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持之

一

人類歷史上，至今還從未有過另一個政黨象中共這樣，在對其治下的億萬國人犯下如此殘暴與長期的罪孽，使他們承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難與屈辱之後（想想三年大饑荒毀滅的幾千萬無辜生靈），卻仍然在執掌着國家政權。

世界的“奇蹟”，中國人的恥辱與悲哀。

中共政權任何可能曾有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至遲已被一九八九年在北京街頭對學生和市民的血腥屠殺完全勾銷。示威，遊行，請願，絕食，攔軍車等行為，無論在政權眼裡是如何大逆不道，在學生與市民方面，其實還是出於對這一政權尚存某種道德底線的信任或最後希望 ——只要有可能他們總寧願先選擇非暴力的解決方式？總不會真的看着這些青年男女學生一個一個活活餓死？總不至於真的對手無寸鐵的市民開槍屠殺？發生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匈牙利事變、中國三年大饑荒、布拉格之春、十年文革浩劫、紅色高棉的自我種族滅絕（Autogenocide）之後，六四大屠殺是壓垮國際共運的最後一根稻草。它彰顯了這一意識形態的荒謬和這一制度的罪惡，宣告了至此為止一切體制內“改革”夢想的破滅，判定了任何實質性改革的根本不可能。隨着呼嘯而來的彈雨和碾碎活人肉體的坦克，底線突破，主義破產，短短兩三年內，蘇東波所到之處，共產黨紛紛下台，不是解散就是改奉其他主義。除了極個別例外如朝鮮古巴之類，歷時一個半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內土崩瓦解。

作為極權主義形態之一的共產主義，已經死而不可復生。堅稱信奉一個已死的主義為其最終最高宗旨，已使中共淪為一個“殭屍”政黨（a zombie party），而由一個殭屍政黨獨霸的國家政權，當然就只能是一個“殭屍”政權 （a zombie state）。

在非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宗教和文化里，zombie 是一具借了某種魔法或巫術之助而重獲行動能力的死屍。中文一般譯為“殭屍”或“喪屍”。以此為題材的文學和影視作品，西方一直就有，且越來越多，中國的一般影視觀眾，也不會太感生疏。

殭屍者，面目猙獰可怕，顢頇蠻橫而凶暴，一路踉蹌衝撞過來，一路摧殘殺戮過去，如入無人之境，無道德，無感情，無真正的語言交流，完全不可理喻 ——因為他靈魂已死，根本就是一具soulless的行屍走肉。六四大屠殺和蘇東波以後的中共及其政權，正是這樣一具有體無魂的殭屍。西方大公司的為富不仁和政客的鼠目寸光，國際恐怖主義狂徒不知死活不謀而合的“配合與掩護”，低人權對億萬弱勢群體成員的壓榨，低環保對子孫後代基本生存環境的透支，在此合成了那必不可少的魔法或巫術，於是屍身挺起，橫行不止，至今而成習氏太子黨政權。

二

“反腐”是習政權至今為止的第一“政績”，但它全然拒斥公民公眾的任何實質性參與，根本拒絕制度層面的一切真正改革，一概赦免太子黨小集團的全部成員，所有懲罰都無例外地只落到平民出身的官員們身上，這樣的極端選擇性恰恰暴露了習政權對反腐其實毫無誠意。  否則一份《巴拿馬文件》就給了你三個中紀委都弄不來的材料，怎麼偏偏被掩埋得了無痕跡？中國的制度性結構性腐敗，作為殭屍政權的必然後果之一，早已超過數千年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發展到了無處不在無官不貪無所不用其極的瘋狂程度。一個象錦衣衛和東西廠那樣全盤壟斷了司法權力的小集團，在護定了自己人以後，操作中收放自如，指哪打哪，百發百中，予取予奪，在公眾面前賣了乖，抄沒的贓物贓款足可渾水摸魚，又趁機在權力爭鬥中大走其私——把過去二十幾年來被迫對社會其他階層讓步開放的某些政治經濟利益重新搶奪回來。反腐必須由太子黨來這樣反，正因為它與建立廉明政治全然無關，只不過是其父輩們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伎重演而已。

六四政治危機期間中共內部和中國社會的大分裂，暴露了當時鄧陳等極少數寡頭家族對中國一切資源的極端壟斷已經使他們自身陷入空前孤立的危境。為了生存，他們極不情願地向社會其他階層和人群開放一定的資源與機會，因此方有其後二十多年來政治經濟知識三類精英的某種程度上的同盟、共治與分享，雖然三者中誰是最後的主子 未容有過疑問。這一同盟不僅維持了至今的政治穩定，同時也支撐了奇蹟般的經濟增長並滋生了瘟疫般的全社會腐敗。

就管理與主導方面而言，中國的這一經濟增長主要應該歸功於平民出身的官員（如劉志軍之輩），而與太子黨官員基本無關。出身寒微者要想進入官場、生存下來並一步步爬上去，在相當程度上不得不靠實幹和政績起家，因為他們先天只有不利的條件和限制。而從太子黨的角度，這個國家的官場，其實全由他們的父母叔叔伯伯阿姨之類組成。人脈重於一切而又是他們先天的最強項，相比之下實際能力反而可有可無。由不必而不屑，而不為，而不能— —  用進廢退，結果是太子黨幾乎就已經成了無知無能蠢笨蠻橫的同義詞。

就以習近平本人為例，在幾個省市轉來轉去，唯一的目的和功能只是注水豬肉一樣地吹脹他的一張履歷表。就連得了大位以後回過頭來，也還是挖不出什麼像樣的政績來顯擺，而那個野雞博士學位，更如《紅樓夢》裡尤三姐所嘲弄的“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 — 巴不得天下人都得了健忘症才好。“股市一萬點”和“人均GDP八千萬美元”的胡說八道，暴露出他在經濟上與毛澤東（還記得“畝產萬斤糧”和“十五年超英趕美”嗎？）是同一量級的白痴，雖然他在政治“立功”方面連毛的一個零頭都不到。一次又一次，揮金如土勞民傷財之後，一輪到他登場，不是閱兵式上左手崛起作敬禮狀，便是G20間通商寬衣作“雷洋”狀，技止此耳。但他不僅當了總書記加主席，還一人承包了中國所有的小組長職位，以“習大大”玩了一把“慈父領袖金日成”之後，意猶未盡，竟阿亞圖拉霍梅尼一般直奔Supreme Leader 之尊而去。試問其人何德何能而敢如此 —— 除了他的太子黨身份以外？

中國官員的全面腐敗是“殭屍”政權下不可避免的制度性結構性惡果，平民派和太子黨之間有的只是方式和程度的差異。如果說平民派多竊鈎而太子黨多竊國，則所竊之鈎再大再多，罪終不過竊國。竊鈎者紛紛伏誅之際，竊國者則國鈎雙獲併入囊中，不搞到“皇族內閣”不罷休。惶惶不可終日的平民派除了跳樓，就只敢消極怠工（“不作為”），坐視中國經濟墜入L型“新常態”，卻至今無人敢於直接挑戰太子黨“血統論”的合法性。

三

習氏太子黨小集團對中國國家政權那種“非我莫屬”“捨我其誰”的霸道獨占，完全建立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土匪強盜邏輯上。老土匪殺人越貨搶奪得來，死了以後傳給親生子女或入宅女婿們，在合法性上並沒有任何進步，說明的不是太子黨的清廉，而是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血腥與野蠻 ——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口“共產黨的鍋”，十幾億國民都淪為“吃共產黨的飯”的叫花子，而且今天就在共產黨內部，也只有這一個太子黨小集團才是真主子。

這種基於血緣血統的權力繼承制度，比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的專制王朝制度更為落後反動，因為它在今日現代世界再也不能得到所謂“歷史局限性“的辯護。

太子黨紅二代政權之落後反動，更甚於他們父輩的紅一代政權。因為它在今天再也不能求助於諸如信息閉塞，認識局限，操作失誤、理想主義狂熱等等藉口，只剩下天良喪盡之人的冷血算計。他們對這一主義的荒誕與訛謬，這一政治實踐的失敗與破產，以及這一政黨政權的黑暗與殘暴，內幕和細節知道得最多最清楚，看得最透，也最不抱任何幻想。死撐已死的共產主義，意在延續現政權的合法性，使他們自己僅憑血緣即可永續執政，所以才有口口聲聲的自稱“執政黨”。執政的目的，卻早已不再是共產，而是權力入股，把那“最先進的生產力”給代表過來。至於是通過本人還是配偶，子女還是女婿，姐姐還是姐夫，從國企國資委繞一下還是乾脆一步到位直接“流失”給自己，並無實質區別。這個信仰完全破滅而名義依舊的殭屍政權， 其政治上的虛偽無恥早已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專制王朝，而今日中國進入一個誠信塌陷無物不假（包括老人當街跌倒）的社會，是這一政權統治帶來的必然結果。

沒有什麼比那套“三個自信”的咒語讓習政權的“殭屍”本質更為一覽無遺。每次看到“三個自信”，有幾個中國人能不當即聯想到成語裡的“此地無銀三百兩”和“不打自招”而忍俊不禁？殭屍的定義，就是靈魂已死，再無 真正的道路理論制度信仰可言。作為一個soulless 的存在物，殭屍唯一的行為模式就是害人，見人就咬就殺就吃，把他們一個個都變成像自己一樣的殭屍，沒其他道理可講。作為一個殭屍政權，其本質就是對一切有關人的權利、人的尊嚴和人性美好的價值的根本無法理解和相容，有的只是無視蔑視敵視仇視，非把它們全部摧毀才行。你只想在現行憲法的框架裡面維護自己的人權，它也一定要抓你關你；你還沒張口說話，它先有了長長的單子“七不講”；你正部級“我黨”自家人以為比十七歲的蔣捷連們高貴，離休後自宮自創“八不碰十八不摸”，它最後還是忍不住要摸到你九十多歲的身上。殭屍政權對正常人現代人的存在方式有的只是零容忍，把每一個人都變成無理智無感情無道德無靈魂的殭屍，才是其內政的最後目標與歸宿。

即使僅以它對待自己國人的方式，一個被殭屍政權主宰的國家，在現代世界上也只能令其他國家日益感到厭惡、害怕和憎恨。而中共的外交政策在本質上就是其國內政策的延伸。在它眼裡，除了朝鮮敘利亞之類以外，其他個個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敵國，其中最可恨的又是美國。不管美國在歷史上一次次救過中國人（四十年代從日本占領鐵蹄下，六十年代末從蘇聯的核手術刀下），可恨的是它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與中共非人化反人類的國內政治根本對立，而它一手主導的二戰以來國際秩序又束縛了中共的手腳，使之不能像殘虐國人一般在世界上橫行霸道。最近的例子就是南海爭議。強橫到了有我沒你的聲索， 愚痴到了腦死亡一般的決策，狂暴到了拆遷大隊一樣的行為，把國際社會就像國內屁民一樣對待，導致了南海仲裁案的滿盤皆輸，而整個世界看到的，卻是中共官方機構和要員口吐白沫的一連串“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一張廢紙”——再典型不過的殭屍行為， 活生生一幅“殭屍過街”圖。

四

論者常謂黑格爾和馬克思曾言歷史上重大事件多出現兩次，第一次以悲劇方式而第二次卻以喜劇方式。引者雖眾，但對其中義理，則多未加深究。其實以黑格爾的基本哲學體系來理解，第一次發生之歷史事件是悲劇（或正劇），乃是基於其在當時具體歷史條件下尚有的某種合理性與必然性；隨着歷史的發展與變化，這一曾經有過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完全喪失以後，同一事件的第二次發生就不能不淪為荒誕可笑的喜劇（或鬧劇）。主義徹底破產之後的沉舟病樹，卻寧死“不走邪路”拒斥革新，從此就面對着根本的政治合法性和誠實性上的挑戰。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就描繪過這樣一種基本政治生存困境：

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這難道不就是今日中國嗎？這樣一個社會制度，難道不就是馬克思本人當年所謂“這種制度的精神已經被駁倒。這種制度本身並不是值得重視的對象，它是一種按照應當受到蔑視的程度而受到蔑視的存在物”嗎？[ii]  覺得孔夫子和馬克思稍微太抽象了一點？今天中國的國民消遣（national pastime）——互聯網上那雨後春筍般鋪天蓋地而來的“幽默段子”，就是絕妙的注釋。

但我們還應看到一個“精神已經被駁倒”的制度在喜劇（或鬧劇）之外的另一種存在方式——恐怖劇。

一個在理念與道義上完全喪失了存在理由的殭屍政權，以自身的苟活為唯一存在理由。因其

原罪之深加新罪之重，而更為喪心病狂窮凶極惡。無論內政外交，都變得日益不可理喻，不可預測，無底線無羞恥，社會全面“魚爛”，無辜者變成受害者，而受害者就象剛被殭屍咬死的人那樣，轉身就變成了一個新的施害者，人人騙人人，人人害人人，人人恨人人，人人怕人人——這就是典型的“殭屍末日”（zombie apocalypse）的圖景。在這時，恐懼壓倒一切，求生乃唯一目的，法律與道德一概是匪夷所思，公平與正義只覺得虛偽荒誕，同情與謙讓只能是痴人說夢 …… 這樣的全面“社會潰敗”，就是一個靈魂已死的殭屍政權正在一步步把國家引入殭屍末日。

在電影電視裡，善良的人們最後總是戰勝殭屍而在一個破壞殆盡的廢墟社會裡再次生存下來。不應忘記的是，比起現實世界來，倒是電影和電視反而常常被證明是太簡單也太樂觀了。

9/26/2016

薄熙來問鼎最高權力而與習勢成水火，縱使清廉如水也難逃秦城之劫。

[ii] 見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