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墨邊境築牆的倫理辯護 萬維讀者網（Creaders.Net）讀者施衛江來稿： 1月28日美國各媒體披露，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做出決定，要在美國—墨西哥邊境建造隔離牆，以兌現他在競選總統時候的諾言，此舉激起了世界上許多人士的大為不滿。德國柏林市長米勒先生向特朗普勸告，“不要重走隔離的道路”。以從前的柏林牆為例，米勒警告說，特朗普的計劃會造成“奴役和痛苦”，並將“摧毀數以百萬計的人的日常生活”云云。
隔離牆是一種人造的建築設施，世界各地到處都有，其目的是明確地隔離開人類之間不同素質的群體、不同利益的成員、不同性質的社會、不同政體的國家、不同種質的民族、不同風俗的地域，使之分門別類地予以管轄和治理，以彰顯其有效性和針對性。 建造隔離牆，原本就是善意的常識思路和最基本的人心設想，當然是毫無新意可言。美墨邊境的隔離牆原來就有，只是不夠全面、完善和牢固。其實很早以前世界上就存在着許多國界隔離牆，隔開國與國之間的疆域領土，此外，還有許多的國界邊境線儘量利用上天然的隔離帶——河道、海峽和山脈。對此，人們普遍認為是必須的和正當的，就如家家戶戶都要建造起牆壁一樣，就如公共廁所須要分割開“男”和“女”一樣，就如酷熱天氣人人都得穿上起碼的衣褲來遮擋隱私一樣，就如私人信函郵寄必須套上信封一樣，就如國與國之間通道上必須設立海關一樣，就如人們行走在大街上提着拎包須拉上拉鏈一樣，就如法律須要確立群己權界一樣，就如在西方的同一條街上出現兩支政見對立的隊伍同時遊行示威因而警察必須站立在這兩支隊伍的中間使之分開兩者一樣···要義無不圍繞二個字：分隔！ 如今，特朗普想要在美—墨邊境帶重新建造隔離牆，只是這垛圍牆非同一般，而是特別高大，其起因在於這裡是世界上最為猖獗的陸地偷渡帶，為此必須要搞明白偷渡的性質：非法！對於非法的斷然否定就是合法。由質定量，這垛邊境隔離牆就如同監獄的牆壁——必須高大！唯有高大才能遏制住不法之徒、亡命之徒的非分之念——然而這個合法的思路怎麼會激起當今世界上的許多政客、政治學者、道學家，知識大眾，烏合之眾那麼強烈的憤憤不平和惱怒不堪的呢？ 依其思路，反對隔離牆的思路就是反對隔離，就是想合群抱團，用中國曾經流行過的極左話語來說，叫“打成一片”，“相結合”，“劃等號”，“搞三同”。據此，我沉思起來，我研習亞里士多德的“實體建構”學說，分析得出生命進化的本質：分離，乃生命進化之道！
（一）分離是生命進化的形式因 縱觀生命進化，整體上就是呈現分叉形態的繁衍過程。生物在整個進化過程中不斷地出現分叉，就像扇形或傘狀的樹木一樣，衍生出許許多多的分枝，這些分枝成熟粗壯之後又分叉新的小分枝···。動植物分類學上的“界、門、綱、目、科、屬、種”就是按照生命進化而產生出分叉的原理建立起來的。分叉的要點是分離！ 中國的老子最早悟道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亦即“道”之為道也，乃分矣離矣。 人與人之間保持適度的分離也是生活的基本之道。叔本華以“刺蝟之喻”悟出人生真諦：冬天裡刺蝟需要相互取暖而趨近，但也必須相互之間保持適當的間距和留有空隙，不然會相互刺傷，人亦如斯夫。 人的生存總是離不開審美實踐。美學家布洛提出“審美心理距離說”，認為只有當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保持一種恰當的“心理距離”，審美對象之於審美者才是美的。距離說包括兩個方面：從審美主體說，審美要充分擺脫現實的功利目的，即與現實功利目的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採取純粹觀賞的態度；從審美對象說，要充分割斷和其他事物的聯繫，使其成為相對孤立的、與它物隔離的觀賞形象。 我們不妨再推理，人類社會是一個交互主體性的結構場，在場中人與人之間都必須保持着距離感，如此才能夠獲得審美的價值，人們的生活也顯得較有意義。保持距離也就是適度分離的意思。 假如說“隔離”尚是一種靜態的各方的對持，那麼“否定”則是動態的姿勢：新的一方對於老的一方的克服、超越和轉化。“否定性”原理似乎在一般意義上更顯示了西方人的現代性色彩。 在德國古典哲學裡，“揚棄”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是指新事物對舊事物的既拋棄又保留、既克服又繼承的關係，在此，呈現為“新舊”二元性。在黑格爾之前，哲學家們強調前者的拋棄，否定，而經黑格爾的發展，揚棄進一步得到了演繹，強調了繼承的關係，但因由於黑格爾的腦後“拖着一條庸人的辮子”，黑格爾的哲學總是有尋求“合題”嗜好，其終局歸為“一元”，即對“同一性”的高度渴求。 到了二十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得到了揚棄。舍勒爾從現象學出發，歸納出人的至高本性：對於周遭環境吐出一個強烈的“否”字，“否”就表明了人對於生存的現實性斷然相分離的傾向。 阿多爾諾則進一步批判黑格爾思想，認為辯證法的精神就是絕對的否定，對於“同一性”的瓦解。“非同一性”是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的核心概念。“辯證法傾向於不同一的東西”，“非同一性”的實質就是分離而轉化。 韋伯的政治倫理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分殊化”的進程，現代經濟的持續發展必然促成社會的高度“分殊化”，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分散開來，呈現離心力的傾向。 現代政治學、倫理學、法學、歷史學、人類學、文藝批評等多種人文學科里，普遍對於前現代的宏大敘事進行解構、降價、脫魅、剝離。個性化，分殊化是現代性的顯著特徵，而宏大敘事的本質是“同一性”原理。
（二）分離是生命進化的質料因
生命要進化，人類要發展，必然要使得“變異”成為有歷史積澱的存在物。
進化是物種的選擇，選擇須有客體的質料有差異性存在，有差異才有比較，才有選擇。差異性意味着被選擇物呈現分離的狀態。當物種的變異成為既成事實之時，變異了的主體便自覺鋪設了進化道路上的一個個台階和基石，成為了有差異性的客體，以提供給後代有多樣性和差異性來作選擇。 海克爾的生物遺傳定律：“個體發育重現系統發育”，表明了進化以添加方式進行，從而經歷長期的線性發展後終於獲得了新的性狀。於是，每個有機體自身就攜帶着種系的整個變異歷史，儲存在自身的遺傳基因上，編碼成有關變異的行為程序。儘管後代的學者認為，海克爾的定律較為粗糙，但大體上還是成立的。拉馬克的“習得性遺傳”原理，榮格的“集體無意識”以及“自性”、“陰影”等學說和概念都在佐證“個體發育重現系統發育”。 生物學的知識告訴人們，生命欲在自然選擇—適應性上欲獲得進化，須同時滿足四項條件：1）生殖成功的差異；2）某性狀上的差異；3）生殖成功與某性狀的非零相關；4）性狀的遺傳性。總之，差異性的存在是生物選擇進化的必要條件。 對於生物進化來說，變異，既是動詞又是名詞，其轉換機制猶如亞里士多德的實體建構學說，即為“形式”和“質料”的兩個“主因”，兩者可以互為轉化、互為前提，共同推進事物的發展。 縱觀歐洲的國界和疆域變遷史，就是這樣。在早期，由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等巨無霸一統天下，之後漸漸分崩離析，扯散成零碎狀，譬如，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兩個。當西羅馬帝國開始瓦解時，日耳曼族法蘭克人乘機擴展地盤，擊潰西羅馬在高盧的殘餘勢力，建立墨洛溫王朝及繼承的查理曼帝國。之後帝國又分裂成三塊：西法蘭克王國、中法蘭克王國和東法蘭克王國。 當然，歷史是曲折前進的，正如形式和質料之間時常相互轉換，在往復輪迴中，在一度小國林立的大陸上又建立起幾個較大的帝國：俄羅斯帝國，奧特曼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一戰後四大帝國紛紛瓦解。在瓦解的碎片上，德意志第三帝國一度強盛起來，它吞併掉了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再妄想通過戰爭來建立起稱霸全世界的“日耳曼尼亞”，可是倒行逆施激起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迎頭痛擊。同時代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也強盛起來，大肆進行武力擴張，二戰後充分收拾了法西斯敗退後留下的地盤，建立起華沙條約組織和經濟互助會，妄想通過冷戰來操控全世界，可是開歷史倒車畢竟不會長久。二戰前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大英帝國，其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戰後分崩離析。 俱往矣，曾經的“大一統”如過眼煙雲，褪盡鉛華，唯有持久不斷的分離、變異而產生出個性化的事物才真實的，永恆的。
（三）分離是生命進化的動力因 現代物理學的分支耗散結構理論指出，進化是一種不可逆之流，在時間尺度上是不可逆的過程。換言之，凡是生命的過程分布在時間坐標上的都是呈非對稱性，更為準確地說，是一系列的對稱性破缺。產生進化過程的前提條件是系統是開放性的，從而持續減熵。如此說來，必須使系統起碼有“二元”以上的存在。為此目的，其途徑是要對於“一元”的保守體系進行分隔、剝離開來，使得系統之中的元素相分離，不一致，不均勻，就表明了體系的“減熵” 趨勢及“低熵”的態勢，使系統從平衡態偏離至非平衡態，乃至於遠離平衡態，於是體系內差異性就顯著增加，引起巨漲落，系統才會朝着有序化方面進展演化。對於生命系統來說，促使生命從低級走向高級打開了通道，亦即進化的本質所在。 反映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個性化”、“多元化”是現代西方社會的普世化價值目標，其內在的邏輯就是要瓦解統一、同一、一致、劃一的態勢。 以歷史的視角來論證。早在紀元前的軸心時代，崛起了多個強盛的文明源頭，而古希臘則是其中強中之強。黑格爾論道“希臘人中最偉大的便是那些個體性：藝術上，詩歌上，科學上，義氣上，道德上的那些傑出人物。”（《哲學史講演錄》）這裡就有地理上的因素：希臘地域的地貌特徵是多丘陵，人員物資交往方便，而眾多的小山丘則可以用來作為軍事防禦的壁壘，有效地阻擋外來入侵者，從而使得古希臘的地域上能夠確立起眾多的城邦國家並且安定而繁榮起來。 近代史上，大英帝國率先成為世界第一個工業化國家，這在歷史學家湯比因看來，顯然是有着英吉利海峽，這條天然隔離帶的作用。 同樣的因素促成日本成為亞洲第一。日本離亞洲大陸並不遙遠，跨海往來還算方便，然而有着對馬海峽的天然隔離帶，有效地阻擋了來自大陸的各路軍事入侵，況且日本純粹是個島嶼眾多的島國，在冷兵器時代容易形成諸侯割據的政治格局，利於促進國家內部各地域之間有益的互相競爭。 更重要的是，日本國率先亞洲各國壯大成為世界列強，明治維新時代日本提出“脫亞入歐”，也就是與亞洲傳統的政治文化相隔離。二戰後亞洲“四小龍”紛紛騰飛崛起，也都有着日本同樣的歷程和因素。香港、澳門、台灣，因為與祖國的母體有充分分隔。新加坡也是與母體馬來亞聯邦隔離開來而單獨發展。韓國與朝鮮之間的社會發展水平差距甚大，因為在半島中央有一條“三八線”非軍事區，號稱世界上最為堅固的隔離帶。在西亞，以色列之所以遠遠比周邊的穆斯林世界發達得多，在她的國界線上有條非常堅固的隔離帶也是重要因素。在塞浦路斯島上，因為有了一條隔離帶，從而使得希臘族和土耳其族兩大敵對民族各行其事而相安無事。 再看失敗的例子，在南亞的克什米爾，由於各個對立的宗教派別之間的控制線和邊界線不甚明確，所以軍事衝突頻頻。曾經是南半球最發達的國家南非：自從政治改革之後該國大幅度地衰落了墮落了，因為“隔離帶”被全部撤除。在上海，這座曾經的“東方巴黎”，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繁華的“十里洋場”被誇為遠東一顆最為耀眼的明珠，但是後來漸漸被打回了原形，因為“混雜進了太多的農民元素”（李歐梵語）——在“農村包圍城市”的長期中侵蝕中，泯然眾人矣！ 科學史上有著名的“分界”問題而樹立里程碑。“分界”之後的現代科學得以高歌猛進地發展。近現代科學需要從與巫術，占星術，信仰，形而上學等渾然一體之中剝離出來，要讓科學從神學的婢女位置上解放出來，確立起單門獨立的地位，如此才使得科學家們以精確的界限和嚴密的方法來處置可觀實在世界的萬物。 就科學分界史來說，絕大多數的學者持實證主義的觀點，認為證實主義是一種通過“確定性”方法來分明，命題在確定性的與非確定性的兩者之間差別何在，然而卡爾·波普爾卻另闢捷徑，推出了“否證主義”，從而超越了實證主義，其精髓在於：“否證法”是一種更為精緻而徹底的“分離”法則。
（四）分離是生命進化的目的因 人，作為生命的最高形式，人的身上濃縮了生命進化的整個歷程，由海克爾的“胚胎重演率”可確證。然而，人畢竟成為了至高無上的形式，其實質也就是與其他一切形式的生命大大地相分離！ 康德雲，人自身就成目的，所以，作為大寫的“人”，人自身就應該也必然成為自身的目的，這樣的人，應該是個體自主的，不必（強的）依附於他人，而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同時，又因人是社會之人，生存與社會性之中，必然要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社會關係，成為關係網絡中的一員。於是形成了個體與他人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張力的存在必須有起碼的二元體制，二元體制存在的前提是，起碼有相互分隔開的二個元素的存在。在現代性意義上，人，儘管以社群團體為單位的“類”存在，然則維繫社群整體利益的神聖大義漸漸降解、解構、脫魅——這些都是分離的別名，也必然以個體自主性為首要道義而生存，儘管並非完全獨立。 現代社會生物學的研究也表明：人的生存狀況在“群體——個體”程度表上，是遠離合群性的蜂蟻一端，而接近於個體性的獅虎一端。 個體性法則必然推出：人與人之間，社群與社群之間以必要的分隔為重要性原則，分隔是與人類的進步同步並進的。 質言之，分離，在耗散結構——自組織理論中，是“分叉”的現象——為演化的必然趨勢和最終歸宿。 反映在基督教神學上，信仰之人是無限奔向上帝的動姿，如此，則意味着神聖無限超越於塵世，在人的內在屬性中，神性對於肉身的超越。超越，乃高級層次的自我分離過程，使得精神的自我從低級的狀態躍升至高級的狀態。
（五）合一是生命保守的情狀 人與人之間的個性氣質秉性普遍存在着差異性，人際相遇因差異性常會有“氣味不相投”現象。同樣，每個民族也都有特定的精神個性、氣質和秉性，民族與民族之間，國族與國族之間，東、西方文明之間，政治上的左傾與右傾之間，不同的宗教派別之間，個性氣質秉性各不相同，差異大的族類相遇一塊無不會出現“不相投”現象。故而，“不相投者”之間聚集一起焉能“相合”？中國古人云：“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道理就在此。 現代社會裡，人們的利益普遍大大分化，分層為各個階級，族裔，宗教和文化習俗的類別，利益大大分化了、類別顯著的人們之間怎麼可能湊合在一起生活，凝聚成一個和諧的“多元化大家庭”？ 且看今天，特朗普想要構建邊境隔離牆，就是希冀明確隔開美國與墨西哥兩個大國——在語言、文化、習俗、宗教、人種、氣質、經濟、政治等諸多方面都是存在着較大差異的兩個國族類別，這原本就是常識性的思維，怎麼會激起世界上那麼大的反感的呢？ 在遠東的大地上，“中央之國”自古以來流傳着“天人合一”說，這被現代學界認為是巫術的思維，早熟的文化，蒙昧的心態，混沌的心智，和稀泥的作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意識形態。然而令世人困惑不已的是，當今西方的意識形態領域也流行起“合一”的風貌及其精神迴蕩。 中國人的情愫中，向來有着大一統的迷思。其要旨是建立國家在政治上的整齊劃一，欲包羅萬象地涵蓋社會各個方面，在經濟、文化和思想上層層對上負責的高度集權的制度。若將“大一統”理想的社會政治學的內在邏輯轉化而抽象成數理語言，即為“一致性”再加上“完備性”的原理。 具有同樣邏輯內涵的是，在19—20世紀轉折點時期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推出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他希冀用包羅萬象地統攝宇宙一切邏輯的方式來構建所有的數學原理使之形式化，希冀成為理性主義的典型樣板。可是若干年後，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打破了這種迷思，該定理證明為：“完備性”不能夠與“一致性”一起同時確證同一個體系之中的邏輯事物。 “大一統”是專制獨裁的形式，怎可為現代社會接受？希爾伯特的計劃是人類理性主義的一種表達，是出於對真善美終極追求的願望，我以為，不妨將其投放在信仰領域，而不應在“實在”領域裡有作為。因為始終存在着“不完備性”，而人的本性又得追求“完備”（即完美），於是，人必定就要超越自我，換言之，就是“溢出自我”，因為只要在自我的同一性之內，就是“相容性”，既然不能夠與“完備性”並存的話。 “溢出自我”意味着自我否定，自我超越 ，自我革新，自我創造，這些都具有分離、偏離的蘊含，都是對於同一性、對稱性、穩定性、封閉性的瓦解。正如薩特的“存在論”所云：人的思想總是超越自身、超越一切，也就是人的存在永遠是自我超越性。因此，人無法占有自己的存在，人的存在永遠在自身之外。質言之，就是那句名言：“存在先於本質”。 且看當今西方流行的“多元主義”價值觀，粗看似乎是展示多元態的分化。然而另類的“政治正確”觀點又被看做是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約定俗成。“政治正確”卻不容挑戰，不容爭辯，於是成為了暴民政治的“民主”形式。由“政治正確”與“多元主義”互為混雜的普世主義並非是分離傾向的深化展開，而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也就是以內核“合一”為宗旨的價值觀，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合一”的泛濫也可以看成為二戰後猶太文化高漲的情狀。 猶太人價值觀的勃起是與上個世紀中葉法西斯的滅亡相關。作為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反動，苦大仇深的猶太人價值觀大行其道，成為戰後“矯枉過正”的態勢。 猶太人的價值觀可以在歐洲資產階級崛起時代的斯賓諾莎哲學中看出端倪。斯賓諾莎提出著名命題：“實體是自因”，其陳述為“一個實體不能是另一個實體的原因，或者一個實體不能為另一個實體所產生。”得出了實在的最終本性就是單一的實體的結論。在斯賓諾莎的理論體系裡，神等同於自然，二者合二為一，即一元論。他一方面要擺脫笛卡爾的身心二元的分裂狀態，進而還想表達沒有東西是超自然的，以擺脫猶太教神學的人格之神干預世俗的威力。對於斯賓諾莎的實體哲學，黑格爾作了批評，“在斯賓諾莎主義里並沒有主體性、個體性、個性的原則” 黑格爾甚至道出了斯賓諾莎實體哲學的情愫之由，他身上流淌着的是猶太人的血液——東方人的價值取向。 月前，以“政治正確”掛帥的柏林市長米勒拿以前的柏林牆來比喻將要建造的美墨邊境牆，則顯得太牽強。柏林牆有“鐵幕”之稱，它成為冷戰中雙方嚴峻對峙的象徵物，它所起到的作用不僅是分隔東西方人民的肉身軀體，而且更是分隔開兩邊人民所需要的思想交流和相互學習，從而鎖閉住東歐國家人民的思想自由。而美墨邊境牆只是用來阻擋非法入侵者，入侵者的目的主要是想過上物質富裕的好日子，要麼想到美國來從事犯罪勾當。而美國與墨西哥雙邊人員的一切正常合法的交往完全是敞開着的。 若說起柏林牆的悲哀，是因為它分隔開一個原本就是統一的國家、同一個民族，同一種文化。若說起柏林牆的悲劇，是因在這垛牆上倒下的逃亡者甚多，但這不是這垛牆本身的罪過，而是不合法的社會制度和不合理的意識形態。在此必須搞清楚到底誰是罪過的責任擔當者。好比納粹德國在二戰中製造出最優秀的坦克：豹式坦克，它的誕生使得反法西斯盟軍將士在戰場上大批地被其擊倒而傷亡，但這不應是坦克車的罪過，而是應是罪惡的法西斯制度和狂熱的法西斯分子。正因為不是坦克車的罪過，所以當聯邦德國成立之後，西德的坦克專家繼承了豹式坦克的優秀品質，在原有基礎上開發出新一代的豹式二型坦克，由此成為了戰後西方世界最為暢銷的坦克車。 今天世界上竟然有許多假道學議論紛紛：為什麼不張開雙臂迎接偷渡客進入美國？對此我禁不住要反問：為什麼世界各國都設有移民局呢？為什麼要有簽證的關卡管住外國入境者呢？為什麼各國要頒發公民護照本呢？為什麼不乾脆成立一個世界聯合政府，或把聯合國的職能無限擴大，以取代各國的政府，豈不更省錢省力省事省心了嗎？更符合了“世界主義”的光輝形象嗎？ 今天西方的假道學正如尼采論述的：奴隸的品格就是沒有獨立性，而在於依附性。尼采還論道：“高貴的人在於他總是追求自我的實現，他沒有時間去內疚和怨恨。而低賤的人卻總是阻礙他人去實現自我，總是沉溺在內疚和怨恨的陰影裡面。奴隸說：你錯，所以我對。主人說：我對，所以你錯。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習慣埋怨和指責他人的人，都是奴隸，低賤的人。” 假道學的低賤性可見一斑。 施衛江 寫於美國紐約 2017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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