去要以插隊為主，安置方式可多種多樣。京、津、滬、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請國務院召開協作會議給予落實。

《報告》說：知識青年插隊落戶，受磨鍊最大，最能體現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結合的光輝思想。但是阻力甚大，問題較多，工作確實艱巨。但不能動搖插隊為主的方針。１９６８年安置經費２.５億元，擬根據各地計劃分配下去，沒有完成計劃的，其剩餘部分安置費上繳中央，不再留給地方結轉使用，各省、市、自治區應儘早制定計劃。

在68年5月似乎周恩來直接主管上山下鄉了，李先念“靠邊站了”，老李在68年先把子女送去當兵再說。看明白了嗎？張春橋把周恩來當成阻撓教育革命的“困難”，而周恩來把張春橋說成是對上山下鄉“阻力甚大”。老周說：“全國６６——６８年三屆城鎮初、高中畢業生近４００萬人，其中勢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鄉這條路。下去要以插隊為主，安置方式可多種多樣。京、津、滬、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請國務院召開協作會議給予落實。《報告》說：知識青年插隊落戶，受磨鍊最大，最能體現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結合的光輝思想。但是阻力甚大，問題較多，工作確實艱巨。但不能動搖插隊為主的方針。”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毛澤東被周恩來牽着鼻子搞出來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不倫不類的最高指示出來，因為老周在68年5月就說了“不能動搖插隊為主的方針”“京、津、滬、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請國務院召開協作會議給予落實”。但是那時毛澤東還沒完全倒向周，上海更沒閒着，又搞出個“721”工人大學來，毛還在68年7月21日發了批示，但是轉眼到了7月底清華爆發武鬥死了人就把老人家徹底激怒了，最後天平倒向周，中央文革敗在老周手中，紅衛兵的命運是“不搞鬥批改就斗批走，掃地出門，走光”。

毛澤東等在清華紅衛兵武鬥殺害工宣隊員後接見紅衛兵五大領袖講話：原來打算停課半年，登了報，後來不行，延長一年，不行再延長一年、二年、三年。我說，如果不行，要多長時候給多長時候，反正人是會長的，你一年級現在就是三年級了，再搞兩年、四年、八年的，你還不是在哪裡過一天長大一天。斗批走也是個辦法，譚厚蘭不是想走嗎？走光，掃地出門。大學要不要辦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個講話〔“七二一指示”〕是留有餘地的，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搞不出名堂就拉倒。（http://shzq.net/pjq/thread.asp?tid=15276）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造反”風潮也隨之湧起。與紅衛兵造反不同的是，絕大多數造反知青關注的是自己的“戶口”，他們集中抨擊“黑暗的上山下鄉運動”，要求返城，要戶口，要工作，並自發地形成了各市、省、自治區乃至全國性的知青組織。

1967年6月29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國務院報告，目前全國返城下鄉知青估計已達40萬人以上。新疆、四川、湖南、廣西等地下鄉知青已串連成立了幾十個組織，有即將大批進京上訪，要求解決具體問題的趨勢。這顯然是當時決策者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況，造反知青為維護自己利益所進行的抗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始終沒有成功。

1967年1月4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首都工人體育場接見群眾時對下鄉青年說：“你們的崗位是在農村中，你們應和農民一起參加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抓革命、促生產，打響春耕生產第一炮”的社論，號召尚逗留在城市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立即返回本地鬧革命，積極參加備耕和春耕生產工作。

2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處理下鄉知識青年外出串連、請願、上訪的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進行串連、請願、上訪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支邊青年、農場職工應立即返回，所設聯絡站，一律撤銷。精簡下放人員要安心農業生產，不得回原單位復工。

2月20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打回農村去，就地鬧革命”的編者按語。

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社論，從黨內兩條路線鬥爭角度闡述堅持上山下鄉正確方向的必要性，要求城鄉群眾支持、歡迎逗留城鎮的下鄉青年返回參加農村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重申“上山下鄉支邊的青年，不要回城要求落戶。”

1967年3月7日，毛澤東批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參與學校的鬥批改工作。軍宣隊隨即進入學校，將學生按班、排、連的軍事建制編隊。

9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在各地串聯的學生立即無條件地返校，終結了紅衛兵大串聯。

10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中、小學一律立即開學。然而學生複課後，許多嚴峻的問題很快凸顯出來。首當其衝的是全國未離校的1966和1967兩屆中學畢業生已達403.2萬人（其中高中畢業生54.8萬人，初中畢業生348.4萬人），1968屆即將畢業的中學生有598.4萬人（其中高中畢業生79.4萬人，初中畢業生519萬人），這三屆畢業生（俗稱“老三屆”）約有40%家居城鎮，分配問題刻不容緩。是年10月22日，教育部提出，畢業生分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

1968年 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國務院呈送《關於1968年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請示報告》，提出對三屆城鎮初、高中畢業生以插隊為主的安置方針。

6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分別發出《關於1967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問題的通知》、《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煉的通知》、《關於1967年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半工半讀學校畢業生分配的通知》，重申大專院校畢業生的分配必須堅持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方針，規定1966年、1967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須先當普通農民、普通工人，虛心向工農群眾學習，使“知識分子勞動化”。

7月21日，毛澤東對《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作出批示：“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11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1968年大專院校、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半工（農）半讀學校畢業生從1968年11月中旬開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到農村、邊疆、工礦、農場和各級基層去當普通勞動者。

（《上山下鄉：從大有作為到接受再教育（下）》，黎秋山）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預告，今晚將廣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虔誠地守候在收音機旁，等待着聆聽“毛主席的聲音”。這次廣播播出了《人民日報》將於次日發表的一篇報導及其編者按。這篇報導介紹了甘肅省會寧縣城關鎮部份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一事，其標題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

《人民日報》為這篇報導所加的編者按語引述了毛澤東10多天前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這就是“文革”時期毛澤東著名的“12.11指示”。毛的這一指示改變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數千萬城市家庭的命運。

其後幾天，全國各大新聞媒體連續不斷大量報道全國各地熱烈響應“毛主席號召”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情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文革”相結合，逐步演變成為一場知識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大批知識青年從城市湧向農村，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在“上山下鄉運動”的高潮中，人們經常引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習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只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過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九大正式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對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斗、批、改”的新任務，宣告“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73]在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過程中，林彪、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74]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為黨的接班人列入《黨章》。會議還選舉了中共的新領導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維持了自己的地位，至於陳雲等一些中共元勛則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資料稱，周恩來在九大期間地位上升，並幾乎成為黨的第二副主席[79]。

毛澤東要斗私心批修篡反凌虐，要無產階級（老百姓）的文化，不要資產階級（有特權有特殊待遇特殊作風）的文化；要表達不要壓制，要文斗不要武鬥。但他對隊員和群眾的信賴和對具體事項的管控不到位讓壞人有機可乘。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66年5月設立的一個機構，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簡稱中央文革小組。設立它的初衷是領導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規定它“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賦予它“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的性質。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務的專門機構。由於當時國家、政治的性質，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幾乎相當於管理國家的全部事務。

該機構於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人員有：

同年8月2日增補陶鑄（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任中央文革顧問。穆欣曾任辦公室主任。下轄有辦事組、接待站、宣傳組、文藝組、理論組等。辦公地點在釣魚臺賓館14號樓。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它主管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事務。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它有了十六條賦予的權力，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

同時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權威至高的領導機構：“中央文革碰頭會”。該碰頭會成員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

但在文革推進過程中，它很快就成為權力極大的機構。1969年中共九大後自動撤去。此時，它的緊跟毛澤東的成員都進入中央政治局。他們是：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陳、康為五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另三人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後五位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全體進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復正常活動，權力運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動消亡。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這個《通知》（五一六通知）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六，1969年5月—1971年：

5月起，按毛澤東的要求，全國陸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地採用軍管會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對在文化大革命進程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數據認為，此間全國有3000萬人被斗，50萬人死亡。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由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27歲的遇羅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審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 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二、三十歲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以下文化水平。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系統，即將激進的思維強加到各大院校中。工農兵學員雖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於其政治立場和後台，往往可以隨意批判學術權威。

常規講：“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做法”中斷學習的連續性，18歲到20歲正是學習的最好時期。實踐證明，勞動兩年以後，原來學的東西丟掉了一半，浪費了時間。”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荒漠。由於林彪曾作為“副統帥”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其滅亡自然對曾作為紅衛兵衝鋒陷陣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內心造成極大的衝擊與震撼。義憤填膺的批判過後，偶像破碎了，冷酷無情的現實與逆向思維結合，像夢魘般地吞噬知識青年本來就十分脆弱的心靈，動搖和摧毀其已經不太穩固的上山下鄉的熱情、思想和理念。特別是一些重新掌權的老幹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利，拉關係、“走後門”， 把自己的子女一個個從邊疆和農村弄回了城市之後，許多知青以各種消極的方式對社會現實進行反抗，怠工、賭博、偷竊、群毆等不良行為的出現，導致知青同當地農民關繫緊張起來，知青們開始以裝病、自殘、甚至出賣肉體為代價，逃離鄉村，返回城市。

七，文革階段總結：

1966年5月:

文革初期劉鄧用的是文革前整人的老一套，無中生有無限上綱打“黑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引蛇出洞抓右派。照這麼搞下去，無非一場規模更大的反右運動，反對工作組的王大賓在劫難逃 。造反派還出於被壓制的少數派地位，根本不成氣候。

1966年6，7月:

1966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1966年8，9月:

8月通過的文革《十六條》，進一步提出“破四舊”。當月老紅衛兵發起“砸爛一切四舊”的行動，全國各地競相效仿，迅速演變成一場毀壞傳統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大掃蕩，大量文化古蹟慘遭破壞，大量民間文物珍藏毀於一旦。這一輪浩劫在中央文革提出批評後得到遏制，並隨着鬥爭矛頭轉向打擊“走資派”而不再大規模發生。也就是說，大規模破壞文物的行為主要發生在文革初期，實施者主要是後來被稱為“保皇派”、“保爹保媽派”的老紅衛兵。例如北京市文革中被毀的4992處文物，基本上都是在1966年8到9月被毀的。

“紅色恐怖”1966年八九月間老紅衛兵製造的暴行，他們在“破四舊”的同時，對所謂“牛鬼蛇神”進行大規模抄家，殘酷打殺，從北京開始，迅速波及全國。北京市被抄家達11.4萬餘戶，全國抄家上千萬戶。伴隨抄家的，是拷打殺害以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手段之兇殘駭人聽聞。北京市已公開的數字是打死1772人，未公開的統計打死萬人以上。1966年“紅色恐怖”時期殺人約10萬; 文革初期自殺潮，也是在上述背景下發生的。棄世者包括運動初期的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及其之女、歷次政治運動戴帽者、建國前工商業人士，知識文化精英等。著名者如老舍、鄧拓、傅雷夫婦等，全國皆然。筆者所在的成都四中文革初期也有兩位教師自殺，一個臥軌，一個上吊。“紅色恐怖”中打死人的、殺地富分子及其家屬的、殺人吃肉的(廣西4.22事件)。文革初期自殺者約20萬。

1966年10月---1968年10月:

主席的主意變了，他要運動群眾清洗黨內異己。於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駕輕就熟的整人套路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列入名單的右派突然就變成了左派。王大賓們撥雲見日一飛沖天，雲裡霧裡進入國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追隨大救星的革命鬥志可以想見。武鬥是造反派與保守派、造反派與造反派之間的殘殺，死者都是文革的犧牲品。武鬥是你死我活的戰場行為，和殺害手無寸鐵和解除武裝者性質不同，後者屬於屠殺。而滅絕天良的大屠殺基本是保守派所為，造反派是其中主要屠殺對象。如1967年七八月間的湖南道縣大屠殺，七千多人死於非命，就是城裡失勢退守農村的保守派與縣、區、鄉幹部聯手所為。武鬥死30到50萬，造反派組織1966年10月以後在全國大規模興起，至1968年10月中央命令取締，總共風光了兩年左右。

其一，文革中領導幹部幾乎人人被批鬥，但置幹部於死地的，主要不是被造反派批鬥關押，因為那不過是“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許多人是扛得住的。因為是人是鬼，還得“組織上”說了算。“士可殺不可辱”者固然有之，但更多是被“組織上”扣上反黨黑幫、死不改悔走資派、叛徒特務等罪名而置之死地的。你能說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許多老革命是造反派整死的嗎? 其二，十年浩劫中不斷有幹部被整死，而造反派大規模批鬥幹部只有一年多時間，很快就淪為打擊對象退出政治舞台，這筆賬怎麼能都算在他們頭上? 其三，造反派打擊了一批幹部，也保護了一批幹部。如王大賓領導的地院造反派，就讓十多個省市的老幹部到地質學院避難，因而受到周恩來、李先念表揚和撥款資助。而所有的派鬥武鬥，都是圍繞保護或打到某個領導幹部展開的，為此死於非命的造反派，比被害死的幹部多了不知多少倍。大規模批鬥幹部只在文革初期一年多時間。

群眾組織(包括造反派保守派)轉入內鬥後，就顧不上他們了。開始整造反派，大多數當權派的日子就一天天好起來。九大以後幹部逐步解放，70年代陸續恢復了工作。七十年代末以後，絕大多數幹部徹底解放官復原位，罹難者平反昭雪。他們文革中受迫害的經歷，成為革命生涯中的關榮一頁。其實他們中許多人文革前歷次運動製造的冤案，並不比造反派少。

1968年10月------ :

文革十年，造反派付出的代價更大?

到了1967年一月，毛澤東對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已經有了十分把握， “民意”這張牌，他就要收回了。他開始轉移鬥爭矛頭。一月二日，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這是文革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沒提“當權派”，而只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而且他所謂的“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點明了不是指共產黨幹部、當權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積極分子。　從那之後，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運動的矛頭就要對準他們了。一月奪權，各地造反派把權奪到手裡，以為可以掌權了。殊不知毛澤東另有安排，請軍隊出來把權接過去。他設想的是：支持群眾組織奪權，但不讓群眾組織掌權。全國實行軍事管制。各級軍隊領導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將造反派苦鬥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實行軍事管制後，全國大肆“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運動中自己跳出來”的積極分子。　六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制。“軍管會”執掌權力後即開展所謂“對敵鬥爭”。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十個“反革命分子”。所以總結出了“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說：“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此外，鬥爭的另一個主要對象就是所謂“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1968年五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丁抒）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轉發毛主席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的通知》。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各地採用軍管會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對在文化大革命進程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了一次大清查。運動高潮的1968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康生指控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一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抓起“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的分子來。僅此一案，雲南省一百三十八萬人被牽連，一萬七千餘人被打死、逼死，六萬一千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殘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清隊”全稱“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毛澤東為結束文革亂局發起的政治清洗運動，目標是所謂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階級敵人，即“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同時進行“批判極左思潮”運動，合稱“批清”運動。運動由實行軍事管制(軍管會)的軍隊幹部領導，相當於又一次鎮反運動，實際上是對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大批人被整死和鎮壓。如四川在“清隊”運動中就批鬥、關押、判刑十多萬人，僅成都市就涉及兩萬餘人。(李亞丹：《李大章遠去的背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清隊”死50萬以上;

1970年1月31日，周恩來在毛澤東同意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由中共黨的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判處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刑罰。為了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中央政府把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到省一級，省一級只要把殺人人數報到中央備案即可。一打三反、清查5.16運動整死的主要也是造反派。批清、清查5.16運動先後從1968年初持續到文革後期，整死百萬人以上。如四川清查5.16運動高潮的1970年前8個月，全省共發生自殺3887起，死亡3331人。連“當過區供銷社群眾組織頭頭”都成為罪狀。(同上注)。一打三反、清查516致死約50萬。

其間1967年1月頒布的公安六條，就成為各地鎮壓造反派的口實。緊接着的“二月鎮反”造反派遭到大規模鎮壓，四川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就有近10萬造反派投進監獄。1968年以後，清隊、一打三反、清查5.16、批無政府主義、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無休無止的整造反派，無論誰倒台，造反派都跟着遭殃。陳伯達是中央清查5.16專案小組組長，倒台後卻成了5.16的“操縱者”;林彪說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516徹底搞出來，一個都不能放過，林彪死了照樣整。抓四人幫華國鋒主政，又來一個“清查幫派體系”，把造反派和四人幫綁在一起打成“幫派分子”，從體制內徹底清除。鄧小平主政，又來一個“清查三種人”運動，公開宣布整“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實際上只清查“造反起家”一種人，把已經整得七死八活，查得底朝天的造反派頭頭正式逮捕，重新判刑。保守派派性再嚴重也不查，刮“紅色風暴”的紅二代開始接班。地富反壞右都摘帽了，造反派的帽子越扣越重，形象抹越黑。

王大賓奉中央文革之命到成都抓彭德懷，聽彭總幾番真情道白，發現完全不是原來聽說的那回事，對彭總深感敬佩和同情，竟然拒絕執行命令。後來把他抓捕關押，頭號罪狀就是“為彭德懷翻案”。文革後判他的刑，頭號罪狀又變成“誣陷迫害無產階級革命家彭德懷同志”。欲加之罪，有荒誕甚於此乎?北京鋼鐵學院20來個學生的5.16兵團寫大字報反周恩來，生病住院的王大賓知道後立即給總理和鄧穎超寫信，表示保衛總理的決心，鄧穎超回信稱“你所表現的無產階級革命感情，真使我們感動”。白紙黑字擺在那裡，還是硬給他扣上“搞反革命政變，反對周總理”的帽子，在暗無天日的私牢裡一關就是兩年，幾乎喪命。顛倒黑白，有甚於此乎?未婚妻什麼事都沒幹過，僅僅因為是他的未婚妻就成了重點審查對象，也幾乎被整死。株連所及，大山溝里的母親都不放過，沾親帶故無一倖免，連小學中學的同學、兒時一起放牛的夥伴都被審查交代“5.16”問題。

王大賓在回憶錄中披露，5.16反周恩來的大字報出來後，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組織均立即表態堅決反擊，並把5.16幾個頭頭抓起來扭送公安部。周恩來表示：不能說反對我就是反革命，下令放人。夠大度吧?後來他又說，是不是5.16參沒參加組織不重要，“罪行就是本質”，“就等於組織關係了”。夠厲害吧?事實上絕大多數受害者是被安上這個罪名後才聽說5.16的，大多數抓5.16的人也不知道它為何物，不過視為造反派的代名詞罷了。運動中北京高校成千上萬師生關押審查，全國上千萬人受牽連，300萬人打成5.16分子，手段之殘忍，時間之漫長，株連面之廣，逼死人之多，超過文革所有運動。既得利益受到損害和威脅的官僚和原強勢社會群體構成的保守勢力變本加厲的響應是必然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的結局也是必然的。這裡沒有邏輯，不講道理，沒有法律，不擇手段，只有利益。有的乾脆就是赤裸裸的屠殺。有如1968年廣西對造反派的血腥鎮壓，以致發生駭人聽聞的吃人肉運動。雲南的“滇西挺進縱隊”案、內蒙“內人黨”案等，也是以造反派為目標的屠殺冤案。造反派武鬥中有“血債”的一律逮捕法辦，打死人的償命，打傷人的或償命或坐牢。

文革前歷次運動、包括文革初期的受害者。他們對整人的當權派耿耿於懷，對歷次運動造成的災難有切身體驗和更深的認識，文革中響應中央號召起來揭發翻案，被造反派視為受走資派迫害的幹部給予認同和保護。西南頭號當權派李井泉是四川大饑荒的重要責任人，四川幹部對其不滿者和反對者眾多，文革中群起揭發批判。當年在北地東方紅避難告狀的四川幹部主要就是這樣的人。如向中央揭露四川餓死人被打成“反黨集團”的肖澤寬、李止舟、廖伯康，一貫反李井泉的鄧墾(鄧小平弟弟)等。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稱李井泉為“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的走資派，這批幹部被造反派視為好幹部，解放較早，有的被“三結合”進革命委員會工作，從而與失勢的當權者形成勢不兩立。造反派挨整，他們就成了“黑後台”跟着倒霉，如莫須有的“三老會”冤案，就使一大批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認可的幹部慘遭劫難。

李井泉文革後期復出，1975年再次當選人大副委員長，與其同時打倒的幹部紛紛復出，支持造反派的幹部輪番被清洗。

據葉劍英提出的數據，文革中有250萬幹部受到批鬥關押，十一萬五千五百餘人在關押批鬥中死亡。這個數字令人懷疑，因為他同時說文革害死了2000萬人。九大以後幹部逐步解放，70年代陸續恢復了工作。七十年代末以後，絕大多數幹部徹底解放官復原位，罹難者平反昭雪。他們文革中受迫害的經歷，成為革命生涯中的關榮一頁。其實他們中許多人文革前歷次運動製造的冤案，並不比造反派少。

文革十年，造反派被整了七八年，文革後繼續整，永遠背着罪惡的十字架，半個世紀過去了也不給個說法，一想整人就拿出來說事，那些高呼着“完蛋就完蛋，為毛主席而戰”死於非命的少男少女、在一輪接一輪兇殘的報復清算中泯滅的冤魂、一生都被毀掉。（《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東夫）

八，文化延續：

劉少奇被文革後，接着是以“專案組”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清理階級隊伍”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兩年上山下鄉再教育”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一打三反”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批林批孔”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割資本主義尾巴”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清理三種人”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改革開放”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計劃生育”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市場經濟”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醫療改革”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國企改革”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趙紫陽六四）”為旗幟的循環；

接着是以“反腐”為旗幟的的循環；

…….

…….

1970年過後，沒有了大的群眾運動，生活不再那麼緊張，開始悠閒，人又有了過剩時間過剩精力開始用公家時間物資干私活，公有制大家拿，官越大越得撈。1971年開始，開始經濟改革開始對外開放，依舊延續着中華文化文化。

九，文化反思：

每一次循環或運動，都是1立旗幟，2拉隊伍，3建陣地， 4生私心，5搞修篡，6玩凌虐；然後再被另一個循環代替。每次循環都帶來大量死傷，或因隨意的政策或因隨意的主意或因隨意的言行，帶來一連串的社會問題，家庭問題及後代的心理問題等，這就是中國的文化， 更準確說是湖廣川地域文化， 這裡或這裡走出的人是當代歷史的主角，更是1949年後北京政府的主角。劉少奇作為人大委員長及國家主席應當建立健全和實踐現代法律系統和檢查系統，這也許是毛澤東期望他做到的。但他面對問題，創造出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桃園經驗”，更別說把大躍進玩出“五風”，把“四清”玩成“大四清”，劉少奇作為二把手辜負了一把手的期望。毛劉鄧周等一代有過大功有過大過，在社會問題的大跨度上，他們已超出常人盡力跨越，不可能十項全能。當今誰又有能力對中國文化改革或革命? 這才是思考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義。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群體，有活力有自我調整能力。作為中國人的一部份，從瑞金肅反到六四鎮壓，也遺傳了中國人的惡劣的整人文化，以惡劣的整人文化整惡劣的整人文化及惡劣的整錢文化。九二南巡講話以後，中國共產黨盡力克服着整人文化，僅在警察系統偶爾出現， 但惡劣的整錢文化得以自由發展。 從重慶的唱紅打黑開始，人們在警惕地觀察和思考着中國是否在撿起惡劣的整人文化？ 中國是否有必要撿起惡劣的整人文化？

實際上減免國家公務員的特權特殊待遇，建立良性退休制度，建立現代法檢警制度，建立現代化政府政黨管理制度，承認官員，黨員，及群眾的正態分布規律，建立對當政者質疑警惕制度，控制極右極左邊緣，對人員精神能力有良心分析，中國文化還是有希望的。

當下就我個人來說，必須開始改掉25年來的整老婆文化，建立祥和的家庭，因為普慈特慈的主即給報應又給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