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死亡的临近，并不胆怯，坦率地安排了所有的后事，立下了笔写的遗嘱，也留下了口头的遗嘱。我能记住的，父亲在电话上留给我的遗嘱就是：“我死后，你们不要太悲伤”。 父亲是医生，对自己的身体状态了如指掌，也让家人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一天，我们平静地送走了他。

  最后一次与仍在家里的父亲通电话时，他高兴得告诉我：“我不需要拐杖了，可以自己到楼下花园去散步了”。父喜我也喜。然而一星期后，当我再见他时，躺在病床上的他已不能说话。我们之间的对话靠点头，摇头进行。我拉住父亲的手，紧握他的手，没想到他也开始紧握我的手，我用劲，他也用更大的劲，直到把我的手握得好痛，才放开。我奇怪他怎么还会有那么大的劲。

  多年来，每次回国，我已经习惯在机场熙熙攘攘的接机人群中寻找由弟弟陪伴着的坚持要来机场的父亲，很容易发现他，因为他那笔直清瘦的身体总是站在我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我们见面一阵激动后，然后回家去见在厨房里忙着母亲，当然又是一阵激动。临走的时候，虽然彼此依依不舍，但是下次重逢的希望冲淡了别离的惆怅。然而，那一次和父亲的重逢终于成了最后的重逢。

  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因为他整天在外面忙于工作。母亲常常喜欢讲一些我们小时候的故事，也会讲到父亲怎样的不会照看小孩。母亲说，我一，二岁的时候，得肺炎住院，她需要照顾比我小一岁多的弟弟，父亲陪伴我住院，因为输液很多，我尿湿了裤子，父亲洗完后，担心晾在绳子上干不了，在那个恶劣条件下的南方的冬天，把我的裤子放在他的身上，用他的体温烤干了我的裤子。我三，四岁的时候，家里用的煤炭要自己用小车推回家，一天，父亲推着装满煤炭的小车，下坡时，因为车重惯性大，控制不住速度，小车碰倒了站在前面的我，并从我的腿上辗过，吓坏了父亲和周围的人，不过我的骨头居然没断。这些事情从母亲的嘴里说出来，成了父亲的一大笑话。

  记事后，觉得父亲与“请客送礼，吹牛拍马，拉关系，走后门，玩弄权术”的世俗格格不入，父亲为人正直，脚踏实地，心胸坦荡。母亲常常说父亲“根本就不会拉关系，不懂人情事故”，父亲对母亲的话嗤之以鼻。那时候我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父亲是个小芝麻官，因此总有人送点什么东西，父亲对别人送来的礼物一律拒绝。事实上，在那物资贫乏的年代，谁能有多少钱送什么贵重的礼物？家里人生病，已经要花很多钱，挤点钱送礼，为了求医生治好家人的病。有一次，有人送到家里两瓶水果罐头，看着瓶子里大大的白白的晶莹剔透的苹果鸭梨，想着吃在嘴里那个香甜，我高兴极了，心想两瓶小小的罐头，不算什么送礼，总会被父亲留下吧，然而还是被父亲送回去了，父亲留下的话是：看病做手术，有礼没礼都要竭尽全力。几十年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两瓶没有吃到嘴里的水果罐头。父亲的为人在我身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如今我敬佩父亲的正直坦荡，我为他的“两袖清风”自豪。

  恢复高考后，父亲非常兴奋，为我树立了明确的学习目标，我的那些同学玩伴们也要经常在家学习了，父亲不断地督促学习，以致于我开始有点怨恨父亲了。然而父亲对我的坚持与宽容让我进入了一个宽广的天地。大学毕业后，我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从小跟着父母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我渴望那种迁移变换充满新鲜感的生活。北上的火车载着我缓缓开动了，当我高兴地向父亲挥手告别时，我惊讶地看到父亲流泪了，他背过身去，很快地用手帕擦去眼泪，再转过身来，向我挥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那时候，我有许多梦，父亲的流泪，我记住了，但从未去深思，就让它淡淡的过去了。如今才体会到父爱深沉，藏而不露。

  谁知道，从此我却越走越远，和父母的相聚也变得屈指可数。父亲性情乐观开朗，对我不能经常回去看望他们，不仅不埋怨，反而安慰我：我们身体都挺好，能照顾自己，你不用经常回来。父亲记得住我的同学，朋友的名字，也十分关注他们，每次我回去从父亲那里就能知道他们的近况。

  父亲来过温哥华，喜欢温哥华的山水，喜欢温哥华宜人的气候，我也想让父母留在我身边，因为我想照顾老年的他们以报答养育之恩，然而父亲婉言地谢绝了。

  认识父亲的人都说父亲显得年轻，童心未泯。88岁那年，还和外孙较量乒乓球，对弈象棋。我以为父亲真的还不老，还能再多陪我几年。父亲走的时候，89岁。

  在父亲留下的一个盒子里，我发现了我写给父母的全部信件，按照时间顺序放得整整齐齐，父亲保存了我给他们的全部信件！读着自己多年前写的家信，许多忘却的往事从又浮现在眼前，父亲让我重温了我那青涩的年代。而我，却没有保留一封他写给我的信件。我欠父亲的太多。

  临行前，我将父亲的日记，照片，一些证书及徽章装进我的旅行箱。告别了母亲，带着这沉沉的旅行箱回到温哥华。