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年问文化（草稿）

(戴广骞 2016-05-16/28)

概要

前言：

一，1945年—1957年：

二，1958年—1962年：

三，1962年—1964年12月：

四，1964年12月—1965年12月：

五，1965年6月—1969年4月，真实的文革：

六，1969年5月—1970年：

七，文革阶段总结：

八，文化延续：

九，文化反思：

前言：

每年的五月，心情总有些起伏波动，既欣喜又悲戚。因为在这个月里有我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心情的波动也不仅是因为个人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月里，50年前的中国，还有一场文化革命的发动。因为与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斗争帮派斗争权力斗争人性斗争而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以恶劣帮派文化整人文化（抄抓杀斗批改）革恶劣帮派文化整人文化（抄抓杀斗批改）的命。 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阶段，是中国文化最自由最放肆，也是最恶劣最丢人的表现。

在中国的路线上，过去的康梁路线，现在的刘邓路线都让中国有着难以预料的命运。

中国的文化，来自遥远的伏羲时代，经过结绳记事到共通语言共通习俗共通文字。从蚩尤到炎帝到黄帝，从华夏到夷商到狄周，从秦汉到汉与匈，汉与月（西域），汉与交（越南），汉与和（东瀛），从唐宋到金元，五四新文化运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文化经过发展，吸收，再发展，不断壮大更新。

中国的文化有“智慧勤劳情义勇敢坚贞”的一面，也有“怯懦自私修篡凌虐”的一面。 宋朝以降，理学的三纲五常，明朝的灭十族，清朝的文字狱，让中国人民怯懦怕事循规蹈矩，故有鲁迅对中国旧文化的不断鞭挞。这是中国文化守的一面，守是因为有人要破，是皇族官人要破。守与破之间有一个平衡状态，有时破的一方力量会大些，甚至下级官员，平民百姓也大破特破，尤其在部分省份地域文化的加持下尤甚。

邓拓的三家村，张春桥的写作组，刘少奇的四清，毛泽东的文革，周恩来的专案，一段段充满着凶险。有的人保爹保娘保朋友，有的人保命效忠变红升官。今日看来，刘少奇邓小平的文化表现应该重新审视，毛泽东周恩来的文化表现也应该重新审视。也愿愿那些无辜的冤魂得到安息，那些不幸的伤残人员得到慰籍。

当人有了权力后，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作威作福，拉帮结派，造谣传谣，陈年旧账，冤仇必报，打击报复，阴险毒辣，凌虐弱者，忘记了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社会道德；没有权力的人察言观色，见机行事，政治投机，假公济私，出尔反尔，编造理由，撒谎欺骗，打骂体罚，落井下石，也没有道德底线。故有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革命，斗私心批修篡反凌虐。甚至这种文化革命对当时世界青年也产生示范作用。其实这种恶劣文化也有世界共性，别的国家也有，也是一种普世文化。不知这种人是太精明还是不成熟？当工作中及社会上的人有过剩的时间精力体力时，精明的人和不成熟的人，就产生严重的灾害。

毛泽东与其父亲斗争后走出山沟外出求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创建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进行了经济大跃进，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和对外开放。毛泽东一生经历了10次革命：求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军事革命，政权革命，土地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开放革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中国从一个被人侵略蹂躏的封建旧时代带进一个国家独立国防安全跟上世界潮流的新时代。但是事物往往盛阳而阴，毛泽东也有不能控制和不能自我控制的时候。

按年龄，毛泽东是我的曾祖父辈年龄，我的曾祖父也是在农村，没有上学外出做事的故事，只有一件舍地救难的传说，相对来说，为了国家公家做事的人，无论功过是非，首先都值得尊敬。在知天命之际，想就我的已知和未知与天（主）一叙。五月是我的，也是你的，祖国。

一，1945年—1957年：

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前后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其核心主张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要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后，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但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和美苏两个阵营冷战格局的形成， 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革命胜利指日可待的形势下，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强调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新特色。但刘少奇从调查研究到理论思考，继续坚持着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论。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对中国革命、苏联和东欧经验的比较、总结所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思考，为筹建新中国作了至关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

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曾有明确指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又说，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占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如果认为现在可以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这曾是高岗用来散布流言；猛烈攻击刘少奇的一发重型炮弹。党内不少同志也曾认为这句话是少奇说“走了火”，“不够妥当”。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欢迎剥削，正是为了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他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说。（《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来龙去脉》，2011年11月17日林蕴晖）

1949年12月10日，在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上，针对许多农民在经济普遍上升之后要求“单干”、“对组织起来感苦恼”、认为“只有单干”才能种好地等不愿意被编在互助组的现象，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指出：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丰衣足食，而做到这点则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 他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路线问题，并决定动用政府掌握的经济、技术资源制造出符合其互助组“胜过单干”这一政治信念的经济现象。

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为批复东北局而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对副部长安子文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集体农庄是要使用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能够单干就很好。薄一波也有回忆说：高岗“收到少奇同志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在东北的农民要求单干和富农党员问题导致中央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不久，山西老解放区的互助合作发生了比东北更严重的涣散解体危机。就在中央审批华北局报告的时候，毛泽东出面站到了山西省委一边，开始实践“革命转变论”即他本人所谓“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他首先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于是华北局7月25日报告被搁置。他又指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以中央名义在9月下旬召集地方部门代表参加的互助合作会议和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亲自审改会议通知，指导会议和决议的起草工作，从组织上掌握了领导农村工作的主动权。经过这一系列的会议组织、政策制定与传达、指导步骤，毛泽东消除了刘少奇批评和阻止东北局、山西省提高互助组织的影响，推动农业集体化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而刘少奇则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农业互助合作工作积极研究和直接领导，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就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指导思想。

1950年6月土地改革是以政协讨论同意中共提出的土改法草案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合法程序施行的；这是开国法统规定的全国政协和中央政府委员会立法、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行政的宪政制度，可谓多党议会立法、联合政府行政。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则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为法，由共产党组织系统实施的，乃一党立法、党内行政的违宪行为。

根据七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决定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的最高立法职权，经中央委员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是“中央指导机关”，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即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集体领导享有最高行政权；因此，作为改变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而启动社会主义改造这种重大决策，立法程序应该是由书记处、政治局提出议案，经过充分讨论之后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至少由中央委员会表决。然而，毛泽东的做法是让陈伯达以中央名义召集地方部门代表参加的互助合作会议和起草决议，这种会议当然不具备党内立法资格。

从建国，国家朝社会主义过渡同时，也同少数人的私心斗争，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毛泽东于1952年9月底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明：从现在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要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这个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思路形成，毛泽东遂于6月1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完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8月中共中央调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到北京。俗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而其中的“一马”是高岗，负有最重要任务。1952年11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由于当时的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级，因此，高的计委主席同政务院总理同级。计委成员包括：副主席邓子恢，委员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薄一波、彭真、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等人。这么多中共大佬作为计委的一员，亦表明了高岗的地位之高。到1953年1月，计委已经是一个编制1,225人、内设16个厅局和一个直属处的庞大机构。1953年，是中共所谓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局之年，经济建设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原来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分工负责的。但在出现新税制风波之后，毛对周恩来未经中央讨论就擅自主张大为不满，国家计划工作、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由高岗负责，政务院所属的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俱划归高岗掌握。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主要是，“搞分散主羲，未经我看阅，就印发中央文件。”毛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辨公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辨公处）!”“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毛感到“大权旁落”了。周恩来只剩下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同时撤销。另外，毛也多次就外交的事情征求高岗意见，并让高岗去处理。

1953年初，高岗、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局第一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分别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考虑是否采用部长会议的国家体制和是否增设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的主张。高岗、饶漱石把这看成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看成是攫取更大权力的绝好时机，他们联起手来，将矛头对准刘少奇和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等积极串连，向负责修正税制、主张“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财政部长薄一波发难；而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也在1953年秋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判常务副部长安子文为名攻击刘少奇。但刘少奇的领袖地位不会由于一次仓促发动的阴谋斗争而动摇，结果高、饶“倒刘”不成，反而在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并最终被打成“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不过，在反对新民主主义政策而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旗帜下高岗和毛泽东是一致的，因此刘少奇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和七届四中全会上一再检讨高岗攻击他的那些“错误”，表示对“毛主席的想法”的服从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积极认识。很显然，高饶斗刘虽然失败，毛泽东解除刘少奇阻碍、推翻新民主主义政策却成功了。

周恩来于9月8日向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并在9月中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阐述总路线。这样，过渡时期总路线没有经过任何立法程序，就终结了新民主主义制度。

从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来领导并号召揭批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高岗于2月17日用手枪自杀未遂。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即2月25日，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给高岗定了性。周恩来说：“事实上，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揭发他的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人民。虽然自杀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背叛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做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随后，周恩来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的地步。”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周恩来随后向毛、刘汇报，“经过党的半年管教，高岗毫无悔悟，于8月17日自杀死去。”

高岗死前对秘书赵家梁说：“如果我真的想取代周恩来，就不会拒绝毛泽东的提议——代替周恩来组阁。”高岗质疑道，这种只有两人私下里说的秘密，怎么会传出去，并且加以颠倒歪曲，说我反对周恩来呢？后来，赵家梁向周恩来汇报了高岗的疑惑后，周恩来楞了一分钟，才告诉赵家梁，说是毛泽东告诉他的，说高岗反周。

1955年11月宋庆龄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质问的：“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及其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吴江：《政治骇浪六十年》，内部印行2005年版，第70页）这实际上是对政治合法性的呼吁。当政治失去了合法性之后，人民就会实行抗议、抵制或不服从，即使是“天天讲阶级斗争”和反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无济于事。而且，那些“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本身也是无效的思想空转或非法的政治迫害。（《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 姚力文 刘建平，2009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当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下乡上山”，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加强农业生产。

1955年9月，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标志着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在全国范围内启动，1956年那一年，全国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或志愿或被动员加入了垦荒队伍。

整个50年代，中央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进行。1962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

资料显示：至“文革”开始前，全国共有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人，占全部下乡人数的65.6%。

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间，最有影响的当属河北的邢燕子、侯隽和江苏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家耕、邢燕子受邀参加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设的小型生日宴。他们的座位紧靠毛的左右两侧。席间，毛泽东问他俩的文化程度，并多次给他俩夹菜劝餐。侯隽的成长也得到周恩来的关注。他们是那一代下乡知青中的幸运儿。

1955年底，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希望通过批判 “右倾保守”思想，高速度地推进工业化，这使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盲目抬高生产指标，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到了1956年4月，经济形势开始变得严峻，基建规模过大，财政和市场供应紧张，农民负担加重。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人对此进行了按照实际情况压缩指标的努力，采用“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编制1957年的计划，同时谨慎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草案，以期保持各经济部门的平衡。

周恩来最早提出防止冒进的问题，是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那时国务院刚刚接到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和15年远景规划的综合报告。在这次讲话中，周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6年，毛泽东发出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号召，合作好的农业社显示出优越性。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的，周恩来的报告明显地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同思路，以至于一些会议代表为此提出了疑问。

进入4月以后，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明显加大了。毛泽东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互争投资；国务院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必须压缩预定计划。毛周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朗化。

4月上旬，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峻形势，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务院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动员生产，约束基建”。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薄一波、陈云等人也都主张“降温”。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讲：“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周恩来就更不敢在毛泽东面前讲真话，为此被彭德怀怒骂为“老奸巨滑”。中共高层圈子的人都知道能够引起毛泽东大发脾气的几件事都与他认为有人向他隐瞒情况报告有关。

1956年10月份，经济局面有所好转，但毛泽东对“反冒进”试图保持计划平衡造成工业化速度变慢有所不满，坚持“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的观点。到了1957年，毛泽东开始将反冒进与反右联系起来，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给了右派猖狂进攻的机会。1957年10月，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强调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这三点必须恢复。同年他到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又在尼基塔·赫鲁晓夫面前提出钢产量上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

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发现中央对自己的号召缺乏热情，希望以地方促中央，于是南下到杭州召集上海市和华东各省负责人开会，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对“反冒进”进行了批判，这让毛泽东赞赏有加。之后，他本打算到南宁召开一次几个省第一书记的会议，听取汇报。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可以同时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问题，毛泽东随后亲笔写了通知，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到南宁开会。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会议议题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建设规划。继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陈云等人主导的“反冒进”，认为这是“政治错误”，“让六亿人民泄了气”。毛泽东强调要反对保守，迎接工业化的高潮。南宁会议进一步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和此后的成都会议上继续了反“反冒进”。

苏共20大之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的影响巨大。一喜一惧，喜的是毛终于“小媳妇熬成了婆婆”，惧的是自己身后是否也有人会做秘密报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说：五六年我曾听田家英同志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道百年后如何？”因此对于毛来说，牢牢的掌握权力是其核心纲领。然而权力斗争是掩藏在路线斗争之下，不是赤裸裸的喊出来的。权力斗争的目的之一又是为了培养自己中意的接班人，而此举又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报告的出现。大饥荒却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开展党内斗争、换掉现有的接班人、树立新接班人的计划推迟。赫鲁晓夫下台之前，毛泽东主要是防止有人会在其身后做秘密报告。历史上的周恩来和康生非常相似，这点在西方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那就是周恩来历来是摇身一变，跟随新的一把手，并且痛打前任一把手。1958年周恩来被指责为“反冒进”，进而后来有了柯庆施要取代周恩来的说法。但是无论此事真相如何，周恩来下台一事并不是空穴来风。

毛泽东的心态从《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的批语可以探知一二。此文实际上包括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写的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篇文章。

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到：“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

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毛泽东表示“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同年8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农村群体人口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二，1958年—1962年8月：

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鼓舞下，全国浮夸风盛行一时。1958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北京嘲讽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1958年8月15日中央副主席和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和王光美接着其他中央领导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东风公社东方红社桃园视察，鼓励争取亩产15000斤。桃园村的关景东说，计划亩产650斤已是非常不易了，这些产量不是打出来的，而是按最大密植和出穗算出来的，达不到就把别的地块的粮食拿来算帐。这正是典型的修篡文化。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泛起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这五股狂风，歪曲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一律归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给国家带来了很大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这五股狂风泛滥于1958年7、8、9、10月份。1958年8月9月，毛泽东深入调查发现，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从10月起，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都在不断努力纠正。

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错的情况下，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饥荒。最严重的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等省。

１９５８年初，毛去四川开成都会议时，四川省委书记李清泉特意为毛修建了高级别墅，并仿中南海那样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但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毛与李志绥说，这个游泳池与北京的不一样，好象有特异味道。最后他告诉李，他怀疑这个池子已被放了毒。毛从不在中南海以外的游泳池游泳，认为都不可靠。他喜欢到大江、大河里游，因为大自然比较安全。于是当时中国到处贴满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照片。

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得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1959年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少奇接班作小范围吹风。4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名义上的中国国家元首。 根据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1959年开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期间，为了克服“大跃进的冒进错误”， 提出了适度放宽国家对经济工作的统制。在具体政策上，主张在农村扩大自留地、发展集市贸易自由市场、主张工商企业自负盈亏，以及农业包产到户等政策。

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扩大会议，庐山会议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走向政治分裂。

195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到1964年，已先后五批共摘掉30多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1960年起，先后在农村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

在１９６０年10月信阳事件东窗事发，大跃进败像毕露之后，毛泽东于11月25日给周恩来的一份批示中首次提出一种看法：“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翌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对当前局势作出正式判断，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引自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在1960年， 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北方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发表“九评苏共”。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

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

刘少奇邓小平的哄抬，基层干部的疯狂，让集体经济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到大锅饭到失去平衡饿死人，完成了绝对共产主义的快速社会实践，赫鲁晓夫对 “大跃进”的批判也得到证实。

早在毛１９５９年１月视察天津、南京、上海那次就已安装。窃听毛的谈话。

１９６１年，毛泽东乘坐他的“专列”去杭州、长沙、武汉和广州等地视察。火车到达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拜见，当时毛还在卧室，没起床。毛出来与张谈话后，李志绥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出到站台上散步聊天。其中一位管理无线电的小伙子，得意地说，他知道这位服务员和毛主席刚才谈话的内容。

服务员问他如何知道的，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大发雷霆，居然有人敢窃听他的讲话。立即召见罗瑞卿和当时负责保卫的杨尚昆等，要他们彻查。此事不查自招，罗、杨坦承他们安了窃听设备。 但此事是中共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层决定的。毛泽东知道这些后，明白这是刘少奇的主谋，因为盗听的“犯人”来自刘少奇主管的中央办公厅，而不是来自周恩来主管的中央调查部。中央调查部是专门从事情报和谍报的部门。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调查研究的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 毛泽东为在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大脾气，并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赶回北京。出现这样大的纰漏，杨尚昆自然十分不安，当晚，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第二天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一下火车，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了解情况。

刘少奇知道此事后，专门向毛泽东道歉，说是监听为了更准确地将毛泽东的讲话和思想整理成文件。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骗不了毛泽东。不过毛泽东当时的威信处在最低谷，不便跟刘少奇翻脸，所以毛泽东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而是轻描淡写地处理了此事。除了拆除所有窃听装置，销毁所有录音记录之外，人员处分是相当轻的。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他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8日晚，杨尚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处理措施有如下三条:一是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二是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三是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叶子龙、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

关于“窃听器事件”的缘由，王光美这样回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它的起因是这样的:  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脑筋。有一次，毛主席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关系，安排了录音，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确。毛主席看后很赞赏，表扬了这件事。于是，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尽量安排录音。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办呢？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遍地饿莩，毛泽东的威信大为降低，各地领导与中央离心离德，毛泽东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目的原本是要求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以顺利推动粮食征购。为了不在赫鲁晓夫面前出丑认输，也为了不让城市断粮闹事，他宁可牺牲为革命出力最大的农民大众。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了中央的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身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检讨。 随后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开始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提议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刘少奇胜利了，夺回了农村工作领导权，夺回了民心。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经济，却没能使毛泽东引咎辞职，毛泽东感到了威胁。

刘少奇拉起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旗帜，阵地还是农村，队伍有刘邓陶，还有吴晗写出的海瑞主持退地的英雄形象。政策实施后，人的自私自利本性爆发，到处贪腐横行，官僚主义，干部多吃多占，投机倒把，官民对抗严重。

三，1962年9月—1964年12月：

60年代初期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可以当场拍板。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刘少奇让王光美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江青告了状。鉴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教训，毛泽东感到有生前被清算或架空的危险。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20％？30％？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指周恩来）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跨了。

其实早在建国一开始，毛泽东就约刘少奇谈话，反对周恩来。但是刘少奇就没有同意。刘少奇说反总理对党的事业不利，周恩来有很大功绩，绝不能反。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63-64年周恩来的权力也一直不断削弱，后来在文革八届十一中全会，陶铸分管了大部分部。所有这些史实表明，周恩来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963年4月17日，毛泽东就决定成立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统一管理公安部、内务部等。谢富治直接向毛泽东负责。中央调查部的一系列任务都被当局视为至关重要，诸如反间谍、收集政治情报、保证高级官员出行的安全、监控访华的外国要人和代表团，其前身更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建国后常委里面是由周恩来主管。但是文革前夕，由邓小平接任。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再由康生接管。

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毛泽东试图扭转把中央工作核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说包产40%到户，会两极分化。毛泽东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说道："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196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1963年毛泽东发起“学雷锋”运动，但收效不大；1964年发起“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后又发现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和湖南省委的报告，具体讲述了当地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包括“正面教育”，“群众自我教育等”。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国家主席刘少奇讲话时插话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注意，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但该指示只在县级以上单位实施。会后毛泽东便着重研究农村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五反" 试点主要集中于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由于"五反"运动是中央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因此，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毛泽东拉起了四清五反的旗帜，阵地是农村和城市，队伍是所有人员。

1963年5月杭州会议，毛泽东把各中央局书记召集到杭州，举行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会中指出“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一套。”，在5月11日晚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强调“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伤人太多。” 最终杭州会议的《关于目前在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一共十条。经5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5月20日正式发出，后来被称为“前十条”。 杭州会议后，“四清运动” 初步展开。

从试点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地区搞得比较好，但是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 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8省视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 。在这一报告中，彭真同志如实地反映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1963年10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通知》，先后由邓小平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修改，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批准发出，后被称为后十条。

后十条与前十条相衔接，主要是对前十条中“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做了许多政策规定。最主要的是强调“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不应包办替代。其次文件强调：第一：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二：必须团结中农，正确对待上中农。 第三：正确对待，富，反，坏分子问题。第四，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文件提出了许多政策界限。另外后十条还提出要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然而后十条的效果并不理想。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随河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到抚宁县桃园大队搞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工作队再次替代基层群众，说犯有严重 “四不清错误” 的干部，在上面大体有根子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后来将其总结出的经验即桃园经验进行推广。

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

1964年6月2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他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之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

6月8日毛泽东在会上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如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再我们手里的估计，影响了运动之后的发展走向。显然党中央对后十条需要作出修正。

6月17日由谭震林同志主持修改“后十条”，后根据陈伯达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同志挂帅。7月刘少奇同志在各地多次讲话中强调：后十条中团结95%以上的干部规定不恰当，要改，二是要扩大四清的范围，不止是经济方面的问题，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的问题，统统要搞清。三是要在运动中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以后的运动中，工作组的人数和权力都被大大增强。中央工业，交通战线的16个部共抽出3901人，占干部26%。桃园经验在全国宣传，后十条的修正案中提出“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于此同时，一样在全国宣传的还有陈伯达负责的天津小站夺权的“经验”。从此，不被团结的干部，越来越多。青海省一个公社，工作组认为需要撤职处分的干部占总数的47%。暴力事件，发生频率又一次提高。在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多人，有110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70多起。

刘少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1963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月5日至26日，又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视察，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据逄先知回忆，刘少奇曾邀请田家英一道去南方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当时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不太赞成刘少奇对农村形势和基层干部的过"左"估计以及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左"的做法。但他又很尊重刘少奇，也不能不服从组织，最后勉为其难地参加了文件的修改工作。离北京南下的前一天，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问他对修改文件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两点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没有表态。 

1963年9月18日，修改稿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后，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同《后十条》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批转了一系列文件，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9月1日，正式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0月24日，又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这样，就把三大夺权样板推向全国。11月12日和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

随着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刘少奇视察四清、第二个《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权样板的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中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对待江青的态度，是周和刘的一个很大不同。同一个时期，周恩来的小心翼翼同刘少奇的“猖狂”形成了明显对比。如果考察60年代以来的上层政治斗争，无论是早期的刘少奇、中期的林彪，还是后期的邓小平，他们对于江青以及后来江青势力（即“左派”）的态度是如此的重要，甚至都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存亡与是否可能复出。

江青说过：“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周恩来则不同。文化部于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在6月23日由周恩来出面召集演出人员并举行的座谈会上，江青首次以江青的名字公开出席了大会。江青在会上批评到：“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

决定先“倒周”还是先“倒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赫鲁晓夫下台。

周自己认为自己对毛泽东是忠心的，但是毛泽东并不是这样认为。毛泽东说：周恩来从来都是跟从一把手。换句话说，周恩来不是忠于毛泽东个人，而是因为跟毛泽东这个强者，自己才不会打倒，才有胜算，由此才选择了毛泽东。但是一旦毛泽东死后，如果周恩来活过毛泽东，周照样象批李立三、博古一样批毛泽东，做赫鲁晓夫式的报告，而且周恩来的发迹历史就是一典型的批判前任领导史。但是在毛泽东生前，周恩来会跟着毛，要保持晚节。

赫鲁晓夫的下台，让毛泽东觉得必须要防止生前就有被逼下台或者被架空的可能。

刘少奇对蹲点、调查会以及四清等问题上，是犯了“天条”的。刘少奇在1964年夏，一时间呼风唤雨，四处游说，并于8月1日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上，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同时刘少奇声称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

在如何搞“四清”的问题上，毛泽东亦曾经对刘少奇的看法表示过不同：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针对刘少奇的“扎根串联论”）。事后由田家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如果是周恩来的话，二话不说，就立马写检讨，然后在第一时间递上去。

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下乡蹲点，但是迟迟不见动静。刘少奇一发火，做报告，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就趋之若鹜般参加城乡四清。这不能不让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而且报告中明确说：“对毛泽东着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这更是让毛觉得是釜底抽薪。同时期的周恩来对于毛的个人崇拜却是大造其势。

从周恩来的角度看，刘、周之间的矛盾远远大于周、毛之间的矛盾。刘在“高饶事件”中曾与周连手，但是在“反冒进”时却被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准备用对待整风的态度对待大跃进并暗示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达到了“路线”性质的程度。毛泽东在周恩来对其大表忠心后，又采取保护周恩来的做法。对于周恩来来说，自然是对毛既感激又畏惧。但是对于刘少奇来说，周恩来却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在60年代初的经济恢复期，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关系是若即若离，并非亲密。首先是在刘少奇的力主提议下，在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握有经济大权，相当于经济内阁）里面，周恩来仅为组员。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受到了下面的很多人的指责。有的在二月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上赞同中央决策的人，现在开始反悔埋怨（因为毛泽东开始批黑暗风），甚至对周恩来说了十分难听的话。刘少奇并没有出来为周恩来说话，反而是和毛一唱一和的又领导起新的潮流。无论从历史的渊源还是历史的现实，周恩来都和刘少奇存在着相当大的芥蒂。

四，1964年12月—1965年5月：

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中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应该说，刘少奇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目的是清算各级“四不清”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却因为对贪腐的根源认识不同，或有意掩饰或认识不到，而对社会主要矛盾，运动性质，和工作方法采取不同认识，刘少奇甚至冒犯了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道德底线，加剧了毛刘矛盾。

在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一致支持刘少奇有关四清部署的大区书记会议结束不久，苏联政坛突然发生最高权力非正常变动，1964年10月11日，勃列日涅夫等人策划发动了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强迫退休，赫鲁晓夫被逼黯然下台。由于中苏两党的同质同构性，此一充满宫廷政变意味的事件明显影响到了毛泽东的情绪与判断。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主要在两方面：运动性质和运动方法。这次公开冲突成为毛、刘决裂的转折点。

1964年12月15日下午3：30，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四清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争论的焦点是社教的重点应当指向那里。”毛提出“首先抓敌我性质的矛盾，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不以为然，认为“现在是党内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 坚持 “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是敌我矛盾。”（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400）。一场全国性运动，已然进行了近两年，却最高决策层竟然在运动重点指向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引发冲突，岂不令人难以理解？其实，无论是运动初始的“清工分、清财务、清账目、清仓库”，还是中途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运动的重点不可谓不突出，指向不能说不明确，只是由于苏联政坛变化的影响刺激，以及一些地方对运动的一些过左做法的抱怨反映，使得毛泽东对刘少奇越来越感到不满，对运动向着刘少奇部署的方式进行越来越感到不安，而毛泽东原来心中一个模糊的想法此时也开始变得清晰，因而有意发难，挑起话题，提出 “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说法。

26日，在毛泽东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讲了一些明显带有不满情绪的话。

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并且是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的。他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在运动性质上，毛泽东多次公开指出 “关于运动性质的几种提法，即“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比较恰当。” 而前一种提法正是刘少奇同志的观点。

在运动方法上，刘少奇认为主要矛盾，在基层富裕农民与群众，而毛泽东提出，先不管下层，而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整当权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

在其26日的生日宴上，毛对着李富春指桑骂槐：“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

65年元月3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的当日，毛泽东召开有关四清的常委扩大会议，批评四清工作搞“人海战役”，是 “烦琐哲学”，并当着被召列席会议的王光美的面，严厉指责刘少奇“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刘源、何家栋：《“四清”谜团》），如此行状，不啻为羞辱了。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反对运动中的“人海战术”集中过多人员，“繁琐哲学”学习文件内容过繁琐，“冷冷清清”不依靠群众。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扎根串联”。会议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被整理为二十三条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后来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觉得必须把刘少奇在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就是发布二十三条的时候。”

毛泽东与刘少奇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二十三条》的制定，这对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二十三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 《二十三条》下达后，对整个四清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的有关政策，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使他们重新走上了日常生产的领导岗位，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但是， 《二十三条》的关键提法大大超过了《后十条》修正案，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 "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是一种更"左"的错误观点。 《二十三条》正式颁布后，标志着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这一阶段，各地在认真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基础上，对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具体安排，并专门划出一段时间进行清政治。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这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1964年12月27日的会议散会前，毛泽东给众位高官留下一个猜谜题：“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自己去研究。”众高官当中，悟性比较好的人，当场就猜出来了；悟性差一些的人，一时还猜不出。

邓小平心中怨言升起：本来好好的会，让主席这么一“搅”，可苦坏我这个会议组织人了。邓小平找到刘少奇，抱怨说：“主席的情绪太大，讨论会开成猜谜会了。明天的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

刘少奇一听，暗中喜欢这个小平，总是与他不谋而合，不过故意作出一个无奈的手势，说：“那得你去和主席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去跟毛泽东说，请他不要来开会，这可是得罪人的事啊。这种得罪人的事，要是换了别人，肯定是不愿去的。不过邓小平不一样，他这个人不仅悟性好，胆子也大，不怕得罪人，不仅有叛逆的性格，而且叛逆得精彩。邓小平真的去找毛泽东了。

邓小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看到毛泽东的情绪似乎还不错，于是鼓起勇气，用最恭敬的语调，微笑着对毛泽东说：“明天的会议，只是讨论一些具体的事情。听说主席您感冒了，如果您身体不舒服，就不必来了。会议结束后，我会把结果向您详细汇报的。邓小平走后，毛泽东脸上的轻松笑容顿时消失，那是装出来的轻松，他不能在邓小平面前丢面子。此时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自从他1943年当上党主席以来，至今已有31年了。在这31年中还从没有人敢跳出来“逼宫”，请他不要参加会议。毛泽东知道，邓小平“逼宫”的后台是刘少奇，他们想把毛泽东当成一个死去的祖先，供在高阁上的神庙里，给他浑身涂上金粉油彩，很好看，但不管用。他们不想让毛泽东过问政事，更不想让毛泽东参加党中央会议。

从1960年8月到1963年，毛泽东基本不过问政事，很少参加会议，所以与刘少奇没发生什么矛盾。今年，也就是1964年，毛泽东从高阁上的神庙里走出来，多过问了一些政事，多参加了一些会议，就与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发生矛盾了。刘少奇感到毛泽东有从“二线”回到“一线”的企图，所以他要把毛泽东这尊神，再请回到神庙里，不让他回到人间。

目前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选择，有两个：第一个选择是让步，满足刘少奇他们的要求，不再过问政事，退回到他的神庙里接受贡拜，做一个有地位但没有实权的太上皇。第二个选择是斗争，打出神庙，打倒刘少奇，重新回到“一线”来领导共产党，重新统领中国的一切大权。

毛泽东要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力，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敢“剥夺”毛泽东说话的权力，但毛泽东讲话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化了。毛泽东的讲话，第一步被“屏蔽”，第二步被“淡化”，第三步就成为无用的“废话”。

12月28日的会议开始了，刘少奇依旧早早来到会场。昨天邓小平向他汇报了毛泽东的回答，刘少奇深知毛泽东的性格，既然他说“偏要来”，那肯定是要来的，而且要来和自己“大干”一场。刘少奇暗暗做好心理准备，他甚至希望毛泽东蛮不讲理地“骂”他一通。如果毛泽东这样做，众高官会厌恶毛泽东的霸道，大家反而会同情刘少奇，支持刘少奇，这样刘少奇的胜利，就会更向前迈进一步。

不出刘少奇的预料，毛泽东按时到场了。不过今天毛泽东进场的时候，大家都向他投去异样的目光，因为毛泽东的手里，居然拿着两本书。毛泽东参加会议，从来都是潇洒地甩着两只空手来的，即使是需要文件，也有秘书代劳，用不着毛泽东亲手拿。今天毛泽东居然破天荒地亲手拿了两本书来开会，那是什么书呢？众人都往毛泽东手上看。毛泽东可能也看出了众人的心思，一张大手掌遮在书上，别人看不见书名。

毛泽东用心平气和的语气开始讲话，说：“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有三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希望有人出来发表意见，但众高官的眼睛紧紧看着毛泽东，嘴却不肯开。毛泽东只得继续说：“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叫‘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后一种提法较适当，因为它概括了问题的本质。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众高官依然是一片洗耳恭听的姿态，没有人出来发言，更没有人表明自己的立场。毛泽东心中的“火”窜了上来，提高声音说：“我看有些同志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人民。我看有些同志是在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话，他们要把斗争的方向搞乱，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毛泽东火气上来的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越说声音越大，那个湖南腔越说越难辨认：“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什么‘四清四不清’的问题，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

一听毛泽东又谈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很多高官脸上不免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痕迹。毛泽东看到这些，冷笑一声说：“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了，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简直就是怒吼了。这是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久违的怒吼，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毛泽东也意识到自己的感情有点失控了，他向台下的众高官看去，那些人并没有表现出惊讶，面无表情，反而折射出有一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怒吼”的预见感。毛泽东心中大为不快，意识到这个话题不该再谈下去了，于是转开话题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我们都要听嘛。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更要耐心听嘛，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嘛。有那么一些同志，天天说讲民主，天天又不讲民主。讲民主是叫别人讲民主，到了自己就不讲民主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不说了，让别人发言。众高官以为毛泽东还要雷霆震怒下去，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熄火了，让众高官放心下来。于是众高官继续发言，大家都小心地避开有关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敏感话题，继续保持中立。

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刘少奇问毛泽东是不是还有话说，毛泽东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宪法》八十七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举起《宪法》，又举起《党章》给众人看，众人这才知道毛泽东今天拿来的两本书是《宪法》和《党章》。毛泽东举起《党章》说：“《党章》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一个不准我开会，一个不准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并说：“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99——403）。

毛泽东最后拿出这个杀手锏，申诉说“邓小平不准我开会”，“刘少奇不准我讲话”，毛泽东以为这样会赢得一些高官的义愤或者同情，毕竟毛泽东是“有恩”于他们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过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可是毛泽东失望了，他的杀手锏没起作用，没有人站出来替毛泽东打抱不平，没有人站出来捍卫毛泽东说话的权利。

毛泽东见高官们都不说话，再逼问一句：“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会场还是一片寂静。连那个永远给他面子的周恩来，今天怎么啦，也抿着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像是狠了心，不说话了。毛泽东今天的战斗，全盘皆输了。

刘少奇当然是大喜过望。这两天毛泽东各种手段都用出来了，可是众高官中除了陈伯达，没有一个公开支持毛泽东的。看来毛泽东已成了孤家寡人，再也号召不起人来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似乎是指日可待的。

按照这次会议的日程，今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乘着胜利的东风，也不和毛泽东商量，就通知参会的高官们散会，并发出了会议的决议，就是所谓的《十七条》。

当晚，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遇到毛泽东，陶铸无意中向毛泽东提起散会的事，因为陶铸并不知道刘少奇没有通知毛泽东就散会了。

毛泽东得知散会的消息，震惊了：“什么？会开完了？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了？”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可是刘少奇居然不通知他这个主持人就散会了，可见刘少奇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毛泽东气得骂出声来：“有人就是要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

毛泽东气得又问陶铸：“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暗自懊恼不该与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情，不过也不敢乱说，只好照实回答说：“有的走了。”

毛泽东想也没想，当即做出一个鲁莽的决断，斩钉截铁地命令陶铸，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继续开会。”

毛泽东很快就后悔他这个在气头上做出的鲁莽决断。因为他跟刘少奇的这场战斗，既然已经满盘皆输了，就不应该再战下去了。继续再战下去的话，还是照样输。可是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的面子，又让他不得不做出这么一个错误的决断。

毛泽东不管怎么说，名义上还是党中央主席，他的指示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刘少奇马上有条不紊地指示中央办公厅，按照毛泽东的意思，通知那些已经回到当地的全国各地的高官们，再到北京来接着开会，继续讨论“四清”问题。刘少奇心中暗喜，毛泽东这样蛮干，打击面就不是他一个人了，而是全中国的高官们。毛泽东把全中国的高官都招来为他们两个人的争吵“陪绑”，一定会让这些人反感，进一步远离毛泽东。

果然，那些已经回家的高官们，忽然又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们回北京继续开会。这些人抱怨起来，这次会议花了两个星期，总算搞出一个决议《十七条》，现在又说《十七条》作废了，要重新再搞一个决议，这不是胡闹嘛。这些人心里都埋怨毛泽东：“你和刘少奇吵我们不管，但不要把我们也陪绑进去。毛泽东退居‘二线’有的是时间，而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人都忙得很，哪有时间‘陪’你跟刘少奇吵架呀。”

30日，更于深夜召见陈伯达，口授新的社教运动指导文件，同时首次向陈流露出 “整少奇同志” 的意图。（《王力反思录》页173——174）。 中央修改后通过的《二十三条》中所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就是这一意图在文件中的隐晦表达。

1965年元旦后，心中埋怨很大的全国各地的高官们陆续回到北京，继续开会。毛泽东也明白大家心里对他有气，要真正的赢刘少奇已经是不可能了，他现在唯一的能够赢的，就是赢一个“面子”。于是毛泽东破罐子破摔，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非要会议决议按照他的主张写，非要刘少奇做自我批评，要不然就不散会。说白了，毛泽东就是要争一个面子。

高官们也看出来毛泽东是在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争个面子不可。于是大家都去劝刘少奇，让他委屈一下，顾全大局，向毛泽东做个自我批评，结束这场争吵。然而刘少奇态度却十分固执，不同意自我检讨，说：“如果我工作做错了，当然要检讨。你们说说看，我工作什么地方做错了？如果没有错，为什么要检讨？”

大家继续劝刘少奇：“你就不要跟主席一般见识了，他大概是人老了，糊涂了，你就让着他一些吧。”

刘少奇还是不同意检讨。最后军界元老朱德和贺龙出马，亲自出面劝刘少奇：为了全党的利益退让一步，向毛泽东做个口头检讨，结束这场争吵。其实刘少奇就是要等军界元老出面之后，再做出让步。因为他这时让步，等于给军界元老们一个很大的面子，刘少奇当然知道中国人对“给的面子”是一定会回报的。这对他今后加强对军队的影响力是大有好处的。于是刘少奇痛快地答应朱德和贺龙：我马上向毛泽东做自我检讨。

朱德和贺龙看别人劝不动刘少奇，自己一说刘少奇就听了，果然感到很有面子，对刘少奇也很有好感。后来朱德在1965年还提出建议说：“今后可以让少奇同志指挥军队。”

1965年1月5日，宋任穷同志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的时候，毛泽东插话说“在人大会议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上头啊”。随着“四清”运动深入发展和运动中种种问题暴露，毛泽东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对立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

1965年1月13日，刘少奇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等重镇高官17人，开了一个党内民主生活会。刘少奇带头作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对毛泽东“不够尊重”，以后一定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但他还是和以往一样，严格保持中立。毛泽东则派陈伯达代表他来参会。

第二天的会议上，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检讨说：“我对主席不够尊重”，并声明今后一定注意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党的团结。高官们对刘少奇这种高姿态的顾全大局做法，都表示满意。然而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检讨，心里又有一股“火”起来了。如果刘少奇检讨说：“主席的看法对，我的看法错了”，这还有认错的意思，刘少奇却说“对主席不够尊重”，这能算是认错么？毛泽东没好气，当场就把刘少奇的话顶回去，用他的一贯拔高手法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之后刘少奇不再与毛泽东争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提法，重新制定了新的会议决议《二十三条》，下发全国，终于结束了这场毛刘的争吵。对于刘少奇来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制定《二十三条》，不过是给毛泽东一个面子，执行的大权在刘少奇手上，具体怎么做还是由刘少奇说了算。

毛泽东以龙颜震怒的方式，慑服刘少奇。刘被迫向毛做出检讨，承认错误，毛重新掌握了运动的主导权。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在日记中用罕见的笔调写道：“现在要注意：刘话不灵了”。（《杨尚昆日记》1965年1月14日）党内风向之微妙变化，此见一斑。

毛泽东在这场争吵中，只是勉强赢了一个面子，而实质性的“里子”，都让刘少奇赢了。毛泽东首先在风度上就输给了刘少奇，让刘少奇赢得一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赢得了高官们的好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次真的中了刘少奇的“气走毛泽东”之计，今后很难再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了。

这个理由是简单的：如果毛泽东参加会议，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赞成，这会让毛泽东的自尊心受不了，不符合毛泽东的为人；如果毛泽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倒也不会再跟毛泽东争辩了，而是摆出一副“顾全大局”的高姿态，在风度上把毛泽东比下去。这样一来，众高官倒觉得毛泽东心眼狭小，更让毛泽东没有面子。

今后毛泽东如果再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赞成刘少奇，让毛泽东没面子；反对刘少奇，也让毛泽东没面子，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参加会议，正好达到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目的。事实上，1965年一年中，毛泽东没有参加过一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这让刘少奇十分开心，感到他这个小媳妇终于熬成婆了。

毛泽东认为防止特权阶层形成的有效办法，是减少和降低官员们的物质待遇。在毛泽东的主导下，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军官减薪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各类工资中较高的一种，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这样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从毛泽东给军官减薪这件事，其实就看出为什么毛泽东在高层干部中间变成少数派的原因。

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外地巡视。从1949年到1974年，毛泽东共外巡58次，平均每年外巡两次以上。毛泽东这次外巡，一来是惯例，二来是要避开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座谈会。所谓“托拉斯”，是刘少奇率先提出的一种企业形式，它与以往的国营企业不同，不是用行政方式管理，而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企业”，这个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后搞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很显然是资本主义（现在叫市场经济）的东西。

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计划成功之后，乘胜出击，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的试点从农村推向城市。刘少奇在试办托拉斯座谈会上讲话说：“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

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计划，实际上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刘少奇原来计划从1965年开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革和转型。毛泽东毫无疑问反对这种资本主义试点，但毛泽东看出，刘少奇的经济路线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他如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又将陷入少数派的难堪境地。这时毛泽东的最好选择就是离开北京，随刘少奇去搞，因为刘少奇的羽翼已经丰满，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已经阻止不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只有另寻办法打倒刘少奇。

1965年夏，刘少奇的心情很好，难得携全家一起游览了北京玉泉山。这也是刘少奇与九个孩子，及妻子、岳母的最后一次温馨的家族活动，在刘少奇孩子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1966年，按照计划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本来准备在1961年召开，当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把会期推迟到1966年。刘少奇计划在1966年的九大上，把毛泽东推上“名誉主席”的地位，自己真正成为党主席。但是刘少奇这个计划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军队仍然牢牢控制在毛泽东手中，所以怎样弱化和分化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成为刘少奇计划的重点。

刘少奇的合伙人邓小平，在军中有一定影响力，军界元老朱德已经表明支持刘少奇，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也与刘少奇关系友好。但是这些人加起来，还是抵不过国防部长林彪一个人在军中的实力，所以刘少奇就看上了另一个人：已经失足的彭德怀。

当年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第一个是周恩来，第二个彭德怀。毛泽东的大跃进错了，那么就说明反对大跃进的周恩来和彭德怀是对的，特别是彭德怀因为反对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因此很多人对彭德怀抱不平，党内有一股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一旦彭德怀平反，回到军队工作，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不亚于林彪，而且肯定是反毛泽东的，这样刘少奇就不用怕毛泽东了，毛泽东的彻底退休也就会成为定局。

彭德怀还在北京郊外的挂甲屯默默无闻地种他的菜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成为决定刘少奇和毛泽东命运的关键人物。为了给彭德怀的平反制造社会舆论，在刘少奇掌控的宣传领域里，《海瑞罢官》等借古喻今、间接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作品也就登场了。

毛泽东尽管输了这场斗争，但他绝不会气馁，按照他的口头禅：“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栽一个跟头算不了什么。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毛泽东重整旗鼓，重新调整作战方针，精神抖擞地投入下一场与刘少奇的斗争。

（《破解文革毛泽东》作者：崇新岳、百思峰）

5月，陪同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社教的情况，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张平化不知道毛泽东这句的含义， 插不上话。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1962年我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过，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包产到户，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贪污盗窃的、投机倒把的富裕起来，讨小老婆，放高利贷，军烈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所以‘包产到户’的问题，不是粮食增产多少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你懂得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毛泽东也知道张平化不懂，于是说：“你不太清楚，那么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四清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著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从1962年起，毛泽东就总把“修正主义”挂在嘴边，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时，是这么说的：“苏联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国家财富的权力，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朽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毛泽东认为：革命成功后，很多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退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生活舒适，追求物质享受，这种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共产党变“修”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修正主义的道路靠拢，中国共产党正在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反修防修”，要阻止中国共产党“变修”。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决不能像他们。”

在共产党内，有少数高官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比如中共元老谢觉哉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官国’，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当官做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可是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要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是不正常的，非常危险的。”

但中共的大部分高官们，不理解或者根本不愿意理解毛泽东的“反修防修”苦心，认为“修正主义”不过是毛泽东老年固执症引发的臆想。

五，1965年6月—1969年4月，真实的文革：

阴阳转换，乾坤倒转：

现在，毛泽东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他要重上井冈山。毛泽东认为，在井冈山上他可以激发起灵感，思索出答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斗争方式和武器。毛泽东一路上带着满心的沉思，回到他赤手空拳创业的起点井冈山，宛如一个孤独的哲人，到山上苦苦思索真理。

5月22日，毛泽东沿着汪东兴、张平化为他先行布置的路线，乘汽车蜿蜒而上来到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

毛泽东走着走着，突然向没有路的小山坡上跨出几步。汪东兴一惊，忙向毛泽东提示说：“主席，那边没有路。”

毛泽东就像在等着这句话似的，一笑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社会主义这条路比井冈山的道路还要难。”

汪东兴见毛泽东执意要走没有路的“路”，赶忙抢上一步来扶毛泽东，毛泽东却拂开汪东兴的手，不要他扶。毛泽东走到一棵大树下，折下一节树枝，笑着说：“秋收起义时我的脚磨破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走上了井冈山。今天我还要借用一下这个井冈山的天然拐杖啊！”

毛泽东居然当起了向导，领着众人左转右转几次，来到黄洋界口。那里树立着一个诗碑，上面刻着毛泽东三十七年前写的词《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人宵遁。”毛泽东站在黄洋界，眺望远处，诗兴大发，作出他最著名的诗词之一《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这首词的开场白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解释就是“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凌云志’，这次我带着这个‘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的“凌云志”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消除中国“变修”的危险，保证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的天堂。为了实现这个“凌云志”，毛泽东什么都不怕，敢上九天去揽月，敢下五洋去捉鳖，这里说的“鳖”，应该就是刘少奇了。毛泽东在最后的结尾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在激励自己：世界上没有攀不上去的高峰，就看你敢不敢去攀登了，有志者事竟成。

毛泽东这次打倒刘少奇，用过去打倒王明的办法不行了，用打倒彭德怀的路子也行不通，必须创造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必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这天在井冈山上，用折下的树枝做拐杖，拨开一条新路，就是象征着他要开辟一条新路的决心。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住了下来，他继续思考他的答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5月25日，张平化要提前返回长沙，因为有一个重要会议需要他去主持，不得不赶回去。张平化前来辞行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上了井冈山再谈的话题吗？”

张平化当然没有忘记，毛泽东的话题是：“你懂得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上了井冈山我们再说。”不过当时张平化认为毛泽东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泽东真的要履行自己的承诺，更没想到毛泽东要把自己的“心迹”，跟他这么一个小人物谈。张平化马上诚惶诚恐地、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讲他的心迹。

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变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就会改变，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因为帝国主义们不会让中国真正富强起来的。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允许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况且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这里毛泽东说了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个理由：“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后来居上，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毛泽东接着对张平化说：“帝国主义从第一天起，就眼睛盯着中国这个大市场，准备对我们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如果我们搞了资本主义，外面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来一个内外夹攻，联合起来压迫榨取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原则宗旨。”

这里毛泽东又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个理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继续对张平化说：“战争时期容易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打胜仗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不能光看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会有些成绩，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的话，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这里毛泽东再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个理由：“中国搞资本主义，搞不好，国家就有分裂的危险。”

最后毛泽东说：“我反复说，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最后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

张平化聆听着毛泽东的话，他既没有赞颂毛泽东，也没有表示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话，只是在默默地记住这些话。毛泽东很清楚，张平化是一个“老实人”，不会像刘少奇那样取宠地赞颂“毛泽东思想”，也不会像康生那样摩拳擦掌地揪党内的敌人。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这些“心迹”讲给张平化这样的老实人听，是希望张平化将来成为历史的证人。

在中国古老的文明史里，有一种英雄情结，不论是皇帝还是九品芝麻官，不论是政客还是诗人，都很在意历史会如何评价自己。毛泽东终身喜读历史，当然也一定会非常在意历史评价这件大事。毛泽东也想到自己与刘少奇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百分之百取的胜算，万一失败了，他的政敌就会把他送上历史恶人的审判台。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14岁，毛泽东希望张平化在自己死后，把自己的这些“心迹”告诉后人，让后人对自己做出公正的历史评价。果然张平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一直活到2001年95岁高龄。张平化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向后人传达毛泽东的这些“心迹”。

毛泽东的梦想是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这个梦想，所以他要把这个梦想寄托在他的接班人身上。毛泽东即使打倒了刘少奇，只要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还在，那么他的接班人还是接不了班，接班的肯定是周恩来、林彪这些党内势力强大的老干部。要想让年轻人接班，不仅要打倒刘少奇，还必须把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统统打倒，这就是毛泽东要完成的最终使命。

毛泽东在考虑自己的历史角色，在历史这条长河里，他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毛泽东想清楚了，他本人已经不可能完成修建社会主义大道的任务，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作为一个炸药包，炸掉那些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顽石和堡垒，以后修路的事情，就交给他的接班人去完成了。毛泽东这时给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历史任务一个清晰的定位，他的历史角色不是建设者，而是破坏者，他的历史任务是炸掉阻挡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什么是阻碍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中共党内势力最大的三个人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就是这三座大山。不炸掉这三座大山，年轻的接班人就无法接班，就无法保证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下定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炸掉这三座大山，为他的接班人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扫平障碍。当然毛泽东不会对这三座大山同时发起进攻，他要各个击破。毛泽东给自己订下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第一步，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第二步，联合林彪打倒周恩来，或者联合周恩来打倒林彪；第三步，最后打倒林彪或周恩来，然后交班给他的接班人。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思虑好宏大的战略部署后，开始了打倒刘少奇的外围战。毛泽东下井冈山之后，先去了杭州，再到上海，然后回到北京。毛泽东离开北京三个半月后回来了，北京的众高官轻松了三个月后，又开始绷紧神经，注视带着井冈山泥土味的毛泽东会有什么新动向。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出远门归来的倦意，马上着手布置他打倒刘少奇的外围部署，特别是要消除军队中存在的隐患，为在关键时刻确保军队万无一失地站在自己一边。

当时军队中实权最大的四个人，依次是毛泽东、林彪、贺龙和罗瑞卿。林彪是毛泽东绝对信任的，对贺龙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很信任，但罗瑞卿原本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人，甚至暗地里被称为毛泽东的爱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年底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唇枪舌战中，罗瑞卿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毛泽东，而是持旁观态度，毛泽东心中顿时失去对罗瑞卿的信任。因此这次毛泽东要消除军队的隐患，就是解除贺龙和罗瑞卿的职权。

毛泽东战略的第一步，是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因此，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就不能瞒着周恩来和林彪，如果对周恩来和林彪遮遮掩掩的话，两人就会不信任毛泽东，就不肯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出大力了。毛泽东事先已经向周恩来和林彪“交底”，绝不能让周恩来和林彪发生误解。

毛泽东处理高级干部的方式，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准备阶段，第二个是分化孤立阶段，第三个才是批判阶段。

在“列车盗听事件”上，刘少奇是理亏的。不管怎么说，不经本人同意，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秘密录音，是一件违法的事，走到哪里都说不过去。所以毛泽东要追究杨尚昆的责任，刘少奇也不太好庇护，只得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让汪东兴接替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刘少奇把杨尚昆调到广东省去工作。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正式调离中央办公厅，去广东工作。就在杨尚昆被解除中央办公厅主任同一天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打响了文革的第一枪。1965年11月12日，也就是发表《评海瑞罢官》的两天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知道《评海瑞罢官》这颗炸弹扔出来之后，继续住在北京是危险的，因为北京基本上被刘少奇的势力所控制。毛泽东此次离开北京后，在外地住了八个月之久，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

因为他是一个知道中央领导人所有秘密的人，古人说“知人隐私者危其身也”，一旦有人对他的嘴不放心，就会被杀人灭口。杨尚昆也看出刘少奇是不会保他，于是杨尚昆去找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保他。

杨尚昆是刘少奇的人，并不是周恩来的人，要想让周恩来保他，也没那么容易，不过杨尚昆还是很机智，他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理由，跟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

杨尚昆这个表白很有水平，他说的第一要点是“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这就是杨尚昆声明，他没有把周恩来的秘密告诉过其他任何人，等于是向周恩来表忠心。

杨尚昆说的第二要点是“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这句话很微妙。如果杨尚昆对周恩来说：“我还有一些你不了解的秘密，但我不能说”，那是忠于职守的表示。可是杨尚昆却说“我不愿意多说”，这个言外之意是：“只要我愿意，也可以说”。这就是向周恩来暗示，只要周恩来保他，他可以告诉周恩来一些秘密。

杨尚昆说的第三要点是“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就心安了”，这就是向周恩来表示：“我杨尚昆以后就全靠你周恩来关照了。我不管刘少奇是不是知道我无辜，也不管毛泽东是不是知道我无辜，只要你周恩来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就安心了。因为你知道我是无辜的，就会保护我”。杨尚昆这句话，更有一层意思要告诉周恩来，就是：“在我杨尚昆心中，你周恩来的位置，更要高过毛泽东”。

至于周恩来对杨尚昆这番话的态度，杨尚昆在日记中简洁明了地写到：“当时，他（周恩来）两眼一直盯着我，默默无语，然后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这是周恩来用最短的话，最令人信服地暗示，他准备保杨尚昆了，后来也果然如此。尽管1966年5月杨尚昆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成为文革第一个被打倒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他三人都被关进秦城监狱，唯独杨尚昆没有被关监狱，只是在北京军区软禁，没有吃太大的苦头。杨尚昆对周恩来的一席话，救了自己一命，也向周恩来表示了他对周恩来人格的最高信赖。

毛泽东在放逐彭德怀，撤换杨尚昆之后，最后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让人通知住在苏州疗养的林彪，告诉他准备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问林彪有没有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林彪对罗瑞卿早有不满，只是碍于罗瑞卿是毛泽东的爱将，从来没有向毛泽东告过罗瑞卿的状。既然这次毛泽东先开口了，正中林彪下怀，于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知道杨尚昆的事情后，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现在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夫人叶群带着林彪的揭发材料，到住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汇报，跟毛泽东密谈长达五个小时。林彪的揭发材料比较有分量，于是毛泽东就决定用林彪的揭发材料，给罗瑞卿定一个主要的罪名：向党伸手，要夺林彪的权，野心家。

泽东事先“打过招呼”的人，都知道这次会议是要处理罗瑞卿，而没有事先打招呼的刘少奇、贺龙等人，到了上海才知道这次会议是要处理罗瑞卿。不过罗瑞卿是毛泽东的亲信，刘少奇看来，毛泽东批罗瑞卿，是毛泽东控制的军队内部的派系争斗，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损失，所以并没有太在意，刘少奇甚至觉得毛泽东有点老糊涂了，因为他整罗瑞卿，是整他自己的人。

这次会议是在罗瑞卿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瑞卿12月11日到达上海时，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这个会议是批他本人的，罗瑞卿一到上海，就被软禁起来。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告诉罗瑞卿，他已经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罗瑞卿还不相信毛泽东会整他，要求去跟毛泽东面谈，周恩来只得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和杨尚昆比起来，罗瑞卿的政治水平就显得太幼稚了。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罗瑞卿的总参谋长，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本来杨成武只是上将，是没有资格当大将才能担任的总参谋长。可是1965年5月取消军衔制后，大将都取消了，自然也就没有了大将才能当总参谋长的限制，谁都可以当总参谋长了。这也许是毛泽东早在5月重上井冈山前取消军衔时就计算好的。

1966年3月在北京开会，继续批判罗瑞卿。但这次不再是“背靠背”的揭发，而是对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批判。在揭发罗瑞卿的黑材料中，最有杀伤力的居然来自罗瑞卿自己的几个心腹，他们在书面材料中，把罗瑞卿平时对自己人才敢随便说的真心话，全部一五一十揭发出来。来自政敌的攻击，罗瑞卿还承受得了，而来自自己人的背叛，这就让罗瑞卿的心理无法平衡。这些人以前一直围着罗瑞卿团团转，捧着罗瑞卿一呼百诺，罗瑞卿也对这些人重用提拔，给予他们很大的恩惠。现在这些人居然在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不仅要把罗瑞卿打倒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罗瑞卿实在想不通：人怎么会是这样的？他对人间失望了，绝望了，不想再留在人间了。于是罗瑞卿写下一封简短的遗言，准备自杀。

军人自杀，多半是选择开枪自杀，但罗瑞卿身边的枪弹已被没收，无法开枪自杀，罗瑞卿就从他住的三楼房间跳下去，跳楼自杀。不过从三楼的高度上跳下去，生存率还是比较高的，罗瑞卿没有死，但是摔断了一条腿，从此成为残疾，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罗瑞卿之所以会想不开自杀，还是因为罗瑞卿的人生道路太顺利了，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从来没被人整过，而且从来都是他整别人。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罗瑞卿跳出来大批彭德怀，深得毛泽东的欣赏，春风得意一时。没想到现在他步彭德怀的后尘，成为被万人批判的对象。罗瑞卿主持修建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而他后来又被关进这所自己修建的秦城监狱，而且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真可谓历史的大玩笑。就像列宁说的那样：“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毛泽东得知罗瑞卿自杀的消息，并不同情，摇头说：“没出息！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瑞卿的事还没有完。阎王老子是有原则性的，没叫罗瑞卿去，罗瑞卿自己要去也不收。罗瑞卿用自杀向中央要挟没有用，会议继续开。”

在中共党内，自杀被认为是怯弱的行为，没有人同情自杀者。刘少奇嘲笑罗瑞卿自杀说：“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说：“应该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叶剑英元帅把古人诗句的“将军百战身名裂”，讽刺地改为“将军一跳身名裂”。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能经得起各种考验，批斗也是一种考验，经不起批斗的人，算不上共产党员。在共产党高层人物追悼会的悼词里，总有一句分量相当大的评价，称：“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事实上，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在后来的文革中，遭受了远比罗瑞卿厉害得多的批斗和凌辱，但他们都没有自杀，算是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吧。很多共产党员都像邓小平那样三起三落，经过残酷斗争之后再复出，可谓“百炼成钢”。

打倒罗瑞卿，表面上看毛泽东损失了一个大将，一名亲信，但实际上毛泽东却消除了军队的隐患，可以安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在打倒罗瑞卿事件中，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旁观者，他们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次看似糊涂的“整自己人”，原来是为一场巨大战役做事先的准备。

（《破解文革毛泽东》，作者：王金湫 ）

关于派别：

中共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不成文规矩，叫潜规则也行。有一条“适度派性”原则，可以抱团但不能抱太紧，可以效忠但不能忠得过分。 “适度派性”是党性与人性的折中。政治上习惯上称周恩来的班底为国际派（兵运派），毛泽东的班底为红区派（或农运派），刘少奇的班底为白区派（工运派）。刘少奇崛起相对晚很多。刘少奇不是凭空崛起的，他是纠集和复兴了六届四中全会以前受打压的，陈独秀、李大钊、向忠发、李立三、张国焘等人留下残余势力。因为北京政府反共态度坚决，所以北方局屡遭破坏。刘少奇接手之前北方局的两个领导人，柯庆施是陈独秀秘书，李葆华是李大钊之子，刘少奇撇开秘书帮、太子党，以彭真、陈伯达、林枫为基本班底，以天津租界为据点开展工作，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步是1936年争取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出狱，史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

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农运派与工运派携手，成功打击兵运派，在建国前夕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毛泽东当时对这个态势志得意满，民主、自由、共和等等大词都敢说，但是建国之后发现不对劲。马上得国，马下治国，治国得靠知识分子，他手下的知识分子不多，亲信多半为武夫，知识分子都在刘周手下。他试图扶持高岗，牵制刘周，未遂。反而被工运派在八大上搞得一家独大，毛周的势力都退缩在军内。不久彭德怀后院点火，军中不稳，毛泽东进一步颓势。

1960年至文革这段时间，薄一波把持计委，安子文任把持中组部，五大中央局，刘澜涛主西北、陶铸王任重主中南、李井泉李大章主西南、柯庆施主华东，只有东北局宋任穷不是工运派。毛的危机意识起来之后，开始寻思反击刘。这时工运派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企图对毛周的基层势力斩草除根，搞清一色。 西南地区刘派势力最为巩固，晋冀鲁豫的军人把持了西南党政军各个关键岗位，唯一的例外是贵州省委书记周林，他是原南方局在西南仅剩的一颗种子，但在刘派眼里那是西南的一粒沙子，急于除之而后快，在四清运动中对周林和贵州干部进行了残酷打击。在同一时间，刘澜涛在西北局打击彭德怀路线的干部，1964年底胡耀邦被中央委任陕西第一书记，西北第二书记，他提出缓和气氛的“干部四条”，又被刘澜涛报告中央，责成胡耀邦改正。 再这样下去，不光毛泽东有危机感，所有元老都危机重重。刘少奇眼见众怒难犯，企图抛出彭真，应付了事。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把刘少奇打死，而且把整个工运派打翻在地。谢富治由于从西南阵营中反戈一击，在文革中获得重用。 （余以为：薄一波遗下的负资产）。

关于文化：

毛泽东受李大钊、陈独秀及蔡和森等影响，于1920年底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指导下，逐渐形成新的关于文化方面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维等——即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人们一般都承认，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的统一体系，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概念。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言论中，主要是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谈论“文化”，属于文化的狭义的概念。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曾把文化限定在“观念形态”的框架内，应当说这是毛泽东使用最多的文化含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毛泽东文化观可分为：早期文化观、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社会主义文化观及晚年文化观等四个阶段。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所致开幕词中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反映出毛泽东较快地由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观，衔接得相当自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包括文化在内的建设，既是毛泽东的愿望和期望，也是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因而，毛泽东的文化观在建国后前十七年(以下简称“十七年”)，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观点，坚持了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及构建模式，保持了较健康的文化心态。

文化的内涵在毛泽东那里已有所扩大，已不限于观念方面。更宽泛地从文学、音乐、科学、医学、历史、教育、美术、戏曲等领域议论和评价文化。建国初，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1956年明确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赋予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新开端，也赋予了文化建设的新开端。在建国初繁忙的政务中，对文化方面的考虑相对于政治、经济、战事要少一些。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时，面对着远比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更多的复杂情况，毛泽东坚持着艰难、独特性的探索。但一直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越是向前，毛泽东没有完整体系的文化观越是显现出两重性或多重性，时而分别地，时而交替地或交叉地影响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局面。就探索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道路来说，毛泽东没能成功。

1966年3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的一番讲话集中表明他对知识分子失去了信任和应有的理解。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从对知识分子的担忧、不信任，进而发展到怀疑和否定建国初期乃至多年来党的包括有他在内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

（《论毛泽东的文化观及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影响》来自：车锦华）

关于文革：

以文艺文化学校为阵地，以中央文化小组为队伍，各级参与人员又以私利为目的，修篡文革操作，凌虐对立(的弱者(在此期间普及的批斗、抄家、告密等文化)，这又是一个循环。以恶劣的文化反对恶劣的文化。这就是文革和文革的实质。最终刘邓陶失败了。

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基本放弃了“四清运动”，认为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而转而筹划和发动 “文化大革命”。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地的四清运动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整“彭罗陆杨”前后，局势并不是很明朗。康生在1965年8月底9月初，在钓鱼台同几个秀才讨论建国以来的外交工作时表示：“我早就认为，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与会人员雷英夫提出疑问：外交可是周恩来一手领导的。康生表示：“你到底还年轻，还不懂得什么叫路线，什么是路线斗争。政治上的问题，复杂的很呢。现在你还不明白，过一年、两年之后，你会慢慢明白的。”雷英夫后来说，进了监狱之后，才明白康生已经预感到文革风暴，并且怀疑要打倒的第一个是周恩来而不是刘少奇，或者刘周“一锅煮”。

就在1966年的3月份，江青在搞文艺座谈会的时候还批了周恩来：“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周恩来另外又搞个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改作检讨的。”

（多维新闻 > 历史 > 周恩来七千人大会后如何逃过被整肃的厄运）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把眼睛盯在了彭德怀身上，刘少奇一方面放出风来说：“彭老总可以回军队做点工作”，另一方利用自己掌控的宣传领域，为彭德怀的翻案平反制造舆论。

面对刘少奇的咄咄攻势，毛泽东不能再冷处理《海瑞罢官》了。但毛泽东的反击，不是禁演，而是要批判《海瑞罢官》，这样才能给刘少奇集团一个打击。不过“批判”可不像“禁演”那么简单，必须找一个高手，写一篇高质量的批判文章，才能给刘少奇一个重击。可是去哪里找这样的高手呢？

江青凭着她的政治敏锐性，觉查出刘少奇要架空毛泽东，甚至要取代毛泽东，于是江青多次提醒毛泽东要提防刘少奇。有一次江青听说，刘少奇在公开场合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她马上去提醒毛泽东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配偶当中，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学历最高，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被普遍认为最有搞政治的才能和素质。刘少奇也积极扶植王光美从政，带她一起出国访问，带她一起会见外国客人，王光美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可以说是“大出风头”。1963年刘少奇更是派王光美去搞一个试点“桃园经验”，然后把王光美的经验发到全国学习，为王光美的直接从政铺下道路。

毛泽东看到刘少奇扶王光美出来从政，他也开始扶江青出来从政。1962年9月29日，江青首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江青会见苏加诺夫人的照片，这是江青第一次公开露面，很多中国人是第一次知道江青这个名字。之后毛泽东让江青亲自出面去指导一些戏剧电影的创作，于是江青搞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几个现代京剧，这几个戏公演时，毛泽东亲自去观看，给江青助阵。

1964年毛泽东的生日寿宴上，毛泽东在众人面前说：“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嘛！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表示要让江青从政，至少不能让江青输给王光美。这次毛泽东要启用江青，让她牵头组织一个班子批判《海瑞罢官》，真正考验一下江青搞政治的能力。

毛泽东向江青认真交待了这个任务的要点：第一，批判文章一定要高质量，打击力强。写出这种强大杀伤力批判檄文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位写批判文章的高手；第二，一定要保密，事先不能让刘少奇集团的人知道，这样才能给刘少奇出其不意的一击。江青接到任务后，立即投入行动。江青第一个去找的，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举成名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李希凡。可是当江青谈起希望李希凡写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李希凡不禁疑惑万千。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几位写批评文章比较有名的人物，也都被婉言回绝了。江青感到很泄气，把这些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你找错人了。不要去找名人，要去找小人物。”

江青接受了毛泽东的点拨之后，她把目光从有名的大人物，转向无名的小人物。这时毛泽东又给她出主意，这件事在北京干太显眼，容易泄密，不如到地方上去干，于是毛泽东就介绍江青去上海。当时最忠于毛泽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可惜林彪是个老病号，常年在家养病；柯庆施是个新病号，1964年因肺癌动手术后，就一直在养病。不过上海依旧是柯庆施的地盘，所以去上海办事要比北京方便很多。

江青去上海时，柯庆施在外地养病，所以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就成为接待江青的东道主。当然张春桥自己也没想到，这次接待江青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一跃成为中国红极一时的人物。

张春桥和毛泽东的经历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两个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共同点：他们都是靠一只笔杆子起家的。很多人误以为毛泽东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因为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毛泽东最初并不是从枪杆子起家的，而是靠一只笔杆子，靠他自己办《湘江评论》起家的。

1934年，17岁的张春桥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拿起笔杆子对准文艺界的名人和权威开炮，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之势，张春桥批评郭沫若，攻击鲁迅，居然也在文坛上闯出一席之地，正应了“要想成名人，就靠骂名人”的哲理。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春桥去了延安，但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或重用。

1947年张春桥的好运来了，他调到石家庄出任《石家庄日报》社长，而当时石家庄市的市长是柯庆施。柯庆施一下看上了张春桥这只笔杆子，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以后随着柯庆施的发迹，张春桥也跟着发迹了。柯庆施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张春桥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1958年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

之后张春桥靠柯庆施的提拔，成为上海市宣传部部长，上海市书记处书记，但他始终没有被中央高层的人物看中。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从北京来到上海，张春桥代柯庆施接待江青。

当江青跟张春桥谈起此行的目的，是要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马上敏感地意思到，这不是一篇单纯的批判文章，这是毛泽东要向刘少奇发起反攻的信号。张春桥主观上是愿意跟毛泽东的，第一是他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比较接近，而与刘少奇的政治理念相差很远；第二是毛泽东对张春桥有一定好感，而刘少奇对张春桥从无好感。但是从客观利益上来考虑，选择跟毛泽东的风险又很大，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谁胜谁负。张春桥知道，毛泽东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江青，以后肯定是要重用江青的。而江青刚刚开始组织自己的班子，还没有人才，如果这时候张春桥投靠江青，加入江青的班子，肯定会得到江青的重用。一旦得到江青的重用，靠着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就能经常接触到毛泽东，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才能，从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事实上，张春桥通过江青曲线靠近毛泽东的方法是很成功的。张春桥知道自己不善于写批判文章，要写好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还是要另请高人，于是他对江青说：“我的特长是写评论文章，不善长写批判文章，我给您推荐一个写批判文章的人。”于是张春桥就把姚文元推荐给江青。当张春桥跟姚文元谈到秘密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姚文元也马上意识到这是要担风险的事。那时姚文元是一个既无官，也无名的小人物，赌输了也就是现在这样，赌赢了可就飞黄腾达了。所以姚文元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毫不犹豫就接了下来。

姚文元很快就写好了初稿，江青把初稿带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就大为赞赏，当场拍板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这才信服了张春桥的眼力，以后更加信赖张春桥了。不过毛泽东虽然决定了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但他还要慎重，这篇文章一定要写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所以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继续修改这篇文章，修改了几个月，大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发表。这也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因为这次毛泽东是不能再输了。

毛泽东交给江青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完成得很漂亮，算是通过了毛泽东的最后考验，之后毛泽东就让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了。

（《破解文革毛泽东》作者：崇新岳、百思峰）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与各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四清谈的很少。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邓小平倒戈:

一九六六年初夏的北京，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势力开始较量。下面是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写的一篇纪实报道，原文题目是：邓小平倒戈。

北京饭店是个变相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住在这所第一流旅馆的外国记者每天晚上在楼下的餐厅中交换消息，四月二十七日的晚餐柜台上，我听到几位亚洲记者说：他们依预约的时间去见北京市长彭真，但是无法见到，听说彭真已经被扣押了。他显然是受到邓拓的牵连，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彭真的智囊，而自从四月以来，邓拓则不断受到《解放军报》的指名攻击。

但是第二天，我从深入采访中获知，彭真并未被捕，他在这天上午，曾经乘汽车赴中南海（这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办公的地方），仍然有两名穿蓝布制服的警卫员保卫着他。但在北京市委门前却突然增加了十多名穿黄色制服的解放军，禁止彭真回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一情况证实了我们俱乐部传闻已达一个星期之久的传说，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分为二，毛泽东和林彪已在上海另组“党中央”和刘少奇控制下的北京“党中央”对抗。现在由军人占领的北京市党委会一事看来，这已经不再是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编者注：事实上不仅是北京市委，所有政府机关、包括县团级企业、学校都逐步成立了有军队表、工农兵组成的三结合“革委会”），并且显示上海党中央已向北京党中央采取行动。

五月十五日下午，我从中共外交部方面获得消息，说毛泽东将于当天夜晚乘火车返回北京，我赶到火车站，并打电话通知了几位同业，但结果我们在火车站白等了四小时，事后我们获悉，毛泽东已经在济南下车，虽然我们无法探究原因，但是相信是由于他对北京的局势尚无控制的把握。

我的这项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对的，因为一位罗马尼亚同业第二天从一名新华社记者口中得到消息，彭真仍控制着北京市委，虽然在军方的压力下，他已无法进入北京市委办公室，但是在他的心腹们严密警卫下的住宅内，每天有许多人进进出出，市委办公中心显然已搬到他的家里。

六月初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明白了。那时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将杨成武和杨勇到了北京，强迫改组北京市委，并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报、北京电台和新华社。

短短数天之间，上海党中央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装政变手法，压倒了北京党中央。刘少奇派虽然在北京没有军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传优势，但并没就此屈服，相反地，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 

刘少奇派乃决定仿照两年前苏联共产党罢免赫鲁晓夫的方式，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罢免毛泽东并阻止林彪对党中央的篡权活动。但是刘少奇没有把握在中全会内获得比毛泽东林彪更多的票数，若要以投票方式击败，毛泽东林彪，必须获得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

整个六月份，刘少奇和彭真就在这一点上下工夫。据我们事后获悉，先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了刘少奇与邓小平之间的桥梁，而彭真本人则于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区活动，联络分处于各地的中央委员，以便保证在即将召开的中全会上获得足够的多数票。和彭真一起去西北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当彭真去西南时，杨仍留在西北活动。彭真此行显然获得重大收获。因为当他回北京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跟他一起回来，而杨尚昆则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接到了北京，这使得刘少奇派更加强了用投票方式击倒毛林的信心。 从七月开始，分处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纷纷抵达北京。

我在七月八日发出电讯中说：中共即将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根据这一情况做出的判断。在这几天中，所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非常忙碌，我们都知道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由于局势太复杂，我们的采访工作不知从何处入手。

在七月十日晚餐时，一位法国记者建议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交换采访所得，以便弥补我们的人手不足。经过分头采访，我们知道迄七月十五日为止，已经有中央委员五十一人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八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于书记处大厦，而一些地位较高的，则被招待下榻到刘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内，据我们所知，住在彭真家里的至少有李井泉、乌兰夫（内蒙地区最高统治者）及李保华（华东局书记，李大钊之子，尊称彭真为叔叔）等人。

几位苏联同业从“科学院”方面获得的消息说：中全会已经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但是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证实。从抵达北京的中委及候补中委的名单看，我们发现了两项耐人寻味的奇特现象：一是华东及中南地区的委员大都没有来，他们显然效忠于上海中央，但是占少数派；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带兵的委员几乎都没有来。华北区的军事委员都在北京，东北的来了不到半数。

七月十七日晚餐，我们得到一条消息，说北京和天津间的火车交通突然告断绝，显然是有重大突发事件出现了。

稍迟，我们又获悉，从南方通向北京的所有铁路交通，都已经在正午开始断绝，从南京和汉口到北京的所有铁路干线上的车卡，都被国防部征用。

北京火车站地区，从晚上十一点开始戒严，虽然没有正式的戒严令颁布，但该地区布满解放军，禁止行人通过，一位匈牙利同业前往采访，也被挡驾。

我们中有人电话向中共官方的旅行社订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答复是所有车票都已售光，至于何时才有车票，则需要等待再行通告。 

七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盛传林彪已经把大批军队调到北京了，但是在市面上看不到军人，相信他们都驻扎在郊区，并把整个北京包围了。当天下午，我们都证实了这个传说，外交部新闻局用电话通知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暂时不要离开北京饭店，不要外出采访。原来驻京记者可以在北京周围十公里自由活动的规定也暂时取消了。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因为任期届满，原定十九日走的。结果他在去西郊的路上被解放军赶了回来。

当天晚上，从外交团获得的消息知道，刚刚抵达北京的林彪部队，已经向山西方面推进，阻止来自陕西的反林彪的部队继续向北京进发。

北京外交圈中，说中国内战即将暴发的谣言不胫而走。一部分林彪的部队已经进入市区，并且逮捕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后来我们从所得的消息中得以描绘出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的轮廓。

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声言他将于数日之内返回北京，参加中全会，在他未抵达前，中全会不得擅自召开。但刘少奇声言过半数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开中全会，并依照党章于半月前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通知，因此无须延期。

双方严重对立。基于林彪的部队已经占领北京，摆出了要以武力制止召开中全会的姿态，而刘少奇则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也调遣军队赶赴北京。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奉罗瑞卿之命，把他驻扎在**的一个师向北京推进。毛泽东、林彪及新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立即致电该师长，下令停止行动。当时林彪的军队已经在山西省作了作战部署，如果王的部队继续挺进，将用武力阻止。但该师师长接到最高当局命令后，自动停止进兵。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内战危机。

二十日傍晚的消息还是二十一日按时召开。 

但是第二天早上，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突然临阵变卦，表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等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中全会。

 我们至今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最紧要的关头出卖刘少奇。也许他摄于毛泽东的威严，没有把握把毛泽东击败，也许害怕林彪的实力太大，而不得不违心投靠。总之，由于他改变初衷，使得刘少奇派无法凑足决定人数召开中全会来罢免毛泽东。 

七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杨成武及谢富治（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首脑）已完全控制了北京。

到二十八日，四架飞机把毛泽东、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毛派中委载到北京。毛泽东在九个月以前就因为北京的局势对他不利而避居南方，此时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备下的北京。

我在八月三日发出的电报说中全会已经秘密举行，接着在北京的各国记者也拍发了同样的消息。 

事后我们获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八月一日开始在书记处大厦内举行的。会议开了十二天之久。会后的公报未透露会议期间的斗争情况，但是由于多数中委及具有影响力的邓小平投向了毛泽东，刘少奇在会上肯定居于下风。因此全会改选政治局的结果，林彪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派的几个要角，纷纷凌驾于刘少奇之上。

至于邓小平，因为勾结刘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后，功过相当，地位原封不动，但是在新的党中央内，他不再被毛泽东视为同道中人。他的三心二意虽然保全了眼前的地位，但将来不论毛或者刘胜利，他都将难免受到清算。正如亚洲一位记者的评论：“邓小平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个行动将影响他后来的政治生活。新的党中央，把过去九个月中的上海党中央和北京党中央合二为一，但内部的矛盾远没有解决。 

刘少奇虽然被降低地位，但他的实力依然很大，而彭真也还是逍遥自在地在巨宅内，出入有警卫，前呼后拥。局势尚未稳定，更大的斗争正在酝酿中。

毛在八月十八日建立的红卫兵，喊出了“保卫毛主席”的口号，足以显示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他身边有反对势力的存在，而且整个大陆都有这种势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井泉、王恩茂、乌兰夫那些人，他们都雄霸一方。－－这位记者的分析是否都对，难以评论。但是，他对三月北京调动军队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十八军突然调动到北京郊区，所有的军政首脑对此都目瞪口呆。 《五.一六通知》以后，中共上层分成了两派：一派要乱，一派要维持秩序。只有充分的乱，才能打破秩序，达到放火烧荒的目的。

除了毛、林之外，求乱的人多是盲从领袖的召唤，也有相当多的群众是借机发泄被统治被压抑的情绪，以便用文革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们相信，狂热的行动可以突破过于沉默的空气，在革命的马蹄和动荡的喇叭声中可以间接地达到报复的目的，甚至可以用破碎的瓦片重新拼凑新的图画。刘、邓和他们指挥下官僚体系各层官员，则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处，他们对此已轻车熟路。那些在共产党教条迷惑和历次运动中吓坏了的人，是他们的基础和附庸。那时一个多么激烈的时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阶级斗争的弦被拉紧，拉紧，再拉紧。随便一拨就会发出动人的声音，无论出现什么新闻都会叫人感受到刺激。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聂元梓等七个人一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北大就出现了一千多张批评这些人的大字报，说聂等人是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委。围绕大字报是否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两种观点十分激烈。那是一个多么敏感的时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叫上层如坐针毡，寝食不安。

为了扑灭眼看就要燃烧起来的大火，刘少奇、周恩来派人到北大批评了聂元梓。而康生则与刘、邓、周针锋相对，支持那张大字报。他态度明朗地说：“她就是个王八蛋，我们也要支持。”动乱与秩序，破坏与建设，分裂与团结，双方剑拔弩张，各自有恃无恐。一个要抢，一个不放。一个要的是天下大乱，纷纷扬扬；一个要的是按步就班，鸦雀无声。

六月九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只好亲自到杭州向毛汇报工作。毛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他含糊其词，既要求控制局面，又不能压制运动。刘少奇请毛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毛又表示不准备回去。他只是委托刘少奇对情况相机处理。 

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赠给他的一个从没人吃过的苦瓜。根据中共的运动经验，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更多的工作组到大学领导文革。坚持党组织对运动的控制；坚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上街；坚持不搞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的声讨会；坚持不准成立党团以外的任何组织。他们想用五七年打右派的惯技，等蛇出洞后再反击。

刘少奇的这个做法，目的是控制文革的烈火蔓延。如果刘少奇的这个方法成功了，毛的文革设想就有夭折的可能。其实，即使派观察员身份的工作组，也非毛泽东的本意。烈火越旺越好，连一杯水也别泼。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请示毛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还要不要？毛泽东当时唯一还不超越能的暧昧心理就是这一点，而刘少奇的暧昧心理更加柔弱。如果公开打出批评毛泽东的旗帜，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从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的争吵失败后，刘少奇就没有内在的力量反抗毛泽东了。他不满，但他太软弱，也太正统，太书生气，太温文尔雅。他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并从此沉入魔鬼的深渊。毛泽东关于派少量观察员的做法，等于大火中泼一点水。这种杯水车薪的行动不仅没有压下烈火，反而助长了学生求真的激情，烈火燃烧得更欢快了。

北京形势如江河日下，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毛泽东希望的事件不断发生，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件发生，每天都有反抗的也有自杀的，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出现并且迅速扩大影响。整个北京的形势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本小说形容：野火春风斗古城。为了短平快，刘少奇派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直接派到清华大学整造反派，不久，蒯大富就冲击工作组，矛头指向王光美。 

刘少奇下达了向蒯大富斗争的指示。蒯大富等学生领袖背后有人支持，继续坚持反对工作组的活动。和刘、邓对立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利用一切机会支持学生，将运动推向了对立状态，而在旁边冷笑的是这次游戏的心怀颇测的教练，他怀里揣着随时变化的比赛章程。毛泽东烧热了锅，让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受罪。林彪胸有成竹，他早已下决心帮毛泽东夺回失去权力。周恩来此时想搞最后一次侦察，以便确切地了解毛的用意。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丰泽园。周将这个情况及时告诉了刘少奇，希望刘能去毛那里请教如何指导方兴未艾的文革。这样，周可以从中看见毛的喜恶和动向。如果毛泽东和刘少奇商量怎么办，那将是一个局面；如果毛泽东根本不和刘少奇商量，那就是要把刘打倒。 

刘少奇听了周恩来的鼓励，马上求见毛泽东。混乱的北京，风起云涌的学生造反，使刘少奇渴望得到最高的指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你总得让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知道个大概吧！他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刘少奇象个听差似的，恭敬地等待在毛的门外。地位上的一点差别，使刘少奇低人一等。这一等的跨距如此之大，就象在山麓的小草仰视顶峰的积雪！他站在那里，如臣子等待圣上的旨意。刘少奇产生过一种想法：不如干脆将这种局面交给某个会议裁判。如果裁判我下去，我高兴。这日子太受罪了。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无法保全尊严。可是他最终还是压制了自己，检讨了自己的急躁。他还是设身处地地考虑毛泽东的打算，也不得不考虑毛的威信、地位和力量。

在实力方面，刘少奇都知道自己和毛差一大截子，尤其是军队力量。再说，无论谁下去，都很难向群众交代。提出裁判和公开挑战，其实是一回事。警卫出来告诉刘少奇：主席刚回来，很疲劳，需要休息。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不乐地朝自己的家走去。刘少奇是一个心智有余，胆量不足的领导者。软弱注定了他可怜的命运。对待魔王，你不能太温和，你要胜利，你要生存，就必须使用对方一样的方法，而且必须更狠更绝。在中南海美丽的石径上，走着一双沉重的脚。夏天的夜晚，将潮湿的月晕就象不经意的水彩画，将模糊的月亮衬托得非常神秘。从冬青叶子上反射出来的散淡的月光被陆续过来的灯光所吞噬，生灵在现代发明中显得如此受气。北京的月亮曾经是那么美好，特别是衬托着紫禁城的古老的垛口的时候。可是现在没有欣赏的心境了。沉重的脚步，预兆着未来的不祥。 

周恩来得到消息是：就在刘少奇吃闭门羹时，精神饱满的毛正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次日，毛会见刘少奇、邓小平，批评说：“北京的运动冷冷清清；很多学校的门都关了；派工作组就是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呢？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毛宣布工作组压制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包庇了坏人，干扰了向走资派的斗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两天后，刘少奇在北京大专院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检讨。周恩来热情地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革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刘少奇表示希望把上段工作说清楚。毛知道刘要说派工作组是经他同意的，因此拒绝给刘少奇提供机会。让谁讲话不让谁讲话，根本没有程序规定。谁是最高领导，谁就是全部程序的代名词。他不让你说话，历史的浪头就一下子将你埋没了。

八月一日，毛写信支持北京学生。三天之后，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刘、邓很不耐烦地招架。权力斗争的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将不服和抗议付诸行动，就会有突发事件出现。这是个重要时节。毛泽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关节，于是指示将情况通告林彪。从政治中心刮起的台风，吹到了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那里。

八月六日，林彪直飞北京。林彪一下飞机，就将消息转达到毛泽东那里。林彪好象一尊护法神。他的到来，使毛泽东完全放心了。毛泽东立即决定把他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张贴出来。别看只有二百三十多个字，可那是一张战书，当时谁看了都得发毛！

周恩来看了大字报，整个晚上都没睡觉。他想去毛那里摸个底。

邓颖超说：“我看那样做不好。如果主席说的是你，你又当面问，那该多难堪。”

周恩来想：我就是要这样来个当面试活。如果是，我好想法子。如果不是，我也放心了。该虚与周旋的周旋，该当面戳破的当面戳破。暧昧是不行的。他看看妻子，说：“我喜欢坦白，还是有话说到当面吧。”

邓颖超说：“你要小心。”

周恩来说：“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如果批评的是我，也是一种教育帮助嘛。不过我相信不是我，至少主要的不是说的我。” 

次日，周恩来见到毛泽东，象个不经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似的，诚惶诚恐地问：“主席，您的大字报，我看了。主席是不是指的我那个‘马鞍形’？您看，我要重新加深认识吗？”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事情。当时周恩来领导制定钢生产指标。因为前一年的产量过高，影响了其他计划的执行，周就将当年的计划降低，调整一下产业结构。如果搞得好，下一年可以提高。如果不行，到时候再说。当时为了免受激进派的指责，周故意将后年的指标定高些，使三年的生产坐标看起来象马鞍形。毛曾经批评周恩来的那个计划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毛很爽快地否认道：“你担心什么，那算不得一回事。” 

谢天谢地，没有我的危险。周恩来放下那颗惴惴的心，小心地将喜悦藏了起来。他打开提包，向毛介绍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准备情况，就匆匆告别了。 

在八月八日的中央会议上，周站在毛一边，通过了《十六条》。 

《十六条》通过后，春藕斋开始萧条。

（来源：《刘少奇邓小平曾联合决定罢免毛泽东的一切职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3f280f0102w4m2.html）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的前半部分以揭发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为主题。四人被革职审查，被称为“彭罗陆杨事件”。后半部则议定了标志性的《五·一六通知》 。

毛泽东又拉起“文革”的旗帜，1966年5月16日发出通知，1966年5月28日成立小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各地正按既定计划开展四清运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他，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在党内最高层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已经达到严重妄想的程度。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标志，也成为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当时被《红旗杂志》称为“伟大的历史文件”。 五一六通知在发布后的一年内都属于中国共产党二级机密文件，只有17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从此成为公开文件。） 《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定型于中共九大）奠定了基础。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它指责《二月提纲》及其作者“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它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以革命名义攻击当政的温和派（当时称走资派）。

此后未预期的社会重大破坏、运动失控与领导层的歧见，导致在1969年时毛泽东草草宣布文革结束，但史学界一般认为仅是降温措施，其极左路线并未有检讨改变。文革应正式结束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以及10月6日中南海粉碎四人帮，主事的四人帮终于遭到反对派逮捕，持续时间长达十年。

在18日会议上，林彪讲了一篇后来称为“五·一八讲话”的关于防止政变的话：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当日会上，周恩来等也说了类似的讲话，周大骂中宣部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

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及倡导个人崇拜。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同一天，《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

5月24日，在林彪、江青等人授意下，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

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唐朝著名诗人李贺,诗风怪诞,人称「诗鬼」和「牛鬼少年」。 在评价李贺的诗歌成就时,杜牧写道:「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 形容李贺的诗歌风格「虚荒诞幻」,简直不像人间所有,从此之后,「牛鬼蛇神」慢慢被引喻为歪门邪道、阴暗丑恶的东西。 最早将「牛鬼」和「蛇神」组合在一起使用的是唐朝诗人牡牧。

毛泽东在其文章、讲话中，曾习用此语：“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 这是指传统戏曲中的鬼戏。后来借指右派，如“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1960年代则进一步泛指敌对势力：“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1963）“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语义有对象和宽窄的变化，但都是作为负面社会形象出现的指称符号。

陈伯达1966年5月31日接管《人民日报》，口授、修订的第一篇社论（6月1日），就是阐明文革目标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该词被用于指称“盘据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爷’”，社论指控这些“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做“资本主义复辟的梦，……制造复辟舆论……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这篇社论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全文刊载，该词便广为传播，流行于文革全过程。

由于该词本来词义宽泛，未经严格定义，被借作为政治概念，弹性很大，先后经历了许多演变：从最初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很快发展到指称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后来主要指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凡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打入另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都是。最后蔓延到只要是造反派、当权者不喜欢或认定应打击的对象，无论你的出身好不好，已否做过历史结论，还是说错了一句话，行为作派与众不同……都可以定为“牛鬼蛇神”。它成为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对这些人的处理，也象他们罪名的确立一样，随意性较大。因为没有法定的政策界限。轻的被贴大字报、批斗、审查，剃阴阳头，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牛棚；重的被迫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遣送农村落户，注销城市户口，甚至家属亲友也受株连。

据统计，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达三百多万件，被投入牛鬼蛇神这张天罗地网里的涉及人数逾千万。进入统计的，都是立过案并有结论的，还有部分未立案、未记入档案的，因此实际人数应当还要多些。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这是一篇像亩产万斤粮一样的文章，陈伯达或说人民日报把文革玩成“破四旧”，对文革产生的“修篡”和误导是最严重最毒害的， 是文革灾难的第一责任人。也埋下了陈伯达被毛泽东打倒的理由。

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控“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号召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第一次使用“黑帮”概念。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都叫做“黑帮”。其间蕴涵着运动指导者由此及彼、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战略步骤。随后在全国掀起了揪斗、打倒黑帮的浪潮。

由于“黑帮”外延模糊，带有团伙性质，最初提出黑帮概念的表面是指政治上表现反动的人，同时也暗示文革针对的是组织化的走资派集体、系统（文革最早被抛出来的黑帮团体是彭、罗、陆、杨和北京市党政宣传系统）。这一提法，起了既宣示运动目标，又麻痹在位官僚警惕性的作用(利用其侥幸心理，软化他们的抵抗)。又由于该概念的模糊性，揪斗、打倒的范围在实际运作中很容易被任意附会，无限蔓延，由此及彼，藤蔓株连，举凡政治主张相同、上下级关系、思想趣味接近、同乡朋友，都可以被网络到“帮”里去“黑”一下。实在找不到整人罪名就给戴个“黑帮”帽子，弄得人人自危，形成了普遍的恐怖。

层层揪黑帮，层层领导都抛出一两个下属当替死鬼，丢卒保帅，成了一时奇观。在南京是匡亚明（南京大学校长），在四川是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张黎群（四川日报总编），在重庆是郑思群（重庆大学校长）……甚至连最普通、微不足道的基层单位，也可以揪一个出习惯舞文弄墨的人来当黑帮。促使人们──从官僚到普通百姓──都在尽力批判别人的积极表现中，开脱、保存自己。这一防护机制到工作组被否定以后，也顷刻失效了。官办由上而下的揪黑帮，因而转向造反派组织民办由下而上的揪黑帮，对走资派的攻击才正式揭开了帷幕。

造反派组织民办揪黑帮宣泄了底层淤积多年的干群冲突，其反弹力更足、更大、更疯狂、更持久。

“黑帮”是一个过渡性概念，其作用就是要引导出“走资派”概念。一但后者被提出来，前者虽然还在使用，但它的风头就被后者抢去了。它不如走资派那样贯穿文革的始终。由此可以看出文革的重点所在。“黑帮”的概念同样也被“牛鬼蛇神”这一毛泽东所提出的概念所取代。

1966年六七月留守北京，一面发动揭批彭、罗、陆、杨，一面向中学和大学派工作组，往死里整人的正是刘少奇。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４８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２０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所有和我交谈的）师生都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

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凌晨召见“5大学生领袖”时，为他们调解派系冲突，并批评了学生们的“武斗”活动，召见后“5大领袖”回到学校随即放下武器、拆除工事。

7月29日的讲话成了压断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华有人写了一条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大家认为不得了了，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乱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保护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刘少奇同志讲到这里，毛主席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刘少奇的讲话被打断，全场掌声雷动。实际上毛完全是冲着这句话才突然出来的。毛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都扇到地上去，刘少奇不得不弯腰下去拾。毛泽东此时走到舞台前沿，全程震耳欢呼。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其中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刘亭亭。

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 。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北京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林彪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显然，在刘少奇因派工作组受到批评的情况下，林彪的讲话指向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失势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是他身上的符号，却没有公开点名。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

1966年蔡立坚18岁，是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红卫兵大串连时，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连，途经山西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蔡立坚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的日子很苦。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琢磨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一直到长征队已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告别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办过一系列手续后，1968年3月，她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名新社员。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毕业生，前往内蒙古西乌珠峰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起程的那天清晨，他们汇集到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画像，宣读了誓词，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内蒙大草原的红卫兵。1968年2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55名红卫兵摘下袖章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首都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大量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及一些受运动冲击的“专政对象”??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5500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334万元美金、价值330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240万民国银元，以及3.7亿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

针对出现了许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

第一次自下而上由群众判定共产党：

早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前，上海已有少部分学生上北京串联。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一经报纸和广播传开，上海学生马上也要求去北京见毛主席。8月22日晚，近二千中学红卫兵聚集在上海最主要火车站－－北站，要求去北京串连。上海铁路局请示铁道部，铁道部又请示国务院，最终同意让学生派代表，免费加开一趟列车。这是上海第一次大批学生免费外出串联。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大中学生大批涌向北京，北京红卫兵则去向全国各地，形成全国性大串联。毛泽东支持大串联，认为有利于将文革推向全国，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

上海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又地处北上南下交通枢纽。大串联的学生，第一目的地北京，第二便是上海，此外，还有“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韶山。上海和全国一样，经受着大串联的超负荷接待压力。

从1966年8月15日开始。开始有少量的北京红卫兵陆续来上海。到8月20日以后，来上海的学生渐渐多了。

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他们自己称为“南下”。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有三次较大规模，后来被研究者称为“北京红卫兵三下江南”。

8月24日，20多个北京红卫兵乘火车来到上海，这是自8月中旬以来人数比较多的一次。都是北京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没有人派他们来上海，他们是想来上海看看，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上海人，去北京念大学的，也有人小时候曾经在上海生活过。这些红卫兵主要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学院，还有一些北京的中学生。

8月30日下午3时，在当时上海最大室内会场“文化广场”开大会欢迎来沪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北京红卫兵初试锋芒，将上海市委对他们的欢迎会，开成了他们对上海市委的批判会。曹荻秋说：“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无这种思想准备”。曹荻秋马上于当晚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委遭到冲击时如何开展工作，会议直开到次日凌晨。最后决定，为了防止因红卫兵冲击而无法工作的局面，将办公地点转移到别处，共三项措施：1.今后接待红卫兵只接待少数代表；2.将市委书记处搬到江南造船厂去办公；3.市委的书记们都搬到市委的一个招待所去住。 曹荻秋还布置调查一些北京红卫兵们的背景，“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

但是，市委这次转移工作地点的措施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打电话来联系工作的周恩来发觉。经周批评，市委书记处只好又在一个半夜搬回康平路。

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101中学、北京师大一附中、北京八一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30多个学生来到延安西路200号大声呼喊，要见上海市委领导。

延安西路200号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大楼，但门口没有牌子。中共大多数机关都不对外挂牌，老百姓从来不被知道共产党的机关在哪里。大多数上海市民过去只知道这里可能是大机关，但不知是何机关；直到北京红卫兵在这里引发事件后，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上海的中心枢纽中共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说，昨天红卫兵在文化广场宣布的五条决议市委没有执行：“10分钟之内把曹荻秋找出来，否则要动武了！”在一旁围观的上海市民上千。中午12时左右，北京红卫兵冲进机关大院。由于受到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这后来被称为“8·31事件”。 来上海的中学生，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目标。他们不满意的是上海对“牛鬼蛇神”太客气，“文斗”变成“温斗”。但是，一些北京的大学红卫兵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对血统论并不热衷，他们不满的是上海运动“没有真正开展”。 他们去这些学校支持和鼓励因造党委反受到压制的学生或派别。他们还去一些文艺单位串联，例如上海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上海舞蹈学校等。这些单位都有因提意见而受领导压制的情况。他们支持受领导压制者，向社会呼吁。他们人数少，能量大，活动能力强，早期上海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就是他们放大至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例如青年话剧团的“刘贵琴事件”，黄浦京剧团的“孟庆钊事件”，上海舞蹈学校对芭蕾舞剧《白毛女》评价的“毒草”、“香花”之争，上海海关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的两派之争；被单位压制的青年报社记者游雪涛的平反，都与他们的奔走有关。 

和那些中学生不同，许多来上海的北京大学生的批判矛头对着上海市委。他们认为，上海的文革运动落后许多，还是在各级党委掌控之下，文革就是要打乱这种秩序。因为《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上海的各级党委包括市委，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基层党委不敢引火烧身，是因为市委对运动的导向有问题，这使上海运动冷冷清清。他们认为，各级当权派都应接受文革考验，所有干部都应接受群众的火烧和炮轰，是真金不怕火烧。

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南下，遭到上海市民抵制。他们宣扬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论”，尤其引起一向温良的上海市民反感，甚至同样拥护“阶级路线”的上海的干部子女们，也大多数不赞成他们的极端观点。

就在第一次南下北京红卫兵大多离开上海之际，又有一大批红卫兵出发前往上海。

还是在第一批来沪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陈丕显多次电话请示周恩来总理怎么办？周说可以派二千名红卫兵来帮助你们。

周恩来让他们去上海，还说是交大和复旦红卫兵围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无法开展工作，周恩来通过周荣鑫同志和“一司”商量，能不能派一部分红卫兵南下，宣传党的政策，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而学生还是要在校园里闹革命。

“一司”立即组织了由北大、人大、矿院等院校组成的，精干的先遣队南下，为南下兵团大部队打前站，重点安排好大队人马的接待、吃、住等问题，并为大部队南下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了解上海地区的运动形势。先遣队得到叶帅（叶剑英）的支持，叶帅的小女儿叶小英参加了先遣队。

这次南下红卫兵的主体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首都一司”），到上海统一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下兵团”，共二千名大学生；另有一百名中学生，也一起参加南下。

9月10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司”南下兵团，周总理明确指出上海市委是中央信任的，是革命的。南下兵团正式成立，总指挥章盾之（空军卫生部长、第二军医大学校长之子），副总指挥谭怀远（谭震林之子）、吴蒙尔。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南下兵团还带了100名中学生南下，组成16纵，队长是19中的姚小康，政委是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

市委要求各级党委为北京红卫兵活动提供方便，上海负责接待这批红卫兵的部门，特地为他们安排许多活动，例如与著名全国或上海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座谈，参观象征上海工业成就的上海重型机器厂万吨水压机，等等。总之，尽量向这批小将展示上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指望这第二批红卫兵多少能对前几批北京红卫兵的偏激行为有所制约。9月19日，曹荻秋在刚被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的文化广场，向这批红卫兵介绍上海情况。
 
但事与愿违。第一和第二批到上海的红卫兵大都是最早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女为多。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中学生。第二批红卫兵虽然以大学生为主，但仍有上百个中学生，组成第16纵队。这些中学生在北京时就将殴打运动对象或“四类分子”当乐趣，赴上海又将血腥暴力一起带来，没有丝毫收敛。他们感兴趣的是上海如何“破四旧”，如何批斗“黑六类”，如何贯彻阶级路线。他们还沉醉在北京“红八月”的功勋中，打算在上海再重演一场“红色恐怖”。 但这批北京红卫兵的作为却完全不是上海市委所能控制。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据9月15～17日的不完全统计，3天内共发生30起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被打者达100人以上。他们抄家，对抄家对象接连几天地肆意殴打侮辱，打成重伤，打至昏迷，打得大小便失禁，还不许送医院。这样情景当时在徐汇、卢湾、南市、静安等区时有发生。

其他地区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也学着北京红卫兵草菅人命。11月，在漕溪北路，几个山东军队干部子女在3个上海军队干部子女带领下，到漕溪北路一户人家抄家，名单是居委会提供的。他们砸光所有家俱、门窗，打死这家的老太太。为了证明老太是否真死，还拎了壶滚烫开水往躺在地上的老太身上浇。如此残忍的行为引起众怒，死者儿子是天马电影制片厂的照明工，叫来上万居民包围打人者。市委只得赶紧派人疏解，最后不了了之。

北京红卫兵仍觉得意犹未尽，还想策划更大规模的血腥批斗：“让我们批斗给你们上海人看看，该怎样对待那些资本家和黑帮！”他们打电报给周恩来，说要在上海揪一万个资本家游街，被周发电报制止。

如果说，第一批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留下的是自以为是的张狂形象，那么，这第二批北京红卫兵留下的则是惨无人道和灭绝人性的嗜血残忍，引起上海市民的强烈不满。上海市委疲于处理频频发生的事端，陈丕显让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往中央打电话向陶铸求救，并建议国庆节后停止大串联；曹荻秋也给周恩来打电话，一面让人收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行为向中央报告。

北京红卫兵不但加剧上海混乱，也在全国各地造成混乱。9月下旬，周恩来亲自起草和批发电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告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其他“红卫兵”组织，迅速结束在上海活动， 9月25日，上海市委向北京红卫兵传达了中央指示：一、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二、迅速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参加国庆节组织和维持秩序的工作。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遂于28日返回北京。回京后，他们受到周恩来接见。

就在第一第二批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之际，北京红卫兵运动正经历一场大分化。9月6日，以平民子女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首都三司”）成立。“三司”与之前以干部子女为骨干的“一司”和“二司”不同，斗争锋芒直指“党内走资派”，他们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

第二批南下红卫兵回北京没多久，10月，“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大批来到上海。这次人数更多，时间更长。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他们到上海后，组成“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一些参加过“9·4”冲击上海的第一批南下红卫兵也加入他们。而此时，上海各大学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崛起，将斗争矛头从校园和工厂转向市委。

第一批和第二批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和上海红卫兵的印象不佳，甚至非常恶劣。上海市民和学生不喜欢他们目中无人的张狂及居高临下的霸气，更反感他们以打人取乐的血腥和丧失人性的暴力，他们始终没有和上海市民或学生甚至造反派融合。直到第三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上海的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才真正与北京红卫兵联合起来。也只有到这时候，上海的文革发展才真正切入毛泽东想达到的正题。
 
上海局势越来越乱，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已经没法正常办公，只能转入“地下”或“游击”办公。面对这场真正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有干部都心中无底，不知如何应对。过去领导运动只要紧跟中央文件；而此时中央下达的文件根本无法执行，

还是在8月25日，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去上海戏剧学院串联，之后，市委便几次打电话给张春桥，希望他能回上海。张春桥后来对人说：他们催我同姚文元回去，企图拿我当挡箭牌，我才不干。到后来，陈丕显等打电话给他，他干脆不予答复。9月初，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那几天，陈丕显让秘书打电话给张春桥，说“上海最近情况很紧张”，“希望张春桥经常给曹荻秋打电话”，“同上海通通气，多了解一点上海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但陈丕显几次和张春桥通电话，都很不愉快。陈丕显对人说，“我都懒得和张春桥通电话”，“春桥同志是我们推荐给江青同志的，现在他取得了江青同志的信任，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啦”，“春桥同志不愿回上海，他在北京舒服，只是参加大会，也不解决具体问题，住的地方又什么人都不敢去冲击。”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让各地造反派联合起来。毛泽东通过全国性的大串联，打破封闭人事制度所形成的批评本地区本单位领导的高风险，让一批地方党组织奈何不得的外来力量，去冲击本地区本单位老百姓不敢对抗的顶头上司。所以，曹荻秋在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8月底，虽然曾布置人打长途电话往北京，查问闹得厉害的北京红卫兵的情况；但充其量也只能查问而已，无法像对待上海地区的学生那样，通过学校对他们施加影响。上海市委对这帮外来的造反者，除了向周恩来、陶铸告急，束手无策。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批判，作为执政党工作机构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名存实亡。于是，中央实际存在两套系统：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以及以周恩来和陶铸为首的国务院系统。各省市党委与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上下级关系，依照以往的正常工作渠道，他们应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或国务院汇报下面的工作和情况。书记处名存实亡，他们只能向国务院汇报；但即使是周恩来和陶铸，也无法将下面反映的艰难和混乱状况，再向文革的实际决策中心传递，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想听取下面对文革的种种抱怨。各省市的反馈失去以往的程序性渠道，信息被中央文革小组有选择地传递。这是下情上陈的梗阻。而毛另立”中央文革小组“作为自己开展文革的工作班子，抛开常规的严密系统：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委员会-各省市党委-各级党委，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书记处制定文件然后层层下达，而是直接向学生讲话发号召，或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个权威报刊发社论，”战略部署直接与群众见面“，虽然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下达，但因讲话人江青、康生等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具有了非常的权威性。这些讲话使红卫兵总是得风气之先，无形解构了各级党委对中央决策信息的先知权和解释权。这是上情下达的梗阻。

在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和威望超越于政府、法律、执政党之上时，毛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评判、每一个决定，就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中央文革小组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是毛的思想的最先知晓者。谁能够揣摩到毛泽东思路，谁就掌握话语主动权。本来，干部阶层长期拥有对真理的解释权，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就是他们对信息的垄断，垄断信息就能垄断真理。而这一次，毛泽东的整肃对象却正是整个中央决策层和干部阶层。信息传递过程的颠倒，使以往处于信息被动状况的底层群众，在许多时候能够比以往直接了解文革决策层的意图，这使群众参与文革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干部阶层以往靠着垄断信息所形成的强势被改变，他们有时得到的运动信息还没有红卫兵们及时。这是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造成话语权的转换。而这场话语权的转换，正在为即将于1967年1月开始的权力转换进行铺垫。

文革的对象，在文革初期有着数次转换。在聂元梓大字报之前，批判对象是与《海瑞罢官》有关的人和事，由各级党委组织批判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掀起批判本单位”牛鬼蛇神“高潮，由各级党委抛出本省市地区或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发动群众贴大字报。这是文革对象的第一次转换，不过，转换的权力仍然掌控在各级党委手中。北京红卫兵运动兴起，学校领导和驻校工作队成为运动对象，这是文革对象的第二次转换。这次转换，是对共产党政治运动形态的颠覆，标志着文革不但挣脱了各级党委的掌控，而且使各单位党委成为了批判对象。而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和全国串联，又使运动对象发生第三次转换，从各单位领导，上升到各省市领导。这两次颠覆，确实具有真正的造反意味。

北京红卫兵对上海市委的指责非常鸡毛蒜皮，第一第二批来沪的红卫兵大都是干部子女，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批斗共产党执政17年来一贯打击压制的”阶级敌人“，所”炮轰“的内容也是市委”对阶级敌人批斗不力“等。他们来上海时，正是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崛起之时。他们如果还在北京，只能划入与毛泽东文革运动方向格格不入的”老保“阵营；但到上海，他们”炮轰“的对象是包庇”阶级敌人“的上海市委，换句话说，他们的话语虽然还是”血统论“、”红色恐怖“，但因为上海市委不同意这些观点，所以他们又将批判矛头指向上海市委，于是他们的斗争方向正与毛泽东所要批判的对象合拍。

真正成为上海造反派的启蒙和先驱的，是那些一开始就认为上海各级党委必须将自己作为文革运动对象的北京红卫兵们。文革后再看这些当年的大学生，透过文革式”炮轰“、”火烧“的话语外壳，是对当政者的质疑，这是被毛泽东”大民主“催生的朦胧的权利意识。

在《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不许当政者利用专政工具迫害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后，他们驾轻就熟的政治资源和政治路径便只有发动和组织他们所认为的”左派队伍“保卫自己。

原来各级党领导干部所熟悉的那套整阶级敌人、整政治边缘分子的话语体系，

北京红卫兵的到来，促成了这两套话语体系的转换，发生在上海市委门前的辩论，正是毛泽东所支持的北京红卫兵们，向上海市委争夺文革话语权的具体体现。上海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的鼓舞下，正集聚力量，蓄而待发。这一时期--1966年的6月至8月，虽然在所有校园及工厂内，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原来的那套话语；但是这套话语正在转型，到了9月，在社会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运用的已经是毛泽东所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炮轰省市委“话语，而且很快就将发展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打倒走资派“的话语。

这也是政治身份评定权的争夺。北京红卫兵在”炮轰“上海市委时，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颠覆共产党执政以来各级干部将人划分政治等级的权力。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划分群众的等级身份，按”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等标准给群众排队，贴上名分标签。而对上海市委的”炮轰“，是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后，第一次自下而上由群众判定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是否”革命“。政治分层的评判权，正在开始向群众转移。当然，评判的标尺不能超出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原则。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他们对上海市民的榜样意义，在于他们将市委作为造反对象。而在此之前，上海的学生或工人造反派，都还只是在反学校或工厂的党组织。上海市委门前的大辩论，以对上海市委的评价为分水岭，在上海市民和学生中划分出“保”派和 “反”派，也即是不久阵线分明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激励下，更在北京红卫兵积极推动和组织下，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迅速崛起，不久更将组织起来，酿成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8·31是上海市委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失败。中央决策层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解构了上海市委一贯正确的权威形象，而且为以后造反派的进一步”打倒“，铺垫了话语准备。从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开始，上海市委处境每况愈下，越来越被动，直至最后被打倒。(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 －－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作者：李逊)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

1966年11月27日，谭震林就今冬明春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向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写出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与四清的结合，《十六条》上是两种提法。看来，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只要贫下中农大多数没有意见，也不准翻案，四清工作队也应肯定。但是，各地原来的四清部署和做法，还有不少框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包办代替等等，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大民主的经验，就不能再按原来的一套部署去做了。应该加以改变，不改变也行不通。因之，似以明确肯定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的提法为好。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

。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六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

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又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样，四清运动就无法开展下去，而让位于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

毛泽东在离京前的1967 年7月17日晚20时许，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周总理等一些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毛主席谈了他离京后的工作问题，说办公厅主任可以叫戚本禹代理。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说：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

1967年7月中旬，陈伯达在一件关于批判刘少奇的 “请示报告”上圈阅同意，并将刘少奇三个字中“少奇”两字勾掉，又在“刘”字后面加上“邓、陶夫妇”四字。7月18日，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数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批斗刘少奇誓师大会。毛泽东知道后，让汪东兴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请周总理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在这个语境里，批斗刘少奇是“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是阳奉阴违地组织批斗了刘、邓、陶夫妇”。汪东兴是否有意就批斗刘少奇的问题有意撇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责任，值得进一步揭示。

“刘少奇专案组子虚乌有”。对刘少奇的问题都是归在王光美专案组里。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

1967年夏，中央改组了专案审查小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此后所有中央专案的最终结论都是周恩来签署上报中央会议。军队组主任是杨成武（后为黄勇胜），政法组主任是谢富治。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谢富治，对刘少奇问题审查最后是周恩来签署并报中央会议，而且有报道称，周恩来在刘少奇审查专案结论报告上签批了“此人该杀”（未见证据），此事有待正式文件揭密。

按照周恩来1967年9月18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解答为什么没有及早批判刘少奇，是“一个人犯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没有像彭真、贺龙、刘少奇一样专设专案组，对邓小平而言有点掉价。同时说明他问题的性质并不严重。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把专案组的材料正式提交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刘少奇被打倒后负责人是周恩来，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刘少奇被打倒后很少再与中央高层交流，邓小平却可以通过汪东兴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刘少奇被打倒后很少见到毛泽东对其评价，邓小平则多次被毛泽东提起并作肯定性的评价。当戚本禹文章提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小平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指邓小平──论者着）同刘区别一下”。毛泽东在1968年九大召开前的视察途中谈到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是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谈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至少是常委。”连邓小平本人也承认：“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这些都是邓小平女儿毛毛在邓小平生前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讲的。

邓小平历史上是“毛派”，他在解放前和解放后许多关健时期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充当着一线先锋的角色，并且从来没有夺权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邓小平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亲自主持落实，把很多人打成“右派份子”和“右倾分子”。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与苏方针锋相对，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形象，使毛泽东大为满意。邓小平不属于刘少奇体系，他虽然在高岗和铙漱石的问题上站在刘少奇一边，但在反右中积极，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在四清中态度与毛泽东相近，在彭真的问题上没有搞到一起。他基本属于红区派，与周恩来等代表的“留法派”也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从１９５６年开始，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与刘少奇一起负责日常工作，长达１１年。这其间，他其实是在为毛泽东监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之于刘少奇，有如汪东兴之于林彪。文革中，邓、汪二人为毛泽东“诱敌深入”，使刘少奇的工作组“做错事”，使林彪在庐山“说错话”，给毛泽东制造“生气”机会，接着阴谋整人。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刘源说，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 （公道说黑白 ：邓小平﹗毛泽东的Mole﹖）

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 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 月中，原本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被红卫兵夺权。

文革时代艺术家并将毛泽东的形象应该是“红、光滑、发光”的表现方式来显示毛泽东本人是光的主要来源，无产阶级专政的独裁专政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识形态及口号之一，表现在数张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传海报中，在1949年文盲率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为57%的历史背景下，以海报图文的方式去对大众宣传特定想法及口号。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59]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英国统治的香港，这种风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已经升级。这种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参考消息》转载的苏联“斯大林小组”《文化革命真相》的长篇文章指出：“文化革命是以毛泽东和林彪为首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原则性斗争。这场斗争是中共同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高岗、饶漱石集团；一九五八年彭德怀集团）长期斗争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和结果。这场斗争之所以困难和艰巨，是因为中国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和国家里夺取了发号施令的岗位。”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因刘少奇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务空缺。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中开宗明义写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场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尖锐反复斗争的必然结果……就可以知道苏修这次的武装挑衅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

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966年5月毛泽东提出的五七道路是战前准备的战略，对这一代的设想是到工农兵中轮训，主要的还是以学为主和完成教育革命，这也是张春桥高度领会毛泽东思想之后在67年抵制周恩来式的 “跨省，赴边疆，插队为主” 的下放方式的原因。张就是想尽快在上海搞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模式来，实际上那个721工人大学就是上海兵团夭折后的另一波教改尝试，但是周恩来逼得紧，必须让老三届全都运离三市一省！ 说是无法就近安排，但老三届外带69届都“远走低飞”之后，70届很大一部留城，71届后大都在各城郊插队，红卫兵走了，文革基本结束了。老人家一挥手，周满意了，张无声了。

“1967年11月22日，李先念批示同意上海市革委会《关于筹建上海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报告》，并请周恩来，张春桥审批。” 看来李先念当年曾主管上山下乡，但他那时不理解周恩来的思路，而毛泽东那时还在忙于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我们可以推论出当周恩来否决了张春桥在上海外围建兵团（保留上海户口）的设计后张非常气愤，因此说了下面的话：（《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张春桥 1967.12.06）：“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

我们看到了文革中的中央文革是反对“北京要去内蒙、新疆”的跨省上山下乡的，张春桥是“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他甚至说“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但这是不容易，有许多困难"! 

1967年底张与周就在老三届上山下乡问题上顶起牛来了！很明显，张认为周在破坏文革和破坏教育革命并制造了很多“困难”。但他玩不过老周！因为老周能在毛泽东的“上书房行走”，而且老周玩得是你左我比你还左！老周明白只要红卫兵不散他就可能被整倒，1967年5月，红卫兵搜出“伍豪”档案上交，中央文革开始借“伍豪”的历史遗案对周恩来发难，他的反击是软功夫。现在回过头来看，周恩来破坏文革玩的是“偷樑换柱”，也就是红卫兵跨省到边疆下乡，不惜招收青年农民进城。老周玩张春桥的绝招是：《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１９６８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

《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１９６８年安置经费２.５亿元，拟根据各地计划分配下去，没有完成计划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费上缴中央，不再留给地方结转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

在68年5月似乎周恩来直接主管上山下乡了，李先念“靠边站了”，老李在68年先把子女送去当兵再说。看明白了吗？张春桥把周恩来当成阻挠教育革命的“困难”，而周恩来把张春桥说成是对上山下乡“阻力甚大”。老周说：“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被周恩来牵着鼻子搞出来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不伦不类的最高指示出来，因为老周在68年5月就说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但是那时毛泽东还没完全倒向周，上海更没闲着，又搞出个“721”工人大学来，毛还在68年7月21日发了批示，但是转眼到了7月底清华爆发武斗死了人就把老人家彻底激怒了，最后天平倒向周，中央文革败在老周手中，红卫兵的命运是“不搞斗批改就斗批走，扫地出门，走光”。

毛泽东等在清华红卫兵武斗杀害工宣队员后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讲话：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七二一指示”〕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搞不出名堂就拉倒。（http://shzq.net/pjq/thread.asp?tid=15276）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风潮也随之涌起。与红卫兵造反不同的是，绝大多数造反知青关注的是自己的“户口”，他们集中抨击“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求返城，要户口，要工作，并自发地形成了各市、省、自治区乃至全国性的知青组织。

1967年6月29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报告，目前全国返城下乡知青估计已达40万人以上。新疆、四川、湖南、广西等地下乡知青已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有即将大批进京上访，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趋势。这显然是当时决策者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造反知青为维护自己利益所进行的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没有成功。

1967年1月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接见群众时对下乡青年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的社论，号召尚逗留在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立即返回本地闹革命，积极参加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应立即返回，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精简下放人员要安心农业生产，不得回原单位复工。

2月20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的编者按语。

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角度阐述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的必要性，要求城乡群众支持、欢迎逗留城镇的下乡青年返回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重申“上山下乡支边的青年，不要回城要求落户。”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参与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军宣队随即进入学校，将学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

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各地串联的学生立即无条件地返校，终结了红卫兵大串联。

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然而学生复课后，许多严峻的问题很快凸显出来。首当其冲的是全国未离校的1966和1967两届中学毕业生已达403.2万人（其中高中毕业生54.8万人，初中毕业生348.4万人），1968届即将毕业的中学生有598.4万人（其中高中毕业生79.4万人，初中毕业生519万人），这三届毕业生（俗称“老三届”）约有40%家居城镇，分配问题刻不容缓。是年10月22日，教育部提出，毕业生分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1968年 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提出对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以插队为主的安置方针。

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关于1967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重申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规定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

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8年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从1968年11月中旬开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边疆、工矿、农场和各级基层去当普通劳动者。

（《上山下乡：从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下）》，黎秋山）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毛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其后几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相结合，逐步演变成为一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大批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在“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人们经常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习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觉得世界上乾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乾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乾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73]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74]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79]。

毛泽东要斗私心批修篡反凌虐，要无产阶级（老百姓）的文化，不要资产阶级（有特权有特殊待遇特殊作风）的文化；要表达不要压制，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他对队员和群众的信赖和对具体事项的管控不到位让坏人有机可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5月设立的一个机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的性质，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

该机构于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人员有：

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

同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威至高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该碰头会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但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就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1969年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此时，它的紧跟毛泽东的成员都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陈、康为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另三人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后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体进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动消亡。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六，1969年5月—1971年：

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

常规讲：“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漠。由于林彪曾作为“副统帅”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其灭亡自然对曾作为红卫兵冲锋陷阵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内心造成极大的冲击与震撼。义愤填膺的批判过后，偶像破碎了，冷酷无情的现实与逆向思维结合，像梦魇般地吞噬知识青年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心灵，动摇和摧毁其已经不太稳固的上山下乡的热情、思想和理念。特别是一些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拉关系、“走后门”， 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个从边疆和农村弄回了城市之后，许多知青以各种消极的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抗，怠工、赌博、偷窃、群殴等不良行为的出现，导致知青同当地农民关系紧张起来，知青们开始以装病、自残、甚至出卖肉体为代价，逃离乡村，返回城市。

七，文革阶段总结：

1966年5月:

文革初期刘邓用的是文革前整人的老一套，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打“黑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引蛇出洞抓右派。照这么搞下去，无非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反对工作组的王大宾在劫难逃 。造反派还出于被压制的少数派地位，根本不成气候。

1966年6，7月:

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9月:

8月通过的文革《十六条》，进一步提出“破四旧”。当月老红卫兵发起“砸烂一切四旧”的行动，全国各地竞相效仿，迅速演变成一场毁坏传统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大扫荡，大量文化古迹惨遭破坏，大量民间文物珍藏毁于一旦。这一轮浩劫在中央文革提出批评后得到遏制，并随着斗争矛头转向打击“走资派”而不再大规模发生。也就是说，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主要发生在文革初期，实施者主要是后来被称为“保皇派”、“保爹保妈派”的老红卫兵。例如北京市文革中被毁的4992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1966年8到9月被毁的。

“红色恐怖”1966年八九月间老红卫兵制造的暴行，他们在“破四旧”的同时，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大规模抄家，残酷打杀，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北京市被抄家达11.4万余户，全国抄家上千万户。伴随抄家的，是拷打杀害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手段之凶残骇人听闻。北京市已公开的数字是打死1772人，未公开的统计打死万人以上。1966年“红色恐怖”时期杀人约10万; 文革初期自杀潮，也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弃世者包括运动初期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及其之女、历次政治运动戴帽者、建国前工商业人士，知识文化精英等。著名者如老舍、邓拓、傅雷夫妇等，全国皆然。笔者所在的成都四中文革初期也有两位教师自杀，一个卧轨，一个上吊。“红色恐怖”中打死人的、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杀人吃肉的(广西4.22事件)。文革初期自杀者约20万。

1966年10月---1968年10月:

主席的主意变了，他要运动群众清洗党内异己。于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驾轻就熟的整人套路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列入名单的右派突然就变成了左派。王大宾们拨云见日一飞冲天，云里雾里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追随大救星的革命斗志可以想见。武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残杀，死者都是文革的牺牲品。武斗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行为，和杀害手无寸铁和解除武装者性质不同，后者属于屠杀。而灭绝天良的大屠杀基本是保守派所为，造反派是其中主要屠杀对象。如1967年七八月间的湖南道县大屠杀，七千多人死于非命，就是城里失势退守农村的保守派与县、区、乡干部联手所为。武斗死30到50万，造反派组织1966年10月以后在全国大规模兴起，至1968年10月中央命令取缔，总共风光了两年左右。

其一，文革中领导干部几乎人人被批斗，但置干部于死地的，主要不是被造反派批斗关押，因为那不过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许多人是扛得住的。因为是人是鬼，还得“组织上”说了算。“士可杀不可辱”者固然有之，但更多是被“组织上”扣上反党黑帮、死不改悔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罪名而置之死地的。你能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许多老革命是造反派整死的吗? 其二，十年浩劫中不断有干部被整死，而造反派大规模批斗干部只有一年多时间，很快就沦为打击对象退出政治舞台，这笔账怎么能都算在他们头上? 其三，造反派打击了一批干部，也保护了一批干部。如王大宾领导的地院造反派，就让十多个省市的老干部到地质学院避难，因而受到周恩来、李先念表扬和拨款资助。而所有的派斗武斗，都是围绕保护或打到某个领导干部展开的，为此死于非命的造反派，比被害死的干部多了不知多少倍。大规模批斗干部只在文革初期一年多时间。

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保守派)转入内斗后，就顾不上他们了。开始整造反派，大多数当权派的日子就一天天好起来。九大以后干部逐步解放，70年代陆续恢复了工作。七十年代末以后，绝大多数干部彻底解放官复原位，罹难者平反昭雪。他们文革中受迫害的经历，成为革命生涯中的关荣一页。其实他们中许多人文革前历次运动制造的冤案，并不比造反派少。

1968年10月------ :

文革十年，造反派付出的代价更大?

到了1967年一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 “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他开始转移斗争矛头。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而且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产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从那之後，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毛泽东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造反派苦斗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後，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　六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後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1968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丁抒）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运动高潮的196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康生指控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他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之后，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分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清队”全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毛泽东为结束文革乱局发起的政治清洗运动，目标是所谓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同时进行“批判极左思潮”运动，合称“批清”运动。运动由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的军队干部领导，相当于又一次镇反运动，实际上是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大批人被整死和镇压。如四川在“清队”运动中就批斗、关押、判刑十多万人，仅成都市就涉及两万余人。(李亚丹：《李大章远去的背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清队”死50万以上;

1970年1月31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同意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党的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为了在短期内杀人够多，产生震慑效果，中央政府把原本属于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整死的主要也是造反派。批清、清查5.16运动先后从1968年初持续到文革后期，整死百万人以上。如四川清查5.16运动高潮的1970年前8个月，全省共发生自杀3887起，死亡3331人。连“当过区供销社群众组织头头”都成为罪状。(同上注)。一打三反、清查516致死约50万。

其间1967年1月颁布的公安六条，就成为各地镇压造反派的口实。紧接着的“二月镇反”造反派遭到大规模镇压，四川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有近10万造反派投进监狱。1968年以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5.16、批无政府主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无休无止的整造反派，无论谁倒台，造反派都跟着遭殃。陈伯达是中央清查5.16专案小组组长，倒台后却成了5.16的“操纵者”;林彪说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一个都不能放过，林彪死了照样整。抓四人帮华国锋主政，又来一个“清查帮派体系”，把造反派和四人帮绑在一起打成“帮派分子”，从体制内彻底清除。邓小平主政，又来一个“清查三种人”运动，公开宣布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实际上只清查“造反起家”一种人，把已经整得七死八活，查得底朝天的造反派头头正式逮捕，重新判刑。保守派派性再严重也不查，刮“红色风暴”的红二代开始接班。地富反坏右都摘帽了，造反派的帽子越扣越重，形象抹越黑。

王大宾奉中央文革之命到成都抓彭德怀，听彭总几番真情道白，发现完全不是原来听说的那回事，对彭总深感敬佩和同情，竟然拒绝执行命令。后来把他抓捕关押，头号罪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文革后判他的刑，头号罪状又变成“诬陷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同志”。欲加之罪，有荒诞甚于此乎?北京钢铁学院20来个学生的5.16兵团写大字报反周恩来，生病住院的王大宾知道后立即给总理和邓颖超写信，表示保卫总理的决心，邓颖超回信称“你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真使我们感动”。白纸黑字摆在那里，还是硬给他扣上“搞反革命政变，反对周总理”的帽子，在暗无天日的私牢里一关就是两年，几乎丧命。颠倒黑白，有甚于此乎?未婚妻什么事都没干过，仅仅因为是他的未婚妻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也几乎被整死。株连所及，大山沟里的母亲都不放过，沾亲带故无一幸免，连小学中学的同学、儿时一起放牛的伙伴都被审查交代“5.16”问题。

王大宾在回忆录中披露，5.16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出来后，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组织均立即表态坚决反击，并把5.16几个头头抓起来扭送公安部。周恩来表示：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下令放人。够大度吧?后来他又说，是不是5.16参没参加组织不重要，“罪行就是本质”，“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够厉害吧?事实上绝大多数受害者是被安上这个罪名后才听说5.16的，大多数抓5.16的人也不知道它为何物，不过视为造反派的代名词罢了。运动中北京高校成千上万师生关押审查，全国上千万人受牵连，300万人打成5.16分子，手段之残忍，时间之漫长，株连面之广，逼死人之多，超过文革所有运动。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的官僚和原强势社会群体构成的保守势力变本加厉的响应是必然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的结局也是必然的。这里没有逻辑，不讲道理，没有法律，不择手段，只有利益。有的干脆就是赤裸裸的屠杀。有如1968年广西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以致发生骇人听闻的吃人肉运动。云南的“滇西挺进纵队”案、内蒙“内人党”案等，也是以造反派为目标的屠杀冤案。造反派武斗中有“血债”的一律逮捕法办，打死人的偿命，打伤人的或偿命或坐牢。

文革前历次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受害者。他们对整人的当权派耿耿于怀，对历次运动造成的灾难有切身体验和更深的认识，文革中响应中央号召起来揭发翻案，被造反派视为受走资派迫害的干部给予认同和保护。西南头号当权派李井泉是四川大饥荒的重要责任人，四川干部对其不满者和反对者众多，文革中群起揭发批判。当年在北地东方红避难告状的四川干部主要就是这样的人。如向中央揭露四川饿死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一贯反李井泉的邓垦(邓小平弟弟)等。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称李井泉为“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的走资派，这批干部被造反派视为好干部，解放较早，有的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工作，从而与失势的当权者形成势不两立。造反派挨整，他们就成了“黑后台”跟着倒霉，如莫须有的“三老会”冤案，就使一大批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认可的干部惨遭劫难。

李井泉文革后期复出，1975年再次当选人大副委员长，与其同时打倒的干部纷纷复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轮番被清洗。

据叶剑英提出的数据，文革中有250万干部受到批斗关押，十一万五千五百余人在关押批斗中死亡。这个数字令人怀疑，因为他同时说文革害死了2000万人。九大以后干部逐步解放，70年代陆续恢复了工作。七十年代末以后，绝大多数干部彻底解放官复原位，罹难者平反昭雪。他们文革中受迫害的经历，成为革命生涯中的关荣一页。其实他们中许多人文革前历次运动制造的冤案，并不比造反派少。

文革十年，造反派被整了七八年，文革后继续整，永远背着罪恶的十字架，半个世纪过去了也不给个说法，一想整人就拿出来说事，那些高呼着“完蛋就完蛋，为毛主席而战”死于非命的少男少女、在一轮接一轮凶残的报复清算中泯灭的冤魂、一生都被毁掉。（《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东夫）

八，文化延续：

刘少奇被文革后，接着是以“专案组”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清理阶级队伍”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两年上山下乡再教育”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一打三反”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批林批孔”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清理三种人”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计划生育”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市场经济”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医疗改革”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国企改革”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赵紫阳六四）”为旗帜的循环；

接着是以“反腐”为旗帜的的循环；

…….

…….

1970年过后，没有了大的群众运动，生活不再那么紧张，开始悠闲，人又有了过剩时间过剩精力开始用公家时间物资干私活，公有制大家拿，官越大越得捞。1971年开始，开始经济改革开始对外开放，依旧延续着中华文化文化。

九，文化反思：

每一次循环或运动，都是1立旗帜，2拉队伍，3建阵地， 4生私心，5搞修篡，6玩凌虐；然后再被另一个循环代替。每次循环都带来大量死伤，或因随意的政策或因随意的主意或因随意的言行，带来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及后代的心理问题等，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更准确说是湖广川地域文化， 这里或这里走出的人是当代历史的主角，更是1949年后北京政府的主角。刘少奇作为人大委员长及国家主席应当建立健全和实践现代法律系统和检查系统，这也许是毛泽东期望他做到的。但他面对问题，创造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桃园经验”，更别说把大跃进玩出“五风”，把“四清”玩成“大四清”，刘少奇作为二把手辜负了一把手的期望。毛刘邓周等一代有过大功有过大过，在社会问题的大跨度上，他们已超出常人尽力跨越，不可能十项全能。当今谁又有能力对中国文化改革或革命? 这才是思考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群体，有活力有自我调整能力。作为中国人的一部份，从瑞金肃反到六四镇压，也遗传了中国人的恶劣的整人文化，以恶劣的整人文化整恶劣的整人文化及恶劣的整钱文化。九二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共产党尽力克服着整人文化，仅在警察系统偶尔出现， 但恶劣的整钱文化得以自由发展。 从重庆的唱红打黑开始，人们在警惕地观察和思考着中国是否在捡起恶劣的整人文化？ 中国是否有必要捡起恶劣的整人文化？

实际上减免国家公务员的特权特殊待遇，建立良性退休制度，建立现代法检警制度，建立现代化政府政党管理制度，承认官员，党员，及群众的正态分布规律，建立对当政者质疑警惕制度，控制极右极左边缘，对人员精神能力有良心分析，中国文化还是有希望的。

当下就我个人来说，必须开始改掉25年来的整老婆文化，建立祥和的家庭，因为普慈特慈的主即给报应又给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